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法律知识论文

2022-05-13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大学生法律知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法治意识是法治社会的精神底蕴。法治建设首先要得到知识界的认同与支持,从而通过他们来传播法律知识,壮大法治的民众基础。作为成长中的知识阶层,大学生是法治建设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法治教育的对象。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系统的建构应该从掌握法律知识开始,到形成法治思维,再到奠定主体的法治人格,如此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

第一篇:大学生法律知识论文

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实证调查

摘  要:近年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制建设进程逐渐加快,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知识产权社会关注度不断提升,但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旧普遍存在,这固然与知识产权法律执行力不足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缺乏是导致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对对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以期为培育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培育提供支撑,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实现知识产权法律价值的意义重大。

关键词: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实证研究

1 问卷设计

1.1 问卷设计原则

为提高本次问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笔者在设计问卷过程中严格遵守以下原则:完整性、简单性、中立性原则。为保证上述原则贯穿于问卷调查的整个过程,首先,笔者通过理论研究,将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结构通过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以横向结构作为问卷设计依据,将问卷题目与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结构中的要素进行对应性设计,另外通过专家老师的指正以及与法学专业学生的探讨,对问卷进行多次修改,确保问卷的完整性;其次,由于知识产权专业性极强,即便调查对象为学历层次较高的大学生群体,也难免对知识产权的术语有些陌生和困惑,为此笔者一方面尽量少的将专业术语置于问卷之中,让受访者对于题目和题干有更为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通过预调查将问卷中,将受访者无法读懂的题目进行修改,实现问卷简单化;最后,问卷的中立性设计是获得科学研究结果的前提,本问卷在设计过程中笔者始终保持中立态度,不偏不倚,在问卷设计过程中不加入任何引导性作答的语言。此外,本问卷中的题目将理论与实践进行结合,不仅涉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还将法律的运用囊括其中,大学生对知识产权法律的运用也能够较为直观的体现出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水平。

1.2 问卷构成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标题、卷首语、题目和结束语。问卷题目的设计是以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横向结构作为主要理论依据,主要由四个版块构成,包括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知识产权法律情感、知识产权法律意志和知识产权法律信仰。

在调查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版块中,主要内容是调查我国大学生对知识产权法律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包括“我国知识产权的主要内容”、“我国刑法中是否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文或规定”、“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的取得是否需要登记”、“我国知识产权相关管理机构”等8个题目。

在调查中知识产权法律情感的板块中,主要是发现大学生对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律现象所表达出来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我国知识产权宣传力度如何”、“采取何种方式保护自己的技术发明”、“是否知道学校开设知识产权课程或讲座”、“对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态度”、“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现在的法律环境能否保护知识产权人权益”等8个题目。

在调查中知识产权法律意志的板块中,主要关注的是大学生在面对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及其不良诱惑时所体现的精神和品格。包括 “身边的人使用盗版产品对自己有何影响”、“造成知识产权侵权的主要原因”、“您不购买侵犯知识产权产品的原因”、“对待假冒和盗版的态度为何”等6个问题。

在调查知识产权法律信仰的板块中,主要发现大学生在学习或者经历长期法律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主观因素。包括“出现知识产权纠纷时是否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专利权利受到侵犯时进行维权的首选部门”、“保护知识产权法律环境的理想状态”、以及“擁有知识产权的情况”等4个问题。

2 调查过程与结果

2.1 调查样本

本次调查采取网络发放填写方式,共回收有效样本578份,总体情况如下:

1.按性别标准划分:男生共282份,占48.79%;女生共296份,占51.21%;

2.按照地域标准划分:城镇学生326份,占56.4%;农村学生252份,占43.6%;

3.按照年级标准划分:大一年级253份,占43.77%;大二年级84份,占14.53%;大三年级80份,占13.84%;大四年级93份,占16.09%;大五年级68份,占11.76%。

4.按照专业类别进行划分:工学194份,占33.56%;管理学155份,占26.82%;文学74份,占12.8%;法学70份,占12.11%;经济学39份,占6.75%;理学23份,占3.98%;其他专业23份,占3.98%。

