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老,野老杜甫,野老的意思,野老赏析

2024-04-22

野老,野老杜甫,野老的意思,野老赏析(精选10篇)

篇1:野老,野老杜甫,野老的意思,野老赏析

野老,野老杜甫,野老的意思,野老赏析 -诗词大全

野老

作者:杜甫朝代:唐体裁:七律 野老篱前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渔人网集澄潭下,

贾客船随返照来。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

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

篇2:野老,野老杜甫,野老的意思,野老赏析

访野老

作者:陆游  朝代:南宋 农事元知要细评,野人有旧得寻盟。

林深未见果蔬地,舍近先闻鸡犬声。

春水筑塘谋竭作,阳坡卧犊约同耕。

篇3:野老的野望

野老

(唐)杜甫

野老篱前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

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

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

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

【注释】

①野老:杜甫自称。

②澄潭:指百花潭,是草堂南面的水域。

③剑阁: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地处川、陕、甘三省结合部,守剑门天险。

④片云:诗人自喻。

⑤琴台:琴台是成都的一个名胜,相传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地方,此处代指成都。

⑥东郡:指洛阳。

⑦秋生:秋天来了。

⑧画角:古代乐器名,相传创自黄帝,或曰传自羌族。形如竹筒,以竹木或皮革制成,外加彩绘,故称“画角”。

【经典背后】

此诗写于759年(一说760年),这时杜甫刚在成都西郊的草堂定居下来。经过长年的颠沛流离之后,总算得到了一个憩息之处,这使他聊感欣慰。然而国家残破、生民涂炭的现实,却时时在撞击他的心灵,使他无法宁静。

一天,杜甫正在草堂前的江边漫步,看到远道而来的商船,不免触景生情,思国怀乡起来。

诗人先描绘出一幅草堂美景,江岸回曲,竹篱茅舍,清静悠闲。简陋的小门歪歪斜斜,因形就势,依江而开。渔民们在百花潭下网捕鱼,商船也披着晚霞远道而来。

诗人的野望之景,出语质朴自然,令这幅素淡恬静的江村闲居图充满了村野之趣,传达了此时此刻诗人的闲适心情。然而,杜甫并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隐士,看到远道而来的船,竟又勾起了无尽的悲思。他多么想北上长安,东下洛阳,重返故里。然而剑门失守,不仅欲归无路,而且整个局势也日趋危急,他犹如天上的那一片白云,为什么漂泊流浪到成都呢?

篇4:野老的野望

野 老

(唐)杜甫

野老篱前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

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

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

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

【注释】

①野老:杜甫自称。

②澄潭:指百花潭,是草堂南面的水域。

③剑阁: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地处川、陕、甘三省结合部,守剑门天险。

④片云:诗人自喻。

⑤琴台:琴台是成都的一个名胜,相传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地方,此处代指成都。

⑥东郡:指洛阳。

⑦秋生:秋天来了。

⑧画角:古代乐器名,相传创自黄帝,或曰传自羌族。形如竹筒,以竹木或皮革制成,外加彩绘,故称“画角”。

【经典背后】

此诗写于759年(一说760年),这时杜甫刚在成都西郊的草堂定居下来。经过长年的颠沛流离之后,总算得到了一个憩息之处,这使他聊感欣慰。然而国家残破、生民涂炭的现实,却时时在撞击他的心灵,使他无法宁静。

一天,杜甫正在草堂前的江边漫步,看到远道而来的商船,不免触景生情,思国怀乡起来。

诗人先描绘出一幅草堂美景,江岸回曲,竹篱茅舍,清静悠闲。简陋的小门歪歪斜斜,因形就势,依江而开。渔民们在百花潭下网捕鱼,商船也披着晚霞远道而来。

诗人的野望之景,出语质朴自然,令这幅素淡恬静的江村闲居图充满了村野之趣,传达了此时此刻诗人的闲适心情。然而,杜甫并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隐士,看到远道而来的船,竟又勾起了无尽的悲思。他多么想北上长安,东下洛阳,重返故里。然而剑门失守,不仅欲归无路,而且整个局势也日趋危急,他犹如天上的那一片白云,为什么漂泊流浪到成都呢?

