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经济发展

第一篇：浅谈中国经济发展

浅谈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浅谈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摘要：本文对我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分化加剧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并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措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30年来实现了年平均8%左右的持续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加剧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是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接下来，本文就针对这四个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并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 资源环境问题

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资料和人们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在深度和广度上日益扩大,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沉重代价。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实际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式的发展道路, 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利用,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污染。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并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1、 现阶段我国矿产资源、能源和水资源等主要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巨大

2005年我国能源和矿产品产量快速上升，原煤产量达到21.9亿吨、原油1.81亿吨、铁矿石4.21亿吨、粗钢3.52亿吨、10种有色金属1635万吨、磷矿石3044万吨、原盐4454 万吨、水泥10.60亿吨。大宗短缺矿产品的进口量持续增加，2005年我国矿产品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进口原油12682万吨、铁矿石27523万吨、锰矿石458万吨、铬铁矿302万吨、铜矿石406万吨、钾肥917万吨。“十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从2001年13.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5年的22.2亿吨标准煤，增长了64.4%。我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总量的6.5%，用水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5.4%，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已分别高达70%、60%和90%，而国际上公认的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应低于40%，否则将危害河流健康和流域安全。过去几年间，我国主要资源消费的增加量占世界总增加量的比例，包括能源、煤炭、石油和钢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巨大。

2、 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不高

根据世界银行和英国石油公司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表明，2003年我国每创造一万美元的GDP 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3倍，是美国的3.68倍，英法德意等欧洲发达国家的5～7倍，韩国的3.1倍，日本的10.4倍，甚至是印度的1.45倍。目前我国的原材料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单位产值的消耗强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

10、日本的1/20。以水资源为例，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消耗的水资源总量占水资源总消耗量的70%， 但由于输水方式、灌溉方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耕作制

度、栽培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农业用水的利用率不高，渠道灌溉区只有30%～40%，机井灌溉区也只有60%，低于发达国家水资源利用率80%的水平。

3、 污染物排放量大，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严重

我国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大, 单GDPSO2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9倍, 能源消耗量和CO2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二位, 日耗水量和日均污水排放量都居世界第一位, 有机污水排放量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印度排放量的总和, 单位GDP 污染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2005年我国COD( 化学需氧量) 排放量为1414万吨, 超过环境容量76.8%, SO2 排放量达到2549万吨, 超过环境容量112.4%。我国目前的水环境、土壤环境、大气环境均受到严重污染。2005年, 在国家环境监测网监测的陆地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 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达27%, 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13.9万平方公里;土壤污染面积扩大, 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城市空气污染严重, 在监测319个城市中, 近45%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SO2和颗粒物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 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 全国527个市( 县) 中, 出现酸雨的城市有298个, 有些地区的酸雨频率达到100%。每年产生1 亿多吨的城市生活垃圾, 带来严重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已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和人群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也存在隐患。此外,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环境状况恶化,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 全国因水土流失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 沙化土地面积达174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加剧,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 湿地面积不断减少,生物多样性锐减,各类生物物种受到威胁的比例普遍在20%～40%。

二、 贫富分化加剧问题

我国在推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适当地拉开了收入差距，这对提高经济效率和激发经济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造成了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200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的家庭收入，处于高收入端的10%家庭与处于低收入端的10%家庭，其收入比为：11.8:1，处于高收入端的10%家庭，其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是37%，处于高收入端的20%家庭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是53.7%。贫富差距扩大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由于存在边际消费递减规律，一般而言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的，贫富分化加剧会降低社会的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二是导致社会不稳定。贫富差距扩大为少数利益集团腐蚀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行为提供温床，有可能使处于贫困阶层的人民即使努力奋斗也无望改变自己的地位，从而产生挫败情绪，这既弱化了社会进步的动力，又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贫富差距加剧还表现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上。在东部地区已经发展得像美国一样发达、富裕的同时，在中国的西部却还是挣扎在基本温饱线上;在大城市一切都步入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同时，有那么多的地方却依旧还是手工劳动着。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杭州湾大桥跨海36KM，耗资118亿人民币，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但是谁又知道在云南怒江峡谷如今依旧还是只能依靠着一根钢索、一个滑轮渡河。那里的孩子每天上学都要靠滑轮滑过去，而他们却只是7～11岁的孩子。在那里架一座吊桥需要40～50万元，跟118亿相比那简直是零头的零头，但是对于那儿的人们来说这像一个天文数字一样沉重的压着他们。

三、 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

1、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 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2、农村问题

主要是四个落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社会落后、乡村面貌落后。由于庞大的乡村管理构架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不仅使正常的经济周转困难，还使乡村的信用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由于长期缺乏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足够投人，农民素质差、生活单调，缺乏必要的文化消费等现象十分突出。在原有的严密组织被破除后，乡村社区建设成为整个中国社区建设最为薄弱的环节，由于缺乏互帮互助机制，缺乏行业协调机制，从而农民成为最无组织性的群体。由于基层组织和乡级政府职能上的错位，乡村规划落后，或基本上没有规划，也无法得力执行规划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乡村建设混乱。乡村 环境的脏乱差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

