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金子总会发光议论文

2022-05-14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是金子总会发光议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从二○○二年岁末的《英雄》到二○○六年岁末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国商业大片——更宏大的说法是“中国电影产业”，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奔跑，把那套传统的经济学逻辑抛在了后面，还没看见自由竞争，就进入了心照不宣的垄断。中国媒体在一旁扮演的角色，与片方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像一出五味杂陈的喜剧。

第一篇：是金子总会发光议论文

1952: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

1949年以前,民弱国穷的中国,被世界列强讥讽为“东亚病夫”,中华民族为摘掉这顶帽子,前赴后继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国民体质的改善有赖于体育的普及,这就需要建立一支高效的体育管理组织加以指导。于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团中央就着手对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进行改组,筹备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949年10月27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后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到会讲话。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基础上,1952年6月2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当年第7期《新华月报》对这一事件做了详细记录。

会上,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冯文彬致开幕词。会议听取了荣高棠《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并决定将《新体育》作为全国体育总会机关刊物,继续出版发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郭沫若、教育部副部长韦悫、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刘子久、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康克清等莅临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早在6月10日,毛泽东就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作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当大会组委会正式发布这一题词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等一些知名体育教授更是喜上眉梢,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毛主席把体育的真谛抓住了。”后来,毛主席的这一题词成了中国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在今天仍具指导意义。朱德也为大会成立作了“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题词。

会议选举朱德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名誉主席,马叙伦为主席,韦悫、萧华、刘宁一、李德全、荣高棠、马约翰为副主席,黄中为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常委会由65名委员组成。出席大会的有各大行政区、解放军、运动生理学家、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劳动模范、女飞行员等代表147人。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其成立章程中明确写道:“本会宗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第48条:‘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与人民政府有关发展体育的政策,协助政府组织、领导并推进国民体育运动,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及为国防与生产服务。”其任务是:“制定全国体育运动计划,并领导与督促全国各体育组织实施之;制定并公布各种有关体育运动的制度及规则;负责国际间体育运动事务联络的工作;举办全国性的运动竞赛会,选拔并训练各项运动的国家选手;编审体育运动的书刊;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体育运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培养体育工作干部;设计并审查全国重要运动场地建筑设备及运动用品。”

在机构设置方面,规定了总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主持委员会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国际联络处、秘书处、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各项专门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各大行政区设体育总分会,在省、市、县设体育分会,在各基层单位设体育委员会。

成立初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既是一个群众体育组织,又是政府机构。在领导、协调、监督体育工作,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体育,在广大人民中间普及体育运动,代表我国参加国际体育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

如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已成立60余年,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体育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协助国家体育行政机构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改革体育管理体制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图片来源:《新华月报》1952年第7期)

(王品整理)

作者：王品

第二篇：是金子也不发光

从二○○二年岁末的《英雄》到二○○六年岁末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国商业大片——更宏大的说法是“中国电影产业”，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奔跑，把那套传统的经济学逻辑抛在了后面，还没看见自由竞争，就进入了心照不宣的垄断。中国媒体在一旁扮演的角色，与片方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像一出五味杂陈的喜剧。这条路上，张艺谋的三部大片，是三个显著的坐标。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零点，已经“传说”了很久的《英雄》露面，全国票房一片红。票房过亿之时，很让有些人兴奋了一下，似乎看到了国产电影战胜好莱坞的曙光。“二十一日当日，光是徐家汇永乐影城票房就达四十万元人民币，打破了由《泰坦尼克号》保持了多年的单日三十二万元纪录。”(中国新闻网)根据媒体公布的数据，《英雄》投资二点四亿人民币，票房二点三五亿人民币。二○○四年《英雄》进入北美市场，又传出被发行方米拉麦克斯公司为保护自己的影片将之雪藏两年，《纽约时报》做了两个整版(实际上一个版是广告，另一个版有半版剧照)，暑期黄金档(实际上那是暑期档末期，已入淡季)连续两周票房第一等消息(《外滩画报》)。几个属实又打马虎眼的报道，加上票房数字的“硬道理”，给人的印象是，好莱坞排挤中国电影，但《英雄》用事实说话，最终为中国人扬眉吐气。我想，张艺谋的武侠片代表国产影片，它将战胜好莱坞，拯救中国电影，批评张艺谋就是不支持国产片，这个逻辑就是这么逐渐奠定的。

