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通用7篇）
篇1：心得体
读书心得体会
黄春芳
在暑假所读的著作里，发现很多有益于教师开阔眼界，提高水平的精彩条目，书中所讲的每一个问题,有生动的实际事例,有精辟的理论分析,很多都是教育教学中的实例.书中众多理论对我影响深远.它让我明白了原来学生这样教.会存在那些不足。读后我思绪万千，同时，为自己过去的想法而惭愧，要学会赞美，赏识。这不禁使我想到：赞美和赏识他人体现了一种智慧——你在欣赏他人的时候也在不断地提升和完善着自己的人格；赞美他人体现了一种美德。
第一个感受：爱学生
我曾经为自己选择了教师行业迷茫过，也为我第一次当班主任泄气过，还为丢了学生想放弃教师这一职业。并面对几十个有着不同思想的孩子时，烦心的事就接踵而至。今儿张三和李四打架，明儿王五不写作业，后天家长说某某学生打了他的孩子……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没有一天消停过。渐渐地刚毕业时的雄心壮志渐渐隐退，我甚至也怀疑自己是否能胜任教师这个职业。当我通过阅读名著后有豁然开朗的感觉。针对教师的困惑和不解，好象与教师面对面地交流一样，通过阅读名著使我懂得了：教师的职业就是要研究人，长期不断地深入人的精神世界。世界上没有不可救药的儿童、少年。我们教师就是要做到使这个幼小的人的身上所具有的美好的、善良的人性的东西不受到压抑、伤害和扼杀。因此，每一个决心献身于教育的人，应当容忍儿童的弱点，缺点，甚至不良的嗜好。
第二个感受：教师的心胸要宽广
做到把自己的心分给每一学生，在自己的心中应当有每个学生的欢乐和苦恼。参与学生的活动，让学生感觉老师是他们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懂得这些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带着这种对孩子的热忱投入到工作中去，前途不再迷茫，师生关系会比以前更融洽。
第三个感受：尊重每位学生的特异性
在书中提出：教育者的使命就是让孩子各方面得到和谐发展，这种和谐发展的前提又是对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尊重。教育的明智，就在于使每一个人在他的天赋所及的一切领域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其实，在我们教师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总会遇到这样类的学生。如：我任的初二（1）班的凌闯同学，在学习上我用尽各种办法，其效果不佳。很是懊恼，但是在学校春季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为班级争的荣誉，却让我感受发生了改变，我觉得他不是那么讨厌，相反，我每天看见他有一中亲切感。这是我要尊重孩子的差异，同时也发现他的优点。他是我班最热爱劳动的学生，学习上她没有什么造就，但她将来准会是个优秀的保洁员。如果教师和学校舆论唯一地根据分数来给一个人做出好的或者坏的结论，那他就不会努力去当一个好人。因为上课、掌握知识、分数——这只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个局部，只是许多领域的一个领域。人的心理和智能结构的发展水平，事实上无法单纯用纸笔工具准确地测量出来。传统的考试，主要是对学生认知水平的单项测量，由于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不能以此对学生做出或优或劣的判定。考试的效力是有限的，考试结果——分数也并不能代表学生全部综合素质的发展水平。教育必须尊重学生的差异性，日常的教育活动中，应当尽可能地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方法 “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这应该成为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第四个感受：多读书
我经常对家人说，当老师的我很忙，没有时间干家务活。对朋友说，当老师很累，没有意思。确实没有老师不抱怨自己的时间不够用的，天天是上课、改作业、备课辅导、谈话 开会理论学习等等，连一分钟空闲的时间都没有。确实，做教师的每天必须备课、上课、改作业、课外辅导……现在还要抽出时间来读书搞科研.带着这个问题,我阅读到书中所写:怎样进行呢，书中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这就是读书,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潺潺小溪,每日不断,注入思想的大河.一些优秀教师的教育技巧的提高，正是由于他们持之以恒地读书，不断地补充他们的知识的大海。
通过读书我的感受很多,要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要有问题意识,忧患意识，而一个个社会现实中实际生动的事例,则支撑起了这种问题意识,激起你对现实的关注,激起你对现实的思考,并在这种关注思考中,令你得以专注地读下去。我对自己的这一职业有了更新的认识，“完整的教师”、“称职的教师”、“理性的教师”、“自由的教师”教师职业这四重境界也将会是我求索路上不停的追求。
篇2：心得体
四年级四班李艾泽家长：李宝军
