质量评估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质量评估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在于质量保障体系完善。高校开展质量评估，创新管理模式，实施目标管理等措施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有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关键词：教育质量教学评估质量保障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要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就要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第一篇：质量评估论文范文

应用型本科教育质量标准与质量评估体系

一、应用型本科的教育质量价值取向:学术性与职业性并重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作为客体的高等教育满足主体(包括人本身和社会)需要的性质与程度,体现了高等教育属性与主体需要的关系。高等教育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从价值的角度看,认识论哲学与政治论哲学实际上代表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两种主要价值取向:学术性价值取向与职业性价值取向。纵观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学术性和职业性两种价值取向的出现和演化是随着高等教育职能的变化而发展的。约翰·S·布鲁贝克还认为,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大学“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政治论哲学越来越呈现出压倒认识论哲学之势。

进入21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演变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按照约翰·S·布鲁贝克的观点,这一时期,中国应该呈现出政治论哲学压倒认识论哲学之势,即职业性价值取向成为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价值取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性价值取向被完全抛弃,而是两种价值取向存在于不同的院校当中。潘懋元先生也认为:“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更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和职业性。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既要满足‘尖子生’对学术的追求,也要满足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2]中国的高校,数量众多,目前大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这三大类。这三类高校在教育质量价值取向上应该有所不同,有所侧重。

研究型大学的教育质量价值取向以“学术性”为主。所谓学术取向,“是根据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本身的学术规范和基本价值来建立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特别是一批具有悠久历史和自身传统的学校,在发展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非常强调高等教育自身的规范和学术价值及学校的传统”[3]。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不管市场、商品、利益如何冲击,人们依然坚守学术的圣土,追求纯粹的学术价值,以传授高深学问、培养思想家和科学家、繁荣与发展文化为已任。虽然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但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无论是从生源质量,还是毕业去向来看,研究型大学仍然主要承担精英教育的任务。而精英高等教育的宗旨就是强调严格的精英标准、捍卫学术价值和学术取向。增进人类科学文化知识、进行高深学术传播与研究、培养一流的精英人才仍然是研究型大学的首要任务。研究型大学在教育目标、办学标准、学科评价标准、课程设置、生源选拔方面都主要遵循学术性价值取向,人才培养的质量偏重于理论和学术。

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价值取向以“职业性”为主。所谓职业取向,“是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需要,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根据接受高等教育者的要求来实现高等教育的质量管理”[4]。《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可看出,高职院校具有很强的职业性、行业性,以就业为导向,直接为地方或行业经济发展服务,要适应地方区域经济的行业职业岗位的需要。因此,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完全是由社会、由市场来检验,其质量高低取决于其培养的人才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情况。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的学生,也以就业为主要毕业去向,学习主要是为生活做准备,对学术本身的追求并没有太多兴趣。因此,高职院校在教育目标、办学标准、课程设置、生源选拔等方面都主要遵循职业性价值取向,人才培养的质量偏重于技术应用。

应用型本科院校是介于研究型大学与高职院校之间的一种类型,既要遵循“学术性”价值标准,又要遵循“职业性”价值标准。一方面,进行科学研究、追求学术价值、坚守学术规范、传授高深学问仍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重要职能与目标。另一方面,作为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任务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又必须直接面对社会与市场的挑战,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满足受教育者升学与就业的两种需求。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它的教育质量既要接受学术价值的评判,又要受到社会的评判。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把学术性价值与职业性价值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在教育目标、办学标准、课程设置、生源选拔、学业评价、教师要求等方面,都要同时体现学术价值与职业价值。应用型本科院校所培养的人才只有少部分能够继续深造,绝大多数都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进入社会各行各业从事生产、管理、服务等一线工作。因此,虽然学术性价值与职业性价值同时并存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当中,但职业性价值要更突出一些。

当然,学术性与职业性作为高等教育质量的两种主要价值取向,虽有本质的区别,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只是不同时期或不同大学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和价值取向各有偏重。如蔡元培先生曾提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5]离开学术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会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有悖于高等教育的本质;离开职业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只会坚守自己的传统标准,保守而缺乏生机与活力,会失去公众和社会的支持。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的时期,任何一类大学都要受到市场的冲击,只是冲击的程度不同而已。

