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计量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著名计量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RobertF.Engle)和克莱夫·格兰杰(GliveGranger)。
第一篇：计量经济论文范文
交通事故经济损失及其计量
交通事故的经济损失中，间接经济损失影响因素众多且复杂、不易量化，科学合理地估算交通事故造成的潜在性损失，准确评价交通事故对社会的经济影响，为交通安全建设、交通事故赔偿及社会保险等方面提供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学者对交通事故经济损失的计量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在交通事故经济损失辨识的全面性和计量型的科学性方面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交通事故经济损失的表现形式
(一)物质财产损毁损失 物质财产损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损失，一方面是运输工具、交通设施和运输货物等的直接损失。另一方面是运输设备和交通设施等的减值损失，即损毁物质财产经修复后其功能不变而价值的降低，如交通事故中损毁的车辆，经修理后其功能(包括外观等)完全恢复，但其损毁的记录使人们认为其价值已大不如前。
(二)人员伤亡损失 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其损失包括伤亡人员的医疗费用(包括药物费用、住院费、住院陪同人员损失、出院后康复费用等)、劳动价值损失(包括贡献社会和家庭的劳动价值)、家庭生活质量损失和精神损失、救护车费用和丧葬费等。
(三)交通事故环境损失 交通事故环境破坏，其损失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和环境毁坏两个方面。交通拥堵造成在途的其他交通运输参与者不必要的时间消耗和费用损失，称为交通延误损失;环境毁坏损失主要表现为交通事故致使危险品及污染物泄漏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交通事故造成拥堵所导致的额外尾气和能源消耗等环境污染损失，以及危险品泄漏后对人体损伤产生的损失和其他相关损失。
(四)社会服务损失 交通事故发生后，伤亡人员的救助、损毁物质的清障、危险品泄漏的处理等，需要动用交警、交通行政、医疗救护、消防、环保和司法等社会公共机构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提供警方、清障、消防、救护、管理和法律诉讼等服务，从而造成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消耗而产生损失。
二、交通事故经济损失的计量依据
(一)交通事故物质财产损失的计量 对于交通事故物质财产损失的计量，一般仅计量物质财产损毁的直接损失，但仅计量物质财产直接损失并不能完全反映交通事故物质财产的全部损失，还应计量物质财产的减值损失。交通事故物质财产损失的计量依据利益丧失原则确定。其中物质财产损毁的直接损失，可以通过市场价格等相关信息直接获得，如可根据运输工具、交通设施和运输货物等物质财产损毁后的更新、或维修和部件更换等费用来确定。对于客观存在的减值损失，可以通过类比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二)交通事故社会服务损失的计量 为处理交通事故，交警、交通、医疗救护、消防、环保和司法等社会公共部门，要消耗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从而使这些资源丧失了用于其他活动的可能性。如果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省下的时间和资源就可能用做其他用途，这将会增加社会劳动价值。因此，交通事故社会服务损失应等于这些时间和资源在其他活动中创造的社会价值，实践中可以根据处理交通事故社会服务所实际投入的人力物力来测算。
(三)交通事故人员伤亡损失的计量 交通事故人员伤亡损失是最难以估量的，其计量包括人员伤亡的社会劳动价值损失、家务劳动的价值损失、亲友生活质量损失与精神损失、医疗救护与丧葬等实际资源损失方面。
一是社会劳动价值损失计量。该项损失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依据来计量，人力资本投入愈多，人力资源价值愈大，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损失就愈大。健康、年龄和教育是评价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因素。因此，应根据伤亡人员的健康状态、年龄大小和受教育程度分别估算社会劳动价值，进而计量伤亡者未来期望寿命的社会劳动价值(产量)的现值之和，即为交通事故人员伤亡的社会劳动价值损失。
二是家务劳动价值损失计量。对于交通事故伤亡者家务劳动的计量，主要是确定受害者家务劳动时间和单位家务劳动时间的价值。前者与受害者的收入水平、年龄和性别有关，可通过统计确定，如据统计，我国城市居民一周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为5小时1分，个人生活必需时间为10小时42分，家务劳动时间为2小时21分，闲暇时间为6小时6分，上述四类活动时间分别占总时间的21%、44%、10%、25%;后者的计量，虽然可以家政劳务工人的计量工资为参考依据，但不能等同。
三是生活质量损失计量。交通事故导致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庭生活质量的下降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还相当严重。交通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庭生活质量损失的计量应考虑伤亡人员的健康状态、年龄大小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但具体量化难度较大，从人本出发，适用愿付费用法。
