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损毁

2024-04-11

水损毁（共8篇）

篇1：水损毁

防止丢失、损毁、篡改、伪造病历制度

为了保护病历的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性，根据本院实际情况制订本制度。

一、病人住院期间，其住院病历由所在病区负责整理、统一保管。病区应将收到的住院病人的检查报告等结果于24小时内归入住院病历。科室必须严格保管病历，严禁病员翻阅病历。严禁隐匿、销毁、抢夺、窃取病历。住院病历、急诊留观病历因医疗活动或复印、复制等需要带离病区时，必须由科室指定专人负责携带和保管。

二、病人出院后的住院病历由病案室负责保管，年限不少于30年。病案室必须严格保管病历，严禁非法借阅病历。除涉及病人实施医疗活动的医务人员及科教相关人员外，其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借阅病人的住院病历。

三、因科研、教学、医疗纠纷、职称晋升等使用病历时必须经医务科同意，并在病案室办理相关手续，按时追回；追回时严格检查病历的完整性，如发现有损毁、篡改时，追查责任人，按院有关规定处罚。严重者上报分管院长或院长。

四、病历丢失要及时上报病案室，写出检查。病案室上报分管院长或院长。按每份处罚责任人贰千元处理。

五、丢失、损毁、篡改、伪造病历一切后果由责任人承担。必要时上报省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

篇2：水损毁

时间：2005年11月18日02:13来源：哈尔【热点排行】【推荐】【打印】【关滨日报闭】我来说两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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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水损毁

我国高速公路里程已突破4万km,但质量问题不容乐观,有些高速公路一两年内就要大规模翻修。水泥混凝土路面为刚性路面,路面需留设伸缩缝和施工缝,这些缝隙和混凝土自身的吸水性、透水性都会导致路基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从我国已建成通车的公路使用情况看,凡是路基沉陷、冲刷、坍塌、翻浆,沥青路面剥落、龟裂、松散,水泥混凝土路面唧泥、错台、断裂等病害现象都与路面渗水、地表积水和地下水的侵蚀有关。水的作用加剧了路基和路面等结构的损坏,缩短了它们的使用寿命。

2 高速公路混凝土路面水损毁机理

超载易使混凝土路面产生断裂、竖向位移的病害,见图1。这些危害会使刚性混凝土产生不同程度的裂缝。水渗入路基后,混凝土板底在交通荷载作用下脱空,造成地基强度不均匀、承载力降低,引起面板进一步开裂,基层材料形成泥浆从接缝处或板边缘挤出,板底出现脱空。下渗的水积聚在面层下的脱空区内,因轮载弯沉变形的频繁作用,空隙内的积水变成压力水侵蚀基层,并同基层内冲刷出的细料混合成悬液沿裂缝喷出,使面层板边缘部分失去支撑。最终,引起错台,面板出现更多更深的裂缝,路面破坏面积不断扩大。

3 国内外高速公路混凝土路面水损害的一般处理方法

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早期修筑的高速公路多是水泥混凝土路面,噪声大、平整度差。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断板、卿泥、翻浆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交通运输。为提高水泥路面的使用性能,不得不进行维修或改造,国内常采用的方法有3种:(1)直接在水泥路面上加铺一层沥青路面;(2)在水泥路面的伸缩缝处铺设土工格栅,然后再铺筑沥青面层;(3)将水泥路面破碎后做20 cm左右厚的半刚性基层,再铺筑沥青面层。前两种方法施工时间短,费用低,但是使用寿命短;后一种方法施工周期长,使用寿命长,使用性能好,但是成本高。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美国科氏沥青材料公司研制开发了STRATA系统,是专为减少水泥路面的反射裂缝而设计的沥青路面结构。该系统经数年的试验取得成功后于1994年开始推广使用。STRATA系统由应力吸收层和罩面层(包括中面层和抗滑表层)组成,其核心是应力吸收层。由于水泥混凝土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随着温度的变化,水泥混凝土板会发生伸缩变形。对于5 m长的水泥混凝土板,温度波动40℃的情况下,变形量≥2 mm。普通沥青混凝土不能承受如此大的变形,因而沥青面层出现反射裂缝。一旦裂缝出现,水就会通过裂缝流到基层,引起路面卿泥、翻浆等病害。应力吸收层应能全部或部分吸收水泥混凝土板收缩变形,而其本身不因水泥混凝土板收缩而开裂。这要求吸收层必须具有较好的柔韧性及不透水性。故而,应力吸收层应采用高弹性改性沥青,其耐高温性能必须达到75℃以上,低温性能必须达到-22℃以下,经过旋转薄膜烘箱老化后的弹性恢复率≥45%,48 h的离析软化点差≤6℃,以满足稳定性和弯曲梁疲劳试验的双重要求。

