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结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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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基本结构论文范文

法治文化的深层结构与基本判定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法治文化开始大范围地进入法学界的视野。文化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分，分别指向文化的思想观念内核以及相配套的制度、行为、组织、物质等。相应地，法治文化也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别，其中，法治文化的深层结构指向了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全民守法的法治观念、保护权利的文化取向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构成法治文化的核心要义。

[关键词]

法治文化；深层结构；法律至上；权利；公平正义

[文献标识码]A

“法治文化”本不是一个热门的法学话语。长期以来，“法律文化”一直是法学界关注的焦点①。“法治文化”开始大范围地进入法学界的视野，是在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之后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和部署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决定》指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由此，“法治文化”开始前所未有地被学术界普遍性地关注和研讨③。

“什么是法治文化”，这是法治文化研究的前提；而“法治文化”的界定又与如何认识“文化”有关。文化本身就是多语义的，有学者甚至总结出一两百种含义[1]（P12）。一般认为，文化也可以被概括为“三种文化观”：文化既可以在广义上被认为是自然界外的人造物，即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又可以在中义上被认为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即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还可以在狭义上被认为仅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2]。进一步看，文化可以分为两层结构：文化的深层结构，仅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是文化的内核；文化的表层结构，是文化内核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载体，是与思想观念相配套的制度、行为、组织、物质等。相应地，法治文化也可以分为两层结构：法治文化的深层结构，即法治文化的内核，主要包括法治精神、法治观念、文化取向、价值追求等；法治文化的表层结构，即法治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载体，主要包括与法治文化内核相配套的法律制度、法律行为、法治设施等。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要义，事实上就是其深层结构为何，是狭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描述。正如张文显先生所言：“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精神构成。”[3]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要义主要关涉了法治视野中社会群体的内心活动。笔者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要义概括为四个方面：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全民守法的法治观念、保护权利的文化取向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一、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

“法治是一种规则之治。”不论我们如何描述法治（rule of law），围绕“规则”的意识形态始终是法治认识的核心。把握法治，首先就是关于如何认识规则、认识宪法法律的问题。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首先就是要求具备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是法治时代的产物。与迷信崇拜权力或克里斯玛型人物的人治精神不同，法治精神推崇宪法法律至上，与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政治民主、价值多元等相配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第一要义④。法律至上，顾名思义，是指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中，宪法法律具有至上的效力和权威。换言之，就是人们在思想深处认识宪法法律，尊崇宪法法律，将其摆在至上性的位置：任何权力都要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行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宪法法律是纠纷解决的最后底线。

（一）宪法法律在权力之上

“宪法法律在权力之上”意味着任何权力都要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行使。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因为拥有一定的资源或者优势而具有的支配他人或者影响他人的力量”[4]。在终极意义上，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又由人民来行使。法律，是记载权力和授予权力的关键文本。通过宪法法律，人民将权力赋予国家机关，由其代为行使。我国《宪法》第二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同时，人民也通过宪法法律，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监督权力的运行。我国《宪法》第三条就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在权力配置的意义上，公权力可以大致分为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国家机关也分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据宪法法律规定，不同国家机关具有不同的权力行使范围。一种权力不能越界到其他权力领域，更不能越界到社会自治领域。这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要求，也是权力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虽然从权力属性上看，公权力是中性的、非人格化的，其本身并没有价值立场。但是，人都是主观的，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利益立场。由于人性的弱点，公权力的行使主体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很容易偏离公益取向，超越法定的边界。正如法国学者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方才休止。”[5]（P154）因此，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体现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必须将宪法法律置于权力之上，将任何权力纳入宪法法律的框架。这正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之用意所在。

（二）宪法法律在任何组织、个人之上

“宪法法律在任何组织、个人之上”意味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法律。社会是由各种组织以及个人组成的，不仅包括国家机关、政党、社团组织等组织化主体，还包括公民、无国籍人、外国人等个体化主体。无论是何种主体，也无论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内活动。我国《宪法》第五条就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带头在宪法法律内活动，依法执政、依宪执政，这是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专门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指出：“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可以说，党能否带头在宪法法律内活动，是法治精神能否实现的关键。

（三）宪法法律是纠纷解决的最后底线

“所谓法律至上性最终表现为司法成为各种法律争端与讼案的最彻底、最权威即最具有约束力的裁处方式。这是因为，司法是解决法律争端与讼案的最文明、最公正因而最可信赖的法律机制。”[6]（P184-185）与其他社会规范相比，通过司法凸显的法律规范具有终局性的特点。对于一个纠纷，只有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才具有终局效力；相对而言，道德风俗所作出的社会舆论判断、社会团体内部所作的内部处分决定、甚至立法机关所作的事前行为预设、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执法行为，都只是暂时和待定的。因为在制度设计上，司法针对前者所述的纠纷判断失误，均有相应的救济渠道，从而在终局意义上结束纠纷。比如，针对社会舆论造成的评价降低，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纠正；针对体育团体内部的禁赛处罚，可以通过相关诉讼予以改变；针对立法的失误，可以通过违宪审查废止或者修改立法；针对行政执法错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改变既有行政处罚。而一旦司法对某个纠纷作出生效裁判，除非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案件就终结了，任何力量（包括案件当事人、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都不得动摇、改变乃至推翻司法裁判。此时，诉讼两造争议的权利义务由不确定状态转为确定状态，从而彻底地定分止争。在这背后，国家强制力为司法终局性而背书，惩罚任何破坏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的行为。

二、全民守法的法治观念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定义的重要内容[7]（P199）。“普遍的服从”的全民守法观念，在法治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明确了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之后，全民守法就成为了必然接续。如果说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体现了人们认识法治、推崇法治的精神状态，那么，全民守法的法治观念则体现了认知之后的观念形态。全民守法的动力源自人民对法治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离不开全体人民对宪法法律的主动性遵守。全民守法的法治观念，是一个系统性的范畴，包括多个要素。

（一）理性主导的全民守法

从古至今，理性这一概念在揭示法治观念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古代中国，“理”被视为法的核心价值，往往强调法要合乎客观世界的“天理”，具体讲就是要符合个人安身立命之理、家庭宗法人伦之理以及国家大道为公之理。我国宋代大儒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就曾说：“法者，天下之理。”在西方，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也说：“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真正且首要的法律就是至高无上的朱庇特的正确理性。”[8]（P180）自启蒙时代以来，各法学流派也都强调理性之于法的核心作用。在很多思想家看来，理性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的主体性方式，也是现代法治建构的主体性基础。在当今中国，张文显先生就直言：“法治文化必然是一种理性文化、理性精神。”[3]

作为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守法法治观念的形成，离不开理性的塑造。人们在面对宪法法律的时候，需要理性精神主导，克服过去对人治的蒙昧、盲从，尤其是对克里斯玛型领袖人物的盲从，将这种对特定“人”的盲从转移到对宪法法律的理性认识和理性遵守上来。“人之为人”，是这种理性精神的最好注脚。每个社会成员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独立，并自主执行意志，作出科学合理的选择，而不是丧失个人选择能力的“乌合之众”。人们自主选择遵守宪法法律，遵守法定权力，接受国家机关的治理，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法定框架中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因此，理性主导，是现代法治的重要运行模式，是全民守法的重要前提。

