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预警论文范文

2022-05-09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财务预警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通过对第三产业7家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前3年Z值、各现金流量指标与Z值拟合优度的分析发现，现金流量管理是财务预警的风向标与基石，反映了在财务预警中融入现金流量导向财务柔性的重要性。融入财务柔性的财务预警体系，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第三产业公司财务预警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可行性的建议与对策。

第一篇：财务预警论文范文

财务预警的非财务观

摘要：主流的财务预警研究方法基本上没有突破使用财务指标进行预警的框架，其研究思路依然停留在财务预警的财务观。通过对财务危机背后的本质原因及其发生机理和财务行为的社会嵌入性的分析，认为财务指标是财务危机发生的征兆而不是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非财务指标为主要预测变量的财务预警研究思路，即财务预警的非财务观。

关键词：财务预警;财务危机发生机理;财务观;非财务观

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用统计方法对财务预警问题进行研究。1966年，Beaver沿着Fitzpatrick的思路提出了较为成熟的单变量判定模型。1968年，Altman运用多变量判别分析方法(Muhiple Diseriminant Analysis)探讨财务预警问题，并提出了Z-score模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较有影响的财务预警方法已经有十几种之多，财务预警研究呈现出多角化的发展态势。然而，财务预警研究成果在现实中的应用并不乐观，财务预警研究模型的高判别率并未转化为现实中的高预测率。原因到底在哪儿呢?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财务危机认识和归因上的偏差，这种偏差导致预警研究未能很好地反映现实的预警问题。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不断改进预测方法，如增加预测变量、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考虑其他非财务因素、放弃财务危机两分类方法等，这些改进使财务预警研究更接近于现实，但基本上没有突破用财务指标进行预警的框架。笔者将这类主要运用财务指标进行预警的研究思路称为财务预警的财务观。显然，财务观的践行者们并不怀疑财务指标的预警作用，他们认为问题在于能否找到最佳的财务指标。笔者认为，这一观念已经成为束缚财务预警研究的枷锁，必须加以突破。为此，笔者从对财务指标是征兆还是原因的讨论出发，分析财务危机发生的过程，并结合企业理论及环境的变化，提出了以非财务指标为主要预测变量的财务预警研究思路，即财务预警的非财务观。

一、财务指标——征兆还是原因

财务指标到底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征兆，还是可以预测财务危机的原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讨论，将直接决定预警模型中财务指标的作用。如果是征兆，则财务指标只具有对财务危机的判别作用，这种判别作用显然不同于预测作用。

截至目前，主流的财务预警研究方法依然是用财务指标构建模型，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集中于寻找最佳的公开财务指标来预测财务危机” (张鸣等，2004)。jie Sun and Hui Li(2009)认为，在财务预警研究中，专家经验和非财务信息的重要作用几乎没有受到重视。然而对主要运用财务指标进行财务预警研究的方法一直是支持号怀疑并存。支持者热衷于从证券市场中选择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且往往得出较高的判别率。如Altman(1968)在样本公司破产前一年的预测准确率是95%，Deakin(1972)为97%，Blum(1974)为95%。怀疑者认为预测变量的选取缺乏理论上的指导，因而使企业财务预警研究在指标的选择七有很大的随意性，更有人怀疑预测变量的预测能力。在Ahman(1968)发表论文之后不久，Johnson(1970)针对该文使用的预测方法指出：如果比率可以预测企业失败，那么这些比率应该是从经济过程和决策过程模型推导出来的。即使比率确实能够提供目前企业状态的信息，它们也并不包含企业的替代战略以及管理层和投资者面临的经济状况，比如企业合并和推迟付款。不幸的是，比率似乎更适合事后分析。这是对利用财务指标构建模型进行预警研究的预测效果提出的强烈质疑。Marquette(1980)认为大多数以财务比率构建的预警模型将因时间推移而改变，区别效果也会退化。金星(2007)认为， (模型)选择的预测变量往往是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征兆，而非陷入财务困难的原因。因此，大多数预警模型所提供的信息只是一种表象而已。由2008年金融海啸引起的大量企业快速陷入财务危机、甚至倒闭破产的现实也给现行的财务预警研究提出了一个十分沉重的问题：我们的模型预见到财务危机了吗?答案显然不很乐观。如果我们等待财务数据出台，再去套用模型进行预测，只怕危机已成现实，预警之“预”也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

运用财务指标进行财务预警的原因大概来自于二者之间的直观联系。根据管理大师彼得·喆的跟踪统计，全球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50年，我国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则更短，还不到10年。从事后的研究看，那些衰败的企业大部分是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这很容易给人一种直观印象：资金链断裂引发破产。因此人们将研究焦点对准了财务指标与破产(财务危机)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的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前面所说的直观印象，从而强化了人们对它们之间联系的认识。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方法在财务预警研究中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实证的重要基础是样本资料的可获得性和可量化性，与非财务指标相比，财务指标显然具有这两方面的优势，从而比非财务指标更容易被应用在模型中。当然，预警模型表面上较高的预测能力也是研究者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