二、应用型本科的教育质量标准:基本标准与特色标准统一

教育质量是指“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程度”,“最终体现在培养对象的质量上”。教育质量标准就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学生的质量和教育的效果。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前提是多样化,多样的高等教育应有各自的培养目标和规格,从而也应当有多样化的教育质量标准。”因此,不同类型的高校应有不同的质量标准。教育质量标准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一般的基本质量要求,另一个是具体的人才合格标准。对高等教育来说,前者所指的是一切高等教育都要依据我国教育目的和高等教育一般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结合,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后者所指的是依据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是衡量所培养的人才是否合格的质量规格。[6]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质量标准也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统一标准,即作为本科阶段的高等教育应该达到的基本学术标准,也就是本科不同于专科、硕士等层次教育的标准;二是特色标准,即应用型本科不同于學术型本科的个性化标准。对于统一标准,人们比较容易理解,也比较好把握;但对于特色标准,则比较难体现和把握。应用型本科教育质量标准的两个层面实际上反映了应用型本科教育质量价值取向中“学术性与职业性的融合”。学术性价值取向主要通过基本标准来体现,职业性价值取向主要通过特色标准来体现。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对各个层次的高等教育标准做了比较简单明确的规定。第四条和第五条是任何层次的高等教育都应该达到的标准。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对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标准做了不同的规定。从《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可看出,无论是学术型本科,还是应用型本科,都应该达到本科应具备的基本标准。这个基本标准既包括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也包括学业成就方面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要达到这些基本标准,就必须从办学思想、教育目标、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成就评价、质量管理等方方面面去落实和执行。如果这些方面达不到基本标准,就不能称其为本科教育。这些基本标准由于有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而且已经执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在办学实践中相对比较容易实现。

特色标准是应用型本科不同于学术型本科的标准,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在升格、转型的过程中一味地追求高规格、高标准、综合型、研究型成为基本办学范式,学制、教学、管理、招生等环节上与精英教育趋同。这种办学质量标准的一元化应该引起高等教育界的高度关注。”[7]现在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面临发展中的瓶颈,学生的就业越来越困难,而同时很多企业又招不到合适的人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应用型本科院校仍然按照学术型本科院校的标准来办学,在办学思想、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管理等方面都与学术型本科院校雷同。但由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在生源质量、师资力量、办学条件、科研水平、社会声誉等方面无法与研究型大学竞争,所以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无法竞争。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在达到基本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特色标准,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应用型本科特色标准应该突出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应用型本科人才的优势和特点。

相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应用型本科院校应更加紧密地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或行业发展,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或行业发展提供人才储备、智力支持、技术来源和文化传承。尤其是在一些地市级区域,地方高校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相对于学术型本科人才来说,应用型本科人才具有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强的特点。在知识方面,虽然理论知识弱一些,但专业实践知识要强,现场操作经验丰富;在能力方面,虽然科研能力弱一些,但实践能力、动手能力、适应岗位工作的能力、解决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强;在素质方面,合作意识强、工作踏实、吃苦耐劳。应用型本科院校与应用型本科人才的优势和特点应该通过建立特色标准来得到充分体现。

标准是规范人类实践活动的有效工具,具有共识性、规范性、权威性、分类性等特点。[8]从标准的定义、特点与作用可看出,只有通过规范的程序,以文件的形式,由权威机构发布,并得到大家的共同认可,标准才能发挥导向与监测作用。当前,基本的学术标准已通过《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等文件加以明确规定,对各高等学校的办学定位与发展起着有利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但特色标准却仍然属于理论界研讨的范畴,而办学者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这就难免会使很多地方本科院校在思想上茫然,在行动上出现偏差。因此,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制订应用型本科的特色标准是引导和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健康发展的关键。

三、应用型本科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高等教育评估是高等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或社会对高等学校实施监督和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高等学校实现高等教育自我完善、自我调节、自我改进的有效途径。而在高等教育评估中,评估指标体系作为质量标准的一种重要体现,将直接影响和引导高校的发展。目前,我国评价高校办学质量的评估指标体系主要有两种:针对普通本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本科方案);针对高等职业院校的《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2008]》(以下简称新高职方案)。现有的评估方案考虑到了不同层次高等教育质量要求的不同,但却忽视了同一层次不同类型高校质量标准的多元化。

随着高等教育领域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院校定位于应用型本科教育。这些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办学实践中越来越意识到当前的本科评估方案无法体现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特色,无法展示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优势,甚至阻碍了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发展。这些院校研究者从自身的办学实践出发,开始探讨适应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评估指标体系。当前在这方面研究较系统的有北京联合大学的江小明教授、上海电机学院的杨若凡教授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教务处长娄斌超。而这三所大学正好是目前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典型。但这些指标体系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应用型本科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实现学术价值与职业价值的融合,必须体现基本标准与特色标准的统一。应用型本科评估指标体系与普通本科评估指标体系在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上可以保持一致,以达到本科的基本标准。应用型本科的特色可以通过观测点与等级标准的不同来体现。如普通本科评估指标体系“1.1 学校定位”的主要观测点是“学校的定位与规划”,A级的标准是“定位准确,学校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并有效实施”;应用型本科评估指标体系在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主要观测点都可以不变,但A级的标准改为“定位准确,学校发展规划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并有效实施”,这就突出了应用型本科的特色,体现了差异性。通过这种方法来建构应用型本科评估指标体系,既保证了应用型本科与学术型本科的一致性,又体现了二者的差异性,而且由于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的一致性,更容易理解、区别与操作。

