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钱学森与系统工程
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
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
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第二篇：钱学森
关于钱学森，有几件事你未必知道 2009-11-02 01:42:31
解滨
国内对钱学森的宣传多出于那么几个记者的文稿，几十年口径不变。 那几个记者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所以有关钱学森的许多事情就一直不被国人知道。 幸好美国这边还有不少资料。 笔者搜集了一些，补充在这里。
1. 钱学森回中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引来美国海军副部长的后悔不迭。 你也许还不知道，美国方面当时最后批准钱学森回到中国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为什么他的回国居然要总统拍板呢? 这不仅仅是因为1943年钱学森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分级火箭Private A，也不仅仅是因为钱-卡门公式，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实际上不仅是师从当时美国最顶级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而且他也是美国当时仅有的受到了世界导弹之父的真传的两位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国内没有报道过的。
众所周知，在弄到�国的导弹技术前，美国的导弹技术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国是导弹技术的发源地。 二次大战中，�国的V-1和V-2导弹是世界最早的导弹。 二次大战中盟军也知道�国的导弹厉害，但一直搞不到其秘密。 盟军占领了�国的导弹研制中心和发射场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资料，扣押了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 二战一结束，美国陆军立即派遣了当时他们最厉害的两个火箭顾问到�国去挖掘导弹秘密。 这两个人一位就是钱学森，另一位就是他的导师卡门。 钱学森仔细研究了纳粹�国的火箭和导弹生产设施和设备，查阅了他们的大量资料。 最重要的是，钱学森亲自审问和询问了人类导弹之父冯. 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另一位�国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曼(Rudolph Hermann)。钱学森从纳粹的导弹专家口中了解到了当时世界最为顶尖的导弹技术。 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杰出工作，美国才得以很快制造出自己的导弹。 也正是由于钱学森接触到如此顶尖的技术，他的回国路才十分坎坷。
2. 你知道吗，钱学森也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又译太空梭)的祖师爷。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航天飞机的概念要追溯到二次大战中纳粹�国一个叫“Silbervogel”的计划。 二次大战结束后，钱学森被派往�国考察纳粹�国的火箭、导弹技术时，发现了纳粹�国从未来得及运用的一些技术。 其中之一就是一种由火箭做驱动引�的高速轰炸机。 当时喷气式飞机还没有造出来，所以使用火箭发动机可以说是最先进的。 这个计划的名称是“Silbervogel”，也就是银鸟的意思。当时�国这种轰炸机尚未进入试飞阶段。 钱学森凭他明锐的直觉，看到了这个构思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国没有把这个轰炸机搞成功的原因。 在他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设计一种由火箭驱动的，能多次使用的洲际太空飞机。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 钱学森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1957年，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开始在若干年前钱学森的基础上搞了一个X-20 Dyna-Soar ("Dynamic Soarer")项目。 这项研究倒是有好几次试飞。 不过由于几个瓶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但是这项研究却为后来的航天飞机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 有了这些基础和经验，后来研制航天飞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所以，要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不说X-20 Dyna-Soar项目。 你去休斯顿宇航中心博物馆去参观航天飞机的历史，那上面就有说这个过程。 而X-20 Dyna-Soar 项目又是在钱学森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 是钱学森把一项几乎被埋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的纳粹技术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 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忘记这个。 美国宇航局(NASA)的文件中多将钱学森称为 H. S. Tsien (Tsien Hsue-shen 的缩写)。
3.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在回国之前受过5年的“虚拟软禁”。 但你也许还不知道，钱学森在此之前还在监狱里住了一段时间。 那个监狱坐落在“Terminal Island”上。 从谷歌地图上看，那个岛子离洛杉矶不远，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1949年，钱学森申请过美国公民资格。 1950年，麦卡锡主义开始，FBI从1938年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30年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于是不但不给他入公民，反而吊销了他的机密工作文件，使钱学森无法继续他的研究了。 两星期后钱学森便宣布回国，还真动身了。 这给他带来牢狱之灾。 FBI以在他包裹里搜到了所谓的机密文件的理由，把钱学森关进监狱。 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 FBI搜到的就是几张对数表，这比关押李文和的理由还荒谬。 奇怪的是，据记载，“Terminal Island”上的那个监狱当时是移民监。 美国政府不是不准他回国的吗? 那把他关进移民监做什么? 移民监里关的是要驱逐出境的人。 他的出狱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出狱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自由。 至今美国政府也还没有为把钱学森关进监狱一事道歉过。 诸位高喊钱学森该国葬的，为何不写信给自己的参议员、众议院让美国政府道歉? 二战中美国政府关押小鬼子的事情都道歉了。 钱学森为美国立过大功，还被投入大狱，不道歉说不过去。 这封信难道还要我来起稿吗?
