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明（共6篇）
篇1：释明
法官释明应遵循的原则刍议
法官释明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或者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法官询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予以补充，把不适当的予以排除，这样的一种职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第一次明确、清晰地提出法官具有释明职责，而且准确地界定了该职责的内涵和范围。要恰当地行使法官释明权，笔者认为，法官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法定原则
法官释明，是法律赋予法官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应当积极地、全面地、正确地履行这一职责。
法定原则要求法官做到：1、必须释明。即法官遇到释明的情形，就应当主动地释明，不可随意弃舍。如果不释明，那么将会产生一定的后果。如法官“未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而又要求当事人承担证据失权后果的，当事人以法院（法官）未履行举证指导义务为由上诉时，上诉法院得以此理由撤消原判决，发回重审。”（注：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版 P49）。这不但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法官也要承担错案责任。释明职责，是对法官的刚性要求。它不同于一般的法制宣传。法制宣传的主体虽然也包括法官，但范围更广泛，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公务人员都有宣传法律的责任，而释明权的主体只能是法官；法制宣传的对象是所有的广大群众，而释明权的对象是特定案件的特定当事人；法制宣传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还包括行政规章、地方法规，而释明权的内容仅指民事证据规则中的特定内容，范围很窄；法制宣传可在任何时候进行，而释明权的行使只能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因此，法制宣传的职责是宣示性的，其要求相对灵活，法官释明职责则是特别法的特别要求，法官在履行本职职能时必须得到充分满足。2、释之有据。法官行使释明权必须要有法律依据，不可扩大释明范围。《证据规定》列举了法官的释明的四种情形。第三条、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法官的举证指导义务；第八条规定了拟制自认规则中的释明内容；第三十五条规定了法官对原告诉讼请求变更的告知义务。这四条是法官行使释明权的依据，法官应当在此范围内释明，不能逾越。否则，要么释之无据，要么就是诉讼中的法制宣传。3、不可遗漏。释明必须全面，该释明的，就应当释明。既不能部分释明，也不可单方释明。
二、公开原则
法官行使释明权，将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成为诉讼程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诉讼程序必须公开，释明也应当公开，不能搞暗箱操作。否则，则会引起对方当事人的合理怀疑，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公开原则要求法官做到：1、释明必须向双方当事人公开。释明时必须公开说明，不要私下与一方口头解释。2、释明的内容必须公开。也就是说，释明应当充分，不能粗糙、简单，该释明的内容，应全部地、彻底地告知当事人，以使相关当事人明白，从而让其自由的决定采取相应的诉讼对策，实现释明的目的。
三、对等原则
司法解释规定的释明内容不是针对当事人一方的，在个案中，既可能向原告释明，也可能向被告释明，还可能向第三人释明，所以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应当坚持对等原则。对等原则要求法官做到：1、应对诉讼法律关系的相关当事人释明。即按照个案的具体情况，该向原告释明的，就要向原告释明，该向被告释明的，就要向被告释明，第三人也是如此。释明时，切忌厚此薄彼。不能向一方释明时，热情有加，而向另一方释明时，则含混了事，甚至怠于说明。否则，当事人的权利就无法保障。2、向一方释明的，必须告知对方。民事诉讼程序本质上就具有对抗性，这是由当事人各方的诉讼利益所决定的。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这一规律。在释明时，也是如此。当法官依法向一方释明时，该当事人就会因此享受到相应的诉讼利益，而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对此朦胧不知，就无法采取对策，从而失去辩解和举证机会，导致双方的权利失衡。所以，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利用何种方式，法官均应在向一方当事人释明后，尽快告知对方当事人，这样才符合对等原则的要求。 四、程序原则 《证据规定》尽管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但其仍属于程序法的范畴。释明权的行使也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的，因此，释明必然地要遵守程序原则。程序原则要
[1] [2]
篇2：释明
一、释明权的涵义、法律属性及特征
释明原意是指使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外国法中释明涵义还包括：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不充分时，使当事人的陈述和声明变得充分；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不适当时，法院促使当事人作适当的声明和陈述；促使当事人提出证据。而释明权则是为法院享有的，具有上述内容的职权，属于法院诉讼指挥权的一种。因此，释明权又称法官释明权。法官释明权，源于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又称阐明权，是指为了防止极端辩论主义对诉讼的公正性所造成的损害，当遇到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声明、陈述或举证存在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等情形时，由法官向当事人进行适当的发问、提醒，告知其作出释明或者予以明了、补充、修正的一种权力和职责。