（二）主动认同的全民守法

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的主动维护。全民守法的法治观念，在应然状态下要求人们对宪法法律的接受态度是主动性的、自觉性的。这一判断，其理论基础是英国著名法理学家H.L.A.哈特对规则（rule）认识的两种进路——外在观点和内在观点之分。“外在观点”的规则，是指规则的遵守动力来自于规则背后的强制性力量，人们因为惧怕不遵守规则所带来的惩罚，从而“被强制地”（be obliged）遵守规则。“内在观点”的规则，是指规则的遵守动力来自于人们对规则的内在认同，从而“负义务地”（have an obligation）主动遵守规则[9]（P84）。

在法治文化中，人们之所以遵守宪法法律，更多地应该是来自于内心对规则本身的认同。虽然，通常意义上，在“外在观点”之下，人们遵守宪法法律，是因为基于对违法犯罪后民事制裁、行政处罚乃至刑罚的预期和恐惧，不希望受到国家强制力的相应制裁，从而遵守宪法法律。但是，通过我们的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人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行为规范的宪法法律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其制定过程符合民主的原则，由人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作为裁判规范的宪法法律，其运行过程符合程序的要求，能够公平公正地处理纠纷。基于此，人们就会以“参与者”的状态进入。在“内在观点”之下，人们内心主动认同宪法法律，信仰法治，自觉遵守法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三）人人平等的全民守法

全民守法，意味着宪法法律要平等地约束所有人的行为，即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宪法法律，任何人都不允许有例外。从古到今，这种观点并不鲜见。先秦法家著作《韩非子·有度》中就曾言道：“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西方，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就明确记载了“人人生而平等”；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又确认了“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马克思也曾指出：“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10]（P139）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守法的范畴内人人平等，是世界各国法治文化的常识和共同观念。

人人平等的全民守法，至少包括以下四层含义：第一，平等保护，任何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法都予以同等保护；第二，平等遵守，任何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法的权利，履行法的义务；第三，平等适用，法对于任何公民都一律平等地适用而无因人而异的区别对待；第四，平等制裁，对于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予以追究或处罚，任何人都不得享有违法犯罪而不受应有制裁的特权。以上所称的社会成员，他们在法律面前均不因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居住期限、财产状况、政治态度和政治面貌的不同而有所差别[11]（P305）。当然，这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在对待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上，法律运行上有一定实体意义上的修正和矫正。

（四）领导干部带头的全民守法

“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在中国当下的法治语境中，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是否带头守法，是全民守法观念能否实现的重要表征。从法治理论上看，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不是“天赋之”，而是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是否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在法治之下干事创业，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能否普及的关键。

这既与中国历史上的清官传统有关，也与当前的法治实践需要有关。一方面，从历史看，老百姓对清官文化十分推崇，一个地方的官员是否能够清廉用权对当地老百姓的守法状况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从现实看，我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阶段，后发国家的“追赶者”姿态，决定了往往都是政府通过强大的行政权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加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这种特殊的历史际遇决定了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容易“越界”，自身权力边界不清，权力交叉模糊，对自治范畴干预过多，容易导致“该管的事情没人管，不该管的事情抢着管”。领导干部切实做到带头守法，可以有效地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氛围。

三、保护权利的文化取向

在法治的视野里，人具有终极目的性，因此，法治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归根到底是要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为目的。在法治国家的建构中，是否能够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程度如何，是衡量法治建设成效的核心指标。有学者就曾直言，保障公民权利是评价中国法治化的核心指标[12]。对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而言，其基础是权利本位，其文化取向是以权利保护为依归。

权利的背后是利益。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不同的主体其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法治文化认同需要对不同利益进行整合与平衡。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不同的利益是否都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冲突，这都需要一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人们在利益面前彼此竞争、妥协，通过宪法法律的静态设定和动态运行，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学会在自我实现的同时尊重他人意志和价值，权利取向成为利益的协调方式和协调结果。有学者把这种现象归纳为“人们对法治文化的一种‘相互承认’，是民众对法治文化的‘重叠共识’”[13]。从实践看，现代法治不断强调要从单一权力视角转向多元利益互动，立法权力要实现分化与下沉，行政执法过程中要更注重公民参与、相对人的知情和同意，司法过程中要更注重对人性尊严的保障，并在多元利益博弈与平衡中技术化地促进权利保障。

法治文化，事实上是一种权利文化，是利益视阈中的群体性共识。

具体而言，法治文化的权利保护取向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对公民生命权、自由权、政治权利、平等权、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各种权利的保障。择其要者，在中国的语境中，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重点实现对以下权利保护的取向⑤。

（一）尊重自由的文化取向

除了生命权之外，自由权是法治文化中最应该保护的权利⑥。但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4]（P8）。自由是人类相对于环境的一种特定状态，人们天生有摆脱束缚、向往自由的倾向。自由权对于个人自我意识的表达、个人潜在能力的提升以及个人现实发展的促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每个人都十分珍视自己的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天性的装饰品而否定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15]（P456）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但是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这就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自由，就越需要相应保障机制的介入。

自由权，可以细化为精神自由权（包括思想良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学术研究自由、表达自由），人身自由权（包括不受国家非法的任意逮捕的自由、不受奴役的自由、住宅自由、迁徙自由等），经济自由权（包括职业选择的自由、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营业自由、契约自由等）[16]（P169）。对我国当前而言，有些自由权特别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文化层面有待进一步倡导。比如，对户籍制度改革背后迁徙自由权利的保护；再比如，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背后公民知情权的保护。只有在结合国情的前提下尊重公民的自由权，保护权利的法治文化取向才能更鲜明，因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7]（P67）。

（二）保障民主的文化取向

从词源上看，“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由demo和kratia组成，前者意指“人民”“地区”，后者意指“统治”“权力”，合在一起即为“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权力”[18]。一般看来，民主被界定为根据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依照程序治理国家的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就曾指出：“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9]（P201）毛泽东也曾指出：“我们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20]（P383）这些论述都指向了民主的真谛。

民主制度是一种整合性制度，民主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文化。保障民主的法治文化，需要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相互协调、有机统一，不可偏废，也不能脱离实际。在我国，根据宪法法律规定，与民主相关的有许多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的权利，监督权等。从近些年来披露的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选举贿选案等反映出的情况看，我国民主政治的相关权利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在文化层面还需要进一步倡导。在我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保障民主的文化取向的关键。尤其是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过程中，更需要根据法定程序汇聚民意、听取民意、反映民意、维护民意。

（三）保护财产的文化取向

如何面对财产，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课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是国家的”，除了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等公有财产之外，私有财产并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私有财产具有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如何面对财产、保护财产，就具有了更现实的意义。我国《宪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分别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对于公民而言，其财产性权利主要包括：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有体财产权，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无体财产权，以债权、继承权等为内容的其他财产权[21]。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在当前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需要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具体而言，国家要保护企业以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要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要正视市场经济带来的财产性权利保护问题，从文化层面予以科学引导。

四、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文化是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层面上的描述。毛泽东就曾直言：“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20]（P694）价值是客体之于主体的意义。价值与文化都是意识观念上的重要概念。法治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11]（P11-49）。法治价值是法治文化在哲学意义上的重要反映，反映了法治建设的目标。