然而笔者始终认为，利用财务指标来进行财务预警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其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财务指标具有事后性，因此将具有事后性的指标用于对财务危机的事先预警，其时效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20世纪80年代美國境内2000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财务困境，但是之前的财务报告仍然显示公司的经营业绩健康(王海，2007)。事实上，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以后，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而且鼓励衍生工具的发展，放松对它的监管。2008年衍生产品总规模达到53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CDP的40倍。由于衍生产品的规模如此之大，参与面如此之广，并不仅仅只有金融机构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第二，财务指标是否能涵盖导致财务危机的绝大部分信息同样值得怀疑。在我国，政策风险如银根收紧、企业特别风险如过度扩张等因素与企业发生财务危机关系密切，而财务指标并不能反映此类风险。在关于这次金融风暴原因的分析中，甚至有官员和学者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是导致金融风暴产生的罪魁祸首。2008年10月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大规模金融救援方案，并确认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暂停使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10月8日，欧盟金融监管机构高层表示，欧盟市场监管者应允许区内银行立刻停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以减轻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显然与银行家们所宣称的“交易价格下跌一资产减计一核减资本金—恐慌性抛售一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有关。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由于公允价值要到期末才确认，财务指标显然不可能在企业陷入危机前涵盖此类信息，由此预警也就无从谈起。第三，财务指标数值具有较大的主观成分。由于会计中职业判断和人为操纵的存在，使得很多财务指标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客观的情况，这也会给财务预警带来很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清楚财务指标只是

某种与财务危机发生有关的表象，并且这种表象具有滞后反应性、不完全性和主观性。有了这样的认识，即使我们在预警模型中使用财务指标，也能对其预警效果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但不至于夸大财务指标的预警能力。

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财务危机背后的本质原因及其发生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则获得真正的高预警能力将不是奢望。而就直觉和已有的知识来看，所谓的本质原因，更可能是消费偏好改变、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如这次金融风暴中美国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导致大量中国外贸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政府政策、公司治理、风险偏好等非财务指标。王克敏、姬美光(2006)针对我国亏损上市公司财务预警，分别使用基于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公司sT早期阶段，公司治理等非财务因素比财务因素的影响显著。另外，在财务指标基础上引入公司治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非财务指标，可以大大提高公司sT的预测准确率。这一发现为非财务指标在财务预警中的预测能力提供了证据。

二、财务危机发生机理

对财务危机如何发生进行详细描述的文献较少，就已有的文献来看，大致上是从两种视角来分析财务危机发生机理：财务视角和非财务视角。彭绍兵、邢精平(2005)分析了财务危机的会计路径，指出诱发企业财务危机的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费用水平升高诱因，二是销售收入下降诱因，三是过度扩张的投资策略诱因，其分析显然是建立在财务视角基础上的。基于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原因，从财务视角分析财务危机发生机理，尽管从表象上看合情合理，但事实上很难找出导致财务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而对财务预警帮助不大。

非财务视角跳出财务表象，其视角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因而更可能寻找到财务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实现具有可操作性的财务预警。非财务视角的文献主要存在于管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中。如Argenti(1976)通过案例研究及理论分析认为，导致企业失败的原因有八项，即企业管理差、会计信息不足或会计信息系统存在缺陷、企业对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制约公司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因素、过度经营、开发大项目、高杠杆经营和常见经营危险。虽然这种分析不是直接针对财务危机的，但由于企业失败往往伴随着财务危机，因而其思路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从超越财务的视角对企业及其财务失败成因进行描述的理论不只是上述一家，李心合(2007)认为生存因素理论、行为惯性理论、自生能力理论、衰退与死亡因素理论、文化冲突理论都属此类。㈣生存因素理论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归纳为企业特性因素、产业特性因素和整体环境因素三大类。该理论认为，如果这些因素相互匹配且能支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就不会出现失败。行为惯性理论认为，企业行为存在惯性，正是一系列的行为惯性妨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引发企业生存危机。一种最普遍、最令人困惑的现象是成功的公司面对其环境的巨大变化往往不能作出有效的反应。这些公司不能抵御竞争对手新产品、新技术或新战略的冲击，只得眼看着企业规模和利润被逐步侵蚀，资深员工大量流失，股票价格一路下跌，一步步走向危机的深渊。以企业战略为例，企业没有战略不行，但战略也给企业的未来发展划了个圈，限定了企业的视野与思路。妨碍了企业在战略之外去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从而使战略架构成为障眼物。自生能力理论认为，作为复杂系统的企业，其生存状态的演化过程既受到内部动因的自组织过程的影响，还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按照林毅夫的定义，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自生能力的关键动因是财务质量、经营质量和治理效能。衰退与死亡因素理论认为，导致企业衰退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有四类：一是组织退化，也就是内部操作系统出了问题;二是组织脆弱，缺乏坚实的生存基础;三是失去合法性地位，包括失去法律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四是环境退化，即企业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文化冲突理论则认为，跨文化的冲突是导致合资企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些理论虽然不是从财务学角度提出的，但这些理论中包含了导致企业财务危机的因素，从中仔细梳理并与财务因素相结合，可以看到财务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从而有助于建立具备预测能力的财务预警模型。

