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之魂（共8篇）
篇1：党之魂
国之梦，党之魂
“寻梦，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慢溯”，康河上依然荡漾着这样美丽的梦，浅浅的 在我党内著名理论家，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的“中国梦”。中国梦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相互相乘的。因此建立一个好的学习型党组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达到中国梦的必要过程；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全局出发，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并对建设学习型政党提出了“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总体要求。尽管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随着当今中国树立正确的方向跟着党组织走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我们国家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在不断的加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各个城市发展之迅速，这些都告诉我们要重视思想上建党，用科学理论指导并成为党员的信仰和行动指南，也是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
到强，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原因，如重庆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重庆的良民，可以清楚明白的知道，重庆近年来的发展迅速，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潜力；作为一名文化人，可以清楚明白的知道之所以重庆的发展速度相当的快是因为有良好的管理体系，协调能力强等，更重要的是一直遵循着党的方针，跟着党在前进。深刻意识到党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执政能力直接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执政能力的衰退，归根结底是自身出了问题，不适应经济社会的迅速变迁。党组织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告诉我们有党，并正在朝着中国梦前进。前进的脚步一直伴随着党，党也一直伴随着中国梦。怎样才算的是一个良好的学习型党组织如下：第一，对党有坚定的信仰 第二，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上，即提高党性修养和理论修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保持头脑清楚，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高度认同，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提高工作修养，遵守党的纪律，具有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意识和作风。
有党有希望，有党有中国之梦。
篇2：党之魂
这段时间我作为历史文化学院的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党校培训。在上节课万美容教授为我们讲授了党章的相关知识，课后我又对党章的一些章节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加深了我对党以及党的章程的认识，下面是我的一些认识体会。
通过学习，我发现尽管党章篇幅不长，但每段内容、每个观点都是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都是宝贵的实践经验的结晶，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当我读到它的第一章第二条，那里明确点明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提出了三项最根本的要求，这是党员必须具备的根本条件：
第一，共产党员必须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党*觉悟的先锋战士。这一规定，反映了党员条件的本质，明确规定了党员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具备共产党*觉悟，是党员思想入党的集中表现，也是与一般群众区别的重要标志。共产党*觉悟，主要体现在对工人阶级的地位、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有正确的认识，有为共产党*事业而献身的精神。要具有共产党*觉悟，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树立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党*一定要实现的信念;
第二，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党*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员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实现共产党*奋斗终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因此每个党员在终身为共产党*事业奋斗的过程中，是要在思想上想着人民，在政治上代表人民，在行动上为了人民，真正做人民的忠实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就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在面临困难和危险的时候，要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奋不顾身，挺身而出，甚至牺牲个人的生命。在物质利益面前，要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公私分明，克已奉公，把方便让给群众，把困难留给自己;
第三，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党*社会制度。这决定了共产党必须对共产党*事业无限忠诚，乐于吃苦在前，冲锋在前，乐于承担艰巨任务，乐于在改革开放中开拓奋进，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在群众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特权，要永远保持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本色。这里关键是永远二字，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无论地位、条件、环境怎样变化，都要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同周围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应当将党章作为自学的重点。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集中概括了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了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学习、理解和认同党章，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办事，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
最后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我一定要严格的要求自己。任何时候思想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放松自己。要经常的进行自我批评，并不断的反省，及时找出自己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学习、工作中，自己都要尽量把每件事都做好，为周围的同学树立良好的榜样，带动周围的同学共同进步。我会不断学习党的政治理论知识，并运用于实践当中，及时的总结，不断的进步，服务于同学和社会。为以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党员做好准备。
篇3：师德——师之魂
一、热爱事业是基础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事业。”人们常把教师比喻为“红烛”、“人梯”、“春蚕”、“铺路石”, 意在表达教育这一职业的无私和伟大。所以, 教师从自己执教之日起, 就应对教师这一职业有充分的认识, 才能彻底清除“拜金主义”观念, 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
二、服务意识是关键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服务, 是一种通过课程产品促使学生发展并令其愉悦的精神性服务。教师作为服务者, 与学生及家长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随着“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深入, 教师既是一名教育者, 要承担促进学生发展的艰巨任务, 又要作为一名特殊服务者, 给他的服务对象———学生带来愉悦。在一所追求高质量的学校里, 教师是最直接的服务者, 教师要更新观念, 确立服务意识, 放下架子, 为学生服务, 为家长服务。
三、热爱学生是根本
教育是爱的共鸣, 是心和心的呼应。热爱学生是师德的核心, 师德之魂。教师爱学生体现在“严”和“慈”上。常言道:“严师出高徒。”“严是爱, 宽是害。”对学生不严格要求, 严格训练, 是难以培育出跨世纪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的建设者的。“自古雄才多磨难, 从来纨绔少伟男。”所以, 对学生不严不行。当然, 严要得法, 严要有度。慈, 就是对学生要关心、爱护、宽容、尊重。充分鼓励学生的自尊和自信, 关心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进步, 使学生全面发展。
