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诚信投标承诺书)

2024-04-07

最新(诚信投标承诺书)（精选6篇）

篇1：最新(诚信投标承诺书)

诚信投标承诺书

本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承诺：

一、将遵循公开、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自愿参加临汾市药草公司古县卷烟营销部经营业务用房工程施工项目的投标；

二、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均真实、有效、合法；

三、不出借、转让资质证书，不让他人挂靠投标，不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四、不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的合法权益；

五、不与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六、不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以牟取中标；

七、保证中标后不转包及使用挂靠施工队伍，若有分包必须征得建设单位同意，并向有关监督部门备案；

八、保证参加项目投标的建造师无在建工程，若有违反，视为弄虚作假，取消投标、中标资格；

九、如在投标过程和公示期间进行投诉，保证按照《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要求进行。投诉内容符合要求，投诉材料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以上内容我已仔细阅读，本公司若有违反承诺内容的行为，自愿接受取消投标资格、记入信用档案、没收投标保证金等有关处理，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如已中标的，自动放弃中标资格；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投标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签字并盖章）：年月日

篇2：最新(诚信投标承诺书)

本公司承诺，在投标前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及相关单位的接触是正常的业务交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开展业务工作，没有贿赂其它企业进行陪标、串标的行为，没有为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及相关单位或个人组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健身、娱乐活动，并与招投标人无隶属关系、合作经营关系以及其他利益关系。作为投标企业，我们将本着守法、诚信经营企业，自觉维护有形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竞争环境，未超越资格许可范围承担工程业务，无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本公司保证：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的规定，做到守法、诚信地参与招投标竞争，若违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与招标人签署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阶段反商业贿赂责任书》的规定接受处罚。

特此声明

投标人（盖章）：

篇3：诚信评价在招投标中的运用研究

1.1是强化招投标市场监管的有效措施

诚信是施工企业进行投标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在招投标的过程中,通过对企业进行诚信评价,可以使广大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诚信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由此能够为社会舆论监督机制的建立提供依据,实现了由政府对招投标市场的单一监管向政府与社会公众共同监管的转变,这对于推动我国建筑市场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是优选承包商的重要途径

在招投标过程中,对施工企业进行诚信评价,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发生,建设单位借助诚信评价能够对施工企业有一个全面、具体的了解,从而为项目和承包企业的选择提供了依据,避免了盲目交易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有助于投资或承包风险的防范。

1.3是实行诚信准入制度的客观需要

实行诚信准入机制能够促使施工企业提高对诚信的重视程度,主动自觉地对自身的经营进行规范,有利于市场诚信环境的营造。同时,还能为建设领域长效治理机制的建立健全提供保障,可以有效遏制围标串标、拖欠工资、挂靠转包等问题,有助于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发挥。

2诚信评价在招投标中的运用要点

2.1构建诚信评价体系

企业的诚信评价体系主要由以下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市场行为评价,包括通常行为评价及合同履约行为评价,前者是指企业在所属行政区域内一个时间段的业绩情况、纳税、奖罚等信息的量化评分,后者是指对施工企业的工程项目履约情况以量化的方式进行评分,评价得分及排名情况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向社会发布。主要的评分依据有合同备案、工资保障、工程进度与价款结算履约等等。另一部分是现场行为评价,包括质量行为评价和安全文明施工行为评价,前者是指对工程质量管理情况的量化评分,后者则是指工程施工期间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情况的量化评分。

2.2确定诚信评价权重

企业市场行为评价在诚信评价中的权重为60%,其中通常行为评价的权重为40%,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业绩、纳税、奖惩等。合同履约行为评价的权重为20%,主要包括合同备案、工资保障、价款结算履约及进度履约等情况。企业现场行为评价在诚信评价中的权重为40%,其中质量行为评价与安全文明施工行为评价各为权重的20%,前者包括房建工程与市政基础工程评价标准;后者包括现场安全保障体系与施工现场评价。

2.3制定诚信评价评分规则

为了使诚信评价结果的可信度更高,可以采用加减累积分制进行市场行为评价计算,并采用动态平均分制对现场行为评价进行计算。在对企业进行初次评价前,可依据招标文件中给出的开标日,将全市施工企业各类行为评价的平均分作为暂定分。在传统的评价模式中,经济标、商务标和技术标分别占60%、20%和20%,而依据诚信综合评价的评标模式,一般经济标、商务标、技术标和诚信评价分别占60%、20%、10%、10%,由计算机根据相关的权重指标,便可自动生成当日各施工企业诚信评价的排名。