李秉成(2004)曾试图在财务预警模型中纳入非财务视角，这从其对财务困境形成过程的表述可以看出。李秉成认为，财务困境形成过程存在三个基本要素，即原因、征兆、特征。原因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包括管理差以及由管理差引起的、致使企业出现财务困境征兆、陷入财务困境的其他内部因素;外部原因包括市场竞争激烈，法律、法规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等因素。征兆表现为财务困境企业在陷入困境之前的某些财务项目、财务比率不同于非财务困境企业，特征是指与非财务困境企业相比，财务困境企业在财务方面表现出的特点。财务困境原因与征兆、特征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征兆与特征分别是企业在走向财务困境过程中不同阶段出现的特点。李秉成的分析突破了单纯的财务视角，并且提出了Y临界值模型，较之以前的研究前进了一步。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彻底贯彻从原因进行预警的思路，表现在：其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大量数据依然主要是财务数据。同时，由于Y临界值仅仅考虑了58家sT公司，没有考虑非sT公司，该值判别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笔者认为，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原因诚然很多，危机的传导机制也很复杂，但是否发生危机，一般都是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由两种基本力量的对比决定的。这两种基本力量，一种是导致财务危机发生的力量，如市场持续萎缩、投资失败、治理混乱、银行逼债等;另一种是抵抗财务危机发生的力量，如企业盈利、股东注资、政府免税、债权人支持等。当然，分析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仅仅考虑到这两种基本力量，则不免会陷入机械决定论。在这里，预测企业是否会陷入财务危机还必须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企业自适应和自学习能力，因为企业是活的，它会在感知两种力量的情况下，评价其对自身的影响，并作出相应的反应。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财务危机发生机理模型(见图1)。

图1中虚线框部分可以代表财务观下的预警思路，而整个模型则代表非财务观的预警思路。从图中能够清楚地看出，财务观的预警思路存在先天预测能力不足的问题，因为财务状况是判定是否发生财务危机的标志，危机的发生与某种财务状况的出现是同时的，这就注定了财务状况是判别财务危机而不是预测财务危机的良好工具。在非财务观下，财务状况是由企业自适应和自学习能力与两种基本力量共同决定的。时间上，两种基本力量发生在前，财务状况出现在后，通过分析两种力量的大小、影响范围，结合企业自适应和自学习能力，完全可能預测到财务危机的发生。提前预警。进一步分析可以找到引起两种力量的原因，即企业内、外部原因。通常，在这些原因中包含

对财务危机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并且管理层可以采取具体明确的措施加以干预或规避的根本原因，其中主要是非财务因素。

三、财务行为的社会嵌入性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接近于现实，我们还必须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即财务行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具社会嵌入性)?在大多数关于财务预警的研究中，其隐含的理论前提是：企业是个体的，继而企业的财务行为也是个体的。这样，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各自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进行决策。彭绍兵、邢精平描述了一种责任履行危机。根据代理学说理论，当企业向债权人借入资金后，两者便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即债权人与债务人(股东及其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资金一旦进入企业，债权人就基本上失去了控制权，股东就可能通过管理者为自身利益而伤害债权人的利益。这种情况在发生财务危机时尤为突出。作者进一步指出股东这么做的原因在于股东对企业债务只承担有限责任，却对企业剩余资产具有无限的索取权。有限责任赋予股东只需要将企业的全部资产交付给债权人而不必偿付全部债务的权利，无限索取权赋予股东获得潜在收益的最大好处。这种损益的不对等分配机制，使股东具有强烈动机去从事那些尽管成功机会甚微但或许获利颇丰的投资活动。如果投资成功，债务人随之受益可观;如果投资失败，债权人将承担大部分损失。其结果是财富从债权人手中转移给了股东，而风险则转移给了债权人。显然，这里是假设股东决策的标准是从个体出发的自身利益最大化。

根植于美国国情的财务预警模型，其理论基础是个体主义和政府不干预主义，这与美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代表了美国早期个体主义思想，他提出了“天助自助者”的观点。他所代表的价值观被称为实用个体主义，并至今影响着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美国人信奉自由竞争，认为政府应当对经济采取不干涉政策。个体主义和政府不干预主义使得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决策的出发点都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整体利益最大化，社会和政府被排除在财务危机预警模型之外。这种模型往往将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利益对立起来，债权人在发现企业可能陷入财务困境时，就会停止信贷，甚至收回贷款;供应商则会要求苛刻的信用条件甚至中止供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预测企业是否会陷入财务危机时考虑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就够了，因為政府对微观经济是不干涉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不会伸出援助之手。由此财务预警模型变成了其他利益相关者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那么这种理论基础现在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先来讨论政府不干预主义。撇开直接参与微观经济的中国政府(通过国资委控股或参股企业)不说，我们以标榜自由经济的美国为例，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导致政府不干预主义动摇了。以前美国在救市的时候不主张国有化，而2008年11月23日宣布花旗银行将向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Corp，)发行优先股，作为贷款担保的费用。此外，美国政府还将从财政部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中拨款200亿美元用于购买花旗的股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美国政府在强力介入微观经济，形成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握手”。

再看个体主义。从个体主义的基础出发，企业是股东的企业，股东利益至上。从这个角度讲，企业与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股东和债权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然而现代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联系更为密切，形成了生物学上所讲的“共生”现象，如供应链、战略联盟、银企共生关系等。这种共生关系的存在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水平。考虑到重建这种关系的成本，在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的时候，各利益相关者将不再仅仅考虑如何捂紧自己的钱袋，而是要在任由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与伸出援救之手之间作出权衡。公司破产成本很高，利益相关者完全可以预期到这一点。因此在公司遇到财务困难的时候，削减股东红利、从股东和债权人那里获得资金、降低工资、减免税等看似损害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事情恰恰是保护利益相关者长期利益的举措。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大股东通过注资、利益输送等方式帮助上市公司的情况十分常见。此外，股东利益导向的财务模式和理论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许多人认为，股东利益导向的观念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不负责任的，也不符合商业道德原则，因为它忽略了利益相关人的重要性。因此，股东利益导向的财务模式应向利益相关者财务模式或嵌入社会责任的公司财务模式转化(李心合，2003，2009)。现实中，我国的部分企业已经在部分实践利益相关者财务模式，它们将国家、员工、客户、供应商、社会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起纳入财务决策的框架考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嵌入”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Granovetter(1985)指出，“在各个经济单元中，社会关系都是规则或不规则地进入其中的，并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作用”。李心合(2005)提出了公司财务行为的社会嵌入性假说，该假说将公司财务行为视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受社会结构限定的、具有社会属性的行为。因为公司本身就是嵌入于社会网络结构之中的组织，其行为必然限定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同时公司财务行为的外部性效应和社会成本的存在，也需要社会给予一定的限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财务行为不仅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因此我们在建立财务预警模型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社会的影响。比如，在我国，考虑到就业等因素，国家会对一些有可能陷入财务危机的大型企业进行直接(如注资、减税)或间接(如出台扶持性政策)的帮助，从而使这些原本可能陷入危机的企业远离危机。

