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经济论文范文

2022-05-10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热点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本文对2009年国际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综述。这些问题主要有: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贸易保护主义;主权财富基金等。[关键词]金融危机;人民币国际化;外商直接投资;贸易保护主义[2009年是世界经济运行状况极为艰难和复杂的一年。

第一篇:热点经济论文范文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与热点问题

江瑞平,著名经济学家,生于1958年,河北邯郸人,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兼任外交部东亚合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副理事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长期致力于经济外交、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日经济关系、东亚经济合作等领域的研究,著述颇丰,曾荣获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金论文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动荡起伏。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经济震荡余波未息,欧美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又给国际经济形势再添变数,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以便有效应对其中的风险和挑战,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对江瑞平教授进行了专访。

回升进程出现波折

记 者:去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有人认为在整个“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存在着多层面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请问江院长对此有何看法?可否对全球经济的走势为我们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江瑞平: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总体上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走出衰退,处在回升过程当中;二是回升进程出现波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停滞,并存有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总体上比较平稳。尤其是美国,以新经济为牵引,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2000年3月,美国的股市泡沫破灭了;2001年遭遇9·11冲击后,使美国经济彻底陷入一次周期性的衰退;2002年,美国从经济发展的低迷中走出,并带动全球经济进入比较平稳的增长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另外一个泡沫却在急剧膨胀,就是房地产泡沫。2007年夏季,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了。这是我们分析全球经济形势总体状态的基本起点。

美国的房市泡沫破灭之后,最初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只是金融系统这一庞大链条当中的一个非常微小的环节,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贷款出现了危机。但是这样一个非常细小的金融环节的问题,很快就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同时迅速超出了美国的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使得全球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继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第一个年度负增长。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全球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的迹象;2010年初,全球经济回升的态势仍然在持续。但是,就在新一轮的经济回升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了,这使得好不容易走出衰退的全球经济在持续了一年之久的回升状态之后又出现了低迷、陷入了停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开始出现明显的萎缩,国际投资也出现剧烈的波动。

对这一轮的经济衰退,学界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直接结果,全球经济失衡是这一次经济衰退的重要根源。虽然衰退之后全球经济失衡在相当程度得到了缓解,但是伴随着2009~2010年的经济回升,已经存在的全球经济失衡又再度恶化,使得再平衡成为目前全球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具体说,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是经常收支的失衡,其集中表现是美国的经常收支,尤其是贸易收支存在着巨额的逆差。失衡是衰退的根源,衰退使失衡缓解,回升又使失衡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这也是目前全球经济运行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甚至是其他许多重要问题的根源所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处在一个极度失衡的状态,而只要这一状态得不到改变,世界经济的风险就难以根除。

西方深陷三重危机

记 者:您曾经说过,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您是否可以详细地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观点?

江瑞平:当前,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最核心、最根本、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主权债务是指国家欠的债务,主权债务危机实质上就是财政危机。而目前西方尤其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或财政危机又不是孤立的,它是此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并与金融危机纠缠在一起,形成恶性互动,又进一步导致了经济衰退。所以,目前在欧洲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所揭示的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财政、金融和经济这三个层面的同步危机的一个恶性循环,而且解决起来会顾此失彼。那么,这样一个三重循环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可以通过三条脉络来进行分析。

一是金融危机恶化了财政状况,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

这次经济衰退的后半程,是因为前半程的金融危机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恶化,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至少有三个路径使得金融危机能够恶化财政状况、导致财政危机。

第一,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政府不得不用财政资金救助,扩大了财政支出。金融机构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性,关系到经济与社会的各个主要层面,相当程度上维系着社会的稳定。正常情况下,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都不会轻易允许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怎么办?动用财政资金来救助。但是,在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为了救助金融机构增加大量的财政支出,财政收支状况肯定就会因此而恶化。第二,金融危机爆发还导致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此时政府不得不推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得不增加公共事业投资,不得不增加更多的失业救济金。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财政收入不变、财政支出增加了,同样导致财政状况恶化。第三,危机导致经济衰退、收入减少,在累进税制下必然以更大的幅度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西方的财政收入也主要来自于税收,在税收当中占很大比重的是所得税,所得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累进税制。这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的状况一定比经济衰退的状况更严重;反之,财政收入增加的状况一定比经济回升的状况更好。现在经济衰退了,收入减少了,结果一定是财政收入比经济衰退以更严重的幅度和速度在减少。

可见,前两个路径导致财政支出大量增加,后一个路径导致财政收入大规模减少,这都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结果就是财政状况恶化,直到引发财政危机、主权债务危机。

二是财政危机引发金融动荡

财政危机不断恶化,金融系统又出现了问题。一些重要的国际评级机构从去年6月份之后,已经把评估的对象转向了金融机构,包括大型民间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级别的下调,带来整个股市动荡。这意味着:之前是金融危机导致财政危机,现在财政危机还没有解决,而且有可能会愈演愈烈,财政危机又再次引发金融危机、导致金融动荡。

首先是系统危机。由主权债务危机引发债券市场危机,再导致金融市场危机,直至整个金融系统危机。国债也是有价证券,国债这部分出问题了,整个债券市场都会遇到危机。而债券市场又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金融市场也会因此而危机。金融市场的危机也就意味着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

其次是机构风险。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被迫减免债务导致严重亏损、经营困难。以希腊为例。大家都注意到,现在希腊政府又通过了第二轮的救助方案,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与金融机构进行协商,希望其自愿来减免债务。这对金融机构意味着什么?比如说银行,它去买希腊政府的债券,它用的是老百姓的存款。但是用这个钱去买了希腊政府的国债之后,希腊政府没有能力偿还,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些金融机构自身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面临经营的大面积亏损,甚至也可能出现由于风险过大而破产倒闭这样的趋向。

再次是汇市波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波动,从而引发汇市波动。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整个外汇市场上总的趋势就是美元一种货币在贬值。而目前有了第二个,就是欧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恶化,欧元就贬值,美元对欧元就会升值;而美国的问题一暴露,美元又贬值。所以,一旦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就会导致欧元波动,致使整个外汇市场波动。这是金融市场震荡的一个重要表现。

