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招投标乱象范文
招投标市场乱象丛生区块链助力企业诚信化
近期，全国各地对招投标中的乱象采取了高压态势或重拳整治，对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环节中突出的弄虚作假、买标卖标，恶意中标等问题进行清理整顿，还大家一个透明、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市场。
在我国政府、企业间的招投标弄虚做假，暗箱操作的问题多有发生，在利益面前很多人失去道德的底线，失去做人的基本，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和危害。
此次全国性开展的招投标整治活动，湖北鄂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委员会根据电子辅助评标系统“雷同性分析”对投标文件进行分析，发现不少投标文件中“小动作”，对涉及问题单位的投标予以否决，对存在问题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些隐蔽的违规如不及时发现会给社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对于招标书的造假，本质上反映的是个人以及企业诚信的问题，我们希望个人和企业的诚信能够拥有法律的约束，同时也希望借助科学的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引导，区块链作为新兴技术近几年开始步入人们的视野，因其对电子数据独有的安全性能，出现之初受到金融行业的广泛青睐，后续各行各业纷纷开始接触并研究，在社会诚信领域浙江数秦科技保全网独辟蹊径，意在通过区块链建立一个可信电子数据凭证，为社会化诚信助力。
企业以及个人的诚信评价，以往都是通过主观的感知和口碑传播，这样的诚信缺乏公信力，容易形成造假，很难会被社会认可，很多企业花重金建立自己的诚信，但往往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可信电子凭证出现是企业对企业及个人诚信的可信证明，数秦科技通过区块链+大数据技术，对企业及个人的诚信元素进行聚合存储，通过大数据对诚信元素进行验真分析，记录数据验证过程的每个环节，形成一个全面且完善的可信诚信数据源，帮助企业及个人搭建属于自己的诚信档案。
数秦科技保全网的可信电子凭证可以帮助社会中诚信企业完善企业诚信体系，通过区块链与大数据结合的方式，对每一个诚信数据的来源进行追踪，溯源，并且记录诚信体系中每一个环节，让原来孤立的企业诚信形成聚合，让诚信形成凝聚力，增加企业以及个人的诚信度。不仅如此，可信电子凭证，对企业及个人的失信行为也会进行存储和分析，完整的记录企业及个人一生的诚信记录。
社会的诚信任重而道远，非一朝一夕，毕竟诚信社会还仅仅是我们现在所追究的目标，诚信之路未来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探寻，数秦科技仅仅为社会化诚信开了个好头，未来的路还是需要跟大家一同前行。
第二篇：保代乱象
媒体曝新股保代乱象：与“会里人士”吃顿饭50万起
世界上是否有造富工厂?
有，位于金融大街19号的北京富凯大厦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即是全球最大的批量制造商，而其量产富豪的主要方式就是新股发行。
这座“工厂”造富能力之强，以至于与之关联的许多事物都会发生奇妙变化：富凯大厦周围的豪华酒店几乎一年四季保持着爆满状态，地铁两站地外为IPO申报书提供专业文印服务—荣大快印始终车水马龙;办公地点位于富凯大厦B座的IPO咨询公司汉鼎咨询干脆将名片上的地址印为“证监会大厦”„„
赋予证监会如此魔力的，正是中国证券市场新股发行所采取的核准制，而操持着新股生杀大权的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下称“发审委”)，更成为了“造富工厂”的“核心部门”。在过去N年内，无论外界如何质疑、炮轰，发审委机制依旧屹立不倒，新股发行审批制度换汤不换药，顽强生存。
中国重大改革常常需要内外形势推动。新年2月，证监会内部浪潮汹涌。
“IPO不审可不可以?”—2月初，履新不久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抛出了一个令所有与会者都感到意外的问题。这一惊人之问，几乎在一瞬间引爆了市场投资者、专业人士乃至普罗大众对新股发行乱象以及发审委工作效能积蓄已久的不满与愤怒，亦引发对发审委存废、新股发行制度调整以至证券市场整体改革的广泛猜测。
不过多位证券业资深人士却对取消新股发行核准制的前景感到悲观。一位经历新股发行制度多轮改革的业内人士就指出，在现行核准制度下，发审委对新股发行的审批过程已形成完整利益链条，面对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郭主席也只能是问问而已”。
那么，在现行新股发行核准制度下，围绕发审委究竟形成了怎样的寄生链条?这一寄生链条的利益攸关方究竟有哪些?又是谁在激烈抗拒对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在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的激辩中，何种改革模式将成为发审委的掘墓人?
PE寄生虫
2月4日，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软银赛富总裁阎焱言辞激烈地批评，“目前国内90%的PE靠套利，最典型的是用高干子弟拉项目，靠特权获得项目和资源。”这是“全民PE”以来，首次有PE大佬直言业内生态，也掀起大众对PE腐败的讨论热潮。
但一位杭州地区的PE投资经理却不以为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在圈内并非秘密”，把LP的子女或者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人拉来公司，负责资金募集或者项目承揽，已经成为常态化运营的方式。
“比如，一家在浙江可以排得上前五的PE，其少帅就是某省级领导的儿子，谁都知道他的项目是怎样来的。为了做‘护身符’，拉一两个有背景的人来做，也是必要的。”该投资经理说，“更关键的，是如何把企业送上资本市场，获得上市的巨大收益。”
根据清科数据统计，目前国内PE退出案例超过九成最终是通过IPO上市。而要完成这个关键的“惊险一跃”，发审委是绕不过的关口。
根据证监会今年新政预披露提前公布的数据，正在证监会上市申报流程中的企业高达515家，其中主板市场295家，创业板市场220家。
“就像一条通往金库的道路，却只有一条窄门。”一位曾投资多家上市企业的PE合伙人说，“那么多人都想过去，眼看着别人进去发财了，你会想不到贿赂一下守卫吗?”
拥有放行权力的发审委必然存有巨大的寻租空间。至少在PE圈里，“搞定”发审委成为笼络企业、突击入股的重要一招，有时候甚至成为核心竞争力。
“我们投的企业大部分在浙江以及周边，为什么要经常飞北京?”一位浙江PE合伙人称，“最重要的是陪一些熟人吃吃饭，把企业引荐给他们。”
“我们实际上也不大想。因为PE从入股到上市，至少应该会有两三年的周期，两年以后，我们见的那个人还有决定权吗?但形势逼人，没有办法。”前述浙江PE合伙人这样讲。
如何让企业接受你的资金而不接受别人的?为什么你出的价格比别人更低?这都需要理由。“拥有‘会’里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他说。
每一家拟上市的公司，都成为众人“围猎”的香饽饽。“让那些有证监会资源或者号称有证监会资源的机构入股并不罕见。”一位浙江地区PE投资经理说。他的矛头更是指向一家著名的浙江地区已经上市的婴童企业。
“这家企业有15家以上PE入股，老板可能管得过来吗?”他说，“开个会会议室都坐不下。”
这些入股的PE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券商的直投公司，这是公关证监会的资源;一种是有地方政府关系的投资公司，大领导、工商税务都得照顾到;第三类是海外投资公司。
“一家早就打算好在国内上市的企业，为什么要弄一个海外架构的PE?只能说是防止别人查到它的最终控制人，谁也不知道它跟哪些人有关系。”他说。“引入太多PE没法平衡，最后创始人在上市成功后没多久就不得不匆匆称病引退。”
实际上，更有一些低调的PE采取了更为隐秘的方法。譬如在上市前三年进入，在为企业铺展人脉扫除上市障碍之后，通过种种方式把股权卖给其他公司，再通过投行包装，刻意淡化痕迹。“甚至可以做到不留痕迹。” 前述浙江PE合伙人说。
在引入如此多的“牛鬼蛇神”，给具有证监会渠道的人输送如此多的利益之后，发审委在审核时自然会“手下留情”。这种手下留情，造成的是一些公司在上市两到三年之后，被发现爆出巨亏或业绩变脸。 灰色中介
围绕发审委产生的寄生链条上的攫利者，并非只有在台前赚取市盈率差价的PE，更包括隐身于发审流程各环节的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财经公关、环评机构和 IPO咨询等各类机构。
根据汉鼎咨询数据，2011年，公开的中国IPO发行费用合计达到152亿元。在这块巨大的蛋糕中，保荐机构券商分到了其中的大部分，占到总数的85%。
“说实话，我们在辅导期内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不是履行职业义务，而是让发审委满意。”一位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表示，“在这个出发点下，投行不可避免地要给企业做包装，这个尺度有时就会成为问题。”
而据这位投行人士透露，为了满足发审委关于持续盈利能力、独立性以及财务会计方面的审核要求，部分投行往往会给企业提供一些“暂渡难关的权宜之计”。
“比如要压缩人员成本，提升盈利指标。有的投行就会让企业暂时下调员工工资，甚至让部分员工离岗休假，等过会后再恢复原样。有的投行做得更过，干脆让企业把员工工资记录改到一个完全不合理的水平上，一个技术工人工资比低保高不了多少。这样拿出来的材料虽不是假的，但起码对投资者有误导。”上述投行人士说。
