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语言学范式反思与重构
与重构审查批捕方式的反思
审查批捕方式的反思与重构
张兆松
【摘要】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现行的审查批捕程序完全是一种检察机关单方的职权行为，是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这种书面化、审批化、信息来源单一化的行政式的审批程序，其后果必然是程序神秘化、控辩失衡化、责任分散化。规范审查批捕行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健全审查逮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审查批捕方式的诉讼化改造，形成控(侦查部门，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辩(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审(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三方组合的诉讼格局，以确保行使审查逮捕权的检察官保持中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这项司法审查权。
刑事诉讼中的逮捕是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犹如一把“双刃剑”，准确适用逮捕可以有力地打击犯罪，对防止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确保诉讼顺利进行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不当适用则直接涉及到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可能侵犯人权。
逮捕权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九十年代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审查批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若干规定》，实行侦查工作与审查决定逮捕工作相分离，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侦查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一律由审查逮捕部门审查。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侦监厅对审查逮捕工作方式进行改革，将《逮捕案件审查报告》和《逮捕案件审批表》整合为《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进一步简化了内部工作程序。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等。但总体而言，审查批捕制度改革迟缓，进展不大。伴随着司法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审查批捕制度改革应当引起高层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足够关注。
一、现行审查批捕方式的缺陷
现行的审查批捕程序完全是一种检察机关单方的职权行为，是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这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审查方式的书面化。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92条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应当指定办案人员进行审查。办案人员应当审阅案卷材料，制作阅卷笔录，提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逮捕的意见„„。”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案件，审查批捕人员唯一需要做的是审阅侦查机关的案卷材料。
(二)犯罪嫌疑人不能充分介入审查批捕程序。在审查逮捕阶段，犯罪嫌疑人作为诉讼主体不仅不能主动地介入审查批捕程序，而且即便是被动地接受检察机关的讯问都成为问题。实务界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能否讯问犯罪嫌疑人一直存有争议。有的认为，199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报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不另行侦查。”而讯问犯罪嫌疑人属于侦查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期间不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则》第97条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不另行侦查。在审查批捕中如果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但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前应当征求公安机关或者本院侦查部门的意见。”上述规定尽管肯定在审查批捕环节检察机关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但这种讯问程序仍有不少缺陷，表现在：第一，在审查批捕中，只有在办案人员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时，才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而且审查逮捕中的讯问限于核实案件的事实与证据，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去了解掌握与“逮捕必要性”的相关信息。这显然不利于检察机关全面评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除部分案件规定是“应当”外，其他的案件只是“可以”。第三，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侦查机关的意见。也就是说，如果侦查机关不同意讯问，审查逮捕部门则不能讯问。由于存在以上
缺陷，当前审查逮捕工作中，检察办案人员对绝大多数案件不提讯犯罪嫌疑人，即便是提审犯罪嫌疑人，其目的也是为了复核有关证据，而不是为了听取犯罪嫌疑人对逮捕的意见。
(三)辩护律师不能充分介入审查批捕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在审查批捕阶段，律师基本上不能介入审查批捕程序。律师既无阅卷权，也无调查取证权，难以从检察机关或通过自身的调查了解掌握有关案件及嫌疑人应否逮捕的任何信息。
(四)被害人不能介入审查批捕程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2条虽然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但在进行具体权利分配时，并未赋予被害人享有与其当事人身份相应的权利保障。在审查批捕阶段，被害人连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如现行法律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应当告知被害人。侦查阶段被害人知情权的缺失，导致其无法通过法定途径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被采取逮捕强制措施。
(五)审查批捕检察官地位不中立，追诉色彩浓厚。《规则》第1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公安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根据这一规定，各级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中都可以直接自行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而且都把它作为侦查监督部门考核加分的主要内容。在2003年至2007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直接决定追加逮捕的达63500人，[1]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20703人。[2]这种规定和做法混淆了检察官和警察的角色，使检察机关集申请权、决定权于一身，丧失了其应有的中立性，也不符合权力监督原理。《规则》第92条甚至还强调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不能直接提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意见。”该解释的出发点实质上是为了限制不批捕的适用。
(六)审查决定的审批化。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规则》第92条规定，审查批捕案件由办案人提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逮捕的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批准或者决定;重大案件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这种由办案人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的审查逮捕办案程序，完全是一种内部行政式的审批程序，而不是诉讼程序。其后果是定审分离，审者不定，定者不审，办案责任难以分清。
由此可见，现行的审查批捕程序还不具有“诉讼”的形态，而完全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一般只是进行书面审查，并不是必须听取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更不用听取被害人的意见。梅利曼教授指出，“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3]这种书面化、审批化、信息来源单一化的行政式的审批程序，其后果必然是程序神秘化、控辩失衡化、责任分散化。