4.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学问时，一天到晚和火箭打交道。 那些都是要命的玩意儿。 因此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给钱学森这一伙人起了个外号： 敢死队员 (“Suicide Squad”)。
5. 美国《航空周刊》评选钱学森为2007年人物，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
参考文献：
杨恒均：谁能回答钱学森最后的提问?
我为啥称钱学森为战士?
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本人在此对这位伟大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与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钱老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30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共产党军队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党，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任何麻烦，而自从他1955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
查看钱老生前记录，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提到过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温家宝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
于是，总理召集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家宝总理得到了答案?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
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温家宝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
于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4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35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座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离开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稍后再讲„„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温家宝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昨天，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就在两天后的昨天，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其实，钱老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
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我想，即便我再自不量力，也不会自以为可以三言两语说清楚连钱学森和温家宝两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然而，这却不能阻止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思考。
一经思考，我就发现，把钱老的问话当成问题，其实有点问题。因为，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钱老长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看到了这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温家宝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我再次使用“战士”这个称号，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不但向钱老，而且向所有的“钱学森”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有学成归来的，有的学成后，人虽然没有归来，但心却从来没有离开„„;有的名气虽然不如钱老大但贡献一点也不小，有的却因为心照不宣的原因根本就没有名字，更别说名气„„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和研究高科技，人回国或者心回国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们带回来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和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只要带回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会先进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最穷困的一群——为啥呢?因为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学技术大师和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是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是啊，只有当钱老的问题牵涉到如此巨大的“答案”的时候，才会难倒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两位人物——钱老和温总啊。否则，他们难倒会回答不出?
科学可以让卫星上天，“科学”也可以让人活活饿死„„
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
学无法计算出的，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尊重的战士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对我对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的质疑与求全责备而生出反感，可你是否知道，我走到这里，正是因为我在探寻钱老生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而就在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已经接近答案了„„
是的，我找到了答案!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试图带回来的比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人生的故事中体会„„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入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FBI拦下来，不准离开美国、进行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国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11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权，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9月4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的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他做了出来。
如果总理能够为一桩这么微不足道的错误道歉的话，那么钱学森同志为啥不能为那篇也许害死了好多饥民的文章道歉?而伟大的共和国，又为什么不能为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有人说，这种无法起死回生的认错，这种不关痛痒的认错，能和大学是否可以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扯上关系吗?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火箭就能够上天了?难道道歉了，我们的科学就发达了?难道„„
不错，我要确切地告诉你，不但扯得上关系，而且息息相关，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思和道歉也许只是我说的那种人类比任何科学技术都要先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一种，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在一个没有包容精神、在一个死不认账、在一个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谐?
钱学森最搞笑的事情
信源：席琳博客
以前看过一个笑话，是讲前苏联的赫鲁晓夫的。他对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发脾气，说我原来不懂艺术，是因为我没有当总书记，现在我当了苏共总书记，我就是艺术家，就懂艺术了。意思就是，权力和荣耀催人奋进，权力和荣誉也使人自我膨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诗人，解放后他就不仅仅是懂打仗，也不仅能填诗作词，而且连炼钢炼铁和施肥浇水这些下里巴人的勾当，他也都是行家里手了，大笔一挥，就是一部《农业八字宪法》。
笔者和一位搞专业的前辈有过交谈，这位前辈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是有些人讲自己的专业讲不出来，但讲别的专业，就特别来劲。例如也是两弹一星功勋之一的中科院前院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搞的是原子弹的数据计算和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行轨道控制，也是目前拥有外籍院士头衔最多的中国人，90年代周院长代表中科院到美国访问时，在大学里做报告和学术交流，讲的就不是理论物理，而是大讲特讲中国的国情。我想前中科院院长的这个毛病，可能就来自于他的同行和业师钱学森先生。
我从前一直以为钱学森先生只是导弹方面的权威，等到有一天突然看到钱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为“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 的谈中小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章，才认识到钱先生原来也是一位教育家，因而对钱先生更是刮目相看。在1990年的这篇文章中，钱学森先生侃侃而谈：“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以后，假如我们要在世界有竞争能力的话，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是硕士文化水平”。他说：“现在我们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完全可以提高教育的效率。4岁就上学，我看经过14年到18岁，就可以达到硕士水平”。呵呵，幼儿们哪里都会如钱老人家说的那样聪明，18岁就都硕士水平，个例可能是有的，但作为教育的制度普及，实在也是拔苗助长，恨铁不成钢了。这不是瞎说，又是什么?
