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农村住房为何蚕食耕地?（共2篇）
篇1：党国英：农村住房为何蚕食耕地?
党国英：农村住房为何蚕食耕地?
可以想象，东部农民在扩大住房、中西部农民在收入提高以后，也会向东部农民看齐。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农民住房的扩张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这两年，地方政府和工商业资本对耕地的蚕食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来头大，惊动也大，对农民的利益损害也明显，自然逃不过人们的眼睛。然而，引发这种土地掠夺的原
因并非导致这一种后果。土地是“集体”的，来头大的势力能圈占，农民自己会甘心吗？当然不会。他们也要想办法尽量把土地抓到自己手里。农民在静悄悄地行动，惟其响动不大，人们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上周去南方某地开会，乘火车注意观察沿线的村容村貌，看到南方农村的农民住房又到了新的水平。那些二十年前盖的两三层楼房旁边，更漂亮的楼房盖起来了。看这些新盖起来的农民住房，不免感慨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的确大大提高了。看过欧美国家的农村住房，我以为中国江浙一带的农民住房水平决不输给欧美国家。可是，再深入一想，这难道是好事情吗？
从飞机上往下看，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平原，中国的城市地盘在扩大，农民的住房也是密密麻麻的。有的村落快要挤到一起了。农民需要这么多住房吗？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农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8平方米已经上升到2002年的27平方米。浙江省农村的这个指标在2002年就达到47平方米以上。中国农民的住房面积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注意，不是农村)经济的增长速度。只要农民有了钱，想的第一件事情是盖房子。可以想象，东部农民在扩大住房、中西部农民在收入提高以后，也会向东部农民看齐。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农民住房的扩张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其实，农村住房的空置率相当高。在我调查的一个经济发展状况一般的华北某村子，农民住房空置率达到15％左右。没有空置的那些住房，居住的人口也相当少。住房空置或低利用率的情况在南方一些农村更严重。农民哪里去了？不难理解，他们或者迁移到了城市，或者在城市打工。打工者在城市没有住房，他们像候鸟一样每年一次地来往在拥挤的工棚和宽敞的农舍之间。迁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在城里有了住房也会保留农村的住房。
盖房的目的之一是占地。中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每一户农民可以划拨到一块宅基地。这个规定便是农民占地的一个法律依据。前些日子，美国三一学院的文贯中教授看中国的统计资料，提出一个问题：近些年来，为什么中国农户数量在增长，而农民人数在下降？他真是看到了一个有趣但也严重的问题。从1999年到2002年，中国农村农户数量增加了1.1％，但农民数量下降了1.6％。分出一户，就能占一块宅基地，这便刺激农民的大家庭尽可能地分户，也尽可能地生儿子，不生女儿；生了女儿，也有可能被遗弃，甚至被溺毙。我了解华北某个农户，他们有6个儿子，5个儿子在外面工作，有的早已是城市居民，但他们每个都分到了一块宅基地。
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农民用分户、盖房的办法占地，实在反映了农民的理性，几乎是无可指责的。但这种占地的方式至少有三个危害：第一，农民的资本积累转化成了房屋投资，而房屋的利用率并不高，这使得农村潜在的资本效率下降。第二，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也下降了。第三，农村社会结构受到破坏，特别是加剧了农村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调。如果这个局面能得到扭转，农民积累的资本用在城市购房、建房上，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会提高，土地也会得到节约。但是，在目前的土地政策之下，扭转这个局面实在太难了。我们真该反省一下我们的土地管理方式了。
篇2：党国英：农村住房为何蚕食耕地?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土地”成为新近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所所长党国英也空前忙碌起来。境内外媒体的频繁约访让他应接不暇，偶有抱怨之余，他还是尽其所能认真、严谨地为来者解读国家新一轮农村改革方案对土地、农村、农民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这种关注，是他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所希望看到的。
土地流转与农村改革潮流相符
“土地流转”并非新词，但其真正引人注意还是在最近几年。按照专业解释，土地流转指的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但是作为土地制度改革中一项关键内容，土地流转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范围与限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那么，现在土地流转改革的时机成熟么?现有环境下，放开产权，会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作为农业经济学研究学者，党国英主要业务专长就在于农村制度变迁问题研究。自1997年开始，他先后发表《中国农村社会权威结构变迁与农村稳定》等一系列论文，对农村改革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论述。对关于土地流转的一些担心，党国英首先从土地流转与农村改革的经济发展大背景讲起，予以解释。
在我国，农村改革从土地改革开始，或者说，从搞承包制开始，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但是，解决温饱之后，单单依靠土地承包制度已经无法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也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这就需要与农村改革和其他的配套措施。使得城市化步伐有所加快，使农村的规模经营的水平有一定的提升。使得农民的生产方式发展根本的变化，使得他们实际有效工作日延长，这样才可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才可以缩小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