这个周末，我女儿的学校——二号院小学要求家长和学生收看了一堂感人的感恩专家讲座，这是一堂震撼我们心灵的一节课，让孩子幼小的心灵知道了最基本的感恩，也让我们更进一步读懂孩子的内心世界。现在的小孩子由于都是独身子女，家里人都看得重，让孩子们养成以自我为中心，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学会感恩，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如何让孩子学会感恩是很多家长都感到头痛的事情，父母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含辛茹苦，无怨无悔，但我们的无私付出能否得到孩子的理解呢？我认为孩子们不能理解。因为孩子现在生活的太幸福了，吃的好穿的好，稍不开心就发脾气，而且自己想要的东西都要父母尽量满足。有可能孩子觉得向父母提要求是理所应当的，但他们有时真不会理解父母，也不知道父母再苦再累为了什么，其实就如专家老师说的那样：如果孩子对父母说句爸妈您幸苦了，那种感觉会让家长觉得再累也不觉得累。有可能在孩子的眼里的幸福是天天有好吃的，好玩的，没有人约束她们的行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作为家长，我们把焦点全部都放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未来的前途上，都忽略了孩子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要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及时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要不然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就算文化知识水平再高，也会成为一个自私冷漠，没有人情味的人。
感恩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课题，也是青少年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课题，因为只有知道感恩的人，她的一生才会生活得更富足，更美好，如何要孩子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呢？
首先，我们要让孩子学会感恩，现在的孩子攀比心较为严重，只知道一味的向父母索取，要这样要那样，总之，别人有了她必定要有，却不知道父母挣钱艰辛，作为家长让孩子在体会父母关爱的同时，让孩子了解父母养育她们的艰辛，更要给孩子感恩的机会，如父母要有意识地让孩子为家里，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整个过程中，使孩子懂得尊敬父母，孝敬父母，感激父母。
其次，要孩子懂得，如何感恩，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受到别人的帮助，家长要利用各种时机，在孩子的心底播种善良种子，让他们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孩子将他人恩惠铭记在心，增强责任感，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懂得怜悯，懂得尊重，与人为善。
再其次就是培养感恩的心，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行为就是一种无声语言，言教不如身教，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最真切，最具说服力，孩子的感受是最深刻的，因此，我们做父母平时无论工作多忙，在假期都要抽时间带上孩子去看望双方的老人，过年、过节，老人生日和孩子一起为老人购礼物，朋友送来稀有的食物首先给老人留一份，在家庭中，父母、孩子间要相互尊重，关爱，体贴，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又要共同分享家庭的利益，相互间，多用：“行”“谢谢！”“对不起”等语言。
最后教孩子会感恩。过年时要教孩子热情接受亲属送的礼物，并表示感谢，回到家里都要求妥善保管，学会珍惜别人的情意，教师节，让孩子亲手制作贺卡送给老师，表达对老师的美好祝愿；父亲和母亲节，给爸爸，妈妈说几句感谢的话语，表达生活中感觉很幸福的一点一滴，现在孩子喜欢过生日，我们可以多利用生日时候教育孩子家长告诉孩子：孩子的生日还是妈妈的受难日，讲奶奶怀孕的辛苦。
篇3：未来媒体:融合体与人格体
对于未来, 我们总是不乏想象力, 特别是之于新技术不断出现的当下, 媒体的未来, 似乎是一个有着无数可供想象的待填满的空间站。由于新技术的迭代翻新, 对于媒体未来的思考, 更需回到媒介本质上来考量。新技术就像一路向前滚动的“球体”, 研究者的使命不是跟着“球体”拼命奔跑、阐释;而应该透过对媒介本质的思考, 拨开新技术的光环与迷雾, 做那个早早判断出“球体”走向而等在另一端的人, 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肩负着纠偏、批判、思辨等社会学者该有的视角与使命。
新技术的出现, 使得媒体在各方位都呈现出融合化趋势, 融合化的极致即技术与媒介、媒介与人的一体化, 伴随着一体化则会产生一个可能的结果即“被新技术异化了”、“失去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媒体与人, 此时, 必须矫正、纠偏, 使之回到先前的主体性上来, 以此使媒体重获存在感, 具有独立人格、主体性的媒体才不至于消融在技术的大潮中。因此, 人格化是媒体未来的另一个趋势。
一、未来媒体是融合体
媒介本身就是技术的产物, 新技术发展的一小步是媒介发展的一大步。媒介与技术的融合速度近年有加速的趋势。借助互联网、物联网, 人机物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改变, 实现了“人机互联”、“人人互联”、“物物互联”与“人机物全联”。一场数据关联与数据驱动的媒介革命正在上演。
(一) 媒体与技术的融合
“人机物全联”的实质是数据的关联, 由于数据关联才带来大数据的生产。数据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如何关联?之于数据关联之上的新闻事件、媒介产品又呈现出何种样态?大数据新闻的未来是怎样的?新闻的可视化呈现对于媒介传播效果而言有何利弊?“人人皆为传者”的传播局面成为现实之后, 真相的甄别与送达又由谁来负责?机器化写作、数据化新闻会不会格式化我们的人生?