3、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而导致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日益扩大。

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倍，扩大到2002年3.1倍。目前农村还有2820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还有6000万人刚刚越过温饱线，收人还很不稳定。

(2)农民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

(3)农民的平等权利得不到保障。

在农村，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和教育。即使进人城市，实际上成为城市建设者和财富创造者，但不能享有与原市民同等的城市公共福利，更没有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力。

四、 就业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数量多而素质不高，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但仍难以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按照目前的产业结构和GDP年增长率为7%～8%计算，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约800～1000万个，只能基本满足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1000～1200万人)的就业需要。但还有如下几方面因素必须考虑。

(1)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新成长的劳动力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继续增长。据统计，在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逐年上升，1982年为61.5%，1990年为66.7%，1995年为67.2%，2000年为70.1%，2002年为70.3%。因此，这部分劳动力总量会继续增多。

(2)不断增加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2001年底登记失业率为3.6%，2002年底为4.0%。2003年上半年上升为4.2%，如包括未登记的失业者，城镇失业率可能达到8%左右，即约1500万人。这些失业者有相当一部分急需解决就业问题。

(3)未再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底为515万人，2002年9月底为439万人，为1998年以来最低水平，但其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较少，加上大龄和技术水平低，再就业问题就更难解决。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正处于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阶段，今后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员工的转岗、下岗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经常现象。

(4)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1990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1433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0446万人，非农业人口23887万人;到2002年底总人口增加到1284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269万人，非农业人口35184万人。即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1299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人口增长的结果，另一部分是从农业转移过来的。但农业总人口绝对数仍有增加。据估计，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有1.5亿～2.0亿人，目前有9000万左右在城里打工，还有0.6亿～1.1亿人需要解决其就业问题。

五、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破解

有效实施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谋划“又好又快”的发展，这将成为破解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效理论武器。

(一)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为我们处理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

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人民收入水平不高，市场不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的二元结构普遍存在，发展不足是我国面临最大的现实。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所以我们面对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时，不能一味地指责发展本身，更不能忽视甚至反对发展，而是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一味地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忽视社会其他效益的做法也不可取。单一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发展，还必须注重增长的质量。

(二)科学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为我们处理发展中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有效理论指导

科学发展观主张将人们的经济活动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追求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实现经济增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科学发展观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传统发展观坚持主客体二元分离思维方式，把人当作主体，自然界当作客体，主张人们利用科技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我们的自然家庭却被无情的破坏，使人类陷入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科学发展观则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自然界因为人的存在有了丰富的价值;人不是自然界的统治者，而是自然界的守护者和生存者。人们应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以不损害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谋发展的能力为度。其次，科学发展观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主张营造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秩序。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倡导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追求发展机会的平等性和发展成果分享中的公平和公正性，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作发展的终极目标，关注每个人的生存质量和发展条件的改善，使人人都能各尽所能、各得所需的和谐相处。这些观点和态度，为人们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矛盾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为协调多方利益提供了根本方法

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不发达的主要表现之一，实现发展就是要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所以要统筹城乡发展;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实现发展就既要使相对发达地区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又要采取措施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比较落后，实现发展就是要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这要求首先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为人民公平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成果创造社会条件，所以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现代科技促使经济规模加速扩张，相应地对自然资源的耗费也持续增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没有条件像已经工业化了的国家那样走“先经济增长，后治理环境”的道路，所以发展要求必须维持人口的适度增长、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从而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日益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展，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 统一，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才可能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可见统筹兼顾的发展模式有明确的针对性，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点，能科学地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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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蒋姣蓉.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破解[J].商业文化(学术版),2010(7):213-214.

第二篇：浅谈中国文具外贸发展

据统计，2012年1-4月份中国文化用制造行业出口交货值累计61.35亿元，累计同比增长幅度5.11%。从数据不难看出，中国已经成为文具世界第一，在全球经济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依然稳步前进。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已经在全球文具制造工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金融危机之后，欧美贸易保护壁垒频繁指向中国企业，使国内的文具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其行业前景如何呢?如何取得突破呢?

从对外贸易壁垒来看

由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全球经济放缓，必然使中国文具外贸出口增速下降，而由此引发的贸易保护政策纷纷对中国进口的文具产品提高了各种检测。除了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对中国产品提高了税率以及进口检测条款条例。

中国文具产量巨大，有一大部分产品是做出口外贸的，如何寻找突破口，赢得国际市场的认可，是中国文具品质上升一个台阶的关键所在。

从动漫卡通行业的迅猛发展来看

中国的动漫行业发展蓬勃，为商业社会带来了无限商机。选择与动漫品牌合作，已经成为不少文具企业的理想策略。这势必会给中国卡通文具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竞争上升的机会。而随着动漫卡通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红火，中国的动漫卡通产业也是掀起一股投资热潮。各个文具厂家也相应把目光投向动漫卡通授权，由于大家都想进入这个行业，投资盲目性比较大，同类产品重复引进现象严重。

