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记者是什么范文
实习记：“勤劳的记者是最好的记者”
实习记：“勤劳的是最好的”
7月13日 星期二
“勤劳的是最好的”
也许今天是实习三天以来感触最深的一天了吧。
下午，对于我们实习生来说，是遭遇了巨大的变故了。我被李主任从原来的刘老师派往到另外一个彭老师那里实习。这样，我与已经熟络起来的搭档分开了。
其实，我想说，这并没有什么，你把我派给哪个老师我都没有什么意见，你让我做什么事我都不会说不，只是，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凶?小女生本来就是初出世道，什么都不懂，是需要前辈们指导和教诲的，我们难免会做错事。可是，您就不能将脾气收一收，好好地跟我们说吗?如果那样，我就什么想法都不会有的。
然后，李主任将我们十个实习生召集起来开会。因为有了刚刚在办公室的一幕，大家连个气都不敢出，生怕主任再大发威力将我们“暴揍”一顿。。。主任说：“我要强调的只有三点，第一，你们要注意安全;第二，你们要努力学习;第三，你们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其实，主任讲得很有道理。有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李主任说：“勤劳的是最好的，大家在办公室里是有目共睹的。”是啊，不管怎么样，既然来到了报社，既然下定决心了去实习，就要拿出最好的状态，充分利用这个来之不易的实习机会，在一个月内有所长进。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和李主任讲的是同一个道理。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勤奋地去学习，我们都会成为一个好的，起码会成为一个有进步的实习生。
后来，彭老师又和我讲了很多。如果亲切一点的话，彭老师是我的学长。他和我讲如何去做新闻，如何去找题材，如何锻炼基本功。这两天也跑了一两条新闻了，但是要么是时效性不够，要么是角度不对，我和我的搭档做了很多的无用功。有时候想想会有点小气馁，但是刘老师说，其实我们满好的，刚开始而已，慢慢来，不着急。是啊，谁的成功不是由一个个无用功堆积起来的呢?无用功做多了，有用功也就自然而然出现了。所以，不要气馁，不要害怕，不要没有自信，要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状态来面对接下来的实习。就像当初实习了一个半月才在网站转正一样，这里更加需要这样的精神和毅力。
我希望在一个月后我能对比今天，发现自己有不小的进步，然后信心十足地结束我的实习。加油!
第二篇：记者职称是新闻职称的一种
记者职称是新闻职称的一种。记者职称有四级：特级记者、高级记者、记者(中级)、助理记者(初级)。记者职称是反映专业记者的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成就的称号。记者职称的授予和晋升的重要依据是记者的学术和业务水平，记者职称没有比例和定额的限制，有多少就评多少。记者职称一旦授予，终身享有。记者职称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今后确定工资、政治和生活待遇的依据。记者职称一般不用考，用评审、评定的方式进行，当然有些评定条件还是需要通过考试获得，如计算机和外语成绩。
记者职称评审条件各省各有不同，但差异不大。思想政治条件、年度考核称职以上这些前提条件基本相同。
助理记者职称(初级职称)：一般由市级新闻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定，无外语和计算机条件，但有一定的新闻从业时间的规定(与学历挂钩)，要求有一定的新闻作品，如有市级以上获奖作品则更佳。获得助理记者职称一般比较容易。
记者职称(中级职称)：一般由省级新闻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定。有外语条件：“掌握一门外语，参加全国或全省统一命题考试，成绩符合规定要求。”学历、资历条件：从事新闻专业工作时间，取得助理记者、助理编辑资格后，受聘助理记者、助理编辑职务3——5年以上。这些跟不同的学历水平挂钩。业绩成果条件：
(一)在省、市级报纸发表的独立撰写、编辑的文章或制作的标题、广播电视节目等获省新闻奖三等奖以上1次。
(二)撰写、编辑的文章或制作的标题、广播电视节目等获市(厅)级以上新闻奖二等奖以上2次。论文、著作条件(之一)：
(一)出版学术著作1部。
(二)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理论文章)1篇以上。
(三)在市(厅)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理论文章)2篇以上。
(四)在市(厅)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理论文章)1篇，以及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宣读论文1篇以上。这些条件但是硬性条件，必须具备才能申报记者职称(中级职称)。
特级记者、高级记者职称因为难度很大，授予量少，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第三篇：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顶尖记者？
