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秘书忆文革(王仲方)（精选1篇）
篇1：罗瑞卿秘书忆文革(王仲方)
罗瑞卿秘书忆文革（王仲方）
家破人散无地立足--罗瑞卿秘书忆文革王仲方
无地立足
家破人散
1966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
接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罗瑞卿问题的决定，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杨尚昆的反党集团。由于西北军区司令员冼恒汉在会议上点了我和王昭的名，说是与罗瑞卿关系密切，青海“造反派”也蠢蠢欲动。西北局刘澜涛为了减轻王昭的压力，决定把我调离青海，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任秘书长，宁夏书记杨静仁表示欢迎。正当省委做完对我的鉴定，打好行李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杨静仁的紧急电话，宁夏“造反派”上街*，公安局消防车都上街了，要我不去宁夏，暂留青海。
接着青海的“文化大革命”风暴铺天盖地地起来了。先是揪斗，接着游街。我作为省委政法系统的头头，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在“造反派”簇拥下，站在第一辆大卡车上，第二辆车是省公安厅长郑效先，第三辆车是省高级法院院长郑文卿，第四辆车是省检察长李猛，后面还有一批政法系统的负责干部，共有十几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在西宁市沿大街缓缓而行。前面有“造反派”宣传车开道，高音喇叭大喊：站在第一辆车上的是王仲方，青海政法系统“走资派”的头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黑干将，要坚决打倒王仲方!游了一路，喊了一路，沿街围观者很多，大家感到很新奇。我站在车上，不时用手扶着有二尺高的纸糊高帽子，以免被风刮倒，心情却出奇的平静。游街结束，自己下车回家。这时我忽然想到毛泽东不是屡次教导要反对风头主义吗？领导干部戴着高帽子游街，倒是绝妙办法，以后谁还敢再出风头呢!
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也爆发了，他们限令我的八十三岁老父亲王肖山搬出公安部大观园宿舍。幸好有尹肇之同志关照，父亲搬进了西单小酱房胡同公安部政治部干部住的小院。接着公安部限令史洛明离开北京，调往青海。青海省委欢迎她，安排在青海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因为**，她一天也没有去上班，陪我在家静观眼前发生的事变。没有多久，我们突然接到北京电话，老父亲又被公安部“造反派”从小酱房胡同赶出去，在我堂妹王仲允(北京橡胶一厂工人)处暂时栖身。我们以为完全脱离了公安部范围，大概可以安静下来。不料接着又来电话，公安部“造反派”经常去威吓，老人害怕得很，想到青海来依靠我们。我们虽然处境险恶，还是要王仲允送老人到了西宁。八十三岁的老人坐了两天两夜火车，车上十分拥挤，只好在硬座车厢椅子下面躺着。最后平安到达西宁家中。我们添置了碗筷，照顾好老人饮食起居，老人倒也安然。我们虽然想到还会有风浪，但是希望老人能在此安居。可是在我头上，乌云密布，外面风声日紧，“造反派”扬言要捉我。如果我一旦被捉，洛明又是新来的，人生地不熟，老人不但惊恐不安，恐怕生活也无保证。于是我们又联系新疆我妹妹王仲元，她表示有难处。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浙江省德清县有一位堂兄王仲俭，是农业种子站技术员，他知道情况后，勇敢地表示愿意收留老人。于是我们悄悄买了车票，又把老人送往杭州。途中，老人非常不安，不时问：我们到哪里去？路经上海，老人病倒，住了医院，幸好几天痊愈，经过杭州到了德清，把老人托付给王仲俭夫妇。
仲俭从小照顾过我的父亲，非常孝顺。夫妇俩在德清县城关租有两间民房，对老人安排很周到。他们在德清多年，人缘好，邻居都有照应，我们也很放心。在德清陪老人过了一天，请他老人家安心过一段，我们会再来接他回去。老人心里明白，只好如此。我们离开德清时，老人紧紧拉着我们的手，眼里含着泪和我们告别，彼此似乎都已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分别，而是生离死别。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我们从杭州回上海，又路过德清看望老人。老人是位久经患难、经历丰富、非常坚强的人，他反而安慰我们遇事要冷静沉着，要我们记住，他曾教我们学过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名篇，做一只暴风雨中的海燕。他知道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更大的暴风雨，他镇静地拄着手杖送我们到巷口，忍着眼泪，向我们挥手。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回头一看，老人还站在原处向我们挥手。这一回头一挥手竟然真的成了永别。