最后是股市震荡。每有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的信息,股市就会应声而落。围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每当有一个新的恶化的信息传递过来,我们就会发现主要股市都会应声而落。而股市显而易见是金融大系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了财政危机又回过头来导致金融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三是财金危机导致经济停滞

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财金危机。财金危机恶化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最严重的五个国家,不仅都是主权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也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同时还是经济停滞最严重的国家。这五国中,希腊连续4年都是负增长,最严重的2011年为负的5.0%;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或者只有零点几的增长。这意味着财政金融的危机已经导致了经济衰退。这是因为:财政危机导致政府必须进行财政紧缩,财政紧缩的结果就是社会公共投资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减少、需求不足、经济衰退。对金融机构来讲,金融系统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得不紧缩银根,不敢大胆地发放贷款,投资需求不足。政府欠了那么多钱,只能靠纳税人纳的税来还。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一时期一定会增税、提高税率,就产生了强烈的增税预期,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内可支配收入一定会减少。对此,老百姓所采取的直接的经济行为就是节衣缩食、抑制消费。而消费需求恰好占到了总需求的60%以上,消费需求减少了,经济就会停滞。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股市波动,股市大幅度的下滑。股市一旦萧条了,就会减少家庭的可支配资产,从而既影响消费能力,也影响消费欲望,只能紧衣缩食,带来的结果就是消费需求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所谓逆资产效应。财金危机还会冲击汇市。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国际投资、国际贸易这些国际实体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的条件和保证,现在这也保证不了了。

所以,目前西方世界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先出现金融危机导致了财政危机,财政危机又回过头来加剧了金融危机,而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叠加在一起又导致了经济危机。这三重危机使得西方不堪重负。

东亚经济逆势而上

记 者:目前与西方深陷三重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东亚,经济形势应该说是非常好。请您就此为我们作一些分析。

江瑞平:在全球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东亚经济也经历了比较严重的冲击。从东亚的10个主要经济体的状况来看,在2008年、2009年,绝大部分也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此后回升的势头却非常强劲。同时,东亚在全球经济格局当中的地位也在快速提升,目前新一轮全球经济回升所依靠的不再是欧美,而主要是东亚。

东亚近五年的GDP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更明显高于美国和欧盟。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这三年的全球经济回升过程中,东亚的10个主要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2%、40.1%和42.2%,都超过了40%。

但是,全球经济的回升,并没有给东亚带来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在战后很长时期,东亚经济得以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区外市场,主要是靠美国的市场。目前,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就是,东亚经济得以回升,主要依靠的是区域内部的市场,尤其是依靠中国的市场。这主要得益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的一系列进展。

首先是东盟,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国家,他们在搞经济一体化;其次,中、日、韩合作后来居上;再有,多个“10+1”合作,10就是指东盟10国,1分别代表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一系列的10+1自贸区形成一个网,也陆续到了收官阶段;然后是“10+3”,就是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3国的合作,也正全面展开;另外,就是东亚峰会的框架,即EAS框架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去年这个框架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非典型意义上的东亚经济体也加入了东亚峰会的框架。美、俄、中、日、印度等都处在这个框架之中,他们之间的合作影响会是多么大啊;还有一个是对中国很不利的合作机制,就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组织,该组织在美国主导之下对东亚经济合作带来了巨大冲击;最后一个就是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还有一些一系列的合作,双边的、多边的,等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形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世界性潮流。在这个潮流之中,东亚地区原本处在十分滞后的状态。在欧洲,欧盟框架下的合作是最快的,然后是北美快速跟进,美国和加拿大先搞了自贸区,墨西哥加入之后就形成了北美自贸区,就是NAFTA。199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起召开了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其中一个重要倡议,就是要搞大美洲自由贸易区。大到什么程度呢?整个美洲除了古巴之外,34个国家全部要参加的,从地理位置上讲,就是北起美国的阿拉斯加,南到阿根廷的火地岛,形成一个大的自贸区。当然,这个合作框架后来的进展并不顺利。而现在,真正引领着全球区域合作潮流的是东亚。东亚经济合作在逆势而上,为东亚经济总体上逆势而上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

总之,东亚在目前全球经济回升的架构中,一是自己的发展形势非常好,二是国际地位在整体提升,三是支撑着全球经济的回升。

发展模式艰难转型

记 者:您提到西方之所以深陷三重危机,是其整体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请问到底是怎样的一些问题呢?

江瑞平:我们先来看一些基本的现象。

从2010年到2011年上半年,媒体上都在报道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而在欧洲,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专门去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总部前面的非常小的广场上拍了许多照片,当时,有很多像嬉皮士一样的年轻人在那里搭了帐篷、埋锅造饭,他们的口号是:“反对资本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在美国叫“占领华尔街”,在欧洲一开始叫“占领欧洲央行”,后来就叫“反对资本主义”了。

为什么要“占领华尔街”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面临着破产倒闭的风险,政府,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就用财政资金大规模地进行了救助,但是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却利用政府的救济款为自己增加津贴、发放奖金。再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华尔街的这些所谓金融精英在进行恶意炒作,在炒作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赚了一笔又一笔。结果泡沫破了,金融机构本身陷入倒闭,政府又用财政资金、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予以救助,而救助款项又被拿去发放奖金、增加津贴。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欧洲人认为这不仅是华尔街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三重危机揭示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危机。

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资本主义基本上崇尚的是自由主义,一切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都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掌控。一个好的政府就是最无所作为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财政危机,也不会有金融危机。因为财政的规模是由实体经济的规模决定的,每年度财政的收和支都必需平衡,所以不会产生赤字,不会产生赤字危机,也就不会产生主权债危机。金融的核心工具就是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实体经济的交易服务。因此货币的规模,金融的规模,应该是由实体经济的规模来决定的,所以也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由金融主动引导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也不会出现由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所以,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在自由主义条件之下,当时的资本主义不会出现财政危机、金融危机,但是,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经济衰退。