到1994年，看到钱学森先生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论地理科学》，书上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谈得可都是“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和“地理科学的发展战略和研究方向”。看了几篇地学方面的文章，就俨然地成为了地学大师，为地理科学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八字宪法”。接着，在《大自然探索》、《地理学报》、和《地理知识》上还有许多一流的地理学院士和专家们跟进，为钱学森的理论和指示做注释。如全国地理学理事长任美锷院士就说钱学森是“从世界科学的高度”，建立了“大的地理科学系统”。前几年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建立地理科学学院时，钱学森还亲笔题写了院名，现在就挂在该院大楼的门口等等。可见这题字和赠诗之风，也不自年轻有为的搞基因的陈竺院士起。
看到最近的纪念钱学森90周年诞辰，由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庆祝。不是纪念钱学森在发展两弹一星和“神五”载人飞天上的贡献，而是庆祝钱学森在地理科学、在教育学、在沙产业理论、在“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在“人体科学”、和“天地生”科学方面的“划时代贡献”!
不好好的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认真地总结和反思一下如何去登火星登月球和破解人家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和全球定位系统，瞎谈什么八竿子也够不着边儿的沙产业、草产业、地理科学、人体科学、和大成智慧等等前所未闻的其他专业的新名词。可真是有点儿不务正业和自欺欺人了。
可悲的是，有钱老先生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也就是了，后面还竟然就有那么多的博导和院士级别的崇拜者。以至于一夕之间，中华大地上竟出现了很多的沙产业研究会，草产业研究会，人体科学研究会。就连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也跟了钱老瞎起哄，改成了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诺贝尔的什么奖，要不想出丑闻，还是要慎重一些，晚一点给咱中国人的好。
钱学森的胡说八道，最搞笑的事情是在大跃进期间，论证一亩地产万斤粮。这不但是尽人皆知，而且钱老在年轻时有意无意间犯的这个错误，还时不时的被他的论敌如经济学家于光远辈，引用了来诋毁钱学森(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
据说大跃进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
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对大跃进不积极，有不少农业方面的专家，包括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都撰文反对。例如植物所罗所长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但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30%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0.5%，50年代，撑死了也不超过0.3%，而钱学森把0.3%一下子?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南冠客：为什么中国大陆和诺贝尔奖无缘?)，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但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先后都不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在李锐的《反思大跃进》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同样的记载还有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高层领导人，也是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陶铸：驳“粮食�产有限论”，1958)。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中国青年报：理性照耀中国)。
这场唯心主义闹剧，以上千万农民的饿毙而告终。虽然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毛泽东等人要为领导“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上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并在当时积极地“科学”论证了亩产上万斤的科学家，也难辞其咎。
„„
有人把李四光的霸道和钱学森的胡说八道，分别称为李四光现象和钱学森现象。