官军还没有收回沦陷的洛阳,只有萧瑟的秋风中传来成都凄凉的号角。前面是美丽的江村晚景,后面是凄凉的城头号角。诗人刚才闲适旷达的心情立即浸染了孤凄哀伤的色调。

篇5:杜甫《野老》赏析

《杜工部集》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文集,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因而得名。现存诗1400余首,文30余篇。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杜甫与李白齐名,并称为“李杜”。他的诗歌立足于忠厚,其风格雄浑高古,自成一家,被尊称为“诗圣”。他的圣诗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最高峰。

《野老》杜甫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

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

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

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

杜甫诗鉴赏

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这时杜甫刚在成都西郊的草堂寄居下来。经过长年颠沛流离之后,总算得到了一个栖居之处,这使他聊感欣慰。但国家残破、民生凋散的现实,却使他无法宁静。这首诗就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诗的前四句写草堂之景,笔触悠闲疏淡,给人信手拈来之感。开头“野老”二字,是杜甫自称。江岸回曲,竹篱茅舍,此时诗人正在草堂前的江边漫步游赏。“柴门”一句妙在写得毫不费力。这个柴门似乎是随意安上去的,既然江流在这里拐了个弯,就迎江安个门吧,方位不正也无关紧要,一切任其自然。而那边澄碧的百花潭中,渔民们正在欢快地下网捕鱼呢。

“澄潭”指百花潭,在草堂南面。因为江流回曲,适于泊舟,一艘艘商船也映着晚霞,纷纷在此靠岸了。

这四句,是诗人野望所见,出语那么纯真自然,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素淡恬静的江村闲居图,整个画面充满了村野之趣,表现出此时此刻诗人的闲适心情。然而诗人并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隐士,久望之下,竟又生出另一番情思来了。

“长路”承上“贾客船”而来,接得极自然。正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客船,扰乱了他平静的心境,令人想起那漫漫长途。这“长路”首先把他的思绪引向大江南北,那里有他日夜思念的手足,他常想顺江东下或北上长安,东下洛阳,重返故里。然而剑门失守,不仅归路断绝,而且整个局势是那样紧张危急,使他更加牵挂身处异地的亲人。在这迷惘痛苦之中,他仰头见到白云,不由地发出一声痴问:“片云何意傍琴台?”琴台是成都的`一个名胜,相传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地方,这里代指成都。“片云”用以自说,意思是:自己浮云般的飘泊之身,为何滞留蜀中呢?这一句借云抒怀,深婉含蓄。云傍琴台,本是自然现象,诗人却借此抒发了流寓剑外、报国无门的痛苦,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迷乱心情。

尾联二句,表达了诗人哀愁伤感的心情。诗人感叹去年洛阳再次失陷后,至今尚未光复,而西北方面吐蕃又在逼近。蜀中也隐伏着战乱的危机,萧瑟秋风中从成都城头传来的画角声,多么凄切悲凉!全诗以此作结,余味无穷。

篇6:野老,野老杜甫,野老的意思,野老赏析

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二首

作者:许浑朝代:唐体裁:五律 绕屋遍桑麻,村南第一家。林繁树势直,溪转水纹斜。

竹院昼看笋,药栏春卖花。故园归未得,到此是天涯。

北岭枕南塘,数家村落长。莺啼幼妇懒,蚕出小姑忙。

篇7:杜陵野老

荒村,

茅草房,

你的身影屡见不鲜。

倚坐在门口,

浮想今天的晚餐

在何方?

长安,

宫门,

兴庆宫,

你的身影在何处?

