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精选7篇）
篇1：死缓
论死缓制度的缺憾及其弥补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独创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既可以通过保留死刑实际执行的可能性而维护死刑特有的威慑力,又由于被判处死缓的人事实上基本都没有被执行死刑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教育功能和改造功能.死缓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但该制度在理论及实践方面都存在着缺憾,从而限制了死缓制度效用的发挥,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明晰,并提出相应的`弥补措施.这样不仅能够发挥其本身的特点,而且将成为目前我国限制死刑的合理且现实的选择.
作 者：刘霜 LIU Shuang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开封,475001刊 名：西南政法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WUPL年，卷(期)：7(6)分类号：G02关键词：死缓 死刑 暴力犯罪 非暴力犯罪
篇2：死缓
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5月8日，被告人吉星鹏与被害人小祁(女，殁年22岁)登记结婚。婚后3个月，吉星鹏怀疑妻子与他人有染，两人产生矛盾，并数次争执。2013年4月24日晚，与朋友聚会饮酒时，吉星鹏听闻朋友讲述小祁与他人有染之事。次日早晨6时许，吉星鹏酒后回到家，即就饮酒期间所听朋友所述之事与妻子发生争执，争执中吉星鹏先后持菜刀、水果刀对妻子头部、胸背部、四肢等部位砍击和捅刺数十下，致妻子当场死亡。吉星鹏行凶期间，其父拨打110电话报警，后公安民警在其住处将其抓获并带至公安机关调查。
法院认为，被告人吉星鹏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在父亲报警、母亲出门呼救后，虽一直留在现场，但明知有人报警仍继续行凶，而无放弃犯罪、防止危害后果扩大之意愿，不符合自动投案主动性与自愿性的实质要求，法院不采纳“被告人系自首”的辩解理由及辩护意见。
法院同时认为，被告人吉星鹏仅因听信传言而怀疑妻子不忠，持菜刀、水果刀砍切、捅刺妻子数十下致死，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本案系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犯罪，结合具体案情，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是，被告人吉星鹏故意杀人手段特别残忍，且未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故有必要对其限制减刑。
为此，南京中院作出前述一审判决。
主审法官黄霞在接受采访时分析了判决结果：死缓限制减刑的至少服刑22年。
回家过年没钱花 男子抢劫杀人被判死缓
男子预谋抢钱回家过年，竟打起了按摩女的主意，假意接受服务实为抢劫，在抢劫后因害怕对方报警将其掐死。日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起在该市影响较大的1.30抢劫杀人案，受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作出二审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区绿晟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五千元；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决定执行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千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区绿晟预谋抢钱回家过年，于2013年1月30日下午4时许，以接受服务为由进入赣州市章贡区一按摩店内，采取双手掐颈的手段，抢得被害人小菁现金人民币650元。区绿晟因担心被害人报警，遂将小菁掐死。接着，区绿晟又将被害人包内一
部价值3825元手机及充电器拿走后逃离了现场。
2013年2月28日，被告人区绿晟被抓获归案。
赣州中院一审审理认为，被告人区绿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手段当场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抢劫罪。区绿晟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区绿晟在实施故意杀人犯罪行为之后，临时起意拿走他人价值人民币3825元的财物，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区绿晟在被害人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以扼颈的方式将其故意杀害，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应予严惩。区绿晟虽如实供述罪行，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法院遂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五千元；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九千元。
区绿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但鉴于区绿晟系临时起意故意杀人、有悔罪表现、其亲属竭力赔偿等情节，对其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该院遂作出上述终审判决。
因“领导强奸妻子”将其枪杀 最高法未核准死刑 审案经过
故意杀人罪一审判死刑
王某的尸检报告显示，在他的前额偏左软组织内取出了四角形钉头式自制弹丸两枚，右侧小脑组织内提取四角形钉头式自制弹丸一枚。不过，王某身上取出的钉头式自制弹丸丢失，并且王某体内的子弹数也与当时的口供不符。朱世芳在庭审中表示，自己并非想置对方于死地，而是威胁对方承认强奸了自己的老婆，并希望在场的三人能够作证，好去县城告王某。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朱世芳先购买发令枪等作案工具，并通过实验改良增强发令枪的杀伤力，后用该发令枪朝被害人头部多次射击，具有杀害王某的主观故意，并导致王某死亡的结果，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权，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此外，朱世芳故意伤害徐某夫妇，致二人轻伤，侵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构成故意伤害罪。
同时，日照中院认为，郭培花当年被强奸的情节由于当事人死亡，也无法被认定。2011年7月5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朱世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死刑裁定最高法未核准