正因为出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就是通过动用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本性问题。这一政策的核心是赤字财政政策,所以就有了经济的财政化,这就意味着财政规模在经济总量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扩大。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欧洲,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规模都占到经济总量的40%以上,将近50%的国民收入被政府拿走,政府还要以超出这些收入的更大的规模来扩大财政支出。所以一方面导致了经济的财政化;另一方面,赤字财政又导致了主权债务的规模越来越大,最终造成财政危机。

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迅速盛行,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上是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之下实现的。但是,到70年代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为所谓的滞胀,就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长期并存。这意味着凯恩斯主义本身也遇到了问题,必须进行改革。80年代,美国政府进行了8年探索,以费里德曼为核心,推出了新自由主义,并取得一定成效。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全面推开。

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不是要彻底放弃政府的宏观调控,而是政府要放松监管。金融系统在这方面走得最快。90年代以后,整个金融系统完全自由化了,而且通过“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推开。有了新自由主义才会有经济金融化,有了经济金融化才会出现在美国的、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贷款这么一个小小的金融环节出了问题,马上就会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可能。其根源就在于经济金融化,就在于新自由主义。

但是新自由主义现在也不行了,什么主义可行呢?如果要选榜样的话选谁呢?不可能选择小的国家、小的经济体,因为它们发展得再好,也不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只能找大国。

二战以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且带动了整个东亚。但是,1985年一个“广场协议”就把日本经济打乱了,到现在还一蹶不振。3·11大地震使日本失去的不只是20年的发展,很可能是30年。日本模式是不行的。美国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可以说独霸全球,但是,2000年,美国的股市泡沫破灭了,而且破灭得极其惨烈,2007年房地产泡沫也破灭了,而且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可见美国模式也不行。遍察世界大国,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发展形势最好的可能是中国和印度。整个西方媒体一直都说印度好,口径非常一致,一边倒地肯定印度。近两年,我认真考察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发现,尽管印度的富人俱乐部里面是那么的奢靡,可出了富人俱乐部,大概相距10米都不到,就能看到露宿街头的人。从新德里到泰姬陵那么短的距离,居然要走八九个小时,而且奔驰车可以和牛一路同行。我感觉,印度学不得,没法学。但是,中国(模式)就能被人所学吗?我们知道,我们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可即使全是好的,其他国家也是学不来的。所以,虽然西方现有的模式不得不转型,但是转型是极其艰难的。

世界格局深度变化

记 者:我们注意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格局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对此,您是怎样认识的?

江瑞平: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非常引人注目,表现很多,我把它概括为“三个化”。

一是全球经济亚太化:从欧美到亚太

就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或者说是重心,从西边向东边转移了,越来越从欧美向亚太转移了。我们知道,世界经济的中心最早是在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然后是欧洲,然后是北美,美欧长期以来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欧洲早就不行了,现在尤其如此。2010年全球经济GDP增长当中欧盟仅仅贡献了8%,美国和东亚加在一起贡献了54%。这个数字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种亚太化趋向。金融危机之后,这个趋向更加明显了。

二是亚太经济东亚化:从美国到东亚

在亚太经济格局中,从北边向南边转移了,就是越来越从美国向东亚转移了。2010年,美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2%,而东亚达到42%,这就构成了美国和东亚加在一起贡献的54%,其中东亚比美国的贡献率高出了30多个百分点。

三是东亚经济中国化:从日本到中国

东亚的经济格局是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东往西转移。东亚经济增长率很长时期主要靠日本来带动,现在,越来越依靠中国了。2010年在东亚经济的增长当中,日本仅仅贡献了4%,中国贡献了26%。

这“三个化”放在一起,表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快速提升。尤其是从流量、动态的指标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是靠中国拉动的。为什么要重新强调这个趋向?我们会注意到,目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当中的所有的重大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与这样的全球经济的中国化有直接关系。现有的世界格局、国际体制是在中国毫无影响、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建立、形成的,西方世界也习惯了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但是中国的整体实力在最近这30多年却是在快速增长,国际地位也在快速提升。

国际体系直面改革

记 者:当前,国际体系主要是国际经济体系,正处在变革过程当中。请教江院长,在这样的变革中出现了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的动向?在这些动向当中,中国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江瑞平:当今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变革,变革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正常地运行和发展经济,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体系,这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体系,在公共选择理论上就叫做国际公共商品。国际公共商品最好是由一个世界政府来提供,最好由一个世界议会来制定法律,有一个相当于各国中央政府的真正的联合国,由它来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监控经济的运行。这不是指现在的联合国,现在的联合国远远达不到一个世界政府的水平。所以,非常不幸,目前这个世界政府并不存在。那么,谁来提供国际公共商品呢?——大国。

历史上很长时间,是英国在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两次世界大战把英国彻底拖垮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这都是传统的大国主导,采取的是传统的主导方式,或者叫“主导的传统”。这个传统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战争崛起。要想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必定是通过战争,从原来的大国手里把主导权夺过来。有了这样的国际体系之后,最早称霸的是荷兰,荷兰的海上霸权是当时国际体系的核心。之后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打败荷兰之后控制了海上的霸权,主导了国际体系。进入到近代资本主义时期之后,英国控制了海上霸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世界,建立了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由于英国自身的危机,欧洲大陆连年战乱,最后被美国从中渔利,获取了世界霸权。可见,从荷兰到葡萄牙、西班牙,到英国,到美国,根据这样的历史演变先例,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在现代国际关系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就是霸权稳定论,有霸则稳,无霸则乱。现在,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理念,主要的外交政策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个理论。所以,第二条就有了,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大国主导的传统,就是以强凌弱。谁说了算?大国说了算,国际民主化氛围非常淡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任何一个重大的决策,只有美国同意了才能够实行,因为他有一票否决权。所以,主导的传统就是,战争崛起,以强凌弱。

现在的问题是,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大国遇到了很多问题。与此同时,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在快速崛起,尤其是其中的大国,国际地位在快速提升。于是,就有了一个新的概念——新兴市场大国。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他们的快速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这五个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要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2006年、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这五年当中,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37%、42%、57%、44%、48%。尤其是2008年,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当中,金砖五国的贡献率高达57%。

