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安全法律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能源安全关系到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安全，美、日、欧盟在能源安全法律方面的探索取得许多法律成果和经验教训，值得中国能源安全立法和实践借鉴。【关键词】能源安全;外国法;能源合作一、能源安全的提出能源安全提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第一篇：安全法律论文范文
食品安全期待法律庇佑
[摘 要] 在中国乳业界引发一场海啸的三鹿奶粉案件并非一次偶然,近年来频频发作的食品安全事件反映了现阶段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剖析三鹿奶案发生的根源,探究国家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并分析法律规制在食品安全中的现状,认为应当从加强食品安全理念、健全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完善责任体系、加强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体系。
[关键词] 食品安全 三鹿奶案 法律规制 完善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财富的积累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成为世界性的话题,日益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 ,我国毒大米、毒豆油、毒奶粉等危害人们生命的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 ,2008年9月份发生的“三鹿奶粉”案件再次将食品安全问题推向高潮,引发了全国制奶业的大海啸,严重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和声誉。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这折射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和法律对食品安全规制的缺位与不当。回顾近年来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仅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危害,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国际声誉。笔者拟对“三鹿奶粉”案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探究国家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并分析法律规制在食品安全中的现状,以期提出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完善方法。
一、三鹿奶案的根源分析
从一个仅有32头奶牛的合作社,到销售达百亿的大企业,三鹿用了50多年的时间,然而,从声名远播的龙头企业,到名誉扫地甚至破产,它只用了一百余天的时间。三鹿奶案的发生绝非偶然。一时间,中国制奶业暗流涌动,政府问责声音此起彼伏,消费者赔偿迫在眉睫,世界市场上中国产品信誉下降,奶制品衍生品纷纷暴露问题,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三鹿奶案的深入研究,认为导致此次事件的根源有以下三个方面。
1.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的市场失灵
目前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尚不成熟,不能完全由食品生产企业自我约束,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食品安全问题首先源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不完全性。“在食品市场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关于食品质量的安全信息是不对称的,前者属于信息优势方,后者属于信息劣势方。”
食品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比消费者对食品的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等相关安全性信息了解更多。企业本身存在趋利性,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拥有信息优势的食品经营者会不自觉地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提供虚假、遗漏、过时或误导的信息,甚至采取不道德的手段生产,将那些假冒伪劣产品销售给顾客。同时,对于生产者而言,提高质量及保证安全的措施将增加生产成本,食品质量信息不对称会减少生产者提供安全食品的激励。消费者在知情权和选择权等信息的占有上总是处于劣势,对于所选食品的安全性难以做出正确判断,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失灵,以致出现低质劣质食品驱逐高质优质食品的现象,最终导致食品市场秩序混乱。因此,市场上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使得“三鹿奶粉”事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存在可能性。
2.争夺市场优势引发的无序竞争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日常生活中充斥着竞争的机遇与陷阱,竞争中“胜者存、败者亡”的残酷规律和无情的结果也牵挂着每一个参与市场竞争者的神经,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的预期利益诱使某些经营者公然挑战和践踏商业道德的约束力,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和方式追逐一己私利,出现了包括欺诈、虚假广告宣传、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诋毁他人商誉等一系列不法行为,违反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违反商业道德,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食品市场上同样存在着大量竞争无序的现象,由于食品企业数量繁多,为了争夺市场优势从而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断扩大,某些利欲熏心的经营者就会不顾商业道德,通过廉价的非食品原料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压低市场价格,并通过广告进行虚假宣传鼓吹自己的产品。三鹿企业即以此违法手段积聚了大量社会财富并占领了婴幼儿奶粉的大部分市场,是无序竞争的体现。
3.企业趋利性导致企业漠视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自身经营利益的同时,也要对利益相关者(包括顾客、员工、债权人、政府、社会、环境等)承担责任。(1)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层次:基本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或自愿责任。前者是任何企业,不论何种性质、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何种阶段,都必须履行的,是一种义务;后者则取决于企业的能力和觉悟。任何一个企业,要想在社会中立足,做大做强自己的产品,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讲诚信,遵守职业道德,不能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谋取企业私利。
温家宝总理曾在回答有关中国食品安全的提问时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流着道德的血液。制造问题奶粉的企业正是面对巨大的利益刺激,道德良心已经没有了底线,忘记了基本的社会道义与良知的他们,唯利是图。而在这场奶业危机中,正是消费者用自己的选择,及失信企业用自身的沉痛教训说明,无论经营取得何种成就,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会在一夜之间让大厦倾覆。
4.低廉的违法成本致使企业铤而走险
