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启蒙写作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促使人们把相关思考的兴奋点更为自觉地聚焦于反省总结中国哲学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论特质。
第一篇：启蒙写作论文范文
启蒙的终结
一、刘师培与何震：阴谋与背叛
1907年10月间，刘师培夫妇有过一次短暂的返国，一为探亲，一为筹集款项，以弥补旅日期间的巨额开销和办报费用。其间，章太炎与先行抵达上海的何震有过数封信函往来，信上所谈，是章所托的一件私事。
“民国元勋”章太炎，革命意志可谓坚定，然其心中也有块软肋，同盟会内意见总不统一，孙文又时常排挤之，他时常有扔下这边的一切前往印度研究佛经的念头。西天万里，关键还是路费。这次何震回国，他得悉何的一个兄长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女婿是朋友，想通过这层关系从张那里运动到一笔路费。
路费的事还没着落，11月初，刘师培回国了。何震也由扬州返回上海与之会合。他们在上海张园和一帮文友相会，诗酒征逐，拟发起一文学团体(即日后之南社)，然而融融泄泄的表面之下，真相说来堪惊。刘师培此番回国，其真实意图乃是与两江总督端方秘密接洽。
自从徐锡麟在安庆枪杀安徽巡抚恩铭，清廷大僚肃亲王善耆、铁良、端方等已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戒备，同时加紧施展金钱政策瓦解之。此时的刘师培正立于危崖而不自知。随着革命理论家的名头日隆，他的权欲也在急剧膨胀，他曾想援引日人，改组同盟会，由自己出任总干事一职，因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的反对，他的计划流产了。他与章太炎、陶成章等革命党人的政见分歧也在不断加深。
革命之于刘师培这样敏感、多疑的旧式文人，就像一场热病，来时容易去时快，他甚至产生出革命不如维新、维新不如守旧的念头来，他与昔日同志的分道扬镳是势所必然的了，只消背后有人轻轻一推。
汪公权就是那个在背后轻轻一推的人。种种迹象表明，此人是清廷打入革命党内的密探。
何震还是有点活动能力的，1908年1月，章太炎在东京收到了她从国内汇出的第一笔款项。章去信“六弟”(指何震)，“家款近已汇到”，“六弟为我尽力，切至周祥，感甚”，并嘱注意保密。去西天需要一笔足额的资金，这点钱远远不够，正当章在东京望眼欲穿盼着能干的“六弟”再寄钱来时，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刘师培已与时任两江总督接上了头，并上了一封输诚的信。回想起三年前，刘第一次投书署理湖广总督的端方时，一副义正辞严的语气，劝其“舍逆归顺”，这一百八十度的戏剧性转弯更让人啼笑皆非。
将近万言的《上端方书》是一封悔过书，也是一封表衷心书。刘师培以他先前写作革命策论的激烈沉痛语气，回顾了自己身不由己被民族主义潮流裹挟的经历。他首先为自己当年的无知告罪，“年未逾冠，不察其诬”，以致被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所惑，“至沪以后，革命党人以师培稍娴文墨，每有撰述，恒令属草，然仅言论狂悖，未尝见之行事也”，加入暗杀会是蔡元培的逼迫，加入同盟会是蔡和黄兴的“诱胁”，也只是较多耳闻党人密谋，“实未敢公为叛逆之举”。尔后他笔头一转，大谈现在的觉悟，“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
在刘师培的三寸笔下，所谓革命，不过是下层民众打着造反的旗号敛财糊口，希冀成功之后跻身显贵、改变命运，天生有着强烈的破坏性和非理性。他认为要救民于水火，就要把革命消弭在萌芽状态。这甚至比实行宪政来得更迫切，因为宪政这个东西——他对曾经考察过西方政制的“端帅”称——中国的国体和西欧、日本不同，西欧和日本由封建制度引入宪政，几乎没什么障碍，而中国自战国以后，封建之制早就被大一统的帝国所代替，陷入了朝代更替的怪圈，每到朝代末叶，民穷财尽，豪杰蜂起，一派乱象，他认为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就看民之苦乐，当今之世，一切的根本，乃在于消灭贫困，因为贫困会搞乱人的思想，使得排满革命之说乘间而入。
他开出的戡乱药方不过老调重弹，想必端方也不会太感兴趣，信后附上的“弭乱之策十条”，方见出此人才干城府，皆非常人所及。他表示，自己以后的写作、讲演，都将以反对民族主义为职司，至于宣扬民族主义最力的《民报》，他透露说，主事者章炳麟已辞编辑，待他“再加以运动”，月之内，便可令其停刊。
关于革命党人在国内的势力，他说，“以两广为最盛，其次湖南、浙江、山西”。两广之事他未能一一尽知，浙江、山西之事，他在东京都已摸得清清楚楚，如果大吏能听他之言早作预防，两省可保不会有大的乱子。关于革命党人在东京的活动情况，“惟张继、陶成章、谷斯盛、刘揆一、宋教仁，稍有势力”，根据各人所长和所短，他为端方一一开出对付法子。
他还举报说，革命党人的炸弹一向是从日本炮厂私人定购，近来从长崎聘请了一个俄国工程师，还没人正式学会，一个广东姓李的师傅能自行制造，有六七个留学生跟着他在学习制弹技术。如果这些人有什么动静，他愿意及时提供消息。孙文、黄兴这些“渠魁”，一旦侦知他们潜入腹地的消息，他表示也会即行报告，“否则二三年之内，亦可设法毙之”。
这封洋洋万言的投诚书的最后，他也没忘章太炎的请托之事。他惟恐端方不知“余杭章炳麟”何许人也，信里先对章太炎的学术成就大大美言了一番，说他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传》，又精通小学、训诂，旁及诸子百家，可说是朴学大师段玉裁、王念孙的当代传人。只是因为少年时代读多了荒诞不经的野史，以致成为民族主义的信徒。他为章申辩说，章在狱中时天天阅读佛典，已经摒弃了早年的民族主义立场，出狱后就想入山为僧，以毕余年，他后来东渡日本编辑《民报》，都是出于革命党人的逼迫。而且据他观察，章居东京的一年多来，也都是抑郁不得志，被孙文排斥在同盟会的核心圈外，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偶尔作几场演说，也都系党人逼迫，言不由衷居多。
他知道，这封信一送出去自己与革命党人算是两掰了，如果消息外露，自己身家性命都要堪虞，因此在信中他一再请求端方替他保密，让他自由往来东京、上海间，侍机而动，“则一二载之内，必可弭革命之焰，以纾国家之虞”。如果就此不再出国，久居省垣，人是安全了，但自己的效忠之心起不到更好的效果。
端方给了他们夫妻一笔钱，让他们在东京又生活了将近一年。对于他提出的“按月支给”章太炎路费一事，端方也同意了。他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章太炎，不说自己已投身官府，只说何震的兄长通过长崎的一位领事说动了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同意出这笔钱。章太炎的反应还算机警，接信后，他表示对“按月支款”一说“万难允从”。一年不过千余两银子(说不定只有几百两呐)，都不敷用的，搞这么复杂真的好吗?再者，如果摊年过久，端方离任后，这笔钱管谁去要?他在信中告诉刘师培，如果可以转圜，就让他们先付三分之二，二分之一也成，如果实在办不下来，此事就到此为止。
或许在他看来，一次性获得某项资助与按月领取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前者尚可称是友情赞助，即使曝光也无伤人格，后者则近同卖身投靠甘为差役。一生精研文字的刘师培难道分不清其中细微的区别吗?他之所以建议“按月支给”，实则一开始就存了拉章太炎下水的心。
二、革命家章太炎声名大损
2月初，刘师培和何震回到东京。夫妻俩若无其事地继续编辑《天义》报，张罗“社会主义讲习会”，3月出版的《天义》报甚至刊出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和刘师培撰写的序文，称《宣言》的精要，“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东京的革命党人任谁也不会想到，这对革命夫妻已蜕变为清廷暗探，直至两个月后，因章偶然撞破何震与汪公权情事，导致章、刘交恶，事情真相才如冰山一角逐渐显露。
兄弟阋于墙，总是女人冲在最前面。恼怒于章太炎揭破自己情事，何震决定先把章搞臭。章写给他们夫妇的五封涉嫌向清廷运动求款的信件，被她详加批注后，用“针笔板照像法”影印寄往美国、巴黎和香港的华人报纸，迅速见诸报端，成为章“以万金出卖革命”的铁证。她还写信给章太炎的老对头、在巴黎主编《新世纪》的吴稚晖，揭发章和清廷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控告章“不克枚举”之劣迹。这封信对章“暧昧之历史”的揭发几同人身攻击。
一时间，革命家章太炎声名大损，到处都哄传他为“内奸”、“侦探”、清廷“特派员”，虽有陶成章等为之辩诬，“彼居东京，每日讲学，所出入者止学堂，何有官场特派员?”被蒙蔽的朋友学生还是避之惟恐不及，连素以忠厚闻名的蔡元培在与朋友的信中都说，“枚叔末路如此，可叹可怜!”但他也认为刘师培做得太过火了，“然申叔亦太不留余地”，只会“贻反对党骇笑”，让朋友们找机会去劝劝刘师培。
章太炎现在总算知道了，爱和仇恨，都会让女人充满强劲的力量。在何震的凌厉反击面前，他节节败退。他现在是百口莫辩，虽说托人运动筹款一事与革命活动无关，且最后未成现实，算不得出卖革命，但想要出家去印度学梵文一事，毕竟是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再加吴稚晖之流抓住这几封信大做文章，党内同志的内耗更形加大。为了坐实章太炎筹款赴印的事实，何震又使出一厉害杀着，上海《神州日报》刊载了一篇托名章炳麟的“启事”，称“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本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章得知后非常气愤，在《民报》发文称，这则启事是冒名伪造的，自己的一方私章，不久前刚刚被“侦探”窃去。
让章太炎措手不及的事还在后头。这年10月，清廷特使、奉天巡抚唐绍仪赴美途中短期访问日本，传达了要求封禁《民报》等反清报刊的正式照会。法院宣判《民报》“停止其发卖颁布”，并处罚金一百一十五元。章拒交罚金，被判罚服劳役一百一十五天，朋友们花钱把他赎了出来。
刘氏夫妇在《天义》之后开办的《衡报》，境遇也好不了多少，警署以发行手续不全为由传唤了刘，要求他们交足保证金。为筹集这笔款子，何震还单独秘密回国一趟。但警署给他们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他们交齐保证金办妥手续没几天，他们的报纸也被查禁了。
接着便发生了这一年有名的“毒茶案”，有人潜入章的寓所，在茶中下毒，想要谋害章。事情经调查很快有了结果，最大的嫌疑人是汪公权。此事一出，东京留学生界哗然，有关何震与汪公权偷情的细节更是被添油加醋放大了，看到在东京再难立足，他们便准备回国了。
刘一回国，即发布声明告诉海内外同志，说他遭日本政府迫害，拟在上海秘密办报。捞一把政治资本以待下步行动，这正是他的当下之计。可能是何震的日夜嗾说起了作用，他把自己在东京的尴尬归咎于章太炎，回到上海后又再度致函黄兴(黄当时暂摄同盟会)，附上章托其运动赴印度学佛路费的五封信的影印件，检举章太炎曾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据说黄兴收到信后只是一笑置之。
此时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往另一个方向越滑越远的刘师培拉回来了。为了早日立功，趁着行迹未露，他先后告密于南北洋。北洋袁世凯置之不理，南洋端方则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密侦党人。逃亡中的革命党人陶成章成了他纳投名状的首选目标。陶成章因徐锡麟案遭通缉，看风声渐歇计划从南洋归国，打听到这一消息，刘就像一只猎犬一般，带着两江督标中军官米占元成天在码头上侦查，“久之不得，意甚焦灼”。此事不成，接着发生了“天保客栈”案。这年底，陈其美、王金发、张恭等浙江十一府革命党人聚集上海马霍路德福里天保客栈，密谋起事，来自金华的张恭因所带盘缠不多，刘极力拉拢，套得了机密，向端方告密，于是趁党人开会之际，端方命上海道向租界当局交涉，即派警吏查抄党人机关。陈其美等人见风声不对，易装逃脱，只张恭一人被捕，解送南京，起义计划不得不紧急叫停。
张恭被捕引起了上海革命党人的警觉，他们断定内部有告密者。王金发率人经一段时间暗访，终于查实刘师培、汪公权有重大嫌疑。随后，汪公权被王金发暗杀于上海。王金发还持枪找到刘师培，责骂他变节卖友，要将之处死，刘跪地求命，指天画地发誓，一定以自己一命保全张恭，王金发才放过了他。