因经费、地域、研究者能力与被调查者意愿等诸多限制因素,本次调查结果与显示状态存在一定误差,但并不影响样本的整体性分析,该样本数据依然具备分析与参考价值。

2.2 调查结果

2.2.1 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调查结果

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调查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法基本内容、对象种类、法律程序、管理机构四个方面内容。首先,就知识产权法律基本内容而言,当问及知识产权法主要内容时,认为包含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的比例分别达到了97.23%、86.68%、93.25%,而对于TRIPS协议,则只有37.2%的受访者认为包含在知识产权法之中;认为我国刑法中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文和规定的比例也达到71.28%,另外仍有28.72%的受访者不知道或者认为没有相关规定。可见,虽对于知识产权法的国内法规定的内容大学生相对了解程度相对较高,而对于国际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了解,还有很大程度的欠缺。其次,就知识产权对象种类而言,对于专利的种类和传统商标的种类了解程度普遍较高,而对于新的法律规定,受访者的了解度普遍较低,如对于商标种类,只有39.79%的受访者认为声音可以注册为商标,同时,认为数字和字母可注册为商标的比率也远远低于文字和图形,可见,对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商标种类受访者比较了解,而对于非常见的商标种类受访者了解程度相对较低。再次,对知识产权的取得程序来说,85.81%的受访者认为著作权的取得要和商标权、专利权的取得相同,要进行注册或者登记。同时,对于专利的申请程序中,知道向哪一机构申请专利的受访者为55.19%,有近一半的受访者不知道对专利申请机构有错误认识。这些数据表明受访者对于取得知识产权法律程序的规定了解匮乏,进而更无法谈及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与维权问题。最后,对知识产权相关管理机构而言,认为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属于知识产权管理相关机构的受访者分别有72.84%、85.81%,而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出版总署属于知识产权管理相关机构的比例均不足4成,认为公安部也属于相关管理机构的更是只有10.73%。

2.2.2 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情感调查结果

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情感的调查包括知识产权宣传力度、对技术发明采取的保护方式、对于盗版、知识产权战略的态度、知识产权保护目的、法律环境的保护力度以及市场打假效果等内容。经调查,83.22%的受访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宣传力度需要加强,受访者获取知识产权知识的途径当中,73.01%是通过电视网络,62.63%是通过学校课堂,但是能够准确知道学校是否开设知识产权课程或者講座的同学仅有20.93%,这说明在高校的知识产权教育中仍旧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仅有20.76%受访者通过家庭教育获取知识产权知识;而对于技术发明的保护问题,83.22%受访者选择申请专利的保护方式,只有少数受访者通过与相关厂家合作、采取保密措施的方式保护技术发明;对于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认为该战略重要及时的比例非常之高,但同时对其贯彻落实以及起到的作用则持不乐观的态度,图3-2可以更加明确表现出受访者的态度。95.33%的人认为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保护创作者或发明人的利益,以鼓励创新,另外有7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保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创建创新型国家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对“您认为现在的法律环境能否保护知识产权人的权益”的调查中,11.94%的受访者认为可以,46.54%的受访者认为基本可以,26.64%的受访者认为基本不可以6.4%的受访者认为不可以;关于目前我国市场上打假行动的效果,73.7%的受访者认为我国目前打击市场假冒行动的效果平平,达到预期的认为效果明显的不足17%。

