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成立历史背景

第一篇：共产党成立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

列王纪查经

第八讲

广大的心

上一次我们看了列王纪上3章16节直到4章34节。这一大段的经文都是在描述所罗门的智慧。他的智慧体现在四方面：1)听讼、辨别是非(列王纪上3章16-28节);2)国家的行政管理(列王纪上4章1-28节);3)认识神、人生哲学(列王纪上4章29-32节);4)自然科学(列王纪上4章33节)。 4章30节告诉我们，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是超过了东方人和埃及人。东方人和埃及人是当时文明、发达国家的象征。所有的智者都是来自这些文明古国，但所罗门的智慧远远超越他们。即是说，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我们看4章31-33节：

31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玛曷的儿子希幔，甲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32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33他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

31节提到了几个人名：以探、希幔、甲各、达大。这几个都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公认的智者，就像中国的孔子、老子这类的智者一样。圣经其他地方没有提到甲各、达大，但以探、希幔的名字有出现在诗篇里。诗篇89篇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而诗篇88篇则是以斯拉人希幔的训诲诗。可见这几个人不仅是智者，也是爱神、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肯定也有属灵智慧。但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的属灵智慧愿超过这些人，或者说，他比这些人还要认识神。在以色列国内——神的子民当中，没有人比所罗门更认识神、更有属灵智慧。

我们从32-33节可以看到所罗门也透过箴言、诗歌传讲他的智慧。所罗门写箴言是为要教导人敬畏神。神给他智慧是为要透过他教导列国敬畏神的道路，这是其他国家的智者所没有的智慧。除此之外，神也赐给所罗门智慧明白他所创造的一切事物——无论是空中、海里、地上的，他都颇有心得。可能所罗门是以色列第一个自然科学家，他教导人认识神的创造。我们可以回到4章29节：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神赐给所罗门智慧聪明，这一点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了。这里的“智慧”和“聪明”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智慧”普遍是指内心的智慧，“聪明”可以是指行动上体现出来的智慧，如行事为人、待人接物、行政策划。在旧约，这两个字可以相互交替使用，因为基本意思很接近。

这里还提到了另一样恩赐就是“广大的心”。这是指什么呢?有人说这也是指智慧——所罗门的智慧非常的广阔。所以29节可以理解为：神赐给所罗门智慧、聪明、广大的智慧，如同海沙不可测量。这样的理解似乎合情合理，但就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了，因为所罗门的智慧是众所周知的，这节经文只不过是再次强调这一点而已。今天我们就是要探讨这“广大的心”是指什么?

“广大”是指开阔的意思。这个字通常是指地方、环境的广阔。那么“广大的心”是指什么呢?一个有广大的心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如何才能有一个广大的心呢?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诗篇119篇32节：

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这里我们看到“开广的心”是跟神和他的命令有密切的关系。诗人求神开广他的心，因为他知道没有广大的心就不能在神的道路上奔跑。即是说他不懂得如何行神的道路。所以，神赐给所罗门广大的心，意思是神使他能够明白他的旨意，凡事按照他的旨意行。真正的智慧(属灵的智慧)跟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是分不开的。不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能行在神的道路上呢?更别说成为属灵的聪明人了。1

圣经说的智慧不是世人所追求的知识。世人喜欢以学问、知识夸口，因为世人是以学问、知识的多少来衡量智慧的。但圣经所说的智慧是跟敬畏神、认识神有关，这跟世上的智慧有着天渊之别。神的律例、典章就是要教导我们敬畏他。当我们学习敬畏神，他就会开广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诗人这样求，可见他非常有属灵眼光。那么，一个有广大的心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肯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他的智慧是在那些方面体现出来呢?我们看箴言11章12节：

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

为什么要看箴言11章12节呢?因为“智慧”和“明哲”这两个字跟列王纪上4章29节的“智慧”和“聪明”是同样的希伯来字。箴言11章12节的“明哲”这个字跟列王纪上4章29节的“聪明”是同一个希伯来字。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有属灵智慧的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能够包容、接纳别人，与不同的人和睦共处。