坐在考桌上,

展望美好的明天

在眼前。

可是,

那里不属于你。

你的归宿就是沿途看

心酸的风景——

吏呼,

妇啼,

嘘,听!

那是你沉重的叹息!

篇8:杏林野老自述

(陕西省澄城县赵庄镇杜家洼村陕西澄城715200)【中图分类号】R4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511(2012)04-0642-01 三年困难刚过,一九六三年初春,大哥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我们兄弟五个,只有流流聪明好学。咱不能因家庭困难把孩子的前途耽搁了,再给娃一次上学的机会吧 ”父亲沉思了半晌,点头恩准。同时一字一板地向我申明:“宁扶竹杆一丈,不扶井绳一尺。只要你能念前去,大就是卖血卖肉也要把你供帮到底。如果学不动,就回来做庄稼,不能书没念成连苦逛遗了。”于是,在家务农的我又踏上了求学之路。那年,我考上了有名的省办重点高中——蒲城县尧山中学。我的学子生涯是相当艰苦的。那时农村大多数人都不富裕,我家人多劳少,经常为吃穿犯愁。上初中时,常常穿的是不太合体的简朴衣装,吃的是用各种五谷杂粮拌麸糠蒸成的黑馍,上学要背上十几斤重的馍包,步行三十多里,每周二次,风雨无阻。放假回家就参加生产队劳动。我干活不惜气力,踏实吃苦,拉架子车人都乐于和我搭班。给饲养室喂牛割草,经常是我割得最多。有时还进沟挖药材卖钱,补贴学费。在尧山中学上学五年期间,为了节省一元四角钱的车费,每学期都要步行往返。开学时,除学校派车接过两次外,都是大哥用自行车把我送到洛河岸上,剩下的六、七十里路,我就一步一步地走到学校。放假时,一百一十里路,一步一步地走回家中。因我从小坚持长途步行,所以养成了喜欢以步当车的习惯。步行锻炼了身体,我参加工作数十年从未请过病假。条件虽然艰苦,学习却异常刻苦用功,成績总是在班上前几名排列。每学期结束放假回家的当天晚上,父亲就令我站在“一家之主”灶君神前的煤油灯下,对着一字不识的他,对着全家人念《学生放假通知书》。功课单科成绩是百分或者九十分以上,则全家欢喜;八十分以上则可觉察到不甚满意的情绪。如果哪门功课仅为七十多分,就必须认真检讨,检查原因,保证下学期迎头赶上,否则,挨骂挨打是小事,判定你不堪深造,责令立即停学,那才是最可怕最可悲的事呢。宽中有严,宽严相济的家教铭刻我心,铸造了我坚毅勤奋、不尚浮华的性格,激励我顽强拼搏,奋发进取。参加工作后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全力拼争一流业绩。生活节俭,不讲究吃喝穿戴。每遇艰难险阻,总能沉着应对,度过难关。宠辱不惊,屡挫愈奋。凭着坚实的精神底蕴,度过了难以详述的风风雨雨。退休在家,抚摸乡、县、市、省、部委各级组织发的荣誉证书,追抚住事,我非常非常怀念生我养我的父母,感念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帮我改变命运的兄长,感激教我成人的家教。