(原载2012年2月9日《环球时报》)
深夜一点，在电脑前埋头几个小时批改采写作业的司久岳突感不适，想起身伸展一下僵直的身体，没站稳，一头倒地，昏厥过去。4个月后，已经偏瘫了的这位清华大学国际新闻教授对我说，他在清华大学办理了停薪留职的手续，将离开清华新闻课堂，坐着轮椅，奔向他心爱的新闻战场——到前南斯拉夫重新当记者。
57岁的司久岳早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采编专业。他是新华社海湾战争报道组组长，多次报道奥运会。他还做过白宫记者。他是我创建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十多年来，聘请的最优秀的新闻学教授，是中国新闻教育界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我当年聘请他来清华，是梦想凝聚一批像他这样的新闻高手，完成汪道涵先生提出的目标：把清华变成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摇篮。
1998年深秋，我去哈佛前，专程去上海看望汪道涵。汪老与我讨论西方媒体操纵西藏报道时，提到了哈佛大学奈鼓吹的软实力这个新概念。汪老说，我们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精神来重视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培养，要使中国新闻界在国际传播领域能与西方传媒界平等对阵。
十多年过去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国内外媒介景观、国内舆论市场都在发生巨大变化。面对当前国际传播的严峻形势，我和司久岳日益感到当年汪老提出的中国亟需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紧迫性。
我一直认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目标是提高软实力的竞争力。软实力基本要素有两点：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观念的竞争指，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学术理论界的竞争，更多的是理性思维方面的竞争，是学者之间、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竞争。
司久岳教授通过他的新闻采访写作课，教大家如何提高故事的竞争力。故事的竞争就是看谁的故事讲得好，讲得有人愿意听，传播的速度快，传播面广。故事具体而言是指文字、图像、情绪、感性方面的传播力。故事传播的是一种形象思维或者是感性思维。
软实力的竞争最表面的是人们每天接触的网络。网络传播两方面内容，故事和思想。网络媒体的信息源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传统媒体，一方面是来自于思想库、研究机构或者大学。我在教学和科研中，更多强调作为思想库的大学是思想政策和观念的策源地，强调的更多的是理论的创作。而司久岳更多强调的是，作为大学的新闻教育，不是培养思想者、理论者，培养的是故事的叙述者，是讲故事的人，是形象思维者，通过故事承载观念和思想。例如，通过采访一个好的人物，对一个新闻事件的深入报道，对一个社会问题的深入揭示，
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述，来传播和承载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新闻记者的作用。说到底，新闻记者是讲一个故事，不是在传播理论。 近年来，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中国官方媒体总是批驳西方媒体相关报道。为什么要批驳西方记者采访的这些新闻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讲得有力量，具有强大的渗透力。的确在很多报道中，西方媒体充满了偏见和事实性错误。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媒体去批驳西方记者的涉华报道，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故事讲得好，有感染力。如果西方记者讲的故事苍白无力，整篇都是空话、套话，中国媒体也用不着去批驳，因为那样的新闻报道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而大量中国媒体和记者在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故事讲得太差，或者说，不会讲故事。
为什么中国记者不会讲故事?写的东西没人爱听、爱看呢?说到底是当前中国新闻教育太缺乏像司久岳这样的专业教授。
中国有上千所传播院系。但是，哪一家是经过中国新闻界资深记者和总编们认证?几年前，我曾提出，在中国记协设立一个中国新闻教育资格认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由的资深新闻工作者组成。新闻教育不能办成新闻学院的理论家们每天唱卡拉OK，自己给自己打分，自己认定自己的资格。