四、为人师表是核心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为人师表”是教师最崇高的荣誉, 也是教师的神圣天职。21世纪的中国, 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将上一个新台阶, 而且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更将跃上一个新高度。作为人民教师, 负担着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全体人民, 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文明程度的直接责任。“教育者先受教育”。只有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师为人师表的水平, 才能胜任人民教师的历史使命, 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这就要求教师要时时处处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 凡要求学生做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做好。
五、教书育人是归宿
教师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首先必须把书教好。在知识的海洋里, 教师如同一叶扁舟, 常年累月航行于其中, 将一批又一批渴望成才的求知者送达理想的彼岸, 风雨无阻, 无怨无悔。浪头上行舟, 难免惊心动魄, 但也有欣慰与欢畅, 选择了教师职业就选择了艰辛和挑战。
篇4：叶挺离党之谜
本文将新发现的相关零星史料进行分析排列，希望能解开叶挺离党之谜。
对农民运动有不同意见
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用革命手段没收包括地主土地在内的一切有产者的财产。但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政策并不适当，果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就宣布停止苏维埃运动，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大家都没有经验，究竟应该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党内争论不休。叶挺当时无法参加党内的高层争论，但他有自己的认识和主见，这可以从他处理“高要民团焚杀农村案”的手法看出来。
广东省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农民运动开展得也早。北伐战争开始前，广东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就达到647766人，占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66%。其中，以彭湃领导的海丰县和周其鉴领导的广宁县最具影响。1926年1月初，高要、德庆、广宁等县大地主集中民团土匪，进攻并占领高要县第一、二、三区农会。三个区房屋被焚毁，财物被掳一空，农军死伤百余。这就是“高要民团焚杀农村案”。农会向高要县第一区区党部报告，党部通电救援。国民政府接受国民大会决议，就近命令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四团（即叶挺独立团前身）会同国民党高要县县长率部“驰往弹压查办”。1月10日，叶挺派部队赴高要县领乡，召见地主豪绅，强迫他们具结了“解散民团和不再进攻农会”的保证书。但部队撤走后，地主豪绅变本加厉卷土重来，农会陷于危难境地。22日，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议决组织绥缉委员会处理事件。29日，绥缉委员会成立，会议推选叶挺为主席。2月15日，绥缉委员到达高要县，传各大地主到案讯究，各大地主不听，并致信叶挺：“要我赔银一事，不在望矣。战亦亡，不战亦亡，何不一战而亡。”遂向叶挺部进攻。经3月5日伍村一战，叶挺率第二营击溃民团。8日，叶挺调集部队向地主武装大本营罗建村进攻，逼迫其投降，派另一部队进攻地主民团盘踞的芸洲村，民团弃村溃逃。战后叶挺捕获反动地主民团祸首，缴其枪械并勒限遵交罚款赔偿，大地主一致遵令，“高要民团焚杀农村案”遂告解决。
可以看出，叶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在农村搞激烈阶级斗争，大开杀戒，而是“缴其枪械并勒限遵交罚款赔偿”，这是一种调和阶级关系的手法。但叶挺在广宁的这一做法，被中共认为“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
处理此案后不久，叶挺即率部参加北伐，进入湖南后，发现农民运动轰轰烈烈，遍地开花，惩罚地主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过”，至于“以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毁庙宇、打菩萨、逼寡妇改嫁、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上去踩踏的做法，更是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此不满。而农会为保证当地能买到价格便宜粮食的“谷米阻禁”（出口）政策，“切断了经济的动脉”，阻碍了商品流通，经济凋敝，生产无以为继。对此，叶挺也有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不能这样开展农民运动，这会破坏北伐”，所以当农民运动领袖来请领指示时，被他拒于门外。
叶挺是中共党内较早以实际行动对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土地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随后党内外很多人都公开提出了不同意见。1926年底，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在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时，公开提出要修正中共土地革命政策。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谭平山（还兼国民党农民部长）不信，亲到湖南实地考察，回来后于5月发出布告，宣称“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佚出轨范而侵害多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需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他害怕“大规模的征发没收”会导致“商业全停，秩序混乱”，“反动派得以扩大宣传”，也易“引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徐特立和周恩来都认为谭平山的担心不无理由。陈独秀在1926年12月的汉口特别会议上作报告，认为党的政策太“左”了，为了挽救统一战线不致破裂，党外须防止右倾，党内须反对“左”倾。在党外反对者中，最重要的要算宋庆龄和邓演达，他们俩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主张“耕者有其田”，反对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孙中山在1923年10月以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名义颁布了《广东田土业佃保障条例》，主张调和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保障田主和租佃者双方的利益，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探索第三条道路
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运动出现了复杂局面，国共矛盾日益纷繁，正在走向分裂。国民党内左右派意见不合，裂痕加大，表面上的左派代表汪精卫已经与右派蒋介石合流，真正的左派宋庆龄、邓演达等并无军事实力，陷入困境；中共党内左右倾出现分野，最后左派全面掌权，右派彻底失败，谭平山被开除出党，陈独秀黯然下台。今后的路怎么走？国共两党的主流派开始捉对厮杀，刺刀见红了，而两党的非主流则依据自己的政治理念，开始谋划建立第三党，以开辟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中共非主流谭平山早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时，即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国共之外的第三党，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恶化，谭平山感到不能再期望斯大林或共产国际提供什么挽救中国革命的灵丹妙药了，于是决定摆脱共产国际，独立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加快组建第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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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领导中都有人支持谭平山建立第三党。1927年4月，蒋介石反俄反共背离孙中山政策建立个人独裁政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而奋斗到底”。何香凝、彭泽民，稍后还有章伯钧、黄琪翔等也加入了这个阵营。邓演达是组建第三党的核心人物，当时不仅国民党左派看好他，中共和共产国际代表也看好他。邓演达也积极行动，多次和谭平山协商，并就组党问题达成一致：“另组织第三党”，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开始进行的是左派国民党运动，坚持与左派国民党合作，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旗帜和政权形式进行武装起义。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发生时，中国革命委员会委员（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黄琪翔、陈友仁、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人物占有很大比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主张“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强调的是“平民利益”而不是无产阶级利益。