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共8篇）
篇1：考辨
龙源考辨
龙不是远古人类想像出来的神灵,而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水生动物.从龙的身体形态、行动方式、生活习性、人类对龙的.驯化利用等方面来看,龙的原生形态是鳄不是蛇.现代东方龙的形象是中华故地上多民(部)族文化融合的产物,鳄的自身特点及其在图腾文化中的优势使它从原生形态走向东方神龙.
作 者：仓林忠 作者单位：盐城工学院,江苏,盐城,224003刊 名：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SU RADIO & TELEVISION UNIVERSITY年，卷(期)：13(4)分类号：B932.2关键词：龙 灵 蛇 鳄 考辨
篇2：考辨
高诱是中国学术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其生平与著述却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他把大半精力用在注释儒家经传与诸子著作上,著述颇丰.结合相关材料考辨,高诱的著述主要有<正孟子章句>、<孝经解>、<淮南鸿烈解>、<吕氏春秋注>、<战国策注>等,但不曾注解<礼记>和<淮南万毕术>.
作 者：李秀华 LI Xiu-hua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41 刊 名：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7(6) 分类号：H131 关键词：高诱 儒家 经学 卢植
篇3：“报”义考辨
我们常见的“报”字, 实际上是一个简体字。“报”字的繁体为“報”。在“六书”中, 这个字属会意字,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报字“从本, 从”。是由两个象形字幸、组成一个会意字, 甲骨文写作。左边的幸, 甲骨文为, 本义是指给犯人戴的手铐。殷墟出土的陶囚俑就有两手加铐的。手铐的形状和字形一样, 中间的圆孔用来铐住双手, 两端用绳子绑缚。古代为木制, 后来发展为铁制, 用于拘执俘虏、罪犯、奴隶等。右边的“”字读fǘ, 甲骨文为, 是以手抓人之状, 或言以手摁着一个人, 使其服罪。“”是“服”字的初文, 即古服字。五期甲骨增加了一个肉字, 写作 (服) 和今天的服字完全一样。
“”字和“幸”字配合起来, 像用手摁着人, 再用铐子铐着双手, 让其服罪。古时候有将犯人作为祭牲报告祖先的习俗。因此, “报”的本义有判决罪人、报告、起解之意。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实际上就是报告消息的“新闻纸”, 或言以刊登新闻为主要内容的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
篇4：“中人”考辨
钱钟书先生《管锥篇》第四册第一四七项全晋文卷一一三，关于“中人”的释义，第一义阐释缜密，考订精确，实无可争议之处。进而谈到“中人”的第二义时，认为清人翟灏的《通俗编》“未察”，近人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亦未收”。指出“中人”的第二义，在元曲中“乃谓勾栏中人，即妓也。”但从钱先生所引各条材料来看(元杂剧和散曲中多有此语，除钱引外尚如《盆儿鬼》第一折、张可久《小山乐府》散套中均有此词)，这里所用之“中人”前面都有“个”字。比如《灰阑记》中大浑家所说：“正是个中人”，《还牢末》中李孔目说萧娥，“她是个中人”。如果“中人”就是“妓女”，从语句中看，完全可以省略一个“个”字。看来这里所用之“个中人”可能并非钱先生前引《钱神论》等文中之“中人”，而应为“个中人”，即通常我们所说的“此中人”之意。根据元杂剧中的通例，“个中人”的用法，多为把他人出身于勾栏中之妻妾，隐称之为“个中人”。《还牢末》、《灰阑记》中即是。另外，妓女从良后，把自己原来的妓女身分也称之为“个中人”，《盆儿鬼》即是。这种用法与“个中甘苦”、“个中缘故”、“个中秘密”的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作娼妓讳词解的，是“个中人”，而不是“中人”，这并非笔者的新发现。王季思先生早在《评徐嘉瑞著<宋元戏曲方言考>》(载《浙江大学学报》一九四八年第二卷第二期)一文中，便指出了徐著以“个”字属上读的错误。这里不过略加考辨而已。当否？敬请钱先生和读者教正。
篇5：易氏源流考辨
1)“左传齐大夫易牙(雍巫)之后”.最早见于《元和姓纂》(6).有的书则说齐桓公宠幸嬖臣雍巫字牙,称易牙(一作狄牙),食采于易(水),故其后人以易为姓.更由此推而有“雍乃易本姓也”,或易出于雍,它与易牙之后的说法,实质相同(8--26)。
2)“太公后有易氏”,最早见于《卢若虚集》(7),即姜太公尚(吕尚)之后(17)。
而易氏谱中对易牙为祖之说,有肯定和否定的矛盾存在。更主要认为：
3)战国时魏易恺为受姓始祖.并有追远推及魏之先祖毕万为祖的。而有“易氏之先与魏同姓”说。
4)“受姓自燕”说等等。
这些说法，都认为是战国时某始祖食采于易水,因以易地为姓,且多列举闻人“楚有易申著节义,魏有易恺刺雍州(一误作荆州),晋有易雄宰舂陵,…”,还提及郡望太原郡和济阳郡,易氏因地以济阳堂为堂号。考太原郡秦置，治所晋阳。济阳郡，晋惠帝时置,今兰考附近。可能为两不同时期的.郡望(27)。