鉴于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权存在种种弊端，不少学者认为，应将逮捕权交由审判机关行使。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从上述规定看，人民检察院具有逮捕的批准权和决定权，而人民法院只享有逮捕决定权。因此，将逮捕决定权改由法院行使，违背宪法规定。司法改革必须遵守合法性原则。合法性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改革的各项措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认真总结过去十年司法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制度的改革是难以一步到位的。从长远看，人民法院对逮捕案件享有司法审查权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在我国现行条件下，把批捕权全部归属于法院，既不合法，也不符合渐进性改革的思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法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公约在提及“司法权力”时采用了“judicial
power”的用语。从逻辑上看，“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显然是排除法官的，这就意味着在法官之外还有其他人可以行使司法权。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9条规定：“逮捕、拘留某人或调查该案的当局只应行使法律授予他们的权力，此项权力的行使应受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的复核。”《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3款规定：“依照本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而被逮捕或拘留的任何人，应立即送交法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并应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或在审判前释放。”《美洲人权公约》第7条第5款规定：“应将被拘留的任何人迅速提交法官或其他经法律认可的行使司法权的官员，该人有权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受到审判或予以释放而不妨碍诉讼的继续。对该人可予以保释以保证该人出庭受审。”从上述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看，“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都有权行使逮捕权。因为这些官员是独立于实施逮捕和拘禁的机构，他们可以用不偏不倚的态度审查决定的合法性，以及以客观的态度审查是否有充足的理由继续进行拘禁。我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在目前的宪政体制下，逮捕权仍由检察机关行使，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检察机关对批捕权的行使仍墨守现状，采用行政化的审批程序，既不符合权力制约原则，也不符合司法改革的精神，还会遭致社会各界和学者更多的诟病。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应当加快推进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这既是实现批捕程序科学化的需要，也是回应质疑，确保拥有批捕权正当性的应对之策。
二、构建审查批捕程序诉讼化的基本途径
基于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查应属于司法审查的本质特点，通过诉讼程序是实现司法审查的基本途径。诉讼的构成必须具备控方(原告)、承控方(被告)、听讼方(审理)等三个基本条件，检察机关只有在听取诉讼双方的意见后，才能对逮捕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和决定。司法程序具有被动性、公开透明性、多方参与性和亲历性等基本特征。而在我国现行审查批捕程序中，只有控方(侦查机关)和承控方(犯罪嫌疑人)，审查批捕部门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听讼方还没有形成。这种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因此，审查批捕程序的改革必须从权力制约入手，通过司法权的介入以形成对控诉权的限制。
规范审查批捕行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健全审查逮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审查批捕方式的诉讼化改造，形成控(侦查部门，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辩(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审(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三方组合的诉讼格局，以确保行使审查逮捕权的检察官保持中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这项司法审查权。改革逮捕制度，必须建立抗辩式的审查批捕模式，要让逮捕的决定者获取更多的、更全面的信息，以便更好地判断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是否有必要羁押，可否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措施，做到兼听则明、居中裁决。
(一)取消审查批捕检察官直接追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
《规则》第103条赋予了审查批捕检察官直接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这一规定混淆了检察官和警察的角色，不符合权力监督原理，应予修改。审查批捕人员要遵循告诉受理原则，对逮捕的司法审查程序仍由侦查机关提请而启动。侦查机关认为需要逮捕被控人的，应提出申请连同侦查收集的证据材料，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对于公安机关应当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而没有提请逮捕的，或逮捕后没有及时执行的，检察机关应当通过“说明不报捕(执行)理由通知书”等形式，进行程序上的监督，而不能自行决定逮捕后直接通知公安机关执行。
(二)明确审查批捕阶段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
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11条规定：“任何人如未及时得到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审问的有效机会，不应予以拘留。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协助辩护。”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辩权有利于改变审查结构上的单向性，有利于形成犯罪嫌疑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的诉讼制衡关系，从而增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一是为了核实证据;二是为了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意见，并进而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可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三是为了审查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为此，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时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时，在《规则》中应增加规定：公安机关在提请批捕或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移送审查逮捕意见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向
审查逮捕部门提出不予逮捕的意见;犯罪嫌疑人有权在审查决定、批准逮捕中口头陈述不受逮捕的理由，检察机关应当记录或者保存在卷。
(三)赋予受委托的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的介入权
2008年6月1日新的《律师法》开始实施。这部曾被视为着力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痼疾，充分体现人权保护等先进司法理念的新法，由于与《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导致司法机关和律师在实际工作中认识不一，难以执行，律师们所期盼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三大权力，仍然行使艰难。笔者认为，保障律师审查批捕阶段的介入权必须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1、切实落实律师的会见交流权。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根据这一规定，受聘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只要凭“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无需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而且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派人在场、使用监听设备等)进行监听。显然，这一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批准”及“在场”制度的突破，它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不再受侦查机关的任何限制，也不受时间、次数的限制。这对于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及时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进行会见交流，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2、赋予律师享有申请收集、调取、保全证据的权利。新《律师法》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这一规定取消了《刑事诉讼法》第37条关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检察院、法院“许可”以及被害人、证人“同意”的规定。据此，不少同志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调查取证权。[4]笔者认为，从本条前后两款的关系来看，并没有明确授权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甚至没有授权律师申请侦查机关调查取证权，就此而言，它与刑事诉讼法第37条并没有本质区别。为了保证受委托的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的介入权，笔者建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申请收集、调取、保全证据的权利。同时，基于代理申诉、控告