通过这种方式来建构应用型本科评估指标体系有如下特点:第一,在观测点层面增加了“实践教材”和“产学研合作”两个观测点,减掉了“双语教学”,其中“实践教材‘要求’有一定数量的校合作开发教材,实践教材建设较好”;“产学研合作‘要求’产学研合作紧密,效果好”。第二,在具体标准方面,有很大的改变,重点突出了应用特色。如“学校的定位与规划”强调了“学校发展规划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教育思想观念”强调“具有先进的应用教育思想观念”;“教师整体结构状态”强调“具有行业背景的兼职教师占一定比例”;“专任教师”强调“具有行业社会实践经验的教师比例”;“教授、副教授上课情况”强调“近三年均有到企业等单位进行专业实践的经历”;“教学水平”强调“理论联系行业实践紧密”;“专业结构与布局”强调“专业设置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培养方案”强调“有利于学生就业与创业能力的提高”;“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强调“应用特色明显”;“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强调“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实践能力”;“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强调“注重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创造条件使学生较早参加专业实践和创新活动”;“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强调“体现学校的定位和培养目标”;“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强调“学生积极参加科技文化竞赛”;“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强调“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就业情况”强调“学生的创业能力强,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创业成功”。其它的观测点和标准与普通本科基本相同。

潘懋元先生认为:“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生命线。精英高等教育要保证质量,大众化高等教育也要保证质量。但两者由于培养目标与规格不同、社會适应面不同,因而其质量的标准也就不同。既不应以学术型的精英教育质量标准作为大众高等教育的标准,也不应以职业型的大众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和为精英高等教育的标准。目前有人担心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实质上以精英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质量,从而会产生误导,使高等教育大众化陷入误区。”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不仅办学者要探索用不同的质量标准来引导自己的办学实践,教育行政部门更应该制订宏观政策,加以分类指导,正确引导。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

[2][6][9]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J].江苏高教,2000(1).

[3][4]丁雪辰.关于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价值取向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7).

[5]陈小红.学术性和职业性融合——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观[J].复旦教育论坛,2003(4).

[7]纪宝成.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选择[A].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国别报告[C].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2.

[8]陈玉祥.从标准的内涵看我国本科教学质量标准的建立[J].中国高教研究,2007(7).

作者：朱科蓉

第二篇：高校质量评估与质量保障体系建构的思考

摘 要： 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在于质量保障体系完善。高校开展质量评估，创新管理模式，实施目标管理等措施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有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关键词： 教育质量 教学评估 质量保障

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要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就要完善质量保障体系。高校开展质量评估、创新管理模式、实施目标管理等措施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有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下文针对此进行研究。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现状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高校的价值追求发生很大变化。人才培养的工具化、适用化追求成为很多高校的主导性价值;文化职能强调适应社会需求但引领作用不大;教育质量内涵建设注重传统教育质量观而对创新性认识不足;把本科专业教学等同于职业技术培训，片面地以就业率作为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等，都是高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012年教育部发布了“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实施质量工程计划，扎实推进“本科教学工程”建设，切实保障本科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切实提高教学质量，这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需要。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围绕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权力行使展开的，通过对权力的配置和运用、教育资源的整合和调配及相关制度建设，实现一定的质量目标”[1]。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教育质量标准发生变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变化。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既需要拥有全面的专业知识结构，又需要有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及较高的综合素养。在这样的时代诉求下，高等教育质量诉求必须适时调整、改善与创新，做到与时俱进：应始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人才培养要出高质量;应坚持教师的主体地位，保证师资队伍建设与发展保持良性态势;应推动发展高校科研创新能力，做好服务社会的智力支撑;应坚持培育优良校风学风，传承创新优秀文化。这样的教育质量诉求必然要求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更完善与健全。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高等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一)明确的质量意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前提

高校实现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项基本职能，关键在于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质量与服务社会的质量。在高校的不同发展阶段，教育质量保障工作面临不同阶段性任务和特点，必须根据特定阶段现实情况，抓住提升质量的关键环节和问题，这是高校提升质量的策略选择。质量意识是做好质量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有了质量意识，才能形成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自觉。当追求质量的意识内化为高校教师的价值追求和职业理想时，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和切实的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基点和核心是人才培养质量，没有人才培养质量，高等教育质量就无从谈起。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应满足社会需要和学生的自我发展需求。因此，人才培养水平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首要标准，必须努力把学校各项工作最终落实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