刘师培在上海再难容身，便跑到南京，正式入了端方幕。革命已成往事，戡乱也太过血腥，他一头扎进了古纸堆里，以声韵、小学、考证筑一个城，把自己困在城里，不闻外界喧嚣。他的还有一项工作是为雅好文艺的端方考订金石书画，同时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1909年6月，端方由两江总督任上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海报纸披露的端方随员名单中，刘师培大名历历在焉，“海内外同志”才算是看清了他改换门庭。章太炎闻知朋友失足消息，痛心不已，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他能远离官场，专心学术，不要再铤而走险。“与君学术素同，盖乃长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岂君本怀?”刘得书后，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存心一条道走到黑了，片字未复。
发生于1908年前后的刘氏夫妇变节一案，让革命党人殊伤元气。蔡元培在与吴稚晖的书信中谈及此事，自认与刘“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然走到如今这步，除了外界嗾使，也有三种病态人格之促成，一是“好胜”，一是“多疑”，一是“好用权术”。他说，像刘申叔这样一个书呆子气较重的人，玩弄权术正是用其所短，到末了受满人端方指挥，沦为侦探，真是可悲也欤。
嗣后，刘师培把自己绑在了帝国这辆朽坏的马车上，也绑在了赏识他的端方的车辕上。端方在慈禧太后灵柩安放仪式上让人拍照触怒隆裕太后遭削职，他也去职寓居天津。其间，刘师培与何震生下的一女因病夭折，他至为悲伤，除了偶尔陪端方饮酒，几乎闭户不出。但到1911年初清廷起复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时，他把老母送归扬州，和妻子何震一起又随端方去了四川。他预感此行生死未卜，行至武汉时让何震一个人回了北京。
他的预感应验了，四川局势很快失控，强行把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激起了川湘鄂保路运动。11月底，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经宜昌入川至资州时，被哗变的部下杀死，刘师培也被资州军政分府拘押，时刻有被革命军砍头的危险。刘被拘时，外界不知他生死下落，他的朋友兼敌人章太炎以“民国元老”之尊发表宣言，提出不应拘执党派之见而杀刘师培，又说“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当民国初立，章太炎、蔡元培又在南京联名在报上刊登寻找刘师培的告示，并电请临时政府设法保护刘的性命。后来听到刘师培在川蜀性命无虞，一直关注此事的陈独秀曾有一评：“读书之人，权为稻粱谋而已。”
重获自由的刘师培没有去南京，或许是羞见先前的革命同志，他选择了在成都隐迹埋名，后与南下寻夫的何震一道北上山西。此前，何震已由一个叫南桂馨朋友介绍入阎锡山家任家庭教师。刘到太原后出任山西都督府顾问，夫妻俩虽寄人篱下，却也衣食无忧。不久，阎锡山把他荐举入京，由袁克定引觐给袁世凯。为迎合袁的帝制梦，他又一次介入政治，与孙毓筠、胡瑛、李燮和、杨度、严复等筹组鼓吹复辟的筹安会，上书劝进，一篇《君政复古论》让他出尽风头。等到闹剧终场，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帝制祸首，他又一次成为丧家之犬，逃往天津租界躲避风头。1919年秋天，刘在北京和平医院过完了他善变的一生，终年36岁，临终有遗言“以入政界为悔，以坏祖先清德为耻”，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悔了。据说夺走他生命的是从少年时代起就折磨他的肺结核病。
对其由革命斗士而清廷督抚幕僚、再而帝制拥护者的摇摆一生，蔡元培说：“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刘申叔事略》)一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主持了他的丧事，并引康有为诗作悼文：“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时人把刘师培的变节，大多视作何震与汪公权联手挟持所致。在他们看来，刘的堕落正是从其妻何震的堕落开始。这个虚荣的女人经不起金钱名利的诱惑，也经不起汪公权的色诱，是她的落水直接导致了刘师培的变节。陶成章事后述及刘师培的叛变，就说他是因何震和汪公权“入于侦探一流”而被拖下水的，“其妻何震及汪公权日夜怂恿光汉入官场，光汉外恨党人，内惧艳妻，渐动其心”。一句“内惧艳妻”，对刘的贪欢溺色满是不屑。冯自由写于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的《革命逸史》，谈到刘氏变节时多引用陶成章原话，一提到何震更是鄙夷异常，如说到他们回国秘密投靠端方后，品行更形不端，“何、汪不独从此入于侦探一流，且形同夫妇，宣言公夫公妻不讳。”另一个党人刘成禺，更是把何震描述为一个常作河东狮吼的女子，“通文翰而淫悍，能制其夫”。
这些有意无意替刘师培洗地的文字背后，一个风流成性而又奢侈浮华的世俗女子形象已是呼之欲出。然则，大时代里一个男人政治上接二连三趋附的责任，难道竟要一个小女人来负吗?这个女人一生运势急转而下，直至以凄凉终局，皆在于那个与她有了床笫之欢的男人是个小人，甚或是清廷早就暗暗布置在他们夫妻身边的一枚棋子。
从现存刘师培的照片来看，其人乃一羸弱书生，“短视口吃”，敏感、多疑(章太炎说他性格“靡怯”)，却又好胜心强，蔡元培批评他的那些人格缺陷，当是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典型症状，这样的畸形人格，激进起来如狂飙突进，消沉起来又万事瓦裂无一可为，所赖尚有学术一脉，维系其精神生命。一个天生书斋型的学者，忽然成了一个鼓吹革命最烈者，也是生逢乱世，造化弄人，革命浪潮中他的激情能维系多少长度都是堪虞的。相比于病树一般的他，刚到东京的何震当如一株春花。花开缤纷，热辣而又恣肆，有“艳妻”之名，可见其风姿之美，章太炎的学生汪东说“何既好名，而又多欲”，爱慕虚荣当是小女人天性，说她“多欲”，也是男性世界的一种臆测吧。
这样一个魅力女子“闺门不谨”，与汪公权有染，或许是她对丈夫的爱已不再保鲜，以致汪乘隙而入，如果汪清廷密探的身份能够坐实，着意勾引，那么她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她是被汪所魅惑，也是屈从于自身的欲望，她犯的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子都会犯的错误。
汪公权的结局是被王金发刺杀，所谓“大憝元恶，罪有攸归”，王金发的这一锄奸行动，当时也是大快人心的。关于汪的行迹，很少有专文述及，曾与刘师培在北大同事的周作人，对何、汪情事，也只是辗转听说，但他确曾是在1908年夏天见过汪的：
在戊申(1908)年夏天，我们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当初是鲁迅、许季茀、陈子英、陶望潮和我五个人，经望潮介绍刘申叔的一个亲戚来参加，这人便是汪公权。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上课时匆匆遇见，也没有谈过什么，只见他全副和服，似乎很朴实，可是俄语却学得不大好，往往连发音都不能读，似乎他回去一点都不预备似的。后来这一班散了伙，也就走散了事;但是同盟会中间似乎对于刘申叔一伙很有怀疑，不久听说汪公权归国，在上海什么地方被人所暗杀了。
刘师培的叛变失节，并非他的同时代人所说的被“劫持”，他是被自己炽盛的名利心蛊惑着走入人生岔道的。其人一再变节，正验证了近代学人在传统与现代冲突之间的左摇右摆、难得定心，这一代学人的人生之悲凉，也大抵由此而起。
何震确实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样一个受过新式教育、倡言女权“翩然高举不可一世”的新女性，当她沉浮翻滚于清末民初这个乱世红尘，身处种种莫名其妙的思想和主义的漩涡，产生种种不切实际之愿望，也是意料中事。或许，以一个女人的虚荣看来，她期望中的丈夫亦应是出人头地的，起码不应该只是一个皓首穷经的学者。短暂的婚外情并没有对她和丈夫的关系构成致命伤害，刘从章太炎那里得悉她和汪的暧昧事后，倾心袒护，乃至不惜兄弟一怒为红颜，证明刘心里还是深爱她的，起码是想继续维持这段婚姻的。而以后的艰难时世里，她与丈夫一路追随，间关相从，及至从太原到成都千里寻夫，也都见出乱世儿女的一份夫妻人伦真情。
刘师培死后，据说何震曾到北大校门伏地痛哭。其内心深处的惶恐无依，有谁能知?关于她的最终归宿，一种不确定的说法是疯了，最后死于幽闭和疯狂。也有人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与青灯古佛为伴，后来就不知所终了。
一个新星般曾经风光无限的新女性，就这样突然消失于民元前的天空中。
三、陈独秀与苏曼殊：革命时期的爱情
章太炎与刘师培交恶，只是苦了夹在中间的苏曼殊。本来，他和章太炎一起住在刘家，对于从小没有享受过多少人伦之欢的他来说，这日常的温暖与慰藉比什么都重要。章搬出去住后，刘氏夫妇迁怒于他，他大受刺激，某个晚上突然惊起，竟然一丝不挂闯入刘氏夫妇的房间，指着洋油灯大骂，可见其心情之压抑。后来搬出来住到友人家躲清静，一次身体不适，诊治出得了肝病，常去横滨医院诊疗，也无多大起色。病中形只影单，只觉此处已是世界尽头，郁抑中，写信给国内的刘三诉苦，说自己“飘泊无以为计”，想回国一趟又缺盘缠，“故只可沿门托钵”。
这年秋天，苏曼殊回了一趟国，在西湖白云庵小住了一阵。此庵位于西湖雷峰塔西面的漪园，住持智亮与徒弟意周都同情革命，早就成为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一处秘密据点。苏曼殊住在庵里南楼，白天睡觉，到晚来披着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屐到处游走，有时要游荡到天亮才回。意周和尚记他小住于此的情形说：“苏曼殊真是个怪人，来去无踪，他来是突然来，去是悄然去。你们吃饭的时候，他坐下来，吃完了顾自走开。他的手头似乎常常很窘，老是向庵里借钱，把钱汇到上海一个妓院中去。过不了多天，便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糖果和纸烟，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抽烟。”据说他吃的糖叫“摩尔登糖”，他喜欢的小说《茶花女》里的女主角常嗜此糖，最多他一天可以吃上三袋。
混乱的生活使他患了痢疾，搬出白云庵到韬光庵住了一阵，好友刘三来陪，身体将养得好些了，又去南京、上海兜了一大圈，大概是觉得心情舒畅多了，他又于第二年初春去了日本。这一回他与也在东京的陈独秀、章士钊(一说另一人为邓仲纯)合租一处，地点是神田猿东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一小屋。照章士钊的说法，这一时期是革命党人的“分途实行期”，有人搞暴动，有人搞暗杀，他们三人则在埋头苦学，他的两个舍友，陈在苦功英语，苏则苦研佛理，再兼作诗绘画。
按照陈独秀的说法，章士钊与他俩还是不同，不爱文艺而致力于政法，是个十足的官迷。陈还说，章偷偷与一个日本军官妻子搞婚外恋，那大佐侦知消息后写信要与章决斗，他们三人商议后叫章连夜逃走了，不然也没有日后执政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的他了。
“两叔”翻脸成仇的事，留在他心里的阴影不会那么快褪去，有时候也会与两个舍友说起。众人当他痴傻，其实他心里也是明镜似的，陈独秀就说过，他在人情世故方面，实在是看得很透彻，“当曼殊作傻事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
1909年春天，苏曼殊陷入了与艺伎百助眉史的疯狂恋爱。他与这个女子的相识，大抵是在东京街头的一家清酒馆，或者是一场小型的音乐会上。这是个在苏曼殊看来“妙婉无伦”的东方女子，她弹奏的筝乐曲调悠扬悲戚，触动曼殊愁肠，两人迅速陷入了热恋。苏曼殊绘有她抚筝的一帧小像，印成明信片分赠友人，还为之写下了数首缠绵悱恻的诗歌。但这个女子作出要嫁给他的表示时，他退缩了。情与禅的纠结总是让他陷入选择的痛苦，他欣欣然地走向她们，又总是伤心离开，“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嗔即是爱，怨即是亲，离言说相，离名说相，人到多情情转薄的个中三味，也只有他能体认得了。