四是精神损失计量。交通事故伤亡的发生，会给受害者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失。研究表明精神损失与伤亡者的健康、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有关。一般认为，生前健康程度越好，其家庭成员的悲伤指数就越高;中青年的死亡影响较大，因此导致的悲伤指数随年龄呈正态分布;死亡者生前受教育程度越高(包括职业培训)，社会和家庭对其期望值也较高，其家庭成员的悲伤指数就愈高。因此，与生活质量损失的计量类似，以愿付费用法来计量较为合适。
五是实际资源损失计量。该项损失以伤亡人员的医疗、救助和丧葬等直接费用为依据确定。
(四)交通事故延误损失的计量 一般认为，交通延误损失一般仅计量旅客和货物在途时间延长所额外增加的费用损失，但是这样计量很不完善。交通延误损失，一方面不仅要计量旅客和货物的在途延误损失，而且还要计量受阻运输工具如车辆的延误损失;另一方面还要计量因交通事故延误引发的停产、停工、合同不能履行等损失，尽管此项损失目前尚未纳入统计，但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交通事故延误损失计量依据利益丧失原则进行。对于旅客、货物和运输工具在途时间延误损失的计量，可先根据交通集散波理论估算旅客、货物和运输工具在途延误时间，再结合旅客、货物和运输工具的单位时间价值，汇总得到交通事故引发的在途时间延误损失，其中旅客的单位时间价值是指旅客单位时间的劳动价值，货物的单位时间价值是指货物占用资金的单位时间价值，运输工具的单位时间价值是指运输工具单位时间的盈利或成本支出;对于因交通事故延误引发的停产、停工、合同不能履行等损失，则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也可以法院裁定或保险审定的数额为依据。
(五)交通事故环境损失的计量 交通事故导致环境破坏后的环境恢复或者重建损失的计量，可用重置成本法。交通事故危险品及污染物泄漏后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产生损失的计量，可用预防性支出法或称控制成本法，其用预防环境危害的支出额作为环境危害的最小成本。即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数量上等于为了消除这些污染、恢复环境质量所发生的成本。由于环境质量的变坏会影响人类的健康，在很多情况下，易导致人们患病甚至死亡，因此，交通事故危险品及污染物泄漏后导致的人体损伤损失的计量，可用疾病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交通事故导致的额外尾气和能源消耗等对环境污染损失的计量，可先根据集散波理论估算交通延误时
间，再根据事故影响运输工具单位时间的尾气排放和能源消耗量的折算额来估算。
三、交通事故经济损失计量模型
根据前述计量理论和损失因素分析，确定的交通事故经济损失计量模型如下：
Cz=F(X1，X2，X3，X4，X5，X6)
=∑X1i+∑X2j+∑X3k+∑X4m+∑X5m+∑X6w
式中，Cx—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
X1i表示交通事故物质财产损失。i取值1～6，分别代表载运工具直接损失、货物直接损失、公共设施直接损失(全部更新、或维修和零配件更换费用)、载运工具减值损失、货损间接损失(包括由此引发的停产、停工、合同不能履行等损失)和公共设施减值损失。
X2j表示社会服务损失。j取值1～8，分别代表警务服务、清障车服务、消防服务、医疗救护服务、交通行政服务、环保服务、法律诉讼和其它社会服务的费用。
X3k表示交通事故死亡人员经济损失。k取值1～6，分别代表死亡者的社会劳动价值损失、家务劳动价值损失、家庭生活质量损失、精神痛苦损失、医疗费用损失、救护及丧葬费用损失。
X4m表示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经济损失。m取值1～6，分别代表受伤者的社会劳动价值损失、家务劳动价值损失、生活质量损失(包括受伤者及其家庭的精神痛苦损失)、医疗费用损失、救护车费用损失、亲友探视时间及费用损失。
X5n表示交通事故延误损失。n取值1～5，分别代表交通事故引起货运直接延误损失、客运直接延误损失、运输工具直接延误损失、客运延误间接损失和货运延误间接损失(包括由此引发的停产、停工、合同不能履行等损失)。
X6w表示交通事故污染损失。w取值1～4，分别代表交通事故引起治理环境产生的损失、生态环境变化产生的损失、人体损伤产生的损失和其他相关损失。
交通事故导致物质财产损失、社会服务损失、人员伤亡损失、交通延误损失和环境损失等方面的损失各有具体表现形式。应分别采取不同的计量方法。交通事故经济损失计量模型不仅包括直接损失，还应包括生活质量和精神损失、物质财产减值损失、运输工具延误损失、交通延误间接损失和环境损失。
作者：贺 琼
第二篇：金融计量经济理论的创新
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著名计量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RobertF.Engle)和克莱夫·格兰杰(GliveGranger)。两位获奖者抓住了经济时间序列的两个核心性质：时变性(time-varyingvolatility)和非平稳性(nonstationarity)，因此早在数年前就被学术界归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之列。
罗伯特·恩格尔的理论贡献
罗伯特·恩格尔的研究范围很广，跨越金融计量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但令他摘取桂冠的则是久富盛名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eroskedasticity)模型。
对收益率的建模研究一直在计量经济学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经典资本市场理论在描述股票市场收益率变化时，所采用的计量模型一般都假定收益率方差保持不变。这一模型符合金融市场中有效市场理论，运用简便，常用来预测和估算股票价格。但对金融数据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有些假设不甚合理。一些金融时间序列常常会有某一特征的值成群出现的现象。如对股票收益率建模，其随机搅动项往往在较大幅度波动后面伴随着较大幅度的波动，在较小波动幅度后面紧接着较小幅度的波动，这种性质称为波动率聚类(volatilityclustering)。该现象的出现源于外部冲击对股价波动的持续性影响，在收益率的分布上则表现为出尖峰厚尾(fattails)的特征。这类序列随机搅动项的无条件方差是常量，条件方差是变化的量。