最近查得《湘潭易家塘易氏家谱》(5),其中有易甲传,说是考自周圣楷著《楚宝》和萧智汉纂辑《历代名贤列女氏姓谱》(68,69),并说据宋易祓绫谱,始修于康熙41年,而氏姓谱为乾隆年版,必为后者取材前者。其文曰：
甲公楚人,黄帝之后。其先有食采於易水者,因以易为氏。公赋性劲爽,乡里有义士之目。白公胜闻而慕之,愿纳交焉。及胜将弑惠王及子西,欲得公助(欲得易申),陈士勒兵以示曰:“与我,无患不富贵;不吾与,则此是也.”公(易甲)笑曰:”子常言吾义矣,今忘之乎?立得天下,不义,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义,吾不从也.今子将弑子之君,而使吾(我)从子,非吾前义也。虽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为也。子行子之威，则吾亦得明吾义也。逆子以兵争也,应子以声鄙也。吾
闻士立义不争,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颜色不变.遂遇害。
斜宋体字为易氏谱有，而《氏姓谱》(68)缺,括号内为二者不同处,《氏姓谱》篇首作甲公,中又作欲得易申,内容基本相同。而许多姓氏词书和其它易氏家谱，有“楚有易申著节义,魏有易恺剌雍州,晋有易雄宰舂陵”句,则究竟是易甲呢?还是易申呢?虽未找到明末清初,以搜罗楚地古今传人逸事闻名的湘潭人周圣楷著{楚宝}(共45卷)予以佐证,但查到更早而可信的，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著[新序](编入[四库全书]经部儒家类),或通称[刘向新序]，在其义勇第八章中有：
楚太子建以费无极之谮见逐。建有子曰胜,在外,子西召胜,使治白，号曰白公。胜怨楚逐其父,将s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陈士勒兵,以示易甲曰：“与我,无患不富贵;不吾与,则此是也。易甲笑曰：“尝言吾义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义，吾不敢也;威吾以兵,不义,吾不从也.今子将s子之君,而使我从子,非吾前义也.子虽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为也.子行子之威,则吾亦得明吾义也.逆子以兵争也,应子以声鄙也,吾闻士立义不争,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颜色不变也。”
显然前面两种谱中的易甲传，实来自[刘向新序]。由此则史籍中“楚有易申著节义”句有误，应为“楚有易甲著节义。”这个史料很重要,它说明易姓历史悠久,在春秋楚惠王(前488-前432)以前，巳有易姓。这足以驳斥所谓春秋战国时齐国的易牙,或魏国的易恺等，始封于燕国的易水的谬论。它也表明易甲有相当的势力和社会地位,不然白公胜就不会联络他举事弑君，也许还隐含着当时在楚国,巳有易甲为代表的易姓氏族，且是兴望的。故还不能说，后来汉代由山西南迁江东，而湘、赣、鄂，我们这一支易氏是最早南迁的。释褐状元易祓纂修,而传下的绫谱,也只说易甲是最早的远祖,浑说“易氏之先有食采于易水者,因以易为氏”.表明若有食采于易之事,也应在春秋时易甲公之前.决不会在其后的战国时，齐或魏国人再始受姓。
再从历史地理来分析.《周礼.职方》:“并州,其浸涞、易”,《国策.燕策》:“苏秦曰,燕南有滹沱、易水,燕太子丹送荆柯易水之上”.这些都是较早出现易水的名字,其始得名可能更远.据《中国通史》(28)说：“古时殷人与唬ㄅ戎)狄人曾杂居易水以北地区,且有通婚,据《商颂》,这玄鸟遗下之卵,为有皇吓(姓幻狄)简狄氏吞食,产子名契.易水原为有易氏居地,契的后人王亥在易水游牧,为有易氏酋长所杀.后王亥之子上甲,又杀死该酋长,占领了有易氏居地.有易氏即有狄氏,狄与易同音通用字(王国维说).现在易水地区发掘出许多墓葬铜器等文物,证明该地在殷商时期属故燕,也证明周以后的燕国,是在故燕的基础上建立的”.该地既然早为有易氏居地,推测易水很可能就因有易氏而名.而易州(县),则为隋开皇元年(581),因易水始改涿郡为易州(县).故易氏得姓当因易水,而非因未名之易州.该地即今河北省易县.在春秋战国以前属燕国,曾为燕国的下都,易王之名,也可能与易水有关.而齐国在今山东西北部.据《史记.燕昭公世家》只有燕易王(前332-3)和燕王哙(前320-3)时,燕受齐侵拢。前3齐大胜,占领过一些燕地,至昭王廿八年(前284),燕打败齐国(29),收复失地.仅短短30多年,易水可能曾为齐占领,动荡未稳. 齐人及其后裔不可能在易水食采或久居而得姓.而在此前300多年的齐桓公当政(前685-643年)时,燕国更不可能让齐易牙在其易水食采了.易谱有一序(30)说:“雍乃易本姓也,方访自姬之雍伯嗣也,周掌堤防,正诸水分任,雍氏记戴详于周礼.”.按《周礼》“雍人掌沟渎浍池之禁,…”这只是说职掌农用水和渔猎等事,与易水和受姓并无关系.再者,有的书上说，齐桓公的宠臣雍巫,善知味,致人们以易牙称之,意为改易牙齿,美味也,类似今人称“加餐”为“打牙祭”之意,后竟为其字.有的书则硬将雍巫扯作受封食采于易水,而称易牙等等,显系荒唐自园其说的随意附会.由此可结论:齐国的易牙或雍人,因居易水,而以易为姓的说法，都可以否定,据此或可看出其牵强附会的痕迹:将易氏附会为易牙之后,再由名字而认其本名雍巫,再推及雍姓,雍为易本姓,更由齐桓公第六妃生子名雍(72),推以为“太公后有易氏”.暂存疑。
