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沧江湄公河文化

澜沧江湄公河文化（共6篇）

篇1：澜沧江湄公河文化

澜沧江－湄公河旅游交流与合作

瀾滄江—湄公河發源於青藏高原，流經中國、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越南6國,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流入南中國海。湄公河全長4880公里,流域總面積81萬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萬。

在中國境內為2161公里,緬老界河233公里,自泰老界河開始至出海口為2400多公里。全河流域面積為79.5萬平方公里,其中我國約為18萬平方公里,老、泰、柬、越為60.9萬平方公里。包括老撾、柬埔寨的幾乎全部,泰國的1/3和越南的1/5國土面積。

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

——打造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我们，柬埔寨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联邦共和国、泰王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于2016年3月23日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举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简称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

我们一致认为，六国山水相连，人文相通，传统睦邻友好深厚，安全与发展利益紧密攸关。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六国已在双边层面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健康发展，同时在地区和国际机制中加强多边协调以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我们认识到，六国同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同任务，同时，各国也面临全球及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环境问题、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共同挑战。

我们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呼应泰国提出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可持续发展倡议，提议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

我们确认六国关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共同愿景，即其有利于促进澜湄沿岸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缩小本区域国家发展差距，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并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南南合作。

我们欢迎澜湄合作首次外长会于2015年11月12日在中国云南景洪成功举行，会议发表了《关于澜湄合作框架的概念文件》和《联合新闻公报》。

我们重申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承诺，决心加强相互信任与理解，合力应对地区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以释放本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

我们强调澜湄合作应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与东盟共同体建设优先领域和中国－东盟合作全面对接，与现有次区域机制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我们进一步强调澜湄合作将建立在协商一致、平等相待、相互协商和协调、自愿参与、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我们一致认为澜湄合作将在“领导人引领、全方位覆盖、各部门参与”的架构下，按照政府引导、多方参与、项目为本的模式运作，旨在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树立为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同意澜湄务实合作包括三大合作支柱，即（1）政治安全，（2）经济和可持续发展，（3）社会人文。

认可作为澜湄合作首次外长会成果的澜湄合作初期五个优先领域，即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和农业减贫合作。

一致同意采取以下措施：

1、推动高层往来和对话合作，增进次区域互信理解，以加强可持续安全。

2、鼓励各国议会、政府官员、防务和执法人员、政党和民间团体加强交流合作，增进互信与了解。支持举办澜湄合作政策对话和官员交流互访等活动。

3、根据各成员规定和程序，通过信息交换、能力建设和联合行动协调等加强执法安全合作，支持建立执法合作机构，推进有关合作。

4、加强应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确保粮食、水和能源安全。

5、推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加强在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合作机制中的合作。

6、鼓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澜湄合作活动和项目及包括《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在内的湄公河国家相关发展规划之间的对接。

7、加强澜湄国家软硬件联通，改善澜湄流域线、公路线和铁路线网络，推进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在澜湄地区打造公路、铁路、水路、港口、航空互联互通综合网络。加快电力网络、电信和互联网建设。落实贸易便利化措施，提升贸易投资，促进商务旅行便利化。

8、如本次会议通过的《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所述，拓展工程、建材、支撑产业、机械设备、电力、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产能合作，构建次区域综合产业链，共同应对成员国面临的经济挑战。

9、支持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建设边境地区经济合作区、产业区和科技园区。

10、通过各种活动加强澜湄国家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及利用方面合作，如在中国建立澜湄流域水资源合作中心，作为澜湄国家加强技术交流、能力建设、旱涝灾害管理、信息交流、联合研究等综合合作的平台。

11、开展农业技术交流与农业能力建设合作，在湄公河国家合作建立更多的农业技术促进中心，建设优质高产农作物推广站（基地），加强渔业、畜牧业和粮食安全合作，提高农业发展水平。

12、落实“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在湄公河国家建立减贫合作示范点，交流减贫经验，实施相关项目。

13、强调稳定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金融架构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支持各国努力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和协调。继续研究并分享经验，以推进双边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深化金融机构合作。

14、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国，支持亚投行高效运营，为弥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融资缺口，向亚投行寻求支持。

15、鼓励可持续与绿色发展，加强环保和自然资源管理，可持续和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清洁能源，建设区域电力市场，加强清洁能源技术交流与转让。

16、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期待谈判于2016年如期完成，促进东亚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17、加强成员国之间文化交流，支持文化机构和艺术家间的交流合作，探讨建立澜湄人文交流平台的可能性。推动政府建立的文化中心充分发挥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

18、提升科技合作和经验分享，深化人力资源开发、教育政策、职业培训合作和教育主管部门及大学间交流。

19、加强公共卫生合作，特别是在传染病疫情监测、联防联控、技术设备、人员培训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澜湄热带病监测预警平台，推动传统医药合作。

20、增进旅游交流与合作，改善旅游环境，提升区域旅游便利化水平，建立澜湄旅游城市合作联盟。

21、鼓励媒体、智库、妇女、青年等交流，打造六国智库联盟和媒体论坛，继续举办澜沧江－湄公河青年友好交流项目。

22、每两年举行一次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并根据需要举行领导人特别会议或非正式会议，旨在为澜湄合作长远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外长会每年举行一次，负责合作政策规划和协调。根据需要举行外交高官会和工作组会，商讨具体领域合作。未来视合作需要不断完善澜湄合作机制建设。

23、欢迎中方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优惠性质贷款和专项贷款，用于推进澜湄合作。欢迎中方承诺未来3年向湄公河国家提供1.8万人年奖学金和5000个来华培训名额，用于支持澜湄国家间加强合作。

24、认可“早期收获项目联合清单”，期待有关项目尽早实施，惠及所有成员国。各国领域部门应组建联合工作组，规划落实具体项目。

25、加强各领域人才培训合作，提升澜湄国家能力建设，为澜湄合作的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26、鼓励六国政府部门、地方省区、商业协会、民间组织等加强交流，商讨和开展相关合作。（新华社三亚3月23日电）

篇2：澜沧江湄公河文化

【发布日期】2018-01-11 【生效日期】2018-01-1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中外条约 【文件来源】外交部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

一、发展目标

本《行动计划》根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简称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通过的《三亚宣言》等文件制定，旨在促进澜湄沿岸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缩小本区域发展差距，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东盟2025：携手前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和其他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愿景，致力于将澜湄合作打造成为独具特色、具有内生动力、受南南合作激励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助力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促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二、基本原则

本《行动计划》将密切结合澜湄六国发展需求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体现《三亚宣言》中确立的“领导人引领、全方位覆盖、各部门参与”的架构，以政府引导、多方参与、项目为本的模式运作，积极探索符合六国特点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模式。本《行动计划》的实施将建立在协商一致、平等相待、相互协商和协调、自愿参与、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符合各成员国国内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2018年至2019年为奠定基础阶段，重在加强各领域合作规划，推动落实中小型合作项目。2020年至2022年为巩固和深化推广阶段，重在加强五大优先领域合作，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以呼应成员国发展需求，完善合作模式，逐步探讨大项目合作。