的需要，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事实及遭受刑讯逼供的事实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代理申诉、控告。既然代理申诉、控告，就须有一定的事实和法律根据。因此，在代理申诉、控告过程中，律师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诸如不在犯罪现场、不够刑事责任年龄、患有精神病或等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进行调查取证。
3、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阅卷权。新《律师法》在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案件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规定基本上使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有了同等的阅卷权。但新《律师法》仍没有规定在审查批捕阶段享有阅卷权。为了较好地发挥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的应有作用，建议赋予律师享有一定的阅卷权，即受委托的律师享有查阅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笔录、诉讼文书和鉴定意见的权利。
(四)赋予被害人参与审查逮捕程序的权利
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决定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息息相关。在被害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一旦检察机关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或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构成犯罪，不仅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且被害人也难以获得民事赔偿。而在无逮捕必要的案件中，作出无逮捕必要的决定也会对被害人权益产生影响。因此，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时，应当给予被害人以充分的发达意见的程序参与权。笔者建议：
1、被害人在审查批捕阶段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即将现行的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时间由审查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
2、赋予被害人在审查批捕阶段有陈述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五)建立审查批捕公开听证程序
当前对批捕阶段设置听证程序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建立批捕听证程序，是保障人权的需要。[5]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式审查逮捕方式在当下不具有可行性，理由是：
1、资源的限制，尤其是警察资源的限制。按照听证式审查的制度设计，提请逮捕的一方必须出席由审查方主持的听证会，阐述逮捕的理由与证据条件，这在目前的司法资源状况下将遇到极大的困境，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2、我国法定逮
捕条件不适合听证式审查短时间内作出决定的制度惯例。
3、从现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素质、接受律师帮助状况以及公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实际掌握的案件信息量来看，我国并不具备听证式审查逮捕的实质性条件。[6]笔者认为，增设批捕听证程序能给予各方充分表达意志的机会，形成各方对逮捕过程的更为有效的参与和监督，实现对检察机关逮捕决定权的监督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司法机关公正、民主的形象。其意义表现在：
1、有利于检察机关听取各方意见，保证逮捕决定的合理性。听证制度中的公开、辩论原则有助于帮助检察人员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对证据材料进行详细地甄别，可以帮助检察机关做出合理的决定，防止少数司法人员因个人主观上的原因和自身对案件理解上的偏差而出现做出错误决定的情况。
2、有利于对检察机关逮捕决定权进行有效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在听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是听证制度的重要内涵。通过公开听证的形式，让决定机关公开自己的事实认定、决定理由和根据，让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质证和辩论，这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制约形式。
根据批捕程序应当具有诉讼形态的程序要求，批捕听证程序应当体现诉讼中的三方主体参与，即控辩双方加上居中裁决的中立机构。控方是提请批捕的侦查人员，辩方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中立的裁决者是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人员。被害人及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参与批捕听证程序。笔者把批捕听证程序具体设计如下：
1、逮捕听证程序的主体。逮捕听证程序应当体现诉讼中的三方构造，即控辩双方加上居中裁判的中立机构。控方是提请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辩方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中立的裁判方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人员担任。在必要时双方还可以传唤证人、鉴定人到场。对于有被害人的，允许被害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参加。
2、逮捕听证程序的阶段设计。公开听证程序举行时，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主持召开，听证双方当事人到场参加。首先是由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控方陈述其作出决定的理由;其次，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提交证据证明采取逮捕措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然后，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就控方提出的证据同控方展开质证，双方可以就逮捕措施的适用及相关证据发表意见，并可以相互辩论;再次，由中立的裁判方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证据进行评议;最后，根据评议的结果作出适用逮捕程序是否合法与必要的决定。对于控方证据足以证明有必要采取逮捕措施的予以支持，对于不足以证明其必要性的作出解除拘留或逮捕的决定。
(六)建立逮捕理由书面说明制度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对被逮捕和羁押的人必须告知逮捕、羁押的理由以及不利于他的任何控告。”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被告知逮捕、羁押理由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上述规定强调对于不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要说明理由。近年不少检察机关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探索。其中不捕说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从2004年就开展了以不捕说理为重要内容的侦查监督工作机制改革。从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该院审查作出不予逮捕决定共111件143人，其中无罪不批准逮捕的30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的74人，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的39人。对于该院作出的不予逮捕决定，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仅1件(该件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复核维持了原不予逮捕决定)。[7]这说明不捕说理制度有效保证了案件质量。既然不捕要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那么相应地建立逮捕理由书面说明制度更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七)赋予被捕人申请复议、复核的权利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项规定“被羁押者，无论是因受到刑事指控被拘禁，或者是受到行政性拘留，皆有权启动法律程序，即向司法机关对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如果该羁押被认为非法，则被羁押者应被释放”。《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32条规定“被羁押者随时都可以提起对拘禁的异议的权利，还应允许律师或家庭成员代表被拘禁者启动这一程序，司法机关不仅应审查羁押程序的合法性，尤应审查拘禁的原因及必要性，这一程序应尽可能简单并迅速地进行，应只需极少的花费或者根本不须任何费用来启动这一程序”。对羁押提出异议有利于防止不必要的羁押。我国刑事讼诉法第70条规定，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错误的，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该条确认了不批准逮捕决定存在错误的可能，那么，