《英雄》的运作和宣传，虽然投入、规模、手段都超出以往(比如明星们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包机宣传)，但大体在市场范畴之内，《天地英雄》为避其锋推迟到次年上映，也还是出于商业逻辑。媒体虽然在前期报道中拼命炒作，公映后不厌其烦地报道一个个票房“突破”，但在对影片本身的批评上并未却步。早在九月《英雄》为满足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报名条件小范围放映后(这种“申奥”点映日后也成惯例)，很快就有评论见报，批判该片“手中无剑、心中有贱”，糟蹋传统、崇拜权力的奴性历史观，这类观点鲜明到位的批评，导致了《英雄》引发的普遍争议，体现了媒体批评的效力。但到了二○○四年七月十日《十面埋伏》首映，一切都有了变化。

那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夜晚。在暴雨成灾、交通瘫痪的北京，一场豪华首映庆典高歌猛进。一边是《十面埋伏》，一边是“水淹七军”，现实给了我们一个不太工稳的对仗。

《十面埋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和“政策扶植”。北京影院从七月十六日影片公映到八月初，与之同期的新片只有七月初上映的几部显然缺乏竞争力的国产片，比如《自娱自乐》，名字这么不吉利，碰到大规模的“埋伏”也只能自娱自乐了。而《蜘蛛侠(二)》、《史瑞克(二)》、《哈利·波特(三)》、《二○四六》等热门大片被压后到八九月份，于是从六月的《后天》、《特洛伊》到秋季好莱坞卷土重来就出现一段显眼的空白，从造势到公映，七月被“埋伏”得从容不迫。同时一个名词正式诞生了——“国产片保护月”。

这种档期安排立刻引起质疑，片方回应是某些影片主动放弃竞争，保护国产影片是国际惯例。某位官员为此痛心疾首，似乎质疑这种安排就成了对中国电影的不尊重。“国际惯例”是有的，但那是一套政策法规，我们是特例，明显是为一部电影亮绿灯，却必须拉上几个垫背的。我们从前的“惯例”是为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主旋律影片”拒绝好莱坞，如今却有一部商业电影奏响了“主旋律”。更微妙的是，“埋伏”之后，“国产片保护月”只在二○○五年保护了一把徐克的《七剑》，到了二○○六年就失效了，“国产片和进口片的比率几乎达到一比五”(《扬子晚报》)。

《十面埋伏》和媒体的一番博弈也耐人寻味。它在拍摄的前、中、后期对宣传的口径、节奏、新闻点的掌控，比《英雄》更为熟练。从透露“《英雄》之后还是武侠片”，到乌克兰选景，从拍摄高度保密引发的偷拍事件，到剧情、剧照、海报的逐步曝光，从戛纳电影节“长达二十多分钟”的掌声，到歌舞晚会式首映礼的创造(首映式不放电影，除了防盗版，显然也吸取了《英雄》点映遭恶评的教训)……《十面埋伏》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了制高点。

《十面埋伏》七月十六日公映前只在戛纳露过面，能看到的国人极少，随行记者也不会写不利言论。于是基本看不到影片的媒体完全成了片方操控的对象，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前期炒作的任务，或许还以成为“合作媒体”为荣——那至少意味着“独家报道权”。

中国媒体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电影上表现得最鲜明也最荒谬。七月十六日《十面埋伏》零点起映，很快媒体做出了有趣的集体反应——以前的期待、赞美一概变成了批评、嘲讽，像是期待已久的笑话终于抖出了包袱，要自己做主出口恶气了。也许是这部电影本身确实不值得讨论，认真评说也罢，讥讽谩骂也好，都淹没在无数口水之中。媒体先捧后骂，观众越骂越看，看完也骂，循环往复，这场壮观的热闹比《英雄》上了一个台阶，但少了一份力量。片方、媒体、观众共同明确了游戏规则。

即便有行政力量和媒体护航，《十面埋伏》还是没能刷新《英雄》的神话，根据媒体公布的数据，它投资二点五亿元人民币(另说二点七亿元)，收获一点五亿元人民币，对票房和政绩的渴望暂时受到了挫折。不过它真的为中国电影设下了重重埋伏，一个富有“中国特色”，处于不平等、不透明状态下的大片体制已初见端倪，到了二○○六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以下简称《黄金甲》)，它更加名正言顺、振振有词。