他开始暴食，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作践自己身体，大啖甜食，抽烟，还狂吃冰块，最多的一天吃了五六斤冰。肚痛得连夜要上医院，第二天又复饮冰如故。陈独秀说：“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恶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那年春夏，他一口气写下了十首自叙身世的《本事诗》。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和尚喷薄的诗情惊呆了东京的留学生们，时人叹为“风华靡丽”，说读之有落叶哀蝉之气息，又说如在灵明镜中，内有无限江山，出神入化，陈独秀、高天梅、蔡哲夫皆有诗和之。他还把百助眉史化作“静子”写入自叙传小说《断鸿零雁记》里。只有周作人看出来了，他的爱情和诗歌，都是在梦里，这是一个抱着梦的花蕾不愿醒来的男人：“我疑心老和尚只是患着单思病，他怀抱着一个永远的幻梦，见了百助、静子等活人的时候，硬把这个幻梦罩在她们身上。”
外界的革命轰轰烈烈，他那个袈裟与樱瓣的梦是越做越深了，困在情与禅的罗网里挣脱不出，便只有逃跑一路，《本事诗》里已流露出归国的念头。这年秋天，他自江户返上海。要埋葬一段恋情，他的方式是与更多的女人逢场作戏。手上有了几个钱，他就呼朋唤友去吃花酒。上海欢场行规，行酒时若叫小姐，需先写个局牌，写上被叫女子的名字，落款写叫局者的名字，再呼堂倌送去，他的落款总是“和尚”，可见放浪形骸。虽周旋于各色女子，他却自称“早证法身，三戒俱足”，从不与她们中的任一个上床。有时招了女伎，瞪目凝视，久无一言，随即让她们回去，以致上海花界都知有这么一个贾宝玉般的疯和尚。上海的女校书中，他最欣赏一个叫花雪南的，此人性情柔曼，寡言少语，与他却最为相契，苏曾这样告以他的爱情观，“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互爱而不及乱”才是男女相处真境界，他表示自己追逐的不是肉体的快乐，而是一段精神之爱。
秋天去西湖边的白云庵，却遭遇了一场惊险。有一个来自四川的革命党人叫雷铁崖的，因在上海遭通缉，经胡适介绍，也落发为僧寄居白云庵，此时“天宝栈事件”刚发，刘师培夫妇变节的事才暴露，雷便认定了苏曼殊与刘是一丘之貉，也是清廷密探，写了一封恐吓信，要他即刻离寺，警告他若再敢与刘、何二人沆瀣一气，便要采取暴力手段。苏吓得不轻，不及辩解，仓皇跑到上海。此事后来经章太炎和好友刘三辩诬，雷铁崖也郑重道歉了，但他心里还是深感憋屈。
深秋，苏曼殊经香港前往新加坡，碰巧与准备回西班牙定居的罗弼庄湘父女同船。罗弼是他早年的英语教师，曾有意把女儿雪鸿嫁给他。这个西班牙姑娘还是不能忘情，这让刚从一场苦恋中挣脱出来的他有一种内心被撕裂的痛苦。船到新加坡，分手在即，雪鸿特意给苏曼殊送来一束曼陀罗花，还有一本《拜伦诗集》，诗集扉页中还夹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他在诗集扉页题了一首诗，“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说是吊拜伦，其实也是吊他自己。日后他把此节写进了小说《断鸿零雁记》。
此行他是发愿去佛的故乡印度一饮恒河之水。可是途中总惹情事，他自感六根不净，愧对佛祖，结果半途而废，在爪哇的一所华文学校做起了教员。
由调筝女百助引发的十首《本事诗》，陈独秀都有和诗。陈对此的热情已经超乎友谊，他出于常情的共鸣，乃是因他自己也陷入了一场恋爱。这是一场不伦之恋，因为他爱上的是自己的妻妹。
陈独秀的第一个妻子高晓岚，小名大众，大他三岁，是清军安庆营统领的女儿，这位统领与他嗣父为同科举人。他们的婚礼在1896年举行。时人都很看好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这位将军原配夫人夭亡后，又娶一妇，生有一女名君曼，乳名小众。
高晓岚虽有一个做将军的父亲，却没正经读过书，目不识丁，妻子不认字，与娘家的通信，都是丈夫陈独秀代笔。娘家识字的人也少，回信的事就交给了她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到高君曼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姐夫就和小姨妹单独通起了信。有一个革命党人姐夫在那个年头绝对是一件非常值得夸耀的事，这个小妹对大她十岁的姐夫早就由崇拜而生欢喜。1909年冬，高君曼回安庆过年，住到了姐姐家里，一个是北京求学的新女性，一个是奔走东京的革命党人，两人感情迅速升温，不久就有了第一次逾距。
此事一经公开，可想而知在小城里掀起的轩然大波。嗣父骂他大逆不道，败坏家风，扬言要与他断绝关系，高家也认为两女同嫁一夫是桩丑事。忍受不了种种指责，陈独秀索性带着小姨子去了杭州。当他们离开安庆老家时，他的正式妻子已经有了身孕。这将是他和她的最后一个孩子，自此以后他们姻缘已尽，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了。这个孤苦的女人，还要在陈家大屋里默默度过她没有爱情的二十年。
1910年春天的杭州，成了这对新人的蜜月地。经朋友刘三介绍，陈独秀在浙江陆军小学当历史地理教员。此时的他一派天真烂漫，按捺不住要把新娶娇妻的消息告诉所有朋友，得知苏曼殊在南洋教书，也得意地写信去夸示一番。
平素课程不多，得了空他就偕新妇和刘三、沈尹默等一帮朋友游湖、作诗。沈尹默是后来举荐他入北大的有力人物，那时还叫沈君默，陈独秀第一次与之见面就说他诗做得好，却字俗入骨，沈也不恼，反而更用心地去临汉碑，说是要消去俗气。春天的湖山，氤氲着的都是爱情的气息，他和朋友们游灵隐，游虎跑寺，松涧之中，乐得清幽，“酒旗风暖少年狂”，满是新婚燕尔的得意，再游西湖孤山放鹤亭，想着周灵王时王子晋骑鹤升天的传说，满脑子念兹在兹的革命念头也都让位给成仙的渴望了。
如果不是辛亥年的枪声终结帝制，他可能还要长久地沉缅在西湖山水间。
四、《新青年》杂志与一个时代的青春底色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各省纷纷光复，新任皖督孙毓筠向在杭州教书的陈独秀发去了一份电报，邀他出任都督府秘书长。1912年1月，陈独秀偕高君曼离杭，转道上海回安庆。
革命遽尔成功，共和已成现实，陈独秀回乡的心境，杜子美的漫卷诗书喜若狂庶几近之。但他出了名的急性子总要得罪人，他与这位喜抽大烟的孙都督相处并不愉快。到孙前往北京出任袁政府高级顾问，柏文蔚接任皖督，南北陡成水火，新生的民国已是乱象纷生。
从二次革命失败避居上海再东渡日本，一直到1915年夏天回国创办《新青年》，此三年是陈的精神苦闷期，很多时候，他是一个灰头土脸拙于谋生的革命者，行动上无从把握情势，思想上仍不脱党人思维。
东京襄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期间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当是他走出这段精神蛰伏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篇长达四千言的文章，他着力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爱国。答案是，一个保障人民权利的国家是值得去爱的，而一个戕害民众权利的国家则是不值得爱的。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这是愚昧，“爱国适以误国”。
当下的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呢?敌视异己，漠视法治，“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还要与民争利，专制残民，这样的国，爱之何益?这样的国就是亡了、被殖民了，也可怕不到哪儿去啊!
十年前，他批评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何以十年之后思想有此逆转?对袁政府的失望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法国革命“主权在民”的思想此时已渐入人心。此时的他，实已由革命党人而一转为民主主义者，把个人权利作为了衡量好制度与坏制度的首要标准。
说亡国“无所惜”，甚至说在殖民统治下做一个亡国奴都要比在这样的国家做一个国民好，这奇骇之论招至诘问叱责，被骂“狂徒”，也实在是他在当时的中国走得太远了。时在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读书的河北人李大钊读过此文，也觉陈的观点于国于民都无可为，过于灰色消极了，委婉地批评说，“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希望作者“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不要让这些消极的宿命论把自己给困住了。
陈独秀最后一次去东京时，丢下高君曼和两个孩子在上海，托亚东图书馆经理汪邹孟代为照顾。清苦的生活让高君曼患了肺炎，又有咯血，汪见其病情一时难以恢复，但写信给陈，促其归国。在接风宴席上，陈告诉汪孟邹，他要办一本杂志来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了，中国的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而要改变思想，使共和名副其实，那就只有办杂志一途。
另外他透露，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办杂志可以养活家人。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有个十年八年的工夫，这本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但汪孟邹因亚东生意清淡，经费周转困难，再加无法预料这本杂志前景如何，就推荐了朋友的群益书社去做发行，商议首期编辑费加稿费共两百元。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对于一个困顿之家来说，这是一项能解燃眉之急的生计，每月两百元的稿费进账可使之慢慢恢复元气。而对一个时代来说，它是思想狂飙的一个先声，即将掀动的新文化大潮里，一个时代的青春底色将尽数涂在以它为首的诸多刊物上。这都是陈、汪在谋事之初都不曾想到的。若早知这本杂志日后走红，汪孟邹怎会把到手的发行权拱手相让呢。
创刊之初，有人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对筹安会的变更国体问题发言，尽管陈对筹安会的一帮书生素无好感，但出于谨慎，也出于对此前政治革命的检讨，他表示，“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是他作为办刊人的天职，此刊的定位是以思想启蒙唤起国民独立人格，不涉时政。两年后，胡适返美归来，也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与陈此时念头，可谓不谋而合。
这一年陈独秀三十六岁，时常穿着一件蜡黄西装，条子绒线背心，戴着一顶帽檐下卷的帽子匆匆赶路，奔走在印刷厂和书社之间。诗人徐志摩日后曾在亚东图书馆楼上遇见过他，第一眼的感觉是像一个捕房的“三等侦探”，这个人的相貌就像他的个性一般奇异：发际甚高，几在顶中，前额似斜坡，鼻梁峻直，岐如眉脊，线条分明。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后来的五四青年正是从人皆可诵的此篇中，初识“科学与人权”并重，方能走出蒙昧时代。陈并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道，一个社会若遵循新陈代谢之道，便会进步，如果陈腐朽败者充塞于道，就会走向衰亡。他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此文如同混沌时代里的一道闪电，它惊醒的是一个时代的青年，它播下的叛逆的种子将在这里着床、生根、发芽。它也让半世奔波的安庆陈仲甫不再藉藉无名。
五、胡适与陈独秀：学问家与革命家
汪孟邹没有接手杂志发行，却向陈独秀推荐了绩溪老乡、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胡适为杂志撰稿人。可能是因为没有言明稿酬几何，大洋彼岸胡适的反应有些冷淡。以后每出一期杂志，他都要去问好朋友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文来吗?
