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班仪式新闻稿（共9篇）
篇1：开班仪式新闻稿
增强党员意识、端正入党动机
—艺术设计学院举行第9期党课培训班开班仪式
2014年4月8日,艺术设计学院第9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在教学楼D113室举行了开班仪式。仪式由学工办XX老师主持，XXXXXX老师以及学院关工委XX、XX、XX老师也应邀参加了开班仪式、，90余名同学参加了此次活动。整场典礼以铿锵有力，以激动人心的《国际歌》拉开序幕，首先，由XXX老师为学员做以“端正入党动机，争做合格党员”的报告，她以切实端正入党动机为切入点，并对党课内容进行系统说明；接着，由XXX老前辈对党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的讲解，并寄予了在场同学们深切的期望；随后，学员代表XXX同学从“严于律己、为党贡献”的角度进行了发言。
本届培训班旨在加深学员对党的认识，端正入党动机，坚定入党决心，从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艺术学院学生党支部
2014年4月8日
篇2：开班仪式新闻稿
撰稿人:杨刚
人间仲春五月天，又逢草木葱茏时。值此仲春之际，为响应学校学风建设之举措，我院结合实际，于5月17日晚，在5号楼302室举行高数提高班开班仪式。化工与材料学院团总支书记、2015级辅导员王慧老师出席本次仪式。
王老师对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方面有着深切的关心；仪式上，她就学生学习发展、兴趣提高、生活情况等作出重要讲话。王老师指出，学院今后不仅开办高数提高班，也创办大物、C语言等提高班；同时，可以根据同学们的兴趣爱好，建立PS、绘图等提高班。旨在提高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技能、爱好等，培养优秀、全面的人才。
王老师还提出对提高班教员、学员的奖励制度，极大地增强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她指出，在这个班里大家要像一家人一样。有困难不怕，大家一起解决。教员们要有耐心，要有责任心，帮助同学，共同进步。
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王老师为教员颁发聘任证书并且合影。最后，在同学们安静自习的环境下，本次仪式圆满结束。
篇3：开班仪式新闻稿
电视新闻:仪式传播与象征秩序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 电视媒介每天通过大量重复化、标准化、程式化、仪式化的节目生产和传播, 从新闻到电视剧, 从各种娱乐节目到体育竞赛, 从国内新闻到国外新闻等, 不断维系和巩固民众对现有国家的合法性认同, 加强着共同体的团结。而电视新闻频道的诞生及大量电视新闻的传播无疑对政治秩序的维护与确立有着重要的仪式意义和仪式价值。按照文化社会学的定义, 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和富于表现性的行动, 一种制度化的创造特殊时空的手段, 个体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2]。从某种意义上说, 电视新闻频道正是一个仪式传播媒介, 它象征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 为我们“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3]9。
可以说, 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 新闻尤其是电视新闻都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 “是举足轻重的新闻”。在《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一书中, 学者研究发现, “在美国人看来, 只有电视———而不是杂志、广播和报纸———才能对公共事件做最深入、最全面、最公正的报道”, 不仅如此, “因为广泛的到达率和较高的可信性, 很明显, 电视新闻具有左右美国舆论的潜力”[4]3。事实上, “电视新闻不仅是一个无人能敌的信息提供者, 而且无可争辩地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看法。因为电视新闻有力地影响着观众对何为国家大事的判断———只要在电视网的新闻中得到最优先的报道, 那么它们就会成为观众心目中最重要的国家大事”[4]7。可以说, “全世界的公众可以通过媒体获取带有普遍性的信息, 这是他们采取政治和文化行动时所依据的相当重要的资源。电视新闻节目可以形成和强化观众对一个问题是不是国家最重要的问题的判断”[4]340。无疑, 电视新闻的重要性和重要地位在我国也同样如此, 电视新闻频道每天的各种栏目、节目, 如《朝日新闻》、《新闻直播间》、《新闻联播》、《新闻1+1》等, 不但是我们日常生活行动的指南针, 也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晴雨表, 更是国家秩序安全的风向标。
不过, 上述认识大体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新闻, 如果从仪式的角度看, 会发现新闻频道的生产与播出“是一个仪式化的行为, 更是一种戏剧化的行为,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并不是单纯的信息, 而是对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的描述”, 因此, “从仪式的角度看, 新闻不是信息, 而是戏剧。它并不是对世界的记述, 而是描绘戏剧性力量与行动的舞台;它只存在于历史性的时间中, 在我们假定的、常常是替代式的社会角色的基础上, 邀请我们参与其中”[3]9。同时, 新闻“作为世界的替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 它是社会共同体所创造的理想的投影”, “是一种对现实的呈现, 它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3]9。可以说, 新闻是一种仪式传播观并不仅仅是美国学者凯瑞的发现, 英国著名学者罗杰·西尔费斯通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他认为作为日常生活的替代, 电视新闻为我们的本体安全、为日常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这种支撑既是无意识的, 也是我们能清楚感知到的, 因为本体安全的维系要靠连续性、稳定性、熟悉性及日常象征符号支撑, 在主体与客体、现实与想象、信心与承诺、焦虑与安全之间进行转换、调节。因为“新闻是让人上瘾的, 世界越混乱, 它就越容易让人上瘾。在调节人们受到的威胁、冒险的行为及危险中, 新闻是一种关键性的机制”[5]24。因此, 新闻成为一个转换器、安全阀, 它提供的仪式惯例为我们生活的安全和秩序提供了保障, 作出了贡献。“每天晚上看新闻其实是一种仪式, 我们沉浸在它的机械性重复中———更重要的是, 它播出了我们熟悉的和陌生的事物, 使人安心的事物和使人感到威胁的事物。”[6]317它能缓解我们的焦虑和恐惧, “就像医生在手术前后详细地把治疗过程告诉患者一样, 信息 (关于灾难或与灾难有关的信息) 也提供了治疗, 像是祈祷者或唱赞美诗的仪式一样。在认知的范围内, 这是一种要求了解的愿望, 它能抚慰我们的焦虑, 保护我们远离恐惧。这样, 信息———这是新闻报道存在的理由———就成为一个故事、一剂治疗剂、一个集体仪式”[5]32。