批准逮捕决定同样存在错误的可能，且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更应当予以有效保护。因此，要求复议、复核的权利不应成为公安机关的特权。笔者建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检察机关采取的逮捕决定不服时，有权向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复议，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可考虑在其接到复议申请的5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答复申请人;如对复议决定仍不服，有权向作出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上一级检察机关应当立即复核，并及时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复核决定为终局决定。
(八)增设被害人对不逮捕决定的知情权和申诉权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知情权，检察机关应当将不批准逮捕决定通知被害人，同时，应明确赋予被害人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一方，与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法律虽然规定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后，公安机关可依法复议和复核，但在司法实务中，公检两部门多为内部相互协调处理，复议和复核案件的比率极低。如果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应告知被害人不批准逮捕理由，作为关心案件处理结果的被害人，认为案件不批捕不符合法律规定，就会行使自己的申诉权来启动监督程序，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不仅使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置于被害人的监督之下，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办案的社会效果，维护社会稳定。
逮捕是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从本质上看，审查逮捕是具有裁断性质的事项，应当由司法人员在认真审查侦查机关的逮捕请求后作出。通过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实现批捕程序的法治化，有利于防止暗箱操作，减少司法腐败，督促办案人员正确行使职权，有效地防止逮捕措施的不当适用，保证司法公正。根据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环节履行着司法审查职能。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可以在审查批捕阶段形成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为两翼，检察机关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结构”，这种诉讼结构可以克服目前的“强职权主义”色彩，保证审查批捕检察官地位的中立性和独立性。
第二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反思与重构
1性是相对的，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上还要受到民事诉讼法的许多规定制约，如诉讼原则、强制措施、诉讼证据、先行给付、诉讼保全、调解、和解、撤诉、反诉等。从这点上说，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性是主要的，从属性是次要的。两大法系国家在程序设计上，就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强调突出了这种独立性。由于附带民事诉讼仅在程
序上具有“有限”的从属性，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一诉讼放在刑事诉讼中一并解决，而是置于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时，它便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诉讼并无任何区别。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唯此，才能消除制度设计上的许多困惑、矛盾和混乱。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之重构
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那么将其从刑事诉讼中分离出去，归并到民事诉讼中，还其本来面目，则是一种最理想的选择。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始终没有设立，日本是“从有到无”，德国是“从无到有”再到实践中的“无”，均说明了这一点。这样做至少有以下意义：首先，有利于确立不同诉讼的证明规则。虽然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与刑事诉讼的认定事实基本一致，但是二者在证明对象、举证责任、认证规则、证明要求上均有较大的差异，故刑事诉讼证明不能代替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和判断。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彻底分开审理，有利于不同诉讼证据规则的确立和推行。其次，有利于推行对抗式庭审程序，保障私权救济目标的实现。现代刑事审判方式是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体现法庭的庄重和肃穆。现代民事审判的理念则是贴近社会，亲近民众，使程序和审判行为能为大众所理解，强调民事纠纷的和平解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加入公诉一方控诉犯罪人，不但增加了诉讼结构的倾斜和失衡，而且因附带的民事诉讼缺乏民事诉讼救济的专业性和周到性使被害人难以得到公正的赔偿。再次，有利于克服以罚代刑现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愿意赔偿与否、赔偿态度好坏、赔偿数额多少成为法官对其量刑予以考虑的一个重要情节。如果被告人或其亲属能在法官刑事判决作出之前筹集到足够的赔偿金，则往往被视为有悔罪表现，甚至可能适用缓刑。这种做法使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相互吸收，强化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错误观念。如果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彻底分开，分别由不同的审判组织按不同的程序处理，则必将避免上述现象的重演。第四，有利于法官走精英化道路。精英化法官的特征之一是专业娴熟，而专业娴熟必须建立在分工精细的基础上。在当今各门法律浩繁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法官都很难成为既是刑事审判的专家，又是民事审判的能手，专业分工已是一种既定的趋势。就我国刑事法官的现有素质而言，其对刑事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问题十分富有经验，但对民事审判工作却知之不多，普遍感到不适应，造成处理上的厌烦和草率，久而久之，对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相当不利。最后，有利于民事法律特有规定的适用。如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是适用《刑法》的追诉时效，还是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民事诉讼单独提起，单独审理，则这一矛盾自然不复存在。又如财产保全措施，在公诉机关将刑事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之前，民事赔偿问题只能由侦查、公诉机关进行不规范的调解，还不能由法院处理，自然也就不可能适用财产保全措施。但在这段期间，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可能转移其个人财产，这对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不利的。