(二)完善的质量制度是保障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

实施目标管理，创新管理模式，完善质量制度，是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方法。高校要坚持目标引导，合理构建完善的目标管理体系，引导二级院系开展和落实工作。目标是方向，科学合理的目标对二级院系发展能起到方向引领作用，同时促使学校在发展过程中自我加压，提升质量。其次高校要加强过程管理，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过程管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高校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目标先行，但过程管理弱化，最终导致管理制度无法落到实处。最后，目标管理的最终落脚点在于目标考核的绩效激励。科学合理的奖惩激励制度是目标考核机制实现的关键，使工作实绩与教师的合理利益挂钩。同时建立绩效奖惩机制，有助于调动教职工积极性，改变高校行政机构人浮于事、教师重个人科研业绩而忽视教学工作的现状。

(三)构建科学的学科专业结构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

自我国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毕业生供求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一方面毕业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对人才的需求难以满足。简单地说，就是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学生所学专业知识与日益加速变化的社会需求不一致。高校专业从初期的新专业到特色专业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从师资到科研成果均需长期积淀，仅从适应社会需求的角度建设专业，是不符合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律的。同时，专业建设与发展以学科组织的发展为基础，基于专业结构建立的基层学术组织是导致我国高校专业调整困难的主要原因。学科和专业是高等教育发挥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功能的基本载体，构建合理的学科和专业结构是增强高等教育功能的基本举措，也是高校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校应把学科作为实体性基层学术组织，各学科为本科教学提供各自学术领域的课程;把专业看做课程的组合，以虚拟组织的方式在院系平台上运作。这样的调整使专业设置更科学合理，有利于培养综合性人才。

三、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活动促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

(一)质量评估有利于强化高校质量保障的主体意识

建立质量评估机构，以“评估、认证、审计等多种方式保障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2]，这是完善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高校已进行过多次本科教学评估。1985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评估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一些省市启动高校办学水平、专业、课程的评估试点工作。其中2003年到2008年持续开展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对高校产生广泛的影响。从2003年开始，全面展开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针对不同层次、不同隶属关系等情况分别设置不同标准的评估方案，对多所高校进行评估。2011年《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确定了以学校自我评估为基础，以院校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评估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控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教学评估顶层设计。2013年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表明审核评估指导思想，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突出内涵建设，突出特色发展;强化办学合理定位，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3]。纵观高校开展的多轮评估，尽管侧重点不同，评估主体变化，评估重点不一，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多轮教学评估的根本目标，就是對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实现状况进行评价，推进人才培养多样化，强调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中的主体地位。评估的最终目标是切实推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全面提高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质量评估有利于促进对高校的宏观管理与分类指导

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目标的提出，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都在设计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经过长期规划、重点建设的“985”、“211”高校与普通地方高校之间差异显然是明显的。对于不同类型高校如何定位、如何设计不同发展前景有很大差异。持续开展的质量评估有利于促进对高校的宏观管理与分类指导。每一轮教学评估根据不同要求，对高校的不同层面都产生影响。高校对质量评估政策的不同应对与理解，影响高校的未来发展方向。部属高校与地方普通高校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与发展现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研究型高校目标定位与发展方向差异明显，这些差异性要求教育主管部门把握好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理念。不同时期、不同要求的质量评估工作对教育主管部门开展质量管理与监督等工作有针对性的指导意义。从根本上讲，高校如何科学定位，突出优势与特色，明确发展方向是评估的目标所在。确定一所学校的发展目标，关键是找准自己的位置。高校应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围绕教育整体规划要求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实事求是地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形成自身的发展特色。因此，持续开展的质量评估工作就是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促进高校的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完善各类质量制度建设。

(三)持续开展本科教学评估，评估内容多元化，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需求

对于持续开展的教学评估要有正确的认识。评估办法、评估内容、评估重点发生的变化体现了评估理念的变化，这和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有着密切的关系。本科教学评估的根本目的是监督、保障及评价教学质量，以达到提升教学质量的目的。各个阶段开展的教学评估侧重点不同，与高等教育教学发展实际状况密切相关。本轮教学评估加上“审核式”的关键词，评估重点在过程评估、过程管理，正体现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以“严进宽出”和“宽进严出”这个国内外高校最显象的区别为例，近年来国内高校升学压力让中国许多家庭将孩子送往国外高校，主要原因不外乎国内名校入校难，同时家长与学生对于自身接受教育规划的不明确。国外高校高等教育质量高水平與其宽进严出的制度密切相关，入学时进行学科能力诊断，课程学习严格把关，毕业前最终素质把关等措施使整个人才培养过程都保持高质量标准。由此可见，只有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才能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持续开展的教学评估，其评估主体、评估内容走向多元化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需求。高校自我评估、社会评估、政府绩效评估等多元化评估的开展将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驱动力量。积极推进高校自我评估，变被动的被评估为以自主评估为主体的主动评估;实施目标管理，开展绩效评估，逐步推行淘汰制度等，这些措施对强化高校质量保障主体意识，完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廷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权力逻辑[J].中国高等教育，2014(18)：16.