关于未来媒体, 融合化将是其主要特点, 且这一趋势还将提速。媒体与技术的融合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首先, “媒体上网”阶段。这一阶段是融合的早期阶段, 互联网作为一个向下兼容的媒体平台, 被传统媒体从排斥到认知再到接受, 早期的行动者通行的做法是将原有媒体内容照搬到网络上, 内容并未考虑到介质不同、面对的用户不同而做出改变, 这一阶段, 媒体与技术的融合还处在初级阶段。
其次, “网络媒体”阶段。经过“媒体上网”阶段后, 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比如, 一些适合广播播出的专题节目其口语化、大篇幅的特性并不适合网络传播。之后一些媒体开始根据网络特点制作专属的网络内容, 报社除了生产报纸这个媒介产品, 还是移动客户端内容运营者。媒体与网络、手机的融合又进了一步。
第三, “媒体云端”阶段。伴随着云计算与云存储等新技术的出现。媒体与新技术的融合又上了一个台阶, 内容可以上传到云端, 同时可以在云端读取。云计算使得媒介竞争发生了很大改变, 从理论意义上而言, 媒体A与媒体B从云端获得信息的时差趋近于零, 这意味着媒介竞争不再是先前的“独家新闻”之争, 而转向了“独家阐释”之争。媒介与技术融合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第四, “大数据媒体”阶段。由于“人机物全联”, 产生了大量相互关联的巨量数据。大数据对媒体的改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供需适配”, 也就是说先前存在的供需信息壁垒被破解了, 通过数据分析, 能准确地将内容的两端——供应方与需求方连接在一起。用户在网站上收看视频的大量行为都被记录了下来, 包括暂停、回放、添加书签以及每天千万次搜索、百万个评分。这些数据和收视数据等第三方数据相结合, 就可以很好地实现媒介生产的“供需适配”。比如《, 纸牌屋》的火爆就是基于对大数据分析得出需求方的主要需求:即只要拥有“BBC同名剧《纸牌屋》”、“凯文当男主角”、“大卫·芬奇导演”这三个元素, 这部剧就会成为热播剧。
大数据对媒体改变的第二个方面是“数据驱动”, 大量的数据为新闻报道与媒介生产提供了背景及关系链, 数据新闻应运而生。可以说, 大数据阶段是目前媒体与技术融合的最充分体现。
(二) 媒介工具与人的融合
媒介工具分为生产工具与传播工具。从最早的介质——烽火传讯息开始, 媒介工具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越来越紧密。从印刷术到电波、到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 再到可穿戴设备以及未来的植入式芯片的“全息媒介”, 人与介质变得亲密无间起来,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正成为现在进行式。媒介工具与人 (传者/ 受者) 呈现“零距离”趋势, 融合进一步加剧。
此外, 媒介生产工具还包括其上 (广电、网络及手机) 附载的各类“软应用”, 他们也与传者/ 受者进行着深度融合。
比如, “机器人写作 (主持) ”, 很多新闻机构已经在使用机器人进行媒介生产。机器人生产可以为媒体带来如下好处:首先, 可以解放媒体生产力, 能够运用某种算法更好更快地对新闻生产中的某些工作进行自动化处理, 从而解放了新闻工作者, 让他们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机器人写财报就比资深记者还高效且精准。美联社最早用机器人写财报, 不仅高产还精确。腾讯网紧随其后, 2015 年9 月初推出了第一篇机器人写作的中文新闻稿——《8 月CPI同比上涨2.0% 创12 个月新高》, 此文利用算法自动生成, 一分钟内将重要资讯送达用户。而在20 天之后, 腾讯机器人新闻又出了“迭代版”, 此次机器人一次写就了三个版本“:新闻通稿”、“研判版”和“民生版”。尤其“民生版”看上去比一般媒体刊发的稿件都更懂用户, 它不但将消息中枯燥的数据转换成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概念, 还自动抓取微博上网友有关CPI的民生讨论加入文中, 让用户能参与表达。同时, 机器人系统还可以对不同新闻进行“标准化”标记, 促使媒体按照不同需求进行新闻搜索、分类以及创作。
机器人还可以利用数据来优化故事的呈现方式, 从而提升媒体内容的传播力度。此外, 机器人还可以帮助媒体更好地选择发布平台。《纽约时报》去年开发了一个叫做“Blossom”的工具机器人, 它能够预测哪一类新闻适合在哪些平台发布以及不同发布平台将怎样影响其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等, 从而提升了媒体的传播力。在机器人新闻大面积展开的同时, 另一种声音也在发出:基于关系与信任的内容推荐体系上线了, “知乎”2015 年9 月推出的移动端产品《读读日报》的理念即是提供一种比“机器算法推荐内容”更有温度的“用户自主推荐内容”的模式。媒体在关注机器带来的自动化的同时也并未放弃对做有温度媒体的追求。
媒介工具与人 (传者/ 受者) 融合的另一突出应用是“增强现实 (AR) ”与“虚拟现实” (VR) 。传者与受者借助“虚拟现实”能获得超介质的新体验, 甚至成为媒介生产的一部分。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末, 《纽约时报》为其订户随报奉上了一个名为“谷歌纸板”的虚拟现实头盔, 将之安装在智能手机上, 并下载相应的免费应用后, 《纽约时报》的读者就能够观看报社制作的电影《流离失所》。借助“虚拟现实”应用, 媒介工具与人 (传者/ 受者) 的界限、报纸与电影之间的界限都不再楚汉分明而是融合为一了。“虚拟现实”的另一种应用则是用程序员替代剪辑师, 使用引擎动态处理画面切换。用户观看这种视频时, 一个故事不再是一个固定剧情, 而是像多结局游戏一样, 观众不同的行为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观众成为影片的参与者与生产者。
“虚拟现实”技术给媒体提供了一个讲故事和展示信息的新维度, 它拉进了媒体与传者/ 受者之间的距离, 媒体与用户的融合交互的方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未来媒体是人格体
由于新技术的加入, 使得媒体与人的距离不断缩短、人与新闻现场不断融合。融合化一方面提升了传播覆盖与传播体验, 但如果不加设限, 也会导致对人的异化。这就带来了关于未来媒体的另一个命题:如何防范因融合带来的新技术对媒体、对人的新异化。
(一) 融合化带来的新异化
媒介与人的距离由远到近, 不断缩短, 由“烽火——报纸——广电——网络——手机——芯片植入 (全息媒介) ”, 这个由远到近的过程是一个技术便捷化与不断实现其控制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人对于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大, 技术对人的控制也越来越强。手机给人提供贴身、便捷的同时也比以往更强有力地掌控了人的注意力;试想, 随着技术的进步, 未来媒体可以是一个植入人体的“芯片媒介”, 它对人的控制则更强大。此时, 技术成为人的对立面, 人被自己的创造物异化着!
