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保护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儿童保护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日益严重，加强对该弱势群体的刑事司法保护日显重要。本文立足于对我国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梳理，并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几点设想。

第一篇：儿童保护论文范文

儿童为中心视角下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的政策目标定位

摘要：如何有效保护流动儿童权益是当前儿童福利制度建构的重要议题。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框架，并在保护主体、保护内容和保护方法上取得了新的进步。目前，保护政策的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这折射出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存在偏差的问题。儿童为中心视角是对儿童权利的肯定，实现了儿童保护由成人主导向儿童主导的转型。在此视角下，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的目标定位是儿童优先原则的体现，在国家角色、保护内容、保护方法和保护体系等方面均实现了发展创新，并在个体和系统层面促进实践框架的调整。当然，这一政策目标定位的成功轉型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构建整合的保护体系”的议题。

关键词：儿童为中心;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

流动给儿童成长和发展带来新的风险。流动儿童权益保护议题提出至今，政策革新与个体需要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空间。一方面，国家儿童福利制度从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国家试图从社会投资视角①、家庭视角②构建流动儿童保护政策框架，建立覆盖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类型的服务体系③;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始终面临与城市整合度差④、受歧视、劳动被剥削和伤害风险更高⑤等问题。

在社会政策研究中，流动儿童权益保护需要的满足属于社会政策目标定位讨论的范围。目标定位被理解为社会福利支出目标指向的一种方式，是把福利资源分配给最需要人群的过程⑥。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的目标定位转型是指根据流动儿童的需要对社会政策做出调整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开始，儿童为中心视角兴起。这一视角认为，国家不仅要关注儿童风险的负面影响，还应该为儿童需要建立积极的标准。⑦这对研究流动儿童保护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通过梳理近30年来国家层面的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文本，同时利用“生态系统视角下流动儿童权益保护与社会工作干预研究”项目的流动儿童调查数据，反思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的问题，并以“儿童为中心”的视角重新定位政策目标，以回应我国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需要。

一、近30年来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框架的形成与发展特点

1.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的发展历程

1998年，《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颁布，标志着中央政府层面的流动儿童权益保护序幕正式拉开。截至2018年12月底，国家共颁布了与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直接相关的政策36项、中央财政购买服务项目73项。⑧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2—1998年，流动儿童教育和健康保护政策初步形成;2000—2010年，教育和健康保护政策深入推进;2011—2018年，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拓展至家庭教育、社会融合等主题。整体看来，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框架，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中央层级法规层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先后出台，对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规划，对教育和融合等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中央部门法规层面。自1990年以来，教育部、民政部、全国妇联、卫计委等部门分别牵头发布政策法规18项，为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的落实提供了详细的实施规范。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建立儿童福利领域慈善行为导向机制的意见》等，对流动儿童教育、健康和社会福利做出了相应的安排。

(3)中央部门实践体系层面。一方面，民政部、全国妇联等部门通过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项目”“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试点项目”等，探索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网络和工具，建立了流动儿童数据库、流动儿童卫生保健三级管理服务网络等。另一方面，从2014年开始，财政部、民政部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到流动儿童服务项目中。截至2018年，流动儿童服务项目立项数达到73项，支持资金达到3198.5万元。⑨

2.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的发展特点

总的来说，我国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在保护主体、保护内容与保护方法等方面均有了较大拓展。

(1)保护主体从单一政府转向多元主体。政府是儿童权益保护的重要主体。我国流动儿童的免疫接种、教育以及信息登记等均明确了政府的责任，如《特殊人群计划免疫工作管理方案》要求，卫生部门切实加强管理，加强对流动人口与特殊人群中适龄儿童的摸底登记工作。2013年开始，流动儿童权益保护开始强调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一方面，在政府内部建立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的协调机制。如2011年由全国妇联牵头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建立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的领导协调机制。另一方面，建立政府和社会协同机制。各级政府通过政府服务购买、公益创投等方式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流动儿童的保护服务，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家庭“三位一体”的保护机制。

(2)保护内容主题突出且不断扩展。流动儿童权益保护主题最初围绕教育和健康展开。与流动儿童学校教育和身体健康相关的政策所占比例分别为55.6%、19.4%(见图1)。从2011年开始，流动儿童保护主题逐步转向儿童多元化的需要。《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等政策陆续颁布，涉及儿童性安全、儿童家庭教育、社区安全等议题。此外，政府开始意识到流动儿童权益保护问题，除了提升儿童个体的能力以外，还需要改善儿童所处的环境系统。由此，国家率先推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等完善流动儿童家庭和社会系统的政策，旨在优化流动儿童的生活环境。图1显示，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和社会融入相关的政策的比例分别是2.8%。在中央财政购买的服务项目中，从系统层面对流动儿童实施干预的项目也占据相当的比例。这部分项目包括与流动儿童社会融入、亲子关系、社会支持、社区安全相关的社会服务项目，四者所占比例分别为16.4%、1.4%、6.8%、1.4%，合计占26%(见图2)。