[2]苏永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价值冲突与整合[J].中国高教研究，2013(11)：19.

[3]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312/t20131212_160919.html.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区域文化与地方高校特色文化建设研究”(2016SJD630188)。

作者：张小芳

第三篇：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建构

〔摘要〕高质量的政府始终是各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评估政府质量一直以来都偏好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且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本研究以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所2009年面向全球58个国家所做的政府质量调查为基础，经SPSS180和AMOS180统计分析获得了评估政府质量的微观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12个可观察指标及“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人文关怀度”等4个因子，它们共同对政府质量构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通过该微观模型的测量发现，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而言，政府质量具有全方位的优势，而这一具有可操作性和比较意义的微观模型同样对中国政府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政府质量评估；仿企业化管理；微观模型

〔

无论是由经济变革向社会变革转型的中国政府，还是全球化、多元化纷争格局中的世界各国政府，他们在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全球化运动方面的特定作用不容忽视，有关对政府质量（Quality of Government）的期许和研究也一直颇受关注。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所言，“如果没有有效的、高质量的政府，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1〕。而何为高质量的政府，即政府质量的评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上世纪90年代，来自哈佛大学的波塔、史莱夫等四位教授在152个国家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曾提出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介入程度、政府部门的效能、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规模的大小以及政治自由等五个因素构成了政府质量的评估指标，并据此指标分析认为较贫穷、接近于赤道、使用法语或运用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或有较高比例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的国家的政府质量较低。〔2〕显然，从宏观视角对各国的政府质量评估建构指标体系，无法回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历史、法律和文化差异，而用一套整齐划一的指标来做各国政府的评估，其效度也受到质疑。

放下国家视野，切入政府运行体系的内部进行微观度量，尽可能消解国家层面的、历史积淀的、种族或宗教等短期不可趋同的因素影响，以期获得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这既可作为各国、各级政府通过改善内部运作模式、快速提升服务质量的共同指针，也为政府质量研究增加新的参照系。事实上，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参见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www.qog.pol.gu.se/.长期跟踪研究世界各国的政府质量，其在2009年针对58个国家参与调查的58个国家分别是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英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528位学者所做的政府质量问卷调查，即针对政府质量的微观研究，摆脱了影响政府质量的宏观因素，包括国家的民主进程、市场化程度及宗教等，立足政府内部运作的制度设计、职员的管理模式以及提供服务中所蕴含的理念等。本文籍此数据库，希望通过SPSS180和AMOS180建构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当然这样的微观模型与以往的政府质量研究需保持某种程度的呼应，既能关照政府质量研究被普遍认同的价值倾向和概念内涵，又能契合现代政府的发展态势，从微观层面寻求政府质量的评估路径，同时也能探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府质量形成的内部差异，并为正在改革途中的中国各级政府提供借鉴路径。

一、政府质量的概念缘起及理论沿革

始于20世纪中后期西方行政改革中的仿企业化浪潮助推了政府质量研究的兴起，学者们最初考虑的是在政府机构中如何施行全面质量管理（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与企业不同的是，对政府而言，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价值就是客户导向，包括更注重顾客反馈、绩效监督、持续改革和公民参与〔3〕，并提出如果能确保这样的核心价值能够实现，那么政府的绩效就会提升〔4〕。与此理论相匹配的一系列概念，政府绩效（Government Performance）、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政府执行力（Government Capability）以及政府质量等陆续成为评估政府行为的重要视角。与政府质量相比，其他概念体系更注重目标导向，也即用以衡量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完成政府职能规范的目标与任务的程度，而忽略其达成目标之前的系列改革举措及评价指标。而关于政府质量的研讨涉及政府的价值倾向，例如在差异化的合法性标准、民主化程度和公平体系之下，如何区分政府质量的高下；同时政府质量也关乎政府的公共管理模式，包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政府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及政府管理创新等；当然，政府质量也直指政府的效率、效益、效果等综合表现。政府质量这一概念对政府服务和管理的全方位审视，也面临全球各国、各级政府差异化背景的挑战，因此对政府质量评估体系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政府的合法性与政府质量的关系。通常在提到政府合法性时，一个合理、稳定的民主机制似乎是关键所在，但最近几年许多西方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政府合法性依赖于政府质量，而不是单纯的选举制度。〔5〕也就是说政府质量并不取决于民主制度，恰恰相反，如果能确保政府质量，政府的合法性就得到了确立和维护。这一论点的延伸解释是，民主之所以没有成为政府质量的决定条件，经济发展是其主因。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科学系的查伦等学者通过125个国家的数据资料分析认为经济发展是政府质量的重要背景，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领导者有较强的动力去提升政府质量，而国家越穷，其领导者对官僚政体的长期改革缺少动力。〔6〕争论的另一焦点是社会资本对政府质量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不同构成形式对政府质量有不同影响，例如社会信任、志愿者行动和参与回应等社会资本有利于政府质量提升，而政府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对政府质量没有根本性影响。〔7〕。中国学者马得勇、王正绪等在分析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提供的69个国家的数据库后认为社会资本要对政府质量产生影响，其前提是制度环境。〔8〕除此以外，西方政府质量的诸多经验研究表明，评估政府质量的指标还包括政府的意识形态以及公民的意识形态〔9〕、再分配机制所导致的收入平等体系〔10〕、贪污腐败和法律角色〔11〕，以及政府质量管理的创新等〔12〕。国内学者相对偏好政府质量的理论研究，例如尤建新、王家合等学者认为建构政府质量管理体系是政府质量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它在目标体系设定、领导机构设立、责任制度建立、文化氛围形成、反馈系统建立等方面都有具体要求，并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13〕；岳猛、顾航宇等学者认为政府质量主要是指政府能力，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制定政策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维持社会发展秩序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14〕。