此外, 人与新闻现场的距离也是由远到近, 不断融合。在没有网络之前, 世界还不是一个地球村, 人与新闻发生地之间的距离与状态是一种“远在他乡”的“道听途说”, 而有了网络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以后, 人与新闻发生地的距离是一种“咫尺天涯”的“身临其境”。比如“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带来的对新闻现场重新的体验;“场景传播”、“浸泡受传”等使得新闻变得360度全景、动态与可感起来。360 度全景播放器将把你置身于一个故事中——真正地成为这个新闻的现场见证者, 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人与新闻现场也在不断融合中失去边界。
新技术在丰富着媒介生产手段的同时也隐藏着对人的异化的潜在危险。大众传播的发达, 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媒介来了解外界, 媒介营造的“仿真环境”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新的异化力量, “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 生存在“媒介环境”中的当代人, 变得远离真实生活, 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媒介及其产品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 支离破碎的媒介信息与五颜六色的媒介产品渐渐迷惑了现代人的双眼, 他们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 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媒介在其间一方面异化着他者, 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着自我异化。
媒体利用机器人参与内容生产, 机器人不但有即时生产能力, 还具备“善解人意”的写作能力。无处不在的传感器给机器人写作创造了一个更友善的环境:它可以利用传感器收集人体感官信息, 识别每一个用户的需求, 分析筛选大量有可能被忽略的数据, 基于这些数据创造出一篇“因你而生的新闻”。机器人写作的目标是“生成百万故事, 而每一个故事都只有一个读者”。机器人新闻带来“个性化生产”的同时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信息养分”不再均衡, 用户新闻阅读的“严重偏食”使受者成为“培养皿”里的“偏食儿”。正如一个喜爱垃圾食品的肥胖患者, 机器人会根据他的喜好提供更多垃圾食品给他, 而完全忽视了实际上他缺锌、缺钾、缺钙。信息提供越来越个性化, 信息养分也越来越不均衡。受众会不会因此而“信息偏食”, 从而失去了对这个世界准确的判断?
(二) 一体化与人格体
不断迭代翻新的新技术让媒介与人 (传者/ 受者) 的距离越来越近, 呈现出一体化趋势, 新技术在为媒体、用户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异化着媒体与用户。媒体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在其间都不断受到挑战与动摇。新技术消弭了媒介的边界与壁垒, 而这种边界与壁垒在前网络时代是存在着的, 烽火传讯息的远古时代, 狼烟也不是谁都可以点的, 而由专人负责;近代的报纸、广电时代, 传播更是一个有着很强专业门槛的领域, 壁垒无处不在。
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壁垒, 人的个体传播能力得到极大的发展, 这使得人与传播的关系发生了巨变。“人人皆为传者”一方面使得传播变丰富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副产品——“传播错觉”:试想如果“人人皆传者”变成传播现实, 势必会带来新的信息混淆, 让人们无从判断哪些信息是可信的。比如200 个人同时报道一起车祸, 因传者不同的个体背景、各异的传播视角则很有可能让一场传播陷入信息传播的“罗生门” (各说各话) , 或者面临“集体作假”的风险 (比如被操控的200 个传者口径一致的作假) 。传播因此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此时, 媒体机构原有的专业性就是“盲人的眼睛”, 在“传播错觉”的年代里人们更需要媒体机构能够提供有效信息, 准确监测环境。
此外, 一则新闻包括现场、背景、数据、关系、情绪等众多信息脉络与前世今生的因果图谱, 这些都不是个体传播者能够专业且持续性实现的。只有专业性的媒体机构才能具有持续性地提供整合资料与揭示新闻上下文等功能, 媒体的专业性是对“传播错觉”纠偏的积极力量, 也是媒体获得存在感的基石。一体化趋势中媒体的主体性应该被强化而不是被削弱, 只不过在新时代, 这种主体性除了既有的专业性之外, 又增添了人格化的新内容, 也就是说, 在人与传播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的背景下, 媒体机构应是专业体与人格体二合一的组织, 它不能是一个冷冰冰的结构体, 而应是一个有温度的人格体, 它具有独特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和情绪反应, 可感且可亲。