为什么企业在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面前敢如此胆大妄为,以身试法?笔者认为,除了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可以蒙混过关之外,相关处罚太轻,缺乏威慑力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当企业的违法成本低于从事违法行为所带来的高额回报时,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忽视了制假售假行为本身的危害,对制假售假行为处罚较轻,体现在经济法、刑法等各方面。如《刑法》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而对违法者追究刑事责任,一般只有在酿出命案后才有可能,而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责任追究更是鲜见。因此,我国这样轻的处罚力度,是诱使企业铤而走险的重要缘由。
当市场失灵、无序竞争、企业唯利性及违法的低成本导致企业铤而走险,损害消费者利益致使社会分配不公时,国家对食品市场进行依法规制就成为人们的欲求。美国著名记者尼科尔斯?福克斯在其名著《美食与毒菌》中指出,我们的身边原本充满了看不见的危险,但现在我们不幸看见了,而且是在餐桌上。食品安全关系消费者的生命与健康,关系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和政治稳定,于是强化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是一项紧迫任务,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现状
伴随对食品安全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保证食品安全或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纵观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现状,是由《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等法律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有关食品安全的专门规章为主体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为补充构成的集合法律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但是上述法律、法规是由不同级别、类型的国家机关在不同的时期制定和颁布的,相关的规定被分散在经济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和我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中,众多的部门法不能解决单一法律调整范围狭小且因相互间矛盾带来的执法难的事实。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体系尚有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食品安全法制理念缺失。《食品安全法》制定以前存在的法律法规在制定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食品安全问题,长期存在的词汇为食品质量和食品卫生,食品安全并未进入立法视角,当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就显得很不适应。如我国现行的《标准化法》,总体上偏重于工业产品标准,对于农产品的产品质量标准却是推荐性标准,应当制定强制性标准。(2)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已经制定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律,起码有一部比较成熟的通用法律。而我国,在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现状下,才促使了食品安全法的出台。
食品安全理念的缺失不仅反映在立法方面,还存在在食品安全法律的实施者及权利义务承担者身上,如还存在着政府管理者为了经济发展而忽视食品安全的现象,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把主要经历放在了解决生存、谋求发展上,因发展经济而忽视了食品安全的现象大量存在,这就产生了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一些食品生产经营者,在利益的驱使下,食品安全往往让位于企业的经济效益,这就使食品安全丧失了源头上的保护闸;就普通的消费者而言,虽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是信息不对称现象也使其不可能掌握太多的食品安全知识。食品安全意识的缺失与无能为力,则为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泛滥提供了得以生存的土壤。因此,增强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尤其是管理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前提。
第二,食品安全相关法律体系尚不全面。《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并不能改变我国已颁布的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虽然数量繁多,但因分段立法、条款相对分散、单个法律法规调整范围较窄、法律效力层次低的事实,加之一些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和宽泛,缺乏清晰准确的执法标准和可操作性,留下执法空隙和交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间的协调性差的问题。而我国目前采取的是食品安全分段监管机制,其中,农产品由农业部门管理,食品生产、加工、制作过程由质检部门管理,食品流通和销售过程由工商部门管理;餐饮业由卫生部门管理。法律法规的不配套,是食品安全执法的首要障碍。食品安全体系中“角色不清”导致卫生部、农业部、环保总局粮食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的职能权限界定不清,职能部门既制定和解释法规、标准,又行使执法功能,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滋生腐败使食品安全难以真正落实。因此实践中定性不准确、处理不当的现象比比皆是。对同一具体的食品制假售假行为,处理结果差别较大。
此外,我国食品市场的市场准入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尚未健全,食品安全标准、检测和认证体系亟待法律正式统一认可,食品信息供给的法律制度仍未建立,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的应急制度仍需完善,食品安全保障制度还存在一些空白,导致无法可依。三鹿奶案中的三聚氰胺非食品原料检验标准的缺乏便是一例。从总体上说我国尚未建立起从食品生产到消费再到最后处理的食品生命周期的全程法律规制体系。
第三,食品市场执法不到位,力度不够。首先,由于法律法规自身的交叉与重叠,导致多头执法,影响监管效果。对于食品质量的监管,现行法律法规赋予许多部门以执法权力。如《产品质量法》规定工商和质量监督部门都是执法主体,现《食品安全法》规定,工商、卫生、质监、农业等行政管理部门都承担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任务,职责不清必然导致重复执法或出现执法的真空地带,加上各部门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不一致,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部门之间各取所需,各自理解执行,争权夺利、推诿扯皮、相互掣肘的现象时有发生。“多龙治水”演变成“无龙治水”也不足为怪了。
其次,执法部门以罚代管、以罚代刑,影响法律的严肃性。法律通过包括罚款在内的多种责任承担方式促使人们遵纪守法,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并有效防止违法行为的再度发生。因此罚款不是执法的目的,而是保证法律的实施的一种手段,但执法机构在执法时却本末倒置了。执法机关在执法中普遍存在着 “执法就是罚款、管理就是收费”的“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现象,于是围绕罚款搞管理,精于“打放结合”之术,玩“猫捉老鼠”游戏,为了应付财务压力而只能重罚款而不计其余,以确保完成罚款指标。再加之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为保护本地区有贡献的企业,将违法现象隐瞒不报,以财产罚代替应有的刑事制裁和民事责任,使企业肆无忌惮,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有的企业就把这些罚款算入生产成本,法律威慑力成为一纸空文。