篇9:成语田父野老的相关知识

【成语释义】

乡间农夫,山野父老。泛指民间百姓

【成语出处】

《宋史·苏轼传》:“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感情色彩】

贬义

【成语结构】

联合式成语

【成语用法】

作主语、宾语;指农民

【产生年代】

古代成语

【近义词】

田夫野老 田父野叟

【近义词】

达官贵人

百科

篇10:荒江野老之趣

胡文辉著《现代学林点将录》(下简称《点将录》),出版前曾连载于报章,属于普及性学术著作。如今出版物海盈山积,一本煌煌六百页厚书想让人读完,非使读者自觉有益有趣莫能。《点将录》串缀诸多学人逸闻,近掌故之学;评论具一家之眼,且纵横间每见幽微,会心处可撩识者掀髯,对现代文史学术有兴趣者,甚至可为索引之用。昔人汪辟疆撰《光宣诗坛点将录》,尝自谓:是撰刊布于《甲寅》杂志之前,已将某些“肆为讥弹之词”稍微更易,怕的是其中人物多为故识,以后见面难为情。其作刊布后,果然有不少被其点录者发表意见,如陈衍不满意被列为地煞之首,自以为当在天罡之列;康有为自许诗才不在苏轼、黄庭坚之下,且学术开创之功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汪氏评其“伤摹拟”耿耿于怀。点评当世人物,反响盈睫,动静不小,而物议纷然,又易生杯葛。《点将录》尽兴达意之际,显然也注意到尽量避免麻烦。其所选大多为已逝人物,少数在世者穿插其间。《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有杨钟羲、沈曾植、叶昌炽、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诸人,也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之列,如同两封上将,只是,前在天罡的沈曾植后列地煞;沈曾植学问当年为翘楚,诗仅为其余事,前后列名之殊,显见点将者观念之不同;又将胡适、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列为前四名,章太炎虽列“托塔天王”之显位,作者却明言“似扬而实抑,盖亦要将他摒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此可证作者尊重新方法之观念,缘于此,若黄侃、章士钊等,虽大名煌煌,竟未登其录。此书写法取浅易文言,笺短墨珍,于具体人物评鉴中显一代学术之端倪,不言体系,而条贯自在,隐约间有钱钟书为文意味,又于每篇后以七言绝句为结,提纲挈领而居片言,庄谐互见悉来心气,才士风雅,实称难能。

《点将录》作者之选将论衡,不避臧否,以王国维与章太炎两篇比较,一保皇党,一革命家,为现代旧学两大宗主;《点将录》扬王而抑章,谓章氏于学术之影响远逊于王国维,显然取“学术本位”,然对王氏具体评价时亦言明其作为保皇党之落后,“若无一池昆明水,或恐追随到满洲。”即王国维若不死,以后亦恐难免为郑孝胥之俦,参阅杨钟羲一篇,同为“南书房行走”而感“君恩”之深,不同赴汤蹈火亦难矣。陈寅恪悼王国维谓其“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此文化,亦当包括行为,即性格逻辑。然生活之偶然多歧,每造成命运及历史之殊样别解,《点将录》谈余英时一篇道及其乘火车由广州往北京时一念之转,返身南奔香港,倘非此变,则现代中国学术又生参差矣。作者以盖棺论人,又不忘分段忖度,如在罗振玉一篇之批注中云:“故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之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矣。”

十余年前,言学人掌故之书当以张中行《负暄》诸话为显鹄,发橥旧籍,撷采见闻,聊补学界之寂寥,兼资坊间之贫乏,一时谓为书篓文宗。以《点将录》较之,腹笥之储,亦晚秀不逊前修,更莫论《负暄》话渐疲沓,竟成人情搪塞,终落口耳咳唾。《点将录》作者年仅四十出头而远绍穷搜,甫出手即显学人心魄,是可以谓“某人去则某学亡之说”可以休矣。