新兴大国正在快速崛起,国际秩序还是由过去的传统大国在主导,这显然是矛盾的。作为主导者的大国的地位在下降,而原来的顺从者的地位却在提升,就难免会产生摩擦、矛盾,要解决这些摩擦、矛盾,就一定要变革整个国际体系。

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是由IMF引领的,集中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份额投票权在增加。实际上世行也是如此。但是,即使份额再增加,美国有一个不可触动的硬指标、生命线,就是美国的投票权一定始终保持在15%以上。因为IMF有规定,重大的决策必须有85%的股权同意之后才能够实施,而美国一个国家就占到15%以上,也就是说,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有一票否决权。这个底线是不能触动的。所以,国际经济体系虽然正在变革,但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合理状态,为期还十分遥远,进程也会十分艰难。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IMF想方设法地想让中国来伸以援手,但是,又不给中国增加相应的份额,只是要求以特殊贷款的形式向中国要钱,这肯定是不行的。另外,IMF的改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重要举措就是增加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但是,迟迟未能有进展。现在之所以有进展,是因为有了G20。

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重大决策,首先在G20——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达成协议之后,在IMF就相对好办了。因为这20国在IMF中占有绝对的份额、绝对的主导。所以G20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国际协调机制的重构。G20是从G7、G8演变过来的,原先是传统的7大国、8大国在主导,现在成了20国了,增加的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大国,它体现着国际体系变革当中新兴大国崛起这个不可逆转、不断强化的历史趋向。但是,问题在于G20是金融危机特殊背景之下的特殊的产物,当时声望很高,影响很大,而现在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首先,G20是面临着危机这种特殊背景之下的特殊产物;其次,G20本身有一系列的内在矛盾;再次,中国在G20的问题上本身也存在两难选择。国际体系的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变革进展非常艰难。

记 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作者:彭澜

第二篇:当前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对2009年国际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综述。这些问题主要有: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贸易保护主义;主权财富基金等。

[关键词]金融危机;人民币国际化;外商直接投资;贸易保护主义

2009年是世界经济运行状况极为艰难和复杂的一年。金融海啸的扩散与深化重创了世界经济,各国的反危机措施迅速出台,世界经济触底后显示出缓慢复苏的迹象。金融危机的爆发昭示了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国经济地位日益上升,人民币在危机之下越发显示出其稳定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可接受程度大大提高。为应对经济衰退,一些国家纷纷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中国因外贸依存度很高而深受其害。出口增幅下滑的内在压力和国际大宗商品与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外部动力,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增,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金融危机也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使主权财富基金这一新型的机构投资者在世界金融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者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一、国际金融危机问题

(一)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是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演变而来的。一些学者认为,次贷危机形成的根源包括: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就了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持续的流动性过剩,监管缺位背景下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而美国基准利率的重新上升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下降,最终触发了次贷危机。从世界范围看,这次金融危机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从国际货币体系来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为全球持有,但其发行量由美国独家掌握,这一方面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垄断利润,也造成了美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同时埋下了全球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不断加大、金融投机盛行的隐患,这些隐患一旦突破平衡点,必然造成美国经济剧烈波动,进而引发全球危机。有的学者提出,危机的根源还在于美国过分地追求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经济体制。过去20年来,美国一方面不断降低利率,导致美国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和债务负担率大幅上升;另一方面,推进金融自由化,结果助长了金融机构的赌博性行为,加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一些学者从制度层面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此次金融危机呈现出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的特点,但这只是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运行形式上的差别。从危机的根源看,它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也没有脱离生产相对过剩这一根本原因。旨在缓和生产相对过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与扩大需求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激化和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虚拟化的条件下,危机实质的新特点是新型的生产过剩,即生产过剩已不仅是物质生产、实体经济的过剩,而且是虚拟经济、服务行业特别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行业的过剩;危机原因的新特点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表现为世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世界人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泛滥成灾引起的。

(二)金融危机的影响

学者们认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有:重创了美国的银行体系和全球金融业;削弱了美元的国内购买力,加剧了通胀压力,从而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使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变化,对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推动了新一轮的并购战和财富争夺战以及国际跨国公司的重新组合;造成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悲观预期。危机从消费、投资与出口三个方面对美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冲击。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欧洲金融市场率先受到传染,进而冲击到实体经济。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增速下降,通过进口渠道影响发展中国家,进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增速不断下降。金融危机还通过对美国进口的抑制作用和对美国出口的刺激作用,改变美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和结构,收缩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将会受到削弱。这意味着过去10 余年来的国际收支格局将被迫进行调整。

(三)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大致可分为十类:降息;直接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严禁卖空;注资、国有化或接管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债务进行担保;直接向实体企业提供融资;对住房抵押贷款借款人开展救助;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或提供贷款担保;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IMF向新兴经济体和中小型经济体实行援助。美国的反危机政策主要特点有:一是重在帮助金融业解决流动性问题,以尽快恢复市场信心;二是实施大范围的经济刺激计划,提振消费者信心;三是短期救急的同时也致力于长期意义的制度性改进;四是力图矫正美国的贪婪文化。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使用了可以使用的所有手段,但到目前为止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从当前来看,随着世界各国加大救市力度,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的信心,有助减缓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但金融机构的信用萎缩状态并没有消除,经济体内在调整也尚未完成,这些措施难以阻挡经济衰退的趋势;一些国家通过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资金,大部分停留在金融机构,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不会构成对商品的现实购买力,但会造成未来物价上涨的压力。危机的救助过程是市场不断退让、政府作用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对过去30年来过分依赖自由市场竞争的校正过程,也是应对危机国际协调行动逐步加强的过程。