中国由于新闻教育办得滥，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数学学不好就去学新闻;外语学不好，就去学新闻;别的教不了，就去教新闻;找不到工作就去当记者;考不上大学就去当记者。新闻工作好像是一个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专门手艺的行当。
新闻记者不是不需要任何门槛，而是一个高门槛、高智力的职业，我们要给新闻学一个清晰的定位，新闻学是用一种人文的、人性的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培养讲故事的匠人和艺人。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在给新闻学定义时说，新闻学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就像物理学家在实验室，通过实验结果，描述宇宙，描述基本粒子，是对现实的一种描写。作为记者，更是报道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比如报道国际问题、经济问题、农业问题、健康医学、环境生态等等。为此，相应领域的记者，既要掌握高超的新闻报道与写作技能，还要知晓相关领域的知识。
司久岳是位新闻匠人。我一直希望大学对司久岳这样的新闻学教授的考核和引进，要走一条与传播学教授考核标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几个国际新闻教育家。我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托平教授，学校对你有无写核心期刊论文的要求?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他说，“我除了上课，就是抽空在家里写纪实文学或小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克勒斯.雷曼只有本科学历，他不写学术论文，而是在《纽约客》上发表专栏文章。我问已故斯坦福大学新闻系主任Bill Woo，”你每年要写几篇核心刊物论文?”他说，“从来没写过。我是教专栏文章写作的，我抽空给报纸写点专栏文章。”我问迈阿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纪录片教授桑杰夫，“你们学校对你进行学术论文考核吗?”“我们学校只希望我多拍摄出有影响的好片子。”桑杰夫的纪录片《水》获得了国际大奖。
《华盛顿邮报》医学记者布朗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博士，他一周在报社上4天班，另一天在一家医院出门诊，给人看病。他说，“这样做是确保我作为
卫生记者能时刻跟上医药界的最新发展。”在日新月异的媒介发展中，作为新闻教育工作者更应该置身于新闻一线中。
再过几天，司久岳教授将坐在他妻子推着的轮椅上，去巴尔干半岛当记者了。他以后不用再参加每年一度十几个教授坐在一起开的例行的学术考评了。从今以后将是他的读者，每天用亿万双眼睛，盯着他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新闻作品，给他挑错，对他进行考评。
第四篇：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优秀财经记者的- -
黄河
2001年2月的某天早晨,我提着大包小包(居然还有一台台式电脑主机),站在客厅中央,第不知多少次向着似乎还睡眼朦胧的爸妈宣布:
"我要走啦,去北京,中国最好的杂志做最好的记者!"
老爸带着几分客套与矜持地点着头,喃喃说着什么,也许是关心与鼓励的话,可我没听清。
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在那前后为我担过多大的心,"比送你上大学还揪心。"老爸后来这样评价(那当然啦,我上的大学离家里就一个小时车程)。
可是,Who cares!我那装满幻想的脑袋已经再没有一丝多余的空间了。
在到《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我已经在《深圳特区报》下属的《深圳周刊》做了三年记者,当时国内的周刊还很少,除了《三联生活周刊》外,只有刚创办不久的《中国新闻周刊》、《新民周刊》、《新周刊》等几家,而我与同事们在茶余饭后谈得最多的依然是《三联生活周刊》。虽然它那时还是双周刊,但它富于时效性的选题,深刻的观察力与精辟的评论,都让我们看到一本理想中的周刊的轮廓,我不止一次在酒后向朋友大放厥词:"在中国当记者,不到三联就算不上好记者"——颇有几分"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的遗憾。
这也是为什么当2001年初陆新之(当时任三联主笔)介绍我到《三联生活周刊》应聘时,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缘故。
然而,当我兴冲冲地跟朋友来到当时还位于净土胡同的杂志社时,心里还是"格登"了一下。这幢位于不起眼的小胡同里的不起眼的小院子旁的不起眼的小楼,真是我曾经那么向往的"圣地"吗?
然而比起另一个担心来,眼下的失望又算不得什么了。
我能通过三联的考验吗?