四、非财务观下财务预警研究的展望

财务预警非财务观的提出，丰富了财务预警研究的成果，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从财务危机的发生过程出发去预警，更接近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从两种基本力量的对比去把握危机，思路更简单清晰，逻辑更严谨，涵盖的信息更丰富，同时还避免了单纯横截面研究的静态性缺陷，可以把动态因素很容易地纳入分析框架。然而，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笔者不主张寻求一个具体的普遍适用的模型。在笔者看来，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可能存在，但一个具体的普遍适用的模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笔者主张在财务预警研究中，合理吸收管理学中的权变思想，既考虑财务危机的共性特点，又考虑具体企业的特殊情况。这两种考虑可以通过两阶段建模方法实现。第一阶段可以通过横截面分析找出统计意义上的影响因素，第二阶段则在利用第一阶段成果的基础上，从具体企业出发建立自己的财务预警模型。此外，还可以在构建的模型基础上，对两种力量在未来的变化进行预期，同时对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以进一步提高模型的预警能力。

作者：吴星泽

第二篇：财务预警：融入财务柔性的研究

【摘要】通过对第三产业7家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前3年Z值、各现金流量指标与Z值拟合优度的分析发现，现金流量管理是财务预警的风向标与基石，反映了在财务预警中融入现金流量导向财务柔性的重要性。融入财务柔性的财务预警体系，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第三产业公司财务预警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可行性的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财务柔性财务预警现金流量比率

传统的企业财务预警机制带有较强的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刚性”特点，而忽视以动态现金流量为基础的“财务柔性”。笔者认为，在第三产业财务预警机制的构成中，融入现金流导向的财务柔性迫在眉睫。一方面，它进一步考虑了动态的现金流量，融合了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使财务预警的功能大大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对风险预警功能增强的财务预警机制，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及价值的创造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理论分析

1.财务预警。财务预警的研究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Beaver(1966)首先提出采用单一变量的方法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预警。此外，Altman(1968)将财务预警的分析方法从单一变量上升到多变量分析，并建立了Z-score模型。之后Altman(1977)又进一步提出了非上市公司与跨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预警模型。在Beaver、Altman理论的基础上出现了逻辑回归模型、人工神经分析网络模型等。我国学术界对财务预警分析的研究起步较晚，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吴世农、黄世忠(1986)、周守华等(1996)、杨淑娥等(2003)都提出了研究成果。综上所述，国内外现阶段的财务预警分析模型都是基于Z-score模型进行演进的。但是这些模型缺乏对现金流量因素的周到考虑，即使考虑了现金流量因素，却没有更进一步考虑具体是哪些现金流量指标能更好地预示财务危机;此外，研究中也过多关注企业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刚性”而缺乏对 “财务柔性”征兆动因的关注。

财务预警，又称财务危机预警、破产预警、财务困境预警等。一般说，财务困境是指一个企业处于经营性现金流量不足以抵偿现有到期债务(例如商业信用或利息)，而被迫采取改正行动的境况(罗斯等，2009)。它包括：(1)企业清算后仍无力偿还债务;(2)向法院申请破产;(3)企业无法履行现有债务合同;(4)资不抵债。李心合(2007)认为，理解财务失败要与现金流转相联系。笔者认为，对于企业财务困境的判定应侧重于情形(3)，也就是企业的现金流量无法偿还现有的债务合同，这包括债务的本金与利息。

2.财务柔性。Denis(2011)认为，财务柔性是指面对现金流量或者投资机会未来的不确定性，公司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角度及时应对财务危机的能力。赵华等(2010)认为，财务柔性是企业系统的一种适应财务环境的动态变化和系统的不确定性、有效管理财务风险的财务综合调控能力。Denis(2011)与赵华等(2010)都把财务柔性描述为应对未来财务环境不确定性的一种能力，而Denis的观点更能体现出财务柔性包含以动态现金流量的基础。笔者认为，财务柔性是企业为了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基于现金流量角度考虑应对未来财务环境不确定性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包括被动型能力与主动型能力。其中，被动型能力分为缓冲、适应能力;主动型能力分为创新、整合能力。缓冲能力是指应对未来财务环境不确定性的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它是以现金流量基础的一种企业财务能力;创新能力是指应对未来财务环境不确定性根本性变革的学习能力，它是将被动型能力转变为主动型能力的关键，对企业柔性财务能力起到了螺旋式提升的作用，增强了组织内部应对财务危机的免疫功能。整合能力是指在创新能力基础上对财务系统起到决策支持、财务预警的反馈能力。它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在反馈机制基础上的事后控制，为下一阶段的财务活动在财务系统决策与财务预警上起到了事前指导的作用。