2.2.3 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志调查结果

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志的调查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侵权发生的原因、身边侵权现象对自己的影响、对侵权行为的处理方式等内容。对于盗版产品问题,从未购买过盗版产品的受访者为25.61%,并且周围的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家人都购买盗版产品,周围人也从未购买盗版产品的比例仅为4.33%,这说明购买盗版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十分严重,不仅仅是大学生,调查显示出得数据说明社会中购买盗版问题也非常泛滥;受访者认为知识产权侵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价格便宜,因贪图小便宜、不法商人牟取暴利、盗版产品供应太多容易买到、保护知识产权意识薄弱而侵权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72.15%、62.63%、62.11%、65.57,但与此同时,因价格低廉而可能会导致质量问题,是受访者拒绝购买盗版产品的首要原因,由于该原因不购买盗版产品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5.29,还有26.82%的受访者出于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拒绝购买盗版产品,然而仅有7.27%的受访者意识到购买盗版制侵犯了知识产权;面对周围频发的侵权行为,93.08%的受访者认为这些侵权行为对自己的选择会产生影响;另外,受访者对于买卖盗版和假冒商品行为总体上态度鲜明,80.97%的人认为应严厉打击;可见,经营者和购买者有利可图以及侵权行为的泛滥是知识产权法律意志薄弱的症结所在。

2.2.4 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调查结果

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信仰的调查内容包括面对纠纷是否诉讼以及解决纠纷的首选部门、知识产权拥有情况等。在面对知识产权法律纠纷时,有83.39%的受访者会通过诉讼的渠道解决纠纷,另外也有16.61%的受访者不进行诉讼;而当专利权人的权利受到侵犯,53.81%的受访者认为应首选国家知识产权局,寻求权利保护,而选择法院的受访者仅为20.42,另外首选检察院和工商局的比例分别占到12.11%和13.67%;不难看出,面对侵权,受访者愿意通过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但基于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欠缺,在维权机构的选择上有所误区;受访者对保护知识产权法律环境的有着较高的要求,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权利得到有效保护是法制环境理想状态的应有之义,另有7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严惩侵权行为、全体公民守法、严格执法也是法律环境的理想状态;在对知识产权拥有情况的调查中,受访者中除了拥有著作权的比例达到75.43%,对于专利权的拥有比例也达到了49.13%,这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成果的体现。

3 调查结论

笔者认为,我国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呈现出差异性、矛盾性、和发展性三大特点,整体来看我国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状况仍旧淡薄,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储备不足、知识产权法律情感严重匮乏、知识产权法律意志不够坚定、知识产权法律信仰严重缺失四个方面。造成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知识产权教育模式影响法律知识传播、知识产权法律环境不够完善、知识产权法律缺乏历史文化土壤、商品经济与网络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志成.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初探[J].科技与法律,2015,(04):64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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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华,周莹. 我国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现状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10):103-111.

作者简介:赵彦辉;1992年5月1日生,男,汉族,辽宁凌源人,硕士学历,助教,毕业院校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专业:经济法学,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学,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本文为西南交通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学生工作专项)“互联网+”班团建设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JXG2019-034

作者:赵彦辉

第二篇: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从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到法治人格

[摘 要]法治意识是法治社会的精神底蕴。法治建设首先要得到知识界的认同与支持,从而通过他们来传播法律知识,壮大法治的民众基础。作为成长中的知识阶层,大学生是法治建设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法治教育的对象。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系统的建构应该从掌握法律知识开始,到形成法治思维,再到奠定主体的法治人格,如此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实现上述目标的可行路径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完善的课程设置、合理的师资结构、立体化实践模式以及多维合力的育人体系。

[关键词]法治思维;法治人格;法治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从1986年开始,我国高校就陆续开设了“法律基础”课程。但无论是先前的“98方案”还是现在的“05方案”,对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目标都缺乏系统、明确的定位。在法治中国大背景下,建构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目标系统势在必行。

一、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系统

(一)初级目标:掌握法律知识,建立法律信任

法律首先表现为一套知识体系。特别是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纵深化,法律也越来越部门化、专业化,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它不再是民间大众经过平等协商而形成的自我约束机制,更不是普通民众“心知肚明”的理性常识。同时,随着教育的体制化,大多數人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验主要是在学校里围绕着书本中抽象的经验符号进行学习而获得,感性化的直观经验对意识建构的作用被严重削弱。也就是说,间接经验学习是现代人思维方式建构的主要特点,“以间接经验代替直接经验,以符号化、系统化的标准答案和规范内容排斥人的新鲜体验、惊讶发现和虚拟感知等情感知觉力量”[1]。