(3)保护方法从费用减免拓展至强调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使用。减免基本公共服务费用是缓解流动儿童早期发展困境的主要方式。《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关于认真贯彻实施〈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通知》均在免除流动儿童教育费用和预防接种费用上提出了要求，保证了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健康权。2006年，对流动儿童的保护方法尝试社会转移支付方式，包括现金救助和实物救助。如根据流动儿童“两为主”的政策规定，各省市均按照一定标准给予流动儿童教学经费补助。2014年开始，流动儿童保护实践专业化要求增强，强调社会工作专业的嵌入。中央财政购买项目从设置之初就将项目分为发展示范类项目、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人员培训示范项目四个类别。以2018年的购买项目为例，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占总项目的26.1%。而流动儿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占儿童服务项目的比例从2014年的15.4%上升到2018年的38.5%，重要性逐年增长。

二、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实践效果与目标定位偏差

1.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实践效果不甚理想

整体看来，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对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和健康权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流动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免疫接种率达到85%以上。⑩但是，政策效果仍然不甚理想，保护政策不能满足当前流动儿童对高质量教育、社会支持等多元化需求，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学率增幅迟滞。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但因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戶籍制度的隔离，流动儿童教育在机会和结果上存在不平等。B11流入地政府由于公办教育资源匮乏、教育经费安排失当、各级政府责任不明晰等因素，在推行“两为主”“两纳入”等政策时面临极大的挑战，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学时遭遇各种困难。截至2014年年底，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为79.5%;2015年，各地流动儿童公办学校入学率差异巨大，上海为100%，东莞仅为23%。B12流动儿童对高教育质量的需要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2)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匮乏。流动对儿童的城市融合造成不利影响，而社会支持是促进流动儿童城市融合的重要因素。遗憾的是，政策设计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流动儿童较少能从正式机构获得帮助和支持。如2008年印发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年—2015年)》明确提出，在中小学建立心理健康辅导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但是，大部分流动儿童就读的学校(外来工子弟学校)存在师资力量不足、地位不合法等问题，无暇顾及儿童的心理支持。与此同时，保护政策缺少对流动儿童非正式支持不足的关注，使得流动儿童始终面临家庭支持不足、传统的社会支持断裂、新的社会关系建立困难B13等困境。

2.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存在偏差

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实施效果不理想，其直接原因是政策工具充足性的欠缺B14以及政策实践的问题化、个体化、静态化取向B15等，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保护政策忽视了以流动儿童为中心的政策目标定位。多数流动儿童政策都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来讨论政策革新的，同时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还受到城市福利资源、创新治理手段与转移矛盾等因素的影响B16。这造成当前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存在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定位主体偏差。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定位主体偏差表现为政策制定主体分散，缺乏整合机制。各级政府是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的定位主体，主要涉及教育部、民政部、卫计委、财政部等。一直以来，我国缺少主管儿童权益保护的专门机构(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服务对象主要以户籍为标准，基本不涵盖流动儿童)。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多按照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的方式制定出台。政策重心更多与政府部门业务领域、部门职权紧密相关，而非儿童整体需要。从政策文本来看，教育部关注的是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卫计委关注的是流动儿童的免疫接种，民政部关注的是流动儿童托底保障。然而，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流动儿童具有更加多元化的需求，85.0%的流动儿童期望有父母或朋友的陪伴，70.0%的流动儿童期望得到老师的关怀，80.0%的流动儿童期望能够参与社区活动等。这些不同的需求由于不能与当前政府部门机构设置直接对应，也因缺乏明晰的业务主管部门，容易被忽视或者得不到优先考虑。

(2)定位方法偏差。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方法偏差是指满足流动儿童保护需要的方法单一，发展性不足。我国流动儿童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明显的应急式特征，一般要求政策对流动儿童面临的最紧急问题做出回应，而对儿童未来发展的关注相对不足。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动儿童权益保护始终按照“问题—救助”的逻辑展开，社会救助特征明显。这与我国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的制定建立在流动人口频繁流动并最终会返乡的假设上有关。B17但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中国0—17周岁的流动儿童数量由1982万人增长至3581万人，增长规模超过80%，其中农村户籍的流动儿童占80.35%。B18流动儿童群体规模不断增大。这就要求必须从儿童的整体需要出发，采取救助和发展相结合的方法，重新设计政策以满足流动儿童扎根城市的需要。

(3)定位内容偏差。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内容偏差是指政策仅聚焦儿童生命片段和部分需要。定位内容偏差与定位主体分散、定位方法单一有紧密关系。1992—2018年国家层面涉及流动儿童保护的36项政策中，与0—6岁流动儿童相关的政策占24.0%，与7—14岁相关的占68.0%，与15—18岁相关的占8.0%，且政策涉及的主题主要是学校教育和身体健康(见图1)。儿童保护研究者提出，儿童保护内容应拓展到儿童整体的福祉，即关注儿童健康、教育、情绪和行为发展、认知、家庭和社会关系、社会表现和自我照顾技能。B19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其保护政策的内容需要关注流动儿童不同的生命周期和个体全面发展的需要，既要解决流动儿童当前紧迫的问题，也要为下一生命周期做准备。