（一）“公平正义”代表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

从古至今，正义与法就从未分离。在中国，早在先秦文献中也有“正义”之说。《论语·颜渊》就有“政者，正也”，《孟子·离娄上》就有“义，人之正路也”，《荀子·正名》就有“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的说法。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正义一词来源于女神狄刻的名字，狄刻是正义的化身，主管对人间是非善恶的评判，她是宙斯与忒弥斯之女，忒弥斯是司法律和秩序的女神[22]。古罗马法学家也说：“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23]（P5）甚至有学者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绝不妥协的。”[24]（P1-2）现在，英文“Justice”一词就同时兼有正义、司法两种涵义。

公平与法也息息相关。《墨子·天志下》说：“义者，正也。”《说文解字》中对法的解释，也有“公平”之意，即所谓“平之如水”。可以说，主张对“同类主体或者事项的同等公正对待”的公平，是正义的另一面，是正义这种终极价值的某种具体化。在日常语义使用中，我们往往把“公平正义”合起来并用，来代表法治的基本价值。因此，“公平正义”就代表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

（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宪法法律是纠纷解决的最后底线，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司法的终局性对法治至关重要。相应地，司法裁判案件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件当事人对司法以及国家法治的评价，间接关系到案件旁观者对司法以及国家法治的认知。可以说，司法的公正与否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形成关系重大，进一步讲，司法不公将会对社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价值破坏。英国思想家培根就曾告诫我们：“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25]（P193）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事实上就是让当事人在主观上最终认同司法裁判结果，拥护司法裁判结果。

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为了推进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实现，有一项工作殊为重要，即司法的独立性。在中国语境中，司法独立被表述为“独立行使审判权”和“独立行使检察权”，分别意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均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司法改革针对保障司法的独立性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探索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这都是促进法治文化公平正义追求的重要举措，应该得到进一步细化落实。

（三）通过强调程序的独立价值彰显公平正义

在法治的语境里，程序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步骤来作出法律决定的过程[26]。在应然的状态下，法律程序的设置往往是为了更好地听取争议各方的意见，进而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作出让当事人理解或认同的裁判结果。在这样的程序设置中，处于平等地位的个体可以按照要求参与讨论，通过充分、平等的意见交流，从而使更多人的意见得以表达，进而使最终决策尽量符合更多人的利益诉求，得到尽可能多的人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时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此，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非实体化地“排除恣意因素，保证决定的客观正确”，具有独立性的价值。程序正义在立法、行政、司法中都有十分重要的体现，甚至可以说，其体现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遗憾的是，在我国长期的法治实践中，普通民众往往更追求强调定分止争、权责明晰的实体正义，却忽略了程序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要素之于法治的意义。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程序的独立性价值，凸显程序正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很多关于强调程序独立价值的内容，在党依法执政、立法、行政执法以及司法等方面，均有大量的篇幅加以论述。可以看到，程序正义是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法治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注释：

①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律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命题开始受到法学界的关注。潘汉典先生翻译的美国匹兹堡大学李·S·温伯格、朱迪思·W·温伯格两位教授《美国法律文化》一文，刊登在《法学译丛》（现为《环球法律评论》）1985年第1期上，这可能是法学界对“法律文化”命题最早的独立性触及。稍晚，孙国华先生在《法学基础理论》讲义中对“法律文化”进行了专门阐述。自此，法律文化问题开始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在此之后，梁治平先生先后发表的《比较法与比较文化》《比较法律文化的名与实》《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武树臣先生发表的《中国法律文化探索》，郑成良先生发表的《论法律文化的要素与结构》，张文显先生发表的《法律文化的释义》，杜万华先生发表的《法律文化在立法中的应用》，刘作翔先生出版的《法律文化论》《法律文化理论》等文章著作，将“法律文化”研究系统性地向前推进了。

②从论文发表数量看，以“法治文化”为相关题目的论文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后的2015年达到了历年文章发表量的峰值，经在cnki题名检索共327篇，而之前五年（2000-2014年）的论文数量分别是83、108、193、177、206篇。

③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从形式意义上并无太大的差别，但是，在价值意义上，两者却有本质差别。法律文化是一个中性概念，可以描述古今中外各种法律世界，无论其是好是坏、是先进还是落后；而法治文化为价值概念，与法治（rule of law）这种治理模式有关，仅包括人类先进的、进步的法律文化类型。因此，法治文化属于法律文化的下位概念。换言之，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的一支。

④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就把“尊法”放在首位。

⑤公民的权利体系是十分丰富的，都应该纳入法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之中。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有的权利已经得到了共识性的认可，在法治实践中也到了较好的维护，比如生命权。因此，从现实需要的视角看，下文所述的权利是当前法治文化倡导的当务之急。

⑥生命是法治保障的第一价值。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就法律本身而言，只要是世俗的法律，毫无疑问，它必然会用类似的用语将生命价值放在第一位。”参见[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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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云华

作者：石伟

第二篇：音乐教育论文的基本结构

论文的结构是论文内在逻辑的外在形式，是体现事物客观规律和作者写作思路的一种基本格式。每一篇论文都有自己的观点或论点，而观点或论点的正确性要通过严密的推理来论证，所以论文必须具有与相适应的、纲目分明、条理清晰、富有逻辑的结构形式。

由于论文写作目的的不同和论文内容的差异，对论文的结构、格式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从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对论文的要求来说，有的只要符合学术论文的一般要求即可，而有的则提出了相对严格的详细要求。就音乐教育论文的情况来看，其基本结构和一般格式应该包括题目、署名、内容提要、关键词、正文(引论、本论、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几部分。

一、题目

题目又称标题、文题，是论文的名称和主题的标示。题目反映论文的内容，反映作者的立场、观点和对事物认识的深度。题目恰当与否，关系着论文内容或基本观点能否得到凝练、正确的表达。同时，论文的题目影响读者的阅读欲望，影响论文本身的效果。一个好的题目不仅对论文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对于吸引读者阅读与理解文章有着重要意义。

1.确定题目的原则

第一，题目要确切具体。题目应该如实地、有分寸地体现论文的主题，概括文章的内容。如果题目过大，超过了论文自身内容的承载限度，就好比一个小孩戴了一顶成人的帽子，就会使读者不得要领。例如“中国音乐教育的挑战与思考”、“发扬课改精神，全面改革音乐课堂教学”等题目，其涉及的问题过多，比较宏观和复杂，不是一篇论文所能论述清楚的。像这样的题目，完全可以写一本书，而要在一篇文章中把这样庞大而复杂的问题说清楚，很难做到。

第二，题目要简洁精练。是指标题不可太长，字数不要过多。题目应该言简意赅，用高度概括的、凝练的文字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冗长、拖沓、累赘都是论文题目的大敌。论文标题的字数，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一般以几个字到十几个字为宜。题目太长，会造成意思纷乱和理解上的困难，论文主题在题目中也难以突出。此外，题目中应尽量避免出现标点符号或空格等。