财务柔性的核心思想是围绕现金流管理的多种能力的综合体现，包括缓冲、适应、创新与整合能力。它也是现有权责发生制导向“财务刚性”与以收付实现制导向的“财务柔性”的融合体现。由此，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攻坚期，融入财务柔性的财务预警机制或许是第三产业公司财务预警机制设计的一种必然选择。

(二)假设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假设1：被特别处理的公司随着被处理年限的临近，Z值呈现递减趋势，且当提前至一年时，Z值在财务预警上更具有解释力;假设2：被特别处理的公司在被处理前三年，现金流量比率与Z值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由此，现金流量比率成为财务预警的风向标。

二、研究方法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沪深交易所被特别处理第三产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及新浪财经，且研究时间范围涉及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的前三年。笔者在样本选择时遵循以下原则：(1)剔除金融行业被特别处理公司;(2)被特别处理的时间至少晚于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3年;(3)剔除未完成股改被特别处理的公司。最终笔者选取了符合条件的7家被特别处理的公司。

(二)变量选择

1.单变量选择。本文对企业财务柔性的判断是基于公司经营现金流量的角度。当前，“现金为王”的理念越来越被企业所重视，如果单看权责发生制下的净利润，企业的财务系统可想而知是极其脆弱;由此，缺乏现金流量角度考虑的企业财务系统应对危机的表现也如此。所以，本文在单变量选择上，笔者选择了以下变量：经营现金流量收入比;资产经营现金流量回报率;经营现金流量利润比;经营现金流量负债比;现金流量比;经营现金流量权益比。

2.多变量选择。本文采用了Altman的Z-score模型，Altman(1968)通过将研究样本分为破产企业与非破产企业，并提前两年对它们进行财务危机预测，结果显示成功预测的概率均值在95%左右。由此，Z-score模型对财务预警分析结果具有可靠性。至此，笔者在研究多变量模型时，将财务预警时间提前至3年。本文采用的多变量分别为：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留存收益与总资产比;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比;市值负债比;收入资产比。

(三)研究模型

Z=1.2X1+1.4X2+3.3X3+0.6X4+0.999X5

其中X1=营运资本÷总资产;X2=留存收益÷总资产;X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财务费用+税前利润)÷总资产;X4=总市值÷总负债;X5=销售收入÷总资产。

同时，Z<1.81表明企业处于财务失败可能性很大，即处于破产边缘;Z>2.67表明企业财务失败可能性小，即财务及经营状况稳定、良好;Z值在1.81～2.67之间表明企业处于“灰色地带”，有财务失败的可能性，即财务与经营状况不稳定。

由于Z-score模型缺少现金流量的指标，这可能会对预测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用现金流量相关指标的分析来弥补Z-score模型的不足。

三、实证结果的解释与分析

被特别处理公司被处理前三年Z值情况、被处理前三年相应现金流量指标均值情况及各现金流量指标均值与Z值拟合优度情况作相应的解释与分析(有关表格略，编者)。

(一)Z值分析

数据显示，这些被特别处理的公司前三年的Z值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当然也有Z值先增后减、先减后增的情况，这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引起：(1)选取的数据是2007年以后的，那么金融危机对此结果就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2)第三产业涵盖的类型较广，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3)在选取样本时，避免不了一些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是，笔者认为，第三产业中被特别处理的公司Z值在被处理前三年中还是呈现出一种递减趋势。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整个选取样本的Z均值中看出这种趋势;另一方面，从收集与统计的数据中，笔者发现Z值受X4的影响较大，尤其在t-2时影响更大。原因可能是受市场供需、金融危机、物价水平上升及公司重组的影响。毕竟从以下数据可以看出，公司临近财务危机越来越近，尤其在离被特别处理仅剩两年时，如果不进行财务重组(债务重组等)，那么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依旧低迷，投资者信心不足，这样公司所受破产的威胁就更大，当然被特别处理的概率也越来越大。可想而知，当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被特别处理时会受到许多限制，例如上交所对被特别处理的公司每日股价涨幅限制在1%以内，此时企业资金短缺问题愈发严重，企业发展受到威胁。通常情况下，“现金流量”作为企业的“血液”，企业势必会由于“失血过多”而加速财务恶化，最终导致破产。那么，在这期间企业势必会作出“垂死挣扎”般的财务重组，以此振奋市场信心，规避破产威胁。在财务指标值上，就有可能出现总负债减少，短时期内股价异常上涨的情形，因此X4的值就相应增大。举个例子，*ST天成X4从t-1到t-3的值分别为：232.14%、614.06%、525.17%。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相应指标权重的影响等。

从提前至被特别处理两年时，由数据可以发现Z值在t-1年时Z<1.81的比重为57.14%，t-2年时比重为42.86%，由于受第三产业行业之间差异的影响，Z<1.81的精确程度有所下降，但是，我们可以从42.86%到57.14%的趋势中发现，Z值对财务危机的解释力是明显增强的，即Z值可靠性还是值得参考的。此外，我们可以从整体的Z值趋势中较清晰的发现，均值Z呈现下降趋势，且提前至一年时，Z<1.81，表明了Z值解释力此时最强。出于行业差异的考虑，笔者发现，整个产业的均值Z更能预示整个产业内企业财务的状况，所以，笔者建议，在财务预警时，企业应多参考些产业或行业中的均值Z，以此让企业有一个更精确、更清醒的“防患于未然”的财务预警意识。通过以上分析，笔者验证了假设1。