一位业内人士还表示，在券商收取的高额费用中，“除去单纯的劳动报酬、辅导费用，券商保荐人的口碑溢价也占到了相当比例”。只不过这种“口碑溢价”不仅与券商、保代的专业能力有关，“更与券商在发审委处的背景深浅有关”。
“在新股IPO过程中，除非是经费太紧或者对方不愿接手，企业大都会优先选择背景深厚的大型券商。”这位业内人士称，“原因很简单，IPO不是要让市场满意，而是要让发审委满意。大券商因为上会次数多，与发审委人头熟，尤其知道发审委委员们喜欢或是习惯于看到怎样的IPO材料，这就能为企业增加过会的几率。”
无独有偶，在“一切只为发审委满意”的标准之下，为IPO企业提供合规咨询和法律文件的律师事务所，各家收费同样出现了显著差异，甚至在一家律所内部，因为与发审委熟悉程度不同，律师间的收费也有着显著差异。
曾参与上市全过程的一家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对此有过亲身经历。“我们当时找的是国内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律所，有朋友特别提醒我，光找大律所不够，还一定要找这家律所特定的两位律师。后来才知道，这两位律师都与当时在发审委里部分律所出身的委员比较熟，知道委员审查的重点。当然收费也要比其他律师高出不少。”
除了券商和律师事务所，IPO过程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财经公关公司，则经常活动于灰色地带，频繁打出法律的“擦边球”。
一家财经公关公司的媒介总监颇为直白地告诉记者，他们为IPO企业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三项，一是安排企业负责人与“会里的有关人士”见面餐叙，沟通感情，二是帮助企业在过会期间“灭掉负面新闻”，三是帮企业设计在过会现场的“公关方案”。
“千万不要小看和‘会里的人士’吃一顿饭的价值。虽然是发审委在审查企业的IPO，但是从递交IPO申请的排队，到发审委委员的安排，甚至到他们审查尺度的宽严，我们帮企业找到的内部人士能发挥作用。”这位媒介总监声称，“不过按照这些人士在‘会里’的级别不同，我们收的中介费也不同。这个是明码标价，最低的是50万。至于人的身份，在见面以前连企业我们也不会让他们知道，规矩是饭前先付一半，吃了饭确认无误，再付剩下的钱。”
而这位总监也反复强调，他们“只负责安排见面吃饭”，“餐叙时说什么做什么，和公关没关系”，“算是很规矩的”。他称，路子更野的不仅安排和“会里的人”见面，还可以安排和发审委成员见面，并安排代为收钱，“吃一顿饭最少两三百万。这个违法了，我们不会干。”
至于为企业设计在发审委过会“现场公关方案”，据这位总监介绍，这可算是关于IPO的新兴公关服务。“一个企业再有发展潜力，再有融资理由，人家不通过你有什么办法，尤其是处于可过可不过边缘的企业。但发审委委员也是人，很多时候过不过也是一念之间的事情。所以现场煽煽情、流流眼泪或者编个悲惨故事，往往都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除了台面上的大公司，发审制度也养活了一大批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财经公关公司，而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不少都和会里内部人士有密切关联。”一位知情人士证实，此前曾被一位记者指责“设计陷害媒体人士以阻止企业负面新闻发稿”的财经公关公司，其负责人的配偶确为证监会内部人士。
“日常营销时就把和证监会的关系当作卖点，这很有可能让发审委睁只眼闭只眼。”这位知情人士表示，不管公司的业务人员是不是吹牛，这种联系总能让人相信。
地方“保驾”
值得一提的是，上市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巨大政绩，以及使用内幕信息牟利的便利，也使得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成为发审委利益链条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为了帮助本地企业成功上市，不少政府纷纷组建上市办公室，为企业上市大开方便之门，在财税政策上亦给予特事特办，也时常发函给证监会以压力。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透过驻京机构，打通关系试图对证监会发审委施加影响。
一位曾参与一家矿业企业上市的公关公司内部人士就提到，在这家矿业企业拟IPO阶段，企业所在地政府甚至专门派出市委常委级别的官员到京，与公关公司一起为企业“保驾”。“要是论行政级别，证监会的很多官员都比这位市委常委要低，但这位官员却是一改官场规矩，不仅把相关部会跑了一遍，甚至还专程拜访了证监会的几位处级干部。证监会那边的压力可想而知。”
地方政府对于当地企业上市的积极参与，掌控金融资源是其中重要的考量因素。前述公关人士就表示，在不少地方政府眼中，核准制对企业上市形成的高门槛，使得上市企业往往具有相当可观的融资能力。故而上市公司往往是其开发重大项目、处理国企改制乃至缓解财政压力的重要辅助工具。
“例如那家矿业公司之所以会受到当地政府如此重视，一方面是为了政绩，另一方面是当地政府想在企业上市后，由这家企业将当地一些资不抵债的国有厂矿接过去。”这位公关人士表示，“那位当地领导就跟我说，这样的企业扔给上市公司是万全之策，大不了上市公司再从市场上融点钱。而政府出面搞贷款来处理这些老国企可就麻烦了。”
不过一位PE人士则指出，地方官员热衷于为企业IPO“保驾护航”，常常也是因为有个人利益牵涉其中。“中部有家质量不错的企业，上市前非要对股权解构进行清理，引入一家成立不久的投资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我们当时都觉得很奇怪，查工商资料也没有太多信息，最后才了解到这投资公司是为企业高管和当地部分官员代持股份。而当地政府在上市过程中也几乎动用了一切政治资源，从省级发改委到证监会一路公关，其中动力可想而知。”
不仅是上市本身，在上市后这些企业亦可为地方官员创造的利益输送机会。“企业重组或者什么重大业务，都能为地方官员提供内幕交易获利的可能，所以对一些官员而言，帮企业上市就等于挖了一座利益源源不绝的金矿。”
事实上，即使是多年以前上市的一些股票，公司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主营业务多年亏损，濒临退市边缘，亦在地方政府不断财政输血的“保驾护航”下，继续存活于市场中，形成了蔚为壮观的ST股现象。
谁的奶酪?
围绕新股发行核准制以及发审委本身产生的种种乱象，以及寄生链条上各利益主体对发审委功能的扭曲和绑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而证监会却始终难以推进对发审委以及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也正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有着密切关联。
但是，目前发审委寄生利益链上的各方，却并非都对改革持有排斥态度。甄别出谁才是真正的抗拒者，他们抗拒的原因何在?这或是在郭树清惊人一问后，改革者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个制度凝结了太多人的利益。”一位PE合伙人讲道，“最大的阻力来自于证监会本身，但证监会内部也有区分”，其中有寻租空间缩小导致的经济利益损失，这主要是中下层官员考虑的，他们是事务的执行者。而上层要考虑到的，是放开审核之后可能造成的阶段性混乱，影响稳定。
一位多次参与A股IPO的资深律师也认为，证监会高层对市场稳定的担忧，在事实上已被少数证监会具体办事人员所“绑架利用”，而这些具体办事人员才是发审委乃至核准制最坚定的捍卫者。“一位证监会低层级官员就讲过，所有人都知道改革的大方向肯定是减少行政审批，这个没理由扭转。但是只要行政审批少了，某些同事的收入肯定会大受影响。至于金融市场的稳定，那就是把领导的话当盾牌。”
除了死守寻租空间的部分证监会官员，坐享高市盈率的部分PE以及其身后若隐若现的资本巨鳄，则构成了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群体中最强大的力量。 “有些背景深厚的PE肯定是不愿改革核准制的，这不仅是因为一旦放开新股上市行政审批后，他们的背景会少了用武之地。”一位券商人士表示，“更重要的是，如果新股上市能够大规模放开，那么证券市场整体供不应求的局面将迅速得以扭转，而新股发行的高溢价也将彻底成为泡影。这些人之所以做PE，就是看中了这块利润肥肉。”
一位证券业内人士也指出，在新股发行核准制下，新股发行本身已成为“资本玩家的吸金管道”，“只要能上市，原始的持股人基本都会有好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收益”，所以“掌握各种资源的人都会进来分一杯羹”。反过来，一旦新股发行制度要进行改革，“他们当然会用自己的各种资源加以阻挠，而由此产生的压力之大，恐怕是整个证监会都难以承受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部分专业机构同样是目前发审利益链条上的，但这些专业机构却支持对于发审制度进行更为市场化的改革，以提高新股发行机制的效率。
一家大型券商投行部门内部人士表示，“其实很多大券商也是希望发审制度能够改革得更市场化，因为大券商有能力同时进行多个IPO项目，而现在的问题是，大券商接了项目也要和小券商去发审委排队，一个个审过去，大券商的规模优势得不到发挥。而且改革后准备上市的企业多了，对券商而言生意也多了。”
前述资深律师也表达类似观点，现行核准制度导致IPO项目的时间长短难以确定，效率过低，相比之下在实行注册制的海外市场，由于发行制度更为市场化，发行效率更高，给律所等专业机构创造的单位时间利润也更大。
不过，深圳太和投资管理公司投资总监王亮则表示，如果发审委审核内容有大的变化，不再对投行保荐时提出很多实质性审查的要求，对券商投行部门业务能力要求会降低，而分销的能力将会越来越重要。诸如银河证券这样投行部门能力并不显著但网络较强的券商将会有机会崛起，而小券商则面临新一轮洗牌。
休克OR渐进?