宣判后，朱世芳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2年3月14日，最高法出具刑事裁定书，认定第一审判决和第二审裁定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裁定，不核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朱世芳死刑的裁定，并发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随后，山东省高院将此案再次发回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去年8月31日，日照中院再次认定朱世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此后，朱世芳再次上诉。
今年4月10日，记者致电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案已经审结完毕，递交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截至记者发稿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未给出答复，目前该案仍在山东高院进一步审理中。
4月13日，朱世芳的代理律师北京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年表示，此案有两点无法查清，首先，因王某已经死亡，所以“强奸说”已无法认定，但也无法排除，因此此案中王某是否存有明显过错，也无法排除。其次，郭小年认为，朱世芳改装发令枪的情节证据不完整。虽然尸检报告显示，当年从王某尸体里曾提取过三枚改装的发令枪子弹，但这些子弹已丢失，证据不完整。根据最高法死刑复核的规定，在证据不足和情节不清的情况下，应该不适用于死刑。
海南一被告持刀杀害见义勇为保安一审获死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国际为吸毒而盗窃，被保安人员发现控制后，为逃避抓捕而持刀故意捅刺被害人左胸等要害部位多刀，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其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被告人梁国际因犯贩卖毒品罪，曾被三次判处有期徒刑，且第三次刑罚执行完毕后未满一年零二个月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予严惩，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庭审中，王才发的父母也到庭参与了诉讼，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丧葬费18358元。法院经审理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
宣判后，被告人梁国际表示不服，要求上诉。
王才发勇斗歹徒不幸殉职的感人事迹，引起强烈反响。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作出批示，称赞王才发同志是海南省又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王才发被海南省委追认为中共党员，同时被追授烈士、爱岗敬业模范、海南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称号。
“安医大图书馆命案”终审获死刑 一审判死缓 记者3月28日从安徽省高院获悉，备受关注的安徽省“安医大图书馆命案”已由该院改判。被告人胡某一审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后，检察机关以量刑偏轻为由提起抗诉，近日安徽高院二审改判胡某死刑。
安徽高院认为，胡某系预谋杀人，在被害人背后持斧砍击其要害部位二十余斧，虽然胡某犯罪后主动报案，没有逃离现场，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且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但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检察机关抗诉不应对胡某自首从轻处罚，一审判处胡某死刑、缓刑二年执行明显不当，应判处胡某死刑立即执行的抗诉意见成立，法院予以采纳，故改判胡某死刑。
宿州协警杀人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
曾经轰动一时的安徽省宿州市协警杀死卖淫女案，近日尘埃落定。被告人于某某被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宣判后被害人亲属和被告人均表示服判。
专家谈南京泼硫酸伤童案判决：宽严相济罚当其罪中新网南京3月14日电 2013年5月30日，江苏省南京市一名12岁的男童乐乐(化名)在上学路上，被人泼了硫酸，导致二级伤残，凶手就是孩子妈妈的男友蔡士林。14日下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此案，判被告人蔡士林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孙国祥表示，蔡士林利用硫酸伤害一个无辜的未成年人，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造成的后果也极其严重，属于典型的以残忍手段伤害他人的身体。
“人们对犯罪感到震惊、对无辜的受害人痛惜的同时，也期盼法庭能给予被告人最严厉的惩罚。”孙国祥说。
孙国祥表示，根据中国刑法规定，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也就是说，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故意伤害罪量刑，在法定刑幅度内仍有多种选择，具体到个案如何量刑，是否应当适用极刑(死刑)，需要根据罪前、罪后和从重、从轻等各种量刑情节综合考量。
“应当肯定，本案具有诸多从重量刑情节。”孙国祥称，被告人在报复动机的驱使下，有预谋地作案，作案手段残忍，且针对的侵害对象是年仅11岁完全无辜的未成年人，犯罪实际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据此，被告人行为不但客观上属于“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而且主观上的罪责也非常重，符合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可以判处死刑。
“但是，具体是否适用死刑，还需要看有无其他从轻量刑的情节。”孙国祥说，从本案的情况看，被告人也有法定和酌定从轻量刑情节：一是被告人犯罪后，能够投案自首，这是
法定的从轻量刑情节，一般情况下，可以从轻处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可以判处死刑的案件，如果被告人具有“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原则上应当从宽处理，即不判处死刑或者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是本案属于恋爱纠纷这一民间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此类案件，一般掺杂感情及经济纠葛，不同于其他严重暴力犯罪，从最高人民法院的颁布指导案例来看，在量刑时也一般留有余地。