三、流动儿童为中心的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重构

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要求国家应以满足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的需要为原则。社会福利目标定位是一个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核心，是国家提供资源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依据，也是社会成员接受社会福利的制度保障依据。B20儿童为中心的目标定位是儿童优先原则的体现，核心是将儿童权益保护的目标定位回归到儿童个体。这一视角的兴起与儿童地位认知的变化以及对传统西方儿童保护政策的反思有关。

20世纪60年代，儿童虐待和忽视问题推动了西方儿童保护制度的产生。最初，其主要采用家长式的或亲生父母的视角B21，假设儿童是需要被保护的消极个体，各类专业人士或父母是按照“儿童最佳利益”来行动的。这可能导致保护活动忽视儿童是自身权益主体的事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童年社会学兴起，个体化趋势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解构了儿童的认知，该学说提出儿童有主体性，是社会的公民，也具有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动性。B22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颁布，推动了西方儿童保护政策从儿童保护取向迈向儿童为中心取向B23，使得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形象和享有儿童权益的认知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儿童为中心的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能够推动我国流动儿童保护政策转型。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是为了满足流动儿童权益保护需要而制定的，社会投资和儿童权利理论是其目标定位的依据和理论基础。社会投资最早由吉登斯提出，他认为，作为传统福利国家的替代性视角，国家福利角色应该由补偿个人困难转向投资人力资本。B24国家不仅要关注儿童风险的负面影响，还应该为儿童需要的满足建立积极的标准。儿童为中心的视角将儿童作为当前的儿童和未来的成人来对待，儿童被视为需要投资以确保有足够能力的人，福利国家应该为儿童提供一种平等的机会以确保他们获得持续的发展。社会政策则需要尽力确保儿童的发展机会、教育获得、健康和福利，通过家庭政策的实施，分担家庭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入。B25社会投资理念下的儿童保护受到一定质疑。有人认为，政策过多关注儿童的教育获得和福利，忽略了儿童当下的权益和需要。儿童权利理念强调儿童不仅是未来的工作者，还是当前的公民，国家需要直接回应儿童的权益和需要，这一理念的加入丰富了社会投资理念的内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儿童为中心的取向对儿童保护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服务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改变我国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的理论基础。

儿童为中心的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重新确定了国家在流动儿童权益保护中的角色、保护内容、保护方法等。在儿童为中心的取向下，流动儿童应该被视为(准)公共物品，国家要强化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中的国家角色，推动实施一些“去家庭化”的策略，分担流动人口家庭在儿童发展中的投入，避免流动儿童因家庭社会资本不高而生活机会缺乏的状况发生。在保护内容上，儿童为中心的流动儿童政策强调认知和保障流动儿童权利，即《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的参与(第12条)、提供(第24条)和保护权利(第3条)。B26需要注意的是，参与权是儿童保护的重要内容。参与对脆弱儿童具有保护性，能增加其自信、自我效能和自我价值。B27在保护方法上，国家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加广泛的治疗与预防并重的政策与服务，促进流动儿童福利水平的整体提升。在儿童—国家—家庭角色方面，应强调流动儿童独立于国家和家庭，把流动儿童权益保护作为公共责任，强化国家和父母的照顾责任，激发流动儿童和父母的参与热情，建立三者之间的伙伴与协作关系。

儿童权利从两个方面推动儿童为中心的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的发展。第一，儿童的提供和保护权是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发展的基本动力。例如，《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方案》提出强化流动儿童的预防接种工作，为流动儿童提供了平等的公共卫生免疫机会;《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保护了流动儿童受教育的权利等。第二，儿童的参与权是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发展的新动力。权益保护政策不仅需要保障流动儿童的提供和保护权，还应该重点保障流动儿童的参与权。比如，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法律层面给予儿童参与的机会，要求儿童有权拥有自己的律师，以保障自己能够合理发声。因此，基于新的目标定位，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能够有效回应儿童各类权利保护的需要。国家应在儿童为中心的社会福利制度下扩大正式社会制度的功能，增强国家福利提供责任，实现儿童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的转型。

重构儿童为中心的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定位，还需要形成整合的保护体系。这就要求深入理解流动儿童与外部系统的嵌套关系，将流动儿童置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如图3所示，目标定位重构后的流动儿童权益保护体系，以流动儿童为中心，形成政府—家庭—儿童—社会的分工合作和整合运作。国家保护、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和儿童自我保护作为流动儿童权益保护体系的组成部分。

目标定位重构后的保护体系，基于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形成多层次的实践服务体系，促进流动儿童权益保护实践框架的调整：一是个体层面，专业社会工作组织通过赋权于流动儿童，推动儿童在政府—社会—家庭的参与和整体需要满足;二是系统层面，专业社会组织通过倡导和整合推进政策优化和社会资源链接，并与家庭、政府、儿童和其他社会系统形成支持合作的关系，最终形成政府—家庭—儿童—社会共治局面，突破前述定位偏差困境。