叶挺是南昌起义的主角之一，也是发表宣言的委员之一，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对这个宣言究竟有多少贡献，但至少没有发现他提出过什么异议。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放弃了左派国民党旗帜，举起了苏维埃旗帜。随后的广州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要“杀尽一切地主豪绅”，“没收地主富商之一切财产”。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严厉处分了起义的领导同志，因为叶挺不赞同广州起义总的方针，被认为是“临阵脱逃”，担任红军总司令职务，又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广州起义的失败，对广州起义领导者的处分，不得不使又一批共产党人考虑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叶挺对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处分自己的决定不服气，要到共产国际评理，同时，也在考虑革命失败的原因和中共路线的正确性问题，力图寻求另外一条道路。而另一条道路的主要探索者宋庆龄和邓演达这时分别在莫斯科和柏林，于是叶挺要去苏联和德国，与他们商量组建第三党的工作。1928年2月28日，时在德国的邓演达在回复宋庆龄的信（主要谈的是第三党）中说：“总合起他们的意见，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而且容易成功的。”“叶挺有信给我要来德国，我前信已经告诉你。他的意见如何，盼你告诉我？”显然，叶挺在启程赴莫斯科之前，就已经安排好行程，要赴德国会见邓演达了。邓演达不是共产党，管不了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他只是国民党左派，正在筹备组织第三党，所以叶挺到柏林会见邓演达，自然不是为自己在广州起义受处分鸣冤叫屈，只能是为了谋划第三党的工作，邓演达的信也是这个意思。于是在1928年8月间，叶挺、黄琪翔、宋庆龄和邓演达相会于柏林，讨论和分析的是南昌起义、广州公社和若干继发事件，结论同宋庆龄和邓演达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中国的革命虽然遭受严酷的挫折，却是不可征服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仍然忠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成员集合和组织起来去完成他们的任务。计划是使他们聚集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在莫斯科宣布成立）之中，并尽可能早日回国。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叶挺参加了组建第三党的讨论，但没有证据说明叶挺正式参加了第三党。
叶挺参与第三党的相关工作，除了与第三党的主要谋划者邓演达、宋庆龄、黄琪翔等思想相通外，个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原因之一。叶挺与邓演达、黄琪翔三人年龄相近，又同为广东老乡，与邓演达还是惠阳老乡，三人都是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毕业后，又先后投奔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时期，邓演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叶挺任第四军第十二师独立团团长，黄琪翔任该师第三十六团团长，独立团和三十六团在他们两人分别率领下，像两把尖刀，配合默契，一路斩关夺隘，直取武昌，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至于叶挺与宋庆龄的关系更不用多说，叶挺随援闽粤军打回广州后，就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第二营营长，专门警卫过宋庆龄。陈炯明叛乱进攻总统府时，与宋庆龄同生死共患难。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指挥平叛时，叶挺也一直跟随左右。总之，叶挺与宋庆龄、邓演达、黄琪翔等不仅仅有共同的政治理想，还有在实现共同理想奋斗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所以说，他们有在一起共同探讨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并不难理解。
被“暂待”党外
由于通过改组国民党来挽救中国革命的努力在国内难以达成，第三党的筹谋者们转战到千里之外的苏联。经鲍罗廷帮助，1927年8月15日，邓演达到达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9月7日，宋庆龄、陈友仁一行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批示为他们提供费用，安排活动。10月22日，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在高加索商讨成立第三党问题，11月1日，他们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不承认其作用，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正式打出了“第三党”旗帜。显然，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邓演达、宋庆龄等活动的，否则绝不可能有《莫斯科宣言》的发表。但由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当时既无正式的办事机构，也无国外或国内的下属组织，因此它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且随着中共和共产国际策略的变化，组建第三党的活动很快便陷入困境。
中共自决议“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后，就对国内国民党左派的活动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并积极向斯大林、共产国际报告第三党活动给中共带来的危害：在国内一些地方，许多知识分子已经退出共产党，甚至有人要建立自己的新政党，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在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真正的共产党”，为首者还有前总书记陈独秀，心向“真正的共产党”的还有许多地区的领导人。谭平山的行动还影响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也有一些学员收到关于第三党的材料，而且呈增多之势。1928年2月11日，向忠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报告，说“中共正在分裂”，被开除出党的谭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在身边，素有“铁军”将领之称的叶挺，在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这与谭平山的影响不无关系。谭平山等人和他们正在筹划组织工农党，反对中共，反对共产国际，是机会主义倾向。2月15日，向忠发再次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这个尚处于酝酿中的组织定性为“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半孟什维克”，建议尽最大可能与谭平山进行斗争，要“从思想上揭露之”，以便“从组织上巩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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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情报面前，斯大林于2月23日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把第三党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是孟什维克的，反对工农的政党，是蒋介石和其他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们的驯服工具”。斯大林比向忠发更进一步，把“半孟什维克”升级为“孟什维克”。既然第三党是“孟什维克”，对其相关人员的监控就是必要的紧迫的，于是邓演达2月28日复宋庆龄的信（关于第三党和叶挺赴柏林问题）被截获，信立即被译成俄文交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这封信惊动了斯大林，3月22日，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并就信中涉及的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人一一作出具体对策安排。
鉴于斯大林、共产国际对第三党的这种态度，宋庆龄决定离开苏联赴德国。第三党的组织谋划者们转移到德国后，对他们活动的监视立即跟踪而至。苏联驻柏林使馆安排一位具有德俄共产党双重党籍的罗比列与宋庆龄“往返”，实际是监视宋庆龄的活动。至于叶挺，本来就有前科（“没有土地革命决心”，在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受到跟踪理所当然，中共代表团令其柏林组注意叶挺的行踪并报告“叶同志在柏林担任何项工作，有何活动，是否参加中国组（即中共驻柏林组——笔者注）经常会议等”，并指示“叶挺同志转党事暂待”。这个“转党”字面意义应当是转党的组织关系，即把组织关系从莫斯科转到柏林中国组。就这样，叶挺被“暂待”在党外。
回国后继续参加第三党活动
因国内形势需要，第三党的组织者们先后回国。1932年秋，叶挺离开德国。回国后，叶挺仍然执着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继续从事“第三党”的组织活动。