内忧外患产业升级是必须的

文具产业升级才是出路，不能仅仅看到贸易保护政策，一直以来中国制造业留给世人的印象就是廉价，中国制造如何走向中国创造?我们不能一味的OEM，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关键的技术，因为廉价，因为技术含量低，每次只要欧美国家提检测标准，国内的厂商就苦不堪言。

文具企业不但要考虑单纯的生产环节，更要在设计研发、品牌创立、市场策略、广告营销等诸多方面广泛着力，对企业行为模式和价值理念作一次全面更新，在实施企业的经营行为中努力达成社会和市场的认同。

第三篇：浅谈中国民营企业发展

一、民营企业的地位与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开大步，勇往直前。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全国已有3200多万户个体私营企业,解决了8000万人的就业问题,我国民营企业总户数已达800万家，分别占全国企业总数99%、工业产值60%、工业增加值40%、实现利税77%、出口额60%、城镇就业机会75%。民营企业的年产值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民营企业产值已“三分天下”甚至“二分天下”,并逐渐显露出它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以及维护供需平衡、扩大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民营企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典型，是国家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要补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使其在“构建和谐社会”总进程中发挥着更为举足轻重的作用。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非公有制资本进入的行业领域，拓宽非公有制企业融资渠道，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权益。”这个论断十分明确地指明了民营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二、中国民营企业现状

(一)历史选择民营经济

中国的政治家和商界、学界精英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及新增长源。这个竞争力就是精英企业团队，它的地位和作用就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经济波动的稳定器，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要素。现在的国企虽是精英企业，但它特殊的职能决定了它无法像一般商业机构那样高效率地追逐市场机会，因而也就不能承担促进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大任，而只能对经济起到有限的稳定作用。外资虽然新鲜有活力，但它毕竟姓“外”，一有风吹草动便惊飞而去的“鸟群特性”，决定了它难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坚强依靠。

于是，这一角色的承担就历史性地落到了民营企业身上。20多年间，中国民企得到了飞速发展，经济贡献和经济活力大大高于国企，在某些方面甚至毫不逊色于外资企业。当然，中国民企也有自己的缺陷：企业规模小，总体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发展后劲不足等等。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产生了再造中国民企的需要，才有了让民企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呼声。财富及进步就是在改变中实现的，历史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

这种提升不再仅仅是一种创新，而是一种变革，甚至是一种革命。它不仅将对民企自身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民企的观念、形象、组织、管理、技术、文化发生彻底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将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经济脊梁，中国经济自主权将因此而扩大。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中高度依赖外源性经济的特征，而使内源性经济成长为中国经济的主力。也就是从目前的出口替代转向进口替代，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经过进口替代这一环节的充分发展，其经济必然缺乏独立自主性，更谈不上任何竞争力，在同国际垄断资本的全面较量中将会一败涂地。

而进口替代环节的充分发展比出口替代要艰难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要称这一阶段的任务是一种革命的原因。但是，充满创新精神的中国人绝不会因此而却步，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人，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孙中山是中国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杨匏安、谭平山是中国人，他们已经为中国人树立了创新求变的榜样。在今天的经济建设大潮中，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创新传统和精神将会在经济领域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而最早在中国发育并形成气候的中国民营经济，也定会在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推动下更上层楼。

在现实呼唤民企的今天，在上上下下对民企的发展已形成共识的今天，再次出现民企风将

不可避免，新锐民营企业及精锐民营企业家将不断涌现。时势正在造就着民企，而民企也正造就着时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是历史的选择。

(二)民营企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1.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不可避免的加剧贫富分化、劳动关系失衡的矛盾

民营企业发展腾飞的起点始于改革开放，许多民营企业家也正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至2001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投资者人数达460.83万人。尽管从人数上看，他们在中国13亿人口中比例极低，然而，因为他们所支撑着的民营经济占中国经济总量的1/3，其经济绩效尤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其不断扩大的就业人口在维系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十分关键，他们在中国的分量其实并不取决于其比例，而是与整个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分量相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势利益团体。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却日益加剧，据北京市今年初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该市高、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底的4.7:1，全国的情势似乎比北京更为严峻。

由于传统民营企业的一些特点，如不可避免的家族式管理等，使得单个的民营企业常常具有排斥性的团体，形成“外人”很难进入其“信任圈”，以实现平等的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局面;其发展前期增长粗放，造成不少民营企业技术水平低，管理水平落后，劳资关系失稳，企业寿命周期短，有的甚至搞“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加之民营企业中普遍缺乏甚至拒工会之类的能维护工人权利的组织，民营企业更易成为贫富分化引发的阶层矛盾和劳资矛盾的火力集中点，不断暴露出来的民营企业家不光彩的发迹史和官商勾结的丑闻正是印证了弱势群体对其的强烈不满。