尽管市场和学界普遍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充满期待，但对改革路径，各方的歧见同样显而易见。
“发审委大多数的审核结果还是能得到市场认可的，关键是行政效率太低。如果拿掉发审委，谁来为券商信息的真实性背书，从律所到券商所有的专业机构能否胜任这样的职责，这都是问题。”一位券商人士表示。
这位券商人士也透露，目前一些投行已经向监管层沟通意见，建议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加强对保代的监管和提升保代的质量上。“使现行的保代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对保代未尽职责该追究就追究，这应是启动改革最可行的方法。”
此前亦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3月10日左右，将会有关于股票发审制度改革的正式消息公布。而记者向多名投行人士求证，他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发审委的职能不会完全取消，“但会向注册制前进一大步”。 具体的方式可能是，发审委将会缩小自己的审核范围，对一些实质性审查，诸如盈利前景、关联交易历史等不再做要求，而把审核重点放在财务造假和合规性上，而在连续盈利等上市标准上将不会有大的变动。
不过面对略占上风的渐进主义观点，包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中欧陆家嘴[11.78 1.99% 资金 研报]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人民大学法学院刘俊海在内的大批学者以及部分业界人士则认为，“不需为取消核准制感到恐惧”，“快刀斩乱麻地埋葬发审委才是新股发行改革的最佳做法”。
刘胜军表示，取消审批制，不等于随便就可以上市。需要取消的对象是“实质性审批”，取而代之的是以信息披露为重点的“程序性审核”。“取消审批制后，证监会聚焦于处罚违规者，事后惩罚的威慑比事前审核更为有效”。
前述浙江PE合伙人亦承认，“改革后上市企业的数量会爆发式增长，二级市场估值率将降低，与市值直接利益挂钩的PE、投行、股民都会受到永久性的影响。但相应的，这些链条主体的风险也会降低。整个股票市场将从投机风格转向投资风格，对稳定有利。”
刘胜军也强调：“从实质性审批到程序性审核，从事前审批到事后监管，从相信权力到相信市场，实现这惊险的一跃，须从克服恐惧开始。”
对此一位立场相对温和的证券业律师表示，“休克疗法恐惧症”并非空穴来风，“即便是要求取消审批制的人士也承认取消之后，证券市场应该会出现下跌”。但他指出，单纯讨论埋葬发改委的“负面效果”有多大，并以此为由倡导渐进路线，意义非常有限。“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不应只有证监会一家的努力，不能只有郭树清一个人在呐喊。如果只有证监会单方面的举动，就算是渐进主义，恐怕也会让问题企业找到可乘之机，蒙混过关。”
因此，这位律师认为，证监会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应在立法层面得以配套跟进，“发审委可以取消，但是必须相应地将对保荐人、投行、律师等相关人员在确保上市公司信息真实性方面的法律义务和渎职处罚进行明确和加强。换言之，没了发审委这个守夜人，那么专业机构作为守夜人的权责就必须被强化”，“假如违法成本足够高，那么‘休克疗法’带来的混乱也完全可以被遏制在萌芽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郭树清最新的公开演讲中，他并未回应审批制度的去留，而是把重点转移到了发行制度的改革上。
离不开的发审委
环球企业家记者 贺颖彦 沈旭文
和一堆PE投资经理、投行员工聊天，一定不缺八卦。
“某家公司一看，数据水分大得要命，利润都是做出来的，居然有惊无险地过了会”，“一家投行为了顺利过会，专门请风水大师算了主席的幸运色，上会那天，项目组清一色身着主席的幸运色领带”„„
每一个人都痛陈权贵在拉项目上对自己的挤压，以及对那些或明或暗宣称自己“会里有人”的羡慕嫉妒恨。但一有机会，他们也会迫不及待地问，“你们记者在北京走动比较多，要是有证监会的关系相互介绍下?”
“我们也没办法，大家都在做，企业还认这个。饭桌上要不敢拍着胸脯吹点牛，项目都拿不下来。”一位PE合伙人向记者大倒苦水。
但当提到取消发审委，几乎所有的PE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这是不行的”。他们给出了很多合乎情理的理由，比如中国目前窗口指导盛行，政策不够完善;证监会缺乏严厉的惩处措施和强有力的检查制度;中国司法还不独立，地方政府容易对证监会施加压力，也容易影响地方政府的判决，又没有与之匹配的集体诉讼制度，证监会贸然改革，会出事的„„总之，不能不审。
原本期待投行人士能够表现出与PE界不同的想法。毕竟无论是取消发审委还是把发审委的审核范围变得更窄，都能让投行人员从苦逼的报送材料、补充材料的繁杂劳动中解脱出来。
不过，他们的态度出乎意料，大部分投行人士依然倾向于保留发审委。事实上，他们提出的更多建议是：加强监管、严格保代管理、完善退市制度这个老三套。这背后的逻辑是，随着投行具体审核事项的减少，投行门槛降低，以及相配套的保代注册放松政策，“奇货可居”的投资银行业务或将迎来“拼价格”的时代。
而同时，投行要担负的责任更加重了。服务好会里，上市就能稳赚的机会没有了，现在“要伺候机构投资者和股民”，一位投行员工说。不过也有一些券商乐见其成，它们的特点是规模比较大，销售网络强，未来随着投行业务重要性的下降，销售网络能力越来越受重视，他们有了崛起的机会。
这造就了一种吊诡的格局。在外部股民和专家学者一边倒地要求发审委取消至少职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时候，实际执行IPO的参与者，从PE到投行到IPO咨询以及财经公关公司，几乎没有一个赞同改革。
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一位PE投资经理说出了自己真实想法，“投行我不敢说。但是PE，全国近一万家PE，有多少期限是五年以上的?中国的LP都想赚快钱，一只存续期总共只有三四年的基金，你不让他‘按证监会上市标准’投，他能保证顺利退出吗?”
第三篇：理财乱象（大全）
目录
理财经理伪造“内部理财产品”骗了40多人骗到3600多万................ 1 理财经理骗五千万连亲哥哥也不放过.................................... 5 柬埔寨交易所仅一只股票 投资者多为中国人............................. 6 父子租房后一房多卖骗4000万 房客同时看房导致事发.................... 7 90后女子谎称炒外汇骗3个富二代300万元 ............................ 10 老人轻信工行专业推荐购理财产品 5年间13万变7万 ................... 11
理财经理伪造“内部理财产品”骗了40多人骗到3600多万
2012年02月22日 02:51
来源：现代快报
一个只能完成基本工作任务、每月只拿2000多元基本工资的理财经理却在一年间买了一套别墅、两套商品房和一辆宝马轿车。证券公司负责人也感觉奇怪，她没做什么业务为什么每天都那么忙?直到证券公司发现其做的一份虚假理财产品并报案后，她的“发财之路”才揭开神秘的面纱。
南京玄武警方查明，这个理财经理从2009年便开始销售一份虚构的“内部理财产品”，以高达15%的年化收益率吸引了40多名客户、3600多万资金，而这些钱几乎全都进了她自己的腰包。目前，该理财经理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快报记者 陶维洲 特约记者 杨维斌 东窗事发
证券公司意外发现 超高收益理财产品
去年8月中旬的一天，南京某证券公司和往常一样忙碌，理财经理小李正在为一名客户做购买理财产品的合同。在这个业务办理大厅中，理财经理们都是共用有限的几台电脑，小李打开其中一台电脑为客户打印合同单据。正当寻找电脑中的理财合同格式样本时，他突然发现在电脑桌面上有一个陌生的理财产品合同。
“这个产品没听过，好像不是我们公司的。”小李怀着好奇心打开这个文件，发现这是一份已做好的理财合同，金额为8万元，年化收益率15%，而且还加盖了证券公司的业务专用章。“一般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只有5%-6%，这么高的收益率可能性很小。我们公司根本就没有这个产品，这份合同从哪来的?”小李立即向领导进行了汇报。
“如果这是某位员工的疏忽差错还好说，要是有人故意做虚假的理财产品，将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公司负责人马上展开了内部自查，好在只发现了这一笔，金额不大。于是证券公司向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经案大队报了案。
玄武警方接报后，立即展开调查。由于这份虚假理财产品合同上只有客户名字，办案民警便从客户端展开调查。“受害人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一开始她还不配合我们的调查，深信这份理财合同是真的，将给她带来丰厚的利润。”
玄武分局经案大队大队长殷虎告诉快报记者，在经过民警和证券公司工作人员的共同劝说后，老人才明白自己受骗了。而和她签订这份理财合同的，正是该证券公司理财经理何丽。老人说，何丽不仅是证券公司的理财经理，还是自己以前的同事，何丽一家人她都认识。再加上合同上盖有证券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她就更不怀疑了。
那么这个何丽仅仅做了这一份虚假理财产品吗?这仅仅是一个案值8万元的小案件吗?经过数月的调查和何丽的交代，一个涉案资金达3600多万元的非法集资诈骗大案逐渐浮出水面。据玄武警方调查，截至案发，有40余人购买了这一虚构的理财产品，这些人大部分是何丽以前的同事，多为下岗工人、退休老人等。
炒股亏损欠下几百万元债务 聪明努力的她为何想到编织骗局? 炒股亏损欠下几百万元债务