《十面埋伏》打造中国暑期档的愿望没能实现，《黄金甲》转入了最为稳妥的贺岁档。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公映，投资号称三点六亿元，截至今年一月中旬，票房二点八一亿元(《北京晨报》)，新的神话诞生了。

表面上看，《黄金甲》是自由竞争结硕果，不过这果实的肥料不一般。它有成功的营销方式，临近年关团体票大卖，比如北京移动的抢票活动，数量相当之巨。另外，“发行方与全国数字院线签署垄断放映协议，从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二○○七年一月十四日，整整一个月时间内全国数字院线只能放映《黄金甲》，而不得放映包括《伤城》、《三峡好人》、《面纱》在内的任何贺岁影片”(《南方都市报》)。这份协议被视为市场环境下的商业合同，但我们不应忘记，当初建设数字院线，有保护中小投资电影的意图。

几大主流院线更是《黄金甲》的天下，《三峡好人》在北京绝大多数影院不放，放也是一天一场，安排在上午、中午、二十二点以后等最差时段，且放一两天就以没有观众为由下档，全然不顾观众意愿，果然让它成了市场上的地下电影。设想《三峡好人》的票房有跟《黄金甲》比肩的潜力是不现实的，但是它从来没有获得一个平等的市场机会却是眼睁睁的现实，这类影片从来是以市场公平的名义被市场不公流放。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担任评委的俄罗斯导演索洛维约夫抨击本国的电影发行体制，说占了主流的私营影院只放好莱坞影片或俄国人拍的美式影片，年轻电影人的作品根本进不了影院，他希望俄国政府能建立统一的国家院线来解决这个问题，还“希望中国能吸取我们的教训，不再重复我们的道路”。可这位导演哪里知道，我们的主流院线倒是国有的，至少是国有企业控股的，可造成的局面还不是一般无二?

行政部门坐视一个不公正的市场形成，此时的“不管”与“埋伏”时期的“管”异曲同工。这种畸形市场也是自《英雄》以来顺理成章的结果，在振兴民族电影产业的旗帜下，行政力量或明或暗的支持，院线不顾一切的牟利需要，与强势的片方共同营造了满城“黄金”的垄断局面。

《三峡好人》“殉情”的姿态、贾樟柯的质疑，为一个事关文化产业发展，本应引起政府部门重视、进行广泛而严肃讨论的问题揭开了盖子，却迅速化为一场娱乐“口水仗”，似乎只是两个人、两部影片之间的“恩怨”。在网上随意检索，不难发现，有关这场纷争的报道大同小异，要点集中在：张伟平说《三峡好人》获金狮奖有“猫腻”，贾樟柯要告张伟平，张表示奉陪，事情起因则被归结到“获奖片碰撞大片引发恩怨”，而报道中充斥着“骂架”、“官司”、“不忿”、“诽谤”、“讥笑”、“停战”之类的词汇，另外就是两人被引号引起来的、相当情绪化的表达。

表面上看，媒体不偏不倚地报道了“客观事实”，但它是经过选择的事实——选择“新闻点”，选择报道词汇，更选择理解这一事件的思路。这是在“吸引眼球”、“娱乐大众”甚至“读者至上”的理念下，由媒体自觉制造的典型闹剧，新闻事件所蕴涵的问题被轻轻抹杀，它暴露了中国媒体追逐所谓“新闻”的惯性思维，以及普遍缺乏深度分析能力的致命弱点，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不能宣之于口却一概明了于心的“业员关系”。我们时代的趣味确实不佳，而媒体是以大众的名义制造这种趣味的第一责任者。

没头脑的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片方的共谋，而片方也没闲着。实际上，《黄金甲》比《英雄》、《十面埋伏》更进一步的是，它完成了对媒体的控制，全面占据了主动。

二○○六年九月，《黄金甲》点映，“观众”一致赞好，号称“零板砖”(不准确，我至少看到过一篇批评文章)，这个良好的口碑纪录平稳地维持到了公映前。不过，点映不久，周润发就说看片的都是“自己人”，导致他与制片人张伟平交恶。究竟是不是“自己人”，又怎样做到了“零板砖”，那些看片写稿的记者、影评人，那些作为合作伙伴的媒体心中有数。“外人”能看见的不过是，最重要的首映宣传，主演周润发消失了。