第三，题目要逻辑准确。系指应该讲究标题的提炼和推敲。一个好的标题往往是作者智慧、文采和艺术匠心的体现。论文题目或直露，或含蓄，或朴实，或新颖，其基本前提是准确而简练地表意，因此注意逻辑的准确特别重要。像“对音乐师资声乐教育的思考”、“谈‘减负’后‘保质”’、“钢琴教学素质教育”等标题都存在不同的逻辑问题，读来令人费解或不得要领。这些标题应分别改为：“对高师声乐教学的思考”、“‘减负’后应如何保证音乐教学质量”、“素质教育观下的钢琴教学”等。

2.副标题与小标题

根据论文内容的需要，题目既可以是单一标题，也可以采用正标题加副标题的方式。采用正副标题的结构形式，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副标题对正标题的内容和背景进一步加以说明和阐释，副标题往往比正标题更具体，如“走出误区——关于识谱教学的思辨”、“解放、创造、发展——音乐审美教育人学价值透视”;二是一篇论文有一主一副两个方面的论题，正标题标明主论题，副标题标明副论题，如“以唱歌为主的音乐教学体系应该改革——兼谈以欣赏为中心的音乐教学设想”;三是评论性和争鸣性论文，以副标题说明对某人物、事物或观点、现象的评价或商榷，如“音乐课应以音乐为本——对音乐教学过度综合的质疑”、“通俗音乐为什么不能进课堂——与×××先生商榷’’等。

根据论文内容的需要，可以在文中设立若干小标题，其意义在于明示分论点，从各个层面揭示主题。例如论文《音乐教学的审美要素》便设立了四个小标题：①音乐教材的审美因素;②音乐教法的审美原则：③音乐教师的审美规范;④音乐教学环境的审美特征。如果需要，各分论点还可以继续分设小标题，在上例二“音乐教法的审美原则”中，便又分设了情感性原则、形象性原则、欣赏性原则、愉悦性原则、实践性原则、交流性原则等三级标题。

二、署名、内容提要与关键词

1.署名

署名是著作权和文责自负的标志。署名的意义在于体现作者的责任性与权益性：第一，论文通过报刊发表或会议交流的形式成为一种公共品，便会对读者、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文章有无参考价值和积极意义，是否对社会有益，都是作者要认真考虑的。文章一经发表，白纸黑字长留，就有了被长期研究和评论的可能，所谓“文章千古事”，文责自负。所以，为文的态度应该认真、慎重，不可马虎、草率，尽量做到对读者、对事业、对社会、同时也对自己负责。第二，论文通过报刊发表或会议交流的形式进入公共领域后，在负有责任性的同时亦享有权益性，包括著作权和享有稿酬。署名一般应用真实姓名，也可根据需要使用笔名。如果是合作撰写论文，应该按贡献大小排序。

2.内容提要与关键词

内容提要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一般由论题、观点、方法、结论几个部分组成。内容提要应该提供论义的主要信息，目的是让读者在不读全文的情况下，就能获得论文的必要信息，初步判定论文的价值，以确定有无阅读的必要。内容提要的字数一般控制在200—300字之间，其位置放在题目和作者的下面。

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的单词或术语，其作用是为了检索方便。关键词的提炼要在分析论题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概念分解，选出那些最能代表主题内容并具有音乐教育学科专业属性，同时具有较高检索价值的主要词汇。一篇论文的关键词以3—8个为宜，其位置放在“内容提要”的下方。

三、引论

引论是音乐教育论文正文的开头部分，又称导论、绪论，或称引言、绪言。其内容主要是提出问题、明确中心论点，或阐明研究的原因、目的、方法，或介绍研究的背景、范围及意义。其作用是说明选题的缘起、论题的含义和本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表明作者对论述问题提出的主张、看法和态度，即解决“证明什么”的问题。

引论的写作要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切忌拐弯抹角，迟迟不入正题。引论在正文中所占篇幅不应太大，一般，篇幅较短的论文只用一个自然段写一小部分文字即可，篇幅较长的论文可以单设由几个自然段组成的引论部分，但亦应以言简意赅为原则。引论的写作没有固定的方式，可根据论证问题的需要来决定怎样写。在音乐教育论文中，常见的方式有：1.直接提出中心论点。如论文《音乐教学审美功效研究》：“普通音乐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因此，音乐教学必须按照美的规律来设置、构建和施教，才能实现音乐教学审美功效。音乐教学中，审美功效具体体现在音乐教学领域审美要素和音乐教学过程审美特征两大方面。”2.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意图。如论文

《正确处理音乐新课程实施中诸多关系》：“音乐新课程的深入推进和普遍展开，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教学实践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对音乐教学诸多关系的认识、理解和处理上。因此，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值得深入探讨。”3.列出论文所要论述的事实。如论文《素质教育与普通音乐教育》：“素质教育的提出为普通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在分析素质教育内涵的基础上，从面向全体学生、重视审美体验、倡导主动发展、注重开放学习等方面来论述体现素质教育特征的普通音乐教育。”此外，尚有在引论中先列出对某人、某事、某作品、某现象的看法和感受，或先陈述作者欲批驳的反面论点等写法，前者常见于评论类音乐教育论文，后者则适于争鸣类音乐教育论文。

四、本论

本论又称正论、主论，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它是作者展开论点、集中表述作者的见解和研究成果的中心部分。论点的证明、论据的陈述、论证过程的展开都要在本论中展示出来，从而充分证明中心论点的正确性。这一部分在全文中占的比例最大，是一篇论文的重点部分。

本论的写作需要特别处理好论据和论证两个问题。论据是阐释或论证观点的根据，是论证的基础，因为论点只有被充分证明的时候，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才能具有说服力。而论证则是运用论据来阐释或证明观点的过程与方法，是显示论据与论点之间内在联系，从而使论点得到确立并成为结论的逻辑过程。在本论中，如果说论据解决的是“用什么证明”的问题，那么论证则是解决“怎样证明”的问题。具体地说，写作本论应注意：围绕中心，紧扣主题;论据充分而翔实，论点论据有机联系和统一;论证过程严密，富于逻辑性，能够揭示问题各方面的内在联系。

1.本论的格式

本论的格式是本论的具体外部形式表现。主要有四种：①用小标题标示层次;②用数字标示层次;③用空行标示层次;④用段落标示层次。四种形式中，前三种适用于篇幅较长的论文，第四种则对短篇论文比较适用。有些学位论文要求的字数比较多(如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篇幅很长，往往采取章节结构形式。在上述各种形式中，建议作者应优先考虑用小标题标示层次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能扼要说明分论点，使文章层次清晰，结构分明，使读者看了小标题就能大致了解论文的结构和内容，从而给人一种整体感。至于如何使用小标题，以下几点需要作者注意：一是应在整体构思中确定小标题，使小标题能够体现文章的结构层次;二是小标题要概括说明本部分的内容，应该醒目贴切;三是每个小标题字数应大体相当，风格基本一致。