(四)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

学者们提出,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有限,但不能低估:给持有美国相关金融资产的金融机构造成损失,存在巨额外汇储备缩水的风险;受危机影响的外国金融机构变现其持有的各类资产对我国的经济形成冲击;导致外需明显减少,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极大的下行压力。金融危机也给我国提供了较多的机遇:减缓了世界供求紧张状况,全球石油、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为宏观调控提供了空间;加快了世界金融、经济格局的调整,有利于我国提前进行全球布局;可利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保持本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地位。面对危机,我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根据现实的变化和要求适时调整和创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赋予其新的活力和创造力,把危机转化成为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机遇。有的学者指出,危机的影响明显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增长方式粗放、对国际市场依赖过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我们对问题应有清醒的认识,明确解决问题思路。

从政策反应与复苏条件来看,我国具备走出危机的一些优势,但关键在于如何增强经济体的弹性,使政府投资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以及保证其政策效应的可持续性。应该全面地反思危机:一方面不能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样迷信市场是万能的,另一方面也不能误读“社会主义拯救华尔街”,否定市场的基本价值。我国应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以改革来应对危机:一是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二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的顺畅流通。三是放松行业管制,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四是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着眼于中长期的科学发展。五是提高汇率弹性,使货币政策成为对抗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学者们提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引发了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全球金融动荡等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彻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本位制是否可持续,而美元本位制在短期内仍会持续,但在长期内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进而难以为继。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不对称的,它既无法促进国际储备多元或者提供一个价值稳定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也不存在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自动调节机制,更不能保证国际资本的正常流动。与历史上的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更大的内在不稳定性。因此,必须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系统性改革与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汇率剧烈波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些内在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综合学者们的意见: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不可能是金本位和单极体系,而是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体系的演化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的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的演变路径是:首先出现几个大国主权货币,每个大国主权货币周围会有几个小国货币与之挂钩;然后形成几个大国主权货币带领小国货币构成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最后在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上,再形成世界货币甚至是超主权货币。现在的一个主流设想是,在未来一个时期,把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合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稳定基金”,使之成为全球监管者、全球危机管理主体以及全球最后贷款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主要集中在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和汇率制度的选择上,操作措施主要有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目前仍无一种合适的国际储备资产能够替代美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阶段目标是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建立以美元为主,其他主要货币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极,是打破美元垄断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性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是指人民币跨越国界,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及市场干预工具的过程,也就是人民币由国内货币转变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原因在于: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通过市场驱动实现的;国际货币的使用具有惯性;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不会自动放弃其货币国际使用的各种收益。有的学者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外部需求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占全球比重的提升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在于贸易结算制度安排和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以及汇率制度。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由初级向高级、由民间向官方、由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向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由部分国际化向完全国际化不断延伸和发展的渐进过程。首要目标是努力推进人民币亚洲区域化,依次实现贸易结算货币、金融产品计价交易货币、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中国带来多方面的收益,但在条件不完全具备时,过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会给经济、金融体系带来很大的风险。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在5—10年内是我们不能承受的:人民币国际化会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使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变得易于波动;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削弱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人民币国际化还会衍生出必须承担平抑世界经济波动和对外供应人民币的责任及其后果。从基础条件看,国际上实施本币国际化战略的国家人均GDP普遍超过1万美元,而中国经济总量虽居全球第三,但人均还很低,贫富差距大;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和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完善,也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风险控制水平无法与欧美金融机构相比;我国社会体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加之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抱有戒备心理,期望人民币走出国门后受到普遍欢迎,是不现实的。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综合学者们的意见:人民币国际化当前的重点是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逐步改进;中期的重点是积极参与亚洲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格局的改进;长期的重点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重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长远规划和战略选择,也是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最终目标。作为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必须是国际贸易结算通用或选择性货币,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可交易的货币,为此,就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完全可兑换、可交易的货币。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性货币的基本前提。从不完全兑换到完全可兑换,是一国汇率机制改革所能做到的。而从可兑换货币到国际储备性货币,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它体现了货币发行国经济规模、经济竞争力、良好预期以及经济社会文明、法制的水平。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战略和政策取向上可从两个层次上用“三步走”来概括:在地域扩张上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取向;在货币职能上也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取向。应把扩大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作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开展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发行人民币债券;发挥香港和上海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微观基础,扩展中国银行业的海外业务。

三、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一)中国FDI的经济效应

有的学者认为,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国内企业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薄弱,国内金融市场没有起到促进FDI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总体上来看,FDI提高了我国的失业率:一方面FDI的进入挤出了国内的无效资本,导致就业水平下降;另一方面,面对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被迫作出反应,通过裁员来提高效率,增加了失业人员。有的学者则认为,FDI没有降低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对外资企业挤出内资企业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外商投资企业更多地进入了中国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这样外商投资企业必将利用其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增强这些行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促进我国整体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有的学者提出,FDI带来的资本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效化具有积极影响;由于我国FDI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不均,即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出口加工部门,导致我国工业过度扩张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发展;当前,FDI引致的国际知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但整体效果不明显。

(二)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学者们认为,我国利用外资战略已经逐渐从“重规模”转向“重质量”?熏从“重引进”转向“重吸收”,因此,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效率,对新兴产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建立提供特别的融资支持;继续提高引资质量并积极改善自身条件,充分利用FDI带来的国际知识资本的溢出效应;积极、合理、有效地引进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优化引资结构,使之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目标相匹配;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更加有效地利用FDI的知识溢出效应来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在引导FDI流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重视带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我国出口结构向高技术产品结构转移。同时,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积极利用FDI,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发挥本土要素的比较优势,注意加强国内相应产业链及配套网络的建设,加快跨国公司技术向本地的转化,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所有投资者一视同仁。

(三)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学者们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显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一是出现加速增长的趋势,目前处于提速的拐点;二是绝对规模较小,与经济大国地位不符;三是投资流出的产业结构偏向严重;四是流出地区结构中发达国家比重较低。上述特点是与中国现阶段政治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分不开的:我国仍处于直接投资入大于出的阶段;我国企业还处于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总体低下的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还处于高耗能高增长的阶段。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我国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重很小,对最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比例更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对香港特区、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高比例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存在水分,尽管表面上直接投资金额很高,但相当部分的实际资金并没有运用于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十分发达的离岸金融体系,公司管理体制宽松,注册手续简便,对资本流动限制少,使得无数企业设法在以上地区投资成立公司,造成巨额直接投资假象,而实际生产性资本则转移至别处。另一方面,技术落后使得我国直接投资难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要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不仅是要利用其规模经济的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绕开贸易壁垒,真正使我们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以资源获取为目的的对外投资,需要慎重和妥善处理与当地的关系,不能是掠夺式的开采资源,更重要的是互利共赢;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了“走出去”的促进措施后,要跟踪关注“走出去”的效果如何,并及时地调整相关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和跨国生产行为一定要严格监控,要严防某些国企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对外投资。