我相信很少人留意到这个重要的特征。箴言说，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为什么你会藐视邻舍呢?很明显是因为你瞧不起他，觉得自己比他圣洁、公义、聪明。但箴言说，如果你这样想就证明你毫无智慧。可能你的邻舍各方面都远远比不上你，从世俗的角度看，他确实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但你这藐视他的态度证明你比他更没有智慧。

下半节说到，明哲人却静默不言。明哲人就是聪明人。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会如何待他愚昧的邻舍呢?他会静默不言。就是说，他不会藐视对方，他会一笑置之，用一个宽大的心胸接纳对方。可见有没有属灵智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是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你跟众人的关系就会和睦。反之，如果你经常藐视这个、轻看那个，不能跟人和睦共处，这证明你是一个愚昧人。

所以，神不但赐给所罗门智慧聪明，还给他一个广大的心。这广大的心是指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宽大的心胸，能够接纳不同的人，跟他们和睦共处。这一点我们在4章和5章就能看见。 我们看4章34节： 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列国的国王都风闻所罗门的智慧，他们都派使者千里迢迢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列王派使者来耶路撒冷朝见所罗门，足见所罗门跟其他国家有良好的邦交，能够和睦共处。如果国与国之间存有芥蒂，就如今天的美国和俄罗斯，关系动不动就会紧张，就很难和睦共处。所罗门除了有超凡的智慧，他跟列国领导的关系处得非常好，所以得到列王的尊重。在这个良好的关系基础上，他们都乐意派使者来向所罗门学习。

有些基督徒会认为，这样做岂不是一种妥协吗?外邦人不认识以色列的神，是不圣洁的。如果允许他们跟以色列有邦交、有来往，他们不敬畏神的习俗岂不会影响以色列民吗?如果你是这么想，可见你还不明白什么是真圣洁，什么是神的旨意。留意，列王派使者来朝见所罗门的用意是要向他学习智慧。那么，所罗门会教导他们什么呢?我们从箴言书里大约可以知道所罗门教导列国什么——就是敬畏神的道路。所罗门是利用这种和谐的关系，教导列王神的道路。所以，不是列国在影响以色列，而是以色列成为一个国际主导，带领列国认识神的道路。

你可以说，这是以色列惟一一次在国际社会上发挥出属灵的主导作用，成为世界的光。以色列能够成为列国的光，主要是因为所罗门尽心尽意敬畏神、遵行神的律例，所以神喜悦他，赐他超凡的智慧，帮助他建立以色列国;神也给他一个广大的心，能够与列王和睦共处，带领他们认识神的道路。当然，这种美好的属灵景象不是理所当然的。当所罗门年老时，他的心偏离了神，以色列国就开始衰退，因为神不再帮助她。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列王纪上5章12节：

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希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

这节经文很有意思。上半节说到神赐给所罗门智慧，紧接着下半节就说到所罗门和希兰和好，彼此立约。圣经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神赐智慧给所罗门，以致他可以跟列国建立和睦的关系。没有这种和睦关系，所罗门根本不能建神的殿。所罗门在5章4节就意识到这一点。

所罗门爱神，所以神赐他一颗广大的心，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跟列国建立邦交，彼此和睦共处。不但如此，所罗门也赢得列王的信任和尊重。有了这样的和谐环境，所罗门才可以专心建神的殿。列王纪上五章告诉我们，以色列当时不仅享有和平，列王也支持所罗门建圣殿的计划。推罗王希兰就是一个例子，他不仅支持所罗门，还愿意为他提供建圣殿的木料。因着所罗门的智慧和广大的心，列王也尊重、称赞以色列的神。虽然他们没有离弃自己的偶像，但尊重以色列的神和他所拣选的王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强调“广大的心”，因为这是属灵智慧的具体体现。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不但与神和睦，也能够与人和睦。如果处处与人为敌，又如何能做光、做盐呢?我们看雅各书3章17-18节：