但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完全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条件并不成熟。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通过诉的合并审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效率，迅速地解决争议，以抚慰被害人。特别是附带民事诉讼不收取诉讼费，这对由于经济状况拮据的被害人来说，能便利其起诉，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国刑事法庭审理有关人身伤害引起损害赔偿的简单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这些经验也不应简单地否定。因此，重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时，总体思路是：缩小附带民事诉讼审理刑事犯罪行为产生的民事赔偿案件范围，鼓励刑事被害人或近亲属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协调两大诉讼交叉时在适用上的关系，完善民事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具体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完善：
1、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应当确定刑事与民事诉讼发生交叉时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规定凡因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赔偿请求，均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出，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向民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须未超过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还可以在刑事案件未立案时向民庭单独提出(如果后来刑事案件又立案，则在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前，民事案件应中止诉讼，以防止因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方面差异而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总之，应树立民事诉讼不必然为刑事诉讼所附带的观念，是否以附带方式一并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由当事人自主选择。当事人一旦作出选择，则原则上不得反悔，案
第三篇：读后感《家校社合作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实践共同体的视角》
近日，有幸拜读到张永和张艳琼两位作者的合作论文——《家校社合作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实践共同体的视角》，反复读之，颇受启发。
此文认为，传统学习观强调学习是内化知识的过程，学习属于大脑的内在活动，并把个体视为学习的分析单位。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学习观，使得学习者的内在与外在分离、个体与社会割裂。基于学习与社会实践整体关系的考量，作者对传统学习观予以批判，试图通过实践共同体的思维重塑家校社合作中学生、家长和老师的交互学习，实现对传统个体、内化、封闭等特征学习观的超越。
基于两位作者对家校社合作中学习观的探讨和研究，结合我近期所从事的隔代学习、寒暑假学习研究，尝试以学习共同体、乃至学习共生体的视角将与此文进行对话和交流，将家校社合作中的学习观与隔代学习、寒暑假学习中的学习观进行联接，这无疑会有助于打通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边界，丰富、拓展和更新教育研究的可能空间。
我所研究的隔代学习中的学习观，是一种祖辈和孙辈共同、合作、交互性质和意义的学习观，体现在主体间的知识学习、主体间共生关系的建构、及其与家庭、社区、社会等单位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多维联系。此文所探讨的家校社合作，强调儿童学习场中儿童之间的学习及向成人学习，成人学习场中成人之间的学习及向儿童学习，终身学习场中个体一生的学习以及不同年龄、代际之间的学习。由此，此文中家校社合作中不同主体间学习与隔代学习中的学习观在本质上都是对传统学习观的批判和超越。
我所思考的寒暑假学习是一种区别于学校课堂学习。学校课堂学习重在突出教师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播，学生对知识进行内化的过程，而这正是此文作者所批判的传统学习观。寒暑假学习是一种共生体性质的学习，聚焦于教师、家长、学生以及其他社会人士等学习者的主体性和学习关系的建立，并在这个共生体中践行、发展、创生着无限的学习可能。这正与此文作者所论述的家校社合作中的学习共同体形成交相呼应之感，塑造着一种新的学习观。
正如此文作者提及的：“家校社合作对儿童学习质量的影响取决于相关参与者所持有的学习观”。同样，对于隔代学习、寒暑假学习而言，其由学习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将取决于诸多学习者所秉持的学习观。
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背景下，传统学习观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人的需求、社会发展以及学习规律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习观以此来助力终身学习之教育体系的建设，而这种学习观必定具有“共同体”、乃至于“共生体”的突出特征，必定体现出以学者的共同需求、共同参与、共同学习、共同享用为价值追求。
第四篇：2篇《家校社合作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实践共同体的视角》读后感
篇一
近日，有幸拜读到张永和张艳琼两位作者的合作论文——《家校社合作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实践共同体的视角》，反复读之，颇受启发。
此文认为，传统学习观强调学习是内化知识的过程，学习属于大脑的内在活动，并把个体视为学习的分析单位。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学习观，使得学习者的内在与外在分离、个体与社会割裂。基于学习与社会实践整体关系的考量，作者对传统学习观予以批判，试图通过实践共同体的思维重塑家校社合作中学生、家长和老师的交互学习，实现对传统个体、内化、封闭等特征学习观的超越。
基于两位作者对家校社合作中学习观的探讨和研究，结合我近期所从事的隔代学习、寒暑假学习研究，尝试以学习共同体、乃至学习共生体的视角将与此文进行对话和交流，将家校社合作中的学习观与隔代学习、寒暑假学习中的学习观进行联接，这无疑会有助于打通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边界，丰富、拓展和更新教育研究的可能空间。
我所研究的隔代学习中的学习观，是一种祖辈和孙辈共同、合作、交互性质和意义的学习观，体现在主体间的知识学习、主体间共生关系的建构、及其与家庭、社区、社会等单位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多维联系。此文所探讨的家校社合作，强调儿童学习场中儿童之间的学习及向成人学习，成人学习场中成人之间的学习及向儿童学习，终身学习场中个体一生的学习以及不同年龄、代际之间的学习。由此，此文中家校社合作中不同主体间学习与隔代学习中的学习观在本质上都是对传统学习观的批判和超越。
我所思考的寒暑假学习是一种区别于学校课堂学习。学校课堂学习重在突出教师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播，学生对知识进行内化的过程，而这正是此文作者所批判的传统学习观。寒暑假学习是一种共生体性质的学习，聚焦于教师、家长、学生以及其他社会人士等学习者的主体性和学习关系的建立，并在这个共生体中践行、发展、创生着无限的学习可能。这正与此文作者所论述的家校社合作中的学习共同体形成交相呼应之感，塑造着一种新的学习观。
正如此文作者提及的：“家校社合作对儿童学习质量的影响取决于相关参与者所持有的学习观”。同样，对于隔代学习、寒暑假学习而言，其由学习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将取决于诸多学习者所秉持的学习观。
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背景下，传统学习观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人的需求、社会发展以及学习规律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习观以此来助力终身学习之教育体系的建设，而这种学习观必定具有“共同体”、乃至于“共生体”的突出特征，必定体现出以学者的共同需求、共同参与、共同学习、共同享用为价值追求。
篇二
一、现象：背后凉飕飕
这篇论文发表在《终身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第一作者是张永博士，第二作者是张艳琼老师。张永博士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员、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研究员、江苏开放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社区教育研究。张艳琼老师是河南省的一名一线教师，主要从事学生工作与数学教学研究。论文从反思家校社合作的症候出发，基于实践共同体的视角梳理相应的症结，并提出有关研究建议。
论文的第一部分，作者呈现了当前家校社合作实践过程中的三个典型现象：家校社合作演变成对学生的全天候监控;家校社合作简化为家校合作;家校合作衰减为家长配合学校。
作者首先从霍茨卡姆理论谈起，该理论揭露了学校教育的一种内隐理论，即把学视为教的直接结果。这种对教与学关系的理解内涵在学校教育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中。学校统一教学，统一测评，教师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学生在教学评价上的差异则被归咎于学校之外的影响。于是，高质量的家校社合作就变成以学校和教师为中心的对学生的全方位监控，家庭、学校和社区成为这一监控网络的局域网，家长、教师和社区组织代表等利益相关者则成为监控网络的节点。
想想如果自己就是那个处处被无数摄像头监控着的孩子，我不寒而栗。记得疫情期间，学生居家学习，有学校组织在线语文默写考核，要求打开手机摄像头，老师看着每个学生默写。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然后马上打卡上传。没有打开摄像头的，老师喊话点名批评。就这样，教师、家长一起严密监视着孩子的学习。这一切，美其名曰，对孩子负责。这一切，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论文作者对家校社合作演变成对学生的全天候监控、及不断简化和衰减的精准分析，如一记当头棒喝，令人深思，问题如此尖锐，到底症结在哪呢?