三是本案被告人的亲属为使被告人得到从宽处理，积极筹资赔偿经济损失，使本案的附带民事诉讼得以调解处理。由于被告人蔡士林本人已无赔偿能力，而被害人后继治疗、整容费用巨大，如何保障被害人今后有一个基本的治疗基础。在合议庭的协调下，被告人亲属愿意积极赔偿被害人后续医药费，这对被害人今后的生活和治疗意义十分重大。应该说，被害人的亲属本没有法定的赔偿义务，他们积极赔偿当然也有为被告人获得从宽处理(特别是不判被告人死刑)的功利目的，为了被害人这一现实利益，法院在量刑时需要也应当考虑这一情节。
“由此，我认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蔡士林的无期徒刑判决是合适的，充分考虑了本案的各种量刑情节和各方面的因素。”孙国祥认为判决既严惩了伤害无辜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又考虑到被告人所具有的从宽量刑情节。判决效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案件的处理，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受害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原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一审被判死缓 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消息，28日上午，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周镇宏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7月至2011年春节，被告人周镇宏在担任中共茂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企业经营、当选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何俊海等三十三人给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2464万元。此外，周镇宏对折合人民币370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案发后，赃款已全部追缴。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周镇宏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周镇宏对部分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数额特别巨大，其亦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周镇宏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在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案发后赃款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怍出上述判决。
安医大图书馆命案二审：律师鞠躬凶手下跪2012年12月20日上午，胡某某带着一个月前网购的斧头，制造了这起引发社会关注的校园惨案。
一审判决审理认为，这起惨剧确因感情纠纷引发。庭审中，辩护律师认同这种观点，并进一步解释称，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不过，检方否认了这个观点。检方出具胡某某和李某的证言说，胡某某并没有说双方确立恋爱关系，且李某非常反感胡某某的纠缠。
自首后是否必须从轻判决
二审中，检方补充了一份新证据。
这是由合肥市公安局出具的材料，称一个182的手机号码曾在2012年12月20日8时05分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不过，当时是接处警高峰期，这个报警电话并未接通。庭审中，胡某某称，182的号码是他的手机号码。
一审判决认定，胡某某在作案后具有自首、主动供述等情节，这些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判处的考虑因素。最终，一审判决正是综合了胡某某具有自首情节等因素，做出了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
不过，检方认为，虽然胡某某系自首，但并不能因此而获得轻判。检方说，胡某某是预谋杀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深，社会危险性大，属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今天在法庭上,胡某说,案发前谈某对他进行了三次言语威胁,他很害怕就买了斧头。
辩护律师认为,胡某是初犯,且没有前科。在校表现一直良好。一审认为其有自首和悔过情节。胡某在案发后立即拨打了警方电话,且案发后主动要求赔偿被害人家属30万元,并要求自己的妹妹为被害人家长养老送终,希望法庭维持一审原判。
篇3：中国死缓制度之探析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简称死缓制度, 它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刑种, 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死缓是对本应该判处死刑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 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的犯罪分子适用的。在经过两年的缓刑考验期后, 如果罪犯没有新的故意犯罪, 就会依法改判为无期徒刑, 或者有期徒刑。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死刑的执行率, 为犯罪分子的改过自新提供了机会。
死缓制度可以说是中国的独创, 关于死缓制度的由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早在西周时期, 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刑”的刑事思想。接着西汉逐渐形成“德主刑辅”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这都体现了“先德后刑”, 少杀慎杀的思想。有的学者认为, 明清时期的秋审死刑监候制度也是一种典型的死缓制度。
毕竟古代的死缓制度和现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一种体恤百姓, 维护皇权的一种刑罚方式。现在刑法规定的缓刑制度应该发端于新中国成立后, 这也是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高铭暄在他的《刑法学原理》第3卷中是这样描述死缓的:“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制度, 产生于1951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对没有血债, 民愤不大的应当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强迫劳动, 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1979年《刑法》才将死缓制度正式规定在法典中。