1916年2月3日，胡适兴致大好，给哈佛读书的梅光迪写了一封讨论时代的文学之病的信件后，又给尚未谋面的陈独秀写了一信。这封信所谈主要是翻译。陈独秀推崇法国作家左拉，倡导回到写实主义，却又不知从何着手，胡适告诉他，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光说不练，迟迟没有译稿寄回，陈独秀又是个出了名的急性子，逼得作中间人的汪孟邹一次次发邮件：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这年5月，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胡适谈及回国的打算，“上海有友人办一报，欲适为寄稿，适已允之，尚未与言定每月付笔资若干”，“虽力不能多酬笔资，然亦不致令我白做文字也”。他表示会拿文章稿酬补贴家用。他给陈独秀寄出了第一篇译作《决斗》，等到刊登出来已是半年后了，而且杂志也改名叫《新青年》了。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给他，为迟到的刊发表示愧疚，解释说是因为“战事”导致的延刊多日。他希望胡适多译类似的“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至于文章稿酬事，他一字未提。停刊半年，他自己都成了个穷光蛋了。
尽管稿费迟迟不来，但这并不妨碍胡适继续给陈独秀写信。8月21日，读到杂志上陈独秀给谢无量的旧体诗写的按语，推为“希世之音”，他就觉得有话要说。一边呼唤文学变迁，一边恭维这些“死文学”，这也太自我矛盾了吧?他把前日写给朱经农信中谈到的几个要点，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摹仿古人等八事，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信末又说“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云云，批评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了。
按照胡适自己的说法，文学革命的开端是1915年的夏天，他和一些留美学生开始着意于中国文字的改革。不知是何事触动，他这样一个对文字运用自如的人，竟然觉得古文已成“死文字”，而常常生出“逼上梁山”之感：“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朝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文言和白话的分野，其流弊不只在于一个人的思维与日常语言的脱节，更在于人为地制造了自视为社会精英的“我们”与底层的“他们”的不平等，这怎么看都是有违现代社会伦理的，有着两千年绵长传统的古文被列为首个打倒目标，也真是劫数难逃。
但一生奉行宽恕体谅和容忍之道的胡适，怎么也不像个能够揭起造反大旗的人。他自己曾说“头脑太细密的人，顾前顾后，顾此顾彼”，决不配作革命家，这“头脑细密、顾前顾后”八字，活脱脱就是他的自况。罗志田先生分析胡适一生行事轨迹，说他纠缠于“成圣”与“率性”，性格中常有反叛的一面，提倡怀疑，喜欢立异，“旁枝逸出”的胆子比大多数人还要大，且由于从小养成的防卫心态，遇压力就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这些个性上相互纠葛的种种，在他身上竟能杂糅，发难搞革命也就不足为怪了。但他终究是个头脑太过细密的人，又要提防着守旧派来攻击，所以写好文章寄给陈独秀时，又是“改良”又是“刍议”，一副探讨学问的架势，按照他的保守估计，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方能成功。
按照胡适的路径设计，这文学革命尚未开张就要变成一场改良了。然而，幸运的是他这篇文章的第一读者是远比他激进得多的陈独秀。就以刚刚过去的清末革命而言，陈热切置身其中，胡一直只是个同情者，至多也是个间接参与者，陈身上不容人反对的革命性比胡不知要强多少倍。接读胡适此文后不久，陈写下著名的《文学革命论》，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而“吾友胡适”，正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从“新文学八事”到“三大主义”，自是激进了许多，日后这两人一个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一个成为党的创始人，学问家与革命家，在此已见分野。
对陈独秀来说，文学革命是他所关怀的更大的“气运”的一部分，它不过是更广泛的伦理道德革命的一个先声。在秉持进化文学观的胡适这里也同样，一个崭新世纪的情感思想，他相信必得要有一个新的形式，而这就是白话文。陈、胡的这一协作，由文学革命破题，揭开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帷幕。这一革命的成果，是素称落后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便明令全国小学三年内全部使用白话教材。
因陈独秀把胡适推许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时人皆把胡适看作了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尚未回国，这个年轻人已暴得大名。但胡适自己也承认，陈独秀和《新青年》给了他“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历程，猛力加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
当文学革命刚在《新青年》上爆出零星火点的1916年秋天，这本杂志的影响还只在上海周边，它的发行量最多时也不到一千册。在北京，还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本杂志。要让一个时代的青年像阅读《天演论》一样阅读这本杂志，还需要更大的契机。
机会说来就来了。
六、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
南方的学生和革命党人纷纷拥向日本时，蔡元培选择了前往欧洲。不久前，他在绍兴老家接到了北京朋友的来信，说政府要派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要他速前往北京登记。但这年冬天他到了北京才知道，因为志愿留学的编检人数太少，政府已经取消了此项计划。其间家中数次来电相招，要他回去。到家才知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家人是听到一些不利于革命党人的传说，让他南下避祸。
在老家过完旧历新年再度北上，他找了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一份差事，其间打听到一个消息，孙宝琦将派任驻德公使，不日赴欧。他请人关说，争取到了使馆职员的一个职位。1906年5月，他跟随孙宝琦由西伯利亚铁路赴德。名义上他是孙公使的随员，实际上不任事，惜才的孙宝琦还为他争取到了每月三十元的补助经费。
到了柏林，国内传来了安徽巡警学堂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消息，还有秋瑾在绍兴遇害等事。延期送达的上海报纸上登载了徐锡麟就义前与审讯官员的一段对话。问官说，汝受孙文指使吗?徐答：我运动革命，已二十年，还要受别人指使吗?孙宝琦读到这里，有点寒心，强作解嘲语说，革命党真是大言不惭。蔡看到这两位同志的结局，也是暗自心惊。
蔡在柏林学习德语，一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美学、实验心理学。这是一座有着五百年历史的大学，一个半世纪前，德国文学巨擘歌德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众口相诵的抒情诗和戏剧。四年中，他遍历欧洲境内，从意大利边境、法国南方到瑞士，除了领略其风土之美，尤喜考察美术馆、博物馆。他的一个直观感受是，越是冷的地方，越是清洁，城市景观如此，人的精神也如此。作为伦理学的一项实践，这其间他还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
蔡在欧洲的几年间，国内革命党人与清廷的对峙已至白热化，差不多年年都有惊人的大事发生，起义的火星旋灭旋起。蔡去国经年，虽身为革命党人——离国前一年，他由何海樵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任上海支部负责人——但毕竟远离现场，他对于国内政局胶着状态之下的暗潮已不如在国内时敏感，他觉得大清要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厦的轰然倒坍不会那么快到来。辛亥年元旦这天，他还在优哉游哉前往莱比锡附近城镇参观尼采等名人曾经就读的学校，观看古墓碑、宗教画、木刻、塑像，稍后国内有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等事，传到他耳里也是很迟的事了，毕竟时空睽隔，如同另一个星球般遥远，也只是揪心复忧心而已。
德国大学的暑假很长，迟至10月初，蔡的暑假还没有过完，而中学已开课，蔡应几个朋友之邀，去一家私立中学游玩。就是在那家学校订阅的德语报纸上，蔡看到了武汉起义的消息。有一朋友问他，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蔡答，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话是这么说，他心里是没一点底的，以为武昌的事又是随风而逝的一点火星。直到吴稚晖写来一封信，详告武汉方面发生的一切，并说这或许是一大转机，我辈当尽力促成云云，他才明白国内的政局似乎真的是要大变了。在柏林度过了难挨的一个月光景，接到陈英士从上海打来的电报，蔡就从西伯利亚铁路回国了。
他先到上海，然后作为十七省代表之一前往南京，参与推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前往南京前，曾与章太炎见面。章跟他有一个约定，如果推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我浙人最好不加入，蔡答应了，但到了南京拗不过孙大总统再三恳请，他还是出任了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一职。章太炎扣下他的行李，不让他背约去上任，经章的弟子们再三劝说，章才放他前往南京。
这是个以实力论英雄的年头，鉴于袁世凯手握重兵足以颠覆清廷，也足以冲击新生的共和政体，临时政府成立时，南方的革命党人就要求孙文发表一个声明，若袁果能让清廷退位，即把大总统一位让于袁。清帝发布退位诏，孙即辞总统推袁继任，但袁根本就不想来南京就任，迭电催促，殊无来意，于是蔡领到了一个“倒霉的差使”，和汪精卫、宋教仁、唐绍仪、钮惕生等组成“迎袁专使团”前往北京。
这个庞大的使团有三十余人，包定的是招商局的“新裕”号轮船。船中皆是同志，又对新生的共和政体充满乐观，船上谈得最多的就是迁都。他们满心以为，只要到了北京，铁定能把袁世凯拉到南京来。只有宋教仁一人对迁都南京的主张不同意，因为南迁之后就不能控制蒙古。宋口才颇佳，议论起来激情逸飞，众人对他不苟同的精神也很是敬佩。船近天津港，遇海上大雾，无法靠岸，停泊了数日，船上人自发组成了两个团体，都是旨在改良道德、纯净社会的。同船同志都觉得革命成功了，以后各位都要由野而朝，不免沾染官场习气，因此建议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来约束自己，提倡一种清净而恬淡的美德，蔡元培和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是倡议者，把这个团体命名为“六不会”，另一个“社会改良会”是由留美的唐绍仪发起，也是讲求移风易俗的。
惯于玩弄权术的袁世凯大大耍了他们一把。袁把这南来迎接他的三十余人安排进了梅酢胡同的法政学堂住下，好吃好喝伺候着，一边信誓旦旦地说他也一心想摆脱北京这个臭虫窝，只要段祺瑞愿意负责北边的军事，他随时可以束装南下，一边授意驻防北京的第三师发动了一场兵变。枪声就响在专使团驻地附近，一行人仓皇逾墙而出，搬到了六国饭店。在爆竹般的枪声中度过胆战心惊的一夜后，孙宝琦一大早过来了，他告诉惊魂未定的蔡元培等：昨夜我正在总统处，总统闻兵变，即传令须切实保护梅酢胡同，并说，人家不带一兵，坦然而来，我们不能保护，怎样对得住?后来兵变闹得凶起来，左右请总统下地下密室，总统初不允，我等苦劝之，彼遂进密室，而我亦暂避六国饭店来了。蔡等将信将疑，不知他此番话是真是假。
坊间议论纷纷，袁尚未离京，就已闹成这个样子，若真南下，那还不知道会酿出什么乱子来呢!专使团只得把此间情形报告南京，反复磋商后，袁终于如愿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职。唐绍仪组织的首任内阁中，蔡仍为教育总长。
内阁总理唐绍仪身为新进的同盟会员，一面要忍受南方革命党人的诘责，一面又受不了袁揽权无度，只给一个空头名分。以他与袁共事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袁对一个人有疑忌了，不管有无交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偷偷跑到天津，再电请辞职。蔡与唐绍仪并无私交，但看到政府中分裂成两派，互相牵掣，南方系又没有实力与袁抗衡，提出“吾党同志全体去职”，以免与一个恶政府背上骂名，同归于尽。他与宋教仁等的联带辞职，自然被袁派人士看作“拆台”，假意挽留一番，也就任他们南去了。
宋教仁为了责任内阁的政治理想在南方到处演说之际，蔡已经预感到，政治上的纠纷方兴未艾，远不是他一介书生可以挽救，索性一走了之，又去了德国。他执掌教育部时间虽短，但所做的几件事，还是于日后的中国影响甚大。一是停止祭孔，“毁孔子庙罢其祀”，铲断帝制回潮的根源，二是整顿大学，废去经科，提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所在，须偏重文理两科。清季学部的宗旨原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蔡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背，把教育宗旨修改为有着现代意味的另五项：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
他说，之所以提出世界观，其实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他意在兼采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学，因为美是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东西，可以破除偏见，破除生死利害的顾忌，适可以用来代替宗教，涵养德性。而公民道德的标准，实出于他所醉心的法国革命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项。现代性初露之际，还须用旧时光的古义证明之，这正是蔡元培一代先觉者的语境，他从古典资源里引用出仁、义、恕三字证实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宋教仁案后，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与袁世凯决裂，其间，蔡元培曾短期回国。南方各省的仓猝反抗在北军大兵压阵下很快雪消冰澌，二次革命失败，蔡于1913年秋又偕夫人黄振玉赴欧洲。他再次出现于国人视野，已是三年后了，教育部去电敦促他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袁世凯去世，北京出现一段短暂的权力真空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北洋系领袖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新一届政府名义上承认了民元约法，并重开了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二次革命后被迫靠边的一些元老级人物又重返政治中心。1916年夏天，就在国会重开后不久，一些浙江籍议员致电在法国的蔡元培，说要推举他为浙江督军。蔡婉拒了这一提议。此时的他迭经民初以来的种种风潮，已成为政治上的一个温和派，他的思想已走出革命，转向以通过教育提高道德来改革社会。此时原北大校长胡仁源即将卸任，一些旧交和了解蔡的学者向教育部建议由他接任此职。他们相信，蔡作为一个教育家的资质是无可挑剔的。而此时的教育总长，正是蔡任总长时的副手范源廉。他让政府首脑认识到，如能召来蔡这位名重一时的人文主义学者，必将对这座学府乃至中国的教育产生极大影响，得到黎元洪的批准后，他给身在巴黎的蔡元培发去一封电报。
蔡先到上海，汪精卫、吴稚晖等朋友们多劝说他不要轻易去就职，因为北大太腐败，去了整顿不好，反而损了自己清誉。而且为北京政府工作有背叛革命之嫌。据蔡的一份自述《我在教育界的经历》称，那时北大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学生都被称作老爷，而监督和教员都被称作中堂或大人，科举虽然废除有十个年头了，但这所学校还是有着很浓重的科举时代遗留的劣习，学生进校的目的，也都是希望毕业后有个好出路，堪称是未来官僚的摇篮，懒散学生的天堂。当蔡确信执掌北大不会让他卷入政治的漩涡，他决定赴任了。多年后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7年1月4日，一辆陈旧的马车载着蔡元培驶进了北京大学。校工杂役们和学生代表在门口列队，恭敬地向这位将要领导这座最高学府的人行礼。蔡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的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使得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这么一个身份尊贵的人向卑微的仆役表示敬意是极不寻常的。这正是蔡元培想要告诉世人的：这所学府的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蔡元培不喜坐轿或坐人力车，因为他觉得这是对人力的剥削，他到京后第一次出门拜客去孙宝琦那里，是徒步去的，孙送他出门时见门前并无车辆，说，你不可再徒行了。蔡诺诺，可是第二次来时又如此。孙送了一辆新马车给他，还派人把自己常御的马送去。可是蔡后来上班常坐的还是一辆车身斑驳的马车，由一匹有气无力的马拉着去学校。