17惟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18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有属灵智慧的人不仅生命清洁，而且能够使人和平，他善于用和平来栽种义果。很多基督徒渴慕属灵智慧，他们以为属灵智慧就是熟悉圣经道理、神学知识。当他们学了一些圣经知识、神学知识后，就用这些知识来跟人辩论，以为辩赢了就证明自己比对方有智慧。所以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属灵智慧就是指圣经、神学知识，是用来教导人或者跟人辩论的。但这不是圣经所说的智慧。我们看雅各书3章13-16节： 13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14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分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15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16在何处有嫉妒分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14-15节是用一个反面例子来帮助我们明白没有智慧的特征，就是忌妒、纷争、扰乱。可见属灵智慧的特征就是能够与人和睦，也使人彼此和睦。难怪13节说，有属灵智慧的人，生命就会彰显出温柔的素质。这种温柔的素质能够包容、接纳别人，与人和睦共处。这就是属灵智慧所彰显出的善行。我们继续看智慧和与人和睦的关系。我们看歌罗西书4章5-6节：

5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6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这里说的外人就是非基督徒。圣经要我们用智慧和他们交往。如何用智慧跟非基督徒交往呢?6节就给了我们答案：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我们知道盐在新约代表了智慧，言语用盐调和意思就是言语要带有和气。很多基督徒在非基督徒面前显得自以为义，经常用圣经的话来压他们、责备他们。保罗提醒我们，属灵的智慧应该带给人和睦、和平。求神给我们这种智慧，这种广大的心去跟外人相处。如果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心，我们对人的说话态度就会充满和气、温柔。我们所说的话就能够造就对方，使他们的心得畅快。如果每一次非基督徒跟你谈完话后，心灵感到畅快、平安，他们肯定很想再跟你见面交通。这样你就可以进一步带领他们认识神。我们看提摩太后书2章24-26节：

24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25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26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保罗是一个属灵人，非常有智慧。这是他给传道人的忠告：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这里说的“争竞”是指“好争论”。你认为保罗这番话有智慧吗?很多基督徒以为捍卫真理的方法就是靠争辩，将持不同观点的人辩倒了，我们就成功捍卫了真理。所以很多基督徒动不动就跟人争辩得面红耳赤，以为靠争辩就能够说服对方接受我们的观点。如果你是这么想，可见你还没有属灵的智慧。

保罗说，传福音不是靠争辩，而是以温和的心劝那敌挡福音的人回转。有属灵智慧的人会用温和的态度

待那些反对他的人。如果你用一个温柔的态度待神、待人，神就会借着你来工作。所以保罗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保罗没有担保每一次都会有果效，因为最终还是在乎对方肯不肯回应神。但有一点保罗很肯定的是，争辩是不会有任何果效的，只会给魔鬼有机可乘。

如果你曾经跟人争辩过，就知道争论只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一不小心就会在言语上得罪神、得罪人。很多时候，一个讨论会演变成辩论，跟着就演变成争论。即使你赢了这场争论，你可能会永远失去一个朋友，说不准对方会因为你而成为福音的敌人。如果你以一个温柔的心劝对方，即使对方坚持己见，但大家还是朋友，将来还有机会向他传福音。这样做你就会赢得对方的尊重，即使他不同意，或许他会愿意思想你所说的话。

我信主后就经常向同学传福音。记得有一个同学，他是香港人，喜欢用各种圣经难题来为难我。我觉得他的态度不好，不是真的想认识神，所以有时真的想和他争辩，但我都忍住了，继续用温和的态度待他。有一次，他来电话向我提出一个圣经难题，我不懂得回答，只好告诉他我不知道答案。他当时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向你提问题吗?因为你不像其他基督徒，你敢于承认自己不懂。很多基督徒自以为什么都懂，总是喜欢跟人辩论。我所提出的问题我知道是没有答案的，但他们就是不肯承认自己不懂，反而生搬硬套、强词夺理跟我争辩。我是故意要令他们难堪的。”我温柔的对他说，如果他真的对圣经感兴趣，我们可以一起看圣经，一起探讨问题。我以为他是不会接受我的邀请的。没想到他马上就答应了。于是我就跟他每个星期在校园里一起查经。

所罗门有一个广大的心，他能够接纳列国的王。他没有因自己的智慧和成就而轻看列王。他愿意和各国有邦交，彼此和睦。借着这种平安的环境，传讲神的智慧，兴建神的殿，传扬神的名。圣经说的和睦不是与世俗为友的妥协，而是用神的智慧、用一个广大的心胸接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利用这种和谐的关系来广传福音，带领他们认识神。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意义