2.本论的内在联系形式

本论的内在联系形式是本论格式的内在依据。主要有四种：①并列式，又称横式。并列式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分论点之间构成平等并列关系。论证时围绕中心论点，分别从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一个个进行证明，从而达到证明中心论点的目的。并列式结构没有明显的丰次、先后之分，分别论证了分论点，也就证明了中心论点。②递进式，又称纵式。递进式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各分论点之间是一种层级式的、按逻辑线索排列的关系。论证时围绕中心论点，一层层地展开论述，步步深入，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种形式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步骤，逐渐深入地对问题加以论证。③分总式。分总式结构的主要特征为：围绕中心论点，先分别从几方面对各分论点展开论述，然后加以综合、概括并得出结论。④纵横式。将并列式和递进式相互结合和渗透，形成纵横交替的论证形式。可以分论点对总论点的论证采用并列式，各分论点自身论证采用递进式;也可以分论点对总论点的论证采用递进式，各分论点自身的论证则采取并列式。一般，内容较为复杂、篇幅较长的论文多采用纵横式的结构。

五、结论

结论是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收束和结尾部分，是论证得出结果、问题得到解决的部分。它既是引论中提出的、本论中论证的结果，又是论文主体部分的自然延伸和旨归，是研究课题的总判断和总评价。写好结论，全文为之增辉，反之也会给人虎头蛇尾、美中不足之感。所以，作者应该重视结论的写作。

结论的内容，可以是对总论点的归纳，对中心论点的深化说明，也可以同开头相呼应，对论文提出的论点进行再确认和作进一步强调;结论还可以指明有待研究的问题，对不能形成结论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讨论，或是对解决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对未来进行展望等。写作结论要注意防止以偏概全，避免在结论中归纳一般道理时说得过头、过满，讲了逻辑关系上本来并不包含的意思，或是过度强调论题具有重大意义，做出过高的自我评价，在引申到理论性命题时将特定范围道理当成普遍真理。

结论的篇幅在论文中所占比例不大。文字要求简洁、富于概括性，切忌画蛇添足。

六、注释及参考文献

1.注释

注释是学术论文的附加部分，其作用是说明论文中的引文出处，或者对论文需要加以解释的地方予以解释。前者是表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认可和尊敬，增加资料的可信度，也便于读者查阅原文;后者是为了使读者对被注对象有更好的理解。

注释方式分为三种：①夹注，也称文中注。即在需要注释的文字后面加括号，括号内写明注文。如“音乐是心情的艺术”(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332页)。②脚注，也称页下注。即在需要注释的文字后面加序号，然后按序号把注释内容置于本页下端。③尾注，也称文后注。即把注释集中于全义末尾，按序号把注释内容标出。

注释的格式根据期刊、报纸、著作以及学术会议、学位答辩的不同要求而略有差异，一般要求为：序号，作者名，文献题名，刊物名(或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期，页码。

其中“作者名”一项，如多位作者只写前三位并加“等”字，国外作者在人名前标注国籍。

2.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目录是作者从事音乐教育研究学术背景的一种标示，反映和代表作者查阅、搜集音乐教育资料的广度与深度，是衡量和判断一篇音乐教育论文质量高低的依据之一。如果一篇音乐教育论文的参考文献中，与研究课题相关的代表性、前沿性资料均没有列入，南此可见作者没有掌握相关信息，那么也就可以断定该论文不可能达到较高水平。但是，对参考文献的标示应该实事求是，如果作者为了某种目的将并未读过的书目，或同论文不相干的文献也列入目录之中，这就完全没有必要。文献目录的编排可按在论文中参考价值的大小或文献发表时间的先后分类排序，置于论文的最后。

有些音乐教育论文还置有附录与后记。附录指附于论文后面的有关文章、文件、图表、乐谱等与论文相关的资料，其作用是提供读者参考，加深对论文的理解;后记是作者对论文的写作背景、写作过程和写作体会的说明，也是作者与读者的一种沟通，对支持和帮助作者写作的人的一种答谢。(待续)

金亚文《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

作者：金亚文

第三篇：试论新闻道德理论的基本结构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作为系统的新闻道德理论，主要由新闻道德内涵论、新闻道德根据论、新闻道德观念论、新闻道德规范论和新闻道德品质论构成。内涵论、根据论、观念论属于新闻道德元理论，与规范论、品质论一起共同组成了新闻道德理论的基本结构方式。

[关键词]新闻道德内涵;新闻道德根据;新闻道德观念;新闻道德规范;新闻道德品质

新闻道德研究并不是什么新的学术现象，专门性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并且一直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笔者以为，关于新闻精神、新闻道德的研究，不管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中国范围，都将是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但新闻道德理论在中国语境中其实是需要积极探索建构的新理论。新闻职业精神问题、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真正成为中国新闻业的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面对的问题，成为新闻研究中被高度关注的问题，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新闻精神、新闻道德问题，是以职业新闻意识自觉、职业新闻实践展开为前提的，是以真实的新闻传收活动存在为前提的。正是因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的新闻活动逐步显露出它本身的面目，才催生了新闻道德领域的广泛探究。当新闻还不是以它自身面目展开的时候，讨论新闻精神、新闻道德显然具有更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构成了一种道德上的呼唤。新闻道德能够成为时代新闻业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进步，就在表明我国的新闻业正在回归它应有的本性和职能。

本文只就新闻道德理论的逻辑结构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看法，因而下面的论述更多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构想，而非关于新闻道德问题研究的具体结论，更不是可以直接用来指导新闻实践活动的道德手册式的条款或规则。

作为一种职业道德理论，新闻道德论到底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这里所说的问题，当然不是新闻实践中碰到的无数的具体道德问题，也不是新闻道德论中关涉到的所有的具体问题，而是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问题，从原则上能够包含这些具体问题的问题。理论研究需要把实践现象凝结为有意义的问题，而不是就事论事的具体解释。基于如此的问题意识，我们认为，作为系统的新闻道德理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的逻辑关系，也是新闻道德理论的基本结构方式。

一、新闻道德内涵

新闻道德论的逻辑起点是新闻道德的内涵问题，即什么是新闻道德。关于新闻道德的界定，不仅从理论上划定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新闻道德问题，也设定了新闻道德理论的基本范围。这就意味着，如果对新闻道德本身做出不同的解释和界定，将会有不同的新闻道德理论。因此，关于新闻道德的界定，对整个新闻道德理论的建构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而对新闻道德的理解，尽管有其稳定的一面，但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针对新的和具体的历史环境做出不断的解释。

新闻道德是新闻学与道德哲学嫁接而成的一个概念。新闻道德是普遍社会道德体系中的一种，是新闻职业道德的简称，因而它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职业道德与职业特点密切相关，“是道德的一般原则通过职业特点的具体体现”，“职业道德除社会道德中共通的要求之外，还包括基于职业专门逻辑的特殊道德要求，因而区别于大众的生活逻辑，具有鲜明的职业特点，有着许多大众道德不能涵盖的内容。”因此，新闻道德反映的就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各种道德原则、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品性等的总和。复旦大学的黄瑚教授说：“所谓新闻职业道德，是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力丹教授写道：“所谓新闻职业道德，就是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业的行业道德。新闻从业人员或者大众传媒自身，遵循一般的社会公德(新闻职业道德是与一般的是社会公德联系较为密切)和本行业的专业标准，对其职业行为进行理性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思考，这就是新闻道德论是否只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在新闻职业道德之外是否还存在新闻道德问题。按照一般的逻辑关系，职业道德主体只能是特定的职业主体，不包括其他活动主体，比如教师的职业道德，道德主体就是教师;医生的职业道德，道德主体就是医生;律师的职业道德，道德主体就是律师。而职业主体的职业言行属于相关道德研究的客体对象。因此，在职业道德前提下研究新闻道德问题，就只能把研究的范围限制在职业新闻活动者的职业言行范围内。按照这样的理解，职业新闻传播者之外的新闻活动者，比如充当新闻源主体、新闻收受主体、新闻控制主体的新闻活动者，当然在新闻活动中也会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但这些道德问题对他们来说，不属于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而是属于一般的社会道德或者其他方面的道德问题。