几天后，蔡元培发布就职演说，在这所沉闷的学府再次激起了热议。他的演说阐述了他的愿景，扩大了他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就有的一些想法。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每指摘本校腐败，是因为学生都有做官发财的思想，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大小，官阶大者，特别受欢迎，因为毕业后可以受到提携，如果真要做官发财，北京有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这里上大学?“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抵制做官发财的诱惑，追求沉思的生活，才能学会敬人、爱人，过堂堂正正的生活，才能成为道德卓绝的人，北大作为中国仅有的国立大学，他希望本校学生在这些方面为全国作出表率。
罗家伦的说法可以代表当时北大青年的真实想法，他说蔡校长改革大学的呼声，“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给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启示”。
七、新旧漩涡中的教授们
正式就任前，蔡元培曾去拜访老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汤尔和，问北大情形。汤是杭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与革命党人多有往来，后留学德国获医学博士学位，是当时北京学界一位颇有声望的人物。
汤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缆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说话间，汤尔和取出十余本《新青年》杂志交给蔡元培。
蔡元培自是知道陈仲甫此人，十几年前他在上海组织反清秘密组织暗杀团时，陈曾经从安徽芜湖赶来，盘桓多日。尤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后来他与刘师培在上海一起办《警钟日报》时，一向自视甚高的刘曾对他说：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去国三年，国内知识界的情形他已不甚了了，《新青年》这本杂志连听也没听说过，此番听了汤尔和力荐，又读了《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已生佩服，尤喜此人大胆敢言、思维出新，他已决意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说来也是机缘凑巧，这段时间陈独秀正在北京。1916年11月，他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募集出版资金来到北京。某一日，陈在琉璃厂附近遇到了在北大教书的老朋友沈尹默，1909年他偕高君曼同寓杭州时，曾与沈尹默、刘三在西湖边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此番重遇，大感欣悦，分手时，沈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告他暂时不要离开北京，过些天再去拜访。
沈尹默在汤尔和面前谈起陈独秀，说，如见蔡校长，可引荐陈君。他不知道，汤已把陈独秀推荐给“蔡校长”，蔡也已属意于陈。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发布总统令，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便到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关于这段历史，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他又记述道，他们住在北京的这段时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开始并不想来京，他说自己要回上海去办《新青年》。蔡让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京来办。可能是蔡的求贤若渴感动了他，也可能他意识到这本杂志如果继续在上海办也不可能有多大起色——在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杂志都处于停刊状态，每期发行量不超过一千册——他答应了蔡让他来北大的请求。当然还有现实生计的考量，他来北大执教可以有每月200元的固定收入。他约定试着干三个月，干不下去就回上海。
当他作出前往北京的决定之际，正是与在美国的胡适热烈讨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在他心目中，比自己年轻许多的胡适(胡适时年26岁)是这个职位更理想的人选。他写信告诉胡适，“(蔡)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同年7月，胡适回国，先到上海，然后回绩溪老家探亲访旧，看望未婚妻江冬秀，9月到北大就任哲学和英文教授。尽管初到北大开讲并没有一鸣惊人，一些自恃学问好的学生还很看不起他，但在傅斯年、顾颉刚等学生的有力支持下，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还是站稳了脚跟，并很快打开了局面，一边与沈尹默、马幼渔、刘半农等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边襄助蔡元培整顿英文系。在蔡元培看来，陈独秀引入的这个新盟友是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之人。陈独秀还邀请了他的老朋友、在参议院任职并继续主编《甲寅》的章士钊出任哲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后来，章推荐了他在日本时结识的李大钊、一个长得“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鲁迅语)的湖北乐亭人接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周作人语)的刘半农，则是陈独秀上海办刊时的旧识，一个才子佳人派作家。还有一个旧人、经学大师刘师培，此时体虚身弱，生计维艰，欲进北大执教，蔡、陈不计前嫌，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蔡元培之前，章太炎的门生马幼渔、朱希祖、沈尹默、黄侃等已陆续聘为北大教授，并在与桐城派的较量中占据了学术领导地位。章太炎门风谨严，他这些年轻的弟子把经典的语言文字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对中国传统普遍持有一种开放的胸襟，吸纳了校园里众多优秀的学生。在袁世凯去世之前，章因反对帝制一直被软禁在北京，社会对他的关注也无形中提升了他的弟子们的声望。蔡到任后引进的章门弟子，还有教育部佥事、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周树人又介绍来他的二弟周作人。“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刘半农语)的周作人被安排进入国史编纂处工作。鼓吹文学革命的陈、胡两员大将和钱玄同、刘半农等，与占据学术领导权的章氏门生形成了一种开放的竞争关系。
放大历史的视野来看，所有人都是他处身时代的牺牲。这一方面是时代变化太快，另一方面也是人的局限性所致。章太炎这一代知识分子曾经引导人们走入启蒙运动的门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能够、也没有能力继续前行，进入一个陌生、孤寂、疑虑的世界，事实上民元之后他们就与继起一代的反传统主义者分道扬镳了。但蔡元培还是给了这些前驱者以足够的尊重，就像周作人所说，北大同人眼里的“蔡校长”是个古今中外派，蔡领导下的北大容纳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派别。就以文科而论，一边是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学，一边是刘师培、黄侃竭力维护文言文学。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崇拜刘师培、黄侃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生一点也不比崇拜新文化领袖的人少。
有过一场广受时人关注的公开辩论，辩论的一方是蔡，另一方是曾任本校教席、译介过《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百余部西洋小说的翻译家林纾。林琴南曾是一个先行者，他的译作称之风靡一个时代毫不为过，但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宿命在于，以激进的反姿态亮相后，总是以或隐或显的返归传统终局，他的思想维新之后就再也没有进步，成了一个时代的牺牲。林纾曾经站在桐城派古文的立场，指责章太炎是个不讲意境义法的庸妄之徒，看到陈独秀一班人鼓噪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他给蔡校长写了一封信，称如果尽废古书，用土语为文字，那么京城里的引车卖浆之徒说的话，全都是有文法的了，京津一些底层的贩夫走卒，也都可以被你蔡校长聘为教授了。蔡在答复中申张了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北大对于教员的选择，是以学术造诣为主，例如民国是排斥复辟主义的，本校教员中有拖着长辫坚持复辟论的，但其讲授的是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就听之，有筹安会发起人，民元以后是被看作罪人的，但其讲授的是古典文学，与政治无涉，也听之。再如教员中有纳妾、挟妓、赌博等事，蔡认为只要他不荒废功课，不诱使学生与之堕落，也不应太多干涉，因为人才难得，如果求全责备的话，学校就成立不起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一个现代社会，必须给个人私域以足够的空间。
这已经是大家都熟知的故事梗概：1917年蔡元培来到后的北大再也不是从前的北大了。袁时代残留的京师大学堂的气息似乎消失于一夜之间，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生们开始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浸淫于各种思想之中，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股新的力量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诚如蔡元培所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这个自由空间的取得，堪称时代的奇迹，要旨还在于北洋政府对文化的放任态度。北洋武夫当国，许多政要其实涵养不错，再不行也要讲个江湖义气，虽眼界不高，却也不怎么胡来。政府的出版和审查机构的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学移风易俗的层次上，只管制有伤风化的淫秽书籍，再加上高层正忙于内斗，什么新文学与旧文学，武夫们根本无暇顾及。
民初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过于放大的精英意识，以为只要集聚起数十个社会精英和意见领袖，就能够改变社会，因此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教授们相互间有一种强烈的团体认同感。的确，他们年龄相仿(据1918年初的一份统计，当时北大共有90名教授，平均年龄不过35岁)，大多留过洋，大多都来自南方，在政治、学术和私事方面有更多共同话题发生共鸣，一个年代的激荡风气正是这班少年们推动。
八、从周树人到鲁迅：
一个天才小说家的诞生
蔡元培改革大学，由聘请籍籍无名的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破题，自是希望后者在新旧文化之争中起到急先锋的作用，他欣赏的是陈独秀身上的革命气味。
同时代和后世人眼里的蔡元培形象，知恕，能容人，性情温和冲淡，从无疾言厉色，似乎一个深谙中庸之道的老好人，但蔡的同乡兼学生蒋梦麟早就看出，蔡混合型的人格里还是有一种早年身为激进主义者带来的坚硬、执拗与反叛，“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陈、胡一班新文化人带着“正义的火气”(胡适语)，反孔教，反礼法，反国粹，反一切的旧制度，摧枯拉朽，绝不宽容姑息，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在蔡的启蒙路径设计中，这并不是出于简单的新即是善、旧即是恶的价值评判标准，而是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迫使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作一全面的清理与反思，那就是，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上，中国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才能更好地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和思想规范。他希望新派和旧派都能来面对这个问题。
新派人士早就给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科学与民主——陈独秀所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新青年》编辑部自迁来北京的1917年起，每期发行量从不足千份跃升到每期一万五六千份，并由陈独秀独力编辑变成了一本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等共同参与的同仁刊物。这班新派人士都是旧学深邃之士，不是不知绵延两千余年的古文之美，之所以坚持文学革命，是因为他们把文学革命视作更广泛的伦理道德革命的第一步，陈独秀表示，他的舞台不只是区区一北大，他的新文学主张，“百家平等，不尚一尊”也好，“提倡通俗国民文学”也好，都不只是在大学文科学长的职位上讲讲的，他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如果破坏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旧政治，算是罪案的话，他对于这几条罪案直认不讳，既然德、赛两先生可以把西洋人从黑暗中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他认定这两位先生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是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受到政府压迫和社会攻击笑骂，哪怕是断头流血，他也不会推辞。
民初的国民意识，只知回不去帝制，并无多少新的现代因素，轮番上场的君主立宪、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达尔文进化论，贫瘠的思想界在众声喧哗中也开不出更好的药方，尊孔仍是主流的声音。陈独秀等新文化领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实则是对孔子学说有可能滑入帝王之述的一种警惕。李大钊认为孔子思想是专制的一种遗产，在现代社会里用古老的思想作支撑会出现问题，“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孔子和宪法》)。陈独秀也认为孔教的长幼尊卑之道，恰与人人平等的法的精神相悖，有可能走向人性相反的一面。他以经济学的角度论证孔子学说在当下的无力之感：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以传统伦理视之，他们是叛世者。但深研传统者知道，检视传统正是为了不回到传统，而是去开创一个新的思想和精神秩序。由是视之，他们才是真正的传统继承者。
文学革命倡导有日，但就像周作人当年所哂笑的，陈独秀、胡适等探讨文学主张时往返的信函用的都是古文。没有好的文本支撑的文学运动终究少了说服力。于是有了1918年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的登场，那个小说诡异的开篇预示着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时刻的降临。
这是一个借由一个觉醒了的狂人的眼睛揭示中国社会之黑暗的小说，所谓主人公的“狂”，实际的寓意是他觉醒了，发现这个世界里倒是那些自以为“正常”的人都出了毛病。这个有着黑暗与狂想气质的小说作者是教育部佥事、第一科科长周树人，蔡元培早年的一个僚属，时年37岁。蔡在教育部只待了三个月就辞职了，周树人一直留部做着一名低级官员，负责图书馆和博物馆方面的工作，业余埋头于古书抄写和校订工作。