《点将录》几于每篇均存比较视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广被人口,余英时说其“著书唯剩颂红妆”,自有机杼,《点将录》附议之余,在孟森篇拈出其《横波夫人考》,以为其“颂红妆”在陈寅恪之前。如此作法,非以撼动陈寅恪、余英时学术地位,仅以学术言学术,更增学术趣味及幅度也。陈寅恪平生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堪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之擎天铁柱(拟之入云龙公孙胜,固再难有近譬,若以隋唐英雄拟之,惟千斤闸之雄阔海相仿佛)。《点将录》中敬意自在,然于诸学人介绍间,亦不避讳与陈寅恪之分歧。唐长孺一篇中,既引述陈寅恪对唐之青眼有加,亦不遗唐氏对陈著《桃花源记旁证》的不同意见;又张荫麟、黄永年等晚辈学人亦见相类文字,引述后迳言:“盖重道尤要于尊师,不能以师长之是非为是非;治学者固有师,而学问本身岂有所谓师耶?”俞平伯、钱仲联、钱钟书、徐梵澄、严耕望、刘大年等多家皆曾对《柳如是别传》有訾议,作者引论间亦以为“考辩流于烦琐拖沓,疏漏亦所不免,已不复壮年气象矣”。此可为义宁当年奠观堂“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之继踵也。以此种态度言学为文,自然眼界宽禁忌少,与读者心绪近致益多。近闻王水照先生有云:“对钱钟书先生的任何质疑都是缺乏自尊与自重。”此实为钱钟书不屑之“拜倒”说,对照《管锥编》再版例言对多位提出批评者表示感谢,又不啻欲夺先生之笔耶。学术批评中有论难,有求证,有献疑,亦有砸场起哄,当辨别分析,对“任何质疑”一概否定,则与学术研寻之根本异趣耳。

晚近去世之学人,最有社会影响者,当数启功、季羡林,《点将录》于二氏之学术均有高度评价。于启功,云其《论书绝句》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于季羡林,则比较陈寅恪学而难用之遗憾,谓其所得东方古典语言文字之学,是惟一可与西人抗衡者。读者倘平心权衡,想不会对此评价有异词。然作者又直言启功在“兰亭论辩”中所为,“阿世”之谤虽未必,“曲学”之议却难辞;季羡林晚岁在“国学”鼓噪里被奉为大师,老人郑重逊辞,可见其清醒一面,然而又“以考据家的素养侈谈义理问题”,鼓吹“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则近乎“老人的胡闹”,语甚苛酷而道理犹在。不过,窃意季老之谬,倒不因其为考据家,真考据家“例不十不为言”,立论之前,亦必反思复忖。若现健在的周有光老人,其年寿高过季老,为学亦非义理思想之畴,同样谈新世纪世界文化大势,其明晰洞达则高过无数胜流。看来衡世立论,人不分老壮,学不分畛域,还当以“实事求是”为旨归,以“正心诚意”为自律,方经得起时间考验和万众琢磨。

当代学术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人的思想和精神嬗变史,《点将录》于此关节颇能着墨。以启功为例,若欲了解启功学术思想之衍变,则必与其师陈垣相联系才得明晰。陈垣由显宦而学术,为历史学界泰斗,堪与陈寅恪南北望,然心境迥若霄壤,这从他给杨树达的信函中不难看出。

《点将录》于冯友兰之学术成就,谓为“哲学界一人”,对其人生“四重境界”说则侃切论之:“设论固可谓道貌岸然,玄之又玄,然而反观冯氏自身的人生实践,亦不过随波逐流之辈,一生更不脱‘应帝王’情结。则其人去‘道德境界’尚远,犹在‘功利境界’中也。”如吴宓,抗战期间在华西与陈寅恪、李方桂、萧公权同称“四大名旦”,作者以为四人学问成就不可同日而语,又在注释中说:“惟吴氏在学问虽无足道,但其日记、诗集于世事与心事皆能直书无忌,实为现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精神档案。”吴宓之学问是否“无足道”还可商量。余英时谓五十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者当首推陈、吴二公。钱钟书晚年最后文章为《吴宓日记》序,深情感慨,为其一生文字仅见。作者注重《吴宓日记》之价值,亦当有会心之意焉。