上述中外学者对政府质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显示，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类的宏观指标卷入对政府质量的评估，即便学者们均赞同政府质量的输出对社会幸福、公共健康和环境可持续等都有巨大作用，但如何评估政府质量基本停留于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亟待更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有比较意义的微观模型。

二、仿企业化管理下的政府质量评估

由宏观转向微观，政府质量的评估意味着去国家化、去体制化、去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异，回归到政府内部那些与政府质量相关的所有环节。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2009年针对全球58个国家所做的政府质量问卷调查，正是引导了这样的微观走向，问卷中用以反映政府质量评估的21个量表题，涉及政府职员招募录用的公平公正程度、政府内部管理的绩效奖惩力度、政府对外合作公关的诚信度、政府职员的服务态度和执行度，以及政府对内对外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度等，这些指标的考量不仅摆脱以往评估政府质量时注重国家或社会创造的制度环境的惯习，转向关注政府那些自身可以践行的、能够改革的、短时间内也可操作的微观指标，而且这些指标还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仿企业化”。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行政改革的仿企业化思路，其主旨是以企业精神改革政府，具体表现在以公众为本、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在具体公共事务执行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追求高效率、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等。〔15〕这些政府管理的仿企业化特征用于政府质量评估，恰好应对政府在对内管理和对外提供服务时可能出现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公众导向不足等现象，为政府质量的提升提供了现实可寻的路径。

以瑞典哥德堡大学2009年所做的全球528位学者的问卷调查数据库为基础，首先对21个微观指标通过SPSS180进行信效度检验后，将相关度偏低、或与整体分析一致性欠佳的指标剔除，例如“政府是否依靠私人关系发放某些企业的经营许可证”、“政府职员行事时是否考虑党的意识形态”、“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与企业是否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按需或者按税收而定”等指标，保留下来进入到微观模型建构并通过检验的12个指标如表1，为便于分析，这12个指标简称为“试才录用”、“应试选拔”、“年功序列”、“永续工作”、“公平执政”、“以劳定薪”、“失职问责”、“高效服务”、“有令必行”、“乐于助人”、“依法办事”、“男女平等”。根据问卷及数据库，这些指标的赋值从“从未有过”的赋值“1”到“经常为之”的赋值“7”，也即选项均为七等分法，并对12个指标中原负向赋值的均通过数值转换成正向赋值。数据分析时先通过SPSS18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858（>05），Bartlett球形检验也以P值小于0001获得通过，最终经正交旋转获得方差贡献率达6203%的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人文关怀度”，因四个因子的相关系数均在075以上，意味着这四个因子仍可提取公因子，故通过AMOS180进行了以二阶因子分析为主导的结构方程，获得如下模型（如图1），该模型由5个潜变量（椭圆形）、12个观察变量（矩形）和16个残差变量（e1至e16）组成，单向箭头上的数字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因其总体模型的卡方值大于005，说明预设模型与原数据库匹配。