2.企业家从政：体制的弱点和角色的冲突

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民营企业家成为强势利益团体，他们不可避免的要求进入政治领域，以寻求利益表达的途径，更好地实现其利益诉求。然而，在体制和角色两个层面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获取政治角色似乎已成为民营企业家们一种热衷的方向。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本，将人大代表等称号当作一种荣誉和对社会地位的肯定，获得利益表达和参与政策制定的途径。从法理上看，并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一开始就从制度上将民营企业家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这既不符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不符合执政党扩大阶级基础的要求。反之，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正规途径，这部分在经济上拥有优势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采用非正规的途径实现其利益诉求，即与官员进行权钱交易，获取公共权力的“准使用权”，以此扩大自己的利益。我国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多源于此。事实上，现行的制度没有阻碍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舞台。2003年在中国政治的最高舞台即“两会”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充当的政协委员已经到了100人，人大代表达到133人，大约都比上一届增长了5倍;然而更加耐人寻味的一组数字是，在年底公布的中国福布斯富人排行榜上，有9%是人大代表，13%是全国政协委员，大约25%的企业家是中共党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使这部分人处理好企业家与人大代表的角色冲突问题。按照代表制理论，我国奉行的是“委托说”，即人大代表要代表选区人民的利益，是人民派驻代议机关作为人民传声筒的人员，这自然要求代表拥有较高的素质和代表角色意识。那么，处在社会利益矛盾集结点上的民营企业家到底应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政治角色呢?民营企业家在以人大代表身份出现时，代表的应是选区人民而不是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利益。但显然，作为兼职代表，两重角色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不少人对于“人大代表”这一身份标签并未有足够的价值认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职业，而是作为一种荣誉或是一种实现利益的途径。综观这几年民营企业家代表在各级人大中的表现，似乎仍然有某种角色混淆。比如，他们的提案绝大多数集中在如何保护民营企业的利益，如何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甚至一些代表利用发言推销自己企业产品的现象都有发生。角色认同感不强引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利益表达机制不平等的质疑。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是影响政治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大代表中普通劳动者、城市平民的比例很低，他们的利益主要是靠一些学者来代言;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企业家阶层凭借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更多地进入政治角色。而且他们并不能摆脱企业家身份的影响，甚至完全有可能借此为本阶层谋求特殊的

利益偏好，那么，作为社会弱势阶层，如何去拥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两者间本身就存在着收入分配的利益分歧，而根据冲突政治学理论，政治冲突如果仅仅涉及经济问题则发生的几率很小。只有在经济冲突向政治领域转移，并对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系统和政治统治权威构成挑战的态势下，分裂性冲突才会趋向形成。如何保证在可支配经济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上处于弱势的社会阶层同样可以有效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便是防止这类冲突波及到政治领域，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一步。

3.完善相关制度，正确定位民营企业人

在完善相关制度之前，我们应该给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一个正确的定位。民营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不可忽视的贡献，尽管现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我们也不可能走回到限制其发展的老路上去。对其进行道德教育，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十分必要的，但站在制度设计的层面，没有理由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提出很高的道德希冀，要求他们主动承担调和贫富差距等社会责任。因此，问题的出路不是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的“行善”，而是应该以完善制度的方式协调各方矛盾，以及提供政治参与的正规渠道。

4.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完善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民营经济早期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政府对其发展实行“无为而治”，放手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实行鼓励、支持、引导的方针，鼓励、支持、引导三者是三位一体的，但是地方在贯彻中，往往鼓励、支持多，正确引导少。因此政府必须要引导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规范经营管理行为、完善组织制度、提高经营管理者素质等，从而有利于引导民营经济走上依法经营、健康发展的道路，避免因其不恰当经营而激化的社会矛盾。同时，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行业、阶层、群体的利益，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要特别关注困难群体，改善就业环境，解决劳动者权益维护中的实际问题，解决困难群体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5.完善人大代表制度，提高民营企业家代表的政治角色认同感

我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把任何一个阶层拒斥在政治参与领域之外，应该做的是如何以制度、法律的形式对当选人大代表的方式、程序、要求确定下来，以合法而有效的方式选择出符合标准的人选。同时应以相应制度考评代表的工作绩效，认真对待代表罢免机制，从而加强代表的政治角色意识和危机意识，提高其作为代表的身份认同感。这样一方面可以处理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要求，同时也从制度上防止有人利用代表身份谋取私利，尽量使利益表达机制和政治参与的机会在社会各阶层间实现公平。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具有民营企业家和代表双重身份的人的角色冲突问题，这本身就应该是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政治文明的必须。

三、中国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民营企业管理中，一些民营企业已经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对此不能盲目乐观，内部仍有股暗流在阻止着民营企业改革浪潮的向前发展。

(一)管理水平低下

我国目前的许多民营企业都选择了家长式管理模式,管理体制主要表现为“家族”和“亲缘化”特征,实行集权化领导、专制式决策,经营者既是资产所有者,也是资产经营者。当企业具备一定规模,家长式管理由于决策层和执行层界限模糊,缺乏“纠偏”机制,民营企业家的局限性、随意性往往易导致企业经营决策失误。