待到《黄金甲》和观众见面后，媒体又开始恶评如潮，没看过影片的借口即使失去，照样能完全忘记点映期间自己的说辞。这套自打嘴巴的游戏屡屡上演，此时已令人厌倦。媒体立场这种怪异的翻盘，则在言论自由、客观报道的名义下被化解。四处开花的新闻，不外乎高票房、口水仗、冲击奖项大有希望。影评的意义也基本失去，一篇篇关于“丰乳”、“把人抽成肉酱”的评论文章，反而能让片方化被动为主动，让更多的人买票捧场——这是我们时代的趣味。更令人感慨的是，曾几何时，我们欢呼网络媒体带来的言论自由，现在却发现它不仅欢迎片商的官网落户，自己也差不多成了“准官方网站”。

平心而论，将媒体一概视为与商家合流，将记者一概当做片方的吹鼓手，抹杀那些围绕《黄金甲》的批评和讨论，轻慢有些记者在种种压力下周旋的无奈，无视新闻竞争的现实和某些媒体试图有所作为的努力，并不公正。但面对“唯票房论”的单一思维，面对“战胜好莱坞”的官方目标，面对荒谬的大片体制，它们溅起的几丝浪花，作用微乎其微，很快就淹没在市场和娱乐的滚滚波涛之中。遑论那些与片方露骨合作的媒体，有什么公信力可言?

时至今日，张艺谋影片的质量，已不重要。它们象征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而崛起的不过是几个拥有特殊待遇的片商、导演，以及他们背后的影院经理、政府官员。现实永远比影片荒诞。在“文化产业”的旗帜下，在市场的狂欢中，荒诞不过是一种微弱无力的感受，它不能抵消不公正给人的压迫。

二○○六年，许多人记住了一部小成本、高收入的影片《疯狂的石头》，银幕上的光影、坐席间的笑声告诉我们，商业片还有另一种逻辑，一代更年轻的导演将会浮出水面。不过，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掉进光鲜的陷阱中呢——据说那是一条和世界接轨的康庄大道。

作者：所　思

第三篇：“上海的一块金子”——韩寒

一名18岁男孩子，以近乎执拗的方式和周围的世界对峙：一方面他是写作高手，全国作文大赛冠军，所著的22万字的长篇小说在京、沪、杭畅销一时;另一方面他拒绝学习，拒绝应试教育，数理化三门成绩加起来只有60分，包括语文，思想品德在内的7门功课高挂“红灯”。他称自己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反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小混混，为此近期他休学回家写作。他本身也正成为引发对教育制度讨论的导火索。

韩寒最不屑别人称他“少年作家”“天才少年”，他说叫韩寒就行。

6月12日，上海，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18岁的男孩韩寒在他的家中，一个距市区100公里的朱泾镇接受采访的，他穿着肥大满是兜儿的裤子，一会儿拍篮球，一会儿接要与他谈人生交朋友的电话，录音机里一直放着高晓松的《青春无悔》。

这是个外表玩世不恭又灵气逼人的少年，他挑剔而怀疑的目光，直抵人生要害的见解，让人感到可怕又使人惊羡。

(一)

韩寒是在4月的一个上午平静地离开他的母校——上海市重点中学松江二中的。没有人送行，他也没和同学告别，没带一本教材，因为课本已被他“幸福”地踩烂了。

他这样解释休学原因：“早有这念头，但学校有个操场很诱人，现在正修理，不能踢球，也就没什么可留恋的。另外，我在报纸上公开反对现行教育制度，但一面又在上学，我不想自相矛盾。”而所以办休学，是因为自己还想参加“新民晚报杯”中学生足球赛，如果没有学籍是不能参加比赛的，还有，旅行时凭学生证可买到打折票。

记者问，当你每天看到同学背着书包上学你会自卑吗?“不会。相反他们羡慕我，他们太可怜了。每天上学就是正经事吗?我们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规矩。”

5月，自称“同龄人中顶级的”长篇小说《三重门》由作家出版社发行。

6月10日、11日，他在上海首次签名售书。

韩寒说，签售是想看看自己有多大号召力。7月，还将到外地签售。同时准备出版自己的散文集《零下一度》。

韩寒坦陈写作《三重门》是想总结一下：“有许多承认应试教育阻碍个性发展，现行教育制度需要改革，但没有人肯去系统地写出来，我一向很为自己骄傲，我也想引人注目。”

所谓“三重门”就是一个高中生的人生“三重门”：礼仪、制度、考试。韩寒感到一个人没有必要太拘泥这一些“规矩”，不该受束缚。《三重门》用一种类似《围城》手法写中学生。韩寒说，钱钟书的语言用来讽刺人很舒服，所以就借来用用，以后要还的。