为了寻求对股票市场价格波动行为更为准确的描述和分析方法，许多金融学家和计量学家尝试用不同的模型处理这一问题。其中，恩格尔于1982年提出的ARCH模型，被认为是最集中反映了方差变化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金融数据时间序列分析的模型。ARCH模型是过去20年内金融计量学发展中最重大的创新。目前所有的波动率模型中，ARCH类模型无论从理论研究的深度还是从实证运用的广泛性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金融市场的核心是风险评价。恩格尔的ARCH模型大大改进了风险评估方法。ARCH模型的统计特征表明，它能较好刻画外部冲击形成的收益率波动聚类。ARCH模型的主要功能在于解释收益率序列中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否具有规律性，并且说明了这种变化前后依存的内在传导是来自某一特定类型的非线性结构，而不是方差的外生结构变化。
在其后的工作中，恩格尔及其同事沿着许多方向发展了这个概念。最有名的拓展是TimBollerslev在1986年发展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该模型中，某一特定时期的随机误差的方差不仅取决于以前的误差，还取决于自己早期的方差。
在关于ARCH的第一篇文章中，恩格尔使用了时变性的波动率模型来研究通货膨胀。然而人们发现，ARCH最重要的应用在金融领域，因为金融市场中的活动就是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处置和定价。在实际应用中，条件方差的变化有时会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条件期望的值。例如，在考虑风险与投资回报之间的关系时，由于投资者是依据当前信息而持有证券，当风险(条件方差)增大时，投资者要求的投资补偿也就大。因此，条件方差的变化也会影响收益率条件期望的变化。与其他研究者合作，恩格尔在ARCH的基础上，建立了ARCH-M模型来分析时变风险的收益补偿。期望收益率取决于时变性的方差和协方差，从而自身也随时间变化。
时变性的波动率有什么实际应用呢?举个例子可以说明ARCH模型在股票收益率分析中的应用。假设用标准差表示的条件波动率在某一期间围绕0.5%和3%之间波动。如果投资者有一个对应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资产组合，那么明天该投资者有多少资本面临损失?假设预测标准差是0.5%，他的损失(99%的概率)将不会超过资产组合价值的1.2%;如果预测标准差是3%，相应的资本损失将高达6.7%。同样，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计算资产组合的市场风险时，在险价值(VaR：ValueatRisk)也至关重要。1996年以来，巴塞尔(Basle)国际协议规定银行在控制资本充足率时要使用在险价值。ARCH成为金融部门风险评估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瑞典皇家科学院称，罗伯特·恩格尔“不仅是研究员们学习的光辉典范，而且也是金融分析家们的楷模，他不仅为研究员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还为分析家们在资产作价和投资配搭风险评估方面找到了捷径。”
克莱夫·格兰杰的理论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宣称，格兰杰因为“时间序列的协整(cointegrate)分析方法”而获奖，他的贡献将用于研究“财富与消费、汇率与物价水平以及短期与长期利率之间的关系”。格兰杰在学术界建树颇多，其著作几乎包含所有近40年来时间序列方面的重大进展。同时，他在谱分析(经济周期分析)、因果分析、长期分析、经济预测、虚假回归和协整等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开拓性的，走在了计量经济学的最前沿。
现代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是探索经济时间序列数的动态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前，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方法都是以“经济变量平稳”这一假设条件为基础。稳定过程的特点是有一个均值，且在每一时刻对均值的偏离基本相同。但在实际中，许多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并不具有固定的期望值，并且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和周期性。格兰杰1972年首先证明了，如果直接将非平稳时间序列当作平稳时间序列来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造成“伪回归”，即变量间本来不存在相依关系，但回归结果却得出存在相依关系的错误结论。经济变量表现出的非平稳性使传统建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理论认为，某些经济时间序列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例如，净收入与消费、政府支出与税收、工资与价格、进口与出口、货币流量与价格水平、商品现期价格与期货价格之间等。一般说来，上述经济时间序列属于非平稳序列，其方差与时间t成正比。看起来这些经济变量之间似乎不会存在任何均衡关系，但事实上若干个非平稳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格兰杰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利用其扎实的数学和计量经济学功底，提出了“协整”的概念及其方法。所谓“协整”，是指多个非平稳经济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目前，协整分析已成为处理非平稳金融、经济变量相依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从协整的定义可以看出，如果一些金融、经济变量被某经济系统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协整系统，那么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变量应该具有均衡关系。尽管各个金融、经济变量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每一个序列的矩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但它们的某重线性组合却存在稳定的矩，从而表现出这些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