法官释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用语。在19世纪的德国，理论界普遍认为民事诉讼并不仅仅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事务，在交给法院裁判后也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法官有责任保证当事人主导原则的充分发挥，以推动程序展开。当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即1999年修改后）第139条第1项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事实作充分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且发问。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42条还规定了法官阐明的内容。自50年代后期起，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明确规定法官在必要时应当行使释明权。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的释明权制度的规定，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首次规定了释明权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八条也有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我国释明权内容。这部司法解释虽未提出法官释明权概念，但初步构建了法官释明权的基本诉讼制度。
关于法官释明权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诸多观点：一是权利说，在德国早期，法官释明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因此出现了“释明权”术语，现在也有学者认为释明权是法官的诉讼指挥权 ；二是义务说，有的学者认为，《证据规定》对法官释明权使用了“应当”一词，即法官“必须”为说明和告知行为。因而从实质意义上说，释明是法官的义务；三是权利兼义务说。这是目前最广泛的观点。大多数学者都赞成释明既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即从法院职权的角度来看，释明是法官干预诉讼的权利；从保护当事人诉讼法利益的角度来看，释明又是法官的义务；四是转化说，有的学者认为，法官释明在某一程度内是义务，在该程序之上就转化为权利，而再超过一定限度，将变成违法（违反辩论原则）； 五是权力兼权利、义务说，有学者认为，法官的阐明既是权力、又是职责，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法官不能也无权随意放弃，违反职责或不作为都可能导致上诉时的审查和校正，当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逐渐偏重法官义务，强调法官应当为适度的释明行为，以保护当事人诉讼利益和提高司法效率。
篇3：释明权主体探析
释明的原意是将诉讼中不明了的事项通过解释说明使之明了。释明权的概念是随着诉讼法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目前对释明权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式:概括式定义法和列举式定义法。概括式是用抽象概括的语言界定释明的内涵。通常认为释明权是指为了救济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 法院通过发问的方式促使当事人澄清其所主张的某些事实, 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 (1) 采用列举式方法界定释明内涵的则多表述为:为救济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 在当事人的声明和意思陈述不明确、不充分或不适当时, 或者所举证的证据材料不够却误认为已经足够时, 法官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 把不充分的予以补充, 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正, 或者让其提出新的诉讼资料, 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进行充分辩论, 以查明案件事实。 (2) 对比两种定义方法各有利弊。列举法明确具体, 便于实践操作, 但造成释明权适用的伸缩空间有限;概括式虽简单抽象, 却为释明权的发展留有余地。随着诉讼的发展进化, 释明权以强调救济弱势当事人, 到更重视促进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交流、沟通, 避免突袭裁判, 故释明最全面的涵义可以概括为:释明是对诉讼中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的阐释和说明, 是保障当事人对案件全部重要的事实、证据享有全面、有效陈述, 法官裁判的理据应由当事人充分辩论。
随着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诉讼理念的更新, 各国对释明权性质的认识也出现了反复转变, 出现了权利、义务、权利义务相结合, 近来又涌现出职权、职责等各种学说。权利说认为释明权属于法官的权利。义务说则认为释明权属于法官的义务。权利义务结合说认为释明既是法官的权利, 也是法官的义务。新近出现了权力说, 认为释明权属于司法权力范畴。
笔者认为, 以上“权利说”和“义务说”有其合理性, 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权利说赋予了法官行使释明权的自由裁量权, 但纯粹的权利说完全依靠法官的意愿决定是否行使释明权, 又往往陷入释明权制度的目的无法实现的困境。义务说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将释明权视为纯粹权利带来的弊端, 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发挥, 但仅将释明视为法官义务, 会使法官为了保护自己而对释明谨小慎微甚至望而生畏, 同样不利于释明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笔者赞同权利义务结合的职权说, 释明权本质核心是诉讼指挥权, 属于司法权属性, 法律上规定的法官应当释明的规范, 就是归属释明义务范畴, 而立法规定法官可以释明的规范, 则属释明权力范畴。如此全面理解释明的性质, 才能正确把握它的属性, 对法官是否行使或适当行使释明的法律后果才会有正确判断。
二、释明权的主体
考究某项行为的合法主体, 涉及三要素, 一是要具备实施该行为的相应法定资格要求, 二是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 三是具有独自承担相应行为后果的能力。
(一) 法院