党国英讲到，农村改革开放30年，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发生的过程，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为界，此前中国农业获得快速发展；之后，我国农业领域资本投入在增长，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却在下降。第二个奇迹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这一奇迹的产生不仅是劳动力投入的结果。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改革开放进入第30个年头，更应根据新形势，调整农村土地制度等相关制度，以确保改革的轮子持续滚滚向前。
2006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制定，18亿亩耕地红线正式成为土地管理与宏观调控的国策。“18亿亩”，成为一条底线，也是一条分水岭。各界对土地流转与耕地面积的担忧，也随之增加。
在党国英研究的过程中，“倾听”也是他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上网倾听百姓对土地改革的困惑和期待，通过调研知晓广大农民对政策的需求，都让党国英的研究更加有的放矢。通过不同渠道，他发现，社会各阶层对土地流转规范性问题多有不解，也是他特意在不同场合，对“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和作用加以阐释。
党国英解释道，现有法律也允许农民流转，农民的土地可以承包地，在农民之间可以出租、转让，甚至可以无偿由别人使用、转包，也就是说现有的政策并非不可以流转，而是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土地流转工作，进一步促进流转。党国英将之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流转，的确是现有法律给予它很多限制，这种限制不利于盘活土地的存量，不利于有效利用耕地，所以要在农村集体拥有建设用地上要做一些改革，使流转的范围和方式有一个积极的变化，让集体拥有的建设用地成为真正的一种市场化的要素。建设用地起来已经被一些企业，乃至被一些个人在使用，这不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
“土地流转的方向是确保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这是党国英涉及这一问题时一直强调的。土地流转放活之后，一个城里人可以租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地，他自己不耕作，雇佣原地居民在耕作，这样就出现住在城里人是“大地主”，如果政府不去强制规定，这种情况是不容易发生的，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进所谓的“规模经营”，通过各种政府的权力资源，因为农民懵懵懂懂，他们很有可能把这块地转别人手中，出现“大地主”。我们国家的确很大，的确有一些地方政府会搞这样的事，恐怕要有一个提前的考虑。
党国英说：“只要管住规划，流转将有利于保护耕地，不会对耕地构成威胁。”同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主要侧重于非建筑用地方面。在建筑用地方面土地流转已经政策不断成熟的农村改革过程中，这样的探索不啻为对农村改革三十年来的一种肯定。
在这个过程中，既不能冒进，也不能等到把所有的配套措施都搞成熟了再施行。党国英讲到：“很有可能在放开产权时做一些工作，使得法治环境可能会暴露出自身的问题，再反过来去改变法治环境，可能在某一问题上，这个方面走得快了，另外一个方面问题就出现了，但是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一个，多种因素反复交错，反复影响的过程，现在在农民土地流转方面，我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推进，但是有一些问题突出了，再去解决其他的问题。”
不要把私有产权看成是“为非作歹”的一件事
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在即将召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际，深入土地承包制的“发源地”安徽凤阳小岗村考察时，指示土地承包将“长久不变”。从“长期不变”到“长久不变”，反映的是国家对土地承包制的鼓励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在这一环境下，土地“永包制”再引热议，“永包制”与土地私有的论争也不断。
党国英，正是土地“永包制”提出第一人。
早在1997年，党国英曾论述“永包制”问题，其时曾一石击水。时至今日，十年之后，“土地制度改革”已成为流行词汇，全社会都在关心这一问题，过去一直急迫呼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党国英，却在热潮中冷静下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国英撰文《推进农村改革的12个挑战》，其中很大篇幅落墨于此。在文中，他将自己的担忧和呼吁归结为几个要点：“改革要搞，势在必行，但要守住几个
原则，第一，要讲公正，不要把改革变成少数人侵害农民长远利益的机会；第二，要讲效率，不要在微观机制上降低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三，要讲国家粮食安全，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
在研究土地制度的过程中，党国英不但关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改革，同时着重研究了外国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他发现，即使在外国，对农民的私有土地也有很多制约。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不能把私有权看成绝对私有，而公与私的界限也在模糊。
在经济学中，将物品分为将公共品和私人物品，公共品需要搞共有财产，私人物品则为搞私人产权，党国英用经济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时指出，“这当然只是一个总的说法。其实公共品当中有一些我们也未必就一定需要公共所有。”