三、工作架构

完善领导人会议、外长会、高官会、外交和各领域联合工作组会组成的多层次机制框架。

加强澜湄六国国家秘书处或协调机构间的沟通与协调，探讨建立澜湄合作国际秘书处。

每年通过高官会向外长会提交本《行动计划》落实进展报告，成员国将下一年度联合项目清单提交外长会审议通过。

在六方共识基础上，逐步将优先领域联合工作组级别提升至高官级或部长级。加强优先领域合作的同时亦鼓励扩展其他领域合作。

设计澜湄合作徽标及其他澜湄标志。

与其他湄公河次区域机制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协调澜湄合作与中国－东盟合作的关系。主要通过探讨与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建立交流沟通，加强与中国－东盟中心合作。作为临时性安排，与其他东盟相关机构加强合作。

四、务实合作 4.1政治安全事务

4.1.1保持高层交往

每两年召开一次领导人会议，规划澜湄合作未来发展。如有必要，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召开临时领导人会议。

每年举行一次外长会，落实领导人会议共识，评估合作进展，提出合作建议。

六国领导人通过双边访问或其他国际合作平台保持经常性接触。

4.1.2加强政治对话与合作

每年视情举行外交高官会、外交和各领域联合工作组会。

支持澜湄国家政策对话和官员交流互访活动。

4.1.3政党交流

秉持澜湄合作精神，促进澜湄国家政党对话交流。

4.1.4非传统安全合作

深化澜湄国家执法对话与合作，应对共同关心的非传统安全事务。

共同加强非传统安全事务合作，如打击贩毒、恐怖主义、有组织偷越国境、贩卖人口、走私贩运枪支弹药、网络犯罪及其他跨国犯罪。

秉持澜湄合作精神，遵守各国国内法律法规，促进六国间边境地区地方政府和边境管理部门交流。

加强澜湄国家警察、司法部门及相关院校合作。

加强防灾减灾、人道主义援助合作，确保粮食、水和能源安全。探索向灾民和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们提供支持的多种方案。

4.2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4.2.1互联互通

编制“澜湄国家互联互通规划”，对接《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和其他次区域规划，促进澜湄国家全面互联互通，探索建立澜湄合作走廊。

推动铁路、公路、水运、港口、电网、信息网络、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增加包括北斗系统在内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澜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旅游、农业等领域的应用。

推进签证、通关、运输便利化，讨论实施“单一窗口”口岸通关模式。

加强区域电网规划、建设和升级改造合作，推动澜湄国家电力互联互通和电力贸易，打造区域统一电力市场。

制定澜湄国家宽带发展战略和计划，积极推进跨境陆缆和国际海缆建设和扩容。探索跨多国陆缆合作新模式，提高现有区域网络利用效率，持续提升澜湄国家间网络互联互通水平。

加强数字电视、智能手机、智能硬件和其他相关产品创新发展的合作。

加强标准和资质互认、发展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合作。

4.2.2产能

根据《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制定“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行动计划”。

加强产能提升能力建设，开展经验交流与培训。

探讨搭建产能与投资合作平台，举办“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论坛”等活动，探讨建立澜湄国家产能与投资合作联盟。

促进澜湄国家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产能合作。

探讨设立多边参与的澜湄产能合作发展基金。

4.2.3经贸 通过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试点，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完善合作框架、工作机制和制度性安排。

提升澜湄国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

成立澜沧江－湄公河商务理事会。探讨建立澜湄国家中小企业服务联盟。

举办国际贸易展销会、博览会和招商会等加强澜湄国家间贸易促进活动。

4.2.4金融

基于包括《“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在内的各类区域合作融资原则，共同建立澜湄国家间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多元融资体系。

加强澜湄国家金融主管部门合作与交流，防范金融风险。

强调稳定的金融市场和良好的金融结构对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支持加强金融监管的能力建设和相互协调。继续开展研究与经验交流，以促进双边货币互换、本币结算和金融机构合作。

加强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

鼓励金融机构为商业经营提供便利，支持地区贸易投资。通过各类供应商和渠道，促进产品和服务发展，推进澜湄地区普惠金融和可持续增长。

4.2.5水资源

做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顶层设计，加强水资源政策对话，定期举办澜湄水资源合作论坛。

推进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建设，使之成为支撑澜湄水资源合作的综合合作平台。

促进水利技术合作与交流，开展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和气候变化影响等方面的联合研究，组织实施可持续水资源开发与保护技术示范项目和优先合作项目。

加强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开展该领域的交流培训与考察学习。

发展和改进对澜湄各国开放的水质监测系统，加强数据和信息共享。

加强澜沧江－湄公河洪旱灾害应急管理，实施湄公河流域防洪抗旱联合评估，就早日建立应对澜沧江－湄公河紧急洪旱灾害信息共享沟通渠道开展联合研究。

制定“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以协商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

4.2.6农业

加强政策协调，确保粮食、营养安全和食品安全，创造投资机会，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合作。

扩大农业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支持科研机构加强信息分享交流和人员互访，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和技术中心，并建设澜湄合作农业信息网。

举办澜湄合作村长论坛。

推进农产品质量与安全合作，推动农产品贸易发展，打造澜湄国家统一农产品市场，提高区域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开展动植物疫病疫情监测、预警和联防联治合作。加强兽医卫生领域合作。开展水资源生态养护合作，推动建立澜湄流域生态养护交流合作机制，共建野生鱼类增殖救护中心，以加强鱼类多样性、鱼类数量和鱼群巡游等信息共享，促进在水产养殖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渔业合作。

探讨共建农业产业合作园区，引导社会民间力量参与合作园区建设和运营。

4.2.7减贫

制定“澜湄可持续减贫合作五年计划”，推动澜湄国家减贫经验交流和知识分享。

加强减贫能力建设和充足经济学等减贫经验分享，开展澜湄国家村官交流和培训项目。通过人员互访、政策咨询、联合研究、交流培训、信息互通、技术支持等多层次全方位能力建设活动，提升澜湄国家减贫能力。

在湄公河国家启动减贫合作示范项目。4.2.8林业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利用，推动澜湄流域森林生态系统综合治理。

提升利用合法原材料加工的林产品贸易额，推进社区小型林业企业发展。加强林业执法与治理，合作打击非法砍伐和相关贸易，促进林业科技合作与交流，加强湄公河沿岸森林恢复和植树造林工作。

加强边境地区防控森林火灾合作。

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合作，共同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

加强澜湄国家林业管理和科研能力建设，推动林业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合作交流，开展主题培训、奖学金生项目和访问学者项目。

4.2.9环保

推进澜湄环保合作中心建设。对接澜湄六国环境保护发展规划，制定“澜湄国家环境合作战略”。

制定并实施“绿色澜湄计划”，重点推动大气、水污染防治和生态系统管理合作，加强与相关次区域机制沟通。

加强环境保护能力建设和宣传教育合作，提高民众环保意识。

4.2.10海关、质检

探讨制定具体合作方案，逐步推动召开澜湄国家海关和质检部门会议。

提高农产品等货物通关速度。

加强产品规格标准化，推进在认证认可领域的培训、合作与互认。开展澜湄国家计量援助，提升计量能力建设。

4.3社会人文合作

4.3.1文化

加强文化政策信息共享，促进文化对话，努力落实《澜湄文化合作宁波宣言》。

深化文化艺术、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产业、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交流与合作，鼓励文化机构、文艺院团、文化企业开展交流与合作。