各诉讼法都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释明权来源于审判权, 是属于审判权的下位次概念, 当然释明权是属于法院享有的审判权之一。法院是个组织, 具体审判权, 包括释明权的行使必须落实到法院内部具体的审判个体——法官及法院工作人员身上, 司法实践中也正是由法官在行使释明权, 但笔者认为, 法院释明与法官释明具有不同的内涵。首先, 无论是宪法还是诉讼法均规定了是法院享有独立的审判权, 具体案件从立案受理、开庭审理、宣告判决直至生效执行, 均是以法院名义负责诉讼活动, 其诉讼各环节的法官或司法辅助人员均是以法院名义, 受法院委托, 代表法院履行的职务行为, 该职务行为的后果对外应由法院承担责任。故行使释明权的主体对外从法律上讲应该是法院, 法官及其他法院工作人员只是释明权的具体实施者。其次, 我国现行制度认可的审判独立是作为整体的法院独立, 不是法官个人的独立。 (3)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是合议庭独立审判, 更不是审判人员独立审判, 这是我国审判制度的一个特点,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 (4) 所以, 要求法官个体来承担诉讼释明的主体责任更是勉为其难。综上, 法院应是释明的主体, 法官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只是代表法院行使释明权的具体实施者。
(二) 法官
除了独任审判外, 法院更多是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审判长在合议庭中享有诉讼指挥权, 特别是在开庭审理阶段, 审判长负责主持庭审活动, 对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不明确、不充分、有误的诉讼行为及诉讼观点, 审判长有必要迅速及时地进行有效、公开的释明, 以保障庭审能围绕争议焦点有序进行。故在开庭审理阶段, 可确立审判长的释明主导地位, 其他合议庭成员在庭审中当然也享有释明权力, 但应经审判长同意。司法实践中, 多为承办法官对案件思考较多, 阅卷、调查等工作多由其负责, 故承办法官释明最多。对于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益, 是否释明可能影响到最终裁判结果的, 还须合议庭先行评议后, 才能将评议结果向当事人释明。另外, 释明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 不同诉讼环节, 法官释明的重点及职责范围也各不相同。如立案庭法官主要针对立案阶段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立案条件予以审查, 更多的是对原告起诉的管辖、起诉期限、当事人及诉讼请求是否明确予以释明, 而对于被诉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的认定, 须经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后才能确定, 故这应由业务庭的法官经开庭审理评议后释明才能保证其准确性。
(三) 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及人民陪审员
司法实践中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 合议庭开庭审理、评议后, 还会报给庭长、院长把关、审批。庭长、院长对合议庭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 可要求合议庭复议, 必要时, 院长还可提交给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以往实践中, 庭长、院长、审委会委员一般不接触当事人, 也不可能向他们行使释明权, 但现在倡导诉讼调解, 除合议庭法官外, 庭长、院长、审委会委员亲自出面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 力图化解矛盾争议, 寻求纠纷的彻底解决已不少见。他们在做当事人的和解工作中, 会公开对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的认识, 告知、提示当事人注意在举证事实及法律观点上的一些偏差、错误, 这些行为正是他们在行使释明权的体现。虽然有人认为释明权只应赋予给审判案件的法官, 但笔者认为, 实践中庭长、院长、审委会委员多是针对涉及当事人实体权益, 可能影响裁判结果的事项进行释明, 这要求他们不能随意以个人观点代替有效的审判组织如合议庭或审委会讨论形成的观点, 他们只是法院释明的代言人而己。
人民陪审员可以和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参加第一审案件的审理。这是司法民主化的体现。在日本, 法律规定陪审法官向审判长提出申请, 获得许可后方可行使法官释明权。 (5) 法律赋予了陪审员在审理案件时与法官享有同等权利义务, 故陪审员可和法官一样行使释明权。陪审员虽然大多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 但他们有自己的专业所长, 还可发挥其贴近民众、熟悉民情、了解民意的优势, 在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上释明的优势更加突出。
(四) 书记员、法官助理
书记员是合议庭的组成人员, 主要负责案件审理中的程序性事务及法庭记录等辅助性工作。诉讼过程中书记员与当事人接触最多, 虽然主要是从事程序性辅助工作, 但为了诉讼顺利进行, 书记员必须向当事人作必要的释明, 如当事人提交的诉状、证据材料混乱不清, 形式上明显不合法, 境外原告的授权委托书无使领馆认证书等, 他们还有义务向当事人解释、说明诉讼程序的相关法律规定。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规定有法官可委托书记员对属于纯粹程序方面的事务进行处理。鉴于书记员无实体裁判权, 应将书记员的释明范围限定于诉讼程序事项, 涉及当事人实体权益的事项应交予法官释明。
法官助理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 各地法院进行的法官助理试点改革中, 赋予他的职责定位不尽一致。普遍认为法官助理是审判业务辅助人员, 可以组织庭前证据交换, 受法官指派主持调解, 依法调查、收集、核对证据等, 但不享有裁判权。笔者认为, 法官助理应享有诉讼程序事务的释明权, 但要求他对部分实体事项释明, 其法律后果又由法官承受责任, 逻辑上与权责一致性是相违背的, 实际运作效果也不会理想。
参考文献
①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 法律出版社1997:335。
②胡玉麟:《试论行政审判中法官的释明权》, 《行政审判探索与实践》, 法律出版社, 2011:149。
③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 法律出版社, 2009:318。
④张力:《阐明权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256。
篇4：论我国释明权制度的完善