在经历了媒体与新技术高速融合、自媒体野蛮生长阶段后, 媒体的下一步势必进入“小鸡快跑”阶段, 当“人人都有麦克风”却奏不出“华尔兹圆舞曲”的时代, 未来媒体理应在融合化趋势下具有保有独立人格体的意愿与行动。丧失主体性的媒体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1. 重回“把关人”——媒体的主体性
正如前文所述, 当下媒体主体性的实现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专业性, 即媒体能够持续地提供新闻事件来龙去脉的能力, 满足用户的知晓欲与对环境的准确监测。另一方面则是人格化, 即媒体不是区隔社会的标识, 而是温暖人心的组织。
在这一主旨下, 未来媒体将重回“把关人”, 只不过由于新技术的加入, 把关的内容由核实到即时核实, 把关的形式由单一呈现到复合可视化, 把关的心态由“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
把关的内容由核实到即时核实: 媒体对真相核实的功能是牢固扎根在公众利益之上的立身之本。先前“把关人”肩负着核实事实的责任, 而新技术使得媒体更要具备即时核实事实的能力。现在人们偏好从移动端获取与传播新闻, 突发事件中, 多个新闻信源同一时间大量涌现, 需要媒体通过技术手段, 对这些信息进行分辨、核实, 从而能在第一时间给用户提供有效信息, 帮助他们做出准确判断。媒体需要在即时核实上有所作为, 这是媒体重回“把关人”的内在要求。
此外, 媒体除了能提供专业性的核实新闻外, 利用新技术制作媒介产品时还需考虑其人格化, 比如, 利用大数据生产的数据新闻要想获得用户的青睐, 它也必须具备人格化特征, 数据终究是用来讲故事的, 数据新闻最终也要反映人性、人情、人类命运这些主题。
把关的形式由单一呈现到复合可视化:纸媒时代报纸不能用来点击, 没有二维码也没有超链接, 新闻只能单一呈现, 用户因纸媒介质容量有限而错过了许多新闻的幕后故事。新技术使得超链接、二维码被更多地运用到新闻生产中, “把关人”处理新闻不得不更关注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通过更多分层的方法将超链接嵌入文章, 并根据用户的阅读喜好来设置信息图谱, 将故事图谱化、视觉化呈现, 通过为用户设置特殊的“受传路径”而巧妙地实现媒体的把关意图。
把关的心态由“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把关人”心态转变应该是未来媒体的一个重要共识。旧有的一些理念被颠覆, 比如“内容并不总是为王, 变现内容的能力才为王”, 旧式“把关人”的代表CNN想实现新时代的“把关梦想”, 首先也是转变心态, 从“受者本位”出发, 他们在2015年推出“大头条”时, 就是从分析年轻观众的社交需求入手, 从而为社交媒体量身订制可以引爆与分享的视频内容。
此外, 把关心态的转变还细致入微到每一个传播场景中, 一些媒体机构通过“环境界面”感知用户在某一特定时间处于什么状态, 从而为其推送符合其场景需求的个性化信息, 比如对于行色匆匆的用户推送简短信息, 对于悠闲休息的用户则可推送深度报道, 凡此种种, 无不是“把关人”心态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的体现。
2. 新技术——需要修剪的葡萄枝
借助不断迭代更新的新技术, 媒体向外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无线电波将声音传播广远, 网络更是将地球变成一个村。新闻采集设备也是更新不断, 为了克服环境限制, 在记者们难以落脚的危险地点进行报道, 无人机进入了媒体的视野。无人机在灾难现场会大显身手。比如此次天津大爆炸事件, 如果用无人机采集新闻, 则可以让记者远离潜在的危险, 报道成本也会降低。对于新闻机构而言, 无人机无疑是一个更便宜、更灵活的选择。2015 年, 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CNN今后可以利用无人机进行突发性新闻报道。一些大学也购买了无人机, 运用到纪录片教学实践中。
新闻采集的机器自动化、无人化同样会给媒体带来新的困扰。比如说, 无人机的电池续航能力与新闻事件报道时长的匹配程度, 电池无电, 报道中断, 对媒体是一个潜在的隐患;此外, 无人机新闻采集时还会遭遇“侵犯隐私”的指控。
新技术与人的关系, 有时就如同“玩偶”与“提线人”的关系, “提线人”以为是他一直操作着“玩偶”, 不曾想到有一天“玩偶”断了线, 而他经年形成业已固化了的上下提线的手臂便会无所依托。
新技术为媒介延展出了无数新的可能, 并创制了很多丰富的生产与传播场景, 媒介演化史也因此充满了更多戏剧色彩, 不是每一部戏剧都会是喜剧。机器会不会在解放人类双手的同时, 束缚我们的大脑, 取走我们的智慧?