在到三联之前,陆新之便已经告诉我,三联眼下缺的是财经记者,你进去后多数是做财经报道。在此之前,我在《深圳周刊》一直做的是社会报道,对"财经"的概念了解得大概还不如我那炒股票的老妈多。
三联的诱惑让我硬着头皮答应了这项我当时觉得是"临时"的选择,想不到的是,时至今日,我竟然还真做了一名象模象样的"财经记者"——这可真应了那句话:"
不能不说我真有那么点儿运气。
到三联写的第一篇报道是关于联通黄页的,报道的基本素材已经在深圳采访完了,但究竟该写什么心里却没底,快到交稿时间了,没办法磨蹭了一篇先给陆新之看。他看完后觉得还行,但我自己心里总觉得似乎没写到点上,便抓着他讨论。
聊着聊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徐迅(我们的一个记者朋友)当时跟我说过这个选题,他说这个黄页到底是媒体还是商品根本就定义不清......"这下我可抓到"救命稻草"啦。赶快回到电脑前,调出原来的稿子,嗒嗒嗒花了半个小时重头改写了一遍,标题就叫"黄页:媒体还是商品?"
接下来的事情极为戏剧性。稿子交上去了,我正忐忑不安地等待"宣判",突然朱伟主编一阵风般从他的办公室冲出来,举着一份稿子冲着大家嚷嚷:
"这篇稿子谁写的!"
我一看正是自己的那篇稿,心里不由一阵冰凉,完了,不知道哪儿捅了漏子,这下得打点包袱回家了。陆新之也懵了,底气不足地往我这边点了点手,闷声问道:"怎么啦,有问题吗?"
朱伟冲到我面前,手里依然举着那篇稿子,
"好,这篇稿子写得好,以后大家都得这么写......"
后边他再说什么我都听不见了——姥姥哎,这么夸奖人会搞出心脏病来的!
后来的日子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撞大运",以我当时那点浅薄的财经知识,假如没有徐迅的那句提点,恐怕真得当场卷包袱"下课"了。然而这种"大运"毕竟不是天天都能撞到的,高高兴兴
地进了三联没多久,我就开始愁眉苦脸了。
不久前跟一位朋友谈到财经报道与普通新闻的关系时,我蛮不讲理地甩出一句"财经报道不是新闻!"这话咋听起来有些无理,财经新闻怎么不是新闻啦,新闻的五要素财经报道就不要?新闻的从采访到写作的一系列规则财经新闻就可以不遵守?如此等等。
但我要说,作为一名记者来,假如你只是按新闻(尤其是社会新闻)的套路,去按"眼勤、腿勤、手勤"什么的去做财经报道,铁定会栽跟头——至少我就是这样。
有那么一段时间,写稿对于我简直就象苦役。不是我不愿意去采访,也不是不愿意去写,而是——写了稿根本就通不过。每篇稿子交上去后,我便象老鼠一般缩在办公室角落,听着楼梯口的响动,那段日子里我练出一项特技,分得出每个人不同的脚步声。每当朱伟的脚步在楼梯上响起时,我的心里便是一片冰凉——这次又死了。
朱伟的批评很有意思,他拿着稿坐在你旁边,一句话也不说。于是我便低着头找有没有可以钻的缝,一边在心里嘀咕:"快说快说,早死早超生"。果然声音响起来了,平平板板没什么起伏,
"这篇稿子不能用"。
好,宣判结束。花两天时间转世投胎等下一个轮回吧......为什么稿子老被毙呢?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是自己的文笔不够好——三联的文章文笔讲究是出了名的——于是每逢动笔便搜肠括肚找些自以为很有文采的词句下进去。那可真叫折磨,你想想前有"声音"、"圆桌",后有文化、专栏,哪个不是文光四射得让人睁不开眼,再加上一个从《人民文学》出来的主编,多少大小作家的作品给他横删竖改,哪看得上这点鸡毛小菜——跟他玩文采,不等于是给自己刻七杀碑吗?