四、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随其父母进入城市，成为流动儿童，其权益保护问题迅速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整体看来，我国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不断在批判中超越，流动兒童权益保护政策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时至今日，当前权益保护政策已不能满足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的需要。流动儿童权益保护仍然面临着政府提供的社会支持比较匮乏等问题。重新定位流动儿童权益政策目标成为当前我国儿童保护制度建设的客观要求。儿童为中心视角由于强调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权益与能动性，其在探讨流动儿童保护政策转型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本文认为，将儿童为中心视角纳入流动儿童权益保护的政策中，能够有效突破当前政策目标定位偏差的困境，有利于提升流动儿童权益的保护水平。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知，重新定位流动儿童权益保护政策目标的关键是构建整合的保护体系。这一保护体系是为了回应流动儿童权益保护中部门分割、保护主体彼此独立、保护方式相互排斥等问题。然而，在我国所属的东亚福利体制下，儿童照顾和发展的责任更多归属于家庭。B28在这一理念下，如何明确区分国家—家庭—社会的保护责任，如何增强专业社会工作组织在保护体系中的作用，政策制定和实施如何践行“儿童为中心”的思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有利于推进流动儿童权利保护，还是进一步深化我国儿童保护政策的关键要素。

注释

①王慧娟：《流动儿童教育资产个人账户：模式构想与设立意义》，《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②B14徐晓新、张秀兰：《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基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演进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③盛亦男：《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人口研究》2013年第4期。

④周皓、章宁：《流动儿童与社会的整合》，《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4期。

⑤邹泓等：《我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生存和受保护状况调查》，《青年研究》2004年第1期。

⑥李迎生等：《福利治理、政策执行与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基于N村低保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6期。

⑦B22刘玉兰、彭华民：《西方儿童保护社会工作的理论转型与实践重构》，《社会工作与管理》2017年第3期。

⑧⑨本文数据源于课题组的统计。课题组利用搜索引擎，对国家层面流动儿童政策和中央财政购买服务项目进行搜索，将政策、项目文件名或文本内容中含有“流动儿童”“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等关键词的文件纳入本文政策和项目分析范围。

⑩何玲、李兵：《中国流动儿童政策分析》，《人口研究》2007年第2期。

B11Wu Xiaoga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Rural-Urba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1， Vol.44， No.2， pp.31-51.

B12皮磊：《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发布建议简化和降低流动儿童入学条件》，公益时报网，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gongyizixun/11528.html，2017年4月5日。

B13刘玉兰：《流动儿童精神健康状况分析》，《人口学刊》2012年第3期。

B15刘玉兰、彭华民：《家庭抗逆力视角下流动儿童家庭社会工作服务实践重构》，《中州学刊》2016年第11期。

B16王毅杰、卢楠：《随迁子女积分入学政策研究——基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11个城市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B17段成荣：《我国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B18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中国人口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

B19Christine Lou， et al. Assessing Child and Youth Well-being： Implications for Child Welfare Practice.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2008， Vol.5， No.1-2， pp.91-133.

B20彭华民：《论需要为本的中国社会福利转型的目标定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B21Nigel Parton. Social Work， Child Protection and Politics： Some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Reflec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4， Vol.44， No.7， pp.2042-2056.

B23Neil Gilbert， Nigel Parton， Marit Skivenes. Child Protection Systems： 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Orient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58.

B24汪华：《超越左与右：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社会投资思想论略》，《理论月刊》2012年第3期。

B25Gosta Esping-Andersen， Duncan Gallie.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8-67.

B26Jim Ife. Local and Global Practice： Relocating Social Work as a Human Rights Profession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1， Vol.4， No.1， pp.5-15.

B27Katie Richards-Schuster， Suzanne Pritzker. Strengthening Youth Participation in Civic Engagement： Applying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5， Vol.57， No.7， pp.90-97.

B28馬春华：《重构国家和青年家庭之间的契约：儿童养育责任的集体分担》，《青年研究》2015年第4期。

责任编辑：海玉

作者：刘玉兰

第二篇：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研究

摘 要：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日益严重，加强对该弱势群体的刑事司法保护日显重要。本文立足于对我国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梳理，并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几点设想。

关键词：留守儿童;刑事司法;成效;问题;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劳动力发生了重大的转移，许多劳动者不得不背井离乡，谋求生计，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留守儿童"出现了。 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抽取的126万人口样本推算，全国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换言之，参照我国总人口数量，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因此，留守儿童的问题事关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问题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现阶段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取得的成效