自从1902年矿务学堂毕业后，作为江南督练所派遣的公派生东渡留学，周树人在日本度过了将近八年的青春时光，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时发生的 “幻灯事件”——即在医专教室的幻灯上看到日俄战争中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使他受伤颇深，促使了他从学医向文艺的转变，因为他认为文艺就是用来改变人的精神的。据那个时代他最亲密的友人许寿裳回忆，他在日本期间最经常和朋友们讨论的问题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周树人(从此以后他要叫鲁迅了)在写出这个小说之前，已回国度过了九年苦闷、失意的时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东京时代刚开始从事文学时的偶像是尼采式的超人，但这几年在国内，看着民元时还显光明的天空一天天坏下去，被寂寞的悲哀缠绕着，早就看清了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如果不是钱玄同找上门来要他的小说，他可能还在宣武门外的“S会馆”(绍兴会馆)抄古碑呢。
“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这愿望，简直就是等死的心。婚姻的不如意，再加上肺结核久治不愈，他真的以为自己是活不久的。他取笔名唐俟，号 “俟堂”，不过是躺着等死的谐音。
用他自己十五年后的话来说，开始的时候他对《新青年》上提倡的文学革命并没有怎样的热情。民元以来经过了那么多事，看来看去，就不由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甚至颓唐，“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可是老朋友“金心异”——林纾小说《荆生》里用来影射钱玄同的一个人物——有一天找上门来了，责问他抄这些古碑有什么用，要他“可以做点文章”。他说，他明白这些做《新青年》的人是感到寂寞了，因为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而寂寞这东西，就像大毒蛇，它缠着人的灵魂，一天天大起来，是要缠死人的呀。
他实在是绝望得太久了。这绝望是政治上的扑空所致，从民元后进入教育部，总以为中国的将来很有希望，可是气候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今日之情形，所以有了另一重更深的绝望，对国民旧有的“坏根性”的绝望。
改革国民性，这其实是他东京留学时代弃医从文时就确立的目标，十多年过去了，他从事文学的这一坐标始终未移，只是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内心承受了那么广大的寂寞，他不再祈盼英雄出世，不再相信强者可以救世，但是心底里的一点希望还是不能抹杀，正如他所说，“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他答应试做这篇小说了。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在这本杂志连续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归国九年，那个东京的一事无成的周树人君终于成为了小说家鲁迅，这双重绝望下的努力一跃，或许就是一个小说家诞生的秘密。
回到1918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他开始写一个疯子的故事，一个三十年没有见过“月亮”的人，有一天看见了美丽的月亮，“精神分外爽快”，而且发现了过去的自己“全是发昏”，那么，这“月亮”，在他那里或许是某种新的思想和价值观的象征吧。当他写着这个患着迫害狂的病人的故事的时候，肯定想起了几年前曾住到他家里来的一个因精神错乱而狂躁易怒的远房亲戚，一个叫阮久荪的姨表兄弟，此人住院五天五夜才病情稍愈南归。他小说的楔子说要公开记录此人荒唐之言的日记，“以供博学家之研究”，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是魔术师施了个障眼法，借由一个疯子的狂言揭穿时代黑暗的底色，最著名的一节，就是某一日主人公忽然研究起历史来了，发现满本写着都是“吃人”。
他所置身的，是一个人人都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的惊悚电影一般的世界，一个“疑心极重”，“面面相觑”的世界。他想劝转吃人者，“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可是最后发现，自己不仅被吃，实际上，自己也未必没吃“妹子的几片肉”。“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
黑幕揭破了，这是罪愆的觉悟，也是个体的觉悟。但他自嘲，这只是“遵命文学”，遵奉的是“先驱者的命令”，取的是与“与前驱者同一的步调”。他是出于对这些“战士”和“热情者们”的同感，也来喊几声助助威，“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而把吃人的病根暴露出来，也是“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希望”。一直到三十年代，他还感念着身陷囹圄的陈独秀，说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一些读者，第一时间发现了他创造的这个疯子的意义，就如傅斯年所说，当下的中国沉闷寂灭到极点，其原因就在于疯子太少，“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白话文学的倡导者们，苦于主义的旗帜总不接地，这个小说来得太及时了，白话文学至此总算有了一个范式。白话小说与鲁迅相互成就了对方，自此以后，鲁迅视一切妨碍白话者的流毒，甚于洪水猛兽，因他明白，面对一个刚走出来的黑暗世界，仅仅有温柔是不够的：“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九、1919年3月26日：
现代思想史上的阴谋之夜
陈独秀刚到北京的1917年春天，北京政坛发生了一场剧烈震荡，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随后，张勋的辫子军拥立年仅十一岁的溥仪重登帝位。当旧日的龙旗被匆匆挂起时，北京城里惯做政治投机生意的人们又开始发卖清朝袍褂、顶戴，用马尾赴制假发辫。
民元以来的六年，虽政治凋蔽，却有一大功绩，就是让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知道复辟帝制已绝无可能。几个月的复辟闹剧很快收场，用那时候刚到北京的周作人的话来说，虽然戏已散场，但这眼前演出的一幕看得较近较真，给人的刺激却很大。对于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领袖们来说，他们领导的这场运动虽由文学革命策动，但这一刚刚过去的张勋复辟闹剧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只有经历一场思想的革命才能真正进步。在一年后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他说，文化问题不能与政治相剥离，促使青年“猛醒”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比他走得更远的是长着一张国字脸的、行止方正的北大同事李大钊，他谴责政客们1917年春夏之交发动的这场闹剧违背共和精神，让民国危矣，如果再这样下去，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上惨烈的革命之路，因为“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到1919年初一战结束，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一场校内演讲中，李大钊说这场战争是庶民的胜利，他断言，未来是属于劳工的。
新派并非铁板一块，旧派也不是陈腐到了不可救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新旧文化的对峙并不是日后描述的那样泾渭分明。旧派可以拖着长辫、挂着鼻烟袋、摇着蒲扇讲授英国文学和六朝文献，新派人士也还葆有着古之君子的谦谦之风，与人交接温文有礼。就像鲁迅和胡适，一边呼吁着独立的人格，一边还是屈从于家长的意志娶了并非真爱的朱安、江冬秀这样的女子为妻，而陈独秀如旧式文人一般出入八大胡同也不是什么秘闻。胡适说的“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这种东方式的容忍迁就与西方式的各行其事交织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世纪初知识界的复杂景象。
再如辜鸿铭大骂文学革命“伪善骗人”，黄侃指斥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对同为章门弟子的钱玄同恶言相向，古文学家林纾用文言写聊斋体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攻击新文化领袖们，这些谩骂和论战尽管火药味甚重，如果不是外部权力的干涉，也未必会引起公众的注意。事实上，这种新旧共处、杂花生树的情状，正见出了那个时期文化空气的自由与宽松。
不幸的是，外界权力的介入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受到了严峻挑战，包括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男女平等与婚姻自由，也被看作性关系混乱的一个借口。据说蔡元培受到了总统徐世昌的数次警告，要他对北大师生严加管束，原因是总统读到了《新潮》杂志上一篇鼓吹女权的文章。更大的威胁是原来作壁上观的政客们也介入进来了，有传闻说政府将要整肃北大。周作人记述说：“段祺瑞派下有一个徐树铮，是他手下顶得力的人，不幸又是能写几句文章、自居于桐城派的人，他办着一个成达中学，拉拢好些文人学士，其中有一个自称清室举人的林纾，以保卫圣道自居，想借了这武力，给北大以打击，又联络校内的人做内线，于是便兴风作浪起来。”
周作人说的“内线”，是一个与林纾来往甚密的叫张厚载的北大法科学生，此人在报章上编造谎言，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进已受政府处分离校云云。虽然蔡校长写了一封温厚而不失锋芒的信警告那个学生，但这段时间恰好有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妓院的传言，于是就给了旧派人士拔除陈独秀这杆大旗以口实。
于是到了1919年3月26日，那个在现代思想史上堪称诡异的夜晚。是夜，愁眉不展的蔡校长在沈尹默、马叙伦陪同下来到汤尔和家，密谈陈独秀的去留问题。
秘密会议至十二时方结束，会上，主要由汤尔和发言，据他后来的回忆，会上“发何议论，全不省记。唯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沈尹默附和了汤的意见，而蔡元培虽然“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因汤“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为汤的意见所动。这样，那晚的会议事实上已经决定了陈独秀将不再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
关于是夜密室会议的情况，傅斯年在蔡元培去世后有过这样的叙述：
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压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大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傅斯年《我所景慕的蔡先生之风格》)
“老谋客”当指汤尔和，“还有一个谋客”应该是“两个”，即沈尹默和马寅初。傅斯年不提马叙伦，或许另有隐情。
蔡元培本无意去陈，但他还是默允了这一夜的讨论结果。在下个月初的一次陈独秀缺席的校务会议上，蔡宣布了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的决定，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马寅初出任首任教务长。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解聘陈，但他的文科学长的职务随着学长制的废除自然中止了。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北大教授，并由校方给假一年预备宋史新课，但事实上，他已经被迫离开了北大。
三年前，是汤尔和、沈尹默力荐陈入北大，这次去陈，又是他们力主。盖因时代之变和人的变化总不同步，陈的激进思想已被他们视为异端，不能容他，私德云云，不过托词而已。
昔日好友反目成仇，以陈独秀嫉恶如仇的性格，可以想见对那帮背地里联手搞他的人的愤怒。陈被免职三天的一个傍晚，自北而南与回寓所途中的汤尔和路遇，“脸色灰败”，“以怒目视”，汤尔和匆匆低头而过。汤在当日的日记中自嘲“亦可哂已”，想来也是心情复杂。
胡适没有参加那一夜的密室会议，消息公布后他向汤尔和表达了不满，深怪汤自命能运筹帷幄，处处作策士，没有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他与沈尹默、马叙伦的隔阂在这一夜后也加大了，在他看来，沈尹默喜治红老之学，手握一把羽扇，是个多事的谋士，也是个弄权的小人，正是此人与汤联手导演了去陈的阴谋。陈独秀或许终有一天会离开北大，但因为“头巾见解”和听信“小报流言”放逐这样一个“不羁之才”，他担心会逼迫着陈独秀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桩公案过去十多年，胡适一直没有把心病放下，1935年冬天，他向汤尔和借阅了从1917到1919的三册日记，试图搞清楚撤销陈独秀文科学长的内幕。读了这三册日记后，他于12月23日给汤尔和写了一封信，断言这个夜晚将会对中国前途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十、启蒙的终结
此时欧战甫歇，国人沉缅于胜利的幻觉，到处都在欣喜欲狂地庆祝，他们天真地相信，被德国和日本强占的利益会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得到归还。巴黎和会传来的令人沮丧的消息刺激了国人，于是5月4日这一天，一个凉爽、多风的星期日下午，被爱国心激发的三千多大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游行抗议。最早到达广场的是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傅斯年、张国焘等北大的教授和学生领袖。
这些学生来自在京的十三所大学，大多穿着前辈文人的丝绸长袍和短褂，还有人戴着圆顶硬礼帽。在使馆区外等候多时后，渐渐失去耐心的学生们喊着“冲向卖国贼老巢”的口号涌进了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砸碎家具并放火焚烧了房屋，还殴打了来不及走避的亲日派章宗祥。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三十多名学生。几日后，这些学生被释放，但更让人心悸的传闻是，段政府的徐树铮将军已经命令把大炮架在景山上对准北大。情绪复杂的蔡元培留下一张字义晦涩的告示引咎辞职。此事持续发酵，终于酿成全国性的学潮和工潮。在六月的第二轮抗议中，据说有上千名学生进了由北大法科讲堂改成的临时监狱。
这场运动就像一辆堆满干柴的大车，当它被 “反帝”“爱国”“反封建”这些大词推着飞奔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预感到，这场运动的丰富内涵有可能被简单化、情绪化，一些思想诉求有可能被悄悄遮蔽。
这场抗议活动由政府屈服而收场。学生们离开临时监狱时，欢呼的人群和齐鸣的军乐鞭炮使他们飘飘然地觉得世界尽在掌握。蔡元培在师生们的坚请下、并在得到不再发生学潮的承诺后，重新回校视事。看起来一切已经风平浪静，但此时的学校、社会和人心都已发生巨大变化。他无可奈何地看到，新文化的阵营已经分化，回归者急速转身，激进者更加激进，一个启蒙时代已经终结，当罗家伦辈的学生领袖欢呼这场运动的功劳是使中国“动”，他的眉宇之间却难掩忧色，接下来的中国，真的会是一个“天机活泼”的“活的中国”吗?
在这场运动爆发前的前十日，已经憋了一肚子气的陈独秀已经在《每周评论》上撰文称颂俄国革命，他的这一巨大变化让自以为了解他的朋友胡适感到了担忧。6月11日的一个晚上，陈独秀被京师警署逮捕了。这是他一生中五次入狱的第一次。据说他是在新世界游乐场的顶楼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两个尾随的警员发现抓走的，罪名是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这个擅长掀动思想狂潮的新文化领袖实在不是一个地下运动的好手，他都没有发觉，这两个警察已经盯上他多时了。
之前三日，即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不足百字的短文，似乎对这危险已有所预感：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入狱后，陈对来探视他的刘半农激愤地说：威权已瞎了我的眼，聋了我的耳，我现在昏昏沉沉，不知道世间有了些什么事体，世界还成了个什么东西!