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败业。麦肯锡一项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大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数量还不足总量的13%,只有5%的家族企业在三代以后还能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据《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统计：九成以上民企是家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其中有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有85%的在10年内消亡。创业者自身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家族企业的家族化给民营企业的发展留下阴影。家族化企业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家族企业的实质的管理权利基本上掌控在自己人手里，最终致使企业的所有全力集中在家

族领导人手里，形成绝对独裁，无法实现全员民主管理。由于企业的全力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企业家族的文化势必成为企业文化的主要来源，企业文化的培养往往伴随着家族文化的培养。家族成员的利益之争，往往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家族自身的利益高于企业的利益，企业发展必须在自身利益发展的基础上，导致企业利益分化，目标难以统一。家族企业更加重视人情管理，存在很多血缘、亲情及人情关系，这些人在企业地位尊高，往往成为企业制度的破坏者让企业的管理制度成为一纸空文。家族成员后代往往属于纨绔子弟，享受成为习惯，缺乏斗志，同时他们又是权力的掌管者或是未来掌管者，使企业缺乏前进的动力。

(二)人才机制不灵活

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源,但现实条件下大多数民营企业却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危机和信任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家落后的“资本雇佣劳动力”观念和强盗逻辑,认为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只是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只要有高薪,市场上多的是优秀人才,而没有从思想意识上真正重视过人才和他们的人格尊严。加之民营企业用人唯亲的任人方式,使优秀人才难以真正融入民营企业,因此,他们通常持打工心态,只关心眼前利益,对企业没有认同感和长期扎根的观念。

(三)企业生命周期过短

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5000家民营企业,生存时间超过5年的只有430家,其余91.4%的企业已烟消云散;生存期超过8年的企业仅占总数的3%左右。

(四)盲目决策使风险增加

民营企业的发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这在一个曾经长期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是非常正常的,但却使一部分成功的经营者因此而淡化了风险意识。四面出击,盲目的多元化经营,过分的自信导致无法正确地评价自己,也无法正确地评价企业的成功。成功的经历强化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也导致了决策的经验主义。

(五)设备科技含量低,技术改造的相对滞后,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民营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这种生产模式注定了企业不可能拥有高科技含量的生产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由于其先天的原因,较低的员工素质也制约了企业技术更新的速度。

(六)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在融资环境方面，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在于融资渠道的不畅通。民营企业多是中小企业，有迫切的融资需求，但是针对他们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渠道还很有限，还没有建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政策，但事实上，存在许多的条条框框和限制，以及长期的思想意识遗留问题，最终造成了现在的融资渠道不畅。另外，民营企业对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还比较低，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很弱，在总市值中的比重也很低。

在行政环境方面，在某些行业和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着行政透明度低、行政效率不高、行政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不少地区民营企业处于商业信息缺失的劣势地位。

在自然环境方面，许多民营企业高速、高耗、低效的生产方式受资源瓶颈硬性制约，已难以为继。中国的能源和主要原材料消耗的增长速度远大于GDP的增长速度。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单位产生的能耗、资源耗、水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不仅如此，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将在今后的发展中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四、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1.具备从事对外经贸活动能力的企业将获得进入全球化经济关系、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有利于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和壮大。

2.入世后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将逐步取消，民营企业可以进入新的投资经营领域。

(1)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8章25条，都适用于民营企业。但仍有一些领域(基础产业、公用事业)不准民营企业进入。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一项政策，降低门槛，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

(2)中国承诺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也将向民营企业开放。如金融、基础设施等对民营企业的开放。

3.入世后国内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将为民营企业的兼并收购、发展壮大提供机遇。

4.有利于推动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民营企业制度。

(二)挑战

DFR于2001年9月在深圳召开的“2001年民营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非公有制企业对入世的准备相当不足，非公有制企业入世并不轻松”。中国入世后民营企业在某些方面可以面临比国有企业更大的挑战。

1.外国商品大量进口的挑战

中国企业的某些产品(有一定技术含量、采用非本地原材料的产品——如化工产品等)因竞争力弱而可能被排挤出国内市场。

2.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挑战

外企的竞争优势(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国际供销渠道)将使中国许多同类企业被淘汰出局。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3.民营企业客观上存在很多困难，主观上对入世准备不足。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人力资源开发，信息获取，技术与技术转让，融资，市场准入等，客观上影响企业迎接挑战。民营企业家主观上对入世思想准备不足，采取应对措施也不力。

4.调整和保护民营经济的法律和政策不健全，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目前，只有少数几个调整民营经济的法律法规，如《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6)，《合伙企业法》(1997)，《个人独资企业法》(1999)等，而且都是只规范某类民营经济，缺乏关于民营企业的统一立法。此外，民营企业税负重，在土地使用等方面所受的政策限制较多。这种立法和政策状况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应对进一步开放后的局面。

五、发展民营企业的对策

(一)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减少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影响