爱德华·希尔斯指出, 一个社会必须建立一个权威的规范, 即“奇理斯玛”规范, 以便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可以说, 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秩序象征的电视新闻频道所建立的既是“奇理斯玛”权威秩序 (它是符号秩序中心) , 也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作为一个物体:电视屏幕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焦点并为有限度的超越提供了一个框架———它暂时消除了人们的不信任———它让我们从日常单调的世俗惯例中抽身出来, 进入到一个由节目表与节目组成的神圣惯例中。作为一种媒介, 电视延伸了信息世界中的触及面和安全感, 它把我们锁在一个时空网络中———这个网络既是当地的, 也是全球性的;既是家庭的, 也是国家的———它有覆盖我们的危险, 但也为我们想成为一个社群或邻里关系中的一员打下了基础。作为一个娱乐者和信息提供者, 电视以它的体裁与叙述方式刺激并打扰我们, 当然也让我们安宁。”[5]28
就像芬兰人一样,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关注新闻只是一种仪式, 一种划分日常生活节奏的方法和一种疏离的表现———很多人接触新闻是因为他们把新闻看做是与外面世界联系的方式或者生活中的一种固定方式———然而新闻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因此新闻节目并没有完成传送信息的功能;它们为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务, 观众关注新闻节目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和习惯, 从而维持一种安全感”[6]295。的确, 作为“国家在场”的电视新闻频道, 不在于你看不看它 (电视) , 而在于它是否存在。试想, 假如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中看不到电视新闻, 没有电视的播出, 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个国家出现了问题。因此, 虽然我们会常常抱怨电视节目呈现的世界充满了战争、骚乱、自然灾害、犯罪等, 但作为“视听界的主人”和“沙发上的帝国者”, 在家里观看电视的我们还是会庆幸我们的安然无恙和平静无忧, 而这正是电视的魅力和“新闻的力量”。
电视时间:日常收看与社会整合
可以说, 时间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媒介, 更为重要的是, 时间的特殊组织模式也是构建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至关重要的层面。那么, 时间与媒介, 电视与日常收看, 仪式与社会整合有着怎样的关系, 电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许多媒介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英国学者罗杰·西尔费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电视已经殖民到了社会现实的基本层面”, 融入了日常生活的结构中, 构成了我们本体的安全支撑。“它既是一个打扰者, 也是一个抚慰者, 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 也会误传信息, 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的日常轨道中, 这是它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意义。———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5]5总之, “电视不再是孤立的媒介技术, 它迅速地嵌入到技术与媒介正在会合的文化之中”, 而其中电视媒介的时间性对于社会整合及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 “以时间作为媒介的广播电视已深刻地蕴涵于现代社会的时间节奏之中, 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再现等因素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对现代性的传递、对社会领域的标准化和对私人领域的社会化。同时, 广播和电视在个体语境、人际语境以及制度语境中, 维持了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以及每天都要做的那些事情”[6]306。的确, “时间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权力问题, 到底谁有权力界定时间, 这是谁有权力将一个标准的或全国性时间强加给他人的问题, 也是时间与传播模式之间关系的问题”[6]312。我们可以看到, “在电视机前, 时间飞逝。以前由日历上安排好的计划, 现在由电视节目预告代劳。在每一次我们参与的事件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从一种日常生活空间进入另一种日常生活空间, 跨越一道界限或门槛, 进入有着清晰标志的仪式空间中, 日常生活极端的平常性由一种不同类型的极端———高度象征化的极端所取代。在这些仪式性空间里, 日常生活的文化得到强化”[5]250。
无疑,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电视重新构建了我们的时间, 将我们整合到一个社会中, 同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参与了电视的实践, 一种构建和再构建的过程。有人说, 电视是国家呈现在客厅内的面孔, 普通的客厅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私人领域, 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冲突发生的场所。“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那些共同体或民族这类抽象概念的构成性动因, 那么客厅正是我们的切入点。如果关注传播在这些概念的形成、维持、重新创造和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 我们特别应当从研究客厅入手。”[6]336的确,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是由家庭组成的, 在这类广播电视节目里, 核心家庭是诸多节目话语中未言明的前提;不仅这种节目是面向“家庭受众”的, 而且这种对家庭的重视也决定了节目内容和表现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 “广播电视不仅使人们获得只有亲身到场的人才能获得的体验。除此之外, 在增进象征意义上的国家的统一, 将个人及其家庭与国家核心生活联系起来, 赋予受众一个自我的国家的形象这些方面广播电视技术的‘神奇地毯’已经发挥了根本作用, 这里的国家是个可认知的社会群体, 是超越了日常狭隘成长的更广阔、公共的世界, 是这些技术给予了通向它的象征性路径[7]。”的确, 正因为有了电视媒介, 现代人已不再亲身参加公共典礼, 而是在家中通过电视媒体收看, 专注一个象征性的核心, 如观看“两会”、“感动中国”、“嫦娥六号”升空等, 因此应该“把看电视理解为是一种仪式, 其功能是构建家庭生活, 并且提供参与到民族共同体中的符号模式以及消费和生产的行动模式中去”[6]327。
虽然也有学者指出, “在当今已经世俗化的工业社会里, 仪式感的东西比过去逊色许多。由于工业化社会的规模及本质的缘故, 其中所有的公民根本无法相识”, 但“因此就必须制造一种持久性的集体认同感, 仪式也就成为一种把共同体联系起来的模式”[6]337。
很明显, 电视新闻频道的设立正是制度性仪式实践与生产的典范。它将公共与私人、神圣与世俗、国家与个人、信念与行动、民族与共同体、全球化与本土性等有效地连接起来, 构筑着我们的生活和情感, 也维护着我们的信念和安全。围绕着新闻频道的仪式性生产及制度性认同实践, 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空间和基本的文化价值系统, 也构成了国人日常生活本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涵化”和“主流化”效果也正是电视新闻传播的主要功能。