摘 要：法官的释明权旨在弥补辩论主义的不足，有利于实现实质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但是我國在立法方面对其规定的不完善，存在较多问题，如立法层次较低，缺乏释明方式等，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不当释明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司法公正。通过对释明权制度的现有问题进行探讨，并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对其进行完善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释明权；司法公正；公信力
一、释明权的概念
释明权最早产生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中，是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或者所列举的证据不足而错误的认为已足够的情况下，法官依职权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或启发，使当事人能够把不明确的予以明确，把不足的给予补足。由此可知，法官释明权的建立能够弥补当事人法律知识的欠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提升司法公信力，实现实质正义。
二、我国法官释明权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对法官释明权的立法层次较低
在国外，民事诉讼法已对法官释明权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我国，法官释明权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有关的文件中，并未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如果法官对明释权了解的不够清楚，很容易产生不当的明释，这将会影响司法的公正。因此，我们应当向以德国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学习，对法官释明权进行明确规定并写于民事诉讼中。
（二）缺乏对法官释明权的释明方式
在我国对法官释明权的一系列相关规定中，并没有对法官释明的方式予以明确规定，导致法官很难在司法实践中正确使用法官释明权。使法官很难抉择是否应该进行释明，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释明，释明到什么程度。同时，还会使法官产生这样释明是否会给当事人带来有意偏袒的误解等困扰。
（三）缺乏法官不当释明权的救济机制
目前我国法官释明权的救济程序还处于空白的状态。因此出现了一些影响法官中立以及一些审判不公的困境。如由于法官进行了不当的释明，当事人接受并且法院基于此做出了审判，而后才察觉这种不当释明，提出对有关释明权的异议，此时应当作如何处理。面对这样的困境，我国必须建立完善的救济机制，提高司法效率。
三、对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完善
（一）建立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原则
1.公平原则
很多制度都要遵循公平原则，法官释明权也不例外。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不能因任何原因偏袒任何一方。对双方当事人行使的释明权的范围和程度应是一致的，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2.公开原则
公开原则是指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要公开的进行。一般情况下，法官应当在当事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行使，如果必须以书面形式行使也要送达双方当事人。释明权的行使在程序上应给予严格的规定。
3.中立原则
中立原则是指法官在行使释明权的过程中要公平公正地对待双方当事人，要做到不偏不倚，不因当事人的身份地位而偏袒一方。法官能否做到这一原则，关系到案件的结果，更关系到司法的公信力。因此，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必须遵循中立原则，以司法公正为目标行使释明权，以促进实质公正。
4.必要适度原则
必要性是指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行使释明权，不能只靠法官的主观判断。适度性是指在行使法官释明权时，法官应掌握一定的度，不能超范围行使。如果违反这一原则势必会导致对案件不公，损害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后果。因此，这一原则的行使会对司法公正产生较大影响。
（二）提高有关法官释明权的立法层次
目前我国只在司法解释和有关的文件中对法官释明权进行了规定，而且这些规定既模糊又缺乏系统性。因此，我国应加快建立有关释明权的法律制度并将其写入民事诉讼法中。我国应借鉴以德国为首的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做法，在民事诉讼中对法官释明权给予明确的规定。但是，法官释明权作为一种外来制度，在立法的过程中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民事诉讼的有关背景进行立法，建立符合我国发展的法律法规。
（三）建立法官不当行使释明权的救济机制
1.给予当事人异议权以及申请回避权
异议权是指在当事人认为法官的释明权超出了法律的范围、法官没有正确行使法法官释明权的情况下，可以向法官提出让其作出合理解释的要求，法官应及时回复当事人的有关异议事项，对于确实有不当释明的法官，则应当赋予当事人可以申请该法官进行回避的权利。
2.不当释明权可以成为上诉的理由
如果当事人对有关异议的答复不满意，可以以此为由进行上诉，进行二审的法官中不能出现一审时的法官。如果二审查明确实是不当释明，则应当做出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判决，而且当事人还可以以此为由要求经济赔偿，由于法官释明权导致的损失应当由法院承担。
3.加快法官职业化建设，提高法官的专业素质
法官之所以会出现不当释明的现象，往往是由于自身的专业知识不够完善。众所周知，我国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因此要提高法官的专业素质，建立法官独立的系统，提高进入法院的门槛。鼓励有丰富经验的律师、法学界中的优秀学者去当法官。与此同时，国家应当对法官进行经常性的业务培训并且还要提高对法官的待遇。我相信，这将对提高法官职业素质有很大的帮助。
（四）明确释明的方式
法官以何种方式释明也是释明权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并未对释明的方式给予明确的规定。通过对德国、日本等国释明方式的研究，笔者认为，我国应对发问和告知两种方式给予明确。发问的意义在于使当事人能够进一步对不明确的地方加以说明，进而使诉讼程序更加顺利地进行。告知的目的在于防止当事人因法律知识的欠缺而导致败诉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法律法规案例注释版系列编写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5.