李四光的霸道主要的表现在地学专业方面，搞一言堂和正确路线，不搞百家争鸣。但这种影响有限，主要是在地学范围内，顶多是扩展到旅游产业和国家公园的建立。1982年，在李四光去世11年之后，他仍然在国家科委评定和表彰的23名发现大庆油田的地球科学工作者排名第一。
写到这里时，俺向一生都搞地质的两位前辈咨询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但认为李四光对地质学的影响和贡献，在新中国是没有第二个人可比的。如果说翁文灏和丁文江影响了20世纪中国地质学的前50年的话，那么李四光就影响了中国地质学的后50年。其中，李四光是做学问的，翁文灏则是一个政客。李四光组织能力和思辩能力都非常突出，讲话的水平，比周总理和胡耀邦都要高。在专业方面，李四光不仅仅创建了地质力学，而且他在第四纪冰川、古生物学研究方面都是第一个，也最早组织和推动了石油勘探、地震预报、和地热研究。
那么李四光发现庐山第四纪冰川是真是假?这个有争论，北京大学、冰川研究所、和地理研究所都有人反对。当时李四光提出庐山有第四纪冰川，很多外国专家不同意，只有一个苏联得通讯院士认可。但我个人认为，庐山还是有冰川的。从庐山最顶峰往下看，就是一个大的冰斗。而且如果不是冰川的作用，很难解释一些大的砾石是如何来的。这些砾石，就是冰砾石。现在看来，北京有冰川、太行山有冰川，兰州有冰川、四川有冰川，云南有冰川，庐山也有冰川，是跟青藏高原的隆起和横断山脉的走向是一致的。
不是有人说李四光很霸道吗?答曰：学术权威哪有不霸道的。李四光的这个霸道，还反映在敢跟苏联专家吵。当时如果是换了别的人，跟苏联专家顶牛，也就给打成右派了。
大庆石油的发现不是有窃取他人成果的嫌疑吗?不会吧，因为李四光是地质部的领导，国家对石油的勘探是他组织的，也是他最早向周总理建议的。那么黄汲清和谢家荣呢?曰：黄汲清和谢家荣的贡献也很大，但他们是在李四光的领导下工作的，而且他们两位的成绩，已经在科委的奖项中反应出来，分别列第二和地三名。没有李四光的领导，就凭他们两个，什么也做不成!
对中央的这种排名，以前的地质部曾下文件到各基层单位，是已经定论了的。后来又被翻出来，我看是黄汲清这老先生有问题。最近赵文津院士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工程科学》上，应该是对这个问题的最权威论述，你可以找来学习一下。
我学习过了，可仍然有一点疑问。既然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官方的宣传中长期说是在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发现了大庆油田，可是现在知道该理论和石油的生成无关。那么做为科学家，怎么好意思去称功臣?石油的生成，不仅可以用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和大地构造理论来解释，用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中的新华夏构造体系，也还是能够解释得通的。再说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只能是提一个代表人物，不能提一大串人名的，这个代表人物，就只能是李四光。
可见这官本位和领导挂名，早已经深入了民心，成了国人文化的一部分。官大学问大，一半会儿也是改不了的啦。
无独有偶，1999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也评定了23名两弹一星元勋功臣榜。说是按姓氏笔画，不排顺序，可在清华大学的网页上，仍然健在的钱学森，排在钱三强、邓稼先、赵九章、和王淦昌等人之后，在周光召之前，列第11位。
由是可见，钱学森在两弹一星中的的学术地位，大概不如李四光在地学界那样可以一言九鼎，一手遮天。因为卫星能不能上天，凭的毕竟是真才实学，不是由嘴巴大的人，说冰川，就是冰川。所以钱学森的超前思维和胡说八道，也主要的是表现在专业以外，并以系统论控制论等大科学和科学哲学的面目出现。
其实我本人欣赏钱学森的性格，若是同龄人，会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的朋友。他聪明绝顶、知识渊博、思辩敏捷、反应迅速、好为人师、敢想敢说、喜欢出风头、有魄力、口才也不错。我的一个导师，和钱老就有相通之处。可钱老的妙处，在于能把学术宗教化和政治化：科学家以“党性”来做保证，搞信则灵，可以说是中外科学史上的奇观。
至于为什么钱学森能够长期胡说八道，也敢于胡说八到，我想除了钱学森个人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是与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有关系：就是在学术上没有做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只有政治上正确的权威，才有说话的权力，听不到或听不进反对的声音，也没有思辩和争论的对手，和不经严格的科学论证，权威的话就直接的转化为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也就酿成了悲剧。
钱学森提出荒谬的理论，也闹天大的笑话，显然也是正常的，因为他的主要建树应该在导弹或火箭领域，对于农业、医学、和地学，他是盲目的、无知的，甚至是一知半解的。一旦他老人家涉入这些领域，当然就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做学问做到了钱学森的地步，荣誉、鲜花不断，头脑和自我就开始膨胀。一门通，也便以为是门门都通，权威经政治加速器转化为权力，权力再经政治加速器转化为权威。加上一群善于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专门帮闲的超人科学家和政治家，竟然能煞有介事地用现代仪器检测出功场，和睁了眼说瞎话“到现场一看，一问，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的马屁精们。就把一个好端端的世界第一流的导弹专家，给捧杀啦。