协整理论主要用来探测变量间是否真的存在均衡相依关系，对于用非平稳变量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以及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非常重要。首先，如果多个非平稳变量具有协整性，则这些变量可以合成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其次，当若干个非平稳变量具有协整性时，由这些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才有意义。所以，协整性检验也是区别真实回归和伪回归的有效方法。最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可以用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由于误差修正模型把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特征结合在一个模型中，因此既可以解决传统计量经济模型忽视伪回归的问题，又可以克服建立差分模型忽视水平变量信息的弱点。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格兰杰协整定理”，目的在于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该定理的重要意义在于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必然联系。若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若用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则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协整关系。在随后的工作中，格兰杰拓展了协整分析，包括处理季节趋势序列的季节协整和处理偏离超过临界值后即向均衡调整的序列的门限协整。(摘自2003年10月10日《上海证券报》)
名家短论
刘福垣：中国发展失衡的三个主要表现
当前，中国发展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助双轨制的弊端巧取豪夺地瓜分国有资产，几乎没有经过资本的积累就在短期内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在短短10多年内，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成熟，其基本矛盾就迅速达到尖锐化程度，到1995年两极分化的势态基本形成。二是城乡矛盾比改革前还要尖锐。1981年全面实行“大包干”体制之后，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随着农户这种小农生产方式的凝固化日益尖锐;小农生产方式得不到改造、农民收入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两元社会结构的矛盾加深;城乡两元社会结构矛盾加深的根本原因是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坚持就地消化农民，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有偏差的发展观造成的。这是影响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最关键的问题。三是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矛盾成为国力分散的根本原因。由于区域同构、重复建设，国内市场分割，造成内需严重不足;由于区域结构大而全、小而全，“诸侯经济”、“藩镇割据”色彩日益严重，影响了中央的政令统一和国内市场的统一;由于财政包干和分税制是按行政区划确定的，地方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共同体。(摘自2003年第9期《财贸经济》)
胡祖六：中国应一次性解决银行问题
脆弱的银行体系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稳定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最大的威胁。对此，美国高盛证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日前抛出了这样的想法：“银行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就目前来说，渐进式改革已很难见成效，必须采取‘大推进’模式一次性完成。”其理由是：第一，过去五年的银行改革基本属于渐进式改革，收效甚微。第二，国际上的成功案例都是快刀斩乱麻，拖延只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成本扩大。如美国的RNTC，一次性接收银行所有不良资产，用5年时间全部消化。反面的案例则是日本，1989年以后日本银行就出现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不良贷款由1997年的5%增加至去年的12%。第三，现在正是彻底解决银行问题、彻底剥离银行不良贷款的最佳时机。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为银行改革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一旦经济出现逆转，银行改革的难度将越发增大。第四，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种承诺进入倒计时阶段，这对我国商业银行意味着巨大的竞争压力。最后一个因素是中国有能力、有资源一次性解决银行问题。如果一次改革或剥离不彻底，就会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剥离埋下伏笔。丧失了政府的信誉，加大了银行改革的财政成本和社会成本。