[2]刁凌霞.《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之建构》[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9.
[3]王慧铭.《论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J].法制与社会，2013.3.（下）.
作者简介：
篇5：释明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
肖文
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陈述的意见或提供的证据不正确、不清楚、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形下，依职权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启示、提醒或要求当事人对其作出解释、澄清或予以修正、补充的诉讼行为。释明权制度对解决我国目前公民
文化和法律素质低，充分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落实司法为民，促进司法公正起到积极作用。
一、释明权的含义及性质
释明权又称阐明权、阐释权，其概念一般归纳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见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而认为自己证据足够充分时，法官以发问和晓谕的方式，提醒或启发，引导当事人澄清问题、补充完整、让其提出新的诉讼资料、排除与法律意义上的争议无关的事实或证据，以促使当事人作出适当的声明和陈述、促使当事人举证，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权能。1释明权是法官的诉讼指挥权，释明权的“权”不能解读为权利的“权”，而应理解为法官的职权、职责，且在法律规定必须行使释明的场合，法官不得拒绝行使，否则就是失职或渎职，因而释明权又是法官的义务。
二、释明权的行使时间和内容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始终，自立案、审判至执行，各诉讼阶段法官行使释明权的要求和内容均有所不同，以下作一具体分析：
（一）立案阶段的释明
在立案阶段，法院需要审查原告是否具有诉讼资格、被告是否明确、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是否具体、是否属于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及受诉法院管辖等实质要件，以及起诉状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有无遗漏或错误等形式要件，故立案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释明对象为原告，其释明应围绕诉讼的成立展开，释明的内容主要为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对诉讼请求、事实、理由，明显不合理、不明确、不适当的，应阐明法律规定，及时指出问题所在，启发原告明确主张，引导原告进行更换、补正、放弃、追加、另行起诉、或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相关问题，但需注意，立案阶段的释明应以探知当事人真实意思为限，不能影响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理。?
（二）庭前准备阶段的释明
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当事人最重要的工作是收集各种诉讼材料,但因有的当事人特别是没有请律师的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较低，并不知道如何举证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事实。故在这一阶段，承办法官在阅卷后，应适当的行使释明权，释明对象为原、被告及第三人，释明应明确举证内容和争议焦点，保障当事人正确行使程序选择权，2释明的内容主要为，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或当事人认为自己无证明责任而不提交证据材料的，法官应向当事人发问,对法律后果进行释明，以启发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或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在证据交换时，若出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相关事实，或在对方提出了相反证据后，需要反证或分配举证责任等情形时，法官应予适当提示和引导，让当事人尽可能穷尽举证责任；若当事人本人无法取得的证据，办案法官可以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调取有关证据、进行鉴定等的权利。需注意，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法官的释明应在审核诉讼材料后，作出初步判断，适宜以提醒和告知的方式，启发当事人明白其证明责任，以补充相关证据。就举证而言，法官不能直接告知当事人具体应提交什么诉讼材料，应以争点与证据的整理为核心，不得对案件介入过深，否则会造成未审先决和审理不公。3
（三）开庭审理阶段的释明
篇6：释明
李亚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以及民事审判方式的不断改革，民事诉讼模式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也开始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但在很多民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水平较低、诉讼能力欠缺，诉讼中若没有法官正确的引导和控制，当事人无法正确有效的开展诉讼，从而可能产生对突袭裁判的疑惑和对法院的不信任，甚至会引起胜券在握的当事人的不断缠诉、上访。因此，亟需在民事诉讼中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通过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进行正确及时的指导和引导，使双方在诉讼能力上趋于对等，从而保障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这对提高司法效率，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立和完善释明权制度尤为重要。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还没有明确的释明权概念，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中引入了释明权的规定，但由于对释明权的规定理解不同，审判实践中，法官对案件是否释明随意性较大，对在何时释明、释明到何种程度、用何种方法释明、遵循什么原则释明等做法不一，因而亟需对其予以规范和完善。理论界对释明权的概念、历史发展状况介绍和讨论较多，本文结合审判实践，在对现有理论补充和梳理表述的同时，尝试在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改革的进程中，探讨法官释明权的可行方向，以引发构建我国完善的释明权制度更多的具体思考。