生产人民党是一个小党，主张走国共之外第三条革命道路。它主要由两个方面的人组成：一方面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领导人，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另一方面则是第三党的领导成员黄琪翔、章伯钧等。邓演达遇害后，黄琪翔成为第三党主要负责人。除了共同探求第三条道路的目标相同之外，叶挺与这两方面的头面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与黄琪翔都是北伐军第四军中人，有着在北伐战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所以叶挺参加生产人民党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筹建福建人民政府的过程中，福建人民政府的主要筹划者陈铭枢主张组织生产人民党，作为人民政府领导核心，凡参加福建事变的各种力量和个人一律脱离国民党参加生产人民党，这一主张得到广泛赞同。11月21日，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李章达、徐谦、戴戟等联名通电脱离国民党，24日，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也宣布脱离国民党。黄琪翔、章伯钧则召集在福州的党员进行讨论，经反复磋商决定接受陈铭枢建议，解散第三党，集体参加生产人民党。1933年11月24日生产人民党正式成立，发起人包括陈铭枢等27人，党员200多人，叶挺名列其中。叶挺是1933年11月上旬到福州的，住在蒋光鼐家帮助策划福建事变，12月，参加生产人民党。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后，生产人民党转移到香港，不久就自行解体，存在时间总共不到两月。之后，其成员又分别成立了两个组织，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并于1935年11月10日召开会议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传统上说的第三党。但叶挺并没有参加这个“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而是参加了另一个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他与第三党始终有缘无分。
生产人民党自行解散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外的领导成员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同盟）。1935年7月25日，同盟在香港成立，同盟政纲中与农村土地有关的一条是：“铲除贪污土劣、废除苛捐杂税”，而不是没收地主一切土地，本意也没有违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所以叶挺参加了同盟，并担任同盟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同盟成员主要由原福建事变各党派人士和原十九路军中上层军官、国民党左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推举李济深、陈铭枢等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参加同盟后，叶挺每月到香港两三次，参加同盟的活动。还两度偕妻子到福州、厦门等会见与同盟保持关系的地方反蒋抗日分子，了解他们接应同盟重返福建建立反蒋抗日活动基地的情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同盟发表宣言，号召国内外盟员和全国同胞动员起来，各尽其力，拥护政府，抗战到底。蒋介石也发电报到香港，请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来南京，共赴国难。10月，李济深等发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同盟正式解散。叶挺也就此结束了与“第三党”的复杂关系。
综上所述，叶挺离党并不像流传的那样简单，真相其实很复杂，它一方面与中共、共产国际对叶挺的责难和排斥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叶挺探索第三条道路有关，而导致叶挺积极探索革命新路的原因则更加复杂。此外，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思想对叶挺也有很大影响，宋庆龄、邓演达等组建第三党时坚持这个主张，多多少少引起了叶挺的共鸣。抗战开始后，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叶挺也因国共协商组织新四军而回到党的怀抱。个中滋味，恐外人殊难体会。
篇5：秉持赶考之心 恪尽兴党之责
——长沙市连续第三年召开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警示教育大会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柏坡进京“赶考”，三年前，中共长沙市委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警示教育日。昨日，长沙市召开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警示教育大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润儿要求，要秉持赶考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始终把执政作为考场，把群众作为考官，把自己作为考生，努力交出一份让组织放心、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这是长沙连续第三年召开廉洁从政警示教育大会。在观看了中纪委录制的警示教育片后，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晨光以《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永葆共产党人纯洁的政治本色》为题给与会人员上党课。
陈润儿说，3月23日，是毛主席率领全党“进京赶考”的日子。63年来，我们党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考试，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合格。但今后赶考的道路还很长，面临的考题会更难，开展廉政警示日教育活动目的就是要真正做到“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陈润儿指出，保持党的纯洁性，是这次廉政教育主题活动的重点。纯洁性对我们党来说尤为重要。纯洁性关乎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党的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先进性是党的纯洁性的体现和反映；纯洁性影响党的战斗力。党的战斗力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基础和力量，就是要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昂扬的精神，没有党的纯洁性，必然会涣散意志、削弱力量；纯洁性决定党的公信度。党来自人民、代表人民，能否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关乎我们党的事业成败的基础。
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陈润儿强调，一要稳得住心神。信仰的力量是伟大的，信仰的危机是可怕的。一个人失去信仰，百事不可为。理想的坚定、信仰的力量，始终是领导干部动摇不得的基础，是我们的安身之本、立命之基。腐败分子之所以走上不归之路、陷入人生深渊，根本源于精神懈怠、信仰动摇。一些人平时稳得住心神，但在失意之时、卸任之前、十字路口败下阵来，就是因为觉得组织欠了我、他人负了我、社会亏了我，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肆意妄为，把不住方向、找不准道路、稳不住心神，从而自暴自弃、放任自我，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堕入罪恶的泥潭。各级领导干部要时时刻刻保持头脑的清醒和内心的宁静，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惑。
1二要管得住行为。纯洁性与腐败现象是严重对立的。只有每一个党员纯洁，才有党的纯洁；只有每一个党员先进，才有党的先进。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要牢记党员责任，增强党的意识，时时处处以党员的标准来规范自己、要求自己、约束自己、指导自己，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讲原则、讲正气、讲道德，过好名利关、金钱关、美色关，在十字路口、诱惑面前，不该要的东西坚决不要，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不该受的好处坚决不受，千万不要用“别人不知道”来掩耳盗铃，千万不要用“可能不碍事”来自欺欺人，千万不要用“只有这一次”来放纵自我。
三要挡得住诱惑。泰戈尔有句名言：“顶不住眼前的诱惑，就失去了未来的幸福。”现实生活中，党员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很多、陷阱不少，能否挡住诱惑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关键。每个领导干部一定要挡得住诱惑，要时刻警醒自己，搞一次特殊，就会损失一分威信；破一次规矩，就会留下一个污点；谋一次私利，就会失去一片民心，从而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作风养成和纪律遵行。
陈润儿说，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胡锦涛总书记曾多次告诫全党，党的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为保持党的纯洁性而不懈努力，秉持赶考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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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要求，今年3月-7月在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廉洁从政警示教育活动。活动以保持党的纯洁性为主题，深入开展党性教育活动，教育和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密切联系群众，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市委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在教育活动期间，各级各单位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观看1-2部警示教育片，要以“保持党的纯洁性”为主题开展一次党政“一把手”讲党课活动、召开一次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
中共长沙市第十二届纪委第二次全会暨全市反腐败工作会议召开