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如果把非职业的新闻活动者在新闻活动中面对的道德问题也看作是新闻道德问题中的一类，那就在逻辑上意味着，将新闻道德概念运用在非职业新闻活动者身上也是恰当的。也就是说，在区别的意义上，在新闻职业道德之外还有一个更为一般的新闻道德概念。果真认可这样的区分，也就意味着“新闻道德论”和“新闻职业道德论”所涉及的问题范围是不完全相同的。新闻道德论除了探讨职业新闻活动者的道德问题外，还会把非职业新闻活动者的道德问题纳入到讨论的范围;而新闻职业道德论只讨论职业新闻活动者的道德问题。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广义新闻道德论”，把后者称为“狭义新闻道德论”。做出这样的区分，并不仅仅是咬文嚼字的理论游戏，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在今天这样的传播环境中，越来越多的非职业新闻活动者在高度发达的传收技术支持下，可以成为公共化、社会化或大众化的信息传播者、新闻传播者，他们的某些新闻行为不再是简单的狭小空间的个人行为，而会影响到广大的社会成员和公共利益，在这样的情景下，他们的新闻行为恐怕不只是应该受到一般社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应该受到更为严格的新闻职业道德的某种约束。这实质上意味着，在社会道德与新闻职业道德之间，不只是存在着新闻职业道德对一般社会道德的凝结、提炼和升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新的传播环境中，还出现了新的现象，这就是作为职业道德的新闻道德，正在社会化——社会化为—种普遍的社会道德形式。事实上，在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本身就没有绝对的界限，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因此，在我们看来，尽管新闻道德论的核心仍然是职业道德论，但它的外延会伴随新闻传播图景的变化而得到扩展，内涵也会得到不断的丰富。而对生活在媒介时代的人们来说，具有媒介道德、新闻道德是时代提出的基本要求。

二、新闻道德根据

新闻道德理论的根本问题是新闻道德根据论。新闻道德根据论的核心任务，就是为每一新闻道德原则、道德规范

寻求得以成立的正当的、合理的理由。人类新闻活动是关涉道德问题的活动，也就是说，新闻活动过程中包含着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价值性问题、应然性问题需要处理，这是新闻道德理论能够产生和存在的客观根据。人可以制定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人们针对一种行为可以制定无数的规范，但科学的、合理的规范可能只有一种，因此，探究新闻道德合理性的根据，其实是非常艰难的理论任务。

新闻活动、特别是职业新闻传播活动，为什么要遵循特定的道德原则，按照特定的道德规范、依据特定的职业标准约束和制导新闻传播行为;这些原则、规范、标准等形成的根据是什么，按照这些原则、规范、标准展开的新闻活动为什么就是合理的、正当的;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证实这些原则、规范、标准等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如果我们挖掘不出使道德原则、道德观念、道德规范获得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根据，我们也就没有充足理由和能力说服人们、特别是说服职业新闻活动者按照新闻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从事新闻活动。比如，为什么在新闻传播中必须坚持真实性原则，记者为什么必须在新闻报道中具有诚实的品质，为什么不能捏造事实、不能说谎欺骗;又比如，为什么在我国的新闻传播中，新闻记者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为什么必须忠诚于党性原则的要求，为什么只有这样做才被看作是正当的、高尚的……如此等等非常实际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根据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回答，一些新闻职业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就难以让职业新闻工作者从内心认可，如果得不到内心认可，相关主体也就很难真正按照这样一些原则和道德性的要求去做。因此，仅从理论层面看，我们认为新闻道德根据论是新闻道德理论中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比较艰难的问题，不仅需要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还需要针对特定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社会环境中的新闻传播现象进行具体的考察和研究。

新闻活动本质上是人类进行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性认识活动，具有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我们只能从新闻活动本身以及新闻活动关涉的对象环境中寻求新闻道德的根据。仅就普遍的理原则来说，新闻道德的根据既是事实性的，也是价值性的。事实性是说，新闻道德产生的根据在于新闻活动、特别是职业新闻传播活动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按照新闻的本性，新闻传播应该是什么样的，即新闻传播规律性的要求是什么，这可以说是新闻道德的客体根据;价值性是说，新闻道德产生的根据在于一定社会主体对新闻活动、主要是职业新闻活动的价值诉求或价值期望，即社会主体希望通过新闻传播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满足什么样的需要，这可以说是新闻道德的主体根据。这两方面的根据，都是在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的，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只能说新闻道德根据在抽象意义上可以超越不同的新闻传播业时代，但在真实的社会中，在真实的新闻传播业演变过程中，新闻道德的根据是存在历史差异性的，同样也存在着不同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中的差异性，也就是说，这两大根据在具体的社会中有着具体的表现。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在根本上理解为什么现实的新闻道德规范，在历史的比较和共时的横向比较中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只有认识清楚人类新闻活动的本质，揭示出职业新闻活动的实质，才能发现和制定出科学的新闻传播规范;我们只有认识清楚人类新闻活动的根本目的，揭示出职业新闻活动的价值追求，才能为制定合理的新闻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提供合理的根据。前者是事实根据，后者是价值根据，只有达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的统一，才能制定出科学的、合理的新闻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从这一意义上说，整个新闻理论研究甚至是整个新闻学的研究，都在为发现和制定正当的、合理的新闻道德规范提供根据。事实上，新闻学的所有研究，在实践价值上，最终就是为了实现道德性的新闻传播、道德性的新闻活动。道德性的新闻活动就是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自由的、理性的新闻活动，是理想的、有境界的新闻活动。

发现新闻道德根据的过程，并不仅仅是对新闻活动不断认识、反思的过程，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逻辑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新闻实践的过程。什么样的道德原则、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是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是符合人们合理的新闻需求的，是有利于新闻传播业良性发展的，是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并不是通过纯粹的理论分析就能做到和证明证实的，更需要的是新闻实践本身的检验和证实。因此，任何良性新闻道德规范的制定，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实践的过程，仅仅通过坐在书斋中就试图发现和制定正当、合理的新闻道德规范是不可能的。通过新闻实践、新闻反思，形成科学、合理的新闻道德观念，乃是形成和制定新闻道德规范的逻辑前提。

三、新闻道德观念

新闻道德理论的核心是新闻道德观念论。对新闻道德是什么的认识，对新闻道德根据在哪里的探寻，实际上生成了我们最基本的新闻道德观念。当我们发现新闻活动是一种事实上讲道德并且必须讲道德的活动时，当我们发现新闻活动事实上是怎样一种活动时，当我们认定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应该讲新闻道德时，当我们进而发现和反思新闻活动(在一定历史时代、一定社会环境中)应该坚持什么样的道德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新闻道德观念，我们实际上已经描绘了道德性新闻活动的基本模样。