4 高速公路路面防水层的性能要求

4.1 粘结性

防水层能与混凝土基础有效粘结,形成密封层。避免防水层因破损(在施工过程中防水层不可避免地产生破损)而产生窜水问题,避免水在混凝土面层窜流,通过混凝土路面的裂隙渗透到基层,破坏基层结构。

4.2 抗开裂性

高速公路混凝土路面容易因气候条件和载荷等各种因素的作用而产生裂缝,防水层必须具有良好的抗开裂性能。因而,防水材料要有良好的弹性和蠕变性,消减混凝土面层因开裂产生的强大应力对防水层的破坏,从而消减面层反射裂缝。

4.3 抗剪切性

高速公路路面除了受垂直载荷的影响外,还要承受平行于路面的剪切载荷。剪切荷载对防水层的影响最大,如重载货车紧急刹车产生的剪切力,对防水层影响极大。因此防水层必须有足够的强度来应对剪切破坏。影响防水卷材抗剪切强度的因素有:(1)防水层的厚度(厚度过低会造成粘结面刚性破坏,过高易造成剪切变形过大,使防水层产生滑移);(2)内聚力;(3)耐高温性能。

4.4 材料湿面施工性能

防水层能在潮湿的混凝土基面上施工,节省工期,即使混凝土基面不平整也不影响防水层施工后的粘结性能。

4.5 抗老化性能

防水层在温度、紫外线、循环动载荷的作用下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5 高速公路路面防水的新方案

在高速公路面层中做一层具有较高强度和柔韧性的密封防水层是经济有效的方法。此防水层不仅保护混凝土基面免受水侵害,而且有效消减混凝土面板收缩变形对上部沥青混凝土面层的影响。

根据高速公路混凝土路面损坏形成的机理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经验,结合高速公路防水工程实例,可以选用具有反应粘结功能的防水材料,如广西金雨伞的专利产品。这种功能型防水材料由反应粘密封胶层和增强胎体构成,密封胶层具有很高的韧性,将其涂覆在增强的胎体上,使其成为一种较高强度的复合材料[1]。它能跟现浇混凝土或水泥凝胶通过化学交联反应粘结在一起,并与基层混凝土形成牢固持久的界面反应密封层,能有效抵抗路面的剪切破坏,见图2。CPS反应粘卷材与混凝土基层粘结剥离强度大(可达8.0 N/mm),而且具有蠕变抗裂功能,适应混凝土基础开裂的影响,从而减少面层沥青混凝土放射性裂纹。

路面设计时,将防水层放在承重层之上磨耗层之下,见图3。承重层一般为混凝土层,CPS反应粘卷材粘结到承重的混凝土基层上,卷材的上面为沥青混凝土磨耗层,它与卷材的密封胶料层有良好的相容性,可直接浇注在卷材上。

防水层可采取1.5 mm CPS反应粘卷材(双粘湿铺)+1.5 mm CPS反应粘卷材(双粘干铺)的方案。此方案中虽蠕变层加厚,“抗剪切”性有所降低,但仍在安全正常的阈值范围内,有利于面层应力的释放和提高抗开裂性。第一层湿铺主要是与承重的混凝土层有效粘结。由于第一层防水层厚度较薄,在磨耗层与承重层的夹压下,使其蠕变性变差,释放应力的能力降低,CPS反应粘卷材在此过程中受到破坏的风险增大。因此,有必要在其上再做一层防水层,形成增强的二元防水层结构。下层适应混凝土基层开裂的影响,上层通过有效的蠕变变形能力适应路面剪切破坏的影响。

6 总结

在广西某高速公路路段,通过采用在路面承重层之上磨耗层之下做一层反应粘结型功能防水层,有效降低了路面因水害而产生的破损。这种既能柔性抗裂又能与混凝土基面满粘密封的防水层,起到了对承重层防水保护以及消减面层反射性裂缝的双重功能,达到了提高路面使用舒适性、延长路面使用寿命的目的。

参考文献

篇4：嘉峪关楼损毁原因初探

【关键词】嘉峪关楼；损毁原因；文物保护

嘉峪关关楼坐落于嘉峪关西罗城城台之上，又名镇西楼。始建于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敦煌杂抄·嘉峪关》记载：“兵备道李端澄构大楼以壮观，望之四达。”嘉峪关楼的建成，结束了关城在明洪武五年初筑土城之后长达123年有城无楼的历史。它屹立广漠，巍然挺拔，殊为雄壮，但在历史的变迁中却历尽劫难。