家族式管理模式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容易导致企业战略决策的失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所产生的专制和集权化倾向,无法适应企业对人才的更高要求。民营企业要真正建立起新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首先必须进行所有制改造。消除家族企业的阴影，需要对于素质较低、文化基础差、又缺乏学习动力，时不时成为制度破坏者的，在企业担任较低职位，请他们直接退出，同时给予一定的安家费用。对于一些个人能力不错，但影响企业管理者，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个项目、成立小子公司或是创办一个小企业，让他们自己独立经营。但一定是初期扶持的一刀切，而不是终身抚养。对于职务较高，年龄较大的，设立一个监事会，让他们对企业的经营、财务进行监督检查，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绝对不能再让他们插手企业的日常管理。对于年轻的综合素质较好的家族成员，需要让他们自己独立成长。其一，外送学习，公司出钱让他们自我增值进修，接受新的管理思想和模式;其二，外送委培，将公司的重点培养的家族成员让他们自谋职业或者联系较为正规的企业，让他们再没有关照的基础上从基层坐起，等他们积攒经验成才后回到企业。如果老板不愿开口请走老人们，就培养新人顶替他们，让他们到一些次要的岗位，让他们处于全力边缘化位置，如工作表现依旧，再次边缘化，直到他们工作表现良好或是自动离职。

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就是控股化和集约化,充分发挥家长式管理模式的灵活高效的优势,还可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结合自身的情况,逐渐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中国民营企业的制度转换、管理模式的更替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素质和人格的提升和完善。

(二)正视挑战,实现政府管理体制真正转变

充分认识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解放思想,树立与民营企业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新观念，

实现政府管理体制由管制向监控的真正转变。

(三)健全法律制度,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民营企业的产权需要法制来保障,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需要法制来规范。加强立法，建议有关部门及时清理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法规。同时,抓紧制定保护民营企业的条例,出台引导和约束民营企业经营行为的文件。严格执法。要明确执法部门保护和支持民营企业的责任,对向民营企业敲诈勒索、乱收费、乱罚款、强买强卖及破坏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的人和事,必须及时处罚。

(四)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企业素质

未来企业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要依靠高素质的劳动者。我国民营企业还存在着规模小、员工素质低的现象,还不能实现以人为资源优势来配置和优化其他资源。因此,提高企业内在素质,说到底还是要提高人的素质,企业规模、环境、装备水平以及产品档次和质量的内在差异,实质反映的是人的内在素质差异。民营企业必须要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构建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真正做到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充分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激励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五)依靠科技进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民营企业多以传统产业为主,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和经济的杠杆,引导那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管理水平高的企业率先发展高科技产业。对民营企业自身来说,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必须加大技术开发的投入,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主导产品,增加技术装备,成为技术创新和开发投入及推广的主体;应实行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起开放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吸收消化国际上先进的科技成果,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民营企业更应更新观念,尽快树立国际化经营与竞争的意识,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来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

(六)继续发挥政府作用,营造民营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当前,民营企业也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依然是影响民营企业的最主要的环境因素。政府如何把握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变弱化的调控管理职能为高效的服务职能。政府必须扮演好两个角色,即领导者和服务者。政府必须给予制度支持、技术支持、信息支持、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夏建胜：《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五个创新点》，《经济问题探索》，2002年第6期;

2.晓亮：《论民营经济中的十个认识问题》，《南方经济》，2001年1期;

3.杨启先：《认真搞好民营经济，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纵横》，2000年10期;

4.乔新生：《私营企业发展面临的法律制约》，《现代工商》，2001年7期 ;

5.许经勇：《论我国民营企业创新》，《南方经济》，2002年9期;

6.宋衍涛：《冲突政治学体系的形成》[J].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11期。

第四篇： 浅谈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产生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私有财产的增加和阶级分化的加剧，刺激了氏族显贵和父权家族首领的贪欲。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供使用的奴隶，经常发动对周围氏族部落的战争。出于战争和防御的需要，几个地域相近或有一定共同利害关系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这一时期，也叫做军事民主制时期。这一时期中，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中有部落大会，其决策机构是联盟议事会。部落联盟的首领通常出自联盟中实力最强大的部落。军事民主制时期是阶级社会和国家出现的前夜，部落联盟是其最高组织形式，已具有国家雏形。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它的军事性。部落结成联盟是为了军事需要。二，部落联盟保留了一定的民主色彩。

阶级社会出现第一支军队出现在夏朝，是从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首领周围的亲兵集团蜕变而成，因而带有不少的原始性。这是夏朝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巩固对平民奴隶统治和对外掠夺性战争的需要。夏王是夏朝军队的最高统帅，可以控制中央王朝的军队和地方侯 伯的军队。夏朝的军队兵农合一，没有常备军等的原始性影响了其指挥系统不完善，将佐文武不分。但其军事制度在对内镇压平民和奴隶的反抗对外掠夺和扩张的战争中，巩固了夏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并扩大了版图，成为奴隶主阶级的重要支柱。到了商朝军队成为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统治者对国家拥有统领指挥权。从武丁时期开始，军队中出现了编制单位，商王室军队称为师或旅。商代军队中“王师”最强大，用于镇压各种反抗力量，巩固统治地位。讨伐诸侯反叛稳固王朝的统一。商朝也同夏朝一样通过不断的征伐战争掠夺了大批奴隶和财富，扩大了王朝领土。