由于人们在不同历史平台上、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利益追求中，对新闻活动、特别是职业新闻活动应该追求的目标、应该达到的职业境界有不同的认知，因此，人们拥有不同的新闻道德观念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但对新闻道德观念论来说，真正的难题是：什么样的新闻职业道德观念，才是当今职业新闻主体、新闻媒体应该确立的、追求的和坚持的道德观念?是否存在这样普遍的、全球化的新闻道德观念?如果存在，认定或评价如此观念的标准是什么?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比如在当下的中国，理想的新闻职业道德观念又是什么?如何建构这样的道德观念?如何衡量和评价这样的道德观念?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我们这里能够解决的，但它们应该是新闻道德论、特别是新闻道德观念论应该研究的诸多重要问题，并且应该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尽管新闻实践是新闻道德观念产生的最终根据，但新闻反思才是新闻道德观念形成的直接的理论路径。我们这里所说的新闻反思，是指对新闻实践活动的认识和再认识，其中包含对新闻实践活动中道德现象的认识和再认识。实践是直接的、具体的感性存在，不可能成为一般的行动原则，只有对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认知，凝结为理论问题，才可能形成一般的和有效的行为原则。对新闻活动实际是什么的准确认识，构成了新闻活动应该是什么、应该追求什么的基础;对新闻活动实际结果(效果)的不断评价与反思，历史地积淀起新闻活动应该追求什么的观念。这些应该性的观念，充满了理想性，为新闻传播活动设定了路径、确立了目标。为了实现这些应该性观念所反映的

理想和目标，新闻活动主体(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会发明、创造各种各样的手段，其中有效手段之一，就是自觉制定与应该性观念相适应的各种类型的规范，以便能够以直接的、明确的、可衡量的方式指导和约束新闻活动行为。那些强制性的规范就是法律规范，而那些依赖于新闻活动主体自觉践行的规范就是道德规范。

可见，新闻道德观念，是建构新闻道德规范的逻辑前提。能否形成良好的新闻道德观念，是能否建构良性道德规范的关键;能否形成良好的新闻道德观念，也是新的新闻实践能否拥有良好精神支柱的关键。因此，在新闻理论视野中，新闻道德观念论乃是新闻道德理论的核心。新闻道德论，其实就是首先在观念层次上、观念范围内讨论和解决新闻实践中的道德问题。

从历史逻辑看，职业新闻传播活动，是从没有道德自觉到具有道德自觉的一个演变过程;自觉的过程就是新闻道德意识生成的过程，更进一步，则是新闻道德观念的形成过程。一旦有了新闻道德观念，新闻活动从原则上就成为在一定道德观念导引下的道德性的活动。而新闻道德观念的历史性变化，使不同时代的职业新闻活动具有了不同的道德表现，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一个时代属于道德性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则是不道德的。同样，在共时态上，新闻道德观念在不同社会中的内容差异，使职业新闻活动在不同社会中的道德性具有了不同色彩的表现，我们经常看到，在一个社会中所谓道德的新闻传播行为，在另一个社会中则可能完全被看作是不道德的新闻传播行为。因此，新闻道德观念的普遍性和差异性，本身就是新闻道德观念论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在新闻道德意识、新闻道德观念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新闻活动在客观上既有道德的表现，也存在着不道德的现象，但人们对它们还没有新闻道德意义上的评价。二、从历史逻辑的先后顺序来看，如上所说，新闻道德意识、新闻道德观念先于新闻道德规范而生，然而新闻道德规范一旦形成，它与新闻道德观念原则上就成了共时性的存在，就可以产生平行性的相互作用关系。三、对于现实存在的任何个体来说，他或她面对的是已经存在的新闻传播业，已经存在的新闻道德观念和已经存在的新闻道德规范，因此，他或她的新闻道德意识的产生过程和新闻道德观念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既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角色职业化的过程(如果想从事新闻职业的话)。

四、新闻道德规范

新闻道德理论的重点是新闻道德规范论。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在论述职业伦理道德问题时这样写道：“任何能够在整体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活动方式，要想不陷入混乱无序的形态，就不能脱离所有明确的道德规定。一旦这种力量松懈下来，就无法将其自身引向正常的发展，因为它不能指出究竟在哪里应该适可而止。”新闻道德观念只有体现为明确的道德规范时，才会发挥直接的调整和约束作用。一般来说，“道德是由道德理念与道德规范(或实在道德)两部分构成，道德理念是道德的形而上的价值反思，道德规范则是实在的规范要求。”因而，研究新闻道德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从理论上阐释清楚新闻活动中的道德现象或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以理论理性的力量，促进道德性新闻活动的实现和不断提升，在新闻道德观念与新闻实践之间建构有效的桥梁——新闻道德规范。可见，新闻道德规范论一定是新闻道德理论体系中的重心。

新闻职业工作者应该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在逻辑上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我是一个社会成员”(人的本质乃使社会关系总和)，所以“我应该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我是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所以“我应该遵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某种职业，这个职业所承担的、内在的职业责任便是不可选择的，而是必须承担的。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新闻职业，就必须、也应该承担作为一个新闻职业工作者的职责。为了实现和完成这种职责，就得遵守一系列相应的职业规范，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如我们在上文所说，伴随新闻活动的历史演变过程，通过新闻道德理论的探索，新闻实践的检验和证实，我们能够逐步形成不断完善的新闻观念、新闻道德观念。也就是说，通过对新闻活动中道德现象、道德关系的不断发现和研究，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新闻传播活动、特别是职业新闻传播活动应该成为什么样式、应该展现出什么样的图景，我们能够建构起历史性的合理的新闻实践观念、新闻道德观念。为了把这些历史性的合理的道德观念转变成新闻活动中的实际行为，就需要把它们明确地制定成行为准则，以约束和制导新闻活动者的行为。因此，如何将合理的新闻道德观念转变为切实可行的、明确的新闻道德规范，始终是新闻道德理论研究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怎样才能制定出合理的、优良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怎样衡量职业道德规范的良好与不良，这是真正困难的问题。我们这里也主要是提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回答和现实解决需要专门的深入探讨。但我们以为，要想制定出合理的新闻道德规范，一些基本原则必须把握：首先要依赖于新闻道德根据论的发现，从根本上解决新闻道德规范内容的合理性问题，要充分体现新闻道德的职业个性特征，使职业新闻人能够从内心认可新闻道德规范的正当性。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是要针对一定社会环境中特定性质、特定功能的新闻传播业去探究制定新闻道德规范的根据。任何脱离一定社会传统，一定社会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的职业道德规范，很难成为有效的规范，那种以普世名义建构的道德规范，尽管是美好的，但往往也是空洞的。再次，作为行为规范，它的相关内容既是易被理解的，同时也要具有可操作性，“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职业规范至少要包括职业理想、职业态度和职业责任，也包括职业技能、职业纪律、职业良心和职业荣誉等，其中的规定要充实、具体，有其特殊的针对性，才能对职业行为产生实际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最后，在制定新闻道德规范的方法上，要采取民主的协商的形式，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式;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是约束新闻职业工作者的规范，这样的规范，只有通过职业新闻工作者的亲自参与、讨论、协商去制定，才能在最大限度上获得认可，从而成为有效的道德规范。如果制定职业道德规范本身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对职业新闻工作者是不尊重的，没有以职业主体为本位，那么，职业道德规范即使制定出来了，也是形同摆设。