电视空间:共同体与国家认同
有学者指出:“传播的政治学已经和空间及地域的政治学交会在一起;有关传播的问题也是关于共同体的本质与范围的问题。”[6]320当前, 中国正面临着全球化、数字化、市场化的巨大冲击, 同时又处在一个从“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 从“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 在这样一个多元而又快速变动的社会中, 原有的认同消失了, 人们需用新的认同构筑自己, 人们需用文化来构筑界线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 通过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 如语言、宗教、神话、信仰、价值体系等将人们整合到民族国家共同体当中, 从而保持民族认同的凝聚性。而电视媒介是一种构建国家共同体及认同的重要工具。有学者指出:“无线电广播和稍后出现的电视是制造‘我们感’的强有力工具。它们直接向受众传播发生在整个国家范围的各种事件和仪式、各种形象和符号, 从而使国家这一观念变得真实可感。”[8]392通过电视, 国家成为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了解的共同体。如同社会生活的坐标, “电视以默默无闻的方式成为国家文化的‘最中心’;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地再生产, 系统而又有规律地展开各种活动进程———节日、典礼和仪式, 不分大小, 也不论凡俗和神圣”[8]393。
可以说, 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国家各种各样的界定中都强调了这一点。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国家是在确定的领土边界内建立最高管辖权, 并通过一套永久性机构行使权威的政治结合体。”它有5个关键特征: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机构被认为是“公共性”的;国家的活动是合法的;国家是统治的工具;国家是一个领土单位。[9]著名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温特强调, 国家是一个有意图的行为体, 国家具有自我意识, 即“国家也是人”, 换言之“国家的指涉客体应该被概化为一种组织行为体, 这一组织行为体与国家凭借政治权威结构所统治的社会有着内在的联系”。而民族主义者安德森对民族—国家的界定更赢得了广泛认同, 他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 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 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 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构建。从上面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共同体, 它是建立在每个民族—国家之上的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意识形态共同体。而在全球化时代, 置身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的语境中, “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 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10], 因此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了。
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 新闻传播中遵循的最高价值原则, 都是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首要的和最根本的价值取向的。因此, 新闻必须与它的共同体共有一种情感, 一套兴趣、品位和价值观。因为在一个民族国家中, 人不仅是个体的, 而且也一定是民族的、国家的。每个人总要根据自己所属的国家来确定自己的身份, 从自己的国家中获得一种力量, 表达对自己所属国家的忠诚, 找到一种归属感、安全感、意义感。美国学者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中指出:“新闻的首要目的源自新闻从业者作为国家与社会构建者与符号场域的管理者等功能。因此, 新闻最重要的目的是为符号场域与公民阶层提供有关国家与社会的全面的、典型的图像 (或构建) 。”[11]
可以说, 传播和共同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一个最普通、最广泛、最日常的大众媒介, 电视跨越了时空, 抹平了差异, 它每天持续不断地播出, 不但将大量信息带到我们眼前, 同时也让民族、国家这些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成我们每天可见、触手可及的形象, 它让我们在面对灾难时“同呼吸, 共命运”, 如“汶川地震”时刻;它让我们在面对敌对势力时, 同心同德, 众志成城, 如奥运会传递火炬受挫时。这也清醒地提示我们, “作为公民, 就意味着在空间上与同时代的关系:这是一种超乎阶层与血缘的关系, 所有人一视同仁, 都是政治这顶华盖下地位相同的公民;……与分享同一遗产的祖辈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广泛而深远”[3]28。
无疑, 作为反映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象征话语体系的电视新闻, 代表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意志、利益和尊严, 展示了一个国家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和意义结构, 确认了国家的合法性、价值目标和行动方向, 也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公民认同、意义、信心和希望的来源。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构建, 通过每一条新闻、每一次播报, 电视新闻使我们成为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一员, 它构建了我们对国家的认同, 也为国民提供其强烈的归属感、身份感、安全感和团结感。它不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的向心力、凝聚力作用, 同时也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支持和信念支持, 而这也正是它的仪式传播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摘要：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新闻频道是全国乃至全球覆盖率和收视率较高、影响较大的电视新闻节目, 也是国家政治权威与秩序的象征, 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仪式”。本论文从仪式传播角度论述了电视新闻在确立政治权威秩序、整合社会意识、构建国家共同体、提供身份认同中的仪式传播价值和仪式传播功能。