中共长沙市第十二届纪委第二次全会暨全市反腐败工作会议于2012-2-10日召开。会议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剑飞主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姚永春作工作报告，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军宣读表彰通报。会议传达贯彻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纪委
十七届七次全会、省纪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总结、部署全市的反腐倡廉工作。
陈润儿充分肯定了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他说，各级党委、政府和纪律检查机关，坚持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廉政警示教育，拓展源头防腐领域，强化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监督，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纪检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率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纪律保障。
陈润儿说，今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喜庆之年，也是全面落实省市党代会战略部署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责任非常重大、影响尤为深远，关键在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陈润儿说，要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党的纯洁性。首先，党的纯洁性决定了党的先进性。在新的形势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发展党的先进性，必须坚持纯洁性与先进性的统一，永葆党的先进特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前列。其次，党的纯洁性决定了党的战斗力。党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关键在于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始终如一地坚持真理，坚决果敢地纠正错误，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赢得了长期执政地位。只有坚持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才能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生机活力。再次，党的纯洁性决定了党的信任度。纯洁性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丧失了纯洁性，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群众的支持、执政的基础。只有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凝聚党心民心，不断巩固执政地位。
陈润儿强调，要把握关键环节，切实保持党的纯洁性。只有不断推进思想、作风、队伍纯洁，才能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一要加强理论武装、党性修养，始终保持思想纯洁。崇高的理想、纯洁的思想，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从政之基。要加强理论武装，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要加强党性修养，保证共产党人信念不变、传统不丢、本色不改；要加强道德建设，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干事创业和清正廉洁的合格答卷。二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作风纯洁。要把作风纯洁作为保持党的纯洁之要、恪守清正廉洁之基，以群众为根本，以自律为要求，深化作风建设，永葆为民本色。要树立群众观点，大兴艰苦奋斗之风，认真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以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增强自身免疫力、提高群众满意度。三要注重严格教育、规范管理，始终保持队伍纯洁。要把保持队伍纯洁作为一项长期而紧迫的重大任务，综合运用教育、管理、惩处等手段，努力使每一位干部不愿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要抓预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对待权力要有敬畏之心、对待名利要有平常之心、对待监督要有坦荡之心，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要抓队伍管理，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纯洁性，永葆党的旺盛生机和蓬勃活力；要抓案件查办，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决不让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存侥幸之心、得不法之财。
陈润儿指出，要立足党建全局，全面强化党的纯洁性。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必须从规律的层面来把握，用科学的思路来谋划，以责任的落实来推进，始终坚持以纯洁性体现先进性、增强责任感、提升感召力。一要深化党的建设规律性认识。党员队伍中难免会有人思想不纯、境界不高、为政不廉，这将削弱执政能力、损害党的形象。必须全面加强纯洁性建设，使广大党员始终牢记宗旨使命、保持政治本色、维护党的形象。二要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纯洁性是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目标所向，科学化是大力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手段所在。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保持党的组织纯洁性，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的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三要严格党的建设责任制要求。要健全责任体系、严格责任追究、强化责任考核。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忠诚履职、尽心尽职，责随职走、心随责走，以责任意识的增强保持纯洁性，以履职尽责的成效体现纯洁性。
陈润儿说，大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反映着我们党光明磊落的底气，彰显着我们党纯粹崇高的信仰，决定着我们党坚不可摧的力量。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立足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应对各种严峻考验挑战，锐意进取、扎实工作，牢记使命、永葆纯洁，以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篇6：党之魂
初识你，是我翻开历史课本的那一页，它记载了你的成立—开天辟地的史歌，你们将成为中国革命的新的领导者，带领人民开创革命新面貌。我不解，为何有了你们，中国的革命才会有希望?为何有了你们，革命再一次有了生命力?为何有了你们，中国便有了领头羊?
有人说，你们是火炬，从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有人说，你们是灯塔，从风雨飘摇到屹立不倒；有人说，你们是种子，从深埋泥土终荫庇天下。
一页页的书卷翻卷，你的成长为我所知。你曾苦苦挣扎，却又百折不挠；你曾退让妥协，却又积极进取；你曾生死攸关，却又反转再进。无数的仁人志士投身于你，抛头颅洒热血，硝烟弥散，青山埋骨，成就了你！
七月流火的季节，只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你从黑暗中诞生，日出东方，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希望。万事开头难。为了更好的领导中国革命，你也在不断的进步。工人起义的失败，你开始反思，且最终正确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以及革命的性质，明白了与国民党合作的重要性，然而妥协的放弃了武装的领导，北伐战争却以国民党的叛变告终。你不得已奋起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影像中，我看到了革命党人们坚毅的面孔，看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英姿，和一面面飘扬的的红旗，我们的武装队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征程。
内战在继续着，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把你打倒，而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立，革命的火种在农村散播着，我们仍记得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百姓们，仍记得中国共产党永远不拿百姓的一针一线，当经历了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没有真正走过，真的很难去体会，但是毛主席的那首诗，也足够让我们心生震撼，也足够……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苦难过后是喜悦，更令我们震撼的，是不怕远征难的无畏，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决心，是积蓄力量的智慧，二万五千里，多少辛酸流尽，漫漫长征路，多少英雄再生。路途化作精神，可薪火相传，可生生不息，可永不泯灭。长征的胜利是奇迹，更是革命的再生，是民族的希望。