二、死缓制度的利与弊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在产生后对控制死刑执行人数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统治者发明死缓的初衷来看, 正是有原则的, 有限制条件的减少被执行死刑的人数的意图。死缓在二年考验期之后, 司法部门根据犯罪分子的表现, 对其做出不同的处理方式, 如果犯罪分子在死缓期间有故意犯罪情况则对其立即执行死刑, 如无故意犯罪则改判无期或者有期徒刑, 这就为死缓犯提供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给他们珍惜生命, 诚心悔罪的机会, 又避免了错杀带来不可挽回的结果。从建国以来的实践效果来看几乎所有被判处死缓的罪犯最后都没有实际被执行死刑。曾经有一位意大利刑法学家赞扬我国的死缓制度是中国人民天才的创造, 因为这种制度既保证了并不完全排除对其执行死刑的可能性, 维持了死刑的威慑力, 又对死缓犯起到了感化和改造的效果。死缓在消除政治对立, 人民矛盾, 最大限度的体现了人民政府充分保障人权, 促进和谐社会方面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也符合当今世界范围内刑法轻型化的趋势。所以死缓制度还依然充满了积极意义。
但目前我国治安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大案要案接连发生, 重庆周克华的苏湘渝连环杀人案令百姓人心惶惶, 江苏民警在山东办案遭到歹徒的残忍杀害, 死刑仍然对犯罪分子有很大的震慑力, 死刑要废除条件还不具备, 对一些残忍的犯罪行为也不能废除。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杀人偿命刑罚观念所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 死缓制度也起到了折中作用。
死缓制度从实际上既达到了判处犯罪人“死刑”, 但又保住了他的性命;既体现了中国特色, 又与国际轻刑化接轨。既符合了罪刑法定原则, 又在司法实践中走向成熟, 可以说死缓制度看起来似乎很完美。众多知名的法学家也纷纷赞扬这种制度, 提出不断完善死缓制度的更深一步的适用和完善。在司法实践中, 尽管有很多罪名都规定了死刑, 但是法院在最终量刑中还是更多考虑到死缓, 而不是死刑立即执行。尤其是在贪污贿赂罪上, 尽管许多落马官员所涉金额已经超出了10万这个足以判处死刑的金额, 但是法院却大量的适用了死缓。据近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报数据分析来看, 许多贪污腐败的大案, 要案的涉案官员最终都被判处死缓。从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犯受贿罪, 索取、收受他人款物折合人民币826万余元到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犯受贿罪, 索取收受对方钱款折合人民币1196万余元;从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犯受贿罪, 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元到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凤君犯受贿罪,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28万余元都是适用了死缓。法院在考虑到涉案官员积极退赃而酌情给予轻判, 这也符合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死缓制度既避免了死刑立即执行的处罚太重, 也防止了无期徒刑的处罚力度过轻, 而是在一个中间地带游走。为量刑的细化提供了空间, 留有余地。司法部门在实践中也往往有时因为办理的案件情况特殊, 存在有些事实证据无法完全排除的情况, 进行无罪释放会引起民愤, 判处立即死刑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死缓就显示出灵活的价值, 在以后案子的进一步侦破查实提供了余地。但是对于这种做法, 理论界和社会上对这种神秘的死缓操作方式产生了质疑, 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判决方式, 完全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 死缓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 又具体是怎么操作的。事实上在我国法官对死刑这种大案并没有完全自主的裁量权, 而是要经过合议庭, 审判委员会的讨论, 有时也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 这种进退两难处理方式也就不可避免的存在。
死缓制度只有在对其实质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恰当的评价, 理论上死缓虽说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 但是却只有死刑之名但并无之实。虽都是死刑, 立即执行在七日内就要交付执行, 从此就阴阳两隔。而死缓犯在监狱中往往都是独立的牢房, 想故意犯罪都很难。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 最多在监狱里待上27年。如果表现好, 减刑, 假释或者保外就医往往待不了27年。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死缓名不副实。
由于死缓有名无实, 从而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滥用和虚数, 再加之刑法条文中诸如“数额特别巨大”, “情节特别恶劣”和“后果特别严重”等模糊法言法语存在, 也给法官在量刑上带来混乱, 让裁量权空间过大。既可以对死刑案件进行限制也可能使本不该判处死刑的案件上升为死缓。由于死缓不过是多了两年的考验期, 这种名义的威慑力也因为死缓犯最终得以免死而不复存在。这使得死缓在实际执行上仅比无期徒刑只是多了两年考验期而已。死缓这种居中裁判也失去了他的意义。
三、死缓制度的完善
对死缓制度的去与留, 其实在五十年代法学理论界就产生过大讨论。之后从79刑法典就正式将死缓写入, 97刑法继续保留死缓。近些年理论与学术界的再次关注, 死缓的去与留再次成为热点为题。主流的观点是保留死缓, 并扩大适用范围, 这以陈兴良为代表, 他认为可以通过加重自由刑和减少死刑来改变生刑过轻, 死刑过重的不合理刑罚制度。
笔者认为应通过以下几方面完善死缓制度。
第一, 明确死缓适用范围。
可以通过详细的列举方式和除外情况来确定“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范围。所包括的情形也应该具有广泛性。既要考虑犯罪人的主观因素, 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害性, 社会影响性。也要考虑被害人的情况, 又要考虑民众想法和国家的利益。
第二, 增加一般立功的规定。
刑法中仅仅规定重大立功和没有故意犯罪两个情节, 而对一般立功没有考虑, 直接把它归入没有故意犯罪的情况在2年考验期后而减为无期徒刑。对立功者显然不公, 可以在重大立功和没有故意犯罪之间酌情考虑减刑程度。