胡祖六还强调，政府具有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责任。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家的银行，国家不能因为成本昂贵就推卸自己的责任，归根到底，银行的问题是由政府当局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而造成的。很多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机构都是百分之百的私人金融机构，放款对象也是百分之百的企业或居民，而当银行出现问题的时候，国家也会拿出钱来解决。例如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政府都曾经扮演过这类角色，且承担了相当大的财政成本。(摘自2003年9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朱菲娜唐福勇/文)
厉以宁：应鼓励发展“新公有制企业”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有资产重组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它的含义是把传统的公有制企业改造为“新公有制企业”。“新公有制企业”有4种形式：第一，经过改制的新的国家所有制企业。这类企业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政企分开，在经营形式上采取国家独资股份公司形式或者几个国家机构持股的股份公司形式。第二，混合所有制企业。这类企业是由国家参股的股份制企业。第三，没有国家参股的公众持股企业。第四，公益性基金所办的企业。这种公益性基金的资金来源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一般的投资人，但是，这类资金一旦被捐赠出来并形成财产后，就具有公有的性质，属于公有制的一种形式。
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有两种类型对我们比较有启示：一是新加坡、韩国，GDP人均达到1000美元之后，经济迅速上升，很快奔向人均4000美元、8000美元;另一类是拉丁美洲国家，长期徘徊于人均一两千美元的水平上，很难突破。之所以GDP人均1000美元是个关键点，主要有4个方面原因：第一，达到这个水平后，工资、土地成本增高;第二，人民在文化、教育、卫生、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提高;第三，贫富差别明显，就业压力增大;第四，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提高了。我国正处在GDP人均1000美元的关口，为了加快改革的步伐，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必要树立“新公有制”的概念，以坚定所有制改革的信心。(摘自2003年第38期《中国经济快讯》)
蓝德彰：中国银行业管理如“车拉马”
蓝德彰是摩根斯坦利资产服务咨询(中国)公司总裁，受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聘请，出任上海银行和南京商业银行的外方董事。
蓝德彰指出，中国银行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车在前马在后”。例如，中国的商业银行都想快速发展，大量发放贷款。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一般认为，如果贷款不增长就会失去时机。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在解释这一问题时，蓝德彰提到一种理念。“银行是什么?银行就是做风险买卖的企业，银行在存贷款这一核心业务中，赚取的就是风险买卖的差价。换句话说，银行的核心业务就是低价买风险，高价卖风险。”他说，中国的银行目前的资产增长很容易，因为流动性强，存款增长也很快。但是，商业银行配套的股本金增长并不容易。中国目前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风险市场不发达，银行金融资产定价方面有系统性缺陷。在此情况下，盲目扩大贷款规模，如果风险价格定得不对，可能卖出去的风险价格低，而买进的风险价格高，那么贷款越多损失越大。(摘自2003年9月19日《财经时报》张小彩/文)
作者：史晨昱
第三篇：公允价值计量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摘 要】 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并已开始影响实体经济。各国政府在掀起“救市潮”的同时，也将“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推向风口浪尖。本文分析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及公允价值计量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次贷危机; 公允价值; 会计准则; 经济后果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会计界对公允价值的研究由来已久，讨论的焦点已由早期的“是否采用公允价值”转变为如今的“如何用好公允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使得公允价值成为唯一能够被认可的计量属性。大量应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和报告，已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会计及其他许多计量性经济学科领域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公允价值因与经济环境联系紧密，涉及诸多假设和不确定性等原因，在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中难度极大。而这一不确定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空前放大，最终引发了全球对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质疑。