外侵来临，无辜的人民颠沛流离，属于中国的寸寸国土沦丧，我们愤怒，我们悲痛，我们无奈，终于我们无惧。我们发出了呐喊：国共两党乃至中华民族必须齐心抗击日本侵略者。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深刻的认识到了国情民心，西安事变，他们选择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于是国共开始了二次合作，鲜血，硝烟，轰鸣，泪水，号角，呐喊，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中国共产党不怕牺牲，中国人民也不怕牺牲。我们更怕山河破碎，怕国将不国，怕颠沛流离，怕成为亡国奴。胜利终于站在了中国，正义没有缺席，牺牲也有了意义，我们的国复生了！
但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还远远没有结束，属于中国人民的和平还没有真正的到来。母亲最近在看一部电视剧，讲述的正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内战，国民党军官说军令不可违，但兄弟情，同胞情，就要牺牲吗?中国人就要打中国人，多么可笑，多么讽刺。为了真正的和平，毛主席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选择参加重庆会谈，双十协定被撕毁，国民党的真实面目暴露了，中国再次陷入了内战。
中国共产党无惧，他们有战士的英勇，有民心的倾向，有领导者的智慧，避敌主力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乘胜追击，运筹帷幄以决胜千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我的国站起来了！我们的奋斗还没有结束，弱国无外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建设祖国的新征程。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五年计划，三大改造，万隆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个决策尽显了他们的智慧，外交内政国防，中国在各个方面迅速发展。
挫折也并不是没有，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发展陷入了停滞，中国共产党中有了分歧，有人忘记了初心，弃人民于混乱不顾，置私心于国家大义之上，但终究，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战胜了错误者。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重新领导中国建设走上正轨。邓小平同志创造性的提出了改革开放，发表南方讲话，让发展成为硬道理，阐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的国富起来了！那是一个追求发展高速度的时代，我们拥有了第一批富人，中国向世界之林进军，已成破竹之势，为各国侧目。
而今，中国共产党再一次认识到，发展的高质量问题，新时代亟待解决科学发展问题。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倡导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邓小平同志的目标上，逐渐实现全面小康，收官脱贫攻坚。
其实，要想强国，必先强心，习主席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无法否决国外的发展，因为我们确实落后过，但我们奋起直追的精神，先进的社会制度不容置疑，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坚守，崇洋媚外的作风，诋毁篡改史实的行为必受批判。
而我的国正在强起来，他令我骄傲，令我自豪。中国共产党，没有你们，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你们，也没有富强的国，没有你们，更没有我们新一代青年！
在我真正认识到我强大的国，我们无私的党，是在疫情之中，我不晓得，非典时期的党，因为那时我刚刚出生，然而，我真正经历了在即将高考时来临的疫情，来临的危难。只有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国上下一盘棋，中国共产党更冲在先。那一份份申请书令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是一份无畏，他们是领导者，但不是躲在后方的领导者，他们永远冲在前面，挡在前面，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当美国陷入了混乱，国家不再管人民的生死，中国却在经历一开始的慌乱后，秩序井然地开展各项工作，中国共产党永远以人民为先，以人民利益为上。其实，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信仰，成为中国的代名词。疫情面前，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党，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党领导的中国，自信之火熊熊燃起，近代以来的屈辱啊，早已洗净，虽难忘记，更是激励。
篇7：党之魂
5月26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和《关于巡视中央意识形态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巡视工作连出“大招”。此次对巡视工作条例进行修改，可以说是巡视威慑力的又一次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案件中，有超过一半的线索来自巡视，由此可见，中央巡视工作对腐败问题发挥了有效的遏制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式依然严峻复杂，存在较多隐形问题，巡视工作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因此，进一步规范和深化巡视工作办法，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党之利器，治标之举，治本之策”，巡视工作应震慑出权威的光芒。巡视工作要发挥其“利器”作用，就必须保证足够的权威性，强化巡视震慑作用，不让有问题的领导干部心存侥幸，让干部不敢腐。近年来中央巡视工作连出“大招”，加上“回头看”的巩固作用，巡视威慑力不断升级，也让党风政风为之一清。
所谓“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巡视工作应制定好完善的机制。为避免腐败问题反弹，需要建章立制，让巡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制度之网织密织牢，不放过任何一只“苍蝇”，实现巡视全覆盖。抓好制度建设、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巡视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让巡视效力久久为功。
治党“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巡视工作应坚守住强硬的态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将“严”字贯穿巡视工作始终。所有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巡视工作聚焦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应像“无影灯”般，不给监督留死角，严防“灯下黑”。
篇8：大学之魂
(一)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 称得上是现代大学的鼻祖。它在中世纪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 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 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从此, 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 在此后若干个世纪中, 巴黎大学经常性地使用罢课手段来维护和扩大自治权。这种对外的斗争展示出了大学的独立形象。在校内, 这个教会的第一神学院发展出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 提出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 进行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这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它还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即使在当今世界也弥足珍贵的世界主义, 早期就从这里发散出去, 但它同时又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 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征——最富世界性, 又最具法兰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欧洲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学, 巴黎大学的姊妹学校博洛尼亚大学是作为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的。诞生之初, 就以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于世。早期, 她致力于使罗马法重放光芒, 让古罗马文明光照人间, 这种努力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到来做了准备;当意大利处于“豺狼”包围中之时, 她又站在斗争前沿, 正如意大利民族诗人卡尔杜齐所说, “在战火中, 在博洛尼亚争取自由的斗争中, 人们听到了法学教授用拉丁文发出的呼号”;二十世纪末叶, 欧洲联合的事业艰难曲折, 她又在1988年九百年校庆之际起草和发起了签署“欧洲大学宪章”, 宪章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 重申大学的崇高使命——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 还高举欧洲联合的火炬, 呼吁推倒精神壁垒, 实现欧洲科学文化一体化, 推动欧洲古老的联合梦向现实迈步。