四、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有的学者提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特点:一是形式多样,领域广泛。除了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还表现为金融保护主义、就业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等。二是全球蔓延,手段隐蔽。保护主义在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都有体现,各国政府都高调反对保护主义,但一些国家试图钻国际规则的空子,给保护措施披上“合法”外衣。三是主要贸易大国用以限制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工具主要是非关税壁垒,发展中国家则较多地使用关税壁垒;四是旨在夺取海外市场的进攻性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保护主义重心从限制外资转向限制内资对外投资;保护主义风潮向劳动力跨国流动领域蔓延。有的学者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五大危害:经济全球化逆转,已经形成的金融体系、全球性分工体系、生产体系和销售体系链条断裂;冲击全球贸易,引发贸易战,使世界性的贸易摩擦增多;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受阻;贸易保护主义将使发展中国家受到重创,又会反作用于发达国家;把整个世界拖向更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孳生各种意想不到的恶果。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去全球化”思潮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危机的出现更是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反思。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以及资本密集程度的差别,在经济衰退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其自身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大。

有的学者提出,当前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频发的渊源深远。对华贸易失衡、能源利益冲突、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危机应对等经济方面的根源,说明了欧盟对华贸易保护的必然性和紧迫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总体性质基本上取决于美国国家核心利益,期望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短期内有根本性变动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在其对华贸易政策中体现对其制造业的保护将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学者们认为,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一是要扩大短期内需,抵御世界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二是要继续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外向型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并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经济支持等;三是要实施和加快进口替代,为我国打击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条件;四是要加快外向型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五是要针对全球化对需求管理政策效果的削弱,可以考虑用供给管理代替需求管理。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警惕和防范不应局限于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传统保护主义,还应包括旨在夺取海外市场的进攻性保护主义;反对贸易保护的具体行动应当统一在我国全球战略之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发展未必没有对我国有利的作用,只要这种有利作用存在,就要充分利用;我国对贸易保护主义如此敏感,表明我国对外贸易过于集中,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应着力对此进行调整。

五、主权财富基金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蓬勃兴起,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截至2008年底,全球约有40个国家设立了主权财富基金,规模达3.9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是由一国政府拥有和管理的以外汇储备和商品出口收入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熏主要面向海外投资?熏并以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的市场化、专门化的长期投资机构。学者们认为,主权财富基金与国有跨国公司一样,都是主权国家根据国家利益需要通过划拨国有资产而设立的、主要进行战略性投资、缺乏透明度的大型国有投资实体,是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和主要载体。主权财富基金的二重性质决定了它们运作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追求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利益的载体,其投资行为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取向。

学者们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主权财富基金兴起的根本原因,能源价格上涨是导致主权财富基金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全球化则为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各国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的原因和作用主要是:跨期平滑国家收入,减少国家意外收入波动对经济和财政预算的影响;协助央行管理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冲销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跨代平滑国家财富,为子孙后代积蓄财富;预防社会经济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竞争力,从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主权财富基金与世界经济失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世界经济失衡加剧使得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国和某些发达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从而为主权财富基金提供大量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又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其中,稳定型主权财富基金主要以投资低风险的美国国债为主要目标,在维持美国双赤字和提高世界经济失衡的持续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略型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等高风险资产,投资范围涉及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众多国家,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和新兴经济体、石油输出国之间的资金回流,从而对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作出了贡献。

学者们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对内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对外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能够更加专业和合理地管理财政盈余和公共资金,起到了稳定财政和保障国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另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可以在与货币当局进行充分协调的情况下,为稳定汇率作出贡献。此外,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及所产生的收益可能会对一国的公共财政、货币机制、资产负债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产生重要影响,设计合理的主权财富基金将对本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起到积极的支持作用,但如果管理不当,也会带来财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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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宫秀芬

作者:卫兴华 武靖州

第三篇:2010年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

【论文摘要】 2010年,我国经济学界对国际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继续进行研究与探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投资问题,国际贸易壁垒问题等。

【论文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主权债务危机 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贸易壁垒

2010年,世界经济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开始出现缓慢复苏迹象,步人后危机时期。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扩散与深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贸易萎缩,并由此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贸易壁垒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中国首先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恢复快速增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固然对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很大,但同时也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很多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观点。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研究方面,韦建桦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有关资料显示,近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357:1;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家庭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人的收入却增加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的家庭财富增加了7倍。如果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那么金融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从表面上看,危机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事实上是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结果造成大规模的负债消费。这实质上仍然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川丁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而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随着美国金融产品泡沫的破灭,原已存在的生产过剩危机必然暴露出来。因为金融衍生品是可以相对独立运动的虚拟产品,它会使由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在金融泡沫的面纱掩盖下被深深地隐藏起来,还表现出经济繁荣的假象。这次金融危机就是金融泡沫破灭的结果,金融泡沫破灭,生产过剩的真相就显露出来。12周新城指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大多数西方学者决不会对危机从本质上进行科学的研究,他们可以对监管不力、过度投机、金融衍生品过多甚至华尔街的贪婪进行谴责,但不会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白暴力等认为,本次危机的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社会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约束下的消费支出过度;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必然导致社会供求的根本对立,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

在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的研究上,陈雨露等指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此外,陈雨露还认为,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刘诗白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新形式。金融垄断资本主推的经济过度金融化与虚拟化,特别是“有毒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引进,使美国金融结构畸形化和金融体系风险增大,并导致这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过度金融化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制度性的生产能力过剩。”’杨继国认为,导致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在经济周期、收入分配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季小立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杨文进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昌忠泽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赵奉军等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从而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二、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薛小峰等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但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型贸易壁垒。王建认为,今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将更加复杂,可能会陷入长期萧条、通货膨胀与世界贸易萎缩的交织局面。由于美国的庞大的“有毒”资产没有得到处理,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不是通力合作,而是矛盾激化,