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加剧，触发了全球信贷及资本市场上危机的空前蔓延，并开始影响实体经济。针对此，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执行减税、刺激消费;实施银行间的兼并和银行国有化等等。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救市”方案是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7 000亿美元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该方案在10月2日经国会参、众议员通过后将救助资金升至8 500亿美元。在该救市方案中，第132部分重申了美国证监会(SEC)如果认定是符合公众利益以及能保护投资者的话，有权停止执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公告——公允价值计量(SFASNo.157)以市值计价(mark-to-market)或以公平价值入账的会计方式。这一特殊条款的设置，掀起了各国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浪潮。
2008年9月30日，SEC联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称SEC允许公司管理层在市场不存在或资产以不正常价格出售的情况下，采用自己的金融模型和判断计量资产的公允价值。10月3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征求意见稿，修订意见中除了肯定原有SFASNo.157准则的所有内容外，增加了一项案例，即对某一非活跃市场的资产，用现金流的折现方法确认其公允价值并用于财务报告中。10月7日，SEC再次发表声明，称其将根据救市法案的要求，联同联储局和财政部就“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进行研究，报告已于2009年1月2日前完成。10月13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投票通过放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决定。声明中称：“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登账的企业，将可依据新准则重新归类资产，避免必须按市值计价(mark-to-market)的结果”。10月15日，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政府决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必再按当前市值记录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价值，允许金融机构将违约风险考虑在内对其资产进行估值，从而避免它们的资产价值在市场动荡中被过于低估。
一直以来作为防范金融风险利器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迫于金融危机的压力被一步一步放宽。各国采取措施修改公允价值的背后是对该准则的质疑，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严重金融危机下的公允价值的经济后果：各种指数愈下降，公允价值愈低，减值计提愈多，亏损愈大。以华盛顿互助银行为例，在2008年9月15日过去一周时间里，其市值缩水超过三分之一，与去年同期相比，市值下降92%。这种经济后果，特别是它的极度扩散，在令华尔街的政客们胆战心惊的同时，也将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计量基础推向“被告席”，从而将宏观经济与会计准则制定纠结在一起，将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推向了争论的焦点。
二、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人们在会计准则发展的早期就已认识到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但学术界对它进行充分研究，达成对会计准则的性质——经济后果观这一共识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7年美国学者Rappport在《会计准则的经济影响》一文中提出：对规范公司必须报告什么和如何描述其经济活动的准则制定过程来说，需要以一个更宽的眼界，而不是从传统的技术会计角度来重新认识，即会计准则的制定需洞察会计在经济环境中的作用及会计决策对经济环境的影响。随后，1978年，Zeff在《“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认为，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是指各社会经济主体通过利用会计信息在他们中间进行财富的非公平转移而带来的社会性后果。这种财富的转移是既得利益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重新分割，而这种“社会后果”的表现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具体的表现就是一个公司政策的选择对其市场价值产生的影响。换言之，经济后果指的是会计报告会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决策，而不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
另外，从会计准则的历史进程中也可以看出其经济后果的痕迹。从巴其阿勒的《簿记论》中关于物品计价“宁高勿低”的论述(以保证获得较高的利润)，到英国《公司法》中规定资产负债表必须“真实与公允”的揭示思想(以保证会计信息不偏袒某一方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再到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经济后果的直接感受(一些有权力的机构和团体，出于不同的利益出发，往往直接干预准则的制定，以期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后果，如投资减免税的处理、石油天然气勘探成本的处理等)，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会计准则具有鲜明的经济后果性。而近期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引起的关于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质疑让人们再次体会了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三、公允价值计量面临的挑战