黄冈易氏谱认战国魏易恺为受姓始祖.可是现存最早谱序(1),宋哲宗元v六年(1091)完公撰:“易氏得姓远莫知其所自,惟易甲(原误作申)著节义于楚,至魏则有易恺之刺雍州,晋则有易雄之宰舂陵,是皆纪姓之原”.清楚表明，易氏得姓久远,原由不详.列举三位远祖,易甲为楚人,接下“至魏…”两句,当指(曹)魏,晋朝,而非战国魏。完公为解元,当不会混淆“于楚”和“至魏”两者的差别。显然易恺只是曹魏时雍州刺史,非战国魏人受姓始祖。湘谱则说：“吾家族谱得见数十册，率曰易氏之先与魏同姓，有恺公者，为魏上大夫，食采于冀州东境之易水，因受姓焉。窃疑恺为春秋时人。何以左传、公羊传、彀梁传、国语、国策、史记，诸俱无其名。而他书亦不载其事迹。继考万姓统谱,有易恺者,系魏朝魏郡人,为雍州剌史。在雄公之后百余年以为鼻祖，颠倒实甚然。为此说者本自山斋(祓)公绫谱。山斋博学，何至若是悖谬,绫谱原本既无可考,幸其序俱在。山斋只说始自易水受封锡(易)姓,后徙太原,徙金陵,徙长沙浏阳，至徙江西太和，散居吉安、袁州、洪州,复徙长沙宁乡等。若恺若雄若仁福若万年云云。并无恺公食采受姓之说，后人沿误，其故有---，因山斋公含浑说易水受封锡(易)姓，下文接以若恺若雄,遂以恺公在雄公之上,当锡(易)姓之祖。不知此段原无次序。观仁福万年俱叙雄公之下可知-。因恺是魏人,未暇考究，遂牵韩魏之魏。噫!撰为毕万之后之说，不知比魏与韩魏，相隔数百年,响壁虚造,山斋不受其咎也”。此等怀疑易恺非春秋时人,而是魏朝人,和否定易氏与魏同姓,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但他认定易恺为北魏人则是错的。万姓统谱说的魏朝，也应是曹魏(220-265年)，而不是北魏(386-534年)。
再看此后易谱各序中,姓源说之演变。金槐序(30)认雍氏易牙为祖,也说易恺为雍州刺史。乾隆55年,应城支谱(31)有“肇自周毕万后裔,始封于易水而受氏焉”。乾隆58年,蕲黄合修序(32)有“吾易受姓自燕”。民国三年,麻城支序(33)说“易为毕万之后,其受姓由魏上大夫恺公食采于易。”顿改雍州刺史为魏上大夫。1942年记事录(34)说“吾易自恺公受姓”.最近(1994年)渊源考(35)中,既推毕万为祖,又认始祖恺公为魏上大夫,食采于易而为姓,又录雍巫,雍纠,雍廪等为祖.又把“晋有兴长公封忠愍侯,远祖易雄为舂陵令”并列论述,竟不知易雄字兴长为同一人,可谓集矛盾和谬误于一篇,可见是后人附会演变成各说的。
我查阅了正史《廿五史》，各种词典,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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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发现有易恺的记载。《晋书》(36)中有：“{(魏)元帝(曹奂)景元4年(263)},秋八月军发洛阳,大l将士,陈师誓众。…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颀攻(姜)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趣甘松，钟会分为二队，入自斜谷，使李辅围王含于乐城,又使部将易恺攻蒋斌于汉城。会直指阳安,护军胡烈攻陷关城,姜维闻之，引还。王颀追败维于疆川。维与张翼廖化合军守剑阁,钟会攻之。”显然易恺是魏伐蜀,钟会指挥攻打姜维的武将,其它史籍说他是雍州剌史。考魏晋政权,由军力建立,一般为军政合一,刺史常为将军,都督刺史都开幕府(37),三国置雍州,治所在长安(38，39),辖今陕西等地,正是易恺用兵之区,足以证明武将易恺与刺史易恺为同一人,他是曹魏时人,是巳知确切的易氏最早远祖,不是战国魏人受姓始祖.再从地理上看,战国时魏国在今山西西南和河南北部,其下都济阳,在今兰考附近.它与燕国之间,隔着韩,赵和中山国.魏人不可能在燕属易水食采居邑受姓.湘谱将易恺记作雄公后六世,为“魏郡人,北魏雍州剌史”也是错的,显然是未考查正史《晋书》的记载,将曹魏元帝(263年)时易恺,误为北魏时人,这种错误容易产生,是不难理解的.其实《辞海》中所指的北魏,是东晋、南北朝时(385-534),比易恺存在于魏元帝时,晚了百多年,易恺非战国魏人受姓之始祖,既可否定,则由此追远魏之先祖毕万为祖,以及易氏原与魏同姓的谬论,就不攻自破了.现在可以结论：易恺不是战国魏人受姓始祖,而是曹魏时人,易氏原与魏同姓和毕万为祖之说,都是荒谬的,应予否定。
再就是“吾易受姓自燕”说。虽不知始于何人,却是正确的，因受姓自燕的易水是都无异议的。各种说法都认为食采于易(水)系以易为姓,却又无确切有据、令人信服的受封食采者。可能是受其它姓氏受封食采,和祓公浑说“易氏之先有食采于易水者”句的影响，竟未考究春秋时楚国巳有易甲,仍牵附战国时齐易牙或魏易恺食采于易的谬论。由前述史料推测,古时有易氏族居易水,易水之名可能就因有易氏而得名，燕国曾以易水附近的武阳为下都，燕易王之名难说不与易水有关。各种说法的实质都为某族因久居易水而为姓，只牵附食采与否而巳。我认为不一定因食采，而是自然久居于易水的某民族，逐渐演变而以易为姓。据史籍和古地图,古时在易水地区,只见有易氏或有狄氏部落,或有易国,从而转成易水地名和易姓,是很自然的。因此我提出：易氏是春秋以前,久居易水的某氏族(很可能是有易氏或有狄氏),始以易为姓,不一定因受封食采于易水而得姓,故不一定有确知的始祖.也有易氏谱记载，易氏在殷商时为易氏部落。迄今史料不足,未得确证之前,宜排除各种牵强附会,显然不合理的说法,回到完公谱序的说法：“易氏得姓远莫知其所自，惟易甲著节义于楚,至魏则有易恺之剌雍州,晋则有易雄之宰舂陵”。确知最早的远祖 ,是春秋楚惠王时的易甲，和曹魏时的易恺。在祓公之前的完公,也未认定食采之说。