自1921年成立以来，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0年光辉的历史道路。在党的初创时期，它只有几十个党员、几个小组。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拥有7000多万党员、领导着13亿多人口的执政党，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符合中国社会展的客观规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近代以来，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

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成果最终也为袁世凯所窃取。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自身存在的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使其不能带领中国人民到达胜利的彼岸。中国革命和富强的领导责任只能由共产党人来承担。中国无产阶级那时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飆。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 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雨后春笋”般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1921年7月23日，各地党的早期组织选派代表，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李达、邓恩铭、王尽美、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荷兰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确定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党的根本目的，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党纲中还包含着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如关于党员条件的规定，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的规定，等等，大会还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其中，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第三篇：《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和重大意义》

论述题：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原因和伟大意义(2000字左右)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是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旧民主主义革命必将灭亡，新民主主义革命必将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断侵入中国。中国多次被打败，并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赔款、割地，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中国逐渐产生了无产阶级，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再加上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在北京爆发了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标志着旧民族主义革命彻底的结束，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一九二零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同年的八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等12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从此，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并起了主力军的作用，彻底地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真正地实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伟大意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的胜利，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一九四零年八月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路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七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督促日本投降，打败日本，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一系列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它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和内外战乱频频、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出色的完成了各项任务，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尤其是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战略眼光、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事实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正轨，改革开放的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建立了经济特区，让香港和澳门成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带领我国受灾人民走过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凝冻灾害和旱灾等重重难关，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北京成功举办世界“奥运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经过34年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和33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到2000年，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整体上达到小康。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400美元，按照国际上通用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正在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系列的事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未来，我们的中国共产党还将为继续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他在中国诞生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90年的辉煌奋斗历程，在这9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创造了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基本经验(定稿)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文化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基本经验

郭榛树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科文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1)

[摘 要]在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文化体制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体制到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曲折发展和转型创新，而未来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速度和力度将取决于文化的政治化、产业化和自主化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体制;历史演变;改革走向

192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步地建立、调整和完善新的文化体制，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进步，促进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对党领导建立的文化体制进行历史考察，厘清其发展轨迹，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决定和影响文化体制的若干因素

(一)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宣传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当然，这只是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讲的，我们决不能将一定的宣传文化体制与经济基础简单地对应起来。比如说，建设时期的宣传文化体制离经济基础可能要近一点，而革命时期的宣传文化体制离当时的经济基础可能就要远一些。还有，虽然一种宣传文化体制在新建时与经济基础的关联可能并不是很直接，但如果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只有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宣传文化体制，才能维持和发展。否则，这种宣传文化体制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二)政治体制。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认为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也是相互作用的。如毛泽东在分析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同时，也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说：“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2]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文化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可以为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但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也需要一定的政治体制做保障，必须反映一定政治体制的要求。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体制是广义的，它既包括革命时期的战争体制，也包括建设时期的政治体制。在革 1 命时期，宣传文化体制必须与当时的战争体制相适应;而在建设年代，宣传文化体制则必须与当今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否则，宣传文化体制就无法发挥作用，整个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系统都无法正常运行。

(三)外部影响。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1918年，列宁也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4]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建设同样必须吸取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一切成果。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是在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展革命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时我们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苏联模式包括苏联的文化体制就很自然地成了我们最直接的学习借鉴对象。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西方文化体制建设的一些成果逐步为我们所吸纳，对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传统文化。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恩格斯也曾说过：“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历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6]这就是说，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因此，我们不管是文化内容的选择，还是文化体制的选择，都不能不考虑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没有传统的民本思想、社会本位，以及大同思想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可能要困难得多。再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虽然主要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但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一元化模式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五)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一理论的广泛传播主要归功于道格拉斯·诺思。诺思通过对西方近代经济史的考察，发现经济生活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它就类似于物理世界中的惯性。由于这一机制的作用，人们一旦选择某一制度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并导致人们对它产生一种“依赖”。路径依赖虽然是从经济史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原理，但也适用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变迁。在文化领域，同样地，“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7]例如，在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中，体制外的改革(如晚报、广告等)已经走得很远，但党报的编辑、发行及其管理等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再如，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将文化局、广电局和新闻出版局整合成文广新局，但不少并没有能够产生1+1  2的功能，它们还各自按原来的方式在运行。这些都是“路径依赖”的典型表现，它们或多或少地会影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行。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体制的历史沿革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体制的初建与发展(1921-1949年)