3诚信评价在招投标中运用的保障措施

3.1树立诚信观念

在当前的新时期,诚信评价已经成为企业招投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此,企业应当树立起良好的诚信观念,并将之渗透到每个员工的思想当中。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企业应当不断提升自身的信用等级。对于企业而言,信用建设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期积累沉淀的过程,在信用建设的初期,企业需要增大一定的投入,这部分投入的收益只有在信用建立起来以后才能显现,正因如此,使得一些企业不愿进行信用建设。而通过诚信观念的树立,可以使企业转变观念,愿意在信用建设初期增大投入。当企业与其他企业和市场主体间建立起良好的信用关系后,各种不必要的纠纷问题会大幅度减少,这样能够使企业的中标几率进一步增大。

3.2构建诚信信息平台

目前,建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已经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可依托该系统构建一个对社会开放的建筑市场诚信信息平台。监管部门可将违规主体的处罚决定和不良行为记录进行整理,通过信息平台发布到网站上,使其形成基础性的诚信信息,为企业招投标过程中的诚信评价提供真实、准确、可靠的依据。为确保诚信信息平台的顺利建设,可充分发挥出建筑市场和工程现场业务监管体系的作用,借助现有的资源优势,提升政府对建筑市场主体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以此来推进建筑市场的诚信建设,为招投标工作的有序进行提供保障。

3.3实施诚信奖惩机制

对于诚信体系而言,诚信奖惩机制是其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该机制除了能够对守信者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之外,还能对失信者进行适度的惩罚。鉴于此,应当在招投标过程中,逐步实施诚信奖惩机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诚信建设与招投标、市场准入与稽查、资质监管、表彰评优等进行有机结合,加大对企业和相关人员的诚信法制教育力度,促使他们知法守法。当企业和人员出现较为严重的失信行为时,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采取综合惩治措施,对其进行处罚或是经济制裁,失信行为极其恶劣者,要追求其法律责任,通过增大失信成本,提升企业和人员的自律性。在对诚信体系进行建设的过程中,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调动起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参与热情,并针对招投标,制定诚信企业和人员奖励政策与措施,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建筑市场形成一个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4结论

总而言之,将诚信评价引入到招投标阶段,对规范招投标市场秩序、优选中标承包商、创建建筑市场诚信环境有着重要意义。各地方政府要强化建筑市场诚信建设,有效遏制围标串标、恶意低价中标等问题的发生,大胆将诚信评价体系纳入到评标过程中,推进招投标制度改革,引导施工企业树立诚信意识,促进建筑业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熊秀文,张帆,余廷亮.如何有效防范围标串标——浅谈重庆诚信评价在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的应用[J].招标与投标,2013(8):87-89.

[2]王秀英.论建筑市场与招投标中诚信机制和信息化平台建设实践与思考[A].七省市第十二届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联席会优秀论文集[C].2012(12):69-71.

[3]张志刚,杨莉.招投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体系构建[J].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2014(2):54-56.

[4]李舒军.关于工程招投标市场诚信体系建设之初探[A].第五届西北五省(区)建设工程招标办、交易中心主任联席会议论文汇编[C].2012(8):123-125.

篇4：最新(诚信投标承诺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级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的数量和规模均与日俱增。以本市的政府采购工作为例，涉及的金额已由1999年的10.3亿元上升至2010年的408.3亿元，其间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达2144.7亿元。然而，当前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中的职务犯罪问题同样日益突出，亟待引起高度重视。对于承担着惩治与防范职务犯罪重任的检察机关而言，必须在依法履行打击职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同时，更加注重标本兼治，关口前移，通过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做到防患于未然，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断推进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一、现阶段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中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进一步加大打击职务犯罪工作力度，集中精力在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查办了一批有影响、有震动的贪污贿赂大案要案，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然而，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特别是行贿、受贿犯罪易发、多发的态势，却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而此类犯罪所造成社会危害性也依然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

1．从数量上看，查办案件和受理举报占一定的比例。从本市某基层检察院三年间受理举报和查办案件的情况来看，共受理涉及政府采购领域的举报线索25件，且每年维持在8至9件，所占比例也基本保持在5%至6%左右；同期查处工程建设领域内发生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11件12人，占立案总数的16.7%。可见，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领域已经成为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重点环节之一。