据史书记载，清同治十二年（1873），嘉峪关楼被毁，原因不详。同年十月，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巡视嘉峪关，整饬嘉峪关营务，重修关楼及城墙，并题“天下第一雄关”横额，刻匾悬于关楼之上。此楼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再次被毁，毁坏原因众说纷纭。除了清同治十二年嘉峪关楼被毁，因年代久远无法考证外，对于陕甘总督左宗棠公元1873年重新修建的关楼又被毁坏的原因，各抒己见说法不一。关于嘉峪关楼损毁一事，在一些人的著作中也有所记载，总的概括起来大概说法有三：

说法一，没有说明任何原因：

据《甘肃关隘史》记载，外城正中大门额刻“嘉峪关”三个大字。门顶原有城楼，与东西二楼形制相同，三楼东西成一线，上悬“天下第一雄关”匾额，1924年城楼被毁。

说法二，拆毁说。据1935年邵员冲在《西北揽胜》一书中写道：“城西为关之大门，城楼于民国十三年（1924）为三十六师马仲英部所拆毁。”

说法三，焚掠说。1936年，高良佐在《西北随轺记》中记载，关楼是：“前三十六师马仲英部西去时，曾一度焚掠”。据1989年高凤山、张军武编的《嘉峪关及明长城》记述，民国二十年（1931），西北军阀马仲英所部驻嘉峪关，一度焚掠罗城上“嘉峪关”楼。

根据上述记载，无论是拆毁还是焚掠，似乎都是马仲英所为，笔者从事嘉峪关文博工作已近三十年，本着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通过翻阅大量相关记载的历史书籍，多次向資深的文博专家请教，寻访长期在嘉峪关周边居住的老者，也亲身经历了八十年代嘉峪关罗城城台遗址的考察，提出不同看法：

一、嘉峪关楼非人为破坏

从时间上看，根据《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的记载来看，马仲英来嘉峪关是民国二十年（1931），而不是十三年（1924）。《大事记》中说：“1931年4月11日，马步芳率部由青海扁都口，突袭马仲英，激战于民乐县三堡，马仲英败走。15日，马步芳进驻张掖，马仲英西走酒泉、安西，进入新疆。”又说：“9月9日，马仲英被新疆主席金树仁部队打败，退回甘肃，与马步芳达成协议，划安西、玉门、金塔、酒泉、鼎新各县为驻防区。其后，蒋介石任（命）马仲英为暂编三十六师师长。”从这两段文字记载可以看出，马仲英西去新疆路过嘉峪关是1931年4月下旬，东返嘉峪关是在同年9月以后。从时间记录上来说，《西北揽胜》一书“城楼于民国十三年（1924）为三十六师马仲英部所拆毁”的说法值得商榷。

2、从图片资料看，

如图一所示，刘钢收藏的晚于1939年的抗战时期的嘉峪关图片。一是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西北的抗战气氛；二是记录了嘉峪关城楼被损坏的状态。经过军事专家兰草研判，照片出现的汽车是“陆军骑兵第五军军用车”。照片上16位人物，一是着军装，其余虽着便装，但仍具军人气质。关门外墙和门劵内书写多幅标语：“健全保回机构，巩固西北边防”，“复兴中华”，“雄关陡峰，中国必兴”等。落款“中国青年铁血抗日团”，恰好点出了时代背景。

从照片上看，嘉峪关关楼尚存有承重墙体和四根完好的挑尖梁，没有任何被烧毁残留的痕迹，这就说明关楼可能不是被火烧毁。如果是被火烧毁，起承重作用的挑尖梁必荡然无存。

从历史文献看，

1936年2月，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嘉峪关头》一书中写道：“‘关口在城西，关上有高楼一座，现楼盖已被风吹去，仅剩支柱几栋，还在为此古迹勉强撑持。”此记录显示关楼为自然风灾损毁。

高良佐的《西北随轺记》中记载嘉峪关“深藏固闭，诚天下第一雄关……其南边墙起自外城西南隅，倾圮殆尽……关少居民，前三十六师为马仲英部西去时，曾一度焚掠，故荒落尤甚”。高良佐赞美了关城的雄险，记录了墙垣损毁，虽提及“焚掠”，但并未明确指出“焚掠”的是嘉峪关楼还是居住在外城的百姓。

值得一提的是，持“拆毁说”的邵员冲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考试院院长，其与和持“焚毁说”的随员高良佐，实际上是在同一国民党西北考察团。他们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六月二日，同时抵达嘉峪关城并登上城楼，但二人关于楼阁损毁的说法却不一致。而且就文章本身来看，是拆毁或焚毁，仅有只言片语的轻描淡写，具体损毁时间、目的、方式、毁坏程度、在当地引起的反应等，都未作详实记录。另外从政治背景来说，邵员冲、高良佐是国民党人士，而马仲英则从事“反国民军斗争”。

据《嘉峪访古探幽录》记录，民国二十二年（1933），六月七日，中华奇女子，时称“我国唯一女飞行家”林鹏侠登上嘉峪关城楼，她在《日记》中称赞嘉峪关“居高凭险，气势沉雄”，但只字未提关楼烧毁之事。