2 从党的一大到六大，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教育体制初创时期。党在初创时期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有关于“宣传”的专门规定，党的一大不仅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局，而且在中央局下设置了专司宣传的部门——宣传部。建党之后，党内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显得十分迫切，为“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8]于1923年10月颁布了《宣传教育委员会组织法》，成立了宣传教育委员会;1924年5月又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这种调整的目的是将党外宣传与党内教育有机统一起来。

从党的六大到延安整风，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建设时期。在对敌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了文化艺术的重要性。党的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明确指出：“宣传之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9]并于1928年10月提出：要设立“一普通的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根据这一要求，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直属中宣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3月，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左联”，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一系列文化团体。为了加强对这些文化团体的统一领导， 1930年10月“文委”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这意味着我党的宣传职能已经从原来的宣传教育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

延安整风时期，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基本形成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升华，宣传工作实践的推进，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延安整风时期，我党对宣传文化体制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即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其中，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等4人组成，毛泽东亲任书记。宣传委员会的职能是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文委、出版局的工作。这一调整突出了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各宣传文化管理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宣传文化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性。这一体制由于体系完备，效率很高，因而成了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确立与变异(1949-1976年)

从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初探和确立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党取得了执政权，开始通过政府来管理和发展文化。一是成立了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如在中央成立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下设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在地方上也成立了相应的文化管理机构，主要承担具体文化行政管理工作。二是建立起系统的文化事业。重要的文教机构，如大中小学、新闻出版单位、文化团体、科研机构等都逐步实现了国有化，这些机构的文化人也相应地实现了“单位化”。文化事业的日益国家化，并不意味着党的宣传领导权的削弱，因为党的宣传部门虽然原则上不应干预具体的文化行政工作，但通过文化机构所设党委或党组，可以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

从1957年至1966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日益集中化时期。1957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地方党委的第一书记 “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0]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到文教战线工作，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也依照执行。与此同时，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还接管了 3 一批民主党派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等。到1958年，根据“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的精神，在宣传文化系统，新设的中央文教小组与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相对应，中宣部则主管文化、科学、教育、卫生、新闻和出版等部门。地方上也依此进行调整。1963年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领导各种文化批判运动，1964年中宣部成立检查工作组进驻文化部、文联各协会进行检查和整风改组。这样，通过一系列组织措施和其他措施，党对宣传文化工作掌握了全方位的直接控制权。

1966年至1976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遭受严重破坏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此小组不同于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在“文革”中，中宣部被视为“阎王殿”，文化部也属于“应砸烂”的部门，作协和文联受到巨大冲击而均陷于瘫痪，隶属于文化部、作协和文联的许多文艺团体和文化机构也被解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其下所设的几个主要职能机构，如文艺组、理论组、宣传组等，不仅夺取了各文化管理机构的很多权力，而且直接控制了文化生产，如图书出版、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等，原有宣传文化体制遭到严重破坏，文化管理机构和文化单位大多无法正常运行。

(三)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拨乱反正与转型创新(1976年以来)

1976年至1979年，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拨乱反正时期。“四人帮”被粉碎10天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成立中央“宣传口”。197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恢复中宣部，临时“宣传口”停止运行。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宣部部长后，对中宣部的原有机构进行微调，中宣部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1977年12月6日，中央任命黄镇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启动了文化部的改组工作。1978年5月27日，文联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正式宣布文联、作协和《文艺报》恢复工作。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文联、作协，以及其他文化团体，都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文化体制的拨乱反正为以后的转型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1979年至2003年，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展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改革也开始启动。从《人民日报》等8家中央级报纸主动要求“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到主流媒体普遍实行“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机制;从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到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努力增强文化机构的生机和活力;从深化每一个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单位的内部改革，到组建广电集团和出版集团，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从开展“以文补文”，推行“双轨制”，到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从承认文化市场的合法存在，到大力支持培育文化市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从建立健全文化管理机构，到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文化体制改革一步步展开。