一、释明权的含义及性质
释明权又称阐明权、阐释权，其概念一般归纳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见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而认为自己证据足够充分时，法官以发问和晓谕的方式，提醒或启发，引导当事人澄清问题、补充完整、让其提出新的诉讼资料、排除与法律意义上的争议无关的事实或证据，以促使当事人作出适当的声明和陈述、促使当事人举证，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权能。1释明权是法官的诉讼指挥权，释明权的“权”不能解读为权利的“权”，而应理解为法官的职权、职责，且在法律规定必须行使释明的场合，法官不得拒绝行使，否则就是失职或渎职，因而释明权又是法官的义务。
二、释明权的行使时间和内容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始终，自立案、审判至执行，各诉讼阶段法官行使释明权的要求和内容均有所不同，以下作一具体分析：
(一)立案阶段的释明
在立案阶段，法院需要审查原告是否具有诉讼资格、被告是否明确、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是否具体、是否属于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及受诉法院管辖等实质要件，以及起诉状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有无遗漏或错误等形式要件，故立案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释明对象为原告，其释明应围绕诉讼的成立展开，释明的内容主要为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对诉讼请求、事实、理由，明显不合理、不明确、不适当的，应阐明法律规定，及时指出问题所在，启发原告明确主张，引导原告进行更换、补正、放弃、追加、另行起诉、或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相关问题，但需注意，立案阶段的释明应以探知当事人真实意思为限，不能影响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理。?
(二)庭前准备阶段的释明
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当事人最重要的工作是收集各种诉讼材料,但因有的当事人特别是没有请律师的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较低，并不知道如何举证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事实。故在这一阶段，承办法官在阅卷后，应适当的行使释明权，释明对象为原、被告及第三人，释明应明确举证内容和争议焦点，保障当事人正确行使程序选择权，2释明的内容主要为，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或当事人认为自己无证明责任而不提交证据材料的，法官应向当事人发问,对法律后果进行释明，以启发当事人提供证据材
料或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在证据交换时，若出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相关事实，或在对方提出了相反证据后，需要反证或分配举证责任等情形时，法官应予适当提示和引导，让当事人尽可能穷尽举证责任;若当事人本人无法取得的证据，办案法官可以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调取有关证据、进行鉴定等的权利。需注意，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法官的释明应在审核诉讼材料后，作出初步判断，适宜以提醒和告知的方式，启发当事人明白其证明责任，以补充相关证据。就举证而言，法官不能直接告知当事人具体应提交什么诉讼材料，应以争点与证据的整理为核心，不得对案件介入过深，否则会造成未审先决和审理不公。3
(三)开庭审理阶段的释明
案件庭审阶段既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阶段，又是当事人行事诉权的重要阶段，法官正确行使释明权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是否积极、正确的参加诉讼活动，关系到法官审理案件的效率及对案件的公平正确处理。因而在这一阶段，法官应围绕双方当事人的请求、质证或辩论中主张观点,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谨慎地予以提示,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辩论。具体的情形有以下几种：①当事人对事实及主张不清楚、不完整的，法官可行使释明权，说明法律上的要求，令其补充陈述。如承租人在租赁房屋内洗澡时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其父母起诉出租人要求赔偿因租赁房屋不通风造成承租人洗澡时煤气中毒而死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补偿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损失，并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提前支付的租赁费等诉讼请求。