所谓的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单方或双方长期(一般指外出务工超过6个月)在外务工而由父母单方或者长辈，他人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①。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是指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儿童本属弱势群体，如果缺少父母的关爱、教育、管理，他们的弱势地位无疑将雪上加霜。众多调查表明由于双亲长期与孩子疏离，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四大问题：一是缺乏家庭教育，成绩不佳。以广西妇联调查统计为例，有31%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差，19%的留守儿童考试平均分在10分以下②。二是亲情缺乏，多数留守儿童存在心理障碍，出现了胆怯、孤僻、任性、偏执等不良心理现象。三是人身安全保护不力，被不法行为侵害的案件与人身意外伤亡事件屡屡发生。四是不良习惯容易养成，行为偏差时常出现。有学者将留守儿童称为父母双全的孤儿，十分形象地表达出留守儿童缺少人性关怀的境遇，也道出了留守儿童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针对留守儿童普通存在的问题，我国已经在立法和司法上做了回应。1989年我国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根据该公约的要求先后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专门少年法，除此外，我国立法机构还对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适当修正，注入了诸多专门保护儿童的内容，儿童保护法律框架初见轮廓。紧跟立法的步伐，我国少年儿童的司法保护也初见成效：一、设置少年法庭。少年法庭是我国保护少年儿童的重要国家机构，自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少年法庭已逐渐从合议庭建制模式发展为独立建制模式，庭审的范围也逐渐从单一的刑事案件扩大到民事、行政案件。二、严厉打击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犯罪活动，对此类刑事案件，快侦、快破、快審、快执行。三、对违法犯罪的少年儿童，司法部门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为违法犯罪少年儿童创设了多样化的处遇制度。目前，我国少年儿童矫治措施包括刑事、行政甚至不具有法律意义的社会帮教等内容，具有明显的综合治理特征③。四、注重实现程序正义，保护少年儿童的各项诉讼权利。在司法程序中树立少年儿童中心地位，对各类涉及少年儿童的案件加强诉讼指导，为无力承担诉讼费用的少年儿童，开通绿色通道，提供法律援助，保护少年儿童的诉权的实现。

二、我国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刑事司法保护不足

近年来我国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取得的成效，为世人所共睹，然而成效的背后却难以掩盖我国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在刑事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尚未真正通过刑事司法的途径得到切实的保护与尊重。

﹙一﹚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当前，无论是司法部门还是留守儿童所在的社区及家庭，普遍对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保护不了解、不重视。就司法部门而言，有的人认为对留守儿童的保护首先是临时监护人、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社会其他部门的责任，然后才是司法部门的责任。有的人则缺乏特别保护的意识，将留守儿童与成年人等同起来，不注意留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工作方法不恰当，态度不合理，不能体现少年儿童优先的理念。而更有的人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工作缺乏责任心，对涉及留守儿童问题的刑事案件久拖不决甚至敷衍了事，严重地损害了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就社区和家庭而言，社区和家庭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认识。我国是一个缺少法律信仰与法律传播的国度，轻法、厌法、不懂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民众的厌诉心理强，面对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遭遇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并不重视寻求司法机关的保护，而是通过一些私力救济的方式实现维权，甚至有时候息事宁人，对诸多侵犯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不问不理。

(二)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法律保障

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法律保障，集中表现为现行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比较多，然而直接针对留守儿童的却寥寥无几，司法部门只能适用一般的少年儿童法规对留守儿童进行刑事司法保护，这些少年儿童法规普遍存在着不够具体、不够全面、不成体系、缺乏操作性等问题。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为例，我国《刑法》虽然对儿童犯罪以及以儿童为对象的犯罪进行了较为详备的规定，但是，立法上的真空与空白地带依然存在。例如，我国《刑法》第240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但是《刑法》的儿童是仅指未满14周岁的儿童，与联合国公约的儿童内涵不符，因此，当拐卖对象是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男童时，公安机关办案便出现了无法可依的局面，这样的立法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极其不利。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猥亵妇女儿童罪当中。此外，在《刑法》总则方面，刑法对儿童的保护依显不足。我国《刑法》中的前科消灭制度、缓刑制度、罚金制度、假释制度，在立法上依然没有体现出对少年儿童的刑事政策倾斜以及区别对待的精神。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法律保障，还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上，我国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虽专章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但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依然不够完整。在专章中并没有规定简案快审制度、圆桌审判制度、法庭教育程序、心理测试等制度。

(三)刑事司法机关与其它社会机构的协调合作薄弱

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精心配合，单靠司法部门"单独作战"是无法胜任的。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部门普遍注重司法机构(公检法)之间的协作，而轻司法机构与非司法机构之间协调配合。这表现为：一是司法机构与工商行政、新闻出版、质监、劳动监察等具有维权职能的机构缺乏联动或虽有联动，却是阵风式整治，缺乏长效机制。这导致了留守儿童司法保护难以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二是刑事司法机关与文化、教育、体育等事业单位缺少沟通。文化、教育、体育等事业单位是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留守儿童缺少家庭教育，更需要这样的关怀。可是，司法机关(公检法)却很少与此类事业单位进行有效的沟通与联络，除了与教育事业单位如小学，初中进行联系，开设法制课堂，设置法制辅导员以外，很少再有其他形式的联系与合作。