人们制定规范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良好的手段追求良好的目标。如果规范本身是不良的，是不道德的，在它规范下的行为就必然是不良的。道德的目的从本质上并不是为了道德本身，人类并不是为了遵守道德规范而设定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是手段性的事物，遵守道德规范是为了实现通过规范方式可以达到的某种目的，比如通过遵守规范来塑造道德的主体和道德的行为方式，“如果遵守规则与达到目的完全没有关系或很少有关系，遵守规则将变成毫无意义的事或者它本身就成了一个目的”。当人的行为变成了为

了遵守规范而遵守规范，人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变成了机器，变成了纯粹的工具性的存在。

规范是一定观念的形式化、条款化存在，但它不是一旦成型便永远不变的律令。任何道德观念总是既是对现实的反映，又是对现实的否定，它总是在现实基础上追求理想，又在理想的境界中批判现实。这是一个原则上不断演变向前、向上的过程，根源于现实就意味着道德观念是永远变动不居的过程。因而，规范在原则上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它标示的是人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始终都存在着规范与失范的矛盾，始终都会发生旧规范与新现实、旧规范与新规范、有规范和无规范等等之间的矛盾。当人们的一般社会行为、职业行为不再需要道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时，也就是说，人类的各种社会行为不再需要道德规范的明示时，也就意味着人类或者某个人真正进入道德的境界和自由的境界了。对整个人类的一般社会行为或某一整体职业行为来说，这样的境界恐怕多少有些乌托邦的色彩。

五、新闻道德品质

新闻道德理论的落脚点是新闻道德品质论或者新闻德性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在三个层面讨论新闻道德问题：一是新闻职业道德观念，二是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三是新闻职业德性。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职业道德规范是外在的制度性存在，职业道德观念既可能是外在的也可能是内在的存在，新闻职业德性则是内在的存在，是主体的道德属性。一个人可以承认外在规范的正当性，也可以认定新闻道德观念的合理性，但他或她却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新闻道德品性(亦可称为“新闻德性”)。知道什么是道德的主体和实际成为道德的主体，二者之间总是有距离的。

人们知道，新闻活动最终要落实在每一具体主体的新闻行为中，因而，新闻活动的道德性，最终直接取决于新闻活动主体是否讲道德，是否有德性，是否按照道德规范进行新闻实践。从行为主体角度看，美德(即德性)是道德行为的最后依托，美德是规范能够高效发挥效应的最后保障，但这样的保障并不总是可靠的，诚如有学者所言，“道德本是一种人间的力量，它对人的行为确有一定的制约性，但这种制约性是有限的，况且它只对认识并接受了此种道德的人发生作用。”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也表达过类似的逻辑，他说：“……美德与法律还有另一种至关重要的联系，因为只有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没有某种实际的德性或美德，即使规范存在，也是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大概正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在道德规范之外才必须建立其他强制性的规范来约束限制人类的某些行为，“个人的精神境界可以靠其内在的精神力量来实现，但整个社会并不能因此就成为合理的、健康的社会;要使一个社会较为合理和健康，还得有另一套东西来配合，这就是必须建立一套客观的行之有效的公正政治法律制度。”对于新闻活动来说同样如此，除了新闻道德规范之外，还必然需要新闻法律规范、行政规范等约束新闻媒介、新闻传播主体的行为。

人可以制定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但即使规范是正当的、合理的，也不一定得到遵守;人即使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也并不一定去道德地行为。可见，“知”与“行”在道德活动中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掌握抽象道德原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将这些原则用于特定的环境可绝非易事”，任何“一个规范只当人们认为公正而甘受约束时才有真正的效力。”有研究者就指出，“新闻道德知易行难，在教育和培训时容易明白，在实际工作中时记者受到太多掣肘，不能具体落实，令新闻道德与专业主义理念脱了钩。”而没有道德的人，很难有真正长久的道德行为;道德的真实性是以道德人的真实存在为根本主体条件的。

规范始终是外在的东西，规范的有效性“最终需要落实到具有德性人格的行为主体实践上来”。有人在论述制度规范与人们政治道德之间的关系时这样写道：“制度规范的效应对其规范对象之主体行为动机的依赖关系，反映了公民个体的政治美德和基本道德的修养水平乃是确保制度规范普遍、持续发挥其规范约束效应的主体基础，更是制度规范可能高效运作的必要主体条件。换句话说，仅仅确保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操作正当合理还只是确保制度规范效应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后者的有效供应有赖于公民个体的主体行为动机能量，而这恰恰只能通过培养和提升公民的政治美德及一般道德水平才能产生。”我们以为，这样的逻辑关系同样适用于新闻道德活动。即使我们能够制定出合理的新闻道德规范，但我们却培养不出能够自觉按照职业道德行为的主体，一切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新闻道德规范只有内化为相关活动主体的品质时才能真正长久的发挥作用。

一定的主体，不管他或她以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按照一定的规范行为，表现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自觉自愿的遵守规范，二是迫于某种压力而不得不遵守规范。前者是出于德性的自然行为，后者则是出于某种功利权衡的选择性行为。真正能够自觉按照新闻道德规范进行新闻实践的主体，必然是具有新闻道德品性的主体。新闻德性论，就是新闻道德实践论。新闻主体有无新闻德性，不属于理论问题，也不属于观念问题，而属于实践问题。一个不能在新闻行为中实践新闻道德规范的人，是不具有新闻道德品质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新闻道德理论研究的实践目的，就是为培养有道德的新闻主体提供理论智慧;新闻道德理论的落脚点就是新闻道德品质论或者新闻德性论，因为再好的规范(不管什么样的规范)也要通过有德性的人来遵守。“德性是行为主体的一种内在品质，标识的是个体的道德人格和某种精神境界，它包含道德认知、道德意志与道德情感等要素，‘是人的行为准则在履行义务时体现的力量’。表现为行为主体履行义务时的自觉与自愿特征。”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一句话，只有职业新闻工作者在其新闻活动中严格按照新闻职业道德行事，职业新闻活动才能成为道德性的活动。因而，新闻德性论的核心在于探索新闻德性的构成和新闻德性的培养途径与方法。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职业品质、品性或者说是一般道德品性的获得，主要来源于具体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单纯的学习活动。人的德性主要是在合乎德性的实践中形成的。通过合德性的活动，一个人才能真正成长为具有德性的人。职业品质、品性或者德性，只能经过职业实践的磨练，亲身的体验、心灵的触动与感受，方可转化成为主体的属性，进而在新的实践活动中自然发挥功能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事情的另一面，缺乏德性或者直接说缺德也是在一次次缺德行为中形成的。做惯缺德事情的人，同样会形成缺德的习惯，成为一个缺德的人。职业新闻人如果长期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不认真践行职业道德规范，最终就会成为一个无新闻职业德性、品德的人。

作者：杨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