再次,存在运动式执法现象。法律执行过程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由于食品安全执法主体多元化,导致了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保证食品安全的执法过程中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往往在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由上级行政机关发布命令,相关部门进行一阵风式的检查、处理。加之存在执法不严、不彻底,当这阵风过后,假冒伪劣食品又重新泛滥起来。这种执法主体多元化、食品安全职能交叉的现行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第四,食品安全的法律责任不够全面和严厉。这不仅是使企业铤而走险的诱因,也反映了在法律规制体系中法律责任规定的缺陷。我国关于食品安全责任的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条文中。这些法律规定多是针对整个产品制定的,并未考虑到食品的特殊性。食品安全责任及其抗辩事由分散在属性不一的部门法中,在适用时难免会出现相互交叉重叠甚至冲突的情形。法律应当规定食品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承担主要责任和专属责任。他们有义务通过自检和现代化的危害控制技术来保证食品安全。而一旦由于其过失或故意引发食品安全责任事故,其理应为此承担高额的代价。
在发达国家,法律对问题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处罚非常严厉,一般对食品质量安全事故采取重罚,特别是对蓄意破坏食品质量安全者,不仅要求立即停业待查,而且高额的罚款往往会令其关门倒闭,让违法者得不偿失。如美国,该国法律规定,无论金额大小,只要制假售假均属有罪,处以25万美元以上100 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并处以5 年以上的监禁,如有假冒前科,罚款额可达500 万美元,这样的处理才会使经营者像珍惜生命一样维护食品安全。(3)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恰恰忽视了制假售假行为本身的危害,对制假售假行为处罚较轻,这无疑是对违法者的纵容和对人民群众生命与健康的轻视。从打击猖獗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迫切要求来看,目前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在法律责任的设定上范围狭隘,在处罚力度上乏力,没有彻底剥夺违法犯罪分子再次违法犯罪的条件和能力,不能够充分发挥法律应有的威慑力。这就导致了食品安全事件在我国屡屡发生,层出不穷。
此外,诸如保健食品、自然食品、生态食品、无公害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免检食品等明目繁多的不同食品安全等级的词汇,加之不同地域级别的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对食品的评比和予以的称号如中国名牌、消费者信任品牌、推荐品牌、某某一百强等评选,法律对此尚未进行调节和规范,增加了消费者识别食品安全等级的难度和市场的不透明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免责的挡箭牌,也成为建立部门利益的小金库,如存在十余年的食品免检制度。
三、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完善
民以食为天,国以食为安。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形象、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也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问题,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的立法现状分析,本文认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必须从以下几点入手:
1.强化食品安全理念
加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首要的是树立食品安全法律理念。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将食品安全定义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和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健康受害的一种担保”。 具体地说,食品安全是指食品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消费者及其后代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食品安全是结果安全和过程安全的完整统一。因此,食品安全法律规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树立食品安全法律理念应当把结果安全和过程安全均纳入法律规制视野。其次,应当对全民进行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利用一切媒体宣传食品安全科普知识、科学种植养殖知识等。再次,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诚信、公德的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建设,促使企业遵守职业道德,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食品安全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清理并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
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认真清理、补充和完善,对一些旧法进行废止、修改和整合,将散存于各法律法规中有关食品安全的内容整合, 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立法和执法上的相互冲突,解决法律体系的混乱,保持法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首先应当确立立法原则,即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应当涵盖从 “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不能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和问题,应当按照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要求来设计各项法律制度,涵盖食品链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综合、全面、立体的法律规制,并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其次,应当完善《食品安全法》,如完善食品常规检验制度,并以此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的单行法规及完善技术性法规以明确标准,其中包括标准化、产地环境认证、质量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标签管理、投入品、农药、兽药、饲料、肥料、激素、添加剂等的使用、质量监督检查、食品安全信用、食品安全评价等;再次,应当注意提高法律效力的层次性,对部门立法应当严格审查,此外,还应对社会参与执法、政府促进守法留有空间。
3.加强执法监督,提高执法效能
有效的执法监督与执法效果的软件的保证可以有效的减轻竞争无序的状况,促进食品市场良好的竞争秩序的建立。要建立统一的监督执法体系,克服各自为战的局面,部分执法部门可以考虑实行垂直管理,以根除部门、地方利益和徇私枉法。首先,分段监管符合国情,但应当避免分段监管带来的重叠和权力的真空地带,应当做到责任明确,进一步理顺监管体制,建立“统一、协调、权威、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要强化各相关行政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加强联系和信息共享。虽然《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定食品安全委员会,但地方仍处于多头治水状态,应当考虑同样在地方建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其次,国外经验表明,对食品生产相关企业实行强制性管制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基础。食品安全比其他任何一种与健康相关的政府活动需要连续和强制性的管理。针对目前我国普遍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者处罚较轻的问题,要扩大执法部门检查权,加大对违反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的惩处力度。再次,应当改变运动式执法的现状,强化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确保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最后,落实执法人员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从制度上保障食品监管工作顺利进行。强化责任意识,建立责任制,使权力与责任挂钩,使责任追究落到实处,努力形成工作高效、执法严明的队伍.