这种以间接经验、文字符号学习为主导的方式表明,在现代社会,法律知识的学习是法治意识得以形成的基础和先导,对社会主体法治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形成法治意识的主要的、最具可行性的路径,就是首先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因为“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2]。在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理性地认识法律的科学性、正义性,充分认识、理解和宽容法律在特定时空当中的局限性,继而建立法律信任。

法律信任是指,社会主体在承认法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局限性同时,还是“愿意选择法律作为调控其参与的社会关系的手段。只要法律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运行,都愿意承担由此而带来的有利或不利后果,都不会因追求自己的暂时利益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3]。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时,才可能真正走进人们的内心,成功地为主体所内化。

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信任基础遭到破坏,社会总体上处于焦虑之中,失信问题很严重,“怀疑一切”似乎成了一种心理共识。这种根本上的信任危机投射在法律领域,导致法律不被信任、人们对法律“知而不信”的现象广泛存在。

因而,建立法律信任非常必要。法律信任是法律内化于心并外化为主体守法用法行为的主观心理基础。法律信任的产生是人与法律双方互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只有法律让主体产生了强烈的信服感,法律信任才会产生。这就要求,法律必须是公平正义的“良法”,能够充分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终极关怀,这是法律能够获得公众信任的必要前提。在这一层面上,“法的精神使命在于:要活在人们的心中,用自己的内容去‘充实’他们的感受并以此在他们的意识中形成内心确信”[4]。另一方面,社会主体要主动把法律确立为信任对象,用心去体验法律的价值,感受法律的作用。主体如果目中无法,也就不会形成法律信任。法律信任还意味着确信现实的法律制度能够获得重生,相信人类理性有能力使世界获得重生,相信人能够运用怀疑精神来理性地批判和审视具体的法律规范制度,从而推动法律不断进步和完善。

(二)中级目标:确立法治观念,养成法治思维

思维是智力的核心。在哲学层面,“思维”通常指逻辑思维,它作为一种理性认识过程,是人的一种抽象活动能力,体现的是人的创造性,属于人类认识活动的高级形式。思维是关于普遍元素的知识,也就是关于观念的知识。“思维的对象,即普遍性元素总是观念性的”[5]139,“只有事物的存在被当成一种观念的、普遍的元素时,思维才可能产生”[5]140。观念反映的是某一类现象的共性,它建基于在实践中获得感性材料并进行综合分析,因而具有概括性、间接性和共同性。“思维正是把握这种共同性……努力去揭示事实的普遍意义。”[5]140

观念起着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以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为依据,以该观点作为行动的理由……而投入他的全部行动力量。”[6]17然而,任何一种观念,都只有内化进入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才能够指导人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认识”的真正任务就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思维,教育的意义也就在于“改变人性以形成那些异于质朴的人性的思维、情感、欲望和信仰的新方式”[7]。

思维以观念为基础,而观念的形成是大脑对某一类现象的分析综合和抽象概括,所以思维不是简单、机械地复制外部信息,而是一个对外部信息进行再组织、再创新的过程。法治思维基于法治观念,法治观念则通过对法律相关知识和信息进行组织创新而获得。法治思维的形成离不开大脑,更离不开现实,它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刺激。外部法律知识和环境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人会相应地作出反应,进而借助长期的经验,形成了记忆、联想和思考。这样,在长期的反复过程中,主体就会创造出一个观念系统,在此基础上产生有关法治的判断力、推理力以及遵循法治路径的思维习惯,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就会根据自己的观念系统作出判断和预测,按照法治思维、运用法律语言去思考和解决问题,指导行为选择。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中级目标就是确立法治观念、养成法治思维,养成“遇事找法”“处理纠纷用法”的行为习惯。如果不会运用法治思维去思考问题,那么法律知识掌握得再多也只能是死的知识。因此,从对法律知识的简单掌握,到法治观念的确立,再到法治思维的形成,这个过程对于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