发挥澜湄各国设立的文化中心的作用，举办澜湄国家文化交流活动。

4.3.2旅游

探讨成立澜湄旅游城市合作联盟。

加强旅游业人才培训，鼓励澜湄国家参加东盟旅游论坛、湄公河旅游论坛和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等活动。

探讨建立澜湄合作中长期旅游发展愿景，加强促进旅游发展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认可东盟旅游标准。

4.3.3教育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期间举办活动，加强澜湄国家合作。

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支持在中国设立澜湄职业教育基地，在湄公河国家设立澜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推动澜湄国家高校合作，鼓励高校间开展联合培养、联合研究和学术交流，探索建立学分互认互换制度。

4.3.4卫生

加强对登革热、疟疾等新生和再发传染病防治合作，建立并完善跨境新生和再发传染病预警和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医院和医疗研究机构间的合作，促进技术交流和人员培训。推进六国乡村医院和诊所建设方面的合作。

开展“光明行”、“微笑行”、妇幼健康工程等短期义诊。中方将向有需要的湄公河国家派遣医疗队。

4.3.5媒体

加强主流媒体交流合作，鼓励举办影视节或展映活动。

鼓励六国外交部建立澜湄合作官方网站或在其外交部网站发布澜湄合作官方信息，酌情将社交媒体作为发布信息和处理公共事务的基础平台。

创办澜湄合作杂志或新闻手册，建立澜湄合作数据库。

4.3.6民间交流和地方合作

通过举办各种民间活动，加强澜湄合作品牌建设，提升六国民众的澜湄意识。

推动青年交流，打造澜湄青年交流品牌项目。

通过举办培训班、交流互访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促进性别平等，提升妇女交流合作。

调动成员国地方政府参与澜湄合作，鼓励其参与澜湄合作具体项目。

鼓励非政府组织适当参与澜湄项目合作。

加强澜湄国家红十字会交流，开展社区综合发展项目，提升澜湄国家红十字会能力建设。

在成员国认为合适的基础上，鼓励人员交流互访，促进对宗教与宗教间事务上的国家管理合作。

五、支撑体系

5.1资金支撑

用好中方设立的澜湄合作专项基金，优先支持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和外长会确定、并符合《三亚宣言》等重要文件所设立目标的项目。鼓励各国加大资金资源投入。积极争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发挥社会市场资源作用，打造立体化、全方位的金融支撑体系。

5.2智力支撑

探索官、产、学一条龙合作模式，建立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逐步形成澜湄合作二轨团队和智库网络。

5.3监督机制

充分发挥澜湄合作各国家秘书处或协调机构的作用，加强多领域合作，统筹资源，形成合力。督促和指导本国相关部门参与合作，对重要活动进行定期评估监督。利用民间专业机构的资源，发挥第三方监督作用。

篇3：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研究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连接中、老、缅、泰、柬、越等六国的“黄金水道”, 全长4 900 km, 中国境内称澜沧江 (包括2 100多km) , 出境后称湄公河 (包括2 700多km) [1], 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中的重要国际河流。由于其特殊的、重要的地理位置, 这一流域的国际航运发展可以快速推动云南省的经济发展, 加强我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

虽然云南省是国内水系最多、水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但由于其航运发展起步较晚, 航运完成的运载量在社会总运输量中所占分量较低。导致云南省综合运输成本仍然居高不下。因此, 云南省更迫切需要发挥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在现代物流业中的积极作用。

1 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取得的成绩

随着澜沧江-湄公河首航成功、2001年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四国正式开通澜沧江-湄公河航运并常年通航, 标志着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2年四国一同对上湄公河实施了耗时三年的国际航道改善工程;2006年澜沧江五级航道建设工程的完工;2011年中、老、缅、泰四国在云南大理召开了澜沧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协调联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商讨了航道维护和整治、航行安全及《收费规则》的实施等议题;2012年云南省政府进行了31 km澜沧江中缅界河五级航道建设;这些都代表了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契机。

1.1 运量发展现状

澜沧江-湄公河航运的货运方式从多年前的件杂货运输逐步扩大到集装箱、冷藏、大件运输, 进出口货运量从1996年的52.2 t增加到2007年的40余万t, 截至2012年, 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完成累计运输量达370万t以上。由于近几年的金融风暴和某些地区政治动荡的影响, 2008年到2012年货运量有所下降 (见表1) 。目前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的出口货物延伸至中国的山东、陕西等14个省市区, 出境货种呈现多元化趋势, 主要货种为水果、蔬菜、日用百货、建材、纺织品等。进口货物主要销往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 进口主要货种为亚热带水果、橡胶、大米、成品油等。

21世纪初, 我国政府提出了利用人流带动物流原理发展航运的思路, 这一举措为澜沧江-湄公河的客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老、缅、泰四国官员互访、商务往来、旅游团队逐年增多。早些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水上旅游客运量较小, 但2007年开通了景洪至“金三角”的客运后, 出入境的游客一天天在攀升。同时随着旅游定期航班的开通, 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水上旅游客运量逐年增加, 从2004年的0.03万人次增加到2012年突破40万人次 (见表2) 。

1.2 航道发展现状

90年代初, 我国开始对国内澜沧江-湄公河航道实施了六级标准航道建设, 1997年整治了澜沧江下游“卡脖子”地段长达9 km的曼厅大沙坝, 整治后每年的通航时间由6个月提升到基本可实现全年通航。2002年中老缅泰四国政府联合整治了上湄公河33l km航道上的20多处严重碍航滩礁, 整治后可常年通航300吨级船舶。2004年我国对澜沧江景洪以下至243号界桩7l km航道进行了五级航道整治, 目前澜沧江景洪以下至泰国清盛400余km国际航线, 可常年通航300吨级船舶[3]。2001年完成了对上湄公河的整治, 使船舶的通过能力从90年代初的几万吨上升到200万t货和10万人次流量。

目前, 澜沧江国内段航道从六级航道提升为五级航道, 通航保证率提升为90%, 国外段航道安设了航行水尺和永久性航标, 极大地改善了航行条件。

1.3 港口发展现状

随着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的发展, 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有思茅港和景洪港 (勐罕码头、关累码头) , 都属于国家一级口岸。思茅港下设小橄榄坝、虎跳石、腊撒渡、南得坝4个码头, 现有100~150吨级泊位5个, 设计年吞吐能力货运36万t, 客运20万人次。景洪港下设中心、橄榄坝和关累3个码头, 中心码头以客运为主, 有100吨级客、货运泊位各一个, 设计年吞吐能力货运10万t, 客运40万人次;勐罕码头集客运、杂散货和集装箱功能于一体, 已建和扩建泊位三个, 设计年通过能力为货运100万t, 集装箱7万TEU, 客运40万人次;关累码头以枯水期货运为主, 有三个综合性件杂货泊位, 设计吞吐能力为货运15万t, 客运10万人次, 目前已建成了年吞吐能力为1.5万TEU的集装箱码头[4]。