世界经济在未来3年有极大的再度探底的可能性,并且可能长期走不出萧条阴影。在经济萧条下,各国政府不敢轻易退出刺激方案,低利率就会长期化,而由于货币供给过多则迟早会导致严重通胀。另外,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负债能力长期难以恢复,美国的进口将长期难以振兴。在欧洲,欧盟各国为控制债务增长必须大幅度压缩财政赤字,结果会导致进口显著萎缩,世界贸易也会在未来陷入长期萎缩。李杰豪等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这是今后国际经济环境将会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陈凤英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尸甄炳禧认为,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主要变化在于,“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

卫兴华等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带来一些变数。一是在经济思想上,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将走向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会受到进一步重视,世界各国将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的调节,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加强。三是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其经济的运行和原有生产形式将发生变革。四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出口需求萎缩的局面。毕吉耀等认为,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出现的变化将是:世界经济将逐步走出衰退,但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国际贸易投资将再趋活跃,但会受到保护主义的干扰;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孕育新变化,但美元主导地位难以改变。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有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张兰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的集中表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通过货币竞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来克服无约束的信用本位的弊端。李稻葵等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曹勇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摆脱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规模和使用范围,是现实条件下能被各国接受的可行方案。

另有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袁志刚等认为,长期来看,美元衰弱的趋势不可阻挡,但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熊爱宗等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其稳定性的提高,但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同时,二者还没有展开实质意义上的竞争,这制约了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李晓等认为,处于美元霸权影响下的东亚地区在储备货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贸易结构调整方面面临许多困难,使其短期内难以放弃对美元体制的依附和支持。因此,现阶段东亚地区尚不具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未来突破困境的可行路径是,通过加强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渐进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削弱美元霸权。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至关重要。张向军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主权货币体系需要建立超主权机构。欧元的实践表明,超主权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下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中期可通过发展区域货币联盟强化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为建立全球单一货币联盟创造条件。

(二)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刘元春等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李稻葵等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主权债务危机。陈艺云等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陈玉梅等认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张。政府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解决经济危机时,政府担保和直接支出的负担会相应加重。当政府的财力或承受力无法支撑时,主权债务危机就发生了。徐明棋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属于南欧国家寅吃卯粮所导致的财政危机,但由于欧元区在制度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缺陷,使债务危机演变成欧元的信任危机。

(三)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

贺力平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的可持续性提出挑战;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节奏放缓;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将使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继续走低。郑联盛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使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加大市场波动幅度,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将扩大,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将加大,大宗商品和原油价格将更加不确定。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新兴市场受到的影响将更大。刘惠萍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使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就会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欧元汇率的走低将

影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调整。

(四)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和启示

贺力平认为,任何经历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都需要将政策重点转向金融风险的防范上,转向结构调整和累积问题的解决上;缺少统一财政纪律的区域货币区的运行具有内生风险,而援助体制则可能伴随显著的道德风险。陈玉梅认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具有以下启示作用:第一,控制和监管流动性过剩问题以防止资产泡沫。第二,控制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减少内外债务负担。第三,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第四,发生危机时要救助得当。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将防范主权债务危机视为一个长期问题,提高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性与应变性。

四、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风险

刘考场等认为,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规模、充分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人民币稳定的汇率为其国际化提供了较好的市场环境;我国技术导向转型、企业“走出去”战略和海外投资需求对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时代要求。李萍等认为,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许多措施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一定数额和一定期限的双边本币互换;加快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试点工作;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加速,同时允许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简化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制度等。

宗良等认为,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以下难题:跨境贸易结算还需进一步完善制度安排;在资本输出中人民币使用不足;资本市场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李萍等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很漫长且充满困难。第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宏观重视较多,微观机制尤其是私人部门参与机制重视比较少。第二,中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且未完全开放,人民币尚缺乏投资渠道,还未形成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第三,监管机构在资本流动管理上的经验和能力也未充分,限制了中国在短期内全面开放资本项目和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可能性。张云等认为,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是国际收支的金融项目放开,尤其是人民币债券市场必须是放开的,而债券市场的活跃及其对外开放将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

(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

陈卫东等认为,外汇储备增加不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充分条件,只有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实力、加快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才能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高海红认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可在早期阶段鼓励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以人民币计价;在中长期阶段,人民币的区域范围使用应日益覆盖中国的邻国或者更多的区域。王桤伦等认为,借鉴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国际化发展规律,结合人民币自身特点,在地域扩张上,应采取由周边向全球推进的战略选择,遵循“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三步走”战略;在货币职能上,遵循“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人民币储备货币”的“三步走”战略。

五、人民币汇率问题

(一)人民币是否应升值

秦朵等认为,以往关于人民币失衡的研究结论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大多高估了人民币失衡的幅度。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从实际有效汇率看,目前人民币并不存在低估。因此,人民币升值绝非纠正全球贸易失衡的可行手段。胡玫等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出于政治诉求,而非经济层面的考虑。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同时,人民币升值也不是解决美国就业问题的“金钥匙”。即使人民币被低估,一次性升值也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不同货币间的汇率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仅从购买力平价看汇率,没有考虑到两国的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民众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实际并不严谨。梁艳芬认为,人民币是否升值一方面取决于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基本做法和规律,屈服于外界压力而升值是不可能的。但从短期来说,采取一些措施,也可适当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周宇认为,短期而言,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有限,但从长期看,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接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将会显露出来,这些负面影响将会过早中断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李继峰等认为,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对GDP影响不大,但对出口贸易影响显著,进而影响到出口导向型行业中的就业需求;不同的升值方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同,阶梯性升值调整优于一次性升值。张庆君认为,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将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性及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出口商品结构特征和优势,使这种传递和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波动性的动态变化对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王孝成认为,长期而言,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将促进中国就业,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则会抑制就业。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就业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甚至会出现与长期关系相反的现象。