(三)高级目标: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人格

信仰是指对一种理论或学说极度信任、依赖和尊敬,并且用它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心灵上的满足与安宁。它是心灵的产物,是催人奋进的动力。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信仰是人的价值的自我肯定和充分实现,是情感意志和理性的高度统一,是主体在社会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生活终极意义和目的的主观把握方式。信仰之所以能够形成,首先是因为,被信仰的理论体系中有着终极目标的指导,能给现世人生提供某种寄托。“人们不会衷心拥戴一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更不用说一种哲学,除非对他们来说,这种制度或者哲学代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真理。”[8]62

法治是社会主体参与其中的一项事业。它不仅体现为一系列凝结着价值共识、制度共识和行为共识的法律规章制度,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活动过程,是生活意义和终极目的的一部分。法治一旦被理解为活生生的、积极的人类活动,“它也就包容了——人的全部生命,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的终极关切”[8]23。正是法治的内在品质,决定了它可以被信仰。

法治信仰是人性的要求和体现,是建立在人的自信自强和自我肯定之基础上的人的理性活动的升华。法治信仰的确立过程是法律被充分信任和依赖的过程,是对法律产生高度認同的过程,是把法律内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样式的过程。

法治信仰的目标在于形成法治人格。人格指人内在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是社会生存方式、制度结构与人伦秩序等社会存在在主体精神品质与气质上的投射,“是社会价值精神在人身上的内化和人的‘类’本质在个体性上的体现”[9]154,是主体现实社会生存境遇上的时代精神与价值理念在主体精神品质与气质中的内化、积淀与凝结。中国传统的社会存在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是伦理文化和道德人格范型,而在社会转型中,传统道德人格的生存方式与价值环境被置换,传统人伦秩序内含的圣贤人格无法开出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格范式。现代化进程中法治的取向直接决定了主体人格转换的逻辑起点、方向和目标。一般而言,人格的形成应该是依靠广泛的生活积淀、历经长期的社会演化而逐渐长成。但在当今中国,法律是近代以来大规模移植的结果,法治意识、法治精神至今尚未成为国民人格的一部分,而且社会上存在着“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和理想人格失落的‘人格危机’”[9]170-171,法治价值缺乏具体的人格承载,这与法治国家的建构相去甚远,在此情况下,辅以有意识的教育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因为教育的真谛就在于塑造人格。

法治社会的构建需要主体在信仰上形成稳定的法治人格。法治人格是法治价值的内化和具体承载。法治只有获得公民人格的具体承载,才能作为意识的重要部分而真正确立起来,法治中国的建设也才有主体内在的价值性根基。只有通过主体内在向度的人格塑造,才能使一种新的社会意识真正深入主体的内心世界。培育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必须塑造他们的法治人格。只有塑造大学生内在的理性化、契约化、规则化的人格气质,才能产生和固化他们对法治价值的真正认同;只有形成主体的法治人格,才能真正促进主体法治意识的生成。

在法治人格的形成过程中,法治信仰起着关键的提升作用。正是由于信仰法治,人的法治行为才会变得崇高而神圣,继而人的情感体验和心理境界才得以提升。这种提升可以洗礼情感、震撼心灵,让人灵魂有所归依、精神得以再生。正是在这种提升中,人的法治人格得到强化和升华。只有当法治信仰确立起来后,法治价值及其社会制度体系才能获得主体的认同与支持。同时,也只有在法治信仰中,法治人格才能保持特有的一贯性、稳定性和完整性。法治人格的健全“不仅表现为有一套内在的法治心理、情感和信念系统,而且表现为这套系统外化为一种行为模式”[10]。其间,人的法治行为模式从法治心理、情感和信念系统中得到支持和论证,同时,法治心理、情感和信念也会从其法治行为模式中获得生命和说明。在法治信仰的指导下,思想与行动得以统一,法治人格的一贯性和完整性得到保证。因而,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法治信仰,把外在的理性精神、契约精神、规则意识、诚信意识等导向主体内在的心灵世界,内化为主体的价值信仰,沉淀为主体稳定的精神信念,形成主体的人格特征。