如此看来，嘉峪关楼是否为马仲英部损毁，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嘉峪关楼为自然损毁

（一）风力、日照

嘉峪关市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自古以来“黄沙漫漫，大风扑面，日虽烈而色白，草虽茂而色黄”，尤其是每年春季，西北风瞬间最大风力可达22米/秒，而冬夏两季又多发区域性的降雪、降雨天气，年均达2952.5小时的日照时间，对关城木结构古建筑影响甚大，强烈的西北风也致使嘉峪关木结构建筑油漆和彩绘脱落、褪色现象严重，部分建筑如柔远楼甚至向西南倾斜。

（二）地震因素

嘉峪关处于河西走廊地震带，包括祁连山地震带和民勤地震带，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从公元180年高台西表氏7.5级地震开始至今1700多年来，共发生中强以上破坏性地震46次，其中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二十三日5时20分，武威、古浪一带发生里氏8级强烈地震，倒塌房屋40万余间，永昌、山丹、镇番、平番、高台、酒泉、金塔、敦煌、兰州、临夏等地均有程度不同的生命财产损失。民国二十一年（1934）十二月二十五日18时45分，距离嘉峪关60公里的玉门发生里氏7.5级强烈地震。受灾的有玉门、金塔、酒泉、鼎新、临泽、高台、张掖、敦煌、安西9县及嘉峪关，肃南地区、玉门昌马盆地，土地隆起，山崩地陷。房屋摇倒十分之九，挖出尸体278具。嘉峪关关城地处文殊山古嘉峪山脉延伸带嘉峪塬上，塬下为九眼泉湖及湿地环境。由于受到地质下陷、地震等因素的影响，嘉峪关城部分墙体发生了严重的开裂、下陷、倾斜等现象，犹以西罗城墙体最为严重。

（三）木构架歪闪、松动、开裂

中国古建筑木结构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柱和额枋组成的构架以及其他构件之间采用榫卯连接，无需一铁钉。这种连接方式使得各节点刚柔相济，具有一定的抗弯能力及良好的损耗能力，但由于榫卯节点特殊的连接方式，在水平地震作用下，木結构容易出现局部拔榫、节点松脱现象，使得整体或局部构架歪闪倾斜。再加上长期受风、雨、日照等不可抗力的影响，有可能是木材干燥不均引起裂缝，裂缝破坏了木材的完整性，从而降低了木材的强度。嘉峪关楼部分建筑就存在着榫卯脱裂、散架椽头、檩条外露墙砖、檐瓦损坏等现象，而木结构建筑油漆和彩绘脱落、褪色现象，加剧了木质构件的开裂和变形速度。

如图2，早在1908年盖洛拍摄的嘉峪关楼，就已经在风雨飘摇中损毁严重，三层三檐歇山顶建筑犹在，但大多数木格花窗松脱，已不复存在，木结构损毁严重。

两年之后的1910年3月（如图3），莫理循再次拍摄嘉峪关楼，彼时的嘉峪关楼、柔远楼早已失去“飞阁遥连秦树直”的风采，嘉峪关楼的三层建筑，几乎仅剩外侧立柱形成的回廊和屋顶，第二层西北的飞檐已坍塌。

而图4中的光华楼歇山顶，完全靠几根立柱支撑.由此可见，传统木结构建筑，十分有可能毁于自然因素。

此外，从寻访当地老者来看，当地百姓以及他们的祖辈均未听说“马仲英损毁嘉峪关楼”。据居住在关下姓王的老人回忆，马仲英的部队驻扎在关城时，纪律相对严明，土匪的作风已不明显，刻意损毁关楼的可能性并不大。关下居民也从未听说或见到马仲英及其部队有损毁关楼的现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陕甘总督左宗棠在1873年重新修建的关楼被毁坏的原因，无论从时间上、榫卯结构建筑损毁的特性上、被损坏的程度上，还是从残留的遗址平台上看，损坏的原因应为自然损毁。

[参考文献]

1《嘉峪关及明长城》，高凤山、张军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

2《嘉峪关访古探幽录》，陈秉刚，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1日。

3《嘉峪关史话》，薛长年，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

4《西北考察日记》，顾颉刚，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篇5：公章损毁重新申请报告书

我公司因业务量大，公章的使用率较高，现在已经出现字迹模糊等损坏情况，为了不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先申请现在使用的公章报废，重新刻制新的公章，请给予批准。

此致敬礼！

厦门某某有限公司（公章）

篇6：武器装备作战自然损毁评估

关键词：武器装备,自然损毁,可靠性,评估

武器装备作战损毁评估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课题。它牵涉到武器装备的自然损毁、作战损毁、综合作战损毁评估,以及战损经验最小二乘法回归评估,等等。在此,笔者只对同类作战武器装备的自然损毁进行数学建模和评估。