（一）微观模型的总体解读

从全球58个国家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来看，12个观察指标中，“试才录用”、“应试选拔”、“公平执政”对第一个因子“公平参与感”作了贡献；“高效服务”、“有令必行”、“依法办事”对第二个因子“高效执行力”作了贡献；“年功序列”、“以劳定薪”、“失职问责”对第三个因子“绩效问责制”作了贡献；“乐于助人”、“男女平等”、“永续工作”对第四个因子“人文关怀度”作了贡献，这四个因子最终共同对“政府质量”作了贡献。在全球58个国家不分发达与不发达，不分是否是市场经济，也不考虑是否是民主体制的前提下，共同推演出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一方面说明政府质量评估更大层面上依赖政府的内部管理方式及文化，或者说政府输出公共服务时与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有多大程度的接轨，而不是由国家视野下的宏观背景差异所决定；另一方面说明模型萃取的四个主要因子“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以及“人文关怀度”对各国、各级政府的质量评估都有一定的共通性，且与最早由美国PZB研究小组提出的“企业服务质量差距模型”（SERVQUAL）〔16〕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模型之后被广泛应用于服务型政府的评估。SERVQUAL模型中著名的五维度“有形性”、“可靠性”、“敏感性”、“可信性”、“移情性”与本次模型中的四因子均有不同程度的对应：1.对“公平参与感”贡献最大的两个观察变量“试才录用”和“公平执政”（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76和034）从职员输入和管理输出两个层面测量公平感，并直接对“政府质量”也有093的回归影响，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在人才的遴选上唯才是用、在参与社会治理时确保公平正义，提升政府对外公平参与形象的同时也提升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2.“高效服务”、“有令必行”、“依法办事”这三个观察变量分别以086、060、064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对第二个因子“高效执行力”构成影响，并进而对政府质量构成相当高的直接影响（099），说明政府如像企业一样确保高效率及执行力，公众不仅会有明显感知，且一旦有问题、有需求要找政府，政府的即时回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有保障，公众会因此对政府增加信赖感，也即“有形性”、“可靠性”与“高效执行力”均有明确对应；3.对“绩效问责制”有直接贡献的三个观察变量“年功序列”、“以劳定薪”、“失职问责”（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38、049、067）最终对“政府质量”也有较强的影响力（089），其中影响最大的观察变量“失职问责”和影响较小的“年功序列”，恰好反应现代企业管理的关键要素在政府管理中的投射及变迁，后者延续大多数国家公务员的终身雇佣惯习，而前者通过有错必究错、失职即问责的方式吸纳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终身雇佣的缺陷，而“以劳定薪”也确保了绩效在政府过程管理中的重要性，因此无论过程还是结果，“绩效问责制”的推行实施都有利于政府质量的“可靠性”、“可信性”评估；4.“人文关怀度”因子在本次模型中不仅对政府质量评估同样有较大的贡献（089），而且与SERVQUAL模型中当初“移情性”的设计理念——“关心、照顾并为它的顾客提供个人化的关注”有相当高的契合度，也符合现代企业管理中“以人为本”的发展趋势。政府管理如何体现人文关怀？模型中的贡献变量“乐于助人”、“男女平等”、“永续工作”，按照其标准化回归系数090、014、003的大小，非常明确地做出了回答，特别是“政府职员在工作中努力帮助当事人”的理念最体现人文关怀，其次是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需进一步强化男性女性的平等地位，而在政府部门永续工作的理念虽已淡化，但仍反映了对政府职员的人文关怀。除了观察变量对各因子的贡献外，模型中16个残差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特别是e13、 e14、e15、e16对四个因子仍有不小的影响力，说明模型仍有纳入更多观察变量的空间。

（二）政府质量微观评估的国家差异

来自58个国家的528位被访者对所在国政府质量评估方面的差异，在总模型上未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但在四个关键性因子的得分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人类发展指数”不低于09的发达国家标准，被调查的58个国家中有27个发达国家和31个还未达到该标准的欠发达国家。笔者利用12个观察变量各自对因子所做的贡献（标准化回归系数）作为权重形成四个因子的得分，并根据综合指数法计算出政府质量的综合得分，进行均值比较分析，表2显示发达国家在“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以及“人文关怀度”四个因子的得分上均超过欠发达国家1个均分以上，超过率依次为232%、183%、250%和235%（详见图2），说明在政府质量的微观评估方面，发达国家占据全方位的优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发达国家实施多年的仿企业化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政府质量之于公众，相当于与企业的品牌、产品之于顾客，如果说顾客消费鉴明了企业品牌和产品质量优劣的话，那么公众评估及赋权也同样反映了政府质量。因此，来自两组不同国家的被访者通过评估所在国的政府质量，也间接回应了欠发达国家如何通过改善政府的“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以及“人文关怀度”等四个方面来提升政府质量，从而在政府微观管理层面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全球政府质量评估模型对中国的借鉴