何丽今年40岁，原是南京某国有企业职工，后来，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南京某证券公司当理财经理。在别人眼中，何丽一直是个聪明而努力的女人，理财业务曾经做得风生水起。由于何丽的父母也是某国有企业职工，所以对她知根知底的不少老同事便很信任地购买她所做的理财产品。
不过，好景不长。2007年股市红红火火，何丽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投入了股票市场，这也成为何丽人生恶梦的开始。2008年，股市急转直下，何丽举债三四百万用于炒股，结果“全军覆没”。
当时，何丽的年收入不过十多万元，沉重的债务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随着股市的亏空越来越大，何丽在债主们的催逼下，开始构想一个宏大骗局。
向老熟人推销虚构理财产品 她通过什么手段，骗了些什么人? 向老熟人推销虚构理财产品
2009年5月开始，何丽找到一些熟人，向他们宣称自己所在的证券公司有一个“内部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高达15%。何丽称，所谓“内部理财产品”就是专供内部员工的，证券公司是将其当做福利发的。
而最让这些受害人放心的是，何丽给他们出具的理财合同上盖有其所供职的证券公司的业务专用章。“经过我们调查，证明这个章是伪造的。”殷虎告诉记者，何丽在推销虚假理财产品时，找到自己的一个债主，让他帮忙刻个假章。债主为了快些拿到何丽的欠款，便欣然应允了。
正规证券公司的理财经理，熟人，又有单位的专用章，这几个要素一齐备，受害人便乖乖地将钱投向了根本不存在的理财产品。
常利用蝇头小利稳住受害人 3年来，受害人都没有怀疑过她? 常利用蝇头小利稳住受害人
“何丽有自己的招数来安抚受害人，让他们一直‘甜蜜’地被蒙在鼓里。”殷虎说。
“何丽的资金量很大，她可以轻松地拆东墙补西墙，兑付高额回报。”殷虎告诉快报记者，何丽虚构的理财产品有半年期、八个月期、一年期等多种，产品到期时，她会主动联系受害人询问是继续持有还是套现或取息。如果受害人要求套现或者取息，何丽都会很快将相应的钱打进受害人账户。正是由于何丽的“诚信”，所以不少受害人在产品到期后选择了追加和继续持有。 另外，何丽还时不时给受害人送上一些小礼品、礼金券等，美其名曰是证券公司给大客户的奖励。一名受害人告诉警方，何丽出手很阔绰，动不动就是一两千元的购物卡。
找人冒充证券公司老总来应付 碰到“难缠”的受害人她怎么办? 找人冒充证券公司老总来应付
当然，何丽也遇到过难对付的受害人。张倩是个小老板，手上有不少资金。何丽在推出这一虚假理财产品时，张倩陆续向其中投入了2000多万。虽然对何丽信任有加，但是投入这么多钱张倩还是不放心，便要求何丽安排她与证券公司负责人见面。 这也难不倒何丽。她告诉张倩，她会安排一个饭局，让张倩和公司负责人一起吃顿饭。不久后的一天晚上，何丽带张倩到了南京一家高档餐馆，点了一桌子价格不菲的菜肴。到了约定的时间，来了一名男子，何丽介绍这是公司的姚总，双方寒暄几句吃了点菜后，姚总便以还有其他应酬为由先走了。 “其实，所谓的姚总是何丽找人假扮的，并关照他少说话，坐一会儿就走。”办案民警介绍。
狂敛3600多万买了别墅豪车 非法集资诈骗来的钱都到哪去了? 狂敛3600多万买了别墅豪车
在侦办这一案件时，追查何丽所骗巨额资金的走向成为警方的重点工作方向。有了钱后的何丽花钱明显比以前大手大脚。仅2010年，何丽就在南京买了三套房，其中一套为别墅，而且都是全款付清。她还买了一辆宝马车，这几项支出共1000多万元。
对于何丽的突然“暴富”，办案民警在对其丈夫进行谈话时问道其是否知道何丽的资金来源。何丽丈夫表示，何丽自称这些钱是证券公司发给她的奖金。
事实上，何丽因忙于编织骗局，几乎将证券公司的工作给撂下了。“这几年她业绩一直很差，每月只拿2000多元保底工资。”证券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一直疑惑，何丽业绩那么差，但每天都忙忙碌碌的，现在终于明白她是忙着自己的“内部理财产品”呢。
警方提醒
内部理财产品不存在收益畸高的大多是骗局
针对此案，玄武公安分局经案大队大队长殷虎提醒广大市民，选择理财产品应谨慎。“现在有不少打着‘内部’旗号的理财产品、投资项目等等，经过我们向相关金融机构的核实，这种所谓‘内部’理财产品根本就不存在。”殷虎说，市民在遇到有人推销所谓的“内部”产品时就要留个心眼。
同时，一些收益畸高的理财产品大多是骗局。办案民警介绍，目前市场上的理财产品绝大部分年化收益率最高也就6%左右，超过这一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很可能意味着更高的风险，有的甚至就如此案一样只是一个骗局而已。 另外，何丽的骗局也不是没有漏洞。“她在收取受害人资金时，是将钱打到她个人账户上。”办案民警说，根据我国金融机构的程序，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从这种程序上的瑕疵，市民就能判断理财产品是否一个骗局。
(文中人物除民警外皆为化名) 理财经理骗五千万连亲哥哥也不放过
2011年12月01日 07:32
来源：深圳晚报
据新快报报道 银河证券中山小榄证券营业部原理财经理梁某伪造该公司印章及理财产品合同，以年收益10%～30%为诱饵，共骗得15名被害人5048万元，日前该案在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据介绍，在2006年2月至2011年1月期间，时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证券营业部理财服务经理的被告人梁某，伪造该公司印章及理财产品合同，向15名被害人谎称该理财产品保证返还本金并获利息10%～30%，诱骗被害人投资。客户同意后，梁某又谎称在将资金转入北京总公司账户中，要求被害人将注入资金的银行存折、密码、身份证等交给其操作，但实际上梁某将受害人的资金用于赌博、非法炒股及个人买别墅挥霍，共骗得被害人投资金额5048万元。今年4月14日，梁某被中山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记者了解到，受害人基本都是中山小榄当地人，与梁某互相熟识，其中包括其亲哥哥，还有幼儿园同学、朋友、邻居老人。
男子骗走摩托车后短信致歉：手头宽裕时一定还 2012年04月28日 10:41 来源：武汉晚报 作者：杨京 杨涛 假称“买车” 骑走崭新摩托 骗车男竟发短信“致歉”
本报讯(记者 杨京 杨涛)新买的摩托车被人从眼皮底下骑走，车主事后还收到对方发来的短信说抱歉。说起这段经历，车主于先生颇有些哭笑不得。
于先生是一家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前不久刚从长春调来武汉工作。为了出行方便，于先生购买了一辆价值7000多元的摩托车。事后得知，无法给摩托车上牌，于是决定将车转手出售，并在网上发了帖子。
帖子发出后没多久，立刻有人联系上了于先生。前日下午5时许在汉口花园道见面交易，对方是一名20多岁的年轻男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像个学生。”双方见面后，男子要“试试车”。于先生将车发动后，男子遂跨上摩托车，趁于先生不备，男子竟突然加大马力逃离。于先生虽奋力追赶，但最终无果。
事发后，于先生多次拨打了该男子的手机号，但无人接听。郁闷的于先生遂给对方发去短信，指责对方“太不厚道”。
让于先生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对方竟然回复短信称：“对不住了，不是因为家中急需用钱，我也不会做出这种事，你放心，这车钱我迟早会还你的。”随后，对方又发来一条短信，承诺等到自己手头宽裕，一定把钱还给于先生，并要求于先生将银行账号发给他。
这一要求让于先生哭笑不得。“他拿了我的账号，又动什么坏心思怎么办?”他后悔地表示，自己还是放松了警惕，才让对方钻了空子，“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
目前，于先生已就此事报警。 柬埔寨交易所仅一只股票 投资者多为中国人
2012年04月20日 08:05
来源：北国网-时代商报 作者：综合
柬埔寨当地时间4月18日，柬埔寨第一只股票金边水务局正式上市交易，当日股票飙升47.6%，参与公开募股的投资者收获颇丰，这其中，中国炒家的身影吸引了众多眼球。水务局首次公开募股时共有1119名投资者中标，获得10万股以上的投资者人数是21人，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人或者有中国背景。
这个股市只炒一只股票
4月18日上午9时09分，随着柬埔寨首相洪森在电视讲话中敲响股市开市钟，柬埔寨股市历史上首个交易日开始。
柬埔寨证券交易所只有一只上市股票——金边水务局，截至当地时间12时整，首个交易日结束。金边水务局最终收盘价为9300柬币(约合2.32美元)。相对于认购价格，金边水务局股价首个交易日上涨47.6%。当日，总成交量为879426股，换手率约为6.76%。
位于金边市中心的加华银行等三家金融机构有权代理股票交易。当天，交易大厅里投资者并不是很多。分析人士称，投资者第一天普遍预测金边水务局股价会接近涨幅上限，所以投资者多考虑长线持股，令交易大厅稍显冷清。
柬埔寨股市从开始筹备到正式交易用了近7年时间。今年将有3家柬埔寨国有企业上市。除金边水务局外，柬埔寨电信和西哈努克港计划年底上市。
中国股民热衷炒“新”
金边水务局首次公开募股(IPO)，共有1119名投资者中标，其中获得分配股票数量最高达83.7万股，占此次金边水务局IPO整个上市流通股数量的0.96%。值得关注的是，在有幸竞购成功的投资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炒股人。
根据金边水务局3月23日公布的配售结果，获得10万股以上的投资者人数为21人，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人或有中国背景，基本都是自然人。
已有10年炒股经验的中国股民张宇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在柬埔寨加华证券开好了投资账户，并参加了金边水务局IPO询价。