第三, 有重大立功后又故意犯罪的处理方式。
一般故意犯罪查证后就会交付立即执行, 这对已有重大立功表现者是极其不利的, 死缓犯在改造中心理情绪难免有些波动, 但只要一心悔过, 就应该给其机会。而机械的照搬规定, 只能使罪犯顽固到底, 这也与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格格不入的。
第四, 两年考验期满后的情况应该综合考虑。
刑法, 刑事讼诉法规定:如果在考验期间故意犯罪经查证属实后, 则会对其立即执行, 而不会等到两年考验期满, 这显然是和缓期两年执行自相矛盾。笔者认为, 应当在两年期满后综合罪犯的实际表现, 如果有故意犯罪可以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再决定是否对其执行死刑。这样也会激励罪犯努力改造。
参考文献
[1]高铭暄.刑法学原理 (第三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篇4：证券高管的死缓路
2011年12月21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张康在向《方圆》记者披露王长林案详情时，坚称“赃款去向不明不影响本案的定罪”。
2009年10月，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投资”）投资管理总部董事总经理王长林因在办理一笔1.5亿元国债托管业务过程中，冒充中间人收取1100余万元中介费涉嫌犯贪污罪，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部门带走，同月28日被逮捕。
王长林案在银河证券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更因资金去向成谜，即便2011年9月，王长林二审被判死缓之后，案情也始终未被公众了解。
事实上，王长林案是一个零口供案件。据张康说，王长林自始至终不承认自己犯了罪，更没有交代赃款的去向。
资深金融高管
拥有研究生学历的王长林堪称银河证券的元老。
王长林出生于1963年，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小学读了两年之后转入天津市东丽区潘庄中学读完小学和初中，然后考入天津第一百中学读高中。1981年，18岁的王长林参加工作了，单位是天津农行东丽支行。此后，他一直在天津市农行系统工作，直至1997年调至农行总行信托公司（北京）。在农行工作十几年，王长林积累了丰富的金融行业从业经验。
2000年，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决定共同出资成立国有独资企业中国银河证券责任有限公司，王长林被调到筹备组工作。同年8月，银河证券成立，王长林出任财务资金总部总经理。
之后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银河证券更名为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长林再度出任投资管理总部董事总经理。除此之外，王长林还曾担任过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业财务会计工作委员会执行委员。
专业背景、资深经历、手握重金……拥有这些的王长林，在外人看来当然前途无量。
然而，2006年，中央国家机关某资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资金管理中心”）原工作人员节鹏受贿案发，被判处死刑。在案件侦查的过程中，节鹏检举了王长林涉嫌贪污公款的线索。从此，王长林进入了反贪部门的视野。
死刑犯的检举
节鹏案发确实很“意外”。
当时资金管理中心有一笔1.5亿元的国债由节鹏经手托管给银河证券上海复兴东路营业部。2004年8月，资金管理中心派节鹏及其同事前往上海检查国债的托管情况。在相关证券结算单位查到1.5亿元国债已被质押的情况后，节鹏找到营业部总经理杨浩，说自己回去没法交代，要他想想办法。
为满足节鹏的要求，杨浩让营业部把国债的状态改为没有质押的状态，工作人员还替节鹏到相关证券结算单位打了一张显示1.5亿元国债状态为正常的查询单。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2005年7月，资金管理中心再次派人去上海查询时，发现了国债被质押的情况。节鹏收受营业部贿赂一案由此浮出水面，资金管理中心随后就有关情况向西城区检察院进行了举报。
原来，按国家规定，十年期国债的利息是每年3.3%，而按节鹏与杨浩的商议，营业部每年支付8%的利息，剩下的4.7%为高息部分。按理来说，这部分利息也应从营业部的账户上划转到资金管理中心的账户上，而节鹏对单位隐瞒了营业部支付高息的事。
从2002年起，节鹏开始私自取走高额利息。起初，他借用朋友的身份信息开了几个银行账号，陆续收到了营业部打入的300多万元高息款；后来，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坐飞机到上海提现。
2006年1月，西城区检察院对节鹏受贿案展开侦查。在证据面前，节鹏不得不承认自己拿了营业部给的钱。同时，他一口咬定说“别人也拿了钱”——大约2004年五六月间，节鹏一次与杨浩吃饭时，杨浩无意间说出还给了王长林钱。
2007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认定节鹏收受贿赂947万元，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节鹏不服，提起上诉，被北京市高级法院驳回，维持原判。后因检举王长林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北京市高级法院依法改判节鹏死缓。
调查陷入瓶颈期
从2006年被检举，到2009年才正式被逮捕。缘何仅有的一笔犯罪事实就调查了三年之久？
当时就负责侦办节鹏案的张康说，尽管节鹏到案后就检举了王长林，但他们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一举报线索才得以查证属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一审、二审程序中，法院未认定节鹏有立功表现。
“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张康回忆说。其实，在对节鹏的检举线索展开调查之初，他就坚信王长林有“问题”，但取得证实这一判断的相关证据却困难重重，旷日持久。
张康告诉记者，他“坚信”的理由在于，在对这一线索调查过程中，杨浩说是在一次应酬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叫林跃辉的人，由他介绍了这笔业务，自己才与节鹏联系的，复兴东路营业部为此支付了中介费并被林跃辉领走；而节鹏对这一说法坚决予以否认。按照节鹏的供述，他从未经过任何“中间人”而是直接与杨浩联系的，而且根本不认识林跃辉。
取证之所以困难重重、旷日持久，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当时除了名字之外，张康他们对林跃辉的其他信息一无所知，无从知晓他与王长林之间的关系，还一度将另外一个人当做林跃辉查了一段时间。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当时并不知道究竟是谁侵吞了这笔中介费，是王长林与杨浩合谋，还是王长林指使杨浩，抑或还有其他人参与其间，他无法确定。由于无法确定杨浩是否参与瓜分中介费，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杨浩的警觉，过早暴露侦查目标，调查进行得非常谨慎，看起来似乎与复兴东路营业部和杨浩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点就是，从他们2006、2007、2008年对王长林个人财产的调查情况看，王长林名下没有任何不正当的收入，资金去向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们。