目前老挝、缅甸和泰国也在加大对港口码头的建设, 老挝开放了班赛、班相果、孟莫、万巴伦、会晒、琅勃拉邦等6个港口, 缅甸开放了索累、万景、万崩等3个码头, 泰国开放了清盛、清孔港2个港口。各国对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建设、改造, 大力推动了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的发展。

1.4 运输船舶现状

在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快速发展的同时, 从事国际运输的国际航行船舶 (含中、老、缅、泰籍) 数量也快速增长, 从最初的8艘发展至2009年的114艘 (中国籍96艘, 外国籍18艘) , 客运船舶4艘。总运力逾亿吨, 主力船型主要为250~300吨级, 200吨级以上船舶54艘, 300吨级以上16艘, 最大单船载重量达380 t[2]。受经济危机和湄公河惨案的影响, 截至2012年底, 我国从事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的船舶98艘, 货船89艘, 客船9艘, 最大单船载重量达450 t[5]。从运输船舶构成分析, 目前主要以货运为主, 客运较少, 运力有限;从运输船舶种类分析, 已逐步由单一的船型状况扩展到大吨位货船、冷藏船、集装箱船、豪华游轮、高速客船等多种类型。

除传统货物运输外, 目前已增加定班旅游客运, 而且客运量增长迅速。运输船舶总体上呈现船舶大型化、运输方式多元化、货运量稳步增长等发展趋势。

2 加快澜沧江-湄公河水路物流发展的建议

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虽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困局, 需要各国有关政府及部门共同协商合作, 以实现澜沧江-湄公河沿岸各国国际航运的腾飞、繁荣。

2.1 统一航道规划和整治

水运跟其他运输方式相比, 成本低、环保节能, 但是对航行的条件要求比较高, 所以航道的规划和整治是航运的基础和首要条件。经过近20年各国政府的努力,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航道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延长了通航航段里程, 提升了通航时间, 拓展了企业的运输方式。虽然各国政府加强了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主要航道的整治, 但是还有个别航段险滩急需整治, 同时对其他航段也需要继续巩固和优化, 以确保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的常年通畅、安全。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涉及到中、老、缅、泰、越、柬六国, 沿岸各国国情不同, 需要共同协商, 统一规划, 以保证国际航运在硬件上的完善。2014年11中老缅泰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规划磋商会议在昆明召开, 磋商编制了四国《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规划》, 就澜沧江-湄公河航道二期整治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并同意制定上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规划。但当前只有中老缅泰四国合作联系紧密, 还需要加强跟越、柬两国的通力合作。

2.2 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各国对航道整治的不断深入, 通航的船舶吨位数量也必然增加, 对港口码头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各国近几年都改建、扩建或新建了一些对外开放的港口码头, 但这些港口码头的基础设施还相对落后, 因此各国主要港口码头基础设施的提升势在必行。

在对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 各国需要根据不同港口的不同用途和侧重点来进行。比如对于我国客、货运并重的景洪港, 应增加和扩建泊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运需求, 扩建候船大厅以及建设相关配套设施;对于以货运为主客运为辅的关累港, 也需要扩建和增加泊位, 大量增加锚泊区供船舶卸货时停靠, 继续装备机械化吊臂加快装卸效率;对于以集装箱货运为主的橄榄坝港区, 应继续加快泊位和机械化起重设备的建设[6]。

2.3 统一国际航运管理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同, 以及各国通关壁垒的影响, 目前各国港口码头的经营管理制度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有些国家的货物装卸作业流程不规范, 客运上下客秩序混乱, 船舶进出港通报制度执行不严格, 检查、收费标准不一致等现象, 严重阻碍了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的健康发展。

针对这些航运管理乱象, 建立统一的航运管理制度是保持澜沧江-湄公河国行机航运竞争力的基础。由于各国航运管理制度涉及面广, 内容复杂, 沟通协调难度大, 需要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本着促进各国间商船通航顺畅发展的原则, 积极进行国际协商, 综合考虑各国具体国情, 制定清晰明确的统一运营管理制度, 使之真正符合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的客观实际, 发挥其航运的巨大优势。

2.4 建立国际航运网络信息系统

信息化建设是改善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服务质量的重要保证, 而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地理特征复杂、急流险滩多、通讯盲区多、跨国航运多, 使国际航运事业受到极大阻碍。为了保证航运的安全顺利进行, 各国必须加强网络信息化建设, 建立统一的国际航运网络信息交流系统。包括航运信息的数字化、信息处理和传递的自动化、标准化、实时化;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平台、以及澜沧江-湄公河航道与航运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信息网络的建设等[2]。通过国际航运网络信息系统平台, 各国可以互相交换关于各个季节的适当流量等相关数据、实时了解船舶航行监控数据等。目前澜沧江-湄公河上航行的中国船舶大部分都配备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utomati Identification System简称AIS) , 能精确定位及有效的识别船舶, 便于时刻监控船舶状态方便危险发生时的及时救援。但是境外船舶由于吨位较小, 船舶条件较差, 配备该系统的较少[6]。

当前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正缺乏统一的航运信息交流标准, 信息沟通与共享还有很多障碍, 信息系统之间缺乏有效连接和沟通。因此, 建立统一的国际航运网络信息系统迫在眉睫。各国应加强国际间的网络信息交流与合作, 做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 并向航运企业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 全方位保障国际航运顺利开展。

2.5 加强各国安全联动协调

随着2011年“10·5”惨案的发生以及国际恐怖主义事件的频发, 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面临的风险大大增加。由于航运过程中船籍、托运企业、承运企业、航段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因素, 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置可能涉及到各国公安、消防、海事、水利、安监等众多相关部门, 这就要求各国必须加强安全联动协调与配合。因此, 各国必须按照在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确定的建立联合巡逻执法机制, 健全预警机制, 建立应急联动工作小组。定期召联动工作会议, 通报监管监测情况, 对存在的潜伏性、矛头性问题做出分析预测, 提出预警意见;联合整治治安突出问题, 联合打击跨国犯罪, 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出现重大、特大突发事件后, 各国相关部门要紧急采取联合应急管理措施, 相互协同、密切配合, 全面、及时、快速、高效的处置, 以保证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健康、安全、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游珍, 杨艳昭.基于DEM数据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地形起伏度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2 (4) :393-400.

[2]蒋兴平.澜沧江-湄公河航运发展战略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 2013.

[3]梁洪.澜沧江-湄公河的国际航运[J].珠江水运, 2009 (9) :49-51.

[4]陈体前.加快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J].珠江水运, 2013 (S1) :56-57.

[5]廖兴阳.昆水上国际大通道年货运达24万吨[N].昆明明日报, 2011-9-14 (5) .