二、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目标的实现路径

(一)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构建完善以本课程为主、以法学专业课和选修课为辅的课程体系

高校是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主阵地。2005年全国高校实行新版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方案,即“05方案”,将“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两门课程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程,多数高校将其安排在大一第一学期。该课程与“两课”的另外三门必修课一起构成相对稳定、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课程体系,共同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作为公共基础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所有大学生的必修课,其中的“法律基础”部分也就是目前我国高校对非法学专业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非法学专业大学生学习法律基础知识、接受法治教育、培育法治意识的重要课程。所以必须切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增强内容的融合度,充分发挥其在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中的基础性作用,帮助大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然而,仅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程难以担负起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重任,高校必须构建起包括基础课和专业课、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内的相对完整的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课程体系。要增设一些符合学生需求、与其专业相关的法律必修或选修课程,融入大学生的专业需要,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另外,仅在大一年级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也难以达到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高校应当将法治教育贯穿于大学全过程,从学生进入高校开始直到毕业,覆盖学生生活、学习和科研等各个方面,并针对年级不一、专业不同、心理特征各异的学生,提供不同教育内容,采取不同教育方法,提出不同教育要求。总之,要坚持全过程的法治意识培育。

(二)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队伍建设,构建以本课程专职教师为主、以党政团干部和辅导员班主任为重要人力资源保障、以实务界兼职教师为補充的法治教育师资队伍

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是一项集知识性、理论性、政治性、价值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教育工程,除了要有明确的培育目标、规范的培育内容和相对稳定的培育渠道,还必须具有一支专业水平和法治素质都过硬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即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中,两课教师数量不足,其中法治类教师更少,且明显存在师资队伍非专业化倾向。先前曾有学者调查显示,“法律基础”教师中,“专职而具有法学学习背景”的不超过5%。[11]“05方案”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归属于“两课”,一般是由原来“思想道德修养”课程的教师讲授,而且一般情况下从头到尾都由其一人讲授。这就意味着,过去只讲授“思想道德修养”课程的教师,如今还要讲授“法律基础”部分的内容。而其中许多教师不是法学类专业出身,缺乏“法律基础”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也没有经过统一的培训,法学专业水平有较大差距,存在着边学边教甚至“未学法却要教法”的尴尬现象。师资队伍专业化程度不足,导致在“法律基础”部分内容的教学实践中难以把握课程内容的逻辑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抑或随意增减教学内容(对自己擅长的思想道德修养部分内容多讲,不擅长的“法律基础”部分内容略讲甚至不讲,严重背离了课程设置的宗旨和目标),讲课效果难以保障,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流于形式。高校法治教育教师自身专业素质不高,法律知识与理论的教育形成不了课程体系,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尽管目前我国高校有大批名师存在,其中不乏法学类名师,但从总体上讲,从事法治教育的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加强法治类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法治专业素质和自身法治素质。

当然,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不能简单依靠一两个教师或一两个部门。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条件和特点,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主体、以党政团干部队伍和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为重要人力资源保障、以从事法律实务的兼职教师为补充的结构合理的法治教育师资队伍。另外,高校各部门要通力合作,共同为大学生法治素养的提升贡献力量。

(三)加强法治类活动课程建设,形成以活动课程为主、校内外实践为辅的多渠道立体化法治实践模式

实践是人最根本的存在方式,是认识的源泉。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智力的组织“是与为完成一定目的所需的行动的组织相伴而来”,“为完成思维之外的事物而思维的需要,比为思维而思维更有力”,多数人的推理“来自他们在各自职业中有效实施业务的过程”。[6]34-35杜威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实践中能够增长才干,培育思维,提升意识水平。