不行,不行转路子,开始往采访上打主意。多找些学者名人,问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唬得住人,尤其是朱伟这类人——谁知朱大主编不吃唬,硬生生把俺磨破脑袋钻来的一点访谈内容大卸八块,甚至"弃尸门外"。写到这里,我要向那些曾经被我打扰过的学者们深表歉意,特别是一件令我至今内疚的采访,我要向盛洪先生道歉。
当时是为了写一篇关于反垄断的文章,我找到天则所,想请盛洪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想到要见这么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口未开心先怯——这么随便找人家发表意见,人家答应吗?于是自作聪明地编了个借口,说我们准备做一个专访,请盛教授就垄断问题谈谈看法云云。
盛洪答应得很爽快,但在电话里提了一个要求,"别人常常在文章里曲解我的话,我希望在发表前给我看一下。"在见面时他又强调了一次,我自然诺诺。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稿子也写出来了,自然不是专访。硬着头皮给盛洪发过去,他回了几句话,让我至今想起来依然惭愧不已。他的回复至今保存在我的电脑里,里边写道:
"黄河先生,我记得你是说搞个专访,不是(知)记录何在?这篇文章里,你引用我说的关于企业内组织成本上升会抵消规模经济,不准确,望再对照录音修订。盛洪"
从那时起直到离开三联,我再没脸踏进天则一步......
现在写下这些,不是想跟朱老板(当时我们之间都叫他老板)"秋后算账",而是想说,直到那时,我还是没搞明白财经报道应该怎么写。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心态,真是很有意思——老板不是要求要多采访吗?好,那我就一二三四五,搬着手指头数到底稿子里写了几个人,不够再凑两个;不是要写利益冲突吗?好,那我就刀枪剑戟十八般动作轮翻上阵——可是,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在想,是不是老板对我有什么陈见?但平时又不见他有什么不客气,那副平平淡淡的面孔似乎对谁都一样。
直到离开三联后的一天,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错了——写错了!
有趣的是,那几乎也算得上一次"撞大运"。
那是我离开三联,到一家新的财经杂志所做的第一篇报道,关于科龙并购案。跟过去一样,我开始忙忙碌碌地四处找人采访,上网搜集资料。一切就绪后开始写稿,又出现了刚到三联时的那种情形:情况和素材似乎都掌握了,但写出来的东西总觉得缺了点儿什么,"软软的立不起来"。
新老板是一位有着深厚经济学素养的上市公司老总,看完我的初稿后,他问了一个在我看来很奇怪的问题:"收购科龙的这家公司(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在收购时,是在内地独立注册新公司,还是母公司收购的?"
在我看来这是个细微得不足以关注的问题,当我提出这个疑问时,老板摇摇头:
"我们做企业的都知道,如果他是在内地注册新公司收购的话,那么就可能......"随后涛涛不绝地给我讲了香港证券市场上此类公司收购的操作手法,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
听完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狂喜,原来真实的经济世界可以这么精彩!回到家后我扔开原稿,花了个通宵写出一篇完全不同的报道。
那是我对财经报道的第一堂启蒙课,我至今这样认为。
当我在随后的日子里用这种眼光再去看三联时期的报道时,突然得到一个新的领悟——那就是在过去的报道中,我能看见自己笔下纷繁复杂的种种现象,却看不见自己对于这些现象的理解与判断,在我的报道中没有"我"!
这又是一种有悖于基本新闻原则的价值观。新闻不就讲究一个"客观"吗?处处把自己的偏见和感受带进去,不如改行去写小说?但我依然坚持认为,在财经新闻报道中,记者如果不能加入由自己素养和观察而来的"独断",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组织起复杂的现象,写出有深度,"有骨头"的报道来。
其实在新闻学里边,早有"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之分,在我看来,经济报道就是一种典型的"解释性报道",而这种报道的精髓就在于记者自己要"想得明白,说得精采"!