我们回到上海，住在青海驻沪办事处。从西宁传来消息，省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我即刻回去接受批判。北京回不去，西安不能去，银川不能去，青海也是不能去的。平时很多的亲友，这时不是划清界限，六亲不认，就是爱莫能助，即使有的表示愿意收留，我们也不愿意牵累他们。我们整天在马路上游荡，过着无家可归的日子。当时考虑，面前有几条路：第一，就这样到处流浪，混过动荡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刚刚开始，何时结束，看不到头，长期颠沛流离，也难以忍受。第二，回北京，不就是为了与罗瑞卿的关系吗！我到公安部“投案自首”，大不了关进秦城监狱，也比到处流浪好。又估计公安部不会收留，要把我们遣返青海。第三，去西安，作为西北局办公厅主任，我在西北局接受批判。可是西北局自身难保，哪里会再添我这个“大灾星”呢!考虑再三，我们下决心回青海，自投火海，接受磨炼。这时火车不通，我和洛明自己买票坐飞机回到西宁。真的像两只海燕，在阵阵雷声中，迎着暴风雨飞去。
在劫难逃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从此揭开了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社论的提法，引起“造反派”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对立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这时一批外来“红卫兵”插手进来，利用这场辩论把矛头指向省委，特别集中于当时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说他是青海省“党内走资派”代表人物，是罗瑞卿伸向青海的黑手。同时也点了我的名。省委常委会瘫痪了，我被责令每天清扫常委楼的厕所、楼道。
第一次批斗会，在印刷厂会议室，印刷厂有两个青年工人到北京“取经”，回来带头造反。首先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中国*党员。又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说：不是，我是有不少缺点错误的*员。这时两个青年工人连连动手打我，我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继续殴打，直到把我打倒在地。当时群众还不曾见过这种场面，纷纷提出让我回去，好好反省。下午，“造反派”到家中抄家，翻箱倒柜，搜走了他们认为重要的材料和照片，连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我的亲笔信也取走了，以后也就失落了。抄家后箱子柜子都贴上手写的封条。省委大院的“造反派”组成了观点不同、互相对立的几个组织，今天你来抄家，明天他又来抄家，我们干脆把东西散开，让他们抄。后来，这种抄家成为形式，好像不去抄一下，就不是“造反派”。众多“造反派”组织在省级、市级等机关，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冒出来了。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写着这样那样名称的“红卫兵”。不管是谁，戴上这个红袖章，就可以横冲直闯，批斗、抄家，不经任何手续，在深更半夜把人带走，也不告知带往何处。今天你批斗，明天他批斗。我也习以为常，干脆准备一件旧的棉大衣，装着一支牙刷一条毛巾，说走，披上大衣就走。有时被带到某“造反派”的据点，隔离批斗，写检讨材料，过一两天，又送回来。
这时大字报、大标语贴满省委大院，渐渐地，王昭和我二人成为青海省“党内走资派”的代表人物，到处是打倒王昭和王仲方的标语，名字倒写着，打上红×。我自己也可以出去欣赏这些大字报，开始有些紧张、惊讶，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有些奇怪，青海省委有第一书记杨植霖，有几位副书记和常委，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人点他们的名呢？在一次西宁市委的批斗会上，我才明白。
1963年青海省委改组了西宁市委，调李宁担任书记，免去了原市委书记康建西的职务。后来李宁反映，他们受到原市委一班人的抵制，无法工作。市委组织部长向省委组织部刘秀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妻子)反映，市委机关有人密谋要推翻改组后的市委。杨植霖很重视，把西宁市委问题提到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派省委副书记高克亭带检查组到市委检查，高克亭又拉上我陪着他去。杨植霖亲自主持，提出西宁市有两个市委，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阴沟里，要彻底揭发。检查组根据他的指示，揭发出西宁市委有一个以康建西为首的反党集团。杨植霖亲自起草讲稿，到市委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再次指出西宁市存在“阴沟市委”，要彻底揭发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建西等人也组成了一个“造反派”，造省委的反，首先是翻反党集团的案。于是在市委礼堂开大会，把杨植霖、高克亭和我，以及市委书记李宁、李扬、赵建新都找来，来了一个“三堂会审”。这时有人质问定市委反党集团的主谋是谁？无人答应。市委书记李宁说，这是省委检查组定的，没有检查组，我们是不敢定反党集团的。又问省委检查组长高克亭，高克亭说检查组是受省委委托，向省委汇报，由杨植霖决定的。杨植霖说，他本来不想定反党集团，是听检查组汇报后决定的。又问杨在市委干部会上亲口说有“阴沟市委”是怎么回事!杨不敢承认，竟然说这次讲话稿子是王仲方代他写的。我没有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本来负主要责任的第一书记以及副书记竟然这样推卸责任，不敢承担。最后问到我，我只有大声说，既然如此，我承担这个责任，主谋是我。这样一来，紧张场面才告结束。