1919年的夏秋之间，有过一场颇为令人动容的营救陈独秀的行动，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场自发的救援中，无论新派或旧派都表现出了让人感佩的古君子之风。陈入狱的第二天，病魔缠身的刘师培强自支撑着身体，由夫人何震陪同，串联京中有名望的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陈独秀。胡适写下了一首被人怀疑婚外恋的小诗，“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后来证实是系念狱中的陈独秀而作。就连在湖南的毛泽东也撰文呼吁政府释放这个“思想界的明星”。此事还经有力者游说到了总统徐世昌和在广州的孙文那里，警厅终于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患胃病为由保释出狱，但前提是不得擅自行动离京。
时年二十三岁的北大学生会主席、江西萍乡人张国焘，主持了陈独秀出狱的欢迎会。朋友们把接风酒宴摆在了他被捕那日吃过的馆子，叫“浣花春”的那家。高君曼陪着他，大伙一直闹到一点多钟。当日，李大钊有诗迎归：“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胜不了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出狱后的陈独秀并没有在家消停多久，1920年1月底，他应胡适的推荐去武汉作了一场讲演。他讲演的消息经华中报纸发布，警署才发现他擅自离京了。警署派出了探员在火车站侦查，准备等他一回来就逮捕归案。他躲在一个同乡兼同事王星拱家里时，朋友们都劝他作速离京，李大钊还准备亲自送他去天津乘船去上海。
旧历年底，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出朝阳门护送陈独秀南下。李化装成一个生意人，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和店家用的红纸片子。陈头戴毡帽，坐在车内，穿着一件满是油渍的背心。为防路人起疑，陈独秀装病不发一言，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城里警员不知陈逃往何处，一连三天都在箭杆胡同他家门口附近逡巡。
他离京的日子，距把家搬来北京的1917年1月，正好三年。
此前半年，即陈独秀入狱期间，李大钊已在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的影响下，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乐观地估计，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太阳出来了，没有打着灯笼走路的人了”。有传记言之凿凿，说李、陈在雪地骡车上，两人热烈讨论分手后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若此记为真，则经过北大去职、入狱等挫折，陈的思想已发生巨大逆转，因为在这之前，他一直认定，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
李大钊自天津回到北京，与胡适碰面，告知了陈独秀平安出京的消息。胡适说，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胡适记述草草，不知他说此话时的心情，是喜悦，还是忧虑。
【责任编辑 谢鲁渤】
作者：赵柏田
第二篇：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看“早期启蒙”说
“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促使人们把相关思考的兴奋点更为自觉地聚焦于反省总结中国哲学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论特质。“早期启蒙”说可谓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的一个缩影，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应当对“早期启蒙”说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或者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
[关键词]萧莛父;“早期启蒙”说;中国哲学
“早期启蒙”说最早由梁启超提出，中经张岱年、侯外庐的进一步阐发，后由萧萐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总成其说。概括而言，“早期启蒙”说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到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体现了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拒斥西化论的基本价值取向。由于“早期启蒙”说关联问题的复杂性，它在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也引起了长期的讨论，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学者围绕这一学说展开了见仁见智的论说。本文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来对关联“早期启蒙”说的一些问题予以探讨，以期从一个侧面对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具体的分析。限于篇幅，也由于学界对“早期启蒙”说已相当熟悉，本文不再专门对“早期启蒙”说加以集中叙述，而只是以萧萐父的相关论述为主，随文点出相关内容。
一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著成《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的“清代思潮”做了集中梳理，成为“早期启蒙”说之滥觞。1983年萧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明确反对中国只能命定地被现代化、被西化或被西方文化所涵化的观点，主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此后，萧先生又在1995年出版的与许苏民教授合著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中对此做了更为完整的论述，对早期启蒙学术的发展阶段、价值取向与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等做了系统而具体的梳理与评析，“早期启蒙”说的学理规模由此全面确立。
经南萧萐父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而详实的阐述，“早期启蒙”说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界受到了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早期启蒙”说在中国哲学界的影响而言，尽管此前与明清之际启蒙学说有关的内容已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但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在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明清之际启蒙学说的内容才得以独立成编，作为中国哲学史发展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得到了详细的梳理和论说。在萧、李二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五编“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哲学发展的新动向”中，不仅对“明清之际”的时间范围做了明确规定，而且引用王夫之的论断，指出了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孕育着‘破块启蒙’”的新动向。在此基础上，该编对李赞、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颜元、戴震的相关思想做了集中论述，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中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展示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面貌，从而从一个侧面实现了对胡适、冯友兰以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新突破。萧、李二先生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作为统编教材在全国范围内的高等院校中使用，是改革丌放后进入高等学校的一代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入门书籍之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如此，该书还以《An Outline History ofChinese Philosophy》为题，分为上下两卷，由外文出版社于2008年底出版，成为英语世界了解、把握中国哲学史之整体概貌的重要依凭。我们有理由认为，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在哲学界的影响已越出了汉语言学界。就“早期启蒙”说在中国义化界的影响而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早期启蒙”说就已被视为学界有代表性的几种主要观点之一。郭齐勇教授指出：“与‘儒学复兴’、‘彻底重建’和‘西体中用’说不同的，还有萧萐父提出的‘哲学启蒙’说，认为应当继承十七世纪兴起的反对宋明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潮，自觉地更深广地有选择地吸取消化外来文化，完成近代哲学启蒙的补课任务。”汤一介教授将“早期启蒙派”与“反传统派”、“五四运动派”、“现代儒学派”、“回归原典派”一起视为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五种代表性主张。即使是近年来表示不赞成萧萐父“早期启蒙”说的邓晓芒教授，也明确地肯认，早在20世纪80年代，萧萐父“那时他已经以‘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这一论点而蜚声于海内外”。
进入21世纪以来，上述情况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早期启蒙”说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对此，李维武教授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并颇有理论深度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指出：“早期启蒙说在今天走向式微，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对于其中的原因，更需要引起深入的思考。就其式微原因看，不仅在于早期启蒙说在外部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猛烈冲击，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还在于早期启蒙说在自身理论中也存在着局限性，对一些新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难以作出应对和说明。”在他看来，早期启蒙说自身理论中存在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早期启蒙说过分地强调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源头的意义，强调必须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来接引西方近现代文化，而没有看到除早期启蒙思潮外，在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想中还有其他内容也会对中国现代化起接引、促进作用，也能成为接纳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结合点。今天，随着对19-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入，这些并非属于早期启蒙思潮的因素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作用，被逐渐发掘出来，开始受到重视、得到研究。例如，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结合点，从历史上看，就不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而是远比早期启蒙思潮古老的儒家民本思想。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就是由民彝史观走向了唯物史观。这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非一定要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其二，早期启蒙说力图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中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强调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来接引西方近现代文化，包括接引马克思主义，而没有看到这种接引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西方近现代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李维武教授指出：“这种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早在20世纪之初就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提出。但在20世纪的前90年中，这一问题并不显得特别严重。因为学习西方，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那个时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旋律。因此，早期启蒙说在那个时代主要思考和说明的也就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问题。这在当时就足以说明西方近现代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生根问题。但随着20世纪与21世紀之交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一个外来的思想、理论、文化，不能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要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是很困难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思想世界，正遭遇到这样的困境。而这种困境，不是以早期启蒙说的这一套阐释就可以解决的。”
笔者注意到，在对“早期启蒙”说提出质疑的诸种观点之外，还有一种主张事实上是要彻底推翻“早期启蒙”说。这种观点以邓晓芒教授的论述为代表。概括而言，在邓晓芒教授看来，由于中国文化传统根本上的局限性即缺乏理性精神，因而在传统社会中即使某些具有文化批判意识的特立独行者，也难以摆脱传统士大夫要么将文化批判用作政治工具、要么将文化批判用于个人解气的两大陷阱，而没有提升到一个真正能够“立人”即为个体人格建立理性基础的层次。“如果说李贽的‘启蒙’主要还只是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解气’的一面的话，那么顾亭林、黄宗羲和王夫之的‘启蒙’思想则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工具论的另一面。”他明确表示：“正因为如此，我对萧先生所推崇的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并不认可，虽然其中有一些类似于今天的启蒙思想的说法，但仔细体味一下，便可发现它们实质上还是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士大夫们左冲右突的思想困局的延伸。非但如此，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谈启蒙的人还是停留于明清之际那些思想家的水平，来理解西方普世价值所包含的思想内涵，那就有使现代启蒙也如同古代(包括明清)那些异端思想一样最终被政治实用主义收拾掉的危险。‘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的命运恰好证明了我这种担忧。我不否认这些异端思想家是专制时代难得的清醒者，他们看破了这个皇权至上世界的‘红尘’：但他们的问题正如鲁迅曾经提到的，是‘醒来之后无路可走’的问题。……萧先生于生命的最后一搏，用中国传统道家(和禅佛)的狂狷精神抵抗近年来对启蒙铺天盖地的‘反思’(实则拒绝)逆流，其情可感，其势则堪忧。我不反对作为中国人可以从我们固有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反正统因素(如道家隐者、魏晋人物、明清异端等等)来进入当代文化批判的氛围……但我特别关注的是，与此同时要意识到这些精神典范的历史局限性，抓住他们的思想与近代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差别，使当代启蒙更上一层楼，才能摆脱‘五四’以来以及两千年来中国文化受固定思维模式限制而形成的怪圈，让中国现代启蒙实现自身新的飞跃和进化。”
二
从上面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在一定意义上，“早期启蒙”说堪称受到了“两面夹击”：一方面是关联于民族本位立场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是立足于“西方中心”论的责难。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早期启蒙”说呢?对此，本文选择了一个与“早期启蒙”说虽无直接关系但却有着一定内在关联性的视角，试图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来对关联于这一学说的一些问题予以评析。
所谓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的欧洲的影响，是指自16世纪中叶后，随着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十在把基督教与当时已得到初步发展的科学技术传人中国的同时，亦将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带回欧洲，出现了“东学西渐”的热潮，并在17至18世纪对启蒙时代的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孔孟到宋明一直为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人们正是通过与两方现代法制社会的对比，充分认识到了儒家德治政治中“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深刻弊端。然而，吊诡的是，根据学界的研究，儒家的德治主义却是欧洲传统社会向近现代国家制度转变的重要思想助缘。在17、18世纪这一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儒家的德治思想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及于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法国的霍尔巴赫、狄德罗、伏尔泰、魁奈，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等当时欧洲的头面学者均对儒家德治主义政治思想予以了较高的评价。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思想的领袖人物之一，认为孔子的哲学作为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说教人以德，用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利己的欲望，其目标是建立起和平与幸福的社会。为此他力主法国也应当以儒家之道来治理国家，实行德治主义。莱布尼茨热烈地赞美儒学，公开宣称在道德和政治方面，巾国人优于欧洲人。对儒家德治主义最为推崇的当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霍尔巴赫。霍尔巴赫反对法国和歐洲的野蛮君主专制制度，推崇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他不仅自造了一个德文的“德治”新词，而且还写了一本名为《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的书。在他看来，“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性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所征服”，“而以之为政府施政的目标”。由此，他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理想化，认为“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因而，主张“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这些议论虽然由于主要着眼于儒家政治思想的理沦层面冈而难免有溢美之词，但也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欧洲启蒙思想家眼中理性而清明的儒家德治思想对欧洲思想界的重要影响。
正如儒家德治主义所显示的，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之所以能够对于启蒙时代的欧洲产生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欧洲思想界的时代任务是冲破神的笼罩，而确立人之所以为人的自主性：而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归根结底是以“人”为中心而无“神”的。正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出版了《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的朱谦之教授所指出的：“最可注意的，就在当时的宗教家，除耶稣会士以外，均注意中国哲学和欧洲的不同，中国哲学是无神沦的，基督教是有神论的，而在一般知识阶级，则即以此不同于基督教之‘理学’，来作他们启明运动的大旗帜。”在对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做了多方面的考察后，朱教授得出结论说：“在十八世纪时代，欧洲哲学思想的来源有二：一是希腊，一是中国。不过比较起来，在这两个来源里，中国思想的影响比希腊的为大。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受希腊的文化影响较深，但到了启明时代，希腊的影响已为中国文化所代替。虽然有一位倾心希腊文化的费内龙(Fenelon)提倡希腊来和中国文化对抗，而在当时所谓‘欧洲之孔子’的魁斯奈(Qunesya)即持相反论调。以为希腊的文化，远不如中国。甚至一八零六年尚有人提倡希腊的宗教是受中国的影响，可见中国文化这时比希腊来得有力量了。那么，理性的观念从中国来的，还是从希腊来的呢?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句：还是从中国来的多些。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到理性支配世界可想起两种形式：一是希腊哲学家之Nous支配宇宙说，一是宗教家对于神意的信仰说，但他反对这两种形式，以为两者都不是‘哲学理性观’，把他推翻了。而理性之‘变化的范畴’，黑格尔以为‘这就是东方人所抱的一种思想，或许就是他们的伟大思想，他们的形而上学之最高的思想。’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预备，然而，法国哲学如利维布律尔(Levy-Burhl)所说，却是突起的，不是传承的，那么，这种外来的文化影响是从那里来呢?我的答案，是从中国来的，尤其是从中国理学的影响来的。”
三
应当说，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界而言，“中同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正如前文已提及的，朱谦之教授早就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一直习惯于仅仅从时代性的单一维度看待中国哲学，从而把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中国古典哲学从整体上定性为“前现代”的，因而并不认可“前现代”的宋明理学可以对作为人类现代思想之起点的欧洲启蒙思想产生积极影响的主张。事实上，这一问题也是欧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之一，多年来涌现出了不少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世纪之交，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中外学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时至今日，应当有理由认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多多少少是受到了以宋明理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的影响。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对关联于“早期启蒙”说的一些问题做出以下四点评析。第一，“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第二，在一定意义上“早期启蒙”说可谓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的一个缩影;第三，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应当对“早期启蒙”说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第四，“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同样也告诉我们，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本部分首先讨论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早期启蒙”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了“明清之际”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三大儒到颜元、戴震的相關主张对于作为当时主流思潮的宋明理学的革命性意义，并进而依据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将之界定为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潮。作为中国哲学的主流传统，在反省思考明王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由明末清初三大儒所开启的“明清之际”儒学的确体现出了某些不尽同于此前宋明理学的理论特质。由此对其加以特别的关注与研究，也堪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其中应当予以甄别的一个理论关节点在于：这种不同究竟是内在于儒学传统的不同，还是外在于儒学传统的不同?“早期启蒙”说显然是在两方启蒙思潮的比照之下，过于突显了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颜元、戴震的反理学性或者说反儒学性，从而将其视为外在于儒学传统的“新统”。这就使今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过于突出“早期启蒙思潮”与宋明理学的对立性，在高度肯定“早期启蒙思潮”的同时，我们该怎样看待宋明理学乃至整个的中国哲学传统?为肯定“早期启蒙思潮”作为中国现代性根芽的历史作用而将宋明理学完全归结为“落后”乃至“反动”的，究竟是否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实际?