大学生法治实践是指高校对在校大学生实施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与法治有关的实践活动,包括教学计划内和教学计划外的、校内和校外的、课堂内和课堂外的。法律的生命就在于实践。大学生法治意识主要通过对法律的感知、运作、评判等一系列实践过程来整合构建,从而实现认识的飞跃,获得知识与智慧的累积。为此,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必须开展法治实践,构建以法治类活动课程为主、校内校外实践为辅的立体多维的实践模式。其中活动课程相对于系统的学科课程而言,通过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调动学习的主动性,让其在活动中通过亲身体验获得对现实世界的直接经验和真实感受,并通过获得的经验来深化和固化学科课程的内容。大学生法治实践还要积极构建法治类实践基地等校外法治实践模式,做到课堂内外、校内外有机结合。

(四)构建家庭、社会和学校合力强化的育人体系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双亲和学校对他施加的有目的的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风俗习惯的影响,最后,还有他所有的见闻与经历给予他的影响——这一切都使他获得了所谓的他的文明化”[12]。雅斯贝尔斯这段话间接地告诉我们,一个人意识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人总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从其出生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既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该文化的熏染,无法选择也无法抗拒,只能无条件、无意识地吸纳和接受,通过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以及社会实际生活的磨炼,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自身内在精神世界的基本结构与模式。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也莫能外,因而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采取多元化、多渠道、多手段来进行,其中社会、学校、家庭都在这一工程里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家庭法治教育的呼应,学生的法治意识培育就会出现间断;如果遇到反面的家庭教育冲击,甚至会出现所谓“5+2=0”的现象。如果缺乏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熏染,大学生从学校和家庭中接受的法治教育就无法在真实的法律事件中得到强化和深化,最终不能沉淀为主体内在的精神结构而得以固化。只有学校、家庭和社会“拧成一股绳”,通力合作,相互配合,才能使对大学生的法治教育遇到法治实践时获得正向强化,才能使大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真正有成效。

[参 考 文 献]

[1] 杨建军.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J].法学论坛,2013,28(9):17.

[2] [英]培根.人生论[M].何新,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36.

[3] 马新福,杨清望.法律信任初论[J].河北法学,2006,24(8):11.

[4] [俄]伊·亚·伊林.法律意识的实质[M].徐晓晴,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8.

[5] [美]约翰·杜威.杜威全集·早期著作(1882—1898)·第二卷(1887)[M].熊哲宏,张勇,蒋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 [美]约翰·杜威.我们如何思维[M].伍中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7] [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55.

[8]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9] 曾盛聪.伦理变迁与道德教育——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际遇中的现代性追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10] 张咸杰,张立兴.法治信仰教育的科学把握[J].现代教育科学,2008(2):151.

[11] 张景峰.大学生法治素质课的现状与展望[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27(1):242.

[12]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94.

〔责任编辑:余明全〕

作者:范丽

第三篇:大学生法律素养提升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

摘要:大学生作为当代社会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主力军,自身的法律素养对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实现我国法制化进程有重要影响。自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我国的各级政府就开启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同时各个高校也将法治教育纳入了教育体系,从青年开始抓起法治教育,当代大学生作为下一代法治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更将刻不容缓的提升自身法律素养。本文从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的现实出发,完善大学法律基础课程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从而达到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的目的。

关键词:大学生;法治社会建设;法律素养;课程建设

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建设,不仅需要党和国家的支持,还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通力合作,为当代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向良性方向发展,使其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担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接班人[i]。

一、法律素养的内涵

法律素养是指人们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他主要有三层含义[ii]。是指法律知识,二是法律观念,三是法律信仰;法律素养的三层内涵通俗的讲就是,首先要知道法律的相关规定,其次要尊敬、敬畏法律和有守法的意识,依法做事,最后在社会上要有法律至上的意识。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只有具备法律知识和法律观念才能说是具有法律素养。