(四)刑事司法保护外缺少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

儿童福利，也叫未成年人福利，是指面向18周岁的社会成员提供的各种福利④。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保护和儿童福利制度紧密相连，"在司法体系外配置儿童及少年福利制度，除强化司法体系的矫治功能外，尚可预防导致少年非行环境因素的发生"⑤。因此，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要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必不可少。目前，我国儿童社会福利制度属于选择性福利而非制度型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普及率及层次水平低相当低。在留守儿童最为集中的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制度与措施，进乎空白。笔者在广西桂平市某乡镇调查了解到，乡镇政府很少主动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情况并给予相应的福利关怀，只是在接到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申请后才给予福利救济，一般不主动进行保护。诸如为儿童学前教育服务的公立幼儿园、以及针对留守儿童的独特的成长环境需要的儿童活动中心、寄宿学校、心理辅导机构等福利设施已被忽略与遗忘。

三、完善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对策

如何完善对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保护，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针对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统揽全局，高屋建瓴，针砭时弊地制定相关对策，最大限度的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一)端正认识，提高了解

这里所说的端正认识是指端正司法人员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认识。提高了解是指提高民众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了解。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是其他保护的后盾，只有刑事司法保护发挥其坚强后盾的作用，其他保护才能够落到实处，发挥其功能。因此，司法人员应进一步认清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重要性，针对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积极转变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增强责任感，树立儿童为本、少儿优先的理念，对涉及留守儿童的案件准确、及时、高效地办理，严厉打击各种针对留守儿童的犯罪，确保最大化地维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其次，增进民众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了解。民众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了解这与我国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宣传不到位不无关系。对此，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各新闻媒体，社区单位、学校、家庭的作用，加大政策法规尤其是与留守儿童有关的刑事政策法规的社会宣传。同时，司法机关应向社会推广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增强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關注程度，形成有利于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社会氛围。

(二)完善与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首先，在我国现有的保护少年儿童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具有实体性与程序性双重性质的《少年儿童规范法》，从实体与程序上充分保护少年儿童的合法权益。在实体方面，通盘考虑少年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各项权利。明确实施部门及相关主体的职责及其履行的方法、方式，并确立相应的法律责任。在程序方面，建立一套与少年儿童心理和生理特点相适应的司法程序，为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实体权利的实现保驾护航。其次，对我国《刑法》进行必要的立法改造，重新定义刑法中的儿童概念，增设虐待儿童罪。逐步建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消灭未成年犯的犯罪污点，避免犯罪儿童贴上"终身犯罪人"的标签。在缓刑制度、罚金制度、假释制度方面，立法上应当体现出对少年儿童的刑事政策倾斜以及区别对待的精神，适用缓刑和假释应当对比成年人有所放宽。最后，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专章中增设简案快审制度、圆桌审判制度、法庭教育程序、心理测试等制度。

(三)加强刑事司法机关与社会其他部门的衔接

这是实现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社会化的客观要求。首先，刑事司法机关应更广泛地与工商行政部门、新闻出版部门、质监部门、共青团、妇联等具有维权职能的机构和组织合作。对管理混乱、易滋生犯罪、安全隐患突出等不利于儿童成长的场所、区域进行整顿治理，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与人文环境。同时，要充分认识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建立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联动合作的长效机制。其次，刑事司法机关应加强与教育、文化、体育等事业单位的沟通联系，丰富合作形式。除了与教育部门进行联系，开展普法教育外，刑事司法机关还应与文化体育部门如博物馆、科技馆、少年宫、体育馆进行合作，要求这些部门免费对留守儿童开放。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增强他们的心理和身体素质，增强他们的是非判断能力，自觉抵制不良思想的侵浊，让他们体会到司法保护的温暖，从而发挥教育、文化、体育等事业单位在巩固刑事司法保护成果方面的作用。

(四)建立留守儿童福利保障机制

如何建立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留守儿童福利制度，加快儿童福利制度改革，形成完善的留守儿童福利保障机制是关键。首先，针对留守儿童家庭存在的贫困问题，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给予留守儿童家庭适当的补贴。其次，对于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监护难的问题，政府可以设立留守儿童养家庭式照顾机构，配备充满爱心，责任感强，对儿童心理、生理充分了解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担任留守儿童的临时父母亲。再者，面对留宁儿童亲情缺乏， 多数存在心理障碍的问题，政府应当建立心理咨询机构，配置专业有素的心理辅导员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而对于留守儿童缺乏教育，成绩不佳的现象，政府可以设立留守儿童的工读学校，公立幼儿园，并为留守儿童配备专门的辅导老师，加强对他们的生活、学习的指导。总之，我们必须广泛地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留守儿童的司法保护工作去，赋予儿童更多的服务与保障;我们国家的儿童福利制度亦应当由补救式的民政福利措施制度向制度型福利制度迈进。

注释：

① 叶敬忠，杨照：《关爱留守儿童：行动与对策》 北京 ：社会文献出版社，2008.3。

② 韦锦田：《广西留守儿童存在四大问题》载于《健康报》第002版2007年8月15日。

③ 转引郝银钟：《中国青年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制度研究》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8 第34页