言雷海宗,介绍其中国文化分期说,礼赞其宏观史学素养,在注释里列举史学界“四大右派”向达、雷海宗、荣孟源、陈梦家,又不惮举引批判此四人者及其文章名目,不啻为欲详察此段历史者作一索引,而批判者中之童书业、齐思和亦为《点将录》中人物。于齐思和一篇,指出其上古史研究本来为学界翘楚,但中年以后改治西洋史和近代史,成绩平平,故以“天退星”名之。作者广搜学人逸闻,以馈读者,其中取舍,固已甚大胆,于某些人物,似还有手下留情处,比如汤用彤,其《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价值,学界故无异词。作者说汤用彤因患脑溢血而“得免与世周旋”。观《吴宓日记》,汤氏之不幸去世,因医院外街头游行队伍高喊口号,老先生在病床上跃起跟随高呼,急症而不治,可谓周旋到底也。凡此,皆堪谓时代哀歌,学人痛史。

《点将录》于学人比较评述间,亦梳理脉络,以见世纪文化流向,若钱穆以考据家而不满考据,转趋义理,而梁启超学术节律恰相反。将余英时列于三十六地煞星之首,可见推崇之意。余氏学术,于考据、义理二途融汇贯通。乾嘉以来,考据之学大盛,后世论者多以清学为宋学之反动。余氏则详为辨析,认为清学亦宋学之继承,此虽在前人已有道及,然泯宋学与清学于无迹,集考据与义理为一身,余氏实得其大观(余英时撰《方以智晚节考》,对任道斌之《方以智年谱》资料详尽,却不能点出方氏自沉乃出抗清心志,竟直斥任著为“有眼无珠”)。考据、义理皆不能尽其意,余氏又经常对社会话题公开发表意见,盖出学人终必尽社会责任之义也。余氏与乃师杨联升均为通才之学。杨自谓“开杂货铺的”,然“超级市场”之宏富,又岂非放大之“杂货铺”欤?读余英时篇,与刘子健篇联系,又可见其人治学方法对余氏之影响,再联系徐复观,又可对政治学术“两栖人物”有所认识。《点将录》以人为篇,而其中颇有“转连环”之意趣。

谈李方桂,《点将录》谓其学与王力之学为“海内外最有影响的两大古音体系”,而李更为“精审”。点睛之余,又施渲染之墨,言其岳父徐树铮之不凡(冯玉祥《我的生活》认为对徐杀之不足,更加痛骂,似为一不赦之巨奸)。《点将录》引述罕见之籍谓徐氏“仅率一旅之孤军,迫使外蒙古取消自治,承认中华民国主权,一时震动朝野”,并有著作《建国诠真》等,显然徐氏非一赳赳武夫,其中底细,有兴趣者还可探究。《点将录》穷搜而遍览,广读者以见闻,又叙朱家骅委托傅斯年邀请李方桂出任“中研院”拟设之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氏回答云:“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此回答之精彩堪比陈寅恪回答中国科学院之请。

言钱仲联,明言其《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以政治标准为取舍,较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价值为低,并揭橥钱氏曾与汪精卫唱和及沦陷期间任“伪行政院参事、监察院监察委员”等多项显职(昔年美术界曾有论者以为刘海粟、蒋兆和皆有“汉奸”嫌疑,瑕疵实难与巨癍并论);又谓钱氏几十年间以紧随时风而至著作等身,真“当年越右此时越左”之表现,此可与冯友兰、陈垣等参观。同为选诗之业,钱钟书《宋诗选注》于文天祥《正气歌》亦舍弃,即主“艺术标准”,虽落“两间不架”,亦隐然得窥“心劲”。故二钱龃龉,可从“选学”发其隐。

作者自谓《点将录》“非吃猪肉乃看猪跑”之属,故于每人生命关节处多为点染。百年学人身经板荡而意态多殊,各人表现真难为论,具列其事,由读者,也由时间去仔细品评可耳。且再观《点将录》所录多士行状:

容庚在沦陷期间任职伪北大,胜利后傅斯年坚不聘请,谓若聘请此等教授即无以对流离大后方者,其说广被人口,而容氏亦不示弱,发表公开信认为“政府无力撤退全体沦陷区人民,就得宽容其生存”。以后,学府大批胡适、傅斯年,曾经真正落水之周作人亦跟随痛骂,而容庚则教育学生对傅斯年学术成绩不可忽视,文人之所谓骨气,当从一生终始加以考量也。