(乙)世系派衍迁徙考前巳述及,春秋楚惠王时(前488-前432年)，在楚国巳有闻人易甲,这说明易氏是个古老之族，此时巳有离开发祥地易水，迁居在南方的楚国的。是否有其它易氏一直在楚国繁衍下去，现无从稽考。湘谱记载：“战国时，甲(原作申?)公裔自楚移居晋之狼盂，即今山西太原府阳曲县,郡曰太原实始於此”。鄂冈谱载,远祖曾为太原宰,世居阳曲,郡望为太原郡。考战国时太原属赵国,秦始置郡,故迁太原究竟是战国或秦时,尚难定论。另一说郡望为济阳郡,易氏堂号济阳堂,即因此以地而名(40).而济阳郡为晋惠帝置郡,曾为魏邑,在今兰考东近.可能为时期不同的郡望。
从发祥地易水迁太原或济阳郡,若非春秋战国以前像易甲巳在楚国那样,则当在秦统一以后.按秦接受周代政治大分封引起大分裂的教训,乃废分封制,徙六国贵族和豪强12万户到咸阳,巴蜀等地,以削弱宗族势力.汉初仍继续迁大族的政策(35).推测易氏首次迁徙,可能与当时的大移民政策有关,或因官太原宰而随迁.
由太原或济阳迁金陵，湘谱记载时间较具体，谓：“前汉哀帝二年(前5年)仁祯卜居丹阳郡，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25)仁祥卜居丹阳郡。章帝元和二年(85)仁福卜居会稽郡之吴县。安帝永宁元年(120)仁禄卜居会稽郡之曲阿。三国魏文帝黄初三年壬寅(222)时，仁福公之后万年公由吴县迁长沙之浏阳，三传而生雄公云。…晋魏武帝时(265-290)易玻ㄣ吖猓┪将军帅师过宜春，卒葬城西”。却将本应属魏文帝时(223年前后)的易恺,误作“魏郡人,北魏朝(385-534)雍州剌史”。而鄂冈谱则记作“至汉有仁福公兄弟四人,分处江东四郡。长仁珍居应天府六合县.次仁祥居徽州府休宁县(今歙县),三仁禄居镇江府丹阳县,四仁福居苏州府太仓县”。两谱记载大致相似,迁地略有不同,迁徙原因均欠详.推测可能为后汉和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和中原战乱,人民大量逃往长江下游北岸至淮水以南一带,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民大迁移有关(41)。
此后是“仁福公之后(孙?)万年公,由吴县(太仓州)迁长沙(郡)浏阳县,原因不详.秦汉时太仓属会稽郡,三国时太仓和长沙均属吴,迁徙方便.迁徙时间当在晋易雄之前,而仁珍,仁禄,仁祥之后裔,不知其详.不过其中有新疑问.[渊源考](35)引史料说,易雄后封为“宜阳别驾正神”.御赐祠联有“一点丹心当年鄂渚成忠鬼,千秋浩气今日宜阳作正神,”如此则雄公当为宜春人(宜阳,晋因避太后讳春曾改称宜阳),后为舂陵令才到长沙的.那么就有由太仓先迁宜春,后再迁长沙,或者万年公222年迁长沙后.在265年雄公出生前又迁过宜春,存疑待考。
自此以后湘鄂两谱记载,差别较多.湘谱尊雄公为一世祖,记录世系迄今.却未见鄂冈谱中自春先公起迄今连续世系中的同祖和分支处.可是又间或提到少数同名的祖先.鄂冈谱中有“隋有天骏(湘谱记作雄公次子,晋代人)仍居浏阳,勋公由长沙之宁乡”。接着“春先公生继昶,昶生子二,次云煌生子三,长敬公生子大模,大模生诚公,诚生开(字必先),开生量,量生俨和优”.这几句为渊源考独有,倘确实无误.则易氏世系连续的始祖,当以春先为一世,即春先--继昶---云煌--敬---大模---诚---开---量---俨和优.优为九世.这些名字在湘谱中全无,可能与湘谱不同宗故也.目前鄂冈以优为一世,记录世系多年,它实为图纪较完全而可靠的一世祖,为免混淆,将其前远祖以“远一世,远二世-----远八世”以区别之.若以优出生(868年)起,并以30年为一世计,反推回去,则春先约为唐初时人.留长沙未迁者,一直繁衍至今,历代均有闻人,较为昌盛。湘谱提到湘赣间又往来再迁。鄂谱则说是开公迁江西海昏.[金槐谱序](30)说:‘开公任海昏教谕,致仕忘归,乃宅海昏上坊.开公妻毕氏生子量,量妻许氏生子二,长曰俨,次曰优.俨娶牟氏,生子一曰宽,宽妻胡氏生子四,曰谦革鼎彝.俨念祖家故邑而不忍弃,仍旋土简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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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散处建(昌)邑猴崖暨木坑者,俱俨后嗣也.唯我优公字若余,…生子五,曰宏容,宝安,宁敬,聆形,家言云.瑞昌之地九十里曰梅山,颜阳可旺千百口,宝公迁新建的黄溪.优公乃偕四子而宅金槐梅山之麓.长曰宏,即谱系词之聪公,聪谋二公两世一线.传至铙,则兄弟有五,历管,环而生金公,计有七世,金生子三,曰干.溃.望.干生子三,曰吉.期.旦.溃生子四,曰高.宴,弁.政.旺生子四,日谔,宗.改.艮.”而谱图中在旺公下注复迁湖南,却无谱记.[渊源考]也作基本相同的记述.只是改作“生子五曰,宏.容.宝.安.宁.”名字如是,则“敬聆形家言云”作何解?鄂谱来自江西老谱,支派图纪较清楚,却缺始迁祖开公和量公记载.可理解为瑞昌后裔以优公为始祖.可是优有五子,只有聪,谋两世一线的图纪.既是偕四子迁瑞昌,其它几支呢?海昏为南康府,建昌县,即今赣南南康县,而瑞昌属九江府.又宜春郡(县),晋因避太后讳春改称宜阳,隋复改宜春.明,清为袁州府治,均属宜春郡。由赣南迁赣北具体原因和年代不详.从[登科记考]中知唐代状元易重和四名进士,都出自宜春,可见该地易氏之盛.其中易重845年点状元,易元武825年会进士,均早于优公出生(868年〕20--50年.可见迁赣北不是优公为始.其前系何人始迁?湘谱提到晋魏武帝时(265-290)“易步军帅师过宜春,卒葬城西”,是否其后人留下始迁宜春的。不? ?字刂凶丛?鸵子懦錾?相差只23年,似为父子或叔侄,迁此是否与易重为宦上高落籍有关.谱中的量公是否即重公,待考.优后十四世九三公迁黄冈,十五世元英公迁浠水,成为鄂东大族,谱记清楚,不赘述.而今易氏遍全国,己难用籍贯判断支派。