④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第392页。

⑤ 管士寒：《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载于《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作者简介：甘杰升(1983～)，男，广西桂平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2级博士生，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治安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犯罪学。

作者：甘杰升

第三篇：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探讨

[摘要]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我国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国家和政府部门以及各方社会力量应该予以高度关注，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

一、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考察

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期间，多将未成年子女留给父母或其他近亲属代为照管。其中，同祖(外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居多。尽管祖(外祖)父母悉心照料，但终因生产繁忙而疏于管教、文化程度不高教育力不从心、年老体衰照料能力下降等原因致使对留守儿童照料明显不力。此外，留守儿童也会因失去父母监护、缺乏自制能力等影响，难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就使得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现状不容乐观。

1.犯罪现象较为严重

农村留守儿童因缺乏适当的引导和教育容易变成“问题孩子”，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据统计，福建省留守儿童在青少年犯罪中比例已高达20%。河南省检察院对全省2005-2007三年间所批捕、起诉的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2005年443件，2006年475件，2007年460件，分别占当年未成年犯罪批捕数的7.03%、7.21%和6.45%。安徽省肥东县检察机关在2005年1-8月共批捕犯罪嫌疑人233人，其中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27人，10人属农村留守儿童，占未成年人犯罪37%。而且，据南京市检察院、市法院调查表明，留守儿童犯罪案件数量逐年上升。2005年与2004年相比，留守儿童犯罪案件占整个刑事案件的6%;2006年与2005年同期相比，则上升到了10%。

2.容易受到外界侵害

因祖(外祖)父母照料不力，加之农村留守儿童自理能力较差，缺乏自我安全保护意识和能力，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因此，农村留守儿童，尤其是留守女童极易成为犯罪分子的侵害目标。据全国妇联2007年留守儿童课题研究报告显示，被拐卖儿童中，流动儿童居第一位，留守儿童居第二位。另据河南日报报道，该省淅川县检察院2005年以来所办理的62起强奸、猥亵儿童案件中，针对留守女童的性侵犯案件共21起。此外，重庆市政协于2008年12月份的一份社情民意调查也反映出农村留守儿童受侵害的严重程度。该调查以某区县为例，仅2008年以来，人民法院共办理对农村留守儿童实施犯罪案件15件33人。其中，强奸(包括奸淫幼女)12件13人，受害留守女童15人，猥亵女童2件2人。

3.健康成长受到影响

农村留守儿童正处于发育成长阶段，家庭对其健康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因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缺乏亲情关爱和规范教育，他们往往会对家庭其他成员和周围的人缺乏信任，在心理上产生了不应有的不适应感和不安全感，不愿与外界接触。长此以往，就会变得十分内向，并容易产生自卑、孤僻、抑郁等不良心理，造成任性、固执、暴躁等性格缺陷，以致影响学习而出现成绩下降、乃至厌学、逃学卢文捷，李林凤：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探讨或辍学等不良现象。更有甚者，影响其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致使他们很难成长为高素质的社会公民，进而可能无法适应未来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在未来的社会中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而最终被社会所淘汰。这极可能在其成年后对社会产生逆反心理，从而产生怨恨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为整个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出现及存在问题的原因解析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出现，绝非偶然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1.经济发展不够平衡

我国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这是造成我国出现大量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客观原因，也是根本原因。特别是自从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突飞猛进发展。而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则较为缓慢，明显滞后于城市。在农业收入低、增收困难情况下，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大批农村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进城谋生。如果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收入差距不十分明显，就不会有大批农村劳动力抛妻别子远赴他乡，乃至出现夫妻双双别子外出情形，也就不会产生农村留守儿童这一严重社会问题。

2.现有法律政策滞后

因深受我国户籍制度影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虽为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其身份却一直不能为城市所认同，甚至经常遭受不应有的歧视。所以，尽管这些农村劳动力已在城市生活多年，却不能享受到与从事同类职业的城市人口的平等待遇，更无法享受市民福利。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遭遇不应有的尴尬也就在所难免。有些学校断然将其拒之门外。而有些学校虽可以接受其入学，但需要缴纳高昂借读费用，导致许多农村劳动力无力承担，只得将孩子留在农村生活学习。

3、政府部门管理缺位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然而，各级政府径顾忙于本地区经济建设，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当地政府部门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发展上去，以致忽视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只要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人命关天大事，几乎无人问津。正因为当地政府部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重视程度不够，疏于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才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4.教育观念明显淡薄

学校作为义务教育的主阵地，对学生负有极其重要的教育责任。然而，我国许多农村中小学教育观念落后，机制不够健全，管理水平低下，从而不能对学生进行有效管理。特别是一些留守儿童诸如性格孤僻、任性且喜欢逃学等多被视为“问题学生”，并不为学校所欢迎，也不为老师所喜欢。校方对这些学生往往放任自流，只要不违反学校纪律，或者不发生意外事故，任其随意所为，从而放任了这些学生。对于尚处于发育阶段且不能完全辨别是非的他们来说，极易影响其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