老张是北京人，曾在越南和老挝等股市摸爬滚打过。按照老张总结的经验，最新的股票市场，肯定最具有吸引力;首先发行的股票，肯定最具有投资潜力和投资价值。“柬埔寨股票市场刚刚开市时，在很大程度上将与中国、越南刚刚开设股票市场的时候类似。而且柬埔寨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资金进出方便，又属于新兴市场，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这正是机会。”
一河南的职业股民高先生也表示，柬埔寨最吸引他的地方在于其是新兴市场，回报通常会比较高，股票整体价格偏低，而且技术分析相当有效。
在柬埔寨开户仅需5美元
“钱多、人傻，速去”、“A股的钱难赚，还是办个自由行去柬埔寨开个户，炒柬埔寨的股吧!”„„18日，柬埔寨股市开业的消息在网上引发热议。
如何到柬埔寨去开户和炒股呢?是否有很多限制条件呢? 事实上，到柬埔寨证券交易所开户限制并不多。查阅柬埔寨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的信息，无论外籍还是柬籍人士都享有开设证券投资账户，进入柬埔寨证券交易所邮轮と灰滓滴竦娜ɡU庖簿鸵馕蹲牛砥艺墒锌Р⒚挥泄拗啤
按照规定，投资者取得合法的证券投资账户必须经过两道程序：首先，投资者可以直接到证交委或通过证券公司申请投资者代码，而收费标准为个人投资者手续费2万柬币(约5美元，31元人民币)、机构投资者手续费5万柬币;在获得此代码后，投资者方可申请开设证券投资账户。
根据柬埔寨证交委披露的程序，个人投资者申请代码，需要携带身份证(柬籍公民)或护照(外籍公民)，还有个人近照1张，同时根据证交委的规定，投资者还需填写个人简历。
中国投资者主要借道外资银行进入柬埔寨股市，也有一些中国投资者选择了非法的地下钱庄，这些地下钱庄业者一般在中柬两国都有生意。
借道外资银行的梁先生，在老挝万象经营家具生意。他表示，柬埔寨ACLE-DA银行在老挝有分行，通过ACLEDA银行老挝分行将资金汇入ACLEDA在柬埔寨的总行非常方便。
但为了抢得时间以及获得更优惠的汇率，也有一些中国投资者选择了地下钱庄。一从事地下钱庄多年的业者透露，从中国汇款到柬埔寨一般当天就可以到账。具体做法是：资金先在中国存入地下钱庄业者指定的账户，待该笔款项到账后，投资者可以在当天前往金边指定的货币兑换点提取所需的投资资金。
专家提醒，这些投资者除了资金存在安全隐患之外，柬埔寨股市的风险也不能小觑，其毕竟还属于新生事物，过度爆炒的结果，既可能紊乱市场，更可能让部分投资客陷入击鼓传花的陷阱中。
新兴市场的“危”与“机”
柬埔寨这样的微型股市在近期的亚洲市场并不罕见。在柬埔寨股票交易所成立之前，全球最微型的股票交易所位于柬埔寨的邻国——老挝。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老挝交易所(LSX)成立于去年1月11日。当时总共只有老挝电力公司和老挝外贸银行两只股票上市。这两只股票占老挝证交所综合指数[2066.73 -0.01%]的权重分别为17.48%和82.52%。
彭博资料显示，在老挝证交所运营的前三周中，老挝证交所综合指数由1065.24涨至历史最高水平1693.76，涨幅达59%。不过，随后该指数就一直下跌，截至4月18日，该指数为1007.25，较最初低5.44%。
事实上，柬埔寨证交所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新鲜，通常刚起步的新兴市场回报都比较高，这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非常相似，股价低廉且成本不高。不过，对于这种对新事物过度爆炒的行为，也有专家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举可能会造成市场紊乱，存在一定风险。
此外，交易规则、法律法规的差异，新开市场的不健全，投资柬埔寨股市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综合
父子租房后一房多卖骗4000万 房客同时看房导致事发
2012年04月20日 07:23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玉学 昨日，被告人康贵、康瀛父子俩在法庭上受审。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新京报讯 租赁多套房子后，康瀛对父亲谎称有关系可以低价买房，让其帮着向街坊邻居及朋友宣传。父子涉嫌骗取32名被害人4000余万元。
昨日上午，父子均因涉嫌合同诈骗罪站在二中院受审。 被害人同时看房导致事发
康瀛，23岁，高中文化，无业。
据检方指控，2009年10月至2011年1月间，被告人康贵、康瀛父子相互勾结，虚构低价出售商品房的事实，采取租赁房屋后一房多卖、编造虚假房源等手段，与李女士等32名被害人签订购房协议并收取购房款，共计骗取人民币4007.3万元。所得赃款均被挥霍。
其中，父亲康贵参与诈骗20名被害人，涉案 金额2314.6万元。 据检方称，2011年1月18日，一名买房人前去看房，拿着钥匙打不开门，但听见里面有动静。该买房人叫开门后，发现房子有人居住，随后又有多人前来看房。看到这些被害人立即报警，康瀛随后被控制。
“签合同都是在车里或者某个茶楼、咖啡馆。”被害人贾女士说，正式购房合同上连个公章都没有，但不知为何当时就相信了。
儿子法庭为父亲开脱
对检方指控，康瀛表示认罪，但对指控涉案数额其称最多只有2500万。父亲康贵称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诈骗，他只是和被害人有接触，没有犯罪行为，也不知道儿子骗人。
“这事和我父亲没关系，他是按照我说的做，而且他还是最大受害者，他被我骗了500多万。”法庭上，康瀛一直维护父亲。
对父子的说法，公诉人称，康贵在被儿子欺骗后，在房屋近两年内没有拿到的情况下，还帮儿子宣传骗取多名被害人，犯有合同诈骗罪。公诉人称康瀛为主犯，康贵为从犯。
庭审中，康瀛表示愧对于被害人。 此案未当庭宣判。回放
租一套房卖给四个人 康瀛是如何诈骗的呢?
据公诉人介绍，在2010年6月前，康瀛没有租房的时候，就开始通过父亲对外谎称能够买到便宜房，街坊邻居及朋友就找到康瀛交钱买房。
部分人不看房就签合同
公诉人说，2010年6月之后，康瀛开始在外面租房，总共租了有20来套。
“租金是他用涉案款付的，之后他通过父亲或者买车认识的霍某在外宣传，更多的人开始找到他买房。”公诉人说，在此期间，康瀛或者康贵就带买房的人到租房处看房，甚至康贵还把一套房卖给四个被害人。
看好房后，康瀛和被害人签订购房意向协议，之后被害人交付购房款，康瀛出具收条，然后正式签订购房合同。还有一部分人不看房就和康瀛签订购房合同。
被害人曾查询涉案房屋
“我现在负债100多万，要和妻子一起还50年才能还清。”昨天，说起被骗的事，李先生眼含泪水。
据李先生介绍，他和妻子通过同事介绍认识了卖便宜房子的康瀛，与康瀛接触过程中，康瀛把自己渲染得非常好，并且还拿出成功案例给他看，这才让他动心。
“后来我通过各种渠道偷偷查询所买房子是否有问题，结果给出的答复都是正常。”李先生说，他更加相信了，就向亲朋借了100万，然后作为房款给了康瀛。
- 人物
自称亲戚是“高干” 认识很多开发商 被告人曾低价卖车证明自己有能力
起诉书上显示康瀛为河北人，康瀛在法庭上否认这个籍贯，称自己出生在北京，是“北京人”。
“因为我家住的地方离外国人居住地较近，所以从小就和外国孩子一起玩。”康瀛说。
康贵这样说自己的儿子：“康瀛上初中成绩很优异，后来因患忧郁症学不进去，中考失利，没有考上一所好的高中”。
康贵的朋友王先生专程来旁听案子，王先生说对康瀛行骗“特别惊讶”，因为是“看着康瀛长大，康的脑子不怎么好使，所以就想来听听他是怎么行骗的。”
卖便宜房后广受欢迎
据康贵介绍，2009年底，康瀛跟他说能买到便宜房，但需要钱，于是他就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掉，又加上家里的积蓄给了康瀛500多万，让康瀛去买房。 “他有什么能力能弄到便宜房?”公诉人问。“我也不知道，就知道他人际关系比较广，觉得他能做到。”
庭审中，公诉人称康瀛还向外宣称自家亲戚都是“高干”，还认识很多外国朋友及开发商，自家有好几套房都是开发商赠予的。
被害人李先生称，康瀛渐渐成了朋友圈子里的红人，并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低价卖车证明自己“能力”
公诉人还称，骗取钱的去向被康瀛用在了买车、转账、挥霍和购买黄金上，“康瀛还为他女朋友买了辆保时捷[1.67 0.00%]。”据康瀛说，他买车后还把车低价卖掉。
据被害人贾女士介绍，康瀛低价卖车就是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比如他买一辆40万的车，只卖25万或者更少，让人相信他有这个能力搞到便宜车，其实他这是在忽悠更多的人上当。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玉学
90后女子谎称炒外汇骗3个富二代300万元
2012年03月29日 11:29 来源：钱江晚报 作者：鹿轩
普普通通的长相，略显丰腴的身材，超乎年龄的成熟„„
站在被告席上的张某，无论是看到绍兴老家赶来的父母，还是面对公诉人的质问，又或听到为期12年的宣判，始终透出一丝冷漠。很难想象，她还是个90后。
她曾被人看作是富二代，手上拎十几万的爱马仕包，4克拉的“钻戒”落在酒店，干脆就不要了„„
3个温州的富二代，遇到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富二代时，分3次将300万打到她的银行卡上，想让她帮着炒外汇赚钱。
她却拿着这笔钱大肆挥霍。两个月后，她被抓，卡里只剩下280元。 4克拉“钻戒”丢了一点不心疼 张某，绍兴人，21岁。
张某是怎么认识这群温州朋友的?这得从去年说起。
王某(化名，22岁)，温州人，几年前在江西做生意，认识了一个叫华仔(绰号，30多岁，嵊州人，刑拘在逃)的酒吧经理。去年3月，华仔到温州找王某玩，同行的有张某。
他们在温州的香格里拉大酒店[10.24 0.59%]见面，跟王某一起来的，还有他的朋友李某和严某。王某等3人，都是20岁出头的富二代。
华仔说，张某的家人在香港经营房产，身家几百个亿。王某等人一开始不相信，相处了几天，他们真的见识了张某的“实力”。在温州玩了3天，张某约王某和李某到绍兴玩。
高速上，张某突然大叫：“我的4克拉钻戒不见了!”