第三篇：钱学森
赤子情深
——观《钱学森》有感
西大 文遗 考古
赤子情深
——观《钱学森》有感
上周四，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钱学森》这部影片，期间充满了各种感动和鼓舞，心情澎湃。同时也让我们对钱学森肃然起敬。《钱学森》这部电影演绎了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传奇的一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加州理工学院出身的教授钱学森，在美国拥有优越的研究环境和资源，但他却心系祖国，归心似箭，一心想利用自己的毕生所学，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而意识到钱学森的巨大价值的美方又对其归国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以间谍罪逮捕钱学森。最终，回国愿望强烈的钱学森几经辗转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面对新中国技术、人才、工业等各方面的空白，钱学森带领科研人员从仿制入手，根据现有技术和条件逐步研究、完善，奠定了中国导弹的基础。1964年，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接着，他带领科研人员克服了天气地理等困难，完成两弹对接，并且在罗布泊靶场成功试射新中国第一枚核导弹!
在看这场电影之前，对于钱学森的了解似乎只停留在"两弹一星"的丰功伟绩上，而在看这场电影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演员在演一步电影，而是在看一个叫钱学森的人如何渡过他光辉而又艰难的一生的，他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剧本，他也正是他自己人生戏的导演，在这场电影结束后，我才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
相比钱学森，现在的一些人为了功名利禄想法设法去国外，只顾自己一人舒适完全不顾祖国。而钱学森，这位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所有的荣誉集于一身，却又被他"无情"的抛之脑后，加州理工大学的终身教授不当，美国优越的生活不过，却偏偏"固执"到回到中国过清贫的生活，为了祖国而放弃自己的一切!两者相比起来，钱学森的这种赤子之情是何等的令人动容!况且，当时的中国与美国比起来，就像现在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与居住豪华别墅的商人富豪，钱学森所做的一切只为了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去完成自己的抱负，向中国实践自己赤诚的爱国之心。 他说:"我一定要让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哪怕它的存在带来质疑和争论!"他说:"不就是天上掉下来个东西么，今天掉下来，明天我们把它给射上去!"他说:"回到我的祖国，我做什么都可以，如果我想，我可以去种苹果。"他说:"不要服我，要服科学!"他就是这样满怀赤子之心、一个人抵五个师的男人! 在观影的过程中，一些情节的设计让人看了不仅浑身振奋，而且还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比如钱学森被指控是共产党，被关进监狱，蒋英去探监那一段，看守的人说你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蒋英见到丈夫之后一直问"你还好吗?""他们打你了吗?"钱学森却一句话都没说。旁边的人说"请讲英语!"而蒋英回应的却很犀利，"难道你没看出来吗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像钱学森要离开的时候，杜布里奇校长很不解地问他:"你回去能做什么呢?"钱学森回答:"回到我的祖国，我总是能做些什么，也许，我还可以种苹果。"就像登机的时候，一个中国的记者问钱学森:"你为什么不回台湾而选择去大陆呢?"钱学森不回答，中国记者追问，钱学森说:"中国人对中国人提问要用中文而不是英语，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也许到了这个年代我们对于钱学森这位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师并不熟悉。但是他是最不应该被遗忘的!正如影片的结尾蒋英所说的那样：“中国可以没有蒋英那样的歌唱家，却不能没有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江泽民也曾说过：“中国如果没有钱学森，就不会有这样辉煌的成就;如果没有钱学森，就不能夺回香港、澳门这两个地;如果没有钱学森，中国就永远抬不起头;如果没有钱学森，中国的航天、导弹、火箭事业就不能独立，独占熬头。”
钱老一生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即使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仍然说：“一个国家，不但要有科学技术，还要有文化文艺，音乐!”这种始终心系国家的情怀能有几人能够做到?