(丙)易氏繁衍中的盛衰宋《百家姓》易氏位居339姓(40).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在诸多姓氏中,李姓为最多,占汉族的7.9%,人数超过1亿,占汉族的1%以上的19大姓依次是李.王.张.刘.杨.陈.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而易氏位次为93位.人口不多.而立姓开宗历史攸久,故必经历过盛衰.人口和人才是体现盛衰的重要标志.唐代以前,易氏谱已无存,史籍也少记载,正史只有《晋书》(36,42)中,提到易恺和易揣两将,易雄列传(43).不过由易水迁郡望太原和济阳,再迁江东.其后此数地易氏却无所闻,已体现几度盛衰.汉代后定居长沙郡,部份再迁江西和鄂东,迄今已逾千载.繁衍不断.晚唐时仅宜春郡,就有状元易重和四位进士,可知其盛.宋代湘.赣两地仍有些名人.元代因异族统治和战乱影响,又呈衰势.尤其是元末徐寿辉陈友谅反元兴汉,易姓受严重摧残.据《明史徐寿辉传》(44),徐为罗田人,业贩布,元末盗起,以妖术与麻城邹普胜聚众为乱,至正(1351)以蕲(浠)水为都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连陷湖北,江西诸郡县,并远及杭州,翌年为元军打败,迁都汉阳,为丞相倪文俊所控制.1357年沔阳渔家子陈友谅投徐军.逮文俊麾下,后乘衅杀文俊,并挟持徐,1358年陷安庆.破龙兴,瑞州,乱及江南(鄂.赣.皖. 苏.等省)后设计拘寿辉,.进驻南京采石矶,击死寿辉.1360年即皇帝位,改元大义.解放前我在武昌黄鹤楼蛇山西麓见到“大汉皇帝陈友谅墓”碑.徐陈为乱,首当其冲的鄂东和赣北(宜春)和长江下游,正是易姓久居之地,受害最严重.据郑昱撰[易氏谱序](45):“当元明之际.蕲(浠).黄(冈)首乱,陈(友谅)氏窃据,乾坤交战,生灵荼毒,锋镝流亡,畴依故土,逮陶学士安出守黄(州)郡,始尽徙江西户口,以填实之,故家旧族,百无一存可知矣.”易为泰撰谱序(46)说:“元至正间,又遭徐寿辉寇掠,子姓几尽,惟余天文天祺二公.传七世至明嘉靖隆庆间,子姓又复繁衍。”只幸存天文天祺二人,衰败之惨可想见.宜春,瑞昌和江东,即令留下未迁长沙之后裔,必受其害.而长沙几未受波及,故明清以来,易姓名人多为湖南人.过去易姓名人稀少,近来易姓人名时有出现,复荣之势显著。
承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梁勇先生提供资料并帮助查阅古籍数十种，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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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本文在台湾彰化《古今艺文》季刊25卷1期发表时,易申(甲)名未定,现考知应为易甲传，出自西汉刘向[新序],论述相应略作修改。最近查得萍乡易氏家谱,记有易氏在殷商时为易氏部落,可佐证我推测易氏是由古时氏族名转化的。但该谱又以姜太公子灶,灶子南仲征犬戎有功,受周穆王封于易水,因而为易姓始祖,记载连续世系迄今127世以上。而[竹书纪年]有“帝乙三年戊辰(元前1108)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帝辛31年(前1071)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显然不应是姜太公吕尚之前的南仲。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征西戎。[中国通史]有周宣王(元前827-781)命尹吉甫,南仲等出军征伐俨狁,迫使俨狁远去。后淮夷叛周而犯江汉地区,宣王命穆公前往平定,又命南仲等率军沿淮东下,征伐徐国,迫使徐国服从周朝。据此,虽有南仲征战史实，还未查得南仲受封于易水,和他是姜太公后裔的确证史料。我初步认为，南仲为始连续记录世系迄今.,史料可贵,而殷商时由氏族名转成易姓在先,仍应视为易姓的起源,即令受封于易水得到证实,只是也因而姓易,两种姓源说或可统一,待考定南仲身份后,再另文补充和修正。
又[辞海]巳接受我的意见,否定易牙姓易,其缩印本易姓后注巳删去易牙,改作唐有易重,其它版本,再版时当更正。宪武补记
篇6：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考辨
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考辨
在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史上,曾出现过多种类型的“中国文艺复兴”说,或以清代学术比附欧洲文艺复兴,或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等量齐观,或认为中国儒家人生态度的`复兴才称得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就形式和精神气质方面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都致力于“人的解放”,高扬人的价值,以文明的再生为目标.但从历史内容一面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外发型”的思想文化运动,完全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复古”策略,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作 者：董德福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党委宣传部,江苏,镇江,21刊 名：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4(1)分类号：G02关键词：中国 文艺复兴 五四新文化运动 胡适