王某一听急了，问她要不要回去找找。张某却摇摇头说：“算了算了。” 到了绍兴，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五星级的开元名都大酒店。华仔说，这酒店就是张家人开的。
接下来20多天，张某和华仔带着王某等人，玩遍了杭州、上海和海南等地，每到一处，张某都表现得很大方，住最好的酒店，上最好的餐厅，泡最高档的酒吧。
“炫富”骗来了300万
从海南回到温州后，张某带广州朋友林某过来。
张某和华仔一唱一和，说她的叔叔在香港炒外汇很赚钱，李某可以投钱进去，一个月就返还，最坏就是保本，运气好可以翻3倍。
李某等人开始并未动心，直到他们在房间里，“意外”听到张某和林某的对话。
林某说，那几天睡得很晚，因为要盯着外汇行情看，短短几天已赚了60多万。李某一听，觉得这钱好挣，和王某商量后，决定找张某投资。
去年4月，李某分两次打了100万到张某的账户(这100万元中，李某20万元，王某80万元)。而严某找父亲要了200万，汇给了张某。
300万根本没用来炒外汇，而是被大肆挥霍
收到300万后，张某根本没炒什么外汇，而是大肆挥霍。
去年四五月，张某在绍兴一家酒吧，就刷卡消费了二三十万。去年4月6日，她一口气买了4个爱马仕包。
检察机关查明，300万中，130万被张某刷卡消费，99万被她转账给了母亲，15万转给了父亲，7万转给了华仔的母亲，2万还给了严某。剩余的钱，都被华仔取现、转账或转支了。
被判有期徒刑12年
王某、李某和严某投钱一个月后，连本钱也拿不回来了。给张某打电话，她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脱。
去年6月22日，张某到温州找他们谈话，被抓。张某银行账户的余额，仅有280元。
案发后，张某的父母只退赔了61万。而她根本不是富二代，父亲开菜市场，母亲开服装店，本人没有固定工作。
父母每个月给她1000元到2000元的生活费，之前炫富的钱，都是从朋友那里借的。她落在酒店的4克拉“钻戒”，只是水晶制品。
鹿城检察院检察官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
鹿城法院最后宣判，张某因犯诈骗罪，判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两万元，责令继续退赔237万元返还给受害人。
老人轻信工行专业推荐购理财产品 5年间13万变7万
2012年03月06日 08:02 来源：西安晚报 作者：王赫刘宁 对理财知识毫无了解的古稀老人王淑琴，在一年间先后将13万元存款“变脸”成了国债、保险、基金等多种理财产品。让她始料未及的是，“三进三出”的频繁操作非但没能赢得丰厚回报，反而爆出6万多元巨亏。
老人讲述：轻信“专业推荐” 5年亏6万元
“听说保险理财收益更高，我就卖了国债买进保险，更后悔的是轻信银行理财师，又换成了基金，这下可把我亏惨了。”昨日上午，年逾七旬的老人王淑琴向记者讲述了她的经历。
2007年7月份，王老太去工行纬什街网点存款，意外听到网点一位姓袁的负责人给一位客户介绍基金，称“收益比存款高好几倍”。王老太听后动了心，就向负责人袁某了解具体情况，被告之“现在入市可以赚到比存款利息更多的钱”。“我把13万元保险取出来投入基金，在他的指点下购买了5款基金产品。”
“自购买了这5款基金，股指就一路下行，从2007年到现在没有挣到一分钱，反而赔了6万元本钱。”提起这次理财经历，王老太既懊悔又气愤:“我是个理财盲,对基金什么的一窍不通，而我轻信银行工作人员说的高收益，盲目投资导致损失惨重。”王老太认为，银行网点负责人袁某误导她购买基金产品，只夸大投资收益，却只字不提相关风险。为此，她将自己的遭遇多次向监管部门工行陕西省分行反映，但至今未得到理想解决。
银行表态：只是推荐 并未强行要求购买
“这个事情我知道，老太太已经多次前来反映问题了。”昨日下午，工行陕西省分行办公室一位曾姓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虽然与王老太多次交涉，但工行方面认为，所涉销售基金产品的过程中，银行方面没有任何过失。“她反映的问题已经过去四五年了，当时办理业务时的录像、录音等相关资料已经无从查找。经过银行调查，当事人袁某表示他只是给客户推荐了5款基金，而并未强行要求客户购买，也没有替客户操作交易，完全是客户的自愿行为。如果客户觉得银行工作人员强迫她购买基金导致亏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除银行存款无风险外，其他理财产品都有一定风险，这应该是所有投资者首先要有的意识。”业内人士建议，市民应根据自己的年龄段，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收入、家庭情况等，兼顾收益与风险来构建一个高效的投资组合，切不可盲目理财。对于银行来说，也应该综合考虑客户的个人情况，推荐适合客户的理财产品。
工行陕西省分行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已要求各网点工作人员向客户推荐匹配的产品。客户在购买前，可向银行客户经理详细询问产品的相关特性，并接受银行提供的风险承受能力测评，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记者王赫刘宁)
第四篇：手机渠道乱象
先是巨额罚款,再是渠道商集体拒售,手机冠军诺基亚正在遭遇史上最为严重的渠道危机。但记者调查获悉,该事件并非个案,窜货和罚款折射出的手机渠道乱象,或许更加值得关注。
手机冠军诺基亚正在遭遇中国市场上最为黑暗的时刻。
对于渠道窜货的罚款,诺基亚的经销商们以往总是耸耸肩,然后选择无奈地接受诺基亚的决定。而日前,遍布山东、上海、湖南等地的渠道商,首次对诺基亚针对渠道窜货开出的巨额罚款说“不”。
祸起:
巨额罚款倒逼渠道揭竿
“一款跨区域销售的诺基亚手机将被罚款万元”的诺基亚渠道政策,逐渐将渠道商们逼到死角。5月21日,他们选择了不再沉默。
曾有媒体爆料称,由于不堪忍受诺基亚对于窜货销售行为的罚款,诺基亚手机经销商于5月21日集聚长沙,商讨“彻底扫除”诺基亚的霸王条款。
然而,这次渠道聚首并未引起诺基亚方面重视。5月23日,记者致电诺基亚公司媒介相关人员,对方均表示对此尚不知情。
诺基亚消极回应激起渠道商强烈反弹。事后,济南某诺基亚渠道商张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此前我们在长沙聚首商讨,并不是为了讨回罚款,只是想引起诺基亚方面的关注,并重新考虑其渠道相关政策。但诺基亚方面迟迟不予理会。”
记者调查获悉,此后一周内,诺基亚北京、天津的经销商也聚在一起商讨此事。不过渠道商情绪仍相当克制。
随着诺基亚方面一直保持沉默,事态发展迅速向全国蔓延。6月初,杭州经销商打出要求诺基亚归还血汗钱的横幅;6月10日,山东诺基亚经销商在济南市场山东通讯城打出“拒卖诺基亚”的条幅;6月15日,诺基亚上海地区经销商在上海地平线通信市场也拉出“拒卖诺基亚”的条幅,抵制诺基亚对于窜货的罚款。
“其间,诺基亚曾承诺与我们对话解决争端,6月9日,我们如约来到杭州的诺基亚办事处交涉,但在双方约好的时间,诺基亚杭州办事处却大门紧闭。”6月15日,记者致电诺基亚上海渠道商牛磊(化名),他表示,当周将与诺基亚就窜货事件进行沟通。而诺基亚中国公司表示,这些经销商不是签约经销商。
电话中,牛磊介绍了两位同样深陷窜货罚款烦恼的同行给记者,并表示,在上海,对诺基亚动辄开出巨额窜货罚款而感到不满的渠道商,至少有30家。“年初,就有一位渠道商朋友因诺基亚开出一张10余万元的罚单而导致自己的公司几近关张。”
“我在上海有3家店面,诺基亚手机的销量几乎占到全部的25%～35%。虽然量大,但利润大概只有5个点左右。这样的生意规模,怎么能经得起诺基亚如此大手笔的罚款?”牛磊说。
记者了解到,由于手机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诺基亚让给分销渠道商的利润越来越少,特别是国美、苏宁、迪信通等各种直供渠道的介入,进一步压低了渠道的利润。
诺基亚为了获得更多的份额,给渠道的销售指标也越来越高,在诺基亚的市场份额已经高达40%之后,渠道完成任务指标的难度越来越大,于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手机市场不景气成了这一矛盾的导火索。
升级:
推卸责任导致彻底对立
故事远没有到此结束,身背窜货恶名的渠道商们久等而来的诺基亚官方回复,并不像他们期待的那么友善。
6月15日,诺基亚中国公司首次对外表态称,这些经销商不是签约经销商,和诺基亚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买卖关系,诺基亚不会与他们有任何正式谈判。
此外,诺基亚还声明,目前公司没有要和经销商谈判的消息可以披露。诺基亚称:“在消费品营销领域,授权经销和窜货管理是厂商一直以来采用的常规营销手段之一。如经销渠道未经授权,则经由该渠道窜货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均可能没有保证,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此,牛磊表示:“诺基亚方面明显是在推卸责任。如果说我们不是正规的授权渠道,诺基亚就更没有理由对我们进行罚款了。为什么在罚款时很积极,碰到问题却撇清关系了呢?”