二、新理念：豁然开朗
作者在论文的第二部分指出，家校社合作的一系列症状，其症结在于基于一种传统的学习观，这种学习观视学习为内化知识的过程，主张学习是属于大脑的内在活动，并把个体看作学习的分析单位。接着作者着重介绍，与传统学习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实践共同体理论，该理论从社会实践开始，参与成为关键过程，将社会世界置于分析的核心，视学习为合法的边缘性参与。
作为一线教师，关于实践共同体的理论内容，我读得很吃力，每个字都认识，然而却不理解，读完大脑一片空白。我一遍又一遍反复读，找出《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中对“实践”的阐述，以及《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中的“认知学徒制”相关理论，我尝试着结合起来理解。从传统学习观点转变到实践共同体中的边缘性参与，我读出五个关键词。
一是实践。
传统的学习观的实践强调狭义的可重复的操作性实践，实践共同体理论的实践强调主动行动者与世界、活动、意义、认知、学习和知识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二是互动。
参与总是建立在对世界意义的情境性协商和再协商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理解和经验存在于持续的互动之中——事实上，它们是以互动的方式构成的。
三是变化。
边缘性意味着置身于由某个共同体定义的参与领域中多元化的、多样化的、或多或少地投入和包含于其中的存在方式。边缘性参与关系到社会世界的定位。变化着的定位和观点是行动者的学习轨道、形成中的身份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一部分。
四是创造。
把个体理解为既受社会条件所限又处在创造它们的过程中的存在，从而包含了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
五是去中心。
对学习进行了“去中心”的分析，控制权并不掌握在教师手上，而是掌握在实践共同体中，教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三、新行动：天高地阔
理念的革新，带来行动的焕然一新。在论文的第三部分“家校社合作的重构”中，作者详细阐述了，作为教育实践共同体，家校社合作如何成为家长、教师和社区组织代表等利益相关者的学习场，包括儿童学习场、成人学习场、终身学习场。
作为儿童学习场，家校社合作为儿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学习机会，包括在校学习、在家学习、社区学习和远游学习及其间的多重关联。作者张永博士在他另一篇论文《学习活动的生态学分析：以“新基础教育”研究实验学校为例》(该文汇编在由杨小微和李家成教授主编的《中国班主任研究》一书中)，以中小学生在校学习为切入点，对学生的家庭学习、社区学习和远游学习之间的多重关联进行了生态学的分析，详尽剖析了每种学习活动各自的特点及不可取代的价值，并指出从生态学角度来看，不仅要研究中小学生学习活动的多样性，而且要研究这些学习活动之间是如何相互锁定和建构的，从而提高各种学习活动之间的联结质量。作者认为，中小学教育相关者应尽可能发挥自身教育的优势，把各种优质教育资源联结和整合起来，形成学生学习和发展的优质教育资源圈。优质教育资源生成的路径不仅可以通过教育相关者的努力来创建，还可以通过发挥中小学生的积极能动性加以转化生成，通过中小学有意义的参与，把不参与型或被动参与型学生转化为主动参与型学生，形成学生主动、健康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作为成人学习场和终身学习场，家校社合作包含着成人之间的相互学习、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相互学习，作者主要阐述了相互学习的可能性。让我感触更深的是叶澜教授在《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中关于成人学习的重要和困难的论述：今日之文化活动与创造，教育之策划与实践，都须服务且有益于时代新人的培育，以及对成人世界之观念与行为的改变。后者之重要性并不逊于前者。又因成人个性已基本成型，且活动领域的离散状态，改变较之青少年更难以实现。然而，没有成人世界的改变，新生一代更多个体的发展，就会受阻受损甚至被彻底埋没。当代人类社会已提出终身教育的要求，不只是为了成人适应职业生涯变动、不稳定的需要，也是为了人在成人之后生命质量的不断提升;为了成人能为年轻一代的生存、发展与生命潜力的开发，活出更高的生命质量，创造良好的代际生态与交互影响;为文化传统在人之生命的“增殖”提供更强大的能量。
在论文的最后，作者对家校社合作研究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第一，家校社合作研究亟需更新背后的学习观;第二，建构家校社合作的跨学科概念框架;第三，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的中小学校与家庭、社区互动的理论。期待在已有系列研究基础上，研究者们聚焦家校社合作，在学生社区(家庭)生活与学校生活、学生社区(家庭)工作与学校工作互动中探究中小学发展的新可能、新抓手和新策略。
理念更新尽开颜。愿人人学习新理论，研究新策略，开创新生活。
附件：
沟通从心开始---家校合作案例
每一个孩子都是即将开放的鲜花，只要用爱浇灌它，只要用真情感化他，他就能报之以桃李。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和教师对孩子都缺乏耐心，在孩子出现问题时，都是一味的责骂，并没有从根本上去分析和反思。
案例:我任六年级班主任，班上频频发生问题，班长多次反映有男同学聚在一起抽烟喝酒，叫来询问都不承认有这回事。经我暗中调查，矛头都指向其中一个男同学——王志。我有点惊讶，因为这个学生我曾经教过。虽然不爱学习，平时爱抄作业，学习成绩一般，但是爱干活，学校劳动他总是做得很好。在四年级时是我的得力助手，任生活委员，很会搞班级工作。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我努力想知道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于是特意进行了一次家访。原来这个孩子来自组合家庭：父、母亲均为离异后重新组合，母亲为后母，农民家庭，条件一般。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父子之间的沟通很少;母亲平时对待孩子的态度更是粗暴，说服引导少，经常打骂孩子，埋怨孩子、唠叨孩子。同时通过同学了解，他恶习不少：爱说谎，与学习成绩差，爱做坏事的一些男同学拉帮结派，经常与班长对着干;多次偷拿家中的酒、烟或者和周围同学一起到附近的商店买酒、买烟。
看着这样一个曾经听话的学生变成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我痛心疾首，静下心来，我仔细分析了原因：他缺爱，缺乏沟通和引导。我决定用爱去温暖他、感化他，与他交朋友使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
于是我及时找了王志等几位孩子的家长，告诉了我的计划和想法，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配合。
我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了解他、尊重他
尊重“问题学生”是做好教育和转化的前提。只有尊重学生，学生才有可能听从你的教育，接受你的批评，才会与你真心交流。最初沟通时，王志并不诚实，经常编造一些谎言来欺骗我，蒙混过关。于是，我选择在其它一些场合(比如课间或者体育课等非正式的场合)多次找一些生活和学习当中比较轻松的话题与他谈心，一步一步地了解他的想法和他的内心世界。这样，一段时间后，我赢得了他的信任，他把我当做无话不谈的朋友，开始愿意听取我的建议，并努力地配合改正。我特别利用他们家庭的特殊情况来教育他要好好学习，为这个家的将来努力一下;利用他较成熟，想法较多的特点教育他要承担起一个家庭中男孩子的责任，做什么事要考虑一下他父亲的感受。在一个学期中，我一直没有放松和他的交流和对他的管理，他的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班级管理由此变得十分轻松。我认为老师对问题学生的指导，应该从抚慰学生的心灵、了解并理解其不满和要求开始。老师体谅学生，理解他们的苦衷，把声色俱厉的批评换成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不要动辄当众指责，给学生留足面子，事后和他们促膝谈心，交流引导，用陶行知的“三颗糖”来肯定和感化他们，使我们的鼓励、期待和希望能够真正起到作用。只有老师和学生互相信赖，我们的教育才是有效果的。孩子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在于老师，赞许和真诚的微笑一个也不能少，我们要给予孩子关心和理解。