关键词：仪式传播,电视新闻,共同体,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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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开班仪式新闻稿
实施全省万名村干部培训工程,是省委、省政府强化农村基层组织、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从去年开始,全省计划利用五年时间,对1万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选聘高校毕业生(选调生)进行系统培训,每年培训2000名,目的是全面提高村级干部综合素质,增强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能力。去年,我们在这里成功地举办了7期培训班,做到了人员齐、出勤好、内容新、效果好,受到了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部门和基层干部的好评,成为全省培训工作一张名片。
下面,根据这次培训班的要求,讲三点意见。
1.站在统筹推进“三化”的高度,充分認识开展好村干部培训的重要性
今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重要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时期“三农”工作思路,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实施县域突破战略,做大做强县域中心城镇,重统筹,强基础,抓改革,惠民生,走具有吉林特色的农村“三化”统筹之路,确保粮食稳步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县域财力明显增强,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为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提出重点实施好增产百亿斤粮、百亿斤肉、百万亩棚膜蔬菜、百户重点龙头企业、百万农村劳动力转移“五百工程”和新农村建设“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全面提高全省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水平。今年,农业农村经济总体目标是:正常年景下,粮食总产量达到550亿斤,力争突破历史最高水平;畜牧业产值实现932亿元,比上年增长10%;林业总产值实现730亿元,比上年增长15%以上,力争达到750亿元;园艺特产业产值实现6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达到2550亿元,比上年增长18%以上;转移农村劳动力350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8%,力争达到10%;县及县以下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三者相辅相成,必须协调推进。统筹推进“三化”,重在夯实基础,关键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根本在于提高干部素质。实施万名村干部培训工程,对于统筹推进“三化”有着重大的保障作用和长远的意义。
第一,实施万名村干部培训,有利于推动现代农业建设。我们是农业大省,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具有发展粮食大省、畜牧业大省、农产品加工业大省、林业大省和特产业大省的优势,玉米、水稻、肉猪、肉牛、禽类、蔬菜、瓜果、人参、鹿茸、食用菌、林蛙、中药材等生产在全国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具备了建设现代农业的基础条件。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我们不仅要依靠现代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还必须培养一大批农业科技人员、农业工作的组织者和现代农业建设的带头人。实施万名村干部培训,不仅可以让大家了解国内外现代农业发展的动态、前瞻科技最新成果、把握实现现代农业具体途径和措施,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挥各地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依靠我们村“两委”干部的组织推动作用,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区,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
第二,实施万名村干部培训,有利于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主要是解决过去偏重于城市建设、忽视农村发展的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劳动就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统筹是工作摆布问题,是方法论。我们要通过系统培训,着重学习统筹城乡的方法,进一步明确统筹城乡的含义、内容,通过有效地组织实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当前,我省在统筹城乡发展上,呈现出“四个集中、四化”趋势:一是产业向园区集中,实现产业发展园区化。目前,我省无论是工业还是畜禽养殖、以及棚膜蔬菜、瓜果、特产业等,都向大规模基地发展,向园区集中;二是土地向大场大户集中,实现土地经营集约化。现在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一些种田能手和大户土地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大批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由农村转向城镇,开辟新的增收领域,到目前,全省土地流转面积已达到39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8.4%;三是居住向中心村和城镇集中,实现居住社区化。吉林市城郊九座村今年盖起了2800户农户居住的农民新村,集中居住了6个村的农民,一次性整理出土地500公顷,极大地缓解了城镇建设用地不足问题。目前,这种农民居住社区化的方式,在吉林市郊区、长春市郊区、农安县陈家店村、梨树县霍家店村等地得到了推广;四是产业经营向合作社集中,实现组织合作化。近两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向雨后春笋一样,在吉林大地蓬勃发展、遍地开花。截止2009年末,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5723个,入社农户41万户,带动农户50万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10.8%和13.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要积极顺应统筹城乡发展这种大趋势、大变化,努力学习,主动站位,借鉴经验,把统筹推进“三化”工作做得更好。