5.家庭关怀不够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交流机会自然不多。一般说来，他们只能在春节期间有机会与父母短暂相聚，有的甚至可能要等待数载之后才能见上父母一面。相关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农村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33%的父亲、25%的母亲外出5年以上，60%-70%以上的父母在外省打工。农村留守儿童只能与祖(外祖)父母或其他近亲属一起生活。由于这些近亲属忙于生产或是忽视孩子的感情世界，以为只要给其吃饱穿暖不发生意外就算尽到了看管义务，从而未能及时给予孩子精神上应有的关怀。因此，这些农村留守儿童在得不到家庭关怀的情况下，往往使其幼小心灵产生心理健康问题，造成

身心失调。

三、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建议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绝非仅属于农村劳动力和基层农村的自身事情，而是应该由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农村留守儿童创造一个健康成长所需要的良好环境和有利空间。具体而言，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1.政府必须高度重视

2007年9月份，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就明确强调：“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确实需要引起关注。目前国家正在采取措施，通过多办寄宿制学校，尽量让这些孩子在学习上得到比较好的指导，在生活上得到比较好的照顾。”因此，当地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问题，把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问题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列入政府工作内容，要有计划、有组织地予以具体落实，并且要多想办法、多花时间、多出人力、多下工夫。切不可以将其视为小事，更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喊喊号子表面上做做文章，而是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实策良方不断改善其生活和学习状况。诸如要树立教育为先的观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推动教育发展。特别要重点解决好教育投入偏少、教育资源紧缺、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同时，还可以成立专门监管机构，拨付专项基金，具体负责相关工作的开展和落实。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现有境况，为及时而有效地保护其合法权益构筑一道坚实防线。

2.教育机构主动配合

作为直接承担落实义务教育任务的教育机构，学校应该充分发挥“教育育人、学校育人”的应有功能，建立一套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机制，使监护责任与教育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监教一体的教育管理模式。因此，对于农村学校而言，应切实加大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基础教育设施，并加强对任教老师职业培训和心理辅导培训，提高相关教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辅导能力，为其健康成长提供良好成长环境。对于城市学校来说，有关教育部门或教育机构应为农村留守儿童开辟“绿色通道”，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接纳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子女入学。另外，还可建立针对农村劳动力子女的专门学校，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学习需要。

3.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保护其应有合法权益，固然是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但同样离不开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只有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行动起来，才能使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护。其中，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与农村留守儿童距离最近也是接触最多的基层组织，应当积极而充分地发挥基层组织的应有功能，日常要多关心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在其权益遭受侵害时积极介入，给予受害留守儿童及时帮助，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继续扩大，使其得到保护。同时，各级妇联也应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主动深入基层农村，密切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现状，加强与社会各界联系，协调和推动社会各界为农村留守儿童多办实事。此外，社会上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其他组织和人员，以及包括电视、电台、报刊、网络等在内的各种媒体，都应积极行动起来，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4.完善相关立法不足

我国目前的有关教育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法》、《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法律法规为农村劳动力子女权益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中有些规定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悖的，甚至带有一定的歧视性。特别是在平等教育权上所表现出来的明显不平等尤为突出。诸如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对于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可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这一规定看似十分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子女，然而，《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却规定：招收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依规定收取借读费。这却为农村劳动力子女随父母进城就读设置了障碍。所以，建议国家有关机关尽快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尽早使农村留守儿童真正实现应该享有的平等教育权。

5.建立委托监护制度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其父母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的，有监护能力的祖(外祖)父母、兄姐以及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等人可以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务工，既非死亡也未丧失监护能力，近亲属或朋友自然没有资格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这就使得远在他乡的父母无法履行监护责任，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出现真空地带。因此，建议我国正在起草民法典之际建立委托监护制度，法定监护人在难以履行监护责任的特殊情况下，可将监护责任委托给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等在内的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代为履行。从而使得代管人对孩子进行管教有相应法律可以依据。

6.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既然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重要客观原因，地方政府就应该立足本地，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努力发展本地农村经济，突破农村增收瓶颈，拓宽农村增收渠道，帮助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尽早实现脱贫致富。地方政府还可以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实行转移就业培训，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实现转移就业。这样，不仅卢文捷，李林凤：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探讨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而且有力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最终使农村留守儿童保护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四、结语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其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所以，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绝非仅仅是关系其个人或是其家庭的重要事情，而是关系到全社会乃至整个民族的头等大事。特别是，适值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际，做好这一项工作意义非同寻常。我们知道，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之意就是要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科学发展。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仅在于农村物质面貌的巨大变化，更多的则应包括精神面貌在内的根本改观。然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并影响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应该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他们能够形成健康的社会意识，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优秀接班人。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这一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保障其合法权益在和谐社会中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实现，以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新农村建设。

作者：卢文捷 李林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