1 作战武器装备零部件可靠性评估问题陈述

根据零部件的结构铸造及能承受的应力极限可将其物理故障分为突变和渐变。武器装备零部件的损坏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战时使用条件下的损坏,属自然损坏,它取决于武器装备的使用可靠性及使用管理情况;另一种是作战损毁,它取决于双方作战过程中武器装备的损耗情况。下面,着重围绕渐变现象中的自然损坏,讨论根据武器装备的可靠性指标预测零部件损坏量问题。

武器装备可靠性的定量评价指标有可靠度(R)、故障率(λ)和无故障时间(MTBF)。

可靠度指武器装备在规定条件下和规定时间内无故障工作的概率,通常也可用在时间内装备完好数与总数之比近似求得。故障率指在某一规定时间间隔出现的频率,一般通过可靠性函数来求得,实践中可用故障次数与总的工作时数之比近似求得。平均无故障时间指可修复装备相邻两次故障间隔工作时间的平均值。知道这些参数值,即可预测出武器装备的零部件的损坏量。

2 可靠性度量指标

从物理可测和便于分析研究出发,度量武器装备元件或系统可靠性的常用指标有故障密度函数、可靠性函数和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三种。

2.1 故障率zd(t)(失效密度函数fd(t))

在设时间t=0时有m个元件投入运行,在任意时间t的剩余元件数s(t),则故障zd(t)表示时间区间t∈(ti,ti+h i]内故障元件数与该时间区间开始时剩余元件数的区间长hi,即:

同理,故障密度函数fd(t)为时间区间(ti,ti+h i]内故障元件与原有元件数的比除以区间长hi,即:

由元件总体的寿命试验或修理报告可获得求fd(t)或zd(t)所需的元件故障数据。由于故障数据是离散型的失效时间序列,所以由试验数据获得的zd(t),fd(t)是分段连续函数。为便于分析处理,一般需选连续函数拟合分段连续函数。当元件数增大,两次故障之间的时间区间趋于零时,分段连续函数就接近连续函数,即:

2.2 可靠性函数R(t)

可靠性函数R(t)是元件或系统在给定条件下和规定工作时间t内良好工作的概率。若T表示某类元件或系统能良好工作的持续时间,则R(t)可表示为R(T)=P(T>t)

基于事件概率可用事件频率来估计的概念。设t=0时有m个元件投入运行,∀t的剩余元件类是s(t),则当m足够大时,可靠性函数可近似表示为:

可靠性函数R(t)与故障率Z(t)的关系可按以下方式导出。

将(3)代入(1)得

若设m个元件中t时刻损坏元件数为n(t),则

因此,(4)和(5)是一般的元件故障率数学模型。

当t=0,R(0)=1时,由(4)式得到

将(1)*m/m,并利用(2)得

f(t)是故障密度函数,将(6)代入(7)得到故障密度函数与故障率的关系:

当故障率Z(t)=λ=常数时

当故障率为常数时,故障密度函数和可靠性函数均为指数型。常故障率在元件寿命期内,任意时间区间内故障概率保持不变。当故障不是常数时,由于机械性能退化,故障率随时间线性增加时,故障密度函数具有Rayleigh分布形式。

故障谐振测定方法:若故障率Z(t)=λ,且保持s(t)=m(常数),则,于是故障率为:

若保持剩存元件数s(t)=m不变,则只要累计故障元件累计故障元件数及真实运行时间,就可以确定常值故障率。若只有一个元件,但它是可修复的,且修复后继续使用,则,n为故障次数,t为工作时间。

在通常情况下,用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MTBF)和平均工作时间(MTTF)来分别度量可修复系统与不可修复系统的平均元件寿命。

相应的可修复时间)

下面我们来探讨MTTF与故障率的关系:

假设随机变量T是系统的持续工作时间,由可靠性函数R(t)=P(T﹥t)定义故障概率函数

∴MTTF是随机变量T的数学期望值,即:

可见,指数分布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故障率λ的倒数。当t=1/λ时,R(t)=exp(-)1=.037。由此可知,故障规律服从指数分布的系统,能够工作到平均寿命的仅占37%。

同理,可知MTBF=1/λ

因此,不论对于可修复的还是不可修复的元件、系统都用MTBF作为可靠性评价指标。

3 计算各组合和全系统的可靠性

系统的可靠性评估方法的关键内容是由系统各组合或元件的可靠性来计算系统的可靠性。若系统由若干元件串联而成,各元件故障事件统计独立,且每一元件故障率为常数时,由数理统计学可知串联系统可靠性函数为:

而系统故障率是各元件故障率之和。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式中,t为运行时间,λ,为每一元件的故障率,m为串联部件数。

当系统由若干元件“并联”而成时,系统的可靠性依赖于并联系统的结构形成。应用概率论可得出并联冗余系统可靠性函数:

式中,λi为系统第i元件故障率,m为并联元件数。

若系统由n个元件组成,且只需n-1个零件正常工件,则由可靠性理论可得系统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其中,MTBF、MTTR分别为单个元件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与平均维修时间。

若既有串联,又有并联元件的复杂系统;则先局部后整体进行可靠性分析,同样可得到可靠性评估结论。(下转第91页)(上接第75页)

4 对同类作战武器装备自然损毁进行评估

令单个作战武器是一个系统。假设同类武器装备是由同一科研(院)所设计,用相同的材料、工艺并属同一工厂制造;则相同的零部件故障率的数学期望值一致。

根据可靠性函数和系统可靠性评估,可按以下五个步骤对同类作战武器装备的自然损毁进行有效评估。首先,算出该类武器系统中故障率最高的零部件平均寿命的数学期望。其次,推算该类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实际平均工作时间。第三,估算该类武器系统的自然损毁数量。第四,进行计算机程序算法设计,理论评估,检验可信度。第五,经验修正。

参考文献

[1]数理统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问题解决的数学模型方法[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军事运筹学[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4]军备·冲突·决策[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篇7：干式变压器损毁事故的分析

某单位有一台安装于大楼地下室配电间的1250k VA干式变压器。该变压器已低负荷运行5年, 电压、温度一直很稳定, 事发前无异常情况, 配电间有专人定期巡视, 变压器温度、负载等信号连接至中心配电间微机监控平台。今年6月的某日下午, 该台变压器的高压开关瞬时跳闸, 经解除低压负荷试送电1次, 仍是高压开关瞬时跳闸。

2 事故处理及原因分析

维护人员对变压器绝缘进行检测, 无异常;对变压器线圈电阻进行测量, 无异常;解除变压器进出线电缆, 利用仪器从变压器低压侧逐相反向供电, A、B相低压端均能稳定升压至220V, C相升至10V继电保护动作。试验表明变压器C相低压侧匝间短路。

由于变压器低压侧线圈电阻极小, 之前的电桥测量未能测出C相匝间短路的微小变化, 属于可以接受的误差, 同时也证明不能单纯以阻值测量来判断低压侧线圈是否正常。经过对变压器外罩进行解体后, 发现C相环氧树脂外壳有裂缝, 与判断的结果一致。在轻负荷运行的情况下, 低压侧线圈匝间短路是比较难以理解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更换变压器后, 对损坏的变压器进行了开孔检查, 从裂缝处破开环氧树脂, 发现C相低压线圈下侧外沿部分匝间短路, 局部已碳化。根据事故位置可作出事故成因判断。

(1) 制作工艺缺陷。变压器在轻负荷、低温升中形成匝间短路, 制作环节的缺陷是不可否认的。尽管缺陷位置事先因环氧树脂封闭而不可见, 事后因短路毁损也不可见, 但实际工作中这种事故案例屡见不鲜。

(2) 潮湿。短路点处于封闭空间的下部边沿, 正是最潮湿的地方, 如果仅仅是制作缺陷的原因, 那么事故更可能发生在过载时段, 而不是返潮最严重的6月。

(3) 雷电影响。高层建筑的引雷效果明显, 雷电被引下后, 进入地下防雷接地网, 而变压器接地往往紧邻防雷接地主体, 雷电产生的浪涌往往如过负载一样对变压器低压侧产生瞬间冲击, 天长日久的雷电浪涌必将对变压器产生损伤。经检查运行记录, 该变压器温控显示仪曾有2次遭雷电损坏的记录。

(4) 过载。事故过载和雷电浪涌冲击, 进一步把制作工艺缺陷扩大, 然后在潮湿环境中达到事故临界点, 最终酿成这起事故。

3 防范措施

通过这起干式变压器事故分析, 可以看到干式变压器并不是免维护的设备, 同样需要精心管理, 才能防患于未然。为避免同类事故发生, 应做好以下几点。

(1) 重视变压器厂家的选择。产品的内部缺陷很难事先被发现, 但可以通过对厂家的选择来尽量降低内部缺陷。选择对产品质量控制严谨的厂家, 选择产品故障率低的厂家, 选择产品被市场广泛接受的厂家, 能有效降低产品的故障率。