新技术在创制传播丰富局面的同时也在异化着媒体与我们, 新技术从来都不缺鼓与呼, 缺乏的恰恰是剪刀手。对待新技术的态度我一直保持警觉, 在我关于未来媒体的想象中, 理想的传播图景应是这样的:媒体机构是人格化的把关者, 信息营养师;受者 (用户) 是远离“信息偏食”的有独立人格与思想的 “有脑儿”;而新技术, 则是待修剪的葡萄枝……
篇4：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
强国主义民族学
国人一度怀抱造就一个强大“民族”的愿望，在理想上，有些人倾向于想象一个“纯粹的华夏共同体”的存在，认为这才符合近代欧洲（以至日本）政体模式。而现实上，如他们所知，“纯粹的华夏共同体”因有排他性，故无法联合更广泛的“民族”来实现“强国”理想。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总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意象（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51页），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深入人心。这个意义上的“团结”，观念上的雄心是巨大的，它主张一方面要有“一体格局”之下的“多元民族”各自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又视这类“团结”为有限的，主张追求一种“一体格局”下的“一体感”。也就是说，19世纪末以后，国人主张的“民族团结”，决非简单的欧洲式“民族主义”，而是双重的。按欧洲近代“民族”概念的定义，它可谓既是“民族内部的团结”，又是“民族之间的团结”。
“多元一体”共识表达的主要是“强国”的愿望，因而，其自身不免有内在紧张，也易于导致争论。后来极少人坚持主张营造一个“纯粹的华夏共同体”，但对于“民族”，人们却还是莫衷一是。那些认为“强国”是一切的前辈，多数倾向于以论证“中国民族”的历史根基为己任，而那些也主张“强国”，却认定社会性而非支配性是“团结”的前提的人，则多数倾向于主张在“一体”之下保留区域与“民族”的“多元”。后者通常对于欧式“民族”理论有反思，他们认识到的中国政治文化特征，几乎可用“政治一体，文化多元”一词概括。他们相信，生拉硬扯地将这样一个政体套入欧式“民族”观念中，是食洋不化的表现。而前者的论述，通常却又不是像后者所指责的那样“洋泾帮”，充满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激情。在其具体的历史描述与分析中，四处可见远比后者翔实精到的族、族系、族间关系考据。然而，前者一到讨论作为政治问题的“民族问题”时，的确时常倾向于往反方向走——此间，“民族”一词依旧等同于一个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
吴文藻先生在其1926年写的“民族与国家”一文中，一语道破民族主义的两种形态之实质：“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世倡民族自决之说，即主张一民族造成一国家者。此就弱小民族而言。与此相反者，则认民族自决，行至极端，有违国家统一之原理，及民族合作之精神，故反对任其趋于极端，而主张保存多民族国家。”（该文刊于《留美学生季报》，1926年，第11卷，第3号）
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两种说法，在清末民初都存在过。一个世纪过去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却未与清末民初的叙述形成实质区分（请注意，我并不一定认为，根本区分是必要的）。
不同于清末民初的是，过去30年，“民族问题”并不为“一般思想界”所关注，随着所谓的“学科建设”，“民族问题研究”成为一个专业。“民族问题研究”，不像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研究”。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人，关注的问题是当前的，但说的话是以往的——复制过去设置的话语格式似为其学术使命。20世纪50年代，为了在“民族”意义上再造中国，国人把以“强国”为目的的“民族问题研究”提到日程上来，因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先是对境内“民族”进行识别，承认“民族”的多元，接着又采用进化主义的观念体系，为多元的“民族”设计出一个一体的物质和精神进步史纲要，要求社会形态不同的“民族”采纳同一时间表安排自己的集体生活，使自身跨越式地融合于一个进步中的国家。
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指导，但却时代性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团结强国”的意象。
强国主义民族学的新面相
如果可以说“团结”和“进步”是“民族问题研究”中的关键词，那么，也就可以说，这个专业领域可谓是近代中国形成的“强国主义民族学”的制度化表达。可是，也就是在这个关怀普遍一致的专业领域中，时下出现了激烈争议。相对有些历史基础的美式“族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ethnicity）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反思研究，给这个领域带来巨大挑战。前者告诉国人，“民族”不过是身份认同，除此之外，一旦牵涉到利益问题，那最好还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法加以解决；后者告诉我们，“民族”这个概念，严格说来，应等同于有别于帝国的“现代国家”，特别是有别于内部层层区分的文明式“差序格局”。而应是个体化公民与整体化国家之间的经济、法律、道义“平衡交换”体系。年轻一些的学者，受到“国际前沿理论”的指引，倾向于接受新态度：淡化“民族问题”，强化个体化公民—整体化国家模式。
时下国内“民族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点从对“团结”与“进步”的共同关怀转向了对于中国到底是不是该改变方略，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全盘接受公民国家模式的争论。争论并未导致这个专业领域分化为两个“学派”——毕竟持公民国家主张的学者仍是少数，但却使人感到有必要澄清争论双方的观点差异。
有人将争论双方观点差异的形成推给20世纪50年代历史的一个局部，说双方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一方主张取消“民族问题研究”专业领域中的“苏联因素”，另一方主张保留它们。这个“分派法”本不符合历史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学还是有自身特色的（这些特色兴许甚至曾弄得前苏联在华民族学专家时常感到无能为力）。争论双方的区别恐怕主要是：那些坚持认为不应放弃处理“民族问题”的老方略的学者主张在中国的国家之下保留地区、民族这类“集体性的中间层”。而另一方则主张消除这些中间层次，使中国成为一个内在无区分的中国。前者既然主张保存“中间层”（此处“中间层”所指，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社团”，而是权威实体内涵的制度），也便十分重视保留以至光大承担着维持这个层次生命力之使命的政府机构、高等院校及其地方分设机构。后者认定，这些众多的机构，不仅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团结”（这个意义上的“团结”，就是“一体”），而且不利于建设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对他们而言，甚至“民族问题研究”这个专业领域都是有问题的，也是服务于“中间层”之维系的机构。