正如《感动中国》的颁奖词所言“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老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学问如森 ，情深似海，钱老当之无愧!
第四篇：《钱学森》有感
百学须先立志
——观《钱学森》有感
《钱学森》精彩地诠释了一位杰出科学家的传奇人生。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充斥着刀光剑影，一颗赤子之心令人叹为观止无法忘怀。这位科学巨人留给后人的唯有仰望。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库，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2007年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钱老的颁奖词。字字情真意切，句句触动人心。钱老之伟大，已无须用语言来表达，需要的是后人的行动! 朱熹曾告诫人们“百学须先立志”，的确，对人生有了明确的目标，那么一切就会事半功倍，得到预料之外的喜悦收获。也许影片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掀起一股“向钱老精神学习”的热潮，也许是为了唤醒世人对科学泰斗的深切缅怀„„但是，我觉得，钱老的传奇一生必将是唯一的，无法复制的。纵使中国现在或是将来出现向钱老一样享誉全球的科学家，但时代赋予钱老的精神是不可再被超越的。他生于战乱的年代，却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选择放弃留美的优越生活，历经万难回到祖国，投身于祖国的军事事业。然而，我们有幸生于和平年代，生活无疑比当年优越的多。那么，复制出钱老的一生是不现实的，也毫无意义的。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一批批的科学家，但也需要一批批甘于奉献、乐于献身的年轻人。作为一个当代的大学生，深知肩上责任的沉重。古往今来，献身于祖国事业的人比比皆是，而社会目前最需要的是具有创新精神又能愿意奉献自己的人。而且，钱老就是我们后人
学习的榜样。
百学须先立志。钱老出国学习为的就是实现成才报国这个志向，而后在美国的各种不公待遇也愈加坚定了钱老归国的心。作为一名大学生，一名准军人，只能竭尽所有精力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使自己成为祖国最需要的人，而且为祖国事业奉献自己一生。众所周知，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也往往是自己所无法预料的。只要志向坚定，目标够现实，没有努力和刻苦攻克不了的坎。这就是毅力的魅力!
立志也应自信。当周总理问及两弹的研究动向时，钱老毅然向总理立下保证，并且也凭其不凡的智慧实现了其对祖国、对人民的诺言。这俨然是一种智者般的自信，因为科学面前没有理由不自信。所以，立志后，要学会崇尚科学，只有科学才能使人更加自信，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五篇：钱学森评论
崇高的大师风范 超凡的人格魅力 ——纪念钱学森同志逝世一周年
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大师，是新中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创业奠基人。在近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中，他不仅为中国科技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更以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卓尔不群的科学品质、无私无我的价值追求，深刻展示了一代科学巨擘崇高的大师风范和超凡的人格魅力。仰大师之学更慕大师之德。钱学森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德馨品高的大师风范却历久弥新、光耀后人，永远是我们立身做人、治学研修、干事创业、为官从政的光辉旗帜。 钱学森对祖国无限热爱，充分彰显了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基于大义，本于大德。钱学森之所以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最根本的是他有一颗赤诚之心，始终把祖国至上、人民至上的信念追求熔铸到自己的血脉和灵魂，毕生实践着“人民满意才是最高褒奖”的座右铭。钱学森把爱国与爱党、爱民完美地结合起来，为国家强盛、百姓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升华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钱学森爱国，体现的是对民族气节的忠贞坚守。钱学森当年面对的是一个贫困落后、饱受欺凌的旧中国，为祖国为民族争气争光争先，始终是他的执着追求和远大志向。他在美国学习工作二十年，是集航空与火箭技术理论、战略规划、工程实践、科学管理于一身的世界级著名科学家，具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长期以来蕴藏在心中的报国愿望更加强烈、归国决心更加坚定。面对祖国和人民的召唤，他坦陈急迫心情：“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面对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甚至拘役的磨难和生命的威胁，他慨然表明心志：“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为争取早日回国，他退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辞去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职务;断然改变自己的科研方向，由导弹航空专业转向不带机密性质的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历尽五年的千难万险，钱学森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他慷慨陈词：“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正是凭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钱学森甘愿放弃优厚待遇和已处巅峰的科学研究事业，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报效祖国。