法官应告知原告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问题的规定，令原告选择其请求权，明确其主张;②对当事人疏忽的法律见解应当采取提醒的形式，提示并引起当事人注意，对当事人不知晓的法律和一些较为复杂的法律概念，当事人提出的和可能涉及的民事权利及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构成、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除充分说明概念的内容外，还要进行必要的解释、询问，进行充分的释明，使当事人对法律问题充分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如在诉讼中，当事人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念无法理解，因而主张有误，法官应当就此作充分说明，让当事人表明自己的见解，以利于诉讼的正确开展;③对于新出现的争议焦点，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官应根据案件审理的需要，向当事人公开心证，说明进一步举证的必要，以引导当事人有针对性的发表意见。如在离婚案件中，原告主张分割夫妻双方居住 的房屋，在法庭调查阶段，被告认为原告未举证房屋是夫妻共有财产，表示房屋是拆迁安置给原、被告及被告父母的房屋，还未办理房屋产权证，根据审理情况，法官应另行指定举证期限要求原告提交房屋权属证明或被告提交反证。若被告开庭后提交了拆迁安置协议，原告对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异议，则法官应告知原告该房屋还包含被告父母的份额，此房屋不能在离婚时分割，应在原被告离婚后，就家庭共有财产另行起诉要求分割;④对于发现原告漏告被告，或应追加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法官应告知当事人可以追加及不追加的法律后果，使当事人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如原告甲起诉被告乙酒店，诉称其在乙酒店就餐时，因邻座丙、丁因喝酒发生争吵，继而动手打斗，乙酒店保安见状未出面制止。丙拿起酒瓶向丁砸去，丁躲闪，结果甲头部被砸伤，丙逃走，甲不知丙的身份情况，故要求乙酒店赔偿其医疗费，案件审理中，乙酒店提交了丙的身份信息，法官应告知甲关于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可将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列为共同被告的法律规定;⑤对证据的证明效力等问题，法官适时地指导，释明的具体方式参考前面庭前准备阶段，在此不再赘述。⑥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表示否认的，法官应予以询问和充分说明以此作为认定当事人自认的重要依据。如民间借贷纠纷中，原告甲起诉被告乙要求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约定利息，乙在庭审中既不表示已归还现金借款本金及利息，也未否认甲的主张，只是坚持说甲起诉其没有理由，不想发表答辩意见。法官应充分说明法律关于自认的规定，并耐心询问甲，若甲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则视为对借款未还事实的承认;⑦对当事人争议的事项，认为需要通过审计、鉴定、评估才能查明的，法官应当告知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可以申请鉴定。如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承包人起诉发包人要求按合同约定支付已完工的第一阶段的工程费，并承担延期支付的违约金，而发包人提起反诉，认为第一阶段工程质量不合格，且承包人拒绝修复造成工期延误，要求承包人赔偿其损失，并修复不合格工程。审理中双方就谁违约争议较大，法官应告知主张工程合格的承包人或主张工程不合格的发包人均可申请鉴定工程质量，以证明;⑧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法官应开示其法律观点，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若当事人同意变更诉讼请求，还应询问变更后当事人需要多长的举证期限，并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如原告甲持乙出具的欠条起诉乙，要求被告乙归还借款十万元，乙答辩称与甲没有借款关系，而是甲、乙及丙合伙运输沙石，甲曾出资十万元，后甲与乙、丙闹矛盾提出退伙，乙迫于无奈不得不出具退还甲出资的欠条，审理中，丙申
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乙、丙均举证证明现合伙经营出现负债，需甲承担合伙债务，法官审理查明该案非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合伙协议纠纷，故应当告知甲变更诉讼请求，若甲同意变更，还需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需注意，这一阶段的释明在民事案件的处理中是极为关键的，法官行使释明权更应慎重。在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时，对上述当事人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主张或陈述，或提供的不够充分的证据，不宜当庭释明，而先行进调查和辩论，直至认为该问题已基本查清才能决定是否释明，若是合议庭则应在休庭充分合议后再决定是否释明及如何释明，以体现释明的严肃性。
(四)执行阶段的释明
在执行阶段，执行法官拥有强制执行权，因此要淡化执行法官的超职权主义色彩，尊重当事人在执行阶段的处分权，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强化当事人的诉讼风险，这一阶段的释明对象是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释明内容主要是给当事人阐明法律规定，提示法律后果，以保证执行程序的公正性及取得良好的执行效果。
三、释明权的行使限度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不能滥用，必须在符合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行使，且必须符合制度建立的目的，即保障双方当事人享有事实上平等的诉讼地位，若超过法定限度，势必会破坏法官在审判中的中立性。只有在当事人的书状及言词辩论中存在陈述或瑕疵，提供的材料不够充分，当事人对诉讼程序不了解，当事人诉讼地位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时，法官才可行使释明权。
具体来说，法官在适度的范围内行使释明权必须把握两个标准：①释明应尊重当事人对私权的自由处分权，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寻求当事人陈述和诉讼的本意为目的，释明的内容只供当事人参考和选择，当事人是否变更其诉讼请求或举证，则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法院不得干预。通过释明使诉讼实力较弱的一方提出恰当的主张或进行举证，避免因当事人双方诉讼实力不均而造成实质上的不公，以达到双方当事人的