“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由于“早期启蒙”说主要是以肯定明清之际的启蒙哲学对宋明理学所具有的批判性、变革性意义为理论基础的，因而更多的是突出了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之间的不同甚至是质的差异性。中国哲学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所凸显的则恰恰是中国哲学的整体性。在早期启蒙说的视野下必然将宋明理学判定为“反动”、落后的，而吊诡的是，恰恰是被“早期启蒙”说视为“思想桎梏”的宋明理学而非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颜元、戴震的“早期启蒙思潮”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影响，成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之一。进而言之，进入20世纪晚期以来，杜维明教授等进行“启蒙反思”的基本立足点也正是自春秋战国时代即已实现“超越的突破”、发展至宋明理学而体现出自身之成熟形态的中国哲学的智慧精神。同样，正如郭齐勇教授所注意到的，萧萐父的启蒙论说中事实上所包含的“启蒙反思”的意蕴，也是“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努力发挥儒、释、道及诸子百家中的丰富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特别是本土文化中蕴含的普世价值”的结果。这就在促使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相关问题之复杂性的同时，也堪称在事实上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较为充分地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而把相关思考的兴奋点更为自觉地聚焦于反省总结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定理论形态白身所具有的基本理论特质与整体理论特质。
四
正如学界在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中已经注意到的，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中虽甲.就有“中国哲学”之实，但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则是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由胡适、冯友兰等以西方哲学的学科规范为样板在20世纪初期才创立起来的。这样，“中国哲学”学科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事实上是处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张力之中。如何既通过师法西方来确立“哲学性”而使自己成为“哲学”，而又通过突显自身的理论特质来彰显“中国性”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哲学，就成为这一学科不得不面对的中心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应当说是得到了愈来愈鲜明的突显。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哲学中心论的影响，在深层的理论范式一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进行自己的理论思考与理论建构的问题却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在一定意义上，“早期启蒙”说可谓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的一个缩影。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早期启蒙”说发展演进的过程来看，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它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由梁启超初步提出，中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岱年、侯外庐等的进一步展开，而在20世纪末由萧萐父总成其说。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是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的草创时期，三四十年代则是其确立学科规模的时期，20世纪末更可谓其反省总结时期。在这个意义上，“早期启蒙”说堪称见证了“中国哲学”学科完整的发展历程。
其二，从“早期启蒙”说的理论特色来看，一方面是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突显中同哲学自身理论特质的自觉意识可谓越来越鲜明。从梁启超主要是在事实层面指出了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颜元、戴震的“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到萧萐父明确表现出了反对把中国的现代化归结为“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希望在民族文化传统中为中国的现代化找到“内在历史根芽”的价值取向，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是在深度的理论层面依然没有真正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这一点即使是在萧萐父所代表的成熟形态的“早期启蒙”说中也不例外。萧先生无疑有着要在“现代”与“传统”间找到一个“接合点”的明确自觉，但他选择“接合点”的具体标准却又明显是源自于西方的，是按照西方启蒙思潮在中国哲学中寻找相类、相同因素的结果，而非内在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演进之内在逻辑的。这样，尽管萧先生聚焦于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问题，但其根源性的问题意识归根结底又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而之所以如此，又事实上是建立在将中国哲学判定为“前现代”的从而对其价值意义做了整体性否定，而仅仅在其中寻找零星的“现代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在深层的文化心态上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与羁绊。
正像时至今日“中国哲学”学科虽然难免依然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却并不能掩盖其在一个世纪的发展演进中所已经取得的高度成就一样，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我们同样应当对“早期启蒙”说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早期启蒙”说聚焦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力图超越“现代”与“传统”二分对立的形而上学立场，在民族文化传统中发掘出足以接引现代精神的源头活水，从一个层面深化与升华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现代价值与现代走向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传承与发展，“早期启蒙”说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研究不仅在明清哲学研究中具有典范性意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堪称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当代哲学的研究。
进而言之，正如陈来教授所指出的，在今天讨论“早期启蒙”说，关注点不应当仅仅在于是不是或有没有这样一个启蒙思潮，而更应该关心的是提出这一看法背后的问题意识。事实上，由萧萐父总其成的“早期启蒙”说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就是要探寻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生性。对此，萧先生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他明确指出：“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有自我更新以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则我期期以为不可。我认为，从17世纪开始，历史形成的条件已提供了中国文化代谢发展的杠杆;而以后的历史教训也表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到内在历史根芽，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果如……Max Weber，John K.Firbank等人所说，难道中国只能命定地被现代化、被西化或被西方文化所涵化(acculturation)?”在同一个访谈录中，他还强调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因此，就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或‘源头活水’，也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文化接合点。”作为“早期启蒙”的集大成者，萧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化讨论中的上述主张，典型地代表了这一学说所内在蕴涵的丰富而鲜明的文化自觉。而这一自觉在基本精神上又是代表了中国哲学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可以说，从梁启超到萧蓬父的“早期启蒙”说以其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體性，以拒斥西化论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着力探寻中国哲学自身走向现代化的内在理路与内在逻辑来突显中国哲学自身之精神特质的价值追求，在今天已经融入了历史，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理论成就与艰辛探索成为未来中国哲学足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具有隽永的历史意义。
“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同样也启示我们，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或者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尽管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身处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不仅自身理论特质没有得到自觉而充分突显的问题一直存在着，而且贬视、扭曲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情状亦时有出现，但肯认中国哲学作为西方哲学之外人类哲学的主流传统之一，堪称“中国哲学”学科在草创时期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确立的重要共识。作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开创者，尽管胡适基本的文化立场是“全盘西化”，《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最基本的不足之处也正是突显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特质不够，但他依然将中国哲学视为世界哲学的“两大支”之一，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竞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另一个草创中国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冯友兰虽然更为自觉地强调了以西方哲学为样板来塑造“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他明确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其相关理论活动又堪称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独异的民族性特质。这就在以更彻底的方式以西方哲学为样板建立“中国哲学”之“哲学”性的同时，亦以更具思想深度的方式突显了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的主流传统之一的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精神特质。同样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张岱年则进而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类称”(总名)与“特例”的区分，明确指出，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人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张先生的这一理路，把普遍性合理地赋予“哲学”本身(而非西方哲学)，而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起视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特例”。这就不仅在具体的哲学系统中达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连接，而且以颇具理论性的形态确立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具体形态的平等齐一性。随着中同现当代哲学的不断发展，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主流传统之一的生机与活力得到了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认可与肯定。
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可以认为，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单向度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论衡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均归结为发展程度的高低，只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僭妄。“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同样也告诉我们，不仅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民族性的差异，而且中国哲学早在启蒙时代就曾对欧洲哲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在这方面，成中英教授关于“价值哲学”与“知识哲学”的区分与劳思光教授“引导性的哲学”与“认知性的哲学”的区分均富有启发性。
作者：李翔海
第三篇：儿童钢琴的启蒙教学
摘 要：钢琴是现今社会开发儿童右半脑与智力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而儿童钢琴启蒙阶段则是儿童学习钢琴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启蒙阶段直接影响着今后的发展。儿童钢琴启蒙教学应先从学习正确的弹奏姿势开始，再分四个阶段学习。第一阶段学习非连音奏法，第二阶段学习连音奏法，第三阶段学习跳音奏法，第四阶段学习将三种奏法进行综合练习。儿童钢琴启蒙教学还需要教师选用适合的教材和家长的配合与辅导。家长的配合与辅导在儿童钢琴启蒙教学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儿童钢琴启蒙教学;连音奏法;非连音奏法;跳音奏法;教材选用;家长的配合与辅导
现今社会，钢琴在全世界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已成为儿童学龄前音乐教育的首选乐器。这一方面上因为钢琴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丰富表现力;另一方面因为钢琴是所有乐器中唯一能让儿童以最轻松自、最没有负担的姿势坐着演奏的乐器;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长期研究表明，学习钢琴是开发右半脑和儿童智力最有效的途径。学习钢琴不仅使儿童的脑、眼、手、脚、耳乃至全身心投入并协调配合，还能使儿童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指挥能力、阅读能力、记忆能力、分析能力、理解能力、想象能力、听辨能力，以及观察力、注意力和忍耐力等各方面都得到明显的发展。所以有人说，学钢琴的孩子会变得更加聪明能干。
在我国，钢琴的普及教育是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以儿童为主体的全国性的社会教育园地已经形成，其规模之大在世界音乐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然而，正规的、合格的钢琴教师人数远远赶不上日益壮大的琴童队伍。于是出现了师资队伍鱼目混珠，参差不齐的情况：有些对钢琴教学一知半解，有的自己根本没有正规学过钢琴的人也挂起了钢琴教师的牌子，使不少家长上当受骗，苦不堪言。如果广大的琴童家长都能懂得一点钢琴启蒙教学与辅导的常识，情形就会大大不一样了。
“启蒙”又称为“入门”，就是为使初学者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在钢琴学习阶段划分问题上，有人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启蒙教学阶段归入初级阶段，也有人将启蒙教学单列为一个阶段。后者意在突出强调启蒙教学的重要性，以期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调：“程度深的教不了，一点都不会的还不好教吗?”“先找个老师学了再说，以后再换个好老师。”在这些人看来，启蒙教学是从零开始，是最无关紧要，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恰恰相反，钢琴启蒙教学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钢琴教学也是如此)，更不是上件无关紧要的事。钢琴启蒙教学直接影响学生今后的发展前途。因为钢琴启蒙教学犹如盖建高楼大厦，要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结实或者打歪了，楼是盖不高的，即使勉强盖上去了，迟早也会倒塌。
成功的启蒙教学首先是使学生热爱钢琴艺术，继而打下坚实的基础，以便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不负责任的启蒙教学会误导学生和家长，以至因“先入为主”而养成许多不规范的，甚至是错误的习惯和方法。今后即使遇到好老师，也难以纠正过来，往往不得不半途而废。
儿童钢琴启蒙教学的对象多为学龄前儿童，一般以五周岁左右开始学琴为宜。年龄太小，柔软的手指难以适应钢琴键盘的重量;年龄太大，则会错过脑神经发育的最佳时期。
儿童钢琴启蒙教学第一步应从学习正确的弹奏姿势开始。正确的弹奏姿势包括正确的坐姿和正确的手形。演奏者坐的位置要对准钢琴正中，座位高低以小臂与键盘同一水平，座位前后以肘弯略大于直角为宜，双脚置于踏板前，脚下垫物以膝弯不小于直角为宜。上身要端正自然，微向前倾，肩背放松，只坐琴凳的三分之一。演奏者手的姿势应当自然呈半球形，掌关节撑起，指关节突出，手腕自然放平，肘部放松，五指立起来，用手指指尖触键。
总之，钢琴教学的启蒙阶段直接影响学生今后的发展，在“教”和“学”的过程中，教师 学生和家长是一条纽带，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想要真正学好钢琴，需要老师 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只有这三方面融洽结合才能实现共同目标。万事开头难，对于儿童钢琴教育者来说，启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作者：尹贵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