第三,实施万名村干部培训,有利于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农村改革发展跨入历史新阶段,从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到重大原则,从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到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到落实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从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到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到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到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全面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到强化农村社会管理,等等,这些重大部署和战略决策,都是新要求,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系统把握、学足用活、付诸实践,可以说,我们这次培训班,是中央和省关于“三农”政策理论学习研讨班。
第四,实施万名村干部培训,有利于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力。村党支部是党组织建设的前沿阵地、桥头堡,既是党在农村各项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又是党联系农民群众的领导核心。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增强村级“两委”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对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密切党群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省委、省政府作出培训万名村干部的重大部署,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和四中全会决定,深入落实省九次党代会、九届六次和八次全会决定的具体步骤,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关注基层组织建设,关心村干部培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是新时期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这也充分反映了当前提高村干部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通过这次村“两委”换届,我省村干部呈现出新担任村干部的领导增多、项目支书增多、两委主要领导“一肩挑“的人员增多,加之现在全省统筹城乡、推进“三化”、建设新农村任务艰巨,必须加强培训,提高村干部综合素质。希望同志们要从思想上认识这次培训的重要意义,增强学习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自觉地端正学习态度,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
2. 切实加强组织管理,确保学习培训取得实效
实施万名村干部培训工程,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内容,工作量大、任务繁重,能否高标准、高质量的完成这项任务,达到预期目标,关键在于加强领导、科学组织、强化约束、完善管理。我们这期培训班,要继承和发扬以往村干部培训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从强化组织管理、提高培训质量着手,从增强同志们的自觉性、主动性着眼,从加强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选送单位协同配合着实,全面落实保证培训工作顺利开展的有效措施和运行机制,保证培训工作稳步实施、扎实推进、取得实效。
(一)科学安排培训内容,确保学有所获。万名村干部培训,从培训的组织方式,到学习的内容,以及整个活动的安排,比以往其他的培训学习都有所创新。这次村干部培训安排10天时间,课程17讲,授课人员都是熟悉“三农”工作的领导、知名专家,培训内容是涉及到10个大方面,既有“三农”政策理论,又有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既有现代农业建设,又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既有农村综合改革,又有农村土地承包、农业政策保险、农村“三资”管理;既有农村普法教育,又有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等等,培训内容十分丰富和新颖。培训期间,我们还将安排村干部和农大专家开展智力对接、参观考察、座谈讨论、问卷调查和观看专题片等活动,做到了培训内容全面、系统和深入,希望大家要认真学习,丰富知识,完善自我。
(二)严格组织培训活动,强化管理措施。具体要做到“四个保证”、“三个完善”。“四个保证”:一要保证培训时间,10天培训,安排课程9天半,加上报到和返程,共11天,培训不准提前结束。二要保证培训课时,共17讲,基本上是上下午各1讲,培训单位要根据授课领导和专家的时间,合理调整和安排授课人员,不准出现停课、少课现象。三要保证培训人员,凡是参加培训的学员,要安排好村里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培训期间,一律不给假,不准中途辍学。四要保证培训秩序。在培训期间,要坚持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外出,不会客;在课堂上要全神贯注听课,认真做好笔记;要注意寝室内环境卫生,按规定时间就寝和起床;要保管好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安全;业余时间不赌博,不酗酒,服从校方和主办单位的管理和领导。“三个完善”:一是完善培训制度,前期班没有培训的后期班要补上,今年没有培训的明年要补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万名村干部培训不流于形式;二是完善管理制度,要制定万名村干部培训管理规定,建立课前课后点名制度、请假消假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市(州)和县(市、区)带队管理制度等,这些制度都要进行明确、严格遵守、落到实处;三是完善奖惩制度,对于在培训过程中,学习认真、表现突出的,按10%比例评选优秀学员,颁发证书并给予通报表扬;对于积极主动、认真负责的市、县带队同志,省里将择优颁发“万名村干部培训优秀管理工作者”证书;对于那些学习表现不好,违反有关规章制度的,给予通报批评,并发至当地县(市、区)党委、政府;对于没有完成学习任务的,除了要及时补课外,不予安排省级示范村。大家要尽快转变角色,从以往繁忙的工作中迅速转入到学习上来,每个同志都要坐得住,静下心,集中精力,潜心学习。培训期间,我们还要听取学员的学习体会和意见建议,希望大家积极准备,畅所欲言,共同为推进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献计献策。
(三)加强卫生防疫工作,保障身体健康。今年培训人员多,时间跨度长,保证所有参训人员身体健康,至始至终完成学习任务,压力很大。开班之前,省农委专门向省卫生防疫部门通报了举办这次培训班的情况,请求省卫生疾控部门给予专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吉林农业大学也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力争整个培训期间,学习环境清新整洁,卫生防疫及时到位,不出现疾病流行。具体要落实好以下几项措施:一是要安排好学员的生活。吉林农业大学要妥善安排好学员的住宿和饮食,保证寝室温度、膳食营养、食品安全和热水供应,创建良好学习生活环境,增强学员体质和抗病能力;二是要落实有关防控措施。主要是做好住宿寝室、授课地点、就餐食堂等主要活动场所的卫生消毒、通风工作,如有发病的及时到校卫生院就诊治疗。在住宿地点要备有体温计,以便学员随时测量体温;三是要建立报告制度。学员出现身体不适的,要第一时间向省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带班的工作人员报告,以利及早采取措施,及早治疗,早日康复。