童书业批顾颉刚之前,顾已批胡适。胡谅解顾,谓之“他们已经丧失自由意志,我还忍心责备他们吗?”顾闻童之言行则谓:“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辩》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半世纪学界文坛之人整人,多不过此等情形,然其中个人品性又自见。童书业命运悲惨,惊疯后先乃师而丧,顾颉刚以老病之身,帮助出版遗著,潜德幽光,可以见矣。

余嘉锡在辅仁大学时,利用陈垣得选院士,可谓学术之余,亦谙名利之窍,然其于1949年因“封建”罪名革除教职,至1955年在重病孤独中为馒头所噎而死。民国时期有蒙文通、林公铎、刘文典等教授被大学辞退,胡适、朱自清主其事自有其理由,然不平则鸣,被解聘诸人亦各为抗议,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诸人以后也终得笔墨余生。惟余嘉锡以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兼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身被解聘,实为罕例。且此时举国一体,何处可逃?观《点将录》一百零九条好汉之数,虽有叶得辉饮弹、王国维投水在前,而余嘉锡于孤凄无告间,看侪辈兴高采烈而向隅,应为最孤独凄凉一人也。

闻一多于西南联大时云:“在今天抗日战争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做汉奸!汪精卫、郑孝胥、黄秋岳,哪一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此真可谓偏激之言。当时国民党人于右任、贾景德等,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等,社会贤达郭沫若、柳亚子等,无不作旧诗。闻一多先学美术,曾为北京美专教务长,后专治古典诗歌,又关心政治,先右后左,不幸遇难后联大师生悼念捐款,吴宓拒捐,因其与闻氏素不睦也。此《吴宓日记》中亲述,可参观。

张五常为《点将录》中之纯粹经济学家,“开口弗里德曼,闭口科斯,似目无余子”,拟之地狂星甚宜。作者又说:“然其狂为疾俗之狂,虽狂而不妄,终是性情中人也。”张氏交游甚广,爱好甚多,亦涉书法,曾为香港再版之沈从文《边城》题款。某次偶遇于上海,渠问余当世人物最精彩者谁属,回云钱钟书如何,张颇不以为然,谓钱钟书成就不胜己,余与其大辩三晚,张氏终叹服:“我要有他的学问该写多少好文章呀!”其天真直率又可见矣(参观2004年7月24日《美术报》副刊)。

《点将录》以《水浒》“后传”众英雄招安后征伐河北田虎得降将十九名为契,列述外邦汉学家十九名,以高本汉为首。十九“降将”中,多为世界闻人,亦不乏可为谈助之事。若日本人新城新藏,本为京都大学校长,为日本学界泰斗,侵华战争期间,在日本外务省辖下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任所长,对中国故宫博物院和南京中研院文物均加以保护,其人之学术亦本“实事求是”之箴,不随风气之转。作者比较中国现实学术中“主题先行”、“以材料就我”之类风气,颇深致慨,又可证钱钟书所云“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实非虚言。

现代百年,意识形态战争风云震荡,言学术岂能无视马克思主义之影响,《点将录》中述德国人而后入美国籍之魏特夫,可见一脔。介绍魏氏之经历学术,指出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乃“理论先行,将错就错,强史实以就我”;又从另一角度赞许其“深具思想雄心,包举四海,在学术史上终属难能”,不啻一篇精警之导读,可引读者对此关涉百年人类纷争之大问题作深入研寻。

前已言及《点将录》作者有钱钟书笔法,盖默存先生以博学独步斯世,每涉笔命题,必“充类至尽”以惬己意。虽不免“炫博”之讥,实未离为学之旨。当下文风浇漓,强不知以为知者多矣,一书之著,以知识丰富而益读者,应为基本道德,《点将录》于知识之丰富性即学习钱钟书之“充类至尽”,论列间不吝连类举引,且看:

言及自杀诸人,王国维等老辈各有千秋,其后傅乐焕、李平心、许政扬、翦伯赞、吴晗等,则众途归一。王重民在五十年代大批胡适时不发一言,自见风骨,1975年仍不肯违心曲学,然精神已不能坚持,竟自缢于颐和园,是可谓“中锋在黎明前死去”。

现代学人研究自然科学而能为旧诗者竺可桢、胡步曾、石声汉、梁家勉等,诸人诗集难遍觅,作者藏书而用,又为一得。

文人间以意见不合而至老拳相向者诸人,吴梅、黄侃、柳亚子、林庚白、傅斯年、刘半农、熊十力、废名等(另若吴宓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与助手浦江清撕挝,为雨僧日记自道;钱钟书对同居单元之林非下手,有多人传写,亦可凑泊尔)。

借书不还者诸人,若谢国桢、郑振铎,皆为藏书大家,或因其大而不捐细流也(余行香港,闻饶宗颐昔年亦曾借黄君实佳本而不还。《点将录》谓此类为“风雅贼”,可为补苴)。

因岑仲勉著《隋唐史》对陈寅恪批评,拈出当代学术界之“酷评家”诸人,如鲁实先责董作宾,徐复观诋胡适,夏志清诘唐德刚,何炳棣究张光直,陈启云难余英时。此又与前述对陈寅恪之批评分别而论矣。

著名学者曾经为中学教师者如钱穆、陈垣、吕思勉、邓之诚、朱希祖、蒙文通、徐中舒、谢国祯、陈乐素、聂崇歧、戴裔煊、牟润孙、刘永济、鲁实先、吴梅、郭绍虞、唐圭璋、缪钺、罗常培、季羡林、启功等,在今无一不膺“国学大师”之誉,其中多位在中学教师任上已多建树,可见当时中学教育之不乏名师,诸人以后均为大学教授,又可见不拘一格用人材非为孤本(倘再放眼,仅当年浙江上虞县春晖中学便有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夏丏尊,所谓济济多士)。曾做家庭教师者,则叶昌炽、余嘉锡、董作宾、翁独健、孙楷第、徐中舒、唐兰、唐圭璋、启功,其最著者当数馆于梁启超家之谢国桢及为胡适家庭教师之罗大纲,二人均为弟子帮老师教育子女,又继续学业,自成一家者。

此外,尚有以官吏而学术诸人,以军人而学人诸人,旧八旗子弟而成文化名人者诸人,学术成绩昭彰行政亦有建树诸人,学人能兼新文学创作诸人,学者而兼收藏家诸人,因作序而成专著诸人,可称掌故家诸人,为影射史学诸人,为民族主义史学诸人,为趣味考据诸人,父子、兄弟、夫妻、翁婿各为学术诸人,名家名著疑有抄袭之嫌诸人,以老年而入共产党诸人,“文革”后成名之学者诸人……以上或于正篇论列,或于注释罗致,繁简未定一律,臧否容有参差,然于读者均可为索引之用,此又为它著之莫见也。

以梁山泊好汉之绰号形于现代学人,恰切者少而难配者多。若以中箭虎拟陈梦家甚切,以丑郡马谓周祖谟亦恰,他若因善雕刻而拟闻一多为玉臂匠,以研曲而位吴梅以铁叫子,以善书而称启功圣手书生,以能研究能创作誉钱钟书双枪将,均似得其拟,余者则多难凑泊。女将三员,只得冯沅君一人膺母夜叉之位,一丈青则遗芮逸夫,母大虫赠汪宁生,此虽玩笑细故,无从认真,然现代学人,果不能再寻绎女性二人而充梁山泊快乐之场乎?是所以作《点将录》亦勉为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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