牛津大学, 这个世界顶尖人物的摇篮。诗人马修·阿诺尔德作了最浪漫但也最确当的描述。他写道:“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 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学的目标, 最完善的理想……”, “敬爱的梦想家啊, 你的心是这样罗曼蒂克, 你这样慷慨地献身于人, 献身于非属于我的事物和英雄, 但从不下顾没有教养的庸人!失败了的事业、被放弃的信仰、不吃香的名声、难以置信的忠诚——都在你这里找到了家!”诗人寥寥数语, 便让人窥见了牛津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宽容、同情失败者。
剑桥大学, 很少有人准确知道其生辰属肖, 但很多人却熟知她产生了思想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群星, 熟知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 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事事讲传统。关于剑桥的讲传统,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的《剑桥的三一》一文中有一段动人的引文:“1918年当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就任三一院长的那一天, 三一的‘伟大之门’是关得深紧的。身穿学袍的汤姆逊庄严地用铁环在大门上敲叩。整条三一街都可听到那清脆的声音, 门房应声, 哑然开门, 有礼貌但很正经地问来客尊姓大名, 所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 把英王的任命书交他手里。门房即请他稍候, 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 并疾行过‘伟大方庭’, 到院士休息室把证书呈交资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地验明证书无误后, 随即依资历深浅, 鱼贯而出, 列队在大门迎迓新院长。”剑桥对传统的谨守由此可见一斑。但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 它的传统中“一直有变动, 在变动中又强劲地维系着传统”。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 人们如何浮躁地追潮逐浪, 它有一种任凭举世中风狂走, 我自卓然独处的孤傲和镇定。
至于哈佛大学这个后起的世界顶尖大学, 二十世纪初,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 “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 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 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 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 并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八十年代, 哈佛拒绝授予里根总统荣誉博士学位一事便显示了这个看重自由和创造的伟大学府十足的底气……
在上述这些大学通常留给世人眼中的传统形象之外,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 我们又有幸听到世界著名大学的现任校长谈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说, 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 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 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学副校长说, “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斯坦福大学校长则说, 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如果说巴黎大学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 博洛尼亚大学高擎理想主义旗帜的使命感, 牛津的博大、古典, 剑桥的孤傲、恬静的书院气息, 哈佛的内在精神……是以各自独具的特色共同体现了对一种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灵魂的执守, 那么, 当代那些世界名校校长们的谈话则表明, 这些大学在对理想的执守中又发展和丰富了它。不论是作为批评和创造的前沿, 还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 或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由它们标示的大学形象都是相当现代的, 但内蕴在这些现代形象中的, 仍是那不被风暴摇撼、不受时光溶蚀的大学之魂:以超脱于任何潮流, 超脱于任何阶级、派别和权力机构的独立精神去保持和发展人类的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正是成为大学之魂的独立精神, 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始终代表着创造的力量, 在人类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 大学则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 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的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忠于伟大的理想, 担负起传承伟大遗产的使命, 又忠于光荣的探求, 去开拓思想和知识的疆域——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传统。这传统是一种自我滋养的创造性源泉, 也是大学能在任何外力作用下保持自己稳定流向的力量。开拓者的蓬勃精神就搏动在忠实执守着的传统中。
(二)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来的。欧洲所有古老大学, 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独立的斗争。巴黎大学还在雏形阶段就为了取得自治权而联合和斗争。作为教会的神学院, 巴黎大学一开始就处于教会的严密控制下;作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教学和学术中心, 王权和地方行政当局也觊觎着这块地盘, 千方百计要插手和干预它的内部事务。处在教会和世俗势力双重夹击下, 巴黎大学争取自治的道路艰苦而漫长。在与教士进行过无数次争执的斗争后, 巴黎大学付出了流血的代价, 取得国王特许证书, 摆脱了主教们的监督、控制和干涉。接着又是与警察的长期斗争。1229年, 巴黎主教借学生与市民的冲突对学生提出起诉, 摄政王太后下令抓捕学生。在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中, 学生死伤很多。师生愤然罢课, 并撤出巴黎。罢课和撤离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因为正如当时一位红衣主教所指出的, 巴黎大学教授学习美文学的潮流“灌溉和肥沃了世界教会的天堂”, 但师生的撤离出走使这个一直在巴黎城有力传播着的潮流“冲出了它的河床即巴黎城”, 这个潮流将“因而减弱以至消失, 就像一条溢出河床的大河, 涌进许多溪流然后干涸”。1231年, 长达两年的罢课带来的“大河干涸”的威胁使得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出面调停。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以创办异端裁判所和维护教皇特权著称, 但正是他发布了有大学“独立宪章”之称的教谕《知识之父》, 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和结社权、罢课权、授予学位的专一权这三大特权。并确认只有教皇才是它的最高监护人。这份由教皇亲自制订的独立宪章使巴黎大学最终彻底摆脱主教控制而取得作为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也得到国王和王太后的承认。
从此, 就如十三世纪另一位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说的, 巴黎成了“生命之树”, 它吸收了欧洲各国最好的学生和许多来自各国的最优秀教师, 巴黎大学则成为了“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教会的第一所学校”, 而且还是神学事务中的国际仲裁人。但学生仍然经常罢课、打架。他们既反对教皇的监督, 也拒绝国王的监护。在很多时候, 不论是主教们还是国王的警察都对巴黎大学无可奈何。这种为了独立自治而不屈斗争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1968年从法国开始, 波及欧美、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就肇始于巴黎大学, 这次学运是大学生对僵死、停滞的教育体制的社会不公的抗议, 也是这所大学的独立精神、罢课传统在现代的一次大展现。它导致了戴高乐政府下台, 还结下一个硕果——《富尔法案》在当年11月颁布。这个在法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法案再次明确重申了大学自治的原则。
当今欧洲最著名的那些大学中, 除了由乔治二世出资建于十八世纪的格廷根大学。由于国王明智, 做了该做的事而不去干预不该干预的事, 它有幸一开始就不受干预地自主办学;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学都有着与巴黎大学相似的为独立自治而斗争的经历。其中, 博洛尼亚大学早在十二世纪就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那里取得特许状, 外籍大学生可以不受博洛尼亚市的法律管辖。但市政当局限制教授们在各个城市自由流动, 并干预他们的职称授予。一系列冲突触发了罢课, 引起大学师生迁移出走, 当局被迫让步。1278年, 博洛尼亚大学最终获得独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反对国王干涉的斗争得到教皇保护, 这打下了独立自治的基础。但这两所大学在维护和扩展自己的自治地位的过程中, 不断发生“学袍”与“市镇”的争执、械斗。几乎是每斗一次, 市镇就吃一次亏。历史上, 甚至发生过剑桥的市长踢出教会的事。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 大学表现出来的社团精神、不受任何派别控制的独立性和表示异议的倾向, 使大学成为一种令社会上各种势力都感到不安的力量, 诚如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 无论对教会、国家世俗政权还是地方当局, “它都可能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大学时而与教会势力斗, 时而与世俗势力斗, 它们利用国王的特许状反对教会控制, 又利用教皇的保护反对国王和其他世俗势力。大学就在这二权之争的缝隙中摆脱了教权和王权的控制而独立, 在欧洲成为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关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权力格局, 人们常以“上帝的事归上帝, 凯撒的事归凯撒”的名句来描述。其实还应加上一句, “亚里士多德的事归亚里士多德”。在知识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土”中, 它的主人是学者。这种三元分立的社会格局保护和激发了欧洲社会的活力, 使欧洲在表面的混乱下奔腾着汹涌不息的创造力。而大学, 由于其传统的独立精神、批判创造精神和理想主义, 它既开风气之先, 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创造力源泉, 又“树立标准、展示理想, 坚持价值”, 为欧洲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教会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和文化的整合力。