(二)现金流量指标与Z值拟合优度分析

由被特别处理公司被处理前三年相应现金流指标均值和各现金流量指标均值与Z值拟合优度分析(表略)通过分析可知，在经营现金流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对于Z值变异解释力度由强到弱的排列分别为期末流动负债、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股东权益、净利润、期末销售收入、期末总资产。可以发现，期末流动负债对Z值变异解释力度最强，而期末总资产对Z值变异解释力度最弱。笔者认为，既然流动负债或者负债类对Z值变异解释力度更强，那么，负债类的管理，尤其是流动负债的管理，更加表明为了应对负债类引起的财务危机，现金流量的管理是极其重要的。这也间接表明了现金流量管理，尤其是现金流量比率，是企业财务预警的风向标与基石。由此，企业在财务预警时，应高度重视以动态现金流量为核心的财务柔性。在财务因素考虑上，首先，这正反映了通常情况下企业真正受到破产威胁的资产负债因素是负债类项目，尤其是流动负债，而不是资产类。其次，流动负债的管理是属于营运资本的管理，那么，对于营运资本的管理就更加重要了。至此，企业在财务预警分析时应重视流动比率等财务指标的计算与分析，结合现金流量管理、应收账款管理、存货管理与信用管理等，努力降低营运资本的风险，以此来协同降低流动负债的风险。在非财务因素考虑上，企业要有效预警财务危机，必须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有效实行激励与约束方面的机制设计，认识财务预警的反馈机制的作用。通过以上分析，笔者验证了假设2。

四、结论

1.被特别处理的公司随着被处理年限的靠近，Z值呈现递减趋势，且当提前至一年时，Z值在财务预警上更具有解释力。

2.被特别处理的公司在被处理前三年，现金流量比率与Z值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现金流量比率成为财务预警的风向标。

结论(1)证明了Z-score模型对于第三产业公司财务预警具有较强的解释预测能力。结论(2)证明了在结论(1)的基础上，现金流量比率是第三产业公司财务预警机制设计的风向标与基石。这也间接证明了在财务预警中重视以现金流为基础的财务柔性的重要性。由此，笔者建议，在第三产业中，为了构建有效的财务预警机制，企业势必既要保持权责发生制导向“财务刚性”，而且也要融合收付实现制导向的“财务柔性”。也就是，企业要充分利用Z-score模型与现金流量比率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财务预警分析，以此树立“防患于未然”的财务预警意识。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诸如过于重视财务指标导向的“财务柔性”对财务预警分析的作用而忽视非财务因素导向的“财务柔性”对财务预警分析作用的讨论。至此，笔者会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改进及努力完善其中的不足之处。

(作者为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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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晓建

第三篇：财务契约、财务危机预警与公司财务治理

摘要：本文将财务预警系统纳入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中，根据财务契约与财务预警的关系，采用制度形式对财务预警系统的信息传输渠道和反馈方法规范化，以提高有效性的发挥。文章从财务契约的股权契约，报酬契约，信贷契约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契约与财务危机预警的关系入手，分别讨论在股东之间，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债权人与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如何用契约的形式，保证财务预警系统在公司治理中有效运作。

关键词：财务危机预警　财务契约　公司财务治理

一、引言

公司财务治理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配置公司的财务控制权，使利益相关者通过编制、呈报或审阅企业的财务报表等途径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杨淑娥等，2002)。财权的配置是通过签订一系列企业契约实现的，包括企业股东之间的股东契约，债权人的信贷契约，经营者的报酬契约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契约等。广义上公司财务治理范畴包括了涉及财务运行事务和运行机制方面的一切事项，财务危机预警也不例外。所谓财务危机预警，即将某些财务指标的异常运行状况转化为危机信号提供给公司的决策者或投资人，使其迅速做出调整，以避免财务危机的发生。在财务实践中，公司为了降低或者规避由财务危机带来的可能财务危机成本，建立相应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并据以调整公司的财务行为。

财务危机预警是公司财务治理的一种手段，是公司的各种索取权人对公司实施约束与控制以保障其权利的一种约束机制(张先治等，2005)。财务危机预警借助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发挥作用，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是企业借助有效的财务与系统管理工具，以企业的财务报表、经营计划，相关经营资料以及所收集的外部资料为依据，采用定性或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分析预警机制，将企业可能面临经营或财务危机风险预先报告给企业的经营者和投资人，并促使其提前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以避免危机的发生。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是由分析并预警、预警信息传递、预警信息检验与原因分析、预警信息处理、排警信息反馈等子系统构成。笔者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是否有效，公司内部的财权配置以及各种财务契约的设定是否合理是使财务预警系统能否有效发挥的基础，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评价指标是否真实，模型输出结果是否真实可信，以及财务预警信息向企业的哪个相关利益主体提供“预警”，预警信号是否受重视并能否据以迅速做出相应调整等，都是财务危机预警研究前需要考虑的问题和构建有效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基础。

众多研究已经表明，陷入财务危机中的公司大多为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出现严重问题的公司，财务危机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常常不如正常公司合理(姜秀华，2002)。Claessens.Djankov和Lang(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良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大量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姜红珍等，2005)。陈良华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指标纳入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得出了公司治理结构是造成公司财务困境的原因的结论(陈良华，2005)。陈燕等通过对2001-2004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的样本研究得出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等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危机概率均有显著影响(陈燕等，2006)。韩臻聪认为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原因之一是由公司的监督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韩臻聪，2006)。王玉文将造成企业财务危机的原因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而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控制不健全是公司内部产生财务危机的基础原因(王玉文，2006)。