2003年至今，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时期。2003年起，文化体制改革同时向两个维度(广度和深度)大力拓展，从而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宣传体制上，为适应社会分层化、信息网络化与社会思想多元化的需要，构建了大宣传格局、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新媒体管理机制、社会舆情监测机制等。在文化体制改革上，2003年开始局部试点，2005年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经过七八年的努力，绝大多数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成功“转企”，非公有资本成为文化建设投资的主体力量;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 4 务体系初步建立，文化产业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制高点;文化管理初步实现了从“办”向“管”、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管理为主的转变。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体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准确把握文化的政治化，充分发挥文化的政治合法化功能

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文化与政治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个重要推论。在过去，由于片面强调文化与政治的联系，特别是片面强调文化的政治属性，结果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甚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错误。有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摒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11] 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化的政治功能。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可以从多方面发挥其政治合法性功能。一是执政党的思想统一功能，这对于一切严密型政党尤其重要，因为组织的统一必须以思想的统一为前提。二是政治教育功能，以先进性而获取执政地位的政党，往往怀着强烈的不进则退的忧患意识和唤醒民众的责任意识，需要用先进文化武装自己的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三是社会凝聚和动员功能，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追赶早发现代化国家，往往需要借助文化等手段来凝聚和动员一切力量，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四是综合国力竞争功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通过先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特别是核心价值的感召力等释放出无形影响力，也就是所说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构成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此，在当代中国，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化必然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文化的政治功能主要是通过理论武装、学校教育和媒体传播等途径来实现的。因此，文化体制不管怎么改革，“党校姓党”、党领导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党管媒体和舆论等原则和体制是不可动摇的。但由于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冲击，传统的理论武装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媒体管理体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亟需进行改革。如干部培训教育，可开辟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校等多种渠道，既有所分工，又形成竞争，以进一步提高干部培训质量。再如学校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可通过充实辅导员队伍，改革教材内容和方法，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再如新闻出版，可着力打造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的新闻频道、人民出版社、政府网站，等等，以增强主流舆论的引导力。还有，党和政府还要通过“五个一工程”、文明创建活动、道德模范评选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式，引领社会主义文化方向。

(二)积极推进文化的产业化，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与政治关系的逐渐理顺，人们发现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它的意识形态性，另一就是它的产业性。狭义上的文化本是观念形态的成果，但观念形态的成果要为其他人所分享，大多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由此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产品，即包含一定思想内容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与其他普通商品有一定的共性，即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这就使得文化完全可以被“商 5 品化”甚至“产业化”。

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人们还发现，文化产业还具有其他产业所没有的许多优势：第一，它是“朝阳”产业。在我国，文化产业无疑是一种新兴产业，而且是由技术突破创新带动企业的产业。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求得到较好的满足，其文化需求必将大规模地释放出来，因此文化产品的市场前景将十分广阔。第二，它是“双效”产业。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物质投入相对较小，由于“内容”的注入可以使其获得较高的附加值，从而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正由于文化产品是“内容为王”，所以它具有其他产品所没有的信息、教育和娱乐等功能，从而可以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第三，它是“绿色”产业。与生产制造领域中的大部分产业相比，文化产业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消耗低、污染小，具有鲜明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特征，更符合科学发展和转型发展的要求。正因为此，“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今后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就必须合理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大力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同时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做大做优做强一批文化产业发展主体，形成富有活力的优势文化产业集群;必须建立促进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机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必须加快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丰富文化产品市场，培育文化人才、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市场，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打开文化产业发展的广阔空间;必须建立健全促进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鼓励文化内容的创新，鼓励更多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