篇7：《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论文
【内容提要】
明清之际人屈大均著有《广东新语》一书，其成书年代史无明文，近人有推测为康熙十七年者。此说实不准确，该书卷28《怪语》部分，记有康熙十九年发生的事情，可见其成书的时间应不早于康熙十九年，
【关键词】 屈大均;《广东新语》;成书时间
汪宗衍先生是研究屈大均的专家，其大著《屈大均年谱》将头绪纷繁的屈大均事迹梳理得相当清晰，为后人继续进行有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有个别叙述不清、甚至失误之处。这是大醇小疵、难于避免的事情。对此不可指责，而为了推动屈大均研究的深入，将之纠正过来却是必要的。其关于屈大均的名著《广东新语》撰写成书时间的叙述，即是应予辨正的一例。
汪先生著《屈大均年谱》将《广东新语》撰写成书的时间记在康熙十七年，在这一年的记事部分称：“撰《广东新语》二十八卷成。”汪先生作出这一处理的主要根据是屈大均《渎李耕客龚天石新词有作》一诗，称：“《诗外》三《读李耕客龚天石新词有作》诗，为庚申(康熙十九年)客金陵之作，有‘交广春秋我亦成，南方异物多经营’句，乃指《广东新语》，盖成于未北上之前。这里的“北上”，指康熙十八年“秋，(屈大均)从东莞携妻子避地，与郭青霞偕，自番禺越大庾，下彭蠡，至于汉阳，又溯江历大小孤、马当、天门，至南京。”汪先生称“盖成于未北上之前”，用语留有余地，表现出其治学态度之谨慎，但即使这样，从总体上看汪先生的这一处理不能不说是错误的。
肯定汪先生失误的根据是《广东新语》中的一条记事。该书卷二八《怪语》部分，有一条题为“黄宾臣”的记事，其全文为：
有黄宾臣者，字敬而，琼山诸生也。庚申七月至高州，值天大旱，有司祈祷不应，宾臣曰：“凡求雨必得奇门真传，”或异其言，亟报有司往请之。宾臣使取竹片十二为令牌，及大锅一、黑雄鸡一、鹿脯五器以待，明日，于观山寺为坛，宾臣服道衣，被发仗剑，于坛上布罡捻诀，以目视日，竟日不下一睫。明日申刻，果雨，不甚大，观者称其术之神，曰：“未也，俟明日观之。”明日烈日如故，宾臣曰：“此劫数，非独高凉一郡为然，奈何!”有司以其左道讥之，宾臣愧甚。于是至发祥寺，登浮图，居第四重，上下左右，悉以符篆封之。越三日，谓观者曰：“明午雨必至，但从东南来，可保无事。否则当有性命之忧。”因作书与家人诀，明日未时，烈日中狂风大作，宾臣谓其仆曰：“雨从西北方起，不祥，尔当速去。”其仆甫下塔，霹雳一声，雨如注，有老人见一麻鹰，口含火丸，从塔第一重飞入，势甚可怖，须臾霹雳再震，远近闻硫磺扑鼻。驰视之，宾臣僵仆塔外，口存微息，鼻旁与右臂微破，一孔如铖，血流不止。以沸水饮之，不受矣。高州人以宾臣为百姓而死，立庙祀之。
文中所讲之事属于神仙怪异之类，不足重视，但其中所说的年份“庚申”在这里则是应予特别提出的。
屈大均在其著作中，凡遇纪年，关于明朝及明朝以前者，为令读者能得到明确的时间观念，或称某皇帝年间(如《广东新语》卷七《人语·高固》有“周显王时”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200页)，或某皇帝的庙号与年号并用(如《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宝剑》有“唐明宗天成中”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396页)，或只称年号(如《广东新语》卷八《女语·割股妇》有“宋咸淳十年”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248页;又如《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诸番贡物》有“永乐三年”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388页)，或将年号与干支并用(如《广东新语》卷六《神语·罗浮山神》有“淳熙甲午”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184页;又如《广东新语》卷一，《天语·星聚》有“成化丙戌”之语，见《全集》第四册第7页)。而绝不单独使用干支(《广东新语》卷二五《木语·榕》中有一例单独使用“乙亥”、“壬午”来表示崇祯八年和十五年的情况，那是由于与下文关于清朝的纪年相连这一特殊环境造成的，应视为特例，不应视为在一般情况下对明朝的`纪年屈大均可以单独使用干支来表示，参见《全集》第四册第567—568页);但关于清朝，则仅仅使用干支，而不使用皇帝的庙号和年号等(如《广东新语》卷十八《舟语。大洲龙船》中即以“辛丑之岁”表示顺治十八年，见《全集》第四册第442页;再如《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迁海》中即以“岁壬寅”表示康熙元年，以“癸卯”表示康熙二年，见《全集》第四册第51—52页)。屈大均在其著作中，如此处理纪年之事，这是其坚持明朝遗民立场的表现。而在这里，读者们即可由此而得知《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庚申”之年，当属清朝的某一年。