有的学者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积极影响。黄海洲认为,人民币适度升值对中国本身有利,可增加货币政策灵活性,发展金融市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有利于处理通胀与汇率两者之间的平衡。胡玫等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如下好处:第一,如果人民币能够一次升值到位,将有利于降低因热钱流人所催生的资产泡沫所带来的风险。第二,人民币升值将减少出口、增加进口,有利于中国削减贸易顺差,调整外部失衡。第三,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对出口企业产生影响,但这将有利于促进资源的重新配置,并使我国产业结构得以升级。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

梁艳芬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首先应尽量减少对宏观经济短期内的负面冲击;其次要借鉴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经验,尽量避免汇率升值后的不利影响。从技术层面,对于目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存在的缺陷,如波动区间窄、缺乏弹性等进行汇率改革是可行的。丁志杰等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核心是去美元化,摆脱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依赖。有必要转向对称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即借用一篮子货币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并实现汇率向均衡水平的调整,最终走向真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张斌认为,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应一次性升值10%,一次性升值后的人民币汇率保持年波动率上下3%的自由浮动区间。他认为,这种折中方案最能兼顾长短期利益,一方面有利于遏制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投资资本冲击;另一方面能使汇率调整造成的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六、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投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刘渝琳等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人

能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还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陸变量。CD)傅元海等认为,FDI的大量流人不仅推动了东道国经济增长,而且通过技术溢出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FDI的技术转移与扩散效应、竞爭效应、联系效应是FDI溢出效应最主要的几种途径。在FDI的不同技术溢出条件下,本地企业采取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本地企业不同层面技术的进步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李艳丽认为,FDI对整体国内投资产生子挤出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产生了微弱的挤出效应、显著的挤入效应及严重的挤出效应;以北美洲为资金来源的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最为显著,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仅次之,而来自其他地区的FDI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不大。

(二)我国优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刘志雄认为,在保持用于产品生产的资本一定的条件下,将引进的外资更多地运用于国内基础设施的积累,有利于产出的进一步增加。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可更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刘庆琳等认为,专利保护状况不仅是吸引外资流人的重要法律保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手段。聂名华认为,完善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管理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合理引导外资的地区流向,逐步优化外资的区域结构。二是合理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充分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本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四是合理调整外资的优惠政策,加大对外资企业的监管力度。五是防止外商投资中的垄断倾向,对污染环境的现象强化监管。

(三)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机遇

刘主光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重要机遇:西方国家在部分行业降低投资进入的壁垒;人民币升值加速,降低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本,增强了并购的能力;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支持力度。李一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海外投资带来了难得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使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我国充裕的外汇储备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了基础条件;国际市场的资金需求旺盛;国际社会合作需求提供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有利政治环境;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一个选择。

(四)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李一文认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以下几方面挑战:缺乏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人才;“中国威胁论”所造成的政治障碍;跨国投资的潜在风险;风险驾驭能力受到更大挑战。张琦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管理风险和财务风险等方面。政治风险包括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民族主义风险、东道国政策变动风险、恐怖主义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而管理风险则包括企业效率风险、跨文化风险等。白远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出现了新的风险:一是利益格局变化带来的风险。国家、企业和个人为获取经济利益的较量也是风险产生的根源。二是主要经济体金融不稳定与经济发展逆转带来的风险。三是金融开放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四是针对主权财富基金掀起的“金融保护主义”风险。五是对“中国美元”的抵制与担忧。

(五)中国对外投资应采取的对策

李一文认为,中国对外投资可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利用一些国家放松外来投资限制的契机,重点投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优化政策环境,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和监管体系;谨慎实施“海外抄底”;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潘益兴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根据不同经营结构,采用多样化的组织方式;要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合理调整产业布局;要发挥多种区位优势,扩大海外投资覆盖范围。白远认为,企业对外投资首先要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相结合。其次,中国企业在进入东道国的方式上可采取更为策略的做法,不要急于求成。再次,作为政府推行“走出去”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国有企业会更多地面对行政命令式的以及为了政绩而对外投资的选择,对由此所导致的后果和风险应有充分的考虑。最后,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过程,这要求企业要注重长期与东道国各界打交道。

七、国际贸易壁垒问题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壁垒

程大为认为,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措施的新特点有:保护领域拓展到环境保护、劳动力雇佣、投资政策等多方面;发起者从以企业为主拓展到政府与其他主体共同参与;“针锋相对”类直接对抗性案件增多;“贸易偏转”类保护性措施增多;以产业发展为着眼点的保护性措施增多。门”何茵等认为,在WTO框架下,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的运用日益困难。危机来临之时,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的贸易救济措施易被滥用,以致成为一种相对较为隐蔽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王粤等认为,后危机时期,针对我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也迅速增加。在我国当前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中,“绿色”贸易壁垒占很大比重。“绿色”贸易壁垒主要体现在: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绿色标准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和绿色补贴等。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新型“绿色”贸易壁垒,“碳关税”即为其中一种。陆燕认为,后危机时期,从贸易保护实践看,发达国家更青睐于采取出口补贴和相应支持措施,对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救助,如美国、欧盟恢复提供奶制品出口补贴;而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措施种类较多,包括出口补贴和相应支持措施、提高进口关税、实施进口禁令、实施非关税措施等。

(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程大为认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既需要建立长效对应机制,也需要快速反应机制。长效对应机制适用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博弈;快速反应机制则要针锋相对地限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产生警示、威胁的效果。而在快速反应机制中,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制”应该居于重要地位。马光明认为,当前中国在贸易顺差增长趋势、顺差调节效果、产出和出口的世界地位、货币升值趋势、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等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具有较高相似性,货币环境和经济基本面则更为优越,存在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应对贸易保护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我国短期和中期内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途径。薛荣久等认为,中国应从目前的自由贸易政策转向协调管理型的自由贸易政策,把被动的自由贸易政策转变成主动的自由贸易政策,把WTO主导的自由贸易政策引向有序化,促进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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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卫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