二、大学生法律素养提升的意义

在党的十八大中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对于当今社会来说,提高全民的法治教育观念是刻不容缓的,建设法治社会是我们为了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件事。对于当代青年大学生来说,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十分必要的,进入了大学生活其实就相当于进入了小型的社会,大学生不仅仅是需要成为一名为建设祖国发展而添砖加瓦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更多的是要明白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要遵循“法律”这杆秤,因为法律不单单可以赋予我们各种权利,也可以约束我们,让我们不仅要拥有享受的权利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单从法制教育来说,从小我们就开展了相应的法治教育课堂,思想品德教育课更是教育阶段必不可少的一堂课,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更是需要开展思政教育课,让法治教育进入课堂,让全民拥有法治意识,知法、懂法、普法、用法。大学生提升法律素养,不只是提高法律素养水平发展,这不是一个数量的变化,更多的是一个质的的飞跃。和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更好的践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建设,从思想上丰裕大学生的头脑,孕育头脑的完整性和理性,学会辩证地看待每一件事情,才会更多的全面全角度的分析问题,从而有助于个人的发展。

三、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现状

在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中,大学生作为下一阶段的高学历社会人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因此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对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社会进程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大学生对依法治国的关注程度较低[iii]。我国的法制教育起步比较晚,基础比较薄弱,很多法制教育课堂还没有完全成型,这导致了很多大学生法律意识薄弱,特别是在当今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网络犯罪的概率不断上升。

虽然当代大学生在校期间通过法律课程教育学习了解了部分法律知识,但总体上对法律的学习了解还有很大的欠缺。当代社会大学生存在的法律素养主要有法律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法律能力欠缺三方面的问题。法律知识包括法律、法规的原理性理论知识和具体知识[iv]。很多大学生对于法律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感性的初级阶段,对法律法规常识缺乏系统的学习。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对大学生的法律素养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压力,很多大学生用带有功利性的态度去摄取法律知识以通过司法考试,这样在法律学习上就缺少了主动性和自觉性,导致大家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意识不高导致大家守法的自觉性也不高,通过网络数据分析我们会发现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事时有发生,校园违法犯罪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很多人在面对违法犯罪的事件和活动时大多选择明哲保身、态度漠然,这使得校园违法犯罪越来越猖獗,这是大学生法律能力欠缺的表现。

四、如何建设大学生法律课堂

前文有说到,大学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主力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普及法律建设,使其充分融入到大学生的课堂里,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可能有许多人认为大学生通过学习不同的专业应该学会在自己的专业里去深造和发展,而对于法治教育来说只需要让政法学院的学生去学习就好,根本没有必要去浪费教育资源来普及法律知识的学习,实际上,这一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对于新时代的大学生来说,处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更好的培养青年大学生,我们国家的建设是需要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所以这就要求大学生在学好自己专业知识外,成为创新发展独立的个体。

那么,在这样的大趋势大环境中,法律素养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值得我们学习的,玩转大学生课堂,在大学生课堂生活中普及法治教育,是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教学手段,就按前段时间来说,“大学生同上一堂思政课”这个活动普及性强,接受度广,深受广大学生们的喜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推广法制教育活动。对于日常大学生的课堂建设来说,高校可以多次开展普法教育,例如开展法治教育讲座,举行法治教育宣讲活动,也可以多举行法治教育知识竞赛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可以实施执行下去,但是要注意的是,各大高校要根据自己的现有教学设施和教学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因地制宜,也可以吸取其他好的高校的方法,集思广益。

结语:

高等教育是社会输送高级人才最直接的地方,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高校有着重要责任。先有依法治校,采用先进、科学、法制的校园管理制度,培养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新型人才,将大学生打造成知法、用法、守法、护法的主力军,之后才能为国家实施依法治国策略输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綦玮.浅析大学生法律素养提升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J].现代企业教育,2014(02):149-150.

[2]鲁玉婷.高校学生法律素养提升策略研究[J].科技資讯,2020,18(15):227+229.

[3]赵明龙. 依法治国背景下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研究[D].沈阳农业大学,2016.

[4]李小成.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提升与法律基础课程建设[A].现代企业教育,1009-0592(2015)11-236-02.

作者:杨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