又一次办公厅“造反派”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室开斗争会，有一位托儿所保育员控诉省委王秘书长不该把她开除，是严重的*，要求我老实交代。我说不知道这件事。这位女保育员很厉害，走上来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还不老实交代！我坚持说不知道这件事。保育员不达目的决不甘休，接连打了我好几个耳光，打得我头晕目眩，几乎倒下。我想到今晚这一关恐怕过不去了。这时有人看不下去，就问人保科长李学林，这件事是哪个王秘书长干的？李学林这时才说出是王静先副秘书长干的。而王静先就站在我旁边，到这时候战战兢兢地点头答应，我才过了这一关，可是人已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血了。
正在这无休止的残酷斗争中，1967年初突然发生了“二·二三”开枪事件。当时青海省两大“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和“捍卫队”，两派势不两立，为控制舆论，“‘八一八’造反派”占领了《青海日报》办公楼。这是违反当时中央不准占领报社命令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奉命要求占领者撤出，遭到拒绝。赵永夫派部队包围了报社，双方相持数日不下。2月23日这天凌晨，忽然传出枪声，部队战士以为是报社内部有人向他们射击，于是开枪还击，强行驱散了占领者。战斗中死伤多人，是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当时听说，部队开枪，是得到林彪同意的。事情发生时杨植霖、王昭都不在西宁。我找到值班的省委秘书长张文芳，要他马上打电话告诉军区，立即停止开枪，事情只能和平解决。张文芳表示无能为力。我则表明了我的态度。到时候可以说明我与“二·二三”事件无关。果然，不到一个月，事件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变，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把“二·二三”定为反革命事件。于是局势急转直下，“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开会，决定成立青海省军管会，由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主任，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同时决定撤销赵永夫职务，隔离审查。把本来在洛阳治病、不在青海的王昭也诬指为“二·二三”事件的幕后指挥者，隔离反省，押回青海审查、批斗。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问是哪个部队开的枪？刘贤权说是独立师(当时有些省的武装民警称为独立师)，并说独立师不归他指挥，由省委政法小组指挥。周恩来问王仲方同志现在何处？刘贤权说，王已离职反省。这时林彪说：王仲方这个人，我找他很久没有找到。他是罗瑞卿的心腹，罗的事他都知道，把他搞起来。
正在四面楚歌、更大的厄运即将降临的时候，西宁市郊区农村彭家寨大队的乡亲们，热烈欢迎我回农村去。这个大队是1964年“四清”时，我带领工作组蹲点的地方，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挨家挨户访贫问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帮助他们通了电，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帮助他们办起砖瓦厂，改善了生活。他们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我也回“家”看看，同农民拉家常，吃他们做的尕面片(尕音嘎，小的意思)、蒸洋芋、腌酸菜。他们听到我将有难，就让我回彭家寨，说我们是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不能把我们怎么的，我们保护你。看到村里的庄稼长得那么茁壮，看到家家户户日子比过去好，我深受感动，觉得就是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对群众这番深情厚谊，我只能心领，却不能去。我深知这个劫难是哪里也躲不过去的，我也不能因为我而引起武斗，连累乡亲。再坏的遭遇，我也要自己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