3.做好学习与实践结合的文章,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检验这次培训成果,关键看能否将学到的理论知识、政策法规、工作思路应用到实践中去,不断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当前,农村改革发展日新月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学习,深入研究,拓展思路,更新观念,提高素质。
一是要加强学习,提高基层干部自身能力。通过培训,要重点提高村干部贯彻落实政策、带领群众致富、为民服务、促和谐保稳定、防腐拒变五种能力。提高贯彻落实政策能力是前提,这是衡量我们基层干部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关于“三农”工作重大部署和决策的坚定性、执行力的重要标志,代表着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提高带领群众致富能力是关键,“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支部”,培养一个带头人,就能富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这是老百姓的期盼,也是对我们基层干部的最起码要求;提高为民服务能力是核心,主要是我们要怀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盼群众之所盼,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提高促和諧保稳定能力是基础,这是反映我们基层干部解决深层次矛盾、驾驭复杂局势能力的重要表现;提高防腐拒变能力是根本,坚决抵制各种诱惑,不断加强廉政建设。
二是要开阔视野,理清发展思路。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统筹“三化”建设这一总体要求,有针对性进行深入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思维,转变观念,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带班子建组织强队伍、抓经济促发展保稳定的实践中,运用到我们新农村建设工作当中去,真正做到武装头脑,推动工作。要结合各村的资源禀赋,认真进行思考,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把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与各地实际结合起来,广泛听取和尊重领导、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坚持引智下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做大做强区域经济亮点。
三是要认真总结,宣传贯彻到基层。我们这次学习获取的知识很多,得到的信息很多,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大家一定要认真总结和归纳所学到的一些好知识、好政策、好办法、好经验,向基层干部群众进行宣讲,把党的强农富民政策贯彻到基层,把好的致富信息宣传到基层。这次学习,大家结识了不少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兄弟村的干部,这些都是今后发展的宝贵财富,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活动,大家要经常保持联系,相互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篇5：开班仪式新闻稿
2015年7月19日上午，由Adobe创意大学运维管理中心（北京中科希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承办的2015Adobe创意大学全国教师培训开班仪式在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报告厅隆重举行。
此次Adobe创意大学师资培训响应国务院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秉承“以产业促教育改革、以教育助产业腾飞”的宗旨，适应了我国高等教育职业化改革发展的需要。培训分为创意设计、影视设计、数字出版、用户界面及交互设计、动漫设计、PS图像大师六个专业方向，来自全国70余所院校的150多位骨干教师前来参加这次培训。
会上同时举行了中科希望与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双方将在提升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推荐、实习实训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共同推进教育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出席本次仪式的嘉宾有：北京中科希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明陶先生、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院长蒋秀明教授、天津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张华泉先生、中国包装联合会设计委员会秘书长李利华先生、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郭振山教授、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总裁助理高玮女士、爱奇艺用户体验设计经理李威先生、Adobe创意大学运维管理中心负责人靳岩先生等。
与会领导和嘉宾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对“2015Adobe创意大学教师培训”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指导建议和殷切希望。Adobe技术解决方案咨询顾问张振华先生在仪式中为大家带来了“Adobe移动数字教学平台新体验”的主题讲座，更增强了开班仪式的内涵。
此次活动，从专家授课、学术讲座、交流互动以及成果评价等每一个环节都精心策划，精益求精，努力提升品质、提高质量，让大家学有所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希望参与此次培训的各位老师能学习到新的理念，探索更有效的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水平，打造精彩课堂！
北京中科希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明陶先生致辞
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院长蒋秀明教授致辞
中国包装联合会设计委员会秘书长李利华先生致辞
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郭振山教授致辞
双方代表签约战略合作伙伴
双方领导为战略合作伙伴揭牌
动漫设计方向讲师刘洋先生发言
参训教师代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王珊老师发言
Adobe创意大学运维管理中心负责人靳岩先生致辞
Adobe解决方案咨询顾问张振华先生在开班中为老师们做了精彩的技术方案分享
美女主持靓丽端庄，开班仪式精彩纷呈
领导和嘉宾热烈鼓掌
参训教师记录开班仪式精彩瞬间
领导和嘉宾到为本次教师培训剪彩
2015Adobe创意大学教师培训全家福
篇6：开班仪式新闻稿