(三) 说到大学的“树立标准, 展示理想, 坚持价值”, 当然会令人想起牛津、剑桥不为世风所撼的古典神韵。这一对大学中的孪生子以对人生中永恒因素——心智和精神——的持久关注对抗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主义, 以对失败者的同情和充当忠诚、信仰等一切被冷落但有价值的东西的家园和庇护所的姿态傲视炎凉世态和短见的实利主义;也会令人想起怀抱伟大梦想的博洛尼亚大学, 它致力于在意大利重现古罗马文明的辉煌, 致力于唤醒由这个古老文明传播的世界公民理想, 在饱经战乱和民族仇恨之苦的欧洲推动民族和解和超越民族国家的联合;还令人想起“不平则鸣”的巴黎大学。叶芝有一句诗, 大概是“一阵疯劲来了, 连穿缁衣的死人也会摇醒”, 把这用于巴黎大学, 非常传神;尤其会令人想起所有这些大学坚持把自己作为人类对话基地, 顽强地坚守着真正知识生活的条件:自由、自治、超然、独立……
所有这一切, 无不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在这光辉映照下, 人类在数世纪中追求的自由、宽容等基本价值犹如亘古长明的灯塔, 激流漩涡不能吞没, 狂风暴雨不能熄灭。而大学本身, 在世界还并不宽容并不自由的情况下, 它就是自由和宽容这一人类理想的象征。大学自诞生以来, 一直张开双臂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这里, 学者们独立地提出问题, 异常活跃地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索;青年学生们则从这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对话和进行思想交锋, 并从这里获得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大学的宽容和自由还使人们的精神可以往很多方面去发展。无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 还是对内心生活的专注、思考和默想, 都受到鼓励和包容。这里也酝酿和容纳各种见解, 不论这些见解是传统的、守旧的, 还是新奇的、怪异的, 都有立足之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度到过剑桥的萧乾先生在《负笈剑桥》一文中记叙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他惊异地发现, 在这个孕育和催生划时代科学思想的基地竟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专注于鬼学研究, 并对他大谈人鬼之间可以互递信息。更令人惊异的是, 虽然偌大个剑桥, 除了此公, 无人信鬼, 虽然不是没人对此公有非议, 但鬼学家既没有被大学评议会除名, 也没有遭同僚们孤立、歧视或鄙夷, 当然, 更没有被讨伐。鬼学家在剑桥安然无恙地存在着, 安然无恙地继续着鬼学研究。这样的现象, 在中国大学是不可想象的。然而, 正是这种连鬼学都可以容忍的学术自由, 可以解释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这些惊世骇俗的理论何以能相继在剑桥问世。
关于学生的自由, 裘克安编著的《牛津大学》一书中有很有意思的记叙。牛津的学生有许多社团、学会俱乐部供他们自由选择。创立于1826年的“牛津协会”是牛津众多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这个协会每周举行一次辩论。题目一般预先确定, 发言人各择赞成的或反对的一方, 力陈己见, 驳斥对方。最后进行表决, 以观听众倾向。最有名的一次辩论是在1933年2月9日举行的, 题目是“本会在任何情况下将不为国王和国家去打仗”。如此怪论, 经过辩论, 竟以275比153票通过。当时舆论哗然, 视之为青年堕落的证据。其实, 当“二战”爆发后, 大学生慷慨奔赴反法西斯战场, 为国捐躯者极多。然而, 牛津对怪论的包容给了学生不受拘束地发表自己思想的最佳条件, 学生得以在各种观点的见解和交锋中去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 并使自己的思想因受到砥砺而成熟。而众多学生社团的存在则不仅折射出学生课外生活的丰富和自由, 还体现出牛津大学的一个基本的教育思想, 这就是牛津大学副校长卢卡斯教授去年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谈的, 也是牛津在传统上一直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
其他大学也有同样的风范。是自由和宽容使置身于大学中的师生去掉了心灵的镣铐, 让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长;是自由和宽容, 使大学具有一种朝向未来的张力。记不清是谁曾把欧洲的中世纪喻为一条很长很长的神秘隧道, 走进去的是正统基督教, 走出来的却是罗马天主教。可以套用这个有趣的比喻换个说法, 走进去时沉寂无声、了无生气, 出来时却喧闹沸腾, 摄人心魄。无疑, 正是作为中世纪最重要发明物的大学, 在促成这神秘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大学拥有的自治地位和自由特权在“无声的中世纪”孕育了使欧洲大放异彩的文艺复兴知识精英, 推动了风靡全欧的新知运动。在此之后, 同样是大学推动了知识向广阔领域开拓, 向纵深地带挺进。即使在谎言可以任意传播, 真理被当作异端搜索和镇压的专制暗夜中, 大学仍是一块自由的绿洲, 由这里点燃的思考的火炬, 早晚要烧掉谎言编织的帷幕。
在由大学展示的理想和坚守的价值中, 世界主义和民主性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知识无国界, 真理无国界。大学作为知识圣殿和追求真理的场所天然地倾向于人类合作和世界一体。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 基督教的普遍性呼唤和由各个大学来体现和传输的世界精神与正在崛起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一种建设性关系, 成为一种使觉醒中的民族精神免于狭隘的平衡力。在民族主义狂热一再威胁人类的当代, 大学传统的世界主义精神更是一副解毒剂, 它突破由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树起的藩篱, 注目于被种种夸大了的差异所掩盖的人类共同特性, 透过多样性来揭示人类的统一性, 通过对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核威胁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来揭示人类共同命运。而大学在科学、文化领域进行的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合作则展示了一种人类团结的可能前景。
说到大学的民主性, 诚然人们也许会根据部分大学, 例如牛津、剑桥曾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贵族学校而存在的事实提出异议。然而, 在等级分明的中世纪欧洲, 是多数大学首先突破等级的界线而面向一切有才华的人。牛津、剑桥这样的贵族大学以另一种独特方式体现出民主性, 譬如, 它们共同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的教育方针, 校长的选举制, 重大问题通过投票决定, 等等。至于前面提到的“牛津协会”辩论, 其实就是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一大特征的议会辩论的预演, 青年学生在这类活动中得到的是民主素质的最好训练。最重要的是, 在近几个世纪人类争取平等的斗争中, 大学以对教育民主化的追求站在了前列。建于十八世纪的格廷根大学当时在收费上就有一条规定:贵族生注册费是平民生的六倍, 这种“不平等”的收费规定体现了处于专制社会中的格廷根大学禀持着一种不分贫富, 人人享有平等学习权利的教育民主化理想。把教育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的, 首推美国的大学, 不论它们是建于殖民地时期还是独立战争之后, 这些大学致力于打破部分人对高等教育的垄断, 致力于使学校成为扩散学问的地方。而且, 大学遍布各个社区的条件, 也在事实上使大学向每个公民打开了大门。而在欧洲, 发生在1968年的巴黎学潮对欧洲教育民主化作了强有力的推动。在巴黎学潮前, 欧洲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当时, 苏联大学生人数三倍于欧洲共同体, 美国则五倍于欧洲共同体。“五月风暴”中的大学生受正义感引导, 激烈反对仅能接纳少数人进大学、导致许多优秀人才被埋没的法国教育制度。学潮后经过改组而大大扩展了的巴黎大学提出的教育主张是:大学应该通过教育民主化与社会不平等作斗争。还提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移民等弱势群体都应有权接受大学教育。基于教育民主化的理想, 欧美大学还逐渐承担起终身教育的新职能。
这些大学在教育民主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再次表明, 它们不仅有坚如磐石的信念, 而且最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 并始终站在变革最前沿。
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 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 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