篇4：澜沧江湄公河文化

交流团介绍了新机制成立的背景意义、指导原则、合作重点等情况。五国各界人士普遍欢迎新机制的成立，希望机制尽快发挥作用，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细致的建议和关切。总体来说，“澜湄机制”符合各方利益，顺应时代潮流，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若六国相向而行，顺势而为，新机制必将大有可为。

欢迎和期待

交流团接触过的人士普遍提到，在澜沧江—湄公河的水资源利用问题上，上下游国家产生了一些矛盾，如何兼顾各方利益，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益最大化需要协调。另外，五国还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如何发挥本地区丰富的自然、人力资源优势，也需要各国在次区域层面统筹协调，将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起来。比如，泰国要摆脱经济低迷状况，缅甸要摆脱贫穷落后局面，越南要在2020年建成工业化国家，老挝要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单靠本国努力不够，需要次区域合作的加油助力。

有些专家还提到，尽管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并非流域内国家，且远隔千里，但此前已存在多年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湄公河委员会（MRC）等机制却受其主导或影响。域外国家主导的机制推动的一些合作项目经常是为本国战略服务，与当地国家需求并非完全契合。有的项目规划得很好，但因各国考量不同以及资金不到位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落实。下游国家也愈发看得清楚，有些国家“口惠而实不至”，如日本经常把给这些国家的双边援助放到次区域多边机制换个包装再说一遍，实非新增资金。

交流团接触的人士普遍认为，新机制是六国全部平等参与的机制，值得欢迎和支持。泰国官员表示非常高兴看到中泰两国外长将作为首次“澜湄机制”外长会的共同主席主持会议，泰国法政大学、国家研究院的学者希望机制能尽快产生实效。缅甸外交部确定由最重要的部门政治司负责协调“澜湄机制”事务，缅交通部官员表示将积极参与新机制的项目规划与实施。越南社科院中国问题资深专家杜进森表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欧洲爆发难民潮的背景下，通过经济发展促进本地区的政治稳定更为必要。他建议建立六国智库平台，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

柬埔寨、老挝是本地区最不发达的两个国家，对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最为期待。柬埔寨对新机制合作的早期收获项目期望值最高，提出的建议也最具体。柬政府顾问希帕那召集外交部、交通部、农村发展部、农林渔业部官员与交流团见面，就开展合作的一些项目提出了具体建议。在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与柬埔寨商务部共同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柬埔寨论坛”上，张金凤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发言，柬商务部长孙占托及柬各界人士予以热烈回应。老挝希望借助新机制实现它成为中南半岛“陆联国”的梦想，政府上下表态积极，媒体反应敏锐。新闻、文化与旅游部副部长沙湾空召集老挝各主流媒体负责人与交流团进行座谈，表示期待这一机制早日落实，并指示老挝媒体进行正面宣传。外交部副部长沙伦赛也会见交流团，表示中老是传统友好国家，老方积极支持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愿做中国最真诚的合作伙伴。这些国家的外交、商务、交通、宣传等部门表示，希望从不同层面参加新机制的宣传和运作。

关切和建议

五国也提出一些关切和建议：

第一，关于新机制的运行问题。五国相关人士普遍希望，新机制应坚持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等原则。这些人当中，有的对新机制与GMS等现有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不清楚，有的担心中国主导而使小国利益受损。交流团一一做了解释，指出新机制是中国—东盟10加1框架下的合作机制，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本地区的具体体现，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开放的机制，与现有机制相互补充。

第二，关于合作资金。大多数人都比较关心资金从哪里来，因为资金问题是制约现有合作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主要瓶颈。他们提到是否有必要成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专项基金，新机制是否可以利用中国—东盟投资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丝路基金、亚投行贷款、中国政府提供的“两优贷款”以及其他资金等。当地中资企业认为，应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将政府援助项目与企业投资结合起来，避免单个政府援助项目“一锤子买卖”现象，建立官民联动的长效机制。

第三，关于上下游水文信息共享、流域水资源开发与分配使用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统筹开发利用澜沧江—湄公河的水资源问题是六国合作必须面对的重要难点。下游国家如越南特别担心上游国家开发水电等活动会对下游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上游国家则倾向于认为开发水电是正当行为，对下游影响的评估应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大多数人赞赏上下游国家已经开展的湄公河水文信息共享工作，建议成立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利用专家委员会，对综合利用水资源进行总体规划和科学设计，避免各自为政带来相互猜疑。柬埔寨的专家还希望加强湄公河的航道疏浚、河岸护理工作。缅甸、泰国等国专家则希望中方帮助湄公河流域国家治理旱涝灾害。

第四，关于互联互通。五国一致希望完善铁路、公路、水运、空运、电网、通讯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通关等软件基础设施的便利化和自由化。五国对“要想富、先修路”有一致认识，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有关专家认为，要想实现中南半岛的铁路贯通，应仿效马来西亚并行建设的做法，解决“标轨”和“米轨”的衔接问题。澜沧江—湄公河航道并非全程安全、适航，存在很多险滩、暗礁，有些地段通航危险，限制了上下游国家间的航运贸易与人员往来。与此同时，沿线的跨国犯罪猖獗，2011年10月“湄公河惨案”的阴影至今仍未完全散去，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在航道上还时而与沿线匪徒发生枪战，航船货物与人员安全仍存在一定隐患。因此，航道的继续疏浚与打击犯罪任务艰巨，需要新的机制投入更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关于老柬边境的湄公河“断层”问题，老柬专家认为可以通过“建坝提闸”等现代技术克服地理障碍，实现航道的全线贯通。泰国非常希望中泰铁路早日动工并尽快建成，缅甸则希望新机制基础设施项目能更好地服务其经济发展。老挝、柬埔寨尤其希望加强其国内的路桥建设，缓解交通基础设施滞后带来的瓶颈制约;加快输变电网建设，将其趋于饱和的水电产能转移到急需用电的国家。老挝对中老铁路寄予厚望，期待该铁路建成对于老挝农产品外运和泛亚铁路网建设的积极促进作用。

另外，流域国家诸多边境口岸的道桥基础设施差，没有做到六国通关手续一致或者相互认可彼此的通关手续，通过跨境口岸的一国货车经常要在口岸卸货，再把货物重新装上对象国的货车继续运输。即便进入他国境内，外国货车的行驶范围也不大，限制了物流效率，增加了成本。

第五，在贸易方面，流域各国间的边境贸易或跨境陆路贸易较活跃，不过中国西南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市场容量有别，对邻近国家的贸易带动力也明显不同。比如，泰国与广东的贸易量比其与云南的贸易量大很多。很多人建议，在中国与其他国家边界地段建立跨境自由贸易区和经济合作区。另外，建议中国能进一步放宽对来自东盟国家农产品进口的配额限制，如很多中资企业在越、老、柬、缅种植水稻，但当地市场狭小，超过配额部分无法出口到中国，面临卖不出去的现象。

第六，在投资方面，五国很多人士包括当地中资企业都认为，中国与其他五国的经济关系进入直接投资的新阶段。五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政策优惠，投资环境总体较好。尤其是越南，实行“四免九减半（四年免税、第九年征收一半）”的优惠政策，在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将会带动以纺织业为主的各种产业扩大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机遇大于挑战。有人认为越南今后将迎来制造业发展的“黄金十年”。