(2) 防范短路电流。短路对电气设备有灾难性的影响, 变压器高低压两侧的保护尤其重要。本案例中低压开关短路, 越级跳闸到了高压开关, 证明低压总屏开关没有起到保护变压器的作用。因此, 选择高可靠性的低压总屏开关, 对变压器的安全运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3) 规避雷电。现行规则中防雷接地与电气接地是可以共网的, 但在实际运行中, 雷电浪涌对电气设备的影响却存在, 特别是高层建筑受到的影响更多。由于高层建筑的接地效果较好, 建议有条件的单位在施工时把防雷接地与电气接地分开, 即便不分开, 也应适当合理考虑电气接地的接点, 不要简单平行接在主干网的主节点上, 以尽量降低雷电浪涌对变压器的影响。

(4) 保持干燥清洁环境。干燥清洁的环境对配电设备的益处业内皆知, 但很多单位都保持不好环境的干燥清洁。

篇8：民国时期档案损毁及其原因分析

处于晚清封建王朝向新中国过渡时期的民国档案，经历了整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蜕变，在战火四起、社会动荡和变革的大背景下，大量珍贵档案遭到破坏。

清末民初，被称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的敦煌经卷、甲骨文献、大内档案和居延汉简无一例外遭到严重的损毁，成为档案史上的几次浩劫。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档案管理制度和保护力度参差不齐，使各地档案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北洋时期，由于政府腐败无能，一些档案保管部门因经费困难而沦落到出卖档案的地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为了掩饰劣迹，销毁罪证，人为破坏了大量档案文件。训政时期，档案保管部门出卖档案的情况依然大量存在；许多档案在多次南迁、西迁的过程中反复搬运，历经磨难，大量受损。抗战和内战时期，毁于战火的档案不计其数。国民政府在逃离大陆时，还将大批珍贵档案携往台湾，人为割裂了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财产。

二、民国时期档案损毁原因分析

民国时期档案损毁现象十分严重，现从档案自身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1. 档案自身因素和自然因素。

首先，不同类型的档案对其保存环境有着不同的要求，不适宜的温湿度、光线、灰尘、有害气体、有害生物以及磨损等都可能对档案造成损毁。特别是一些国宝档案，如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对保存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次，自然灾害可以对档案造成毁灭性的破坏。1938年5月11日《甘肃省政府关于该省民政厅失火档案焚毁甚多给行政院呈》中提到的“查前年本府民政厅失慎，档案焚毁甚多”[1]就是这一现象的缩影。但对于民国档案来说，由于自身因素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损毁只占很小比例。

2. 社会因素。

“天灾”“人祸”往往形影相随，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相比，对档案造成的损毁更为复杂和严重。

(1）战争损毁。 (1) 战争的直接影响。自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大量档案毁于战火，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浩劫，这在国民政府地方各省给行政院的呈文中可见一斑。例如1938年7月13日《河北省政府因战争损失档案给行政院呈》中提到：“及倭敌进逼保定，省府昼夜连被轰炸，炸死职员数十人，房屋倒塌，职员星散，仓皇离保，遂将现行应用各卷，尽行遗失。”[1]另外，在1939年2月27日《安徽省政府因敌机轰炸损毁档案给行政院呈》、1943年5月7日《山东省政府因战争损失档案给行政院电》等档案资料中，都可以见到大量档案毁于战火的例子。同时，许多档案即使能够免于战火，在列强手中也是九死一生。对于“没有价值”的档案，他们毫无顾忌地大肆破坏，而对于一些珍贵的国宝档案，他们则大肆掠夺。1932年3月，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曾利用“旧记整理处”收集各方档案248万件，并存放在原张作霖帅府的12个库房和一些临时搭建的库房内，由于库房条件恶劣，空气潮湿，很多档案竟变成“砖块”，损失十分严重[2]。 (2) 战争的间接影响。首先，在战乱状态下，政府和多数档案保管部门都处于颠沛流离、漂泊不定的状态中，缺乏统筹安排，使得档案的运送、保存和管理实际已处于失控状态，不利于档案的保护。其次，对于来不及运走的档案，一般采取销毁的方法，以防落入敌方手中。例如，1945年《察哈尔省政府因战争焚毁档案给行政院呈》中称：“因中原事变，奉令由洛阳疏散，中途以情况紧急，……其余次要及普通文卷当经监视焚毁。”[1]这样做虽然保护了我方情报，但同时也体现了战争对档案造成的间接毁坏。更有甚者，在来不及销毁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有时竟做出弃档之举。例如，1937年日本进犯南京，国民政府西迁，慌乱中曾丢弃大量北洋政府的档案，以致如今几乎找不出一个北洋政府留下的完整的档案全宗[3]。