2．从内容上看，涉及民生问题较多，公众关注程度较高。查办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道路及交通配套工程建设、房屋动拆迁等事项的11件，占91.7%；受理的政府采购领域举报中，涉及医疗系统采购环节的17件，占68%。案件及举报较为集中地指向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项和基础建设，容易引起各界关注和公众热议，一旦查处不力或者处置不当，则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当前在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等热点领域的反腐败力度，还尚未真正做到让人民满意。

3．从案由上看，以权钱交易的贿赂犯罪居多，且呈现作案手段的新颖性和多样化。在查处的11件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有10件系贿赂案件，占91%；且涉案对象所采取的贿赂形式，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直接权钱交易，而更多地采取较为隐蔽的变相贿赂形式，从而给检察机关查处此类犯罪带来了线索发现、证据获取、法律适用等诸多方面的难题。

4．从后果上看，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性更为严重，社会影响更为恶劣。一般来说，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中发生的职务犯罪以贿赂居多。贿赂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权钱交易行为，其表现形式为以职务换取财物或者相反，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1] 因此，贿赂犯罪直接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使公权力异化为犯罪分子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但除此以外，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的贿赂犯罪往往还会由于权力的滥用而导致其他衍生的危害性，如对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利的排斥、引发其他采购人及竞标者的不满情绪进而产生社会矛盾甚至群体性事件等。

二、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诚信证明制度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推动作用

从检察职能出发，针对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贿赂犯罪的易发、多发问题，必须立足于两项举措齐头并进：一是履行打击职能，查处职务犯罪，发挥震慑作用；二是履行防范职能，注重关口前移，发挥预警功能。就目前而言，前者虽已屡有建树，但却只是治标之举；后者虽是治本之策，但却仍需努力完善。笔者认为，与其在发生腐败问题和职务犯罪之后，不惜耗费高昂的司法成本和社会资源被动应战，不如在事发之前主动出击，通过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诚信证明制度这项新型机制，实现防患于未然。

所谓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诚信证明制度（下文简称“诚信证明制度”），是指以检察机关建立的行贿犯罪档案系统为依托，要求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采购人、供应商和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参与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的投标人，必须具备三年以内无行贿犯罪记录之廉政信用的工作制度及其配套措施。在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构建诚信证明制度，不仅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创新之举，而且对于社会管理的创新，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诚信证明制度的构建，着眼于社会管理层面的深层次原因。针对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的问题，结合实际案例剖析犯罪成因，从源头上、根本上发现和研究法律政策运行环节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及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方面出现的漏洞，以利于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合理界定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和立脚点，进而消除腐败滋生的社会诱因，促进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有效防范和杜绝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内腐败行为和职务犯罪的发生。

其次，诚信证明制度的构建，着力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根据查找发现的深层次原因，立足社会管理创新的实际需要，依托检察机关业已建立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科学构建诚信证明制度的运行体系，使之成为防范职务犯罪的治本之策，以利于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特别是通过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氛围，使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更趋制度化和规范化，消除因处事不公、执法不严而可能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切实保障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再次，诚信证明制度的构建，着重于各方力量对社会管理事务的齐抓共管。应当看到，建立健全诚信证明制度，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职能的介入固然不可或缺，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检察职能的履行，进一步促进相关行业、部门和单位完善管理、规范流程、建立制度、创新机制，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加强协调，注重协作，以利于形成对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齐抓共管的局面，不给潜在的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这既是扩大职务犯罪预防成效的有效途径，更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诚信证明制度的构建思路与运行模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检察职能的发挥以及当前对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监管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对于诚信证明制度的基本框架及运行模式的设计，需要重点明确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诚信证明制度的法律依据。《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1款规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投标人参加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亦须具备类似的法定条件。[1]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高检发〔2009〕14号文）的要求，检察机关已经建立起1997年《刑法》修订实施以来立案侦查并经人民法院裁判的关于行贿犯罪案件（具体包括个人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的档案，供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从而为“三年以内无行贿犯罪记录”要件的证明奠定了现实基础，使诚信证明制度的实行具有现实可能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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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诚信证明制度的适用范围。（1）适用对象：一是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采购人、供应商和采购代理机构（以下简称“采购人”）；二是参与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的投标人（以下简称“投标人”）。（2）适用内容：一是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二是《招标投标法》第3条规定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3]包括主体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主要设备、材料供应等环节。