当然，中资企业在这些国家的经营也遇到问题。中企人员对当地国情、文化、法律、语言等了解不够、不适应，经常碰壁，有时因为不经意漏缴税款而被罚。沿线五国的基础设施总体比国内差，有关机构办事效率有时较低，原材料与设备配备不完善，大型机械设备维修遇到难题，当地有雇佣当地人的比例限制却又缺乏技术工人，企业生产成本比国内高、销售物流比国内慢。老挝、柬埔寨、缅甸由于法律不健全、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营商成本高，投资风险大。还有很多人指出中国企业的“本土化”程度不够，而日韩企业则做得相对较好。

中企也提出了一些应对思路。泰中罗勇工业园为赴泰投资的中企提供一站式服务，既便利了中企投资申请与经营，也有效规避了很多风险，已经吸引约70家企业，这些企业又为当地创造了一万多个就业岗位。园区带动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已超过15亿美元，实现产值43亿美元，向当地政府累计缴纳税费超过7000万美元。这种中企“抱团发展”模式应该成为“走出去”的有效模式之一。中越合作建设的越南前江省龙江工业园区也是这样，园区管委会为入园企业提供前期服务，降低了入园企业的运营成本和投资风险。中国银行柬埔寨分行为投资柬埔寨的中资企业积极开展落地和接洽工作，事成后才收取费用。

有的中企还建议，国内相关部门和企业应加强协调，在竞标国外项目时，应该借鉴日、澳等企业实行“捆绑竞标”回去再搞“二次分配”的优秀做法，避免单打独斗和相互恶意竞争。民营企业在国外普遍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内保外贷”的条件对于那些在国内没有资产的企业形同虚设。另外，还希望金融机构考虑当地条件，在风险控制和业务范围方面更加宽松，为当地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如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的优惠贷款利率较高，甚至超过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商业贷款利率。

第七，澜沧江—湄公河沿线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存在着跨境走私等“体制外”经济，数量较为庞大，对沿线国家的正常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但这些“体制外”经济是客观存在，也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难以根除，如何让它们转变成合法的“体制内”经济，造福当地民众，是“澜湄机制”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八，流域国家之间原先的政府间合作开展得比较好，但对有关国家跨境边远省份的发展关注不够。澜沧江—湄公河沿线地区多是有关国家的“老少边穷”地区，但也是流域合作的主要平台。这些地区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尤其是“金三角”地区的各种跨国犯罪活动猖獗，对流域六国的整体发展与稳定始终是个隐患。建议“澜湄机制”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打击跨国跨境犯罪。很多人对最近召开的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

篇5：澜沧江湄公河文化

本文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介绍了流域自然条件区域特征、重要的开发行动,分析了各流域国的关注点,及其流域开发中存在的`国家间利益冲突,部门间利益冲突,国家、地方与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出冲突存在的危害和冲突解决的可行性,并就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中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提出具体建议.

作 者： 陈丽晖 曾尊固 何大明   作者单位： 陈丽晖,何大明(云南大学,昆明,650223)

曾尊固(南京大学,南京,210093)

篇6：澜沧江湄公河文化

一、澜湄次区域开发合作的主要机制

经过多年的发展, 澜湄次区域合作已经形成了以GMS高官会——部长级会——领导人会为核心的, 多样、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国际组织参与的合作机制

澜湄次区域合作的第一种形式是由国际组织参与的机制。迄今主要是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 中、柬、老、缅、泰、越六国参加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其主要机构是GMS部长级会议, 自1992年到2009年已先后召开了15次部长级会议, 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最重要的国际合作开发机制。此外, 根据2008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老挝出席“GMS经济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时的倡议, 2009年2月首届“GMS经济走廊论坛”在云南昆明召开, 该论坛将为提升GMS经济合作层次, 加强和促进经济走廊沿线政府间和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及对话交流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东盟“10+1”合作机制

澜湄次区域合作的第二种形式即1996年由东盟发起的东盟十国 (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 与中国的合作机制。该机制通过《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框架协议》, 正式形成了东盟——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合作机制, 其主要机构是东盟十国和中国的领导人会议, 从1997年到2009年已召开过12次领导人会议。

次区域内双边、多边合作机制。

澜湄次区域合作的第三种形式是由次区域几方而不是全部成员参加的合作机制。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10+1”框架下, 中国先后与次区域多个国家建立了务实推进合作的双边合作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次区域内其他5国之间及次区域5国和区域外国家如印度和日本也存在着类似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

GMS合作以项目为主导, 根据次区域成员的实际需求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GMS建立17年来, 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旅游、农业、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九大重点合作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截止2008年底, 贷款和赠款项目共开展41个, 总投资约110亿美元;技术援助项目179个, 总投资约2亿美元。2005年, GMS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以来, 中国政府进一步推进了与GMS的合作, 并在各种协调机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交通、能源、电信、环境、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旅游、贸易、投资等九大重点领域深化与GMS各国的合作, 并不断推进卫生、禁毒等其他领域的合作,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中国参与澜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尽管中国在参与GMS合作过程中取得了显著进展, 为次区域各国带来了利益, 推动了区域的繁荣和发展, 但是, 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一) 基础设施仍不够完善

尽管云南省在参与次区域交通项目的建设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是, 由于自身经济实力不强, 相对发达地区, 云南省铁路运力不足、公路等级不高、航运开发滞后、仓储物流设施落后、大型物流企业缺乏的问题仍很突出。同时, 云南省口岸大多位于贫困地区, 地方用于边境口岸建设和维护的资金十分有限, 导致地方支出的边境口岸建设和维护资金无以为继, 严重挫伤了地方的积极性。

(二) 中国在GMS合作中的地位面临威胁

首先, 东盟及澜湄次区域之外的国家不断介入, 造成了多头竞争的局面。部分发达国家, 特别是日本, 以支持次区域5国发展为名, 离间我国与次区域国家的关系, 有意牵制中国, 削弱中国在GMS合作中的影响力。第二, 次区域内5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在澜湄次区域合作机制外又建立了一些次区域合作机制, 如印度和次区域5国共同参加的“恒河——湄公河合作”机制等, 这些合作机制从一定程度上将中国边缘化, 其中的部分合作项目还与GMS合作存在交叉, 对本就不充分的人力、财力造成了浪费, 也干扰了GMS合作机制的运行。第三, 次区域各国在合作中既加大了对我国的依靠, 又对我国加以提防。泰国、越南都力图成为次区域的经济中心, 对中国在次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不满, 越南还在一些合作会议中散布对我国不友好的舆论, 损毁我国声誉, 对我国在次区域合作中发挥主要作用带来麻烦。

在亚太地区, 区域外国家对次区域开发的介入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对澜湄次区域合作的介入中。由于次区域地理位置重要、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大, 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韩国及一些欧洲国家纷纷向澜湄次区域渗透, 介入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如日本向次区域投入15亿美元援助其开发, 并直接加入GMS合作中的“东西交通走廊”建设。其他国家也正以不同方式和途径介入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三) 流域上下游国家间对水资源管理利用存在矛盾