想得明白,说得精采。说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张五常教授说经济学就是要"解释真实世界",短短一个"解释",穷尽了多少象张教授这样"天纵之才"的毕生之力。
说到这里,似乎离三联有点远了,还是回头来看看当时我在三联"想不明白"时的趣事吧。
三联当时的经济部说不上"人丁兴旺",高昱因为做专题常常在外边跑,陆新之也神出鬼没三五天见不着面,每天在经济部"值班"的往往是我跟李伟。李伟是复旦哲学系的高才生,跟我同病相怜,日日面临"三苦":一苦找不到选题,二苦采访不到人,三苦交不出稿或稿子被毙。
苦里作乐大家便发明些"术语",拿来调侃自己的糗事。其中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是"苦苦哀求",因为大家平时不容易找到适合的采访对象,一旦找到一个往往死缠烂打,誓要从"老虎"嘴里拨下几根毛来。于是办公室里便常常听见某人"软语哀诉":
"我们有这么个题目,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出差,那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要不我在电话里跟您谈谈也行......"
一来二去,两人看见对方拿起电话就会会心而笑:
"又要苦苦哀求啦,哈——哈......"话音未落自己也抓起电话"苦苦哀求"去了。
苦苦哀求完就该干活了,说干活其实不确切,应该叫"想活"——那几行字半小时就可以敲出来,问题是究竟敲什么呢?
于是苦苦哀求完了,便进入"望天发呆"的阶段。记得有一次社会部的巫昂跑进来,东张西望了半天,对着正在发呆的李伟说:"你们这儿真象座庙。"
是的,当时的经济部既没有文化那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也没有社会部那惊险刺激的采访,倒真有几分象"修身养性"的寺院或道观——虽然里边的两个"小和尚"六根不净,杂念丛生。
转眼离开三联已经三年了,面对着自己写下的这堆拉杂琐碎的回忆,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慢慢漫延开来。想起三年前离家远行的那个早晨,我忍不住低低咕哝了一句:
"我还是要做中国最好的记者——也许是财经记者?"
第五篇：幼儿园大班语言活动教案《我是小记者》及教学反思
《大班语言活动教案《我是小记者》含反思》这是优秀的大班语言教案文章，希望可以对您的学习工作中带来帮助，快来看看大班语言活动教案《我是小记者》含反思!
幼儿园大班语言教案：我是小记者
活动目的：
1.幼儿扮演“记者”，体验接着的工作方式，不仅可以丰富幼儿的社交方式，增长见闻，培养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挖掘生活素材的能力，而且能提高幼儿的口语表达和绘画能力。
2.利用废旧材料制作各类采访器材。
3.在感知故事内容的基础上，理解角色特点。
4.领会故事蕴含的寓意和哲理。
活动准备：
记者采访素材带、VCD机、电视机
统计表
各类废旧材料(纸箱、饮料瓶等)
活动过程：
一、观看素材带，讨论新闻就是播报员的事吗?
二、一则新闻还需要谁的合作?他们负责干什么?
三、分工讨论：如果你是小记者你该怎么做?(采访对象、需要采访的事情)摄像师需要做什么?
主编有什么用?
四、出示各类材料，激发幼儿创造兴趣。
你能用这些做什么采访用的器材?(幼儿分组制作)
五、记者团采访
幼儿可二人或三人一组自由组合进行“采访”。
六、“记者行动专栏”：
在显眼的墙面设立“采访报道专栏”，贴上大张白纸，让“小记者”将“采编”的内容，以绘画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报刊杂志”：
提供四开的绘画纸，“小记者”们自己设计安排版面，共同合作将“采编”来的各中信息绘制在纸上，以“报纸”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也可将信息描绘在本子上制成“杂志”。”
教学反思：
通过这次活动我深刻的感受到，社会与幼儿切身相关的热点最容易吸引孩子的眼球，因为只有丰富的生活内容与经验才是幼儿语言表达的源泉与基础，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与体验，幼儿才会有乐于表达和交流的内容，才会有话可说，有话要说。
大班语言活动教案《我是小记者》含反思这篇文章共214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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