钱学森爱国，体现的是对党的事业的强烈使命。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是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回国后，面对帝国主义严密技术封锁和核讹诈的严峻形势，钱学森先后受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参加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面对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的困难局面，钱学森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号召，勇敢地担当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重任，团结带领广大科技人员艰苦奋斗、联合攻关，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导弹和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实现了导弹武器研制试验一系列重大突破。“文化大革命”时期，面对各种冲击和干扰，钱学森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牵头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领导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参与指挥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获得圆满成功。钱学森的一生，始终把党的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以强烈的使命意识书写着对党的无限忠诚。
钱学森爱国，体现的是对人民福祉的倾心竭力。钱学森总是将自身的思考和实践，指向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幸福未来。他常说：“作为一名中国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将系统工程理论应用于国民经济管理，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结构应包括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与地理建设，三大文明建设和地理建设必须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状态，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他研究提出了沙草产业的概念和理论，强调要把占我国国土面积五分之一的沙地用起来，把全国六十三亿亩草原重视起来，目标是“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好的多”，并且把自己一生获得的数百万元巨额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沙漠环境的治理。钱学森始终以人民的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的甘苦为甘苦，体现了一位科学大师爱民、为民、富民的深厚情怀。 钱学森对真理孜孜以求，生动展现了卓尔不群的科学品质
科学的本质是追求真理、捍卫真理。钱学森之所以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最核心的是他有一颗求索之心，不甘于人后、不迷信权威、不落人窠臼，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奉献给了对科学真理的不懈探索。钱学森一生尊重科学、尊重规律，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成为大师风范生动写照的一道亮丽风景。
始终以前瞻眼光引领创新。钱学森总是将探索的目光置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思谋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倡导提出的我国导弹、卫星乃至航天的发展设想和方略，引领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在科学的轨道上持续健康地推进。他深刻洞察计算机技术可能对气动研究工作产生的重大影响，创造性地提出把电子计算机与气动研究结合起来，直接促成了我国计算空气动力学的诞生。他基于对信息技术的深刻研究和准确把握，提出要搞中国特色的C3I，发展打信息化战争的装备。他十分关注基因工程、遗传工程、生物技术等新的科技领域，在他的呼吁和支持下，我国的遗传工程等新学科研究得以及时起步。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科学研究，创立了独具理论特色和创新意义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新概念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方法论，实现了还原论、整体论的辩证统一。钱学森敢为人先、敢做善成的胆识和勇气，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
始终以求实精神探索规律。钱学森一贯倡导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严格坚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把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技术应用于航天事业的组织管理实践，倡导制定的型号研制程序八个阶段、建立型号总设计师系统与技术责任制、建立统一计划管理指挥系统等制度规定，成为组织实施重大科研试验必不可少的制胜法宝。作为火箭、导弹、卫星技术研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千百次地面和靶场发射试验中，他从不相信假设，从不放过疑点，只有获取可靠的试验结果、得出合乎科学技术原理的解释他才能放心。他提出的“把故障消灭在地面”原则，已成为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研制、试验工作的行为规范。正是这种尊重科学的求实精神，使钱学森的科学探索成就斐然、贡献卓著，使国防科技事业在遵循规律中推进，在创新发展中跨越。
始终以民主作风广纳群言。钱学森的为人和治学，具有现代民主文明、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色。作为科学界的泰斗，他从不以大家权威自居，一贯倡导民主作风，认为学术民主发扬好的单位，科学成果就多，科学成就就大。在研究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中，他同各方专家集思广益研究讨论、统一思想，提出发展原子能、导弹等六项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生长点。在科学研究和试验中，他提倡不同学术思想进行交流和争论，对年轻科技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从不轻看小视、武断否定，而是热忱鼓励、积极支持;遇到内部意见不统一时，他鼓励大家“这不怕，也是事物之常规，从不统一到统一的唯一方法是开诚布公地讨论”;在共同探讨重大技术问题中，他总是诚恳地说，大家提的建议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承担。