而撇清关系一说激起渠道商更加强烈的反弹,随即有经销商向媒体出具了加盖有诺基亚公司印章的处罚通知书以证明身份。
有经销商指出,按诺基亚分区域、分价格的做法,每个地区的价格都是固定的,均由诺基亚公司来定,是很不合理的行为。
6月16日,有上海方面的渠道商表示,将就该事件寻求法律手段进行解决。
而诺基亚方面则采取“以强硬对强硬”的方式进行应对。诺基亚全球副总裁邓元?]6月18日首次就“窜货门”公开表态,坚定声明不会减轻或停止收缴窜货罚金以示妥协,并驳斥了每年罚金高达十数亿元的说法。
“经诺基亚查证,经销商在网上发布的所谓‘诺基亚窜货罚款通知书’是伪造的。这些窜货商和诺基亚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对其罚款无从说起。诺基亚的处罚对象是与自己有合同关系的代理商,这些窜货商可能是诺基亚正规代理的合作伙伴,而他们所受的处罚有可能是由正规代理商转嫁到他们头上的。”邓公开表示。
记者同时了解到,虽然众多上海经销商一度拍案响应抵制行动,但目前诺基亚在沪尚未出现销售断档。“主要还是出于经营和返点的压力,加上囤货也没这么快清完。 ”一位经销商表示,目前更多同行仍在观望。
受到影响的并非只有线下实体店渠道商,在此次事件中,不少在网店销售诺基亚产品的经销商也发出了抗议,有店主指出,网络买家来自全国各地,诺基亚若上网专抓窜货,那生意肯定没法做。邓元?]对此回应同样坚决:“即使在网络上,经销商也没有跨区域销售的权限。”
对比:
摩托罗拉、索爱亦败在渠道
有分析人士指出,该事件引发诺基亚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渠道阵营出现缝隙,将直接影响到终端销售。
“海量产品渠道讲究扁平化,供应商-渠道商-用户之间的生态链条早已非常成熟。毋庸置疑,渠道是距离用户最近的环节。而渠道的离心离德是对品牌的最严重警示。”在中关村,一位有着近十年销售经验的手机渠道商如此表示。
记者了解到,诺基亚渠道危机之前,手机厂商摩托罗拉也在遭遇严重的渠道管理危机。近日,有消费者向媒体反映,自己准备购买一部摩托罗拉“明”系列A1600型号手机,但在一天之内居然问到了7个不同的价格,而且最低价和最高价的差价居然超过了1000元。
该消费者目前住在上海。她表示,自己在询价时分别去了上海肇嘉浜路上的摩托罗拉专卖店、淮海路上某大型商场内的手机专柜和瑞金南路上的一家家电卖场,得到了1850元、2350元、2380元、2650元、2710元、2980元、3025元等7个不同的报价。由于不同地区拿货价相差较大,而且摩托罗拉公司在不同地区的促销措施不同,所以摩托罗拉手机的窜货现象也很严重。消费者一旦买到了从外地“窜”到购买地的产品,则不能在购买地享受“7天包退”这样的售后保障。
记者获悉,摩托罗拉自2008年以来,在国内手机市场上不断丢城失地,份额已降至史上最低点,而名次亦掉出五强。《南方周末》曾撰文称,摩托罗拉除了品牌和价格设置不当之外,渠道管理混乱亦是其致命伤。
无独有偶,索尼爱立信的终端渠道布局也处于被动状态。记者了解到,早在2007年7月份,索尼爱立信就曾遭遇严重的断货危机,被媒体曝光后仍无明显的整改措施。
相比之下,国产品牌手机更加重视渠道的管理和控制,其激励政策也更为完善。近年来依靠与渠道商捆绑作战的天宇朗通,则一定程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记者调查获悉,天宇朗通采取渠道的买断制,手机产品由渠道代理商买断,天宇朗通只抽取10%的毛利,渠道商掌握15%～20%的毛利,相当于将销售完全“外包”给渠道,从而调动渠道的积极性。
据称,诺基亚中低端畅销机型在零售终端的毛利率才5%～6%,高端新机型才有20%以上的渠道毛利率。所以,许多终端零售店干脆就不卖诺基亚中低端机型,只摆一些诺基亚高端机型。
问诊:
七年渠道首次面临挑战
诺基亚多年来的稳定局面缘何一朝陷入泥潭?记者多方求证了解到,此次渠道震荡的根本原因,还要归咎于诺基亚在渠道调整方面的后知后觉。
诺基亚进入中国之初实现的是代理制营销,即由一家或几家公司代理在国内销售其产品,这也是国际上的一种通行做法。2002年6月,诺基亚开始了渠道改革,设立省级代理(即FD)和直供模式。在诺基亚自2004年起成为中国手机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品牌后,其价格透明度也逐渐提高,而在这一过程中,销售渠道利润被逐渐压低。
牛磊向记者表示“几年前:,诺基亚的单机利润基本在10%以上,而受山寨手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利润在2008年已经降到了5%左右。原来利润高、有钱赚,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没有规模销量,很难保证自己的生存。如果千辛万苦出货,最后的返点再被罚掉,经销商当然就不干了”。
记者了解到,在诺基亚的省级代理模式中,诺基亚与省级直控分销商签订销售协议,其中包括销售数量、市场份额以及市场推广和售后服务等指标,FD再在各自的区域里发展
三、四级经销商(诺基亚称其为WKA,也叫批发重点客户)。如果FD能完成各种任务,那么诺基亚会给其一定的返利,否则诺基亚会对其进行一定的罚款。
在FD模式诞生的那一刻起,相伴而生的就是窜货问题,FD是分区管理,必然存在价格差的问题,于是一些经销商选择从其他区域,价格更低的FD处拿货,再拿到本区域销售。虽然诺基亚对窜货的管理一直没有放松,但在销量好的时候,经销商的收入即使去掉可能被扣的罚款,仍然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诺基亚和经销商也就相安无事。
上述北京中关村渠道商告诉记者“:市场形势已发生风云变化,而诺基亚迟迟未能有新的渠道政策出台,反而加大了对经销商的罚款力度。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渠道商积极性被打击。所有采用FD渠道模式进行销售的供应商,恐怕都在面临这个问题。诺基亚事件,只是个放大镜罢了。”
第五篇：基层疫苗乱象
2015年8月3日下午，焦卫敏抱着不满一周岁的女儿孙姝瑶来到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洪山镇卫生院接种了三种疫苗。接种后约3小时，孙姝瑶突发高烧。在本地诊所使用退热贴和输液无效后，先后转诊周口县人民医院和周口市中心医院，8月8日晚被紧急送往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结果为：噬血细胞综合征、肺炎、电解质紊乱。
在四处求医的同时，焦卫敏夫妇怀疑：女儿的病是接种疫苗引起的。
8月19日，周口市疾控中心组织调查诊断会，并在当日做出诊断：受种者接种麻疹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和口服轮状病毒疫苗后所患疾病的临床诊断为噬血细胞综合征。但诊断结论为“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属于偶合症”。
近年来，儿童在接种疫苗后出现病症甚至死亡的事件已发生多起。《财经》记者调查得知，仅在河南沈丘县，2014年曾集中出现多起疑似病例，都被定性为“偶合症”、“没有证据表明与预防接种有关”。
尽管如此，这些家庭希冀在救济机制、鉴定的独立性方面得到更多关注。此话题也曾被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提案呈递到全国“两会”上。
2015年再次出现疫苗接种事件后，河南省疾控中心组成调查组启动调查。调查组成员、河南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副所长张延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否存在因果关联最终会有结论，如果有关联，将进行补偿;如果没有关联，比如偶合症，受种者可对有异议的诊断结论申请再鉴定。 混乱的接种证
沈丘县于2014年进行了整顿，卫生部门全面收缴和换发新的“儿童预防接种证”。整顿之前，预防接种的记录和管理颇为混乱。
接种证是民众了解和记录接种信息的重要凭证，却在实际操作中错误频出。
一岁女童赵一晨是一起疑似接种异常反应病例，2014年5月9日下午，她在沈丘县赵德营镇中心卫生院接种疫苗，两小时后出现发烧、呕吐等现象，后经医院诊断为化脓性脑膜炎、肺炎、脑性瘫痪。从赵一晨的接种证上看，记录失误甚至错误比比皆是。
接种医生将赵一晨5月9日的接种时间，写成了4月9日。该接种证既没有填写发证单位，也没有发证单位加盖的印章。内页里，除了潦草的手写接种日期外，其他必须填写的项目均未填写。例如，“接种部位”、“疫苗批号”、“生产企业”、“接种单位”、“医生签字”等皆为空白。
赵一晨的父亲曾联系不少接种儿童的家长，收集了大量接种证。这些接种证大多没有填写发证单位，这违反了原卫生部颁发的《预防接种工作规范》(下称《工作规范》)。
按照预防接种证规范，接种单位应在接种证上加盖公章;接种单位要做好记录，实施接种人员在接种后要及时在接种证、计算机上记录所接种疫苗的日期及批号，填写准确、齐全。
此外，2015年9月18日沈丘县卫生局和疾控中心联合发布的“情况汇报”称，赵一晨接种的是乙脑灭活疫苗。但赵一晨的接种证记录显示，她接种的是“乙脑减毒活疫苗”。两个疫苗性质不同。
对于这一信息的勘误和矛盾，沈丘县疾控中心计免科长梁俊称，赵接种的是乙脑灭活疫苗，至于接种证上的记录，“可能是基层工作人员填写失误”。
2014年6月6日，赵德营镇的王欢欢带女儿到镇卫生院接种“精制百白破疫苗”，随后一直高烧不退，在医院诊治十几天后出院。与卫生院交涉过程中，王欢欢发现接种当天登记的疫苗批次是20111260-3，生产企业为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人称，该批次疫苗的有效期至2013年12月。
卫生院工作人员否认疫苗已过期超过半年，称该批疫苗共有360针，其他儿童都没有不良反应。有媒体据此报道“近400例儿童接种过期疫苗”。
对此，梁俊解释，由于赵德营镇卫生院接种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儿童接种信息平台上的各种疫苗批号从2013年4月11日至2014年9月24日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均未更新，造成接种证登记的疫苗批号与实际接种疫苗不符。