(2）人为篡改、销毁。一方面，由于档案具有记录历史事实的凭证作用，其内容势必会对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影响，历史上为满足一己私利而篡改、销毁档案的例子更是史不绝书。袁世凯在其统治的四年多时间里，便曾两次下令烧毁档案:1915年12月21日，袁世凯在宣布帝制后不到十天，为了掩饰劣迹、销毁罪证，曾以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的名义通电各省：“请将改革国体文电信函除法律规定者外，一律查明销毁。”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前夕，为了彻底销毁罪证，又通过参议员下令将各省区的“推戴书”全部销毁。而另一方面，在动荡的年代里，为了保护组织秘密，或者根据现实需要销毁一些作用甚微的档案，从而减轻档案管理机构的负担，也是可以理解的。“七七”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对其所属部门档案的处理作了两项规定：一为无保存必要之案卷，随时登记销毁；二为虽有保存价值，但可以登记方式代替者，应妥善登记后，将原件焚毁[2]。

(3）管理机制的漏洞。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后许多地区仍沿用清朝旧制，其档案管理机制落后，暴露出许多问题，致使档案的大量损毁。从体制看，民国时期的档案管理比较分散，一方面，一个机关内部的档案处于分散状态；另一方面，全国档案既没有统一的行政领导机关和国家档案库，在地方也缺乏相应的档案管理机构。管理的分散不仅严重制约了机关的行政效率，也使全国档案的组织和保护工作处于松弛随意的状态。同时，民国时期的档案立法情况也不容乐观，有关档案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欠完善，加之战时条件的限制，导致档案的保护力度严重不足。民国时期，因管理机制的漏洞造成的档案毁损随处可见。各部档案保管处被视为“冷曹闲衙”，因经费困难而大肆出卖档案的情况屡屡发生。在1936年9月至1937年2月，国民政府的公文中关于财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倒卖档案的就有六篇之多[1]。这种倒卖档案的行为不仅见于政府部门，更称得上是“全民参与”，如著名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就曾在政府、纸商、文物贩子、收藏家手中多次辗转，珍贵的甲骨档案、居延汉简和敦煌文书更是大量落入西方殖民者手中。在漏洞百出的管理机制下，一些地方档案也难逃厄运，四川巴县部分清代档案常年沉睡破庙就是一例[3]。

(4）社会档案保护意识的淡薄。民国时期，处于新旧社会转型期的民众虽然接受了大量新思想，但知识结构和观念中仍有很大成分的封建思想残余；同时大部分人并未经过新式学校的正规教育，其科学素养和思维方式都相对落后。因此，当时多数国民缺乏完整的档案意识，不能理解档案对于一个国家的巨大作用，由此造成的档案损毁随处可见：甲骨档案被小屯村民发现之初，“土人因目之为龙骨，携以视药铺。……一斤才得数钱。”[4]后来甲骨档案摇身一变成为“国宝”，当地人受利益驱使，更是开始了疯狂、盲目的挖掘，对甲骨档案造成了严重破坏；敦煌文书的保管者王道士也曾以40锭马蹄银的价格将29箱经卷卖给英籍文物贩子斯坦因。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档案管理师徒相承的世袭传统普遍存在。由于近代档案教育工作起步较晚，这些管理者多沿用清代书吏的管理方法，缺乏科学的档案保护和管理理念。同时，当时的各种收藏家、学者也多抱着投机心理，倒卖档案、私相授受，不但没有能够起到保护国家珍档的作用，反而为破坏档案火上浇油。著名的“八千麻袋”先后经政府、纸商、收藏家罗振玉、李盛铎、日本人松崎等之手来回倒卖，损失不少，其中最珍贵的4872件又被罗振玉奉献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成了这位晚清遗老的晋身阶，何尝不令人痛心。正如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中所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5]

3. 深层次原因：

整个社会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畸形发展。民国时期档案的损毁情况如此严重，笔者认为，除战争影响外，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畸形发展。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尽管努力效仿西方社会，希望建立起近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但由于我国社会从封建王朝脱胎而来，受国情所限，在发展过程中显得迟缓而畸形。这一时期，国家统治思想中带有明显的政治取向，过于强调军事政治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而文化取向相当薄弱，上至政府，下到百姓，都缺乏对文化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无法理解档案作为国家历史真实记录的重要作用。同时，百姓由于生活困苦，思想亦带有强烈的局限性，认为档案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使整个社会的档案保护意识十分淡薄。思想上的轻视必然导致行动的缺乏，就整个国家的范围来说，当时的档案管理和保护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因此，这一时期许多档案保管部门被视为“冷曹闲衙”，以至于因经费困难而沦落到出卖档案的地步便不难理解。

与民国时期相比，当下我国对于档案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曾说，档案应该成为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在此基础上，洞悉民国档案损毁的原因，以史为鉴，更能为当前我国档案管理和保护工作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1]二史馆.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M].档案出版社, 1987.

[2]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3]王景高.论述我国档案的厄运 (续二) [J].档案学通讯, 2006 (6) .

[4]吴浩坤, 潘悠.中国甲骨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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