(三)充分尊重文化的自主化，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文化的政治化，主要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文化的产业化，除了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外，对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不无裨益。第一，文化的产业化，可以消解和冲破强加在文化身上的许多不应有的禁锢，促进文化比较自由地发展;第二，文化的产业化，将市场机制引入到文化生产领域，可以有效刺激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第三，文化的产业化，需要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文化的大众化。总之，文化的产业化，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但是，文化并不是经济、政治的附属物。在一个社会大系统中，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等子系统密不可分，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从外在来看，一般表现为文化自身的历史继承性，文化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文化对经济和政治巨大的反作用，等等;而从内在来看，这种相对独立性应当表现为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目标，而不能与经济、政治亦步亦趋，不能以经济、政治价值为自身的价值。虽然囿于目前的经济社会条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得不依附于政治、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来看，文化的自主性将会越来越强，文化的主体性将会越来越强，文化自身的特性和价值将越来越突出。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文化领域的特征应当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了比其深刻多的思想，即文化的最终价值应当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文化建设上，90年的风雨历程积累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即一定要按照文化自身 6 的特点和规律来领导和建设文化。而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有利于文化的自主发展。一是更加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和自由。正如邓小平所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2]二是更加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不仅要承认多样化思潮的客观存在，而且要加强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与交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三是更加强调文化管理的法治化。这样更有利于增强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的自主性，避免文化管理的人治化模式给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带来的不合理的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四是更加强调文化的社会效益。特别是能够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生产，即使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也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鼓励和支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63-664.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

6、585. [4]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20.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7. [7][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 [8]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Z].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55.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1928)[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19.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492. [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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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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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基本形成、发展完善和高度成熟四个阶段。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深刻意识到，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生态文明建设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和遵循客观自然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成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论和观点。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思想，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生态观演进历程中的时代背景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十二五”时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绿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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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客体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不仅可以认识自然，而且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于)自然。”①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②毛泽东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二重性的规律，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但是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建设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做一场新的“战争”，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③“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④在“向自然开战”的号召以及“人定胜天”的“信念”下，人们狂热地、不自觉地掀起了“大跃进”、“全民炼钢”运动以及十年文革期间的以粮为纲、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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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大量森林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建设欲速而不达，增加产量的期望也化为泡影。毛泽东在晚年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后，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

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⑤

毛泽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生态认知水平，其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对待自然的思维方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首先，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来看。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领导人，他带领人民抗击敌人，通过一步步的胜利才成就了新中国的建立，这些革命经历造就了他骨子里是带有战斗意念的，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实战主义的风格，“向自然开战”、“与天斗，与地斗”„„这些都是他“斗争理念”的体现。按照毛泽东思维逻辑的发展，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战争”和“革命”中，胜利者和生存者只有一个，因此产生了“人类要改造自然就必须征服自然”的认识误区。其次，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人民奋斗的最主要目标和最迫切任务，大量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缺乏自然规划的情况下，改造自然的盲目性也随之而行，而且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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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刚刚开始，生态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上议事日程。最好的例证就是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论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和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却唯独没有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基本形成

经历了“大跃进”和十年浩劫，中国许多地方生态环境已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沙漠化等问题相继出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通过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统筹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宝贵的论述，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基本框架。

第一，正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长期以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我国引以为豪的优势，然而邓小平对此进行了科学辩证的分析，他理性地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①庞大的人口数量无疑需要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这就意味着要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资源，生态环境将因此承载更大的压力，所以“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②，“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③。对于人口这一战略问题，既“要很好地控制(数量)”④，又要大力提高人口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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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力资源的巨大的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⑤

第二，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四川、陕北等地爆发了百年特大洪灾，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严重，邓小平意识到：“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到林业问题，涉及到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这些地方是否可以只搞间伐，不搞皆伐。”⑥他还进一步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不仅能避免经济损失，还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林木，泡桐树长得快，板料又好”⑦;“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⑧

第三，依靠科学技术保护环境和开发资源。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⑨邓小平将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渗透到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他明确提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⑩此外，他还提出了利用科学技术开发新能源的思想，“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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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保护，都很重要。”11

第四，重视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后的深刻认识，因此，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2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3

邓小平对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迈出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第一步，生态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环境保护管理与执法机构陆续成立，全社会形成义务植树的良好风气，这些工作在今天确实产生了“绿化祖国、造福后代”①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发展完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在增大”②以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实际，对中国生态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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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加宽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生态观，形成了一系列更加全面完善的生态环境建设战略思想。