以上研究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财务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没有从财务契约、财权配置制度、公司财务治理结构设计等方面就财务预警系统的应用环境进行理论探讨，进而分析如何避免企业财务危机的发生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本文从探讨企业内部的财务契约与财务危机预警的关系入手，以设计制度化的契约为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有效性应用提供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效的财务危机预警信息传递系统，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笔者认为，只有契约制度上设置合理，才能保证财务危机预警信息传递通畅，从而使管理层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二、财务契约与财务危机预警

所谓财务契约，是指能够确定公司的各种利益主体基本关系，明确落实各自的财权归属，避免利益冲突，使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约束与制约状态的治理手段。这些契约主要包括股权契约、报酬契约、信贷契约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契约。从经济学角度看，财务危机预警既是对公司的各种索取权人的未来索取利益将要减少的提示，也是揭露公司财权控制人不当财务行为的手段。因此，如何避免不当财务行为发生者通过操纵财务危机预警信息掩盖公司潜在财务危机，阻止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发挥有效性，就必须通过设计相应的财务契约，以保障财务危机预警信息真实可靠并能够有效处理。

(一)股权契约与财务危机预警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落后，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普遍表现为“一股独大”，且处于绝对控股权的大股东通过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企业内部关联交易等行为掏空上市公司，并最终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与公司治理水平低下、公司内部股权契约不完备性有极大的关系。股权契约是股东之间就设立公司相关问题签订的契约，用以协调股东内部的利益关系，其主要内容通常包含在各种公司法规、章程和证券监管法规中。由于大股东拥有更多的公司经营事务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也更有能力通过各种方式转移财富以获得最大的控制权收益。因此，即使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发现了潜在的财务危机，也极可能由于财务控制权的不均衡分布使预警信息失真或失效。因此，公司股东之间的财务契约除了常规条款之外，还需要额外条款以保证财务危机预警信息在股东内部透明化，避免大股东操纵预警信息，牟取私利的行为发生。通常额外条款有：一股一权，股东只享有其拥有股份数的投票权;股东权利与义务制度化;财务预警信息报告部门要具有独立性，预警指标的真实性要先经外部审计部门独立审计，预警信息要同时发送给各个股东;规范关联方交易并将所有的会计处理方法统一化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在财务预警信息披露以后，要向所有股东公开导致潜在财务危机的不当财务行为并进行调整。

(二)报酬契约与财务危机预警　报酬契约指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签订的明确公司经营者权利与义务的契约，规定了管理者工作业绩良好时得到的报酬，以及业绩表现很差或出现不良行为时将受到的惩罚。由于公司管理层对财务信息的生成和报告可以直接干预，如对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变更，涉及公司利益的重大事项披露时间和内容，会计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执行等进行控制，因此，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很难对管理者的财务控制行为进行监管。由于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将在股东利益和自身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这就产生了代理成本，并且由于其对经营情况掌握的直接资料，而更容易对财务情况进行控制。《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及薪酬状况综合研究报告暨中国企业股权激励状况综述(2001年)》显示，高管人员的报酬水平与公司业绩指标的相关性总体上不显著(潘

秀丽，2002)。由此可以看出，经营者往往不是努力提高企业业绩，而是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利润操纵扩大规模，从而获得更多的报酬。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只是管理者的财务行为和业绩表现的一种最末端的检验。因此，为了能使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发挥作用，报酬契约中需加入以下条款：在财务危机预警信号出现以后，经营者需向股东及债权人及利益相关者提供原因分析报告，并由外部管理咨询公司进行审查;经营者占据股份数目不得超过股权激励标准的5%，董事会有因为经营不当而惩罚或罢免管理者的权力;限制管理者进行内部关联交易;制定多维度的公司经营业绩评价指标，经营者要定期向公司股东或债权人汇报公司的经营情况;在财务危机警示信号被排除以后，经营者要向董事会做经过独立审计机构审计过的管理调整报告，以避免危机的发生;实行会计管制。

(三)信贷契约与财务危机预警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尤其是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公司股东一般倾向于高风险高报酬的项目，而债权人则更希望风险小的投资项目以确保资金的安全性(李明辉，2006)。因此，在财务危机发生时，债权人往往是最积极的外部力量，要么会支持公司破产清算，要么会紧密关注公司对财务危机的处理。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将是债权人确保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利工具。故在债权人与股东和管理者关于融资等相关问题签订信贷契约时，就需要一些附加条款：财务危机系统的预警信息要及时送到债权人手中，债权人有处理措施的知情权;限制资金的使用情况，做到借款目的和用途一致;定期向债权人提供经过独立审计的财务报告;财务报表的计算口径和会计方法要统一透明;债权人有权定期到公司收集公司的经营和财务信息。