2009年，办案人员在天津市检察机关的配合下找到了林跃辉，王长林涉嫌贪污一案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虚构中间人侵吞中介费
事情的起因还是与1.5亿元国债有关。1999年，资金管理中心购买了1.5亿元国债，开始是托管给广发证券天河营业部。2001年，资金管理中心发现该营业部擅自动用了该笔国债。为安全起见，资金管理中心决定另寻证券公司托管，具体事宜由节鹏负责操作。
节鹏从在银河证券工作的妻子丁涵处得知，银河证券是当时中国唯一一家国有证券公司，便将情况向单位汇报。于是，资金管理中心决定将国债交银河证券托管，并指派他联系营业部。
这一边，丁涵也向其上级王长林汇报了这件事。按照一般情况，王长林应当将这笔业务直接介绍给银河证券在北京的营业部。但他心里很清楚，作为银河证券的工作人员，介绍业务属于职务活动，他什么“好处”都得不到；但是，如果由业外人士来介绍这笔业务的话，就可以按比例提取中介费，而且这是一笔很大的业务，中介费相当可观。
于是，王长林向丁涵推荐了银河证券上海复兴东路营业部，并将该营业部总经理杨浩的电话告诉她。王长林对她声称，他与杨浩很熟悉，资金放在那边比较安全。
与此同时，王长林告诉杨浩，他认识一个“中间人”，可以牵线搭桥帮上海营业部介绍一笔大业务。有分析认为，王长林之所以推荐上海复兴东路营业部，一方面是因为杨浩曾是他的老部下，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开北京，“运作”起来更方便更安全，不易被人发现。
随后，杨浩飞到北京，与节鹏及其妻子见面，向节鹏介绍了托管国债的情况，同时承诺给资金管理中心高额利息。最终，资金管理中心的1.5亿元国债交由上海复兴东路营业部托管，营业部每年支付8%的利息。不过，那时候节鹏并不知道牵线的中间人是王长林。
节鹏与杨浩就托管事宜谈妥之后，王长林与杨浩之间关于的中介费的“谈判”也开始了。
杨浩提出，这笔国债数额巨大，中间人提出的至少3%-4%的中介费比例太高了，希望王长林做做工作，按1%的比例支付，但王长林表示自己不好说。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营业部支付的利息是8%，而按照当时的行业潜规则，利息和中介费可以占到本金的10%-12%，1%的中介费比例未免太小家子气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杨浩同意按不高于3%的比例支付中介费，以后逐年适当降低。为免去麻烦，王长林还提出了“特别”要求，即“中介费必须全部以现金的方式支付，且中间人领取中介费时可以不签署任何手续”。
杨浩后来说，答应支付3%的中介费，是因为“王长林系公司总部主管财务的上级领导，领导提出的要求还是尽量满足为好”。对于“领导”一说，张康分析指出，复兴东路营业部是银河证券设立的分支机构，其财务工作接受银河证券财务资金部的监督和管理。王长林作为财务资金部的总经理，与下属营业部之间存在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因此，虽然王长林不直接领导上海的营业部，不是杨浩的直接领导，但是从职级上来说，王长林是杨浩的上级。
2002年年初的一天，王长林的妻弟于水（在逃）和朋友林跃辉（另案处理）从天津出发，开了一天车来到上海，经杨浩与王长林电话证实，由林跃辉出面从复兴东路营业部领取了第一笔100万元的中介费。此后，两人多次去上海拿钱。至2004年9月，两人一共领取了1169万元中介费。
林跃辉到案后交代说，所拿的钱都给了于水，于水说这些钱全给了王长林。而对于钱的来历，于水则告诉林跃辉，王长林说“是银河证券内部的事”，让他们别问。
订立攻守同盟
其实，王长林与林跃辉并不熟悉。这一点从两人的供述也可以看出来——王长林一开始说不认识林跃辉，后来又供述说在天津见过林跃辉，在其贷款的事情上帮过忙；而林跃辉说认识王长林，但未正面打过交道。林跃辉帮王长林到上海取钱，完全是因为他与于水是朋友。
节鹏案发后，银河证券发现支出了高达1100多万元的业务介绍中介费，数额巨大，便开始核实。王长林担心自己找人假冒“中间人”侵吞中介费一事被公司发现，便找林跃辉为自己圆谎。
他让林跃辉其承认自己是中间人，领取了1100余万元中介费。在王长林承诺还清这笔钱的情况下，林跃辉同意帮忙，因此，当银河投资的律师向其调查时，林跃辉并未透露自己是帮王长林领取中介费的实际情况。随后，林跃辉将王长林送来的75万元和200万元现金返还给复兴东路营业部。
然而，当银河投资再次向林跃辉催要余款时，他表示暂无钱款可还，银河投资提出可以找人提供一份质押担保合同。王长林得知后，便找来以前的同事、天津某公司董事长宋某，让其用公司股权同银河投资签署了一份假的股权质押担保合同。
其后，王长林还再次要求林跃辉替自己圆谎：“你一定要坚持说是自己取走了1100余万元中介费，不能透露是帮我取的。我打死也不会承认这件事的。”
2009年10月，林跃辉被逮捕归案，并且交代了与王长林之间的来往。可王长林到案后辩称“我与复兴东路营业部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我没有得到过任何中介费，我根本不认识林跃辉”。
赃款去向不影响定罪
作为一起零口供案件，围绕王长林的犯罪事实发生了争议。其辩护律师张青松认为，这是一起零口供案件，能证明王长林涉案的，主要是杨浩、林跃辉的证言；领走的钱是给了林跃辉、于水还是王长林，只有林跃辉一个人的说法，检察机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长林拿了这笔钱。
张青松还表示，王长林的职责并不包括从社会上为公司吸纳资金，因此，不管1.5亿元国债托管业务的中间人是王长林还是林跃辉，总之是有一个“中间人”，而支付中介费是当年的行规。
王长林自己也认为，在无法查清涉案钱款下落的情况下，无法证明他把涉案钱款据为己有，而据为己有是构成贪污罪的前提。
对此，张康告诉记者，王长林零口供，而于水一直没有到案，赃款的去向不明，正是该案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林跃辉不认识节鹏，也不知道有这笔业务，只是单方面受王长林指派到上海领钱，根本不是什么“中间人”；而王长林作为银河证券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保护国有资产，他不仅没有尽到责任，反而使营业部增加了融资成本（中介费），因此，不管赃款去向如何，不管王长林是否拿了这笔钱，都不影响对其定罪处罚。之所以一直查找于水的下落和追查赃款的去向，主要是为了追缴赃款。
此外，张青松认为，在所有的证言中，都不能清楚地证明一共取了多少钱，只粗略地描述“每次10万一捆、100万左右”，并不能得出1169万元的结论。而且林跃辉先说是他自己取钱，后来又说于水也取了钱，前后叙述不符。
对于这一点，张康说，我们不能苛求证人准确记住取钱次数、每次取钱的数额，但复兴东路营业部支付的中介费的总额和每次支付的数额是确定的，这些从其账目材料上完全可以反映出来。
据了解，由于王长林未再交给林跃辉任何钱款用来归还余款，银河投资曾于2009年对林跃辉和宋向阳提起民事诉讼，追索余款。张康说，随着王长林被定罪处罚，民事诉讼程序将终结，余款需待王长林贪污的赃款追回后，予以返还。
2011年3月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王长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年9月15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丁涵、杨浩为化名）