细读上引《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的全文，可知其所述之事乃为屈大均写作此篇时已经发生之事(这里不论其事因属荒诞而不可能发生，而只是从其文辞叙述所表达的情况而言)，换言之，文中所叙事情发生的庚申年，除了属于清朝外，还应属于屈大均所能经历或其以前已经存在过的年份。查屈大均死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午，他所能经历或其以前已经存在过的干支为庚申的清朝年份只有康熙十九年，由此看来《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的“庚申”之年，应当是康熙十九年。
能证明此“庚申”年为康熙十九年的还有地方志的记载。道光丁亥年黄安涛等总修《高州府志》卷12第48页上至49页上《方技》称：
王宾臣，琼州府琼山县学生员也。康熙十九年应贡赴考，侯文宗于高凉。夏秋之交，久苦亢旱，人心如焚，宾臣自称得祈雨秘诀，邑人请祷。七月十二日建坛于观山寺。是日西郊微雨，独不及城。宾臣以为“风过多腥，此妖氛，非所以应我也，得毋与事诸公未必先期斋戒乎!”或戏之曰：“技穷耳，何归咎于他人为?”宾臣取杯水，以片纸画符投之，曰：“饮此则果否斋戒立辨。”卒无敢饮者。当事憾焉。宾臣遂屏人，于二十三日自诣宝先塔第三层，布罡密咒，语住僧曰：“今日必雨，且雷从南来，吾固无恙，若从北来，吾无死所矣。”言未竟，黑云冉冉起自西北，雷声雨势并集。俄顷，塔中烟出，宾臣仰卧以僵。人疑其为雷击死，然绝无雷击痕也。是年，督学道陈肇昌临高考校，闻之，遣官致祭，还额贡以慰之。三十七年，旱，复行祈雨之事，有叙述宾臣始末者，知县钱以塭慨然曰：“为吾民而殒其身，身虽没，其魂魄应留于此也。”因拜於宾臣死所，为文以祭之。随大雨四日。嗣后凡祈雨必请祷焉。
咸丰七年重镌郑文彩等纂修《琼山县志》卷22第21页下至22页上《人物》10《方技·国朝》称： 王宾臣，字敬而，廪生，东岸人。康熙庚辰(《通志》作庚申——原注)七月，赴高州考贡，值大早，有司求祷不应。宾臣言求雨必得奇门真传。人异其言，闻之有司，敦请之。披发仗剑立坛上，以目视日，竟日不下睫。已而果雨，观者称其术之神。宾臣曰：“雨未足，当再祷之。”明日烈日如故，曰：“此劫数也，奈何!”有司士民恳之不已，乃至发祥寺，登浮图四级，土下左右悉以符篆封之，且曰：“明年必大雨。但从东南来，可保无虞，若从西北，则吾命休矣。”因作书与家人诀。次日未刻，烈日中忽狂风大作，霹雳环绕，滂沱如注，有老人见大鹰口含火丸，旋塔左右，势甚可怖，须臾天气晴明，意为无事。及仰视宾臣，已僵立于轰震中矣。州人以宾臣为百姓死，立庙祀焉。有祷辄应，督学陈公为文祭之。以上两个方志所记情节与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记稍有不同，但大体相同，应视为所记实为一事。方志中作“王宾臣”与《广东新语》作“黄宾臣”也稍有差异，但南方人读“王”与“黄”发音无大区别，“王宾臣”与“黄宾臣”也应视为同为一人。两个方志皆把此事发生时间记为康熙庚申十九年(其中一个记作“庚辰”应系误刻，而且原书也作了校注，因而其应可视为记作庚申)，无疑为《广东新语》卷二八《怪语·黄宾臣》中的“庚申”之年应是康熙十九年这一判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篇8：情志考辨
《文心雕龙·情采》曰:“昔诗人什篇, 为情而造文。”又曰:“盖《风》《雅》之兴, 志思蓄愤, 而吟咏性情, 以讽其上:此为文而造文也。”“志思蓄愤”指内心之思想、情感及怨愤之情;“为情而造文”的意思是, 因为内心积聚感情, 因而写诗来抒发。也就是说, “情”在“诗”之前, 诗不过是为用来抒发感情的形式而已, 此为“诗缘情”是也。
由此可见, “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说法既有同又有异。相同之处: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中, “志”与“情”皆为相同的含义, 都是指人的主观方面的思想感情, 既有人的各种思想、观点, 又有内心喜怒哀乐的各种情怀。“志”与“情”通过吟咏, 就“发言为诗”。不论“言志”与“缘情”, 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感情而写出诗篇。不同之处。“诗言志”与“诗缘情”两者最初的含义大致是相同的, 后来由于历史的发展、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及人为的原因, 两者的意思逐渐缩小并互相对立起来。我们既要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由要认识他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 才能辩证地理解其内容和意义。
一、说“情”