兴隆乡直小学一年级家长学校开班仪式新闻报道 4月25日下午，兴隆乡直小学召开了一年级家长学校开班仪式。会上183名学生家长听取了孟校长做的《家校携手，为孩子共创一片蓝天》家庭教育专题讲座，优秀教师代表张威老师做的《家校同行，共育阳光少年》家庭教育专题讲座，还观看了家庭教育专家知心姐姐卢勤老师的《爱孩子的十种方法》讲座视频，整个活动因为老师们的精心准备和家长们的积极参与、主动配合而充满了温馨与和谐，也一定能够带动、感召更多的朋友积极、主动的参加我们的家校工作中来，为学校今后的发展和孩子的长远发展建言献策，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理念相合，方法相容，责任共担，形成合力，共同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
篇7：开班仪式
一、课堂纪律规范、课程安排、师资简介。
二、村支书讲话。
三、上届优秀学员讲话。
四、新生代表讲话。
篇8：开班仪式新闻稿
“中华环境友好企业”评估是中华环保联合会经报环境保护部批准,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项评估工作, 自开展以来得到了社会各行各业的积极响应。此项活动旨在达到两个效果, 一是从行业层面, 广泛推行清洁生产, 鼓励节能降耗, 构建低消耗、少污染的环境友好生产体系, 增强各行业的资源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转变行业发展观念, 创新行业发展模式, 提高行业发展质量;二是从公众层面, 引导公众开展环境友好消费, 倡导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 通过环境友好的消费选择带动环境友好产品的生产和服务。
为推动煤炭企业积极确立环境友好理念, 中华环保联合会与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共同组织开展中华环境友好煤炭企业的评估工作, 旨在树立一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环境与经济“双赢”的煤炭企业典范, 促进煤炭行业尽早实现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
此次授牌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上, 有中国神华神东煤炭分公司,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二号煤矿、兴隆庄煤矿、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屯兰矿、马兰矿, 神华天隆集团武家塔露天煤矿等四家煤炭企业和五家煤炭单位分别获得中华环境友好煤炭企业 (单位) 称号。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在发布会上的讲话指出, 煤炭行业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任务非常紧迫而重要, 要通过煤炭行业环境友好企业的建设, 实现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希望中华环保联合会继续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结合各行业特点, 在全国范围内把环境友好评估这项工作开展好, 从而使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进一步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进程。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在讲话中认为, 中华环保联合会和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共同开展的环境友好评估活动, 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加快煤炭行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次有意义的具体实践活动。
篇9：仪式观下的新闻观
【关键词】詹姆斯·凯瑞 传播仪式观 传播技术
一直以来我们对“传播”一词的理解、我们对传播意义的阐释都侧重于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传授、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别人。基于这样一种对传播的理解，我们在对传播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只关注信息在空间上的传递和发布。然而这样一种研究的视角和理念是不是科学并有意义的呢？笔者还无法给出答案，但《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给出了对“传播”理解的另一个维度，将传播放置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视角独特的分析、研究，为我们更加全面的理解传播提供了可能。
本书开篇中，作者詹姆斯·W·凯瑞便提出了两种传播观念：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①
根据凯瑞的描述，传递观将传播理解为传授、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别人，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传播的仪式观源自更为古老的观点，传播一词与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联合（association）团体（fellowship）及拥有共同信仰(the possession of a common faith)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与沟通(communication)。传播的仪式观并非只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
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一、仪式观视角下的新闻观
“在任何一个社会，权力都是一件被膜拜的东西，在民主政体中，权力是唯一被膜拜的东西。”②凯瑞将纳图勒·法朗士所说的“财富”替换为“权力”，来表达权力在民主社会中对大众传播的统治。
在第三章对“大众”和“媒介”的思考中，凯瑞说到“现实是一种难得的资源，像其他稀有资源一样，人们为此你争我夺；它被分配给各种目标和计划、被赋予特定的意义与潜力；它被消耗、被保存、被合理化、被分配。权力的基本形式就是对这种资源进行界定、分配与展示的权力。因此，艺术家所描绘的以及作家所写、言者所言、电影摄制者所拍摄、广播电视所广播的，同时也就是社会对现实的必争之地。它不是脱离现实力量的观念冲突，也不是技术的冲突，或社会关系的冲突，它是同时发生的、连动作用的观念、技术和社会关系的斗争。因此，首要的不是传播效果的冲突，而是本身就是效果的行为与实践的冲突。”③
“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实之稀缺在于我们缺乏接近现实的途径。有说的就有听的，有写的就有读的，有拍电影的就有看电影的，因此，你可以说我们是主动创造这个世界的族类；但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说我们是无法接近实现这一奇迹机制的此等族类。”④
根据凯瑞的描述，现实是一种需要权力才可以支配和建构的稀缺资源，普通大众无法切实有效的接近事实。而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所谓的事实是各种现实生产机制——包括教室、期刊、书籍，甚至报纸、电影和广播电视——根据阶级冲突和地位冲突中掌握权力一方的意志所构建的。