＞为何金融职务犯罪案件，赃款难追
《方圆》：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有哪些特点？
张康：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案件线索的发现往往缘于用款单位资金链断裂。如果不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有的案件可能就一直不会暴露出来。二是大案多。涉案金额超过5万的就属于大案，而在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很少见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下的，涉案金额超过百万、千万，寻常得很。
《方圆》：查办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难度是不是更大一些？
张康：案件的查办难度是由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不一定比其他领域的职务犯罪更难查。但是，由于专业性强，犯罪嫌疑人又精通金融业务，很多时候单从账面上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如果侦查人员没有深厚的金融专业知识和办理金融案件的丰富经验，以及敏锐的发现问题的能力，就很难办好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
《方圆》：是不是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更容易出现资金去向不明的情况？这与犯罪嫌疑人所从事的职业是否有关？
篇5：死缓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3日在江西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透露，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近日经江西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目前，此案正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之中。
经法院审理查明，周建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99次非法收受和索取他人人民币1023．3114万元、美元1．2万元、港币15万元、金条三根（各重50克）以及价值人民币23．58万元的财物。
记者从检察机关获悉，周建华在收受他人贿赂后，利用职权，为请托人在房地产开发、招商引资、人事安排及人大代表当选等过程中提供便利。
周建华1955年7月出生，曾任南昌市西湖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南昌市东湖区委书记，南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部长，2004年调任新余市委副书记，2011年9月当选新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篇6：死缓
各地新闻新华网任会斌、白冰2013-09-30 18:49我要分享 589
内蒙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
杨汉中涉因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公诉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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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内蒙古频道9月30日电(任会斌、白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一案，30日16时在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杨汉中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杨汉中1954年10月17日出生，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原副书记兼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任满洲里市委副书记、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市长，呼伦贝尔市市委常委、满洲里市委书记，兴安盟盟委书记。2012年12月26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自治区检察院决定监视居住，2013年1月30日被自治区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2月1日经自治区检察院批准被逮捕。
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杨汉中利用担任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市长、满洲里市委书记、兴安盟盟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多名请托人在土地征用、工程项目落实税款返还、道路工程、光缆下线工程、机场设备安装工程土地出让金补交等多个事项上，提供帮助，谋取利益，伙同其妻子、弟弟、情妇、司机等人先后49次非法收受和索取19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4037余万元、美元35万元、澳元4万元，其中索贿共计人民币1320余万元、美元15万元。
检察机关还指控，2007年年底，兴安盟委、行政公署拟新建党政机关综合办公楼，并采用拍卖原盟委、行署办公场所等国有资产及土地的方式筹集新建办公楼资金。兴安盟红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王国金向时任兴安盟委书记杨汉中提出由红都公司开发原盟委、行署土地，政府负责拆迁的请托事项，杨汉中表示同意。在处置兴安盟原盟委行署土地过程中，杨汉中滥用职权，让红都公司以底价8000万元竞得该宗土地使用权，而且擅自决定将原本由开发商承担的拆迁费用变更为政府承担，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945．6万元。
法庭上，对于起诉书指控的受贿犯罪事实，杨汉中表示大部分犯罪事实均认可，并能如实坦白向法庭供述，但对其中三起受贿事实存在异议；对于起诉书指控的滥用职权犯罪事实，杨汉中辩解称，兴安盟委、行政公署拍卖和新建事项是经过相关领导集体开会研究决定的，对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他只承担领导责任，而不是主要责任。在前期检察机关调查阶段，被告人杨汉中能如实供述和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提供亲笔供词，具有坦白、立功情节。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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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死缓制度适用条件的完善