2、子不教，父之过，教给家长教育学生的方法。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是父母应该给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人生平台，让孩子有很好的人格修养，懂得做人。王志不良行为习惯的形成和他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他父亲常年务工在外，无暇教育孩子，所以，家庭教育的重任就落在了他后母身上。因此，我建议王志后母多跟孩子沟通和交流，如:每天都争取和孩子聊天，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让孩子感受到最关心自己的人还是父母。因为这个孩子比较厌学，刚开始聊的内容尽量不要谈学习，就随便聊，孩子想说什么，就跟他聊什么，等过一段时间，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缓和了，再慢慢聊聊学习，问问今天学的什么，在学校有什么开心的事，老师有没有表扬等。孩子哪怕有一点点进步，家长也要抓准时机认真的表扬他，让他品尝成功的喜悦，增强进步的信心和动力。
3、打造机会，增进和同学之间的沟通。
经过和王志同学一段时间的沟通，我认为时机已到，适时提出让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做一次检讨，求得同学们的原谅，重新融入到这个班集体。得到他的同意后，我特意在周会课上为王志打造了一次和同学沟通的良机。首先他诚恳的向同学们道歉，并保证以后努力改掉喝酒、抽烟、打骂学生的坏习惯，还说今后绝不拖班级后退，努力为我们的班集体争光，请同学们原谅以前的所作所为，希望全班同学帮助和监督他。很多同学不敢相信，这个曾经让他们讨厌、让老师头痛的王志能做出这样的举动，。我也备受感动，就趁热打铁，真诚的呼吁全班同学都来帮助他。我利用大家学过的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进一步告诉同学们“知错能改、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好同学，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希望王志以后能有更好的表现。有几个热心的同学也在周会课上当场提出愿意和他交朋友，帮助他学习。我觉得有了这些同学以好的行为习惯影响他，他就能慢慢走出阴暗地带。
4、帮助孩子正确认识自我。
由于成绩差，自己在心里面便产生了很多不健康的想法，觉得什么都不如别人，老师肯定不喜欢自己，对老师的教育产生叛逆心理：越说的多越不做，同时对自己缺乏自信，对自己的评价太低，使孩子一步步走向堕落。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正确认识自己呢?首先告诉他，老师不会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差就不喜欢他，成绩差我们一起努力，老师和同学一起帮助他;其次，告诉孩子，他的身上也有很多的优点：比如比较讲义气啊，劳动出的力最多，为班级争了光啊等等，让孩子看到原来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从而增强自信心，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经过整整一个学期的引导，王志在班级内的表现大有改观，抽烟、喝酒、说谎的坏习惯再没有出现过，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很欣慰。家庭环境影响孩子的成长，父母不正确的教育方式加剧对孩子心灵的伤害。家庭因孩子的问题失去了往日的欢乐，恨铁不成钢，以爱的名义打骂，对一个心智还不成熟，分辨能力不强的孩子来说，心理的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导致孩子问题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只能通过不恰当的方法宣泄内心的不满。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重视和解决，不仅会对学生的学业产生负面的影响，严重的还会制约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因此，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把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作为一种责任，以此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有机整合，共同雕塑具有完美人格的一代新人。
第五篇：“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争论的系统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非理性投资行为与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为，行为经济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派是存在严重分歧的，可以将其归为“行为范式”与“理论范式”，见表1。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若金融产品的价格偏离均衡价格，这时候对价格高者做空头并同时对价格低者做多头，就会套取无风险利润。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行为金融学派的质疑。行为金融学派虽然同样也认为当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出现时，毫无疑问这种机会将迅速被人发掘，但是行为金融学不认为理性交易者会立即抓住机会，使误价得到矫正，因为矫正误价的策略也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使得这种机会不再有吸引力，因此，误价很可能会长期地保持下去。行为金融学派认为没有“免费的午餐”，由于现实中的金融市场套利行为(理性投资者的活动)是有局限性的，因此，要享受“午餐”必须承担风险。“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的争议的核心是，对于所发现的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到底是基本假定的错误引起的还是只反映人们预期心理(如对风险评价)的变化。
如果某种学说在理论或在现实经济中其假设条件不成立，那么盲目地应用理论指导投资决策、资产定价，在理论上将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而在实践中脱离金融市场的实际进行投资活动，就会对金融产品价值的大小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重大的资金损失。究竟谁对谁错，目前没有定论。因此“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理性投资的系统结构与套利交易行为分析
从复杂系统角度来看，系统结构决定系统行为。那么金融系统结构是如何决定金融系统行为呢?本文认为，套利活动是这个复杂金融系统的其中一个子系统，该子系统行为是由市场价格、基本价值、理性投资者的多空头交易等要素组成的负反馈结构决定的(以下简记为子系统甲)。例如，当证券价格被高估时，证券价格高于其基本价值，理性投资者就会卖空证券(或增发证券)，通过多空头对冲套利获得了无风险利润，造成证券价格下降;当证券价格被低估时，理性投资者就会买入证券(或回购证券)，通过套利获得了无风险利润，造成证券价格上升。只要证券价格与其基本价值不相符，就存在套利机会。最终结果将会使证券价格达到均衡状态。