根据传播的仪式观，可以将新闻理解为社会意识的产物。作为社会意识的新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新闻事实，另一部分是新闻报道者的价值观、价值判断。事实是作为新闻的本源，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但是这种对客观现实的反应，并不是纯客观、不掺杂任何个人意识的产物。在记者采访、写作的过程中，在编辑选取稿件的过程中，都会有意无意的掺入个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而这种观念和判断是形成于统治阶级所建构的意识形态之中的。
正因为现实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掌握这种资源的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现代大众媒介的性质决定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和回馈机制的模式。人们无法参与到对现实的决策过程，因为大多数人并没有发言权。
这种担忧在现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技术的进步、传播方式的多样和便捷，是否一定会促进人们对客观现实的理解，建构意见的自由市场并使不同的意见彼此“交锋”以达到一致，最终形成民主。特别是网络的出现，很多人将其视为公共领域回归的一剂良药，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理想。网络在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运用传播的仪式观，对新技术进行分析来更好的理解传播，并发挥其效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二、“技术不是一个人工产物，而是一个行动者”
“现代传播手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体验与意识，改变了人们兴趣和感觉的构成，改变了通常人们对活着与对所处的社会关系的认识。”⑤
在《作为文化的传播》的最后一章，凯瑞系统的论述了电报作为一种革新技术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凯瑞首先提出了研究电报影响力的必要性：第一，第一个通讯王国和许多工业王国的雏形出现在电报发明运用之后；其次，电子工业第一个真正的奠基产品是电报，第一个以科学和工程为基础的工业也是电报；再次，语言性质也因电报而发生了转变，意识结构与日常只是也随着有所改变；最后，传播因电报而产生分水岭。
在考察电报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凯瑞认为其间存在三种关系：一，电报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二，公众的想象；三，电报对日常观念——思想、自然态度、实践意常识——的影响。而他关注的焦点是尚未被研究的第三种关系上。
凯瑞提出电报对日常观念的的研究应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电报对语言和新闻业的影响。其次是帝国。他集中描述电报如何改变日常事务中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方式，尤其考察进入实践意识的时间的变化形态。
凯瑞通过商品市场和标准时间来审视电报对意识形态和日常观念的影响。首先是商品市场，在电报发明之前，商品交易是以空间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各个地区之间的商品价格互不相同，而且不同区域间的价格影响很小。而贸易则是通过地方之间的差价来赚取利润。而电报出现之后，各个不同的地域可以在第一时间相互沟通商品的价格信息，这样差价就变得越来越小，通过不同地域间的商品差价来赚取利润的贸易形式逐渐消失。而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以时间为维度的商品交易形式——期货。通过购买商品存积，待之涨价后出货来赚取利润。这些变化有赖于市场和商品体系的一些特殊变化。它要求信息的运动独立于产品并快于产品，要求价格在空间上得以统一，还要求商品与代表商品的单据相分离。
电报对时间的影响表现为它促进了标准时间的产生。电报不仅将信息的传播脱离出实体的传播，而且可以反过来控制实体，在当时具体表现为控制火车的运行。在电报出现之前，美国各地都采用各自不同的时间，有时距离不远的几个城市间的时间却大相径庭。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最为突出的便是火车时刻表。因为各地时间的差异，各地的旅客常常不能准确的得知到站时间并因此错过班次，更为不幸的是相向而行的火车因此而对撞。基于这种原因，标准时间应运而生，而标准时间产生的前提，正是时间可以通过电报而相互沟通。
凯瑞并没有评判电报对于日常观念影响到底是好是坏，在前言中他也提到“论文并不旨在消除传播与技术的矛盾或美国文化中的不确定性，而是把这些矛盾与不确定性当作一种源泉，探索他们”⑥“对那些是我们困惑的问题有更准确的了解”⑦并使人们“走出对传播与技术进步田园牧歌式的陶醉、对其威力和统治的可怕的描述”⑧。
一直以来，无论是研究学者还是宗教都将技术看作是解决人类问题的一剂良药，好像新技术的出现就能够完全、彻底的消除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在凯瑞看来不是这样的。
印刷品代替口语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形式，这样在空间上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凯瑞在书中援引杜威的观点认为“舆论只能在讨论中、当讨论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活跃时才得以实现……我们所欠缺的是开展这种交流所必需的方法：即公众得以形成并能够产生意见的公共生活机制”⑨。由于新技术在空间上阻断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所以很难形成客观、民主的舆论。
印刷品和电报如此，那么更先进的技术呢？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最后一章中说到“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⑩。
“技术不是一个人工产物（artifact），而且是一个行动者（actor）。”⑾凯瑞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凯瑞和其他批判看待传播技术的研究者来说，技术本身是有所指的。它能够潜移默化的带来某些变化——包括思想、政治、感知、社会、内容——而不取决于使用者。
现如今，新技术层出不穷。便携式电脑、多媒体移动终端……在3G网络的支持下，传播的形式和手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当我们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时，是否还要保持似乎一贯为之的热情，并简单的认为技术的进步会必然的带来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不必急着给媒介和技术定性，我们抱有的态度应该和凯瑞相似，那就是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研究，以求更准确的理解传播与技术。□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⑾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8：4、66、65、65、1、7、7、8、60、6
⑩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2009年5月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134
（作者：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