在他的鼓励下，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平等争鸣，学术民主氛围非常浓厚。钱学森对民主作风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为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战线营造了自由平等、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科研学术环境，使一个个尖端技术取得突破、一批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始终以严谨态度精益求精。钱学森经常对科技工作者说，对待科学必须严格、严肃和严谨。在学术研究上，他从不满足于一般性的理论推导，不管这种推导在逻辑上有多么严密，而是一定要通过数值计算和与实验结果的比对，使理论得到验证。一旦发现有误，立即进行修正，甚至推倒重来，直到得到满意结果为止。在科研试验上，他模范实践“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带动形成了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之又慎、实之又实的过硬作风。为了把失误尽一切可能消灭，钱学森在工地、试验场一呆就是一两个月，身边一直带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两弹结合”试验中，一名操作手发现弹体内部有一根五毫米长的小白毛，费尽周折、小心翼翼地把小白毛挑出来，消除了试验安全隐患。钱学森郑重地把这根小白毛要了去，说：“我要把它带回北京去，这是作风细致最典型的事例，每一个科技人员都应该从中受到教育。”钱学森严格、严肃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堪称国防科技战线的楷模。 钱学森对名利超然处之，深刻诠释了无私无我的价值追求
德高才能望重，虚怀才能若谷。钱学森之所以成为深受人民爱戴的科学大家，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颗平常之心，把科学看得最重、把名利看得最轻，从不计较得失、惟一考虑事业。钱学森终生艰苦地工作，朴素地生活，充分展示了一位共产党人无私无我的崇高价值追求。
不求显耀，面对功名荣誉永葆淡泊之心。钱学森成就非凡、贡献卓著，但他从不追求头上的耀眼光环，只追求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赞誉。他不愿接受“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的称呼，总是说导弹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科学技术事业，一两个人是无法搞成功的，其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当得知自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时，他说：“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以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当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他动情地说，我个人仅是沧海之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祖国。钱学森的非凡经历和大师风范为世人景仰，许多著名作家、记者要为他著书立传，他都婉言谢绝，“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任荣誉性职务、上年纪后不去外地开会、不上任何名人录”是他一生坚持的处世原则。钱学森对个人功名荣誉看得很淡，但对成为一名合格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却看得比泰山还重。他这一辈子有过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其中一次是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一次是中央组织部把他作为解放四十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时，“心情激动极了”。有功不傲功，有名不图名，是钱学森对精神气节的崇尚和坚守。
不计得失，面对权力地位永葆淡定之心。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是钱学森对待权力地位的一贯态度。就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后，被大量的行政事务所困，同时又有大量的技术问题等着解决和处理，他主动提出免去自己的院长职务，改任副院长。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由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屡次向上级提出辞去各种职务，先后请求组织不提名其为十二大代表、十四大代表，提出不担任科协三大代表、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并恳请免去自己的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职务。钱学森不在意自己的“地位”，在意的只有党的工作、国家的事业，总是以宽广的胸怀甘为人梯、提携后人。他常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他曾郑重提议，让年仅三十一岁的王永志担任第二代导弹的总设计师。钱学森这种为国家为民族无私无欲的人生境界，充分体现了一代科学大师的博大胸襟。
不慕奢华，面对物质待遇永葆淡然之心。淡看金钱，淡看待遇，是钱学森一生坚持的生活态度。早在1957年，他应苏联科学院邀请访问苏联，每次作完报告离开会场上车时，在汽车的后座上总是放着一个装了一笔卢布的信封，回国后他把这些钱全部上交单位。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等书出版后所获不菲稿酬，全都捐出或交了党费。他平时勤俭节约，经常使用各种用过的纸张撰写讲话稿、报告提纲等。他的公文包是旅美期间参加国际会议时获赠的，一直用了四十多年，虽经多次缝补，两侧还是有多个大小不一的破洞，但他仍不肯更换。组织上多次提议为他改善住房条件，曾想按标准给他盖一座小楼，钱学森一概婉拒：“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去世，他一直居住在一座普通的公寓单元房。钱学森对待物质待遇的超然态度和至高境界，为我们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提供了示范引领。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到无求品自高。钱学森的大师风范和人格魅力，聚传统之美德，汇时代之精华，树人生之楷模，把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永远值得我们不断学习、传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