因此，套利力量将会推动市场重建均衡，结果推动市场走向均衡的供需力量一定会使它们的收益率变得相等。这一子系统的运行结果满足了“理论范式”，首先，一旦价格偏离内在价值，即产生了误价，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也就产生了。其次，理性交易者会立即抓住机会，使误价得到矫正。市场效率越高，误价达到均衡状态的速度越快;反之，误价得到矫正的速度越慢。
可以看出，如果满足了“理论范式”的假设条件，那么其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从理论上来看，通过套利获得了无风险利润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正是其基本的假设条件。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范式”的套利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两个方面：①无摩擦环境假设，是指不需要交易成本;企业的信息披露是公正的。②投资者理性的假设。即，第一，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因此投资者可以理性地评估资产价值。第二，即使有些投资者不是理性的，但由于他们的交易是随机产生的，交易互相抵消，不至于影响资产的价格;第三，即使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并非随机而是具有相关性，他们在市场中将遇到理性的套利者，后者会消除前者对价格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套利是有风险的：即无摩擦环境风险暴露(如交易费用)、完全理性风险暴露。这样就会得出与“行为范式”相同的结论。在现实的经济中，其条件在许多条件下是不成立的。脱离市场的实际进行套利活动将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另外，如果存在履约成本，也会使套利活动受到限制。而且，在金融实践中，所有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是否能始终保持理性，是令人怀疑的。更何况人们的想法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套利行为是否存在完全理性风险暴露，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从系统考虑，子系统甲的结构并不完整，是应修正和补充的。即使“理论范式”的假设条件成立，从实际情况来看，“理论范式”无法解释证券市场价格的过度异常波动，因此其理论存在局限性。
另外，“理论范式”也存在噪音交易者风险。噪音交易者风险，是1990年由de long提出、并由1997年shleifer和vishny发展的观点，指的是套利者为了利用误价反而在短期内加剧了误价的风险。原因在于很多现实中的套利者目光短浅，而并非目光远大。这是因为，很多进行套利的人(如专业的投资组合经理人)，并非经管他们自己的钱，而是替别人理财。用施莱夫和vishny的话(1997)来说，这是“智力和资本的分离”。这种代理的特性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由于缺乏评估套利者策略的价值的专业知识，投资者可能会简单地按照回报来评估套利者的价值。如果被套利者利用的某种误价在短期内加剧，并造成账面损失，投资者可能会断定套利者不能胜任，并抽回资金。从而套利者非但不能渡过短期损失的难关，而且套利者还不得不在投资的最佳时机过早地套现。债权人会加剧这种困难局面。经历短期的损失后，眼看着自己的财产被蚕食，债权人会要求套利者偿还贷款，这使得过早套现的窘境雪上加霜。
三、非理性投资的系统结构与非理性行为分析
金融市场参与者之中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可用非理性投资子系统表示，以下简记为子系统乙。该子系统行为是由非理性投资者个人能力、信息、情绪、认知、买卖投资、市场价格等要素组成的正反馈结构决定的。当市场价格处于低价时，非理性投资者受到个人能力、信息、情绪局限，根据经验、直觉或不对称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往往使他们对证券价格的真实价值的认知做出错误判断，认为证券价格偏高(实际上低于基本价值)，他们就会卖空证券(或非理性投资机构增发证券)，结果造成证券价格进一步下降，市场价格出现非理性偏差。这就是在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反应过度或不足现象的原因。这一结论与行为经济学派是一致的。
实际上，非理性行为在金融领域中确实存在，这样的投资者行为常常与理性决策背道而驰。例如在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四川长虹”，由于有几年业绩突出，投资者对该股票的预期便脱离公司的基本情况，将其优良业绩外推到较远的将来，如把它“想象”为蓝筹股、长期绩优股，直到它的业绩连续数年变差，甚至急转直下才开始转变对它的看法，股票价格才逐步调整。欧汀1998年在《金融学报》发表的研究表明，普通个人投资者每年会把已赚钱股票中的14.8%卖掉，与此相比，只有9.8%的赔钱股票被卖出(样本包括1万个人投资者账户)，因此，愿意把已赚钱的股票抛售的程度是愿意把已赔钱股票抛售的1.5倍。那么，这种“赢则卖赔则留”的交易行为是否意味着更好的投资业绩呢?在这1万个股民的交易记录中，欧汀发现，他们卖掉的股票反而比留下没出售但已赔钱的股票的回报率更好，三个月后，被卖掉的股票平均回报率比留下的股票要多1.03%，一年内平均多3.41%。
四、金融市场的系统结构分析及实证研究
如果把子系统甲和子系统乙结合在一起，就可得到金融市场的基本系统结构。其共同作用会产生以下几种典型的结果。第一种结果，误价得到矫正。这是因为套利子系统成为主导负反馈作用的结果。第二种结果，市场价格出现过度波动。这是由于非理性投资子系统成为主导正反馈作用的结果。第三种结果，短期、中期市场价格出现过度波动，长期市场误价得到矫正。这是由于短期市场、中期市场非理性投资子系统成为主导正反馈作用。长期市场套利子系统成为主导负反馈作用的结果。第四种结果，非理性行为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但是此时的均衡价格往往会偏离套利者预期的均衡价格。行为金融理论相比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一系列理论文章表明在理性交易者和非理性交易者相互影响的经济体中，非理性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也就是说理性交易者的套利活动存在着局限性。
1907年，两家当时完全独立的公司――皇家荷兰与壳牌运输，同意按照60：40的比率合并它们的股权，但双方仍保留为单独的实体。皇家荷兰的股权最初在美国和荷兰交易，占两家公司总的现金流的60%，壳牌运输最初在英国交易，占现金流剩余的40%。如果价格等于基本价值，皇家荷兰的权益价值始终应该是壳牌权益价值的1.5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froot and dabora(1999)发现两者的股权价值之比严重偏离1.5，而且，皇家荷兰按平价有时35%被低估，有时15%被高估。
可见，“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均是局部思考，因而得出结论是不完全的。证券价格的高低取决于理性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者的互动。证券价格的高低是由证券供求力量、套利力量、非理性力量此消彼长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系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如果不同的人(理性套利者、非理性投资者)在同一金融系统中都趋向于同一结果，这就不能从个别人、个别事去找原因，而要看到其背后的结构，找到解决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即结构上的原因。过度地强调一个方面(“理论范式”与“行为范式”)，将会造成系统失衡，金融系统动荡，带来意想不到的投资损失，增加金融风险。
[注]本文系“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m200610037007)”、“北京市属市管高等学校人才强校计划项目”、“北京物资学院证券期货创新与应用科研创新团队”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