3．诚信证明制度的操作流程。（1）采购人、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当提供住所地或者经营地县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三年以内无行贿记录的证明文书，采购人、投标人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文书的，应当告知其限期补正，逾期仍未提交的，应当认定其投标文件无效；（2）在对投标文件的初审阶段，对于具有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采购人、投标人，应当认定为不符合投标条件，并告知其自作出刑事判决或者有关司法处理决定之日起三年以内，不得参与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3）评标委员会在审查投标文件时，应当将检察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书作为评定采购人、投标人资格的必要条件，对于没有提供证明文书的采购人、投标人，不得确定其为中标人。

四、政府采购及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诚信证明制度涉及的若干法律关系协调

作为一项新型的社会管理机制，诚信证明制度的构建不可避免将面临同若干法律关系之间的协调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产生分歧和争议。主要表现在：

1.关于诚信证明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

有观点认为，设置诚信证明制度这道准入性的门槛，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5条之规定，即“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何方式，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进而不合理地限制了供应商的公平竞争权利。即使退一步来说，《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1款规定了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条件，但却并不意味着必须由检察机关出具相应的诚信证明，故这种制度的设计不具有合理性。

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认识，主要理由是：其一，虽然《政府采购法》在总则中（第5条）规定了公平竞争的一般原则，但贯彻公平竞争的原则却并非绝对不受限制，在形式上，这种限制体现在《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1款对于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所要求的一系列先决条件，而供应商不符合这些先决条件之一，即应排除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这并不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故《政府采购法》第5条与第22条第1款之间属于一般与补充的关系，并不存在价值上的冲突；其二，检察机关出具诚信证明，系印证特定供应商在三年以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有效途径之一，属于对《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1款第（五）项之规定的进一步细化，并未在法律规定之外增设供应商的义务，故不存在排斥供应商公平竞争权利之嫌；其三，前文已述，由检察机关出具诚信证明，具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技术支持和现实基础，且制度健全、信息全面、内容翔实，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来看，都是目前证明供应商在三年以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要件相对较为成熟和规范的一种模式，显然更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2.关于检察机关出具证明文书的效力问题

有的同志主张，对于《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1款供应商在三年以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规定的具体解释和适用，由于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倾向于采取供应商发表书面声明的形式，[1] 因此，倘若建立诚信证明制度，检察机关出具的诚信证明材料作为参照条件更为妥当，而不宜作为必要条件，否则便可能与相关立法产生冲突。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出具的诚信证明材料，作为证明供应商在三年以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必要条件而非参照条件更为恰当，而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倾向性意见却不尽合理。《政府采购法》第23条明确规定由采购人对供应商提供的有关资质证明文件进行审查，即意味着供应商对于其三年以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负有举证责任，而这种举证理应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真实性，否则就会产生证明效力的瑕疵，采购人便可能据此作出错误的审查意见。

然而，从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倾向性意见来看，就《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1款规定的其他条件均设置了客观的证明标准，如法人、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其财务状况的审验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费的相关证明材料等，而惟独对于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要件采用主观证明的标准，即由供应商自行作出书面声明，其证明力显然大打折扣。这种差异不仅仅反映了立法技术层面的缺失，更带来了相同性质的法定要件基于证明标准的不合理区别而导致合法、客观、真实程度不一的实质性区别，甚至可能造成“三年以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这一要件形同虚设的局面。当然，为了保证法律适用的规范性与协调性，一旦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倾向性意见转化为规范性制度，可以考虑退而求其次，由采购人通过所在地检察机关查询行贿犯罪档案，以弥补供应商书面声明的证明效力缺陷。但无论如何，诚信证明制度应当作为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必要条件而非参照条件。

3.关于诚信证明制度发布主体的适格问题

还有意见指出，在特定区域内实行诚信证明制度，应当以该地区的省级职能部门作为适格的发布主体，即由省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省级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规范性文件，如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4月15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区政府采购活动中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的通知》（宁财〔采〕发〔2010〕364号），而市、县级政府和检察机关只是诚信证明制度的执行主体，无权直接发布诚信证明制度。

笔者认为，一项新型工作制度的构建，必然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唯有如此，才能使制度创新切合实际而又行之有效。就诚信证明制度而言，在时机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由省级主体发文固然更具影响力和规范性，但在此之前，经部分基层检察机关会同政府职能部门先行试点，通过实践检验，不断积累经验和改进问题，却不失为一条创新工作机制、完善社会管理的科学发展之路。这在我们以往工作中具有诸多的成功先例可循，典型的如目前上海市纪委、市检察院联合开展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预警机制建设”工作，即最初由闸北区院作为试点单位之一先行探索与尝试，进而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实施。据此，构建诚信证明制度遵循“基层主体先行先试，省级主体适时推广”的模式，更为稳妥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