中国位于澜沧江——湄公河上游, 在水资源利用管理等方面处于天然的主动和优势地位, 下游国家往往只能被动的承受上游国家在开发利用水资源方面造成的影响和后果。对于澜沧江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 下游国家存在一些误解, 认为中国的水电开发 (修筑大坝) 会影响澜沧江-湄公河的径流水量, 破坏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 影响下游居民的生计, 还会给下游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威胁。而中国认为, 在澜沧江修筑大坝不仅是为了发电, 还有利于控制整个河道的水流, 避免大涝大旱的发生, 从而为下游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带来保障。同时, 由于澜沧江水资源仅占全流域的16%, 因此, 对河流水量并不会产生较大影响。由于上下游国家对水能开发利用的观点差异较大, 中国与下游国家在水资源的管理利用合作难以开展, 同下游国家仍没有一个全面的开发利用水资源协议, 中国与越南、柬埔寨等下游国家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上矛盾仍较为尖锐。

(四) 滇桂两省区间的协调尚需加强

在参与GMS合作的过程中, 云南、广西两省区之间缺乏协作机制, 也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主导部门协调两省区间利益, 导致两省区在市场获得、项目争取、目标制定等方面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 造成了资源浪费, 也不利于中国在GMS合作中形成合力。与此同时, 滇桂两省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自身财力不足, 迫切需求外来资金, 而两省区又在地理位置、资源条件等方面存在诸多共同点, 更加大了两省区间协调的难度。

(五) 通道存在“通而不畅”现象

从制度建设看, 尽管昆曼公路已经建成通车, 但是由于次区域各国间扩大货物贸易的绿色通道建设、检验检疫证书的相互认可、口岸间信息共享、银行间结算机制、一站式通关等方面的实现还有待时日, 特别是商务旅行人员出入境困难, 给企业参与次区域合作造成了极大的不便。GMS通道物流便利化程度仍较低, 物流费用高昂, 耗费时间较长, 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生产要素在通道沿线区域内的流动。

从产业结构看, 作为中国参与GMS合作的先导者, 云南省各级政府一直积极参与和推动澜湄次区域合作, 也积极鼓励各类企业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但云南省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外向度不够、企业规模小, 产业结构以资源型、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为主, 与次区域国家对工业制成品、食品及其他轻工产品的旺盛需求存在矛盾。统计资料显示, 目前经过昆曼公路出口到沿线国家的商品中, 85%产自云南以外地区。而云南省处于中国运输网络末端, 物流成本高, 产业结构不合理, 使产品供需双方难以进行良好互动, 造成了通道物流能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

三、新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 机遇

1、“印度洋出海通道”战略的提出

我国“印度洋出海通道”战略提出通过铁路串联起中国昆明与缅甸皎漂港 (印度洋港口) , 不但使中国国际海运能够绕过马六甲海峡, 还可以沟通印度洋沿岸国家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路, 促进印度洋沿岸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有利于我国发展与这些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架起东南亚国家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桥梁, 为我国在GMS合作中维持主导地位奠定重要基础。

另外, 近段时期内缅甸及南亚一些国家政局出现动荡, 这些国家政局不稳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国内因素, 另一方面则是霸权国家的干涉。“印度洋出海通道”战略可以通过发展贸易加快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使其实现经济独立, 以摆脱霸权国家的干预, 实现印度洋沿岸地区真正的和平发展。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和平有助于周边区域的稳定和发展, 增加市场需求、提高投资者信心, 为GMS合作提供新的平台和市场。

2、金融危机呼唤区域合作

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亚洲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 中国经济出现减速, 日本经济陷入衰退, 亚洲其他主要经济体及次区域国家经济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进入低迷。从历史经验看, 每一次大的经济动荡都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从现实看, 随着危机的加深, 为了尽可能减小欧美经济衰退带来的不利影响, 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 亚洲国家在贸易、投资、货币等方面都有了更深层次合作的需要。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区域合作机制之一的GMS合作, 国家间贸易互补性较强、对投资需求旺盛、对人民币接受程度较高, 也因此获得了加速合作进程、深化合作内容、拓展合作范围的历史机遇。

3、次区域合作机制化建设趋于完善

1992年澜湄次区域合作启动以来, 机制化建设不断加强。机制化建设的不断完善, 使六国的合作有了制度上的保障, 有助于中国站在国家层面考虑与次区域国家的合作, 提高合作的高度并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进一步加强

2002年中国和东盟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中, 澜湄次区域合作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五个重点合作领域之一。澜湄次区域不仅是次区域国家间的合作, 而且成为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的合作, 这使澜湄次区域合作有了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特别是自金融危机蔓延全球, 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的背景下, 中国和东盟均认为, 只有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 才能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和冲击。在2008年10月召开的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 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均表达了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 这意味着中国——东盟双边合作将进一步加强。2009年8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签署, 自由贸易区将在2010年正式运行, 这将为中国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参与GMS合作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 挑战

1、发展基础相对薄弱

与东亚其他地区相比, 澜湄次区域发展水平较低、贫困人口众多、资金缺口较大等问题较为突出, 导致基础设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人力资源不能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产业发展难以为继等问题, 实现澜湄次区域的发展与繁荣依然任重而道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资金缺乏、人口素质较低仍将是GMS合作和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

2、外部形势复杂多变

从国际形势来看, 2008年以来,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诸多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石油、粮食价格不断波动, 美元持续贬值等, 都不可避免地给次区域经济合作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参与澜湄流域开发合作建设, 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越来越大, 外部压力和挑战也不断增大。复杂的国际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参与澜湄流域开发合作的经贸合作进程。

从次区域内部来看, 澜湄流域开发合作的国家中, 有的成员国存在经济政策多变, 投资经营环境不稳定, 已公布的贸易投资保护政策难以执行和落实, 对外经贸存在不对等情况, 并且对进出口商品和投资限制过多。有的成员国经济不景气, 偿付能力弱, 尤其是周边国家经济落后, 外汇严重短缺, 支付能力低下, 拖欠货款和工程款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旦产生经贸纠纷后缺乏有效和必要的司法仲裁手段。一些国家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外部社会矛盾, 这些问题对中国参与澜湄流域开发合作建设, 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西方国家也正在加紧实施重返东南亚的战略, 加大澜湄次区域开发合作的援助, 力求改善关系, 并且已取得实效。如越美关系改善, 新加坡寻求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台湾在次区域合作国家也已有大量的投资和贸易合作。

3、GMS合作发展层次较低

中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属于低层次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区域内各国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 导致经济一体化组织难以形成有较强约束力的体制。经济欠发达国家为了避免来自较发达国家商品的冲击, 保护其脆弱的民族产业, 在各种谈判中希望达到各种保护。因此, 在自由贸易区谈判中, 不得不兼顾欠发达国家的现状, 在目标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采取分阶段、分步骤地执行和实现其最初的设想, 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关税减让计划的实现和建立统一的市场带来影响。

另外, 由于成员国社会经济制度存在极大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较不平衡, 使得成员国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员跨境流动、海关制度、检验检疫标准、工商法规、交通运输管理等方面协调困难, 较难实现较高层次的合作。