韩寒与周围的对抗是从高一发展到高潮的，他语出惊人：

“我不爱语文，我完全不懂主谓宾定状补是怎么一回事，我完全不了解知道‘凸’字的第二划有什么意义，我从来不觉得《荷塘月色》是哪门子好文章，为什么编教材的置朱自清这么多好文章不选偏选一篇堆砌词藻华丽空洞的《荷塘月色》?我永远想不通许多除了考试、这辈子再也用不到三角函数的人为什么还要被逼着去学……”

他还认为学语文秘诀有二：一是不看语文书;二是不看作文书。这些东西赚人的钱又阻碍人的个性和创造力。数学只要上到初二就够了;物理、化学只学一两年就行。

(二)

韩寒称考这所有着80年历史的名校是因为女朋友在这里。但考试成绩离录取线差10多分，韩寒就跑到松江二中体育教研室自荐说，我想到你校读高中，我有长跑特长。结果一试，测试他的教师惊讶地说，你极有培养前途，录取你不会有什么问题。

了解韩寒的人都说，他的问题并不在于他学不好，而是根本拒绝去学。中考时数学满分120分，他考了117分，到了高中，他完全放弃了学习。

上语文课时，老师发现他不记笔记，就找他谈，他说自己的语文是班上最好的。老师问那为什么考试不及格?他回答原想正好做到60分就不做了，谁知道算错了两分。

语文老师也说，韩寒看的书确实多，从钱钟书、林语堂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命题作文成绩一般，错别字很多。

1999年3月，上海《萌芽》杂志联合北京大学等7所名校举办了全国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一鸣惊人，获得一等奖，他是惟一选送3篇全部入围的获奖者，其最精彩的一幕犹如曹植巧赋七步诗的情节：韩寒因未收到通知而没有参加复赛，考官破例当场出了一个考题，即将一张白纸扔进半杯水中，对他说：“就这个题目，你写吧。”一小时后，《杯中窥人》写就，韩寒从白纸被水浸湿引申到人从出生到被社会浸染的过程，逼人的文气令在场的考官叹服。

《萌芽》主编和北大教授对他的文章这样评价：文字老练到实在不像是出自他这个年龄的手笔，但这种老练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一种自由的流露。

1999年他在课堂上写了一年的小说《三重门》脱稿。

这一年期中考试7门功课不及格，只好留级，他戏称读“高中本科”，父母苦口婆心，两个副校长、3个教导主任去家访，并安排老师单独指导，韩寒依旧“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韩寒的母亲在一个小镇的就业劳动服务介绍所工作，她对儿子很担心，高中不毕业，恐怕连找工作都成问题，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还谈什么写作。在金山报做编辑的父亲韩仁钧表示，儿子走到这一步，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三)

韩寒肯定地表示，重返校园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他已找到一条自己喜欢的路，他对母亲为之担心的今后面临的文凭社会并无惧意。

他觉得那些需要看文凭的工作都不是他喜欢的工作，至于生活来源也不必担心。他说最近一个文学网站要他去做文学编辑，河北一家杂志也发出邀请。

据说，“新概念”大赛后，北大、复旦的一些教授非常欣赏其才华，都试图劝说他努力完成高中学业，将来被招进大学，但在韩寒看来，无论是教材还是学校环境的软条件都令他无法容忍。

韩寒说，上海一所中学以我的在“新概念”中的作文为试卷出了7道选择题，我做自己写的文章时，却错了4道。这包括中心思想等，还有一道题出得更绝，问我的文章到底选自以下哪个大赛：A、全国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B、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C、新概念首届作文大赛。你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考试的目的是什么?

韩寒还在《新民晚报》发表了一篇抨击现行教育制度的爆炸性文章——《穿着棉袄洗澡》，他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越改越奇怪。

一位老文学青年认为，韩寒做了一些他的前辈和同学一直想做，但也许永远不敢做的事情，但他的勇气后面冒着与他的年轻非常相称的傻气。

一位作家认为，韩寒是个特别，对于大多数学生还要坚持全面发展。尽管他的知识面很宽，但有些写作必须以阅历为基础，他缺少的正是这样的阅历，在文章中，他所体现的却是成人的眼光，但毕竟由于年龄局限，对社会理解较偏激，易走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