诉讼能力基本平衡为限度;②对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弥补应当止于适当程度，以使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基本平衡及保障程序的顺利进行，且应以提示性、启发性和引导性的语言和当事人对话，不能用直接告知的方式释明，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
四、释明权的行使方法
释明权包含两种，一种是积极的释明权，即法律明确规定必须释明的情况下，法官只能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容引述条文主动释明。积极的释明主要采用明示的方式如告知、说明和提醒的方式，以假设性、选择性的语言，旨在提醒当事人注意法律对该情况已作出规定，当事人应对自己的权利正确处分。积极的释明权可实现程序正义所提倡的法官心证公开以及心证客观化;一种是消极的释明，即在当事人经法官主动释明后仍不能理解释明含义，或不能认识接受释明后如果作出意思表示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时，法官应当向当事人进一步的释明4。消极的释明主要采用提示、发问的方式进行，以探明当事人本意究竟是什么，使当事人对其主张和陈述不明确或不适当之处主动作出说明和解释，从而促使其主张和陈述趋于明确、适当。
对于释明的具体形式是可采用口头释明和书面释明。法官释明可采用口头释明，便于当事人及时明了法官的心证及法律见解，也便于法官与当事人沟通后获得直接的反馈信息。口头释明，一般应在双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场,应当记入询问笔录，证据交换笔录或庭审笔录、调解笔录中，以便对方当事人查阅，就重要的释明，还应通知对方当事人告知其可查阅笔录，了解释明过程，以保障双方当事人对等的辩论机会。法律可明确需要书面释明的事项，如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程序告知书等，都可制作格式文本，送达当事人，法官应提醒当事人仔细阅读，了解其诉讼权利义务，对当事人仍不明白之处应耐心解释。
五、释明权的行使原则
鉴于我国现在立法对释明权的规定不尽详细，法官在具体操作中比较混论，释明制度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因而需明确法官行使释明权应当遵守的原则：
(一)释明合法原则
法官行使释明权不仅应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对于将来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规定必须行使释明权的情形，法官行使释明也必须以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明确授权或要求为前提，不可随意扩大释明的范围，不得随心所欲的释明或任意的释明。对于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不得释明的，法官不得违法释明。5
(二)释明中立原则
法官释明应当以当事人的请求或陈述中，包含相应的意思等来判断是否应行使释明权，应进行积极的释明还是消极的释明，且必须在站在中立的角度做到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对双方当事人都需要释明的都要释明。对于在法律知识、经验和认识能力等方面差距较大的各方当事人，释明的方式和限度也应有所区别，还要根据案件处理情况分层次的进行，以确保释明的中立性。
(三)释明公开原则
法官行使释明权不能搞暗箱操作，释明的时间与场合必须向双方当事人公开，尽量通知双方当事人在场，对方不能到场的，释明的内容也必须清楚明白地告知对方，关于释明的笔录、文书，也要备案供对方查证，切忌因法官释明不公开而被误认为是对当事人一方的援助。
(四)释明适度原则
法官行使释明权要依靠法官的办案经验及公允良心，必须控制在法律规定的尺度内，把握在当事人以其通常的认知和思维能力能够理解、能对诉讼行为的直接法律后果产生合理预期、确保其诉讼行为意思表示真实的范围内，不能按法官单方面的意志进行释明，更不能代替当事人做决定，而应根据当事人不同的诉讼力量不同的释明内容适时的作出不同程度的释明。
六、释明权的救济机制
法官未行使释明权的，笼统地询问当事人是否还有其他意见，无法达到释明权行使的要求，构成消极对待释明权。为防止法官怠于行使释明权，法律可以赋予当事人申请释明的权利，对法官不行使释明权的，当事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时在一定期限内可提出异议，法院收到当事人的异议后，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书面回复。
当事人认为法官的释明超过必要限度、有偏袒一方之嫌疑，有明显的不公平时，对方当事人也可以提出异议，或对法官的释明行为直接发问，法官应给予答复。释明过度只有适当于否而无违法于否的问题，故当事人的此异议不能直接否定裁判的合法性，不能作为改判或发回重审的理由，否则将会造成法官害怕释明而不积极释明。对于确属释明过度的，可从职业道德、审判纪律等其他方面对法官行为进行约束，若因法官对释明的前提性事项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导致给当事人指示了错误的方向，或违背释明合法、中立、公开的原则，如果这种错误已造成当事人对该事项的处分权落空，就构成程序暇疵甚至违法;如果释明错误对实体裁判结果有影响，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而法官也必须对当事人的异议予以答复。
当事人如果是因法官拒绝释明、过度释明、或释明行为违法而败诉的话，有权以此为由对判决的合理性加以怀疑，并可以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法官怠于释明、过度释明、违法释明或法官释明的内容没有针对性的行为可能成为发回重审、或决定再审、错案追究等的法定事由，法官均有可能承担错判的责任。
若当事人根据法官的释明后变更了诉讼请求或改变了陈述意见，法官或合议庭发现之前的释明错误的，法官应当再次释明，并通知对方当事人。若依法须经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审委会在听取案件审理报告后不认可释明的，应提出处理意见，退合议庭研究补救措施，由合议庭对释明问题重新合议，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再次释明，当事人可再次变更诉讼请求。
结 语
正如法官休厄特所说：“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6法官行使释明权，不能注重形式，而应注重释明效率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