四、发挥云南优势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的基本目标与政策取向

云南是中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的主体, 与次区域的三个国家接壤, 在历史上就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门户。便利的地缘优势和传统的人文渊源, 资源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的互补性使云南成为中国与次区域和东南亚国家合作的重要载体。由于地理位置邻近和便利的交通, 使投资和贸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降低, 增大相互投资和各个领域的合作力度。云南省通过澜沧江——湄公河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相连, 并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邻近, 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陆路桥梁。通过泛亚铁路, 昆曼、昆河、昆仰公路的建设和湄公河航道的改善, 云南将成为中国通往次区域和东南亚国家的陆上国际大通道。同时, 云南是第八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确定的次区域“三纵两横”经济走廊中三条南北经济走廊的起点, 在次区域合作和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一) 基本目标

以中国参与澜湄流域开发合作建设为契机, 在次区域合作的框架内, 认真贯彻GMS第三次领导人会议精神, 进一步加强与次区域国家的全面合作, 高度重视“云南——泰北合作机制”、“云南——老北合作机制”的作用, 进一步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发挥资源优势, 积极推进产业合作;促进便利化进程, 扩大贸易与投资往来;进一步加强科技、教育、卫生、环境及禁毒等方面的合作;努力拓展合作领域, 深化合作机制, 促进次区域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按照“服务澜湄流域开发合作、服务次区域、服务泛珠三角区域、服务全国”的目标, 继续完善合作的软、硬环境, 积极搭建中国与次区域国家合作的桥梁和平台, 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经济贸易和友好往来枢纽, 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在推进次区域的合作进程中, 云南应积极构建五座合作桥梁和搭建五个服务平台。五座合作桥梁即:经济贸易合作桥梁;投资开发桥梁;产业合作桥梁;科技文化桥梁;友好交往桥梁。五个服务平台即:信息服务平台;贸易合作平台;金融服务平台;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平台;公共事务合作平台。

(二) 政策取向

云南省参与澜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的政策取向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连接, 水能、矿产、生物资源等优势资源开发合作, 旅游、贸易与投资、烟草等比较优势产业合作, 以及为持续合作准备的人力资源开发, 禁毒替代发展合作等方面。

(1) 交通建设合作。尽快改造和修建昆明至河口出境的准轨铁路, 同时在河口建铁路换装站;完善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建设, 理顺国际航运收费等管理问题, 提高运输效率。争取开通红河国际航运线路、中缅陆水联运线路;争取开通昆明与合作各国首都、主要工商业城市、旅游中心的空中航线。把昆明新机场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国际枢纽机场。

(2) 优势资源开发合作。积极配合国家做好《大湄公河次区域政府间电力贸易协定》的落实, 推进签署商业电力贸易协议;推进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周边国家建设跨境电网, 发展电力贸易。与国际河流下游国家在互利的原则下加强水文资料、水资源利用方面的合作及人员培训;充分发挥云南及周边国家矿产资源丰富和资源互补的优势, 以及云南在冶炼加工、勘探、采选矿、科研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共同开发矿产资源, 开拓矿产品市场, 从整体上提高次区域国家矿产业水平和实力。

(3) 农、林业及生物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前提下, 发挥资源、技术和区位上的优势, 在种植、养殖、病虫害防治与监测、农产品加工及贸易等方面与次区域各国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进行林业合作, 大量植树造林, 培育不破坏生态环境的速生丰产林、橡胶等经济林, 增加珍贵木材数量;共同建设国际河流的防护林体系;合作建设木材加工企业, 减少初级产品和原木的出口;合作进行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4) 旅游合作。次区域已经逐步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旅游是次区域合作发展的“先导”领域。要通过旅游业的合作与开发, 建成一批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世界一流的旅游景区景点, 以旅游带动商品、资本、技术等的流动, 推进中国大西南与中南半岛旅游合作圈建设, 最终形成中国—中国参与澜湄流域开发合作旅游合作圈。进一步开放和简化旅游者进出境手续, 力推五年内实现次区域内的旅游单一签证制。

(5) 贸易与投资合作。加强云南产品向东南亚出口, 重点开拓卷烟、医药、农副产品、化肥、机电产品、矿产品市场;积极扩大次区域国家产品进口, 重点增加原油、矿产品、热带水果蔬菜、水产品、天然橡胶、林产品及动植物药材等进口;在国际高等级公路、泛亚铁路、航运基础设施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次区域国家开展投资合作。与次区域国家开展资源开发投资合作, 重点是水电站、跨国输电网、水利工程建设投资合作, 油气、金属矿、非金属矿勘探开发及机械工业、加工业等其他工业生产基地建设投资合作等。

(6)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开展面向周边国家的职业技术培训合作。开拓东南亚教育市场, 扩大云南高等院校招收次区域国家留学生数量。开展云南与次区域国家之间规范化的劳务交流与合作。

(7) 禁毒替代发展合作。合作制定罂粟种植区替代产业发展规划, 推进替代产业发展项目。合作研究、开发和推广配套实用技术, 为替代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联合实施教育和技术培训, 开发人力资源, 提高当地群众的生产技术水平。

五、构建我国在澜湄次区域发展的机制

把大西南联合参与澜湄次区域开发作为西南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协调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由经济协调会进行部署和协调。一年一度的经济协调会, 邀请各方从事次区域合作的部门、单位的代表和专家参加, 共同商定次区域合作开发方面的问题。鉴于次区域合作开发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应在经济协调会下设立常设机构, 负责研究提出合作开发的规划、计划、项目, 拟订合作开发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检查督促合作开发项目的执行, 以及与国内外的联系和合作开发信息的收集、服务等。常设机构建议设在昆明, 由云南省政府经济协作办、云南省澜协办和其他五省区市六方驻云南办事处组成。

1、构建对话机制。在经济协调会下设立“大西南联合参与次区域开发论坛”, 其宗旨是就次区域合作开发中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邀请国内和东南亚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进行交流, 以加强沟通, 促进技术、人才、资本、信息的交流与合作, 建立大西南联合参与次区域开发的支撑平台。“论坛”可由云南省澜协办和云南省经协办联合举办。

2、构建企业联合机制。企业是大西南联合参与次区域开发的主体, 为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 让西南地区的企业走出国门, 开拓次区域国家的市场, 建议由云南省经委牵头, 联合云南省澜协办及六省区市七方经协办, 建立由已进入和有兴趣进入东南亚市场的企业家参加的“面向东南亚市场企业家联谊会”, 以交流经验、沟通信息、开阔眼界、培养人才。同时, 建立面向市场, 服务企业的中介服务机构, 加快云南省澜协办创办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信息中心”的建设步代, 为大西南的企业、科研单位和管理部门参与次区域合作开发提供中介服务和信息服务。

3、构建市场机制。面对我国加入WTO, 以及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自由贸易区不久就要运行的现状, 次区域国家市场竞争将趋激烈。大西南联合参与次区域开发,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有所作为。要努力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内资、外资、合资, 以及国有、集体和私有经济参与次区域开发都要一视同仁。对大西南各方到云南、广西兴办次区域合作的企业和投资者, 云南、广西应给予“省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