无论政府是否愿意，全球化语境下的政府都需接受公众的审视和考评，公众在赋权给政府让其施政的同时从未放弃自己参与治理的意念和行动，就像企业投入市场必有竞争者一样，政府行政在走向公共行政的道路上，很难垄断专行，而高质量的政府是唯一能使政府合法性及赋权得以持续的理由。基于公众评估数据而建构的全球政府质量评估模型，从微观视角切入政府管理的细节，理论上支持了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的一个趋同认知，即国家的规模、体制、历史、文化等宏观因素是政府质量的背景而不是决定因素，也即政府在公平、高效、问责、关怀几个关键词上做足文章、肯下功夫，仍然会有好的政府、成功的政府。而在现实中，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政府质量在此微观模型评估下呈现出显性差异，表明国家的宏观环境也许不会直接决定政府质量的优劣，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渗透于政府的内部管理中、内化到政府职员的价值观和行为之中、也融入公众对政府的期待，其间接影响不可忽视。

中国语境下的政府，在经历了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之后，单纯追求GDP的绩效评估方式正在消退，而富含更多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内涵的政府质量评估模式正在呼之欲出。本研究论证的全球政府质量微观评估模型恰逢处于这一转型期的中国各级政府，其借鉴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六大方面：第一，中国自上而下的大政府治理模式正面临来自各方的诸多挑战，如果宏观制度的变革有可能让社会整体陷入未知的风险，那么将重心转向政府微观治理质量的提升，既减少改革成本，也能满足公民更多需求，可谓是政府赢得持续合法性的重要路径之一；第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各级政府正在履行的一些改革举措，包括公平执政、依法办事、失职问责，以及阳光工资等都有利于政府质量的提升，且符合全球政府的评估标准和发展趋势，这也喻示着中国政府愿意从权威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社会化政府转型，并接受公众的质询和监督；第三，在目前社会矛盾相对突出、部分官员贪腐严重的情形下，若仅有满腔热诚的改革意愿，或只有一些浅尝辄止、运动式的表面行为，没有政府质量深刻且全方位的持续提升，仍然无法应对困境，也很难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第四，虽然中国还未真正开启全面的社会治理时代，但公众参与治理的趋势已不可阻挡。一方面，经济收入的提高及房产等私有产权的普及，公众的责权意识随之增强，对政府的期待不断提高的同时，自身参与治理的意愿也不断放大，另一方面，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政府电子政务的推广，政府几乎透明地置于公众的视线之下，此时政府质量稍有逊色，公众的参与感就会被激发，由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便会取代单纯的政府行政管理而成为主流；第五，就目前而言中国各级政府在提升治理质量方面较易注重硬治理手段的运用，例如提高政府的执行力、采取绩效问责制等，而政府质量评估微观模型中占1/4权重的“人文关怀度”因子容易被忽略，各级政府若能在影响这一因子的指标上多下功夫，不仅能展示政府的治理文化，事实上也提升了政府治理的软实力；第六，政府质量评估模型的全球趋同性，也再次验证了中国各级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一样深处全球化语境中，公众同样会以全球化的视野、多方位比较的心态来接受政府输出的服务和管理，政府唯有在任何细节、任何时点上都保持高质量治理水准，才能在现在和未来赢得公众。〔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0.

〔2〕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 & Organization， Vol.15， no. 1， 1999， pp. 222-279.

〔3〕Swiss Je. Adapting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 to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2， no.4， 1992， pp. 356-362.

〔4〕Boyne GA， Gould-Williams JS， Law J， Walker RM. Best Value -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for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Vol.22， no.3， 2002， pp. 9-16.

〔5〕Rothstein， Bo. Creat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Electoral Democracy Versus Quality of Govern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3， no.3， 2009， pp. 311-330.

〔6〕Charron N， Lapuente V. Does democracy produce quality of gover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9， no.4， 2010， pp. 443-470.

〔7〕Knack 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Vol.46， no.4， 2002， pp. 772-785.

〔8〕马得勇，王正绪.社会资本、民主发展与政府治理〔J〕. 开放时代，2009，（5）.

〔9〕Coggburn JD， Schneider SK. The Quality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Stat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63， no.2， 2003， pp. 206-213.

〔10〕Carmignani F. The Distributiv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When Government Stability is Endogenou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5， no.4， 2009， pp. 409-421.

〔11〕Holmberg S， Rothstein B， Nasiritousi N.Quality of Government： What You Ge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2， 2009， pp. 135-161.

〔12〕Kim， Pan Suk. Quality as a Reflection of Innov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Korean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Vol.75， no.3， 2009， pp. 419-435.

〔13〕尤建新，王家合.政府质量管理体系建构：要素、要求和程序〔J〕.中国行政管理，2006，（4）.

〔14〕岳猛，顾航宇.简论提高政府质量〔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0，（4）.

〔15〕闵学勤.社区认同的缺失与仿企业化建构〔J〕. 南京社会科学，2008，（9）.

〔16〕Parasuraman A，Berry L L，Zeithamal V A. Refinement and Reassessment of the Servqual Scale. Journal of Retailing，Vol.67， no.4，1991， pp. 420-450.

（责任编辑：何频）

作者：闵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