2006年7月6日，FASB和IASC联合发布了《财务报告概念框架：财务报告目标与决策有用的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初步意见)。该框架指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决策有用观，会计信息基本质量特征是：相关性、如实反映、可比性、可理解性。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中，相关性仍然是第一位的，这与决策有用观这一目标是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该框架用“如实反映”取代了早期FASB和IASC都使用的“可靠性”这一信息质量特征。如实反映，是指会计信息应当与其所要表达的现象或状况保持一致或吻合，会计信息若不能真实反映所计量的经济事项，就不具有可靠性。
“如实反映”应当说更强调经济交易的实质而非形式。而在当前金融危机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并没有恰当地表达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陷入了交易价格下降——提取减值——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继续加大核减权益的恶性循环。根据FASB和IASC联合框架中信息质量的“如实反映”这一要求，当前所谓的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实际上已无法客观如实地反映企业资产或负债。因此，FASB、IASC和欧盟成员国均放宽了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决定。公允价值计量在金融风暴中所产生的这一经济后果，也许对会计准则制定者而言是始料未及的。“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放弃“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等于否定现实。当前，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和国会议员坚持认为：“如果银行不必按市值给其资产定价的话，金融危机就会消退”。也就是说，如果银行能够假装没有问题，或许真的就不会出事。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取消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他们认为公允价值计价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遭受不公正的打击，一个特别原因是，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让银行作为基准来“盯住”。如果SEC和FASB真照做的话，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来得这么迅猛，人们也或许不会这样恐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便是，问题只会被掩盖而绝不会自动消失，而长此这样下去，病入膏肓时更为可怕。正如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Young LLP)全球副总裁贝斯布鲁克(Beth Brooke)所言那样：“这对投资者来说再糟糕不过，废弃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实际上就等于否定现实”。
其次，改革“公允价值计量”压力与日俱增。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是把“双刃剑”：在金融市场处于泡沫时期，“公允价值计量”令金融机构的资产以远高于其基本面的高昂估值入账，进而使相关金融机构在录得超额账面利润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借贷和投资，从而进一步推高杠杆比率和催生泡沫;而在全球金融危机这一极端的市况下，“公允价值计量”一方面增大金融机构交易风险;另一方面引发机构间互不信任，并由此导致信贷紧缩，牵连一连串金融机构陷入破产。会计准则的最终目的是增加披露的透明度，令投资者掌握更多的信息以作出投资决定，而“公允价值计量”在市场存在泡沫时会给投资者传达过于乐观的信息，在市场存在危机时又传达过于悲观的信息。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准则面临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
结 语
公允价值计量虽然体现了决策有用观这一财务报告的目标，但当前公允价值计量在实务操作上却是有难度的。公允价值的有效实施有赖于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活跃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中主体易于识别市场参与者并获得可观察市场参数，能保证计量结果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但当前的实际情况是，许多资产和负债项目可能不具备这样的市场条件。今后对公允价值计量改革的重点是否应当放在如何对非活跃市场中的资产进行计价提供更多的指南上，以更好地反映经济活动的实质，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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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 彬 刘锦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