西周时期，已初步形成战时指挥系统，周王是中央军和诸侯地方军的最高统帅，有权指挥和调动全国的军队。执政大臣太师、太保是王以下最高指挥官。西周的军队由中央王朝的正规军和诸侯地方军组成。中央王朝军队有西六师，成周八师的正规军、王室禁卫军和特殊的夷隶兵等几部分组成。地方诸侯也有军队建制，因大小不同军队数量也不同。西周族军的编制是以百人团，千人团，万人团为单位的十进制编制，军队也有定期训练的制度，有时还进行实战演习。西周的军队是奴隶主手中强大的暴力工具，它的设置和组成体现了宗法等级制度。在西周初期，西周同夏商王朝一样，巩固和加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在后期，镇压了诸侯的反抗，得以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军事制度发展到春秋时期，最高统帅依然是各国君主，未形成常备军，没有专门的武官系统，基本文武不分制。各国的军队数量无确切记载，在编制方面，战车由武士和步兵混编，各国情况不尽相同。春秋时期的武装力量可分为三大类：国家军队，地方部队和贵族私人武装。其中，各国大小不一的私人武装力量是造成内乱不断的根源。由于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所以都十分重视军队，与春秋时期相比，战争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因此，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人数更多，并且已形成常备军。常备军是各国军队的中坚，是军队的核心。在军队数量不断扩充的同时，常备兵制与郡县征兵制应运而生。较过去相比，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骑兵的作用也增大了。与此同时，各国军队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奖惩条例。对战功实行重赏重罚制，鼓励士卒奋力作战。

秦汉时期的军事制度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原则，两朝都建立了庞大的武装部队，有一个复杂的军事统驭系统。皇帝依然是军事的最高统帅，有对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军队调动必须是皇帝的命令。秦汉时期的武装力量大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指挥系统。中央军事指挥系统是皇帝需要直接命令的各类将军及其幕僚。秦汉四百多年间士兵来源和兵役制度经历了不少变化，秦朝实行普遍征兵制，西汉承秦制也实行征兵制。但在汉武帝时出征匈奴用兵越来越多，兵源匮乏，不得不增加募兵选募和谪兵等方法来保证兵源。于是募兵成为重要组军手段。东汉建立后虽稀罕的征兵制还未废除，但募兵制已成其士兵主要来源。这样，由秦开始的兵民合一制度逐渐向兵民分离发展，东汉中期以后基本分离。秦汉的军队实行的是共同对皇帝负责的多头多级多层次管理。这种军队管理体制对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帅挟兵权以自重或反叛朝廷显然是有好处的。秦汉时期在军事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措施和经验被后世皇朝普遍重视和采用。军权必须集中于皇帝之手，成为历代皇朝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制度。

东汉末年以来，社会政治制度十分紊乱，豪强拥兵自重，为保证兵源，曹操在收编豪强武装的基础上建立军队，推行士家制度。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兵制，其特点在于：兵民分离，兵民分籍。世袭当兵。役使繁杂，劳逸沉重。控制严酷。身份卑贱。十六国北朝时，少数民族贵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依仗本族的军事力量实行由兵募合一的部族兵制沿袭下来的士兵制。在这一基础上，西魏北周推行了府兵制。府兵大多是军府所在均田民中财富力强之人。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秦汉编户征兵的旧制。皇帝之所以能够控制政局光剑在于有效地对军事力量进行控制。在魏晋南北朝混乱割据的时代，有效控制军队更为重要。曹魏皇帝推行士家制度，直接控制士兵及其家属，禁止将领拥有私兵，因此中央专制主义集权强大，对军队能够能够做到令行即止，指挥若定。孙吴皇帝通过实行将领世袭领兵制，统驭将领，或者说是通过与将领的妥协来实现。东晋皇帝对北府兵的统帅权是通过驾驭北府兵将领来实现的。部落兵制的基础是宗族血缘关系，十六国北魏前期的君主利用其本族原有的酋长身份对中原地区实现武装割据。

第五篇：浅谈中国电视剧的发展

从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开始播出，到如今的据不完全统计的三十四家卫视、三百多家电视台并存的局面，中国电视业发展步入了第56个年头。自1958年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到如今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国电视剧在几十年的探索实践中走向成熟。电视剧，是随着电视广播事业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如今毫无疑问的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喜爱的休闲消遣方式之一。而电视剧，作为电视产业的重心，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的缩影，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反映着人们的思想生活观念，见证着人们价值观、审美观的变化。

一、题材演变与社会发展

按照电视剧艺术形式在社会系统中功能角色定位及其艺术自觉与生产规模，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宣传工具阶段(1958—1977)。二，审美自觉阶段(1978—1989)。三，文化产业阶段(1990至今)。

(1)宣传工具阶段

从电视剧艺术诞生的1958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中国电视剧基本上是作为个年代政治宣传工具而存在的。虽然说在这个阶段，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电视剧在内的艺术形式家族，都要受制于当时左倾政治文化形势的强力影响和左右，但由于电视传播的新兴大众传媒属性，相比前几种艺术形式，电视剧这一文化形式的作用，更加受到政府、把关人系统以及从业人员重视。