利益考虑是争论双方观点差异形成的缘由之一，但不是主要的。这个争论并不构成“转变”，这是因为二者之间还是有两方面的重要共同点：其一，二者都仍旧是“强国主义民族学”的分属：老派与新派，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强国方略；其二，二者的问题意识仍旧是多元为主还是一体为主这个19世纪末的老问题。也就是说，二者争执的关键点只有一个：“团结”应当指“民族之间的凝聚力”还是指“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而“民族”在概念上，也两相不同，一方承认其在国家之下的历史、现实、未来存在，另一方虽不否认其现实存在（他们主要将之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相联系），却对于其历史根基与未来走势持怀疑态度。
两种“强国主义民族学”都是在历史目的论的指导下展开的，二者都是以预先设定的、观念中的未来为基准，对历史加以干预的历史叙述。带着强烈目的论的历史叙述，如同观念形态那样，易于造成历史的扭曲，也如同观念形态那样，因自视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未能自觉到自身不过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历史困境的某种表达。
从文明体向民族体的转变
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其他地区，“民族”之成为“问题”，有其历史。此处所谓的“历史”，乃指事件性的历史背后常存在的结构性的历史，这个结构性的历史，决定着“民族”的辨析不断涌现的规律。
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世纪集团2003年版）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为我们指出，“民族”、“族属”、“民族主义”这些观念产生于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丧失了对人的心灵如公理般的控制力之后”，唯有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代，“想象民族的可能性才终于出现”。（《想象的共同体》，第35页）
如安德森指出的，古代文明社会借助三个“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维持着某种“非民族”或“超民族”的共同意识，其中包括：（1）书写文化与宗教—经典神秘主义；（2）等级主义世界观及其中心边缘秩序体；（3）宿命主义的历史时间观。（同上，第35-36页）从一个角度看，可以认为，在古代中国，这三个“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具体表现为汉字中心主义的文化观，五服式内外上下区分的帝国宇宙论，及物我不分、古今贯通的时空观念形态。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形态，在帝制下表达为一种等级主义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包含着某种权力关系，在具体历史中，不是永远被实现的，在“分合”不一的中国历史上，甚至出现过占一半以上时间的“分裂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分治的王国，有与欧洲王国相当接近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它们总是为“大一统”所替代。这表明，作为观念，“天下”有着强大的观念生命力。“天下观”之下涵盖着某种“世界体系”，“有教无类”表达了“天下”的世界认识。
“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在古代社会作为观念形态，构成某种确定性，但到了近代，则“在经济变迁、‘新发现’（科学的和社会的）以及日益迅捷的通讯方式的影响下，缓慢而不均匀地——首先在欧洲，然后延伸到其他地方——衰退下来”。（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36页）不同于“民族”概念的创始地欧洲，中国接受这个作为事实的“衰退”，花了更长时间，付出了更大代价。而时间和代价都无法挽回一个事实：“民族问题”的出现，正是“天下观”衰退的后果。
基于民族文化一体化观念设计出来的近代民族国家，没有一个不面对内部阶级、地区、部落、“民族”、宗教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中国更是如此。在战后的一些第三世界“新国家”（the new states）中，依据殖民时代划定的政治地理范围将不同的部落社会统合为国家者，面对的问题是部落的“原生纽带”与“新国家”之间的矛盾。（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格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354页）中国的“民族问题”，固然有与“原生纽带”相关的因素，但是，这个“问题”的大部分内容，与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古代中国不得已将自身转设为民族体的经历和困境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为了实现从文明体到民族体的转变，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便接受了“民族”概念。而作为由文明体变来的“民族”，我们对于“民族”向来没有提出过具有充分逻辑连贯性的定义。
以梁启超为例，他可谓是最早认定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是“新史学”的一切的人了，而在论及“中国历史学之主”时，他一方面强调，要研究作为整体的“中国民族”的“盛大”，另一方面，却又强调，要研究“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道”等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两个不同的“族”后来虽渐渐演变成为“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带着的还是梁启超的难题：在一个“民族”概念盛行的年代，文明体找不到一个形容自身的、具有时代性的词汇，不得已模糊地用意义不同的同一个词——“民族”。
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选择余地是那么有限，促成文明体向民族体转变的“方略”看来也只好在文明与民族这对概念中排列组合。一百多年来，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至多出现过三种观点：
1. 主张保留文明的民族多元性及维持这个多元性的“中间层”；
2. 主张尽力消除这一多元性，建立一个个体的公民与整体的国家两相对应的“社会”；
3. 主张以民族国家为模式，设计政体，以文明体为参照，采用各种方法，宽容内部差异（特别是文化差异）。
第三种观点如此贴近中国民族生活的现实，以至于甚至可以说是这一现实的“合法性论证”，是一个“民族化”的文明体的现代宿命。如此说来，观点1的“守成式”文明主义诉求，及观点2中的“现代式”国族主义药方，便构成了现实复合性的两个方面。