就土地问题而言，党国英一直主张总体要实行多元化的土地制度：“该国有的可以国有，该集体所有的就集体所有。在一定历史时期，该私有的又可以私有。”党国英注意到，北京2008年建设用地招拍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以住房开发的名义拍到一块地，他就相应地享有这块地70年的使用权。而现有法律规定，70年后，合同继续延续，如果这个人盖了房子以后，转给新的房屋主人，这些业主对土地的使用权也是永久性的。党国英认为，“其实，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的城市土地已经有私人所有的某种性质，所以，这个时候，你将城市土地是国有地，其实这个国有产权是被名义化的，真正使用权是长期由私人所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使用权在经济意义上看的话，其实具有私人的性质，看一个所有权，不仅仅要看它法律上的意义，还要看经济上的意义。”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时隔三十年，农村又一次走到改革舞台的中心。农村改革关乎改革全局，无论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时常的改革，还是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保障粮食安全的改革，离开农村，离开城乡协调，改革不可能进行下去。当下正值全球性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关键是期，启动和刺激内需是我国应对危局、转危为机的关键所在，而农村正是内需有待开垦的处女地，通过改革使农村土地、宅基地等资源货币化，可以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促使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促使资本向农村流动，从而提高7亿农民的收入。
在这样的大环境的影响和相关政策带动下，经历了30年风雨历程的农村改革进程，将以怎样的姿态继续向前发展?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党国英就这一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中华儿女：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跟过去相比有哪些有利因素?
党国英：我们和过去相比有几个有利的因素。一，国家规划的能力比较强，比如说基本农田和农地政府有规划，这样的农地的价值，如果要交易市场价格会很低，不至于成为投机的对象，当然我只说法律如果落实得好，不容易成为投机的对象。二、农民的几项社保工作搞得比较成功，一个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第二，是农村医疗保障。这些措施造成，农民不至于因为天灾人祸，特别是因为家里人得病而卖地，我说的“不至于”是相对而言，我们现在这个保障程度还不是很高这是事实。我们进一步进新型合作医疗的发展，推进农民社会化养老，更好地去做农村的最低生产保障这项工作，基本上可以防止农民因为日子没有办法过，而把地卖掉。
中华儿女：大家都知道，虽然30年来我们农村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同时我们也深知未来深化改革的艰难。您在《推进农村改革的12个挑战》一文中列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农村改革方面需要重视的12个问题，那么归纳起来，我们将会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什么?
党国英：我认为三种情况可能会造成风险。第一，如果我们的城市开放程度还不够，二元体制还不能打破，会给土地流转带来问题。第二，害怕地方政府强制去搞规模化经营。第三，农村社会保障没有进步。这三种情况下，就会带来土地新一轮改革的风险。当然，这三个条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自己希望，随着这三个条件的改进，土地流转市场可以随着这三个条件的变化而去深入改进。
前不久有网友向我提问时，用的人称是“你们”“我们”，我则跟他讲，不是“你们”、“我们”，而是“咱们”。
中华儿女：在继续推进土地改革的道路上，我们将怎样保证土地流转的公平公正?
党国英：概括地说，限行关于农村土地的法规有这样的特点：在法规的抽象意义上看，农民拥有强度很高的土地财产权，但是从实际经济关系看，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掌控者却有强度很高的土地控制权。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地方政府的实际权力被放大了。
如果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论是城市土地还是农村土地，我认为总的思路应该是“放开产权，关注规划”。
同时，几大措施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跟上，一个是城市要向农民开放，解决农民户籍问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要提高，譬如新型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社会化养老等问题。我一直强调一句话：土地流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要浪漫，不要过激，不要为政绩去搞强制。
中华儿女：新的土地改革对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党国英：我想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值得回答，也是很多人所关注的。
我认为，农村的发展一定要有一整套的政策去协同。土地政策只是一个方面，我自己认为，深化土地改革在目前它的政治意义比经济意义还要大，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现在的承包体制对于鼓励农民生产粮食作用仍然是比较大的，其实，保证农民土地投入获得回报，土地的使用权30年都不需要，七八年可以解决问题了。我们为什么现在讲30年不够，还需要长期承包，是因为这30年没形成一个强烈的国家对农民土地权益进行保护的一个姿态。而有了一个保护的态度，发育出一个法治的环境，就可能减少农村的土地纠纷，从而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这是一个方面，这样一个政策，对于短期内增加农民收入，对于粮食增产，可能效果不大，甚至有可能还造成粮食的减产。‘但是长期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提“永包制”或者说包100年，表明国家对农民土地财产权进行保护的一个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