1958年到1966年，是中国电视剧的草创时期，8年时间全国范围内共播出200多部电视剧。其中，北京电视台90部，上海电视

台35部，广州电视台30多部。但由于电视接收机 在 当时是稀有物，影响力、起到的宣传效果并不大。

(2)自觉审美阶段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1979年，邓小平出席了中国作家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将党的文艺方针由“文艺为政治服务”调整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这预示着对文学艺术功能认识的重新定位，也标志着对全社会对文学艺术自身独特规律的尊重。

作为整个文化艺术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电视剧艺术在这一阶段获得了审美意识的自觉，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电视剧艺术规律的探索和开拓。电视剧艺术在新时期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年产量由1978年的10余集发展到1979年的30余集，再发展到1980年的80余集。中国电视剧送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年产量，由1981年的110集激增到1986年的1500集。

数量在激增，电视剧的艺术品种和类型也日趋多样，质量在明显提高。不仅出现了一批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制作精致的短篇电视剧，而且产生了一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长篇连续剧，问世了一批样式新颖的戏曲电视剧和专为少年儿童录制的电视剧。特别是1984年以来荣获“飞天奖”一批优秀电视剧，如《今夜有暴风雪》、《新闻启示录》、《走向远方》、《巴桑和他的弟妹们》、《希波克拉底誓言》、《太阳从这里升起》和《寻找回来的世界》、《四世同堂》、

《新星》、《红楼梦》、《努尔哈赤》、《雪野》等，引起了社会和文艺评论界的广泛瞩目，使电视剧这种新兴艺术形式在中国文艺领域里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二、电视剧产业发展与审美价值观的变化

在电视剧艺术系统的横向纬度，按照电视剧艺术的类型发展实际，中国电视剧又可以分为革命历史题材剧、古装戏(历史题材电视剧)、农村题材剧、军事题材剧、城市社会生活剧(家庭伦理剧)、都市言情与青春浪漫剧、情境喜剧等类型。而从题材变化到民众对演员的审美标准的变迁，也反映了人们审美和价值观的变化。为了迎合观众口味，相应的这深深影响了电视剧主演的选角标准。成为电视剧发展史的一步。

(1)审美变化

自古有“不能以貌取人”的教诲，但不能否定“美色”一直是千古以来的佳话，是评判一个人重要的标准。而“偶像文化”则为其贴上了时代的标签。而电视剧作为几十年来深受广大民众欢迎的艺术形式，无疑成为民众生活的消遣和津津乐道的话题来源。而其中又以女性粉丝居多。放眼三十年的娱乐圈“美男进化史”，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的变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一批港台剧被引进到内地。周润发、秦汉、姜大卫、郑少秋等人，相继出现在了电视荧屏中，引发了强烈关注。与此同时，内地则里流行起了以唐国强为代表的“奶油小生”形象，他们也算的上娱乐圈三十年美男变迁

史的开端。在这所谓的“第一批”美男中，都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基本都是剑眉大眼高鼻梁，有所谓的英武之气。

在一大波“国字脸”之后，以濮存昕、程道明为代表的内地男星开始走红，和之前的“国字脸”英雄相比，他们的长相更加亲民，赢得了众多家庭主妇的喜爱，成为名符其实的“师奶杀手”。 新世纪伊始，英雄一霎气短，娱乐圈男色进入全新时代---花美男崛起。花美男寓意为“花一样美丽的男子”，面若桃花皮肤白，长得比女人还要精致玲珑，极其注重外表，永远整洁干净。这完全得益于本世纪初台湾偶像剧的崛起。

(2)价值观的变化

自从电视剧进入风靡，越来越多的人将对电视剧中的期望寄托于现实。时代的审美无疑成为了时代的“择偶标准”。这与社会的发展史息息相关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了更高质量的追求和期盼。

对于七八十年代“国字脸”的流行，“英俊的正面形象，是观众一种美好的寄托”。

而之后的“师奶杀手”，得益于那个年代万人空巷的热播剧，清一色都是干部、军人、警察题材。如《英雄无悔》 《和平年代》 《新星》。对于公职人员的走俏，有关娱评人认为与八十年代的择偶标准有关，“那时候找对象就喜欢找公务员了，大家更青睐个性硬朗、浩然正气的男性形象。”

与妈妈辈的审美不同，如今进入新世纪“花美男时代”，女儿辈

的偶像大多是富家公子哥，这与社会变化和价值观变化息息相关。就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女粉丝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太多关于童话、唯美和青春的幻想。

总而言之，电视剧作为现当代人民大众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我国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题材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电视剧不仅代表了人民的美好希冀，还传达出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念及审美标准。

参考文献：

【1】刘宏，《电视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2008-6 ，页码238

【2】《娱乐圈三十年进化史》，腾讯娱乐独家专题娱评，2014/2/24

【3】《电视剧》，百度百科，2014/6/8

参考网站：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腾讯娱乐：http://ent.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