在我看来，文明体向民族体的转变，是中国近代化观念的核心内涵。但正是这个核心内涵，在近30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遭到冷遇。在“民族问题研究”专业领域中，“民族”概念的各种变相（包括“族群”概念）无限自我复制，致使对于民族体的历史解释如此关键的文明体研究却被学者们丢进了历史垃圾箱。在一般的所谓“主流社会科学中”，学者们忙于搬用以民族体为基础研究单位的西式社会科学，来不及光顾不同于民族体的文明体之历史研究。而历史自身却表明，这个转变并没有终结，它的方向也并未确定，历史目的论者许诺的种种未来，依旧停留于其作为话语的存在。为了研究这个未完成、不确定的转变，需要重新展开历史的研究。为此，又不妨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之主”更换为：第一，说明中国文明形成演变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至今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天下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文明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间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文明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征，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就世界全局言之，19世纪之后一段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仍旧要长期为“世界性的战国时代”。在这种人类状况下，国家要谋生存，“强”字固然重要，但它却非人文世界的理想。中国知识人要获得自知之明和“他山之石”，研究不同于“大酋长之世界”的文明体，显然是必要的前提。另外，必须指出，民族体虽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想象的共同体”，但却不能解释现实上依旧具备那么多文明体特征的当代中国；反过来说，文明体的概念虽不如民族体成熟和流行，但却能解释现实上依旧“多元一体”的中国。
篇5：家长心得体4
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一个性格孤僻，寡言少语的孩子是多么孤独无助啊！与人交往，与人沟通，与人合作，是一个现在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细心和和用心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一定要在学校和家长积极配合起来，以多种方式帮助，指导孩子提高心理素质，健全人格，增强适应环境能力，让孩子活跃起来。现在也提昌：“艺术教育”开启孩子多元智能，让孩子也学一些艺术课，打羽毛球、乒乓球、蓝球、跳高、跳远„„不但孩子的健康得到了帮助，也增加了她的自信心。
孩子升入五年级家长注意些什么，我们做家长的会问：孩子这学期从四年级升入五年级，学习起来有些吃力。我们做家长的该如何帮助她呢？孩子人中年级进入高年级，他们的生理与心理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加成熟，懂事了。学校也开始用高标准来要求他们，课程的难度加大了，有的孩子不适应也是正常的，家长不必太紧张。
那么如何正确引导和帮助孩子顺利进入高年级的学习呢？作为家长必须理解孩子，他们已进入更高更难的学习阶段，低年级主要是看图作文，和提高孩子的形象思维能力，而五年级以后以记叙文为主，就要求孩子更有条理地叙述事件。把文章的中心意思表达出来，家长要引导孩子多读一些有益的课外书籍，着力加强有力对学生“学做人”的教育，因为只有人的认识提高了，境界提高了，作文能力才会有质量的突破。数学的加减乘除混合运算较中，低年级的加减法的简单远算相比，又是一个新台阶，家长抽空多和孩子做一些培养简单逻辑分析，推理能力的练习。只要家长和学校老师相互配合，经常联系，双管齐下，孩子就能尽快适应高年级的学习与生活，具备了这两点就容易了，让孩子较好地适应高年级的学习生活。
五年级家长学员
篇6：听课心得体 会
杨惠敏
我校组织全体教师进行听课活动，使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生活化、艺术化。通过听课，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教学理念。
这两节课在教学过程中创设的情境，目的明确，为教学服务。两位老师在课件里呈现游戏，其情境的内容和形式的选择都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对于低年级学生，颜色、声音、动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要多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两位老师整个教学过程都紧紧围绕着教学目标，非常具体，有新意和启发性。这样的情境让学生体会知识来源于生活并运用于生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这样学生们会非常乐意参与这项游戏，不但激发了他们学习的欲望，而且兴趣也被调动起来，于是在自然、愉快的气氛中享受着学习，这便是情境所起的作用。这种情境的创设非常适合学生。
创设的情境真正为教学服务，如果只是为了情境而情境，那就是一种假的教学情境。
篇7：学车心得体
随着学车的热潮，我也加入了学车的队伍。首先报了名开始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驾驶机动车的理论基础知识，安全驾驶从这里开始。通过学习了解道路交通法和实施条例，以及驾驶机动车的基本理论知识等。毫不夸张的说，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既是前人的经验总结，也是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规律和规则，我必须学好，这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我通过反复认真的阅读《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手册》，以及在网上题库的多次模拟考试后，顺利的通过了科目一理论考试。接下来就是开始上车实战练习，第一次坐在车上是既紧张又兴奋，不知如何是好，好在教练很有耐心，一步一步的开始教离合器、刹车、油门的位置，怎么踩，怎么控制以及用哪只脚控制，还有方向盘怎么转合适等，接着就是练习走直线，学会控制好离合器，让车走平稳，然后练习倒正库、倒反库。紧跟着直角弯、S曲线、侧方停车、定点停车、上坡起步等，教练教得认真仔细，走的每个点、每条线都教得很到位，让我学起来很快，在教练的耐心教导下，经过刻苦的练习，科目二场考顺利通过了。接下来是科目三路考的练习，结合科目
一、科目二的学习，在教练耐心教导下，不断给我强化规范操作，更重要的是强化交通法规和安全驾驶知识，经过努力，科目三路考也顺利通过了。
科目四是文明行车、安全行车等很重要的知识学习，我认真学习，不断总结，最终也顺利通过了。付出总会有回报！从报名开始，到理论考试，再到场考倒库、场地练习，我无一例外地积极、努力和认真地进行了准备、练习和总结，在以后的上路练习也是一样。同时，在教练认真、仔细和耐心地教导下，我的交通安全意识和经验有了很大地提高，驾驶操作技能也有了质的飞跃，在此，要真诚地感谢教练悉心教导和师兄弟、姐妹们的无私帮助。通过了驾驶培训，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交通法规，并切身体会到了作为一名驾驶员必须遵守交通法规和安全驾驶是多么地重要。虽然通过了考试，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经验和驾驶技能还很欠缺；对各项交通法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深入；对车辆的了解和操作还不够全面、不够熟练。我还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和总结经验，以提高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和驾驶操作水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牢记并恪守交通法规、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在路上按规定行驶，尊重和礼让他人；在平时，做到酒后坚决不驾车，其他不适合驾车的情况都不驾车等。生命是可贵的，而且只有一次，要珍爱生命，让车祸离我们远去！“安全第一”不是口号，而是要让它体现在我们的举手投足之间！
昆仑驾校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