过期疫苗会对受种者身体带来怎样的安全隐患，因每个人体质不同、每种疫苗成分和机理差异，无法轻易得出结论。正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各地疾控部门均设置过期疫苗的登记销毁管理制度，对过期疫苗登记、上报并统一销毁。
按照沈丘县官方的说法，接种证填写混乱、接种信息平台没有更新，在此期间至少数千名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和批次等重要信息无法彻底查证。
一位生物制药企业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记录不全也致使出现事故后无法倒查追责。
由于关键信息的缺乏，也可能引起公众信任缺失，继而导致疫苗预防接种率的下降，这也是政府不愿看到的“双输”结局。
如今，沈丘县疾控系统经整顿后，在孙姝瑶的新“儿童预防接种证”上，详细打印了她接种的两种疫苗的“疫苗与剂次”、“接种日期”、“接种部位”、“疫苗批号”、“生产企业”、“接种单位”等相关信息，并有接种医生的签名。
不过，她接种的第三种疫苗记录，只手工填写了接种日期和接种部位，“疫苗批号”、“生产企业”和“接种单位”三栏仍为空白。 疫苗渠道存疑
孙姝瑶接种的三种疫苗中，乙脑减毒活疫苗和麻风疫苗为一类疫苗，即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免费接种疫苗;口服轮状病毒疫苗属于自费、自愿接种的二类疫苗。接种第二类疫苗，接种单位可收取服务费、接种耗材费，具体收费标准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焦卫敏不懂两类疫苗的区别，也不知道哪些是自费，哪些可免费，只是按照医生的要求缴纳了175元，且没有收据，医生也没有对收费项目给出详细说明。按照国家疫苗管理条例和预防接种规范，疫苗的种类、用途和价格应充分说明，并应在接种单位设置公开宣传栏进行公示。
《财经》记者在沈丘县采访多位儿童家长，他们基本与焦卫敏相似，不懂接种疫苗的种类，让交钱就交钱，且未收到缴费票据。2014年5月9日，赵一晨在接种乙脑疫苗时缴费74.5元亦无收据。
卫生院收费不给收据，接种记录不全，因而孙姝瑶的家长怀疑：接种人员可能私自销售来自不明渠道的疫苗牟利。同在周口市辖下的项城市，2013年曾经发生过卫生院防保站站长私自购买疫苗被免职的先例。
对此，梁俊称，沈丘县的疫苗采购按照国务院2005年发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下称《接种条例》)，所有的一类疫苗都是由河南省疾控中心统一采购，沈丘县的疫苗来自省疾控中心。按《接种条例》规定，一类疫苗是从省、市、县到各级接种单位层层下发且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一类疫苗的最小外包装的显著位置标明有“免费”字样，以及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免疫规划”专用标识。
梁俊介绍，该省一类疫苗由省疾控中心统一采购，下发到周口市疫苗专用仓库储存，沈丘县疾控中心根据需要向市疾控中心申请，定时到疫苗仓库取货，再按需分发到各乡镇的接种点，全程按照要求冷链运输。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也可以向接种单位供应第二类疫苗。梁俊称，虽然沈丘县疾控中心有资格购买并分发二类疫苗，但从未行使此项权力，该县所有二类疫苗都是向周口市疾控中心报计划，由其统一采购分配。
一部分二类疫苗可替代一类疫苗，在“查漏补种”时允许接种人员向儿童家长推荐，但这部分疫苗接种量很少，不到接种总量的5%。
焦卫敏回忆称，女儿使用的口服轮状病毒疫苗是接种人员从冰箱里拿出的裸瓶，没有包装和说明书，也不知道生产厂家和批号。根据《工作规范》，接种单位人员在接种前，应核对接种疫苗的品种，检查疫苗外观质量。凡过期、变色、污染、发霉、有摇不散凝块或异物，无标签或标签不清，安瓿有裂纹的疫苗一律不得使用。 近年来，儿童在接种疫苗后出现病症甚至死亡的事件已发生多起，这些家庭希冀在救济机制、鉴定的独立性方面得到更多关注。
被疏漏的留观环节
基层接种疫苗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重要的环节被疏漏。一些受访儿童家长反映，接种前，医生没有问及孩子身体状况，告知是否适合接种，介绍接种疫苗的注意事项、禁忌等，也未在接种后留观一定时间。
赵一晨的母亲邵段回忆，注射完疫苗后，只缴纳了74.5元没有收据的疫苗费用，医生未要求孩子在医院留观。
《接种条例》明确规定，医疗卫生人员在实施接种前，应告知受种者或监护人所接种疫苗的禁忌、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有接种禁忌等情况，并如实记录告知和询问情况。对于因有接种禁忌而不能接种的受种者，应提出医学建议。
接种后留观，也是《工作规范》中所强调的，接种后现场观察15分钟到30分钟，如出现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接种单位要及时处理和报告。
一位华东地区的疾控中心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留观是为了辨别预防接种后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及时采取应急处置的机制。
一般反应，主要有发热和局部红肿，同时可能伴有全身不适、倦怠、食欲不振、乏力等。通常不需任何处理，必要时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最长可至三天自行恢复;反应较重的，可单纯对症治疗，如降温或局部热敷等。
异常反应则是，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的接种后造成的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如果发生异常反应，须及时送医诊治，接种单位要严格按照《工作规范》在两个小时内向卫生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管部门上报，并由后者立即组织专家调查核实和处理。
上述华东地区疾控人士称，预防接种后，会发生不良反应的一定为少数人。这些反应中，绝大多数是一般反应，但也不排除极个别人出现异常反应，这或与疫苗种类有一定联系，也可能与受种者的体质有密切关系，而过敏体质者或免疫缺陷者往往更易出现。
不过，因接种单位违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给受种者造成的损害，或者受种者在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前驱期，接种后偶合发病;受种者有疫苗说明书规定的接种禁忌等，都不属于异常反应范畴。
重庆市永川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成世伦等人在2011年发表论文指出，基层接种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疫苗接种知识匮乏、宣传不到位，不熟悉疫苗免疫程序，疫苗接种剂量不准确、接种途径不正确、提前接种或重复接种等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接种后机体免疫水平达不到保护儿童的效果，且增加了疫苗接种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
2014年接连发生几例接种疫苗纠纷后，沈丘县委县政府于当年8月进行疫苗接种情况大排查和整改。整改中，20多名资质不全、业务不熟的人员被调离了预防接种工作岗位。这些人员有的已为当地儿童接种疫苗多年。
此外，沈丘县卫生局2014年7月30日下发的文件显示，赵德营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刘华、公共卫生服务站副站长王秀民，分别被行政警告、撤职处理，工作人员赵丽被调离工作岗位。
从法律规范看，沈丘县疾控部门也难避其咎。在疫苗信息日久未更新、混乱的管理系统中，疾控中心负有直接指导责任。按《工作规范》，所在地的疾控中心要经常核对疫苗进出情况，日清月结，每半年盘查一次，做到账、疫苗相符。
而从追责力度上，沈丘县卫生部门在上述2014年的文件中指出，查明赵德营镇中心卫生院“在疫苗存放及发放过程中不遵守疫苗管理相关规定，进行冷藏条件下储存、运输，疫苗接种不规范”。按《接种条例》，仅是“违规储存、运输疫苗”这一行为，即可由当地的药监部门责令改正，并要对所储存、运输的疫苗予以销毁。如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吊销接种单位的接种资格。
然而，记者在沈丘县采访期间，未发现在整顿整改中有“销毁不符合运输、储存规范的疫苗”、“吊销接种单位的接种资格”等情况。
截至2013年，全国共有各类接种单位21.6万个，其中乡镇和社区的接种单位提供接种服务的比例不断增加。
在基层预防接种点，接种信息错误登记、接种证管理不规范等乱象多发。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在2014年8月至12月间组织《接种条例》落实情况全国监督检查显示，地方机构部分制度落实不到位，接种单位未遵守接种公示制度、接种管理的情况，是全国检查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今年5月，福建省食药监局通报了为期50天的全省范围内疫苗质量和流通监管专项检查结果，发现问题要求整改、纠正的共324项。在对89家疾控中心、1144家接种单位的检查中，基层的疫苗流通和使用环节存在较突出的问题。比如，疫苗供应方面票据不全、不规范，基层接种单位的疫苗储存在非医用冰箱等问题较突出，温湿度控制不精确，有些单位没有对储存的疫苗进行监测和记录，个别单位储存的疫苗温度超过标准要求等。随后，对这些不符合储运规范规定的疫苗进行了监管、销毁，存有问题的机构、人员被处理。
4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规范预防接种工作的通知》重申各地机构要做好疫苗储存、运输和使用管理，接种单位要严格按国家规定规范接种行为，各地疾控中心要加强管理，做好预防接种的大众宣传、开展预防接种工作绩效考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