(四)其他利益相关者契约与财务危机预警　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是股东、经理人员、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工人以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这些主体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投入到企业，同时相应的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因此，除了需要完善公司的股权契约、报酬契约和信贷契约以提高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有效性外，还需要完善以公司员工、供货商和政府为代表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契约。实践表明，公司的员工或供货商等利益相关者，对即将陷入财务危机的公司具有较强的信号敏感性，一旦出现危机信号，员工会采取提前离职，供货商会采取撤货或撤资等行为以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因此，将以员工、供货商等利益相关者纳入公司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中，建立相应的利益相关者契约，既可以使公司的财务预警信息更具全面性和前瞻性，又能避免危机信号出现后的利益相关者的倒戈行为使公司财务危机加速恶化。而对于可以实施外部财务治理的政府来说，其参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方式有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直接参与包括直接对公司进行财务检查或者是委托相应的监管部门或审计机构进行监督等;间接参与包括制定出各种约束公司投融资活动的法律法规，如要求统一使用能够增加信息披露透明度的会计准则、会计方法等。此类条款：允许员工、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作为外部参与者加入到公司的财务预警部门中;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有知情权和建议权;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定期向公司反馈预警信息;危机预警信号出现以后，利益相关者具有原因分析与处理意见的知情权以及提出建议的权力。

三、财务预警信息传递系统的构建与公司财务治理

在财务契约完备的前提下，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才具有有效性;只有在满足财务预警系统有效性的情况下，公司的股东和管理者才能更好的采取措施防止公司陷入财务困境。这就要求公司完善财务治理机制，利用财务契约在公司财务控制活动中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动态控制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效的财务预警信息传递系统。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财务预警系统的实施将由独立的财务预警部门来执行，其根据经营者定期提供的企业财务报表，经营投资计划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所提供的相关外部信息资料为依据，采用定量的数据模型分析来判断公司是否存在潜在的财务危机，然后根据相应的财务契约将预警信息有效地传递给董事会，监事会、控股股东以及利益相关者，经营者根据预警信息及时做出调整策略，并将其反馈分析报告由外部独立审计机构或相关咨询机构进行审计后提供给股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这样的控制机制下，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才能发挥其应有的预警作用，并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制度基础。

通过股东、经营者、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制衡的机制建立起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系统，企业可以保证财务危机预警信息准确有效的得到传递和处理，并通过完善相应的财务契约提高了企业的治理水平，具体表现如下：

(一)规范和明确了股东与债权人的财务治理权　一方面，财务危机预警的附加股权契约，保证了股东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情况，重大财务事项和能够影响公司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同时强调了同股同权，避免了“大股东侵占”等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信贷契约的完善使债权人在公司财务治理方面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信贷契约保证了债权人能够定期获得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避免债权人盲目的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同时信贷契约使债权人在财务危机预警信号出现时，能够及时了解情况并采取相关行动，加强了债权人的财务治理能力。

(二)完善了经营者的激励与监督机制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经营者的目标主要是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如追求更高的报酬、在职消费等。可以说，经营者只有在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重合的时候才会顾及所有者的利益，相反，当经营者出现错误损害了企业所有者利益时，经营者必然会操纵会计信息以使自己的责任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不完善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往往失去有效性。而基于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报酬契约则使财务危机预警信息不受经营者的个人操控，完善了公司对经营者的监督机制;同时，制定多维度的经营者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对管理层的评价重点放在考察资本是否升值上，使经营者具有更大的管理空间，形成了正向激励。

(三)强化了外部审计监督系统　完善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强调了外部独立审计机构的参与性和决策性，提高了企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将公司的经营状况特别是重大财务事项尽可能的公布于广大的中小股东，增加了公司决策的透明度，大大减少了公司股东或管理层通过操纵会计信息，滥用公司财权的可能性。同时，随着大量公司对于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完善，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行业必将迅速发展并成熟，这必然会对提升整体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四)完善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　众多研究已经表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原因多是由于公司治理水平低下造成的。因此，建立在完善的财务契约的基础上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不仅能够及时准确的提供预警信息并保证企业采取相应措施排警，还能够在以制度化的形式使企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衡，相互监督，从而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同时，公司治理水平提高能够保证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各种经营财务决策的有效实施，又能避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因此，财务危

机预警系统的完善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过程，缺一不可。

四、研究结论

财务危机预警的根本目的是使公司的管理层能够即使迅速的发现公司财务状况的恶化征兆，以及根据预警信号找出经营不力的原因，从而避免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本文将财务预警系统纳入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中，根据财务契约与财务预警的关系，采用制度的形式将财务预警系统的信息传输渠道和反馈方法规范化，提高其有效性的发挥，从而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本文从股权契约，报酬契约、信贷契约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契约与财务危机预警的关系入手，分别在股东之间，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债权人与股东和经营者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如何用契约的形式保证财务预警系统在公司治理中的有效运作，并基于此构建完善了财务危机预警信息传递系统，最后探讨了财务危机预警和财务契约的完善对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的作用。指出建立在完善企业契约的基础上的有效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明确规范了股东和债权人的财务治理权，完善了经营者的激励与监督机制，强化了整个行业的外部监督系统。财务危机预警与公司财务治理是相辅相承的关系，财务危机预警有效性的需求使公司财务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备化，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将是公司避免财务困境的必要条件。

本文对财务危机预警、财务契约和公司治理三者关系的探讨是建立在国家法规、公司内部财务契约、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三方面协调监控上的。这不仅要求国家要逐步完善相关企业外部审计和监督的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政策激励和约束外部管理咨询公司或审计机构的发展和运作，鼓励会计事务所和税务代理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并在法律层面上保证其独立性。同时还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清查破产制度;同时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利用法律手段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完备的财务监控体系以及有效的财务危机预警信息传递系统，并使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作者简介：

朱春梅(1971-)，女，四川南充人，成都理工大学计划财务处经济师

蔺玉(1982-)，女，河北邯郸人，成都理工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锐(1981-)，女，四川乐山人，成都理工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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