第一，生态环境问题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自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和追求的目标。江泽民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理念，指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④ ;“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⑤

第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不断深化和拓展对生产力要素的认识。面对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巨大损失的现实情况，江泽民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生产力的高度，创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⑥的科学论断，并指出：“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⑦2001年在海南考察工作时，他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真正明确，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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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⑧

第三，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继续“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⑨，“依靠科技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耕地，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⑩。可贵的是，江泽民还敏锐地看到了科技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11因此，要积极发展生态技术，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2其次，“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加强环保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13同时，要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有力的环保执法队伍，“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①，“坚决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②。最后，“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减灾救灾、禁绝毒品、预防犯罪、防止核扩散和防治艾滋病等诸多方面，都是全球性问题”③，“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④。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合作，充分吸收借鉴国外有关环境保护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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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升国内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国际性是江泽民生态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充分体现了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不仅极大地推动我国国内生态环境建设走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为全球环境问题的改善和解决作出了突出贡献，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胡锦涛高度评价：“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地位，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推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成就和经验，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⑤

四、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生态观的高度成熟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迅速增加，面临着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上一届领导集体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将生态问题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高度成熟和完全确立。

第一，生态文明的实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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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⑥这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对“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刻认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将这一认识进一步高度概括和升华为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并对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作了具体阐发：“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⑦这为我们正确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指明了清晰的方向。

第二，生态文明中的公民素质——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人类文明的进步取决于社会公民素质的提升，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⑧胡锦涛多次强调，这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人口意识、资源意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⑨;“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在推进人口资源环境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①，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搭建平台;加强对领导干部和重点企业负责人的生态文明理念培训，切实“增强环境忧患意识和做好环保工作的责任意识”，“把中央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各项决策和部署落到实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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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态文明中的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胡锦涛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篇就提出，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比较粗放，这些问题是导致“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③的主要原因，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真正把做好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④具体包括：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⑤，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⑥，“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⑦;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⑧;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⑨

第四，生态文明中的社会类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和经济模式的转变，还需要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公民行为的再调整，因此，胡锦涛进一步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先进思想，强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把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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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11“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2

第五，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大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把生态文明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要求全社会“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通过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节(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保(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大路线，“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3，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崭新目标。

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新的发展理念，不仅升华和凝练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认识，而且将人类文明由原来的仅仅局限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了“自然的世界”，建立了一个更为完整、更为科学的现代文明体系，切实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渴望优质生态产品、优良生态环境迫切需求的积极回应，以不断满足人民过上更好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五、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一个不断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以及认识深化的螺旋式上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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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回顾分析这些生态思想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现实影响，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生态环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条件，在整个自然界面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相对有限的，绝不能随心所欲，依靠透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换来的一时的、表面的经济增长，这样只会导致“自然界对我们进行报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尊重并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都不能取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全面进步、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短视行为，时刻注意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过程中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在改变生态环境中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生态文明是我们党对生态环境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升华和理念提炼，其本质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现代体现。纵观人类文明形态的每一次大发展、大变革，都取决于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推进新时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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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依靠知识、智力开发和技术进步的转变，大力发展以资源节约、低碳排放、循环利用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和生态技术，在全社会推广形成必需型、健康型、生态化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环境，以低能耗的生产体系、适度化的生活体系、可循环的资源体系、创新性的技术体系和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良性循环中不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文明建设是和谐共融的有机整体

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独立游离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外，而是体现和渗透在其中的。它不仅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建设，而且包括生态意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因此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具体来说，在经济层面，要促进包括第

一、

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在政治层面，党和政府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把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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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层面，要加强生态文化和道德教育，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在社会层面，要推动人们形成以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为主导的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四)生态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创新

回顾中国共产党生态观的历史演进，生态观的每一次发展和丰富，既与当时国内的生态环境现状、国际环境以及时代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也与党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不要幻想“为万世开太平”，能够一劳永逸地穷尽真理、解决问题，必须在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探索新的生态文明形态的形成将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哪些变化，探索如何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运行规律相得益彰，不断创新和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理念，在新的起点上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及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