从知、情、意的逻辑结构来讲, 情感具有双重性。它对意志的贯彻而言, 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但是, 在有的时候却又起着消极的作用。但是先秦诸子基本上都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承认人类情感有积极的一面,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这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点上, 还起着决定的作用, 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离娄上》) 人与禽兽之间的不同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是, 它对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儒家教化功业来讲, 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这并不仅仅限于儒家, 道家要“反性命之情”, 如果这个“情”是禽兽之“情”, 那如何“返”得?所以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希望能够保持人的原始情感中质朴真实本色的天生之质, 应该说这是诸子各家各派立论的前提。
二、说“志”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 《庄子天下》篇中也讲过“诗以道志”的话, 《荀子·儒效》篇讲“诗言是其志也”。这说明"言志"是当时对诗歌本质的一个共同认识。根据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释诗》:“志字, 从心士声, 寺亦从士声”的考证, 认为诗和志在古代一个字。
但是, “志”的内容在战国后期, 逐渐有所变化发展, 从荀子开始, 对“志”的理解就不仅仅是思想也包括感情在内。荀子一方面讲“言志”, 一方面在《乐论》中又说:“夫乐者, 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 形于动静;而人之道, 声音动静, 性术之变尽是矣!”在这里荀子强调了音乐乃是人的表现。为此, 唐代的孔颖达甚至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己为情, 情动为志, 情志一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义》) 因此, 我们可以说, 所谓的“言志”派其实也并非只讲文学是表现思想, 而不主张文学表现感情。
三、“情”与“志”的辨析
对于我国古代的“言志”和“缘情”之说,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他们在理论实质上还是有强调情理统一的, 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他们在感情要不要受儒家思想约束这一点上又是有原则分歧的。后来的一些受儒家影响较深的人都是竭力反对"缘情"说的。如清代汪师韩在《诗学纂文》中, 曾说自从陆机提出“缘情”说后, 有不少人就“斥为不知礼义之所归”。沈德潜是强调儒家温柔敦厚的, 所以在《诗说碎语》中曾说“缘情”说一提出, 使“言志章教, 惟资涂泽, 先失诗人之旨”。正因为如此, “言志”一般来说是更注重思想的, 而“缘情”说则是更注重感情的。
文艺创作中当然都是有“言志”的, 也即为“理”。但是, 理不应该排斥情, 而应当是通过情而寓理于其中。理不应该以抽象的形式出现, 而应当从具体形象中流露出来。可是, 道学家却偏偏强调理而否定情。比如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中, 虽然也引用《毛诗大序》所说, 承认诗是人的感情的表现, 但是, 他认为文学创作必须从“天理”出发, 而不能从“情好”出发, 即所谓的要“以天下大义而为言”, 而反对“溺于情好”。他认为“情之溺人也甚于水”,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 “其伤性害命一也”, 这实际上就是把”情”完全否定了, 而且说成是十恶不赦之物了。到了明代后期以李贽为首的一批进步的文艺思想家经过激烈的斗争才实现了彻底反掉道学家“存天理, 灭人欲”的错误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李贽在《童心说》中强调文艺作品要表现“童心”, 实质也就是说的要写出“真情”来, 他所反对的“闻见道理”, 亦即那些与真实情感相对立的虚伪抽象的封建伦理道德, 重视情而反对抽象的虚伪的“理”的思想在李贽的《读律肤说》一文中表现的相当鲜明, 他说:
盖声色之来, 发于情性, 由乎自然, 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乎性情, 则自然止乎礼义, 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 可止也。
这是针对“发乎情, 止乎礼义”的儒家原则而来的, 李贽认为发于情性, 其中自然已有礼义, 不必再讲什么“止乎礼义”。这实际上就是强调发挥情性, 而否定了“止乎礼义”。肯定了文学是情性的自然流露, 而用不到以什么“礼义”去束缚它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欧阳祯人:《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