尽管由于立法的原因, 使得“罪行极其严重”从字面上理解有客观归罪的嫌疑, 仅仅强调客观方面,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为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 我们可以对“罪行极其严重”做扩大解释。另外, 我国现行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即“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这就告诉我们, 罪行是指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属于刑事责任的范畴。但是对任何犯罪判处刑罚以及判处何种刑罚, 都不能离开主观方面而仅仅强调客观方面, 否则就是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死刑的适用更应该如此, 不仅要考虑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 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二、实质条件的完善
鉴于采取列举的方式来明确“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局限性, 不少刑法学者提出将死缓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必经程序。这种建议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 其合理性包括以下几点:“ (1) 在死刑不能立即废除的情况下, 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可以彻底消除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在适用上界限模糊的问题, 避免了法官在死刑案件中裁量不合理的情况, 为死缓的扩张适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2) 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符合刑法目的的发展趋势。随着刑法目的理论的发展, 刑罚对犯罪分子的教育功能提升到一个重要位置。死刑立即执行剥夺了犯罪分子的生命, 无法实现对犯罪分子教育改造的目的, 而死缓制度却尤其重视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全面适用死缓, 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当然符合刑罚目的的发展趋势; (3) 对所有的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适用死缓, 可以促使我国民众全面理解死刑的含义, 改变人们认为死刑是对犯罪最好报应的错误观念, 也能逐步培养国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为全面废除死刑做好观念上的准备。” (1) 现阶段, 死刑不可能完全废除, 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为将来废除死刑起一个过渡的作用。
既然将死缓作为所有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就当然存在着如何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如果单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 所有死刑案件都要判死刑缓期执行, 就会产生一旦涉及死刑案件, 就都要判处死缓, 长缓而不执行的误解。因此, 有必要对其含义作准确的限定。所谓的将死缓作为所有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应仅针对第一次因犯最严重罪行而进入死刑格量刑的罪犯。尽管坚持将死缓作为所有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也尽管希望通过普遍适用死缓来达到不用死刑, 直至最终废除死刑。但是, 在死刑没有从法律上彻底废除之前, 即使对所有的死刑判决先适用判处死缓, 也仍然保留着处决罪犯的可能和现实。
那么, 怎样才能做到将死缓作为所有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呢?有两种途径:立法途径和司法途径。
从立法上实施该方案, 就是要通过重新修订刑法典或者发布刑法修正案的方式, 明确规定对于所有死刑案件必须经过死缓程序。具体表述为:“死刑分为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先予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 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方法实施, 强制效力高, 便于一体遵行。但是, 用立法方式来实施该方案也具有诸多不利因素:严肃而程序化的立法必然对每一项将要进行的法律的变革做出全面深入的论证和评价, 并且经过严格的法律修改程序来实现, 即使程序进展顺利, 所经过的时间也会相当漫长, 所以, 有远水解不了近渴之忧。
通过司法途径来实现死缓普遍适用的构想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明示的强制推行;另一种是默许的行动鼓励。第一种方式, 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 强制推行对所有的死刑案件先判处死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将死缓的适用推广开来, 而且不牵涉到立法的变革和其他刑罚制度的变更。但是, 这种做法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是不小的, 因为从整个司法适用层面大张旗鼓地推广死缓制度, 所招致的阻力与废除死刑的阻力不相上下。如果这种方式行不通, 还有一种方式, 那就是不做统一的强制和号召, 而是通过对案件二审和复核审的途径, 尽量对死刑的案件适用死缓。如果说我们任何人都会犯错误, 任何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话, 我们对于依据法律规定, 可杀可不杀的罪犯坚决不杀, 应当是最合理的选择。通过实践适用中的控制, 判处死缓的案件从少到多, 逐渐应用到所用的死刑案件, 则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当然, 如果我们能像尊重自己生命一样尊重他人生命, 这一进程就会大大加快。
参考文献
[1]赵秉志.死刑制度之现实考察与完善建言[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2]赵秉志.死刑改革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张晋藩.中国刑法史稿[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