4.完善责任体制,加大违法成本
事实上,有毒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中,除了部分不懂法外,主要是利益驱动,是在预期的获利和惩罚间权衡后而为之的。只有重典治乱,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制售毒食品的风险成本,使其大于违法所获利益,生产者才会停止违法。首先应当在立法中根据不同需要设定严格产品责任或过失责任,如《产品责任法》中应将严格责任明确写入法律,以期产生单方面的有效预防激励;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由加害人给予受害人超过其实际损失的损害赔偿金额。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可见,我国立法中已经承认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用价值,但以价款为计算基准,惩罚性赔偿标准偏低,震慑力度显然不够,难以对违法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侵权人的私人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使其博弈后的选择不是违法。其次,加大刑罚力度,刑法具有预防与惩治的双重功效。借鉴国外经验,对制售有毒食品的经营者施以包括自由罚在内的刑罚方法,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剥夺其从业资格,不仅可以起到安抚受害者,惩罚教育违法者的作用,对同行业食品经营者也是一种威慑。
5.加强食品市场的准入及退出的管制和监管
目前,我国存在的市场准入制度主要是由各部门制定的规章,以质检部门的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为例,包括许可证制度、强制检验制度以及市场准入标志制度,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确保食品安全,这是防止伪劣产品进入市场的重要防线。我国应当加强建立严格的食品准入审查制度,同时要尽快建立一套具有国际水平的检疫技术。由于食品流通涉及众多环节,而每个环节都可能受到不安全因素的影响,因此对食品安全的监督需要贯彻在各个环节中,并建立食品备案制度,每一个环节均应按分类标准进行备案。在市场退出制度方面,现阶段主要是企业的自动召回为主,应当完善食品召回制度,与市场强制退出制度相结合。
此外,还应当大力发挥新闻媒体及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加大媒体信息披露力度;依法加强权力监督,保证公正执法;行业协会和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也应当充分发挥,通过行业自律减轻执法成本,消费者权益也可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对于有关食品的各项定义应当明确依法规定,并且将各项称号的评比纳入法律轨道……
食品安全期待法律庇佑,一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不仅可为企业提供一套完整有效、科学合理的安全生产和监控管理技术标准,并强化食品从业者的自主意识,引导和规范企业行为,还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推动我国食品产业又好又快的发展,是人民群众的福祉所在。
三鹿奶案的发生,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可以说,其造成的影响在渐渐平息,但绝不应当是休止符,任何我们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均应成为制度进步的阶梯。事实上,其已经带动了《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也必将加快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体系的完善的步伐。
作者：张文臻 张旻昊
第二篇：国际能源安全法律研究
【摘要】能源安全关系到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安全，美、日、欧盟在能源安全法律方面的探索取得许多法律成果和经验教训，值得中国能源安全立法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能源安全;外国法;能源合作
一、能源安全的提出
能源安全提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19世纪末宗主国掠夺殖民地国家石油资源，到二战后这些国家独立，石油生产国一直在石油利润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OPEC的成立使伊朗、科威特等产油国有了抗衡组织，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为其维护本国资源利益提供了国际法依据。70年代，OPEC成员国通过采取提升油价，参股和收归国有等措施逐步收回对本国石油资源的掌控，工业国家遭受石油危机，能源安全始引关注。
二、能源安全的定义
1974年国际能源机构(IEA)成立，首次正式提出国家能源安全概念，这时的能源安全仅指能源供应安全。随着全球变暖和环境日渐恶劣，人们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能源安全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教授认为，能源安全不能仅关注供应安全，还应重视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雷认为，能源安全包括能源的供应稳定和使用安全，前者指供应一国正常生存发展需要的能源的稳定性，后者指能源的消费使用不对人类自身生存发展和环境造成威胁。
中国政法大学玉文轩副教授认为，能源安全包括能源在供给、价格、运输方面的安全和生态安全。能源供应安全指拥有充足的一次能源资源储备和开发利用能力，二次能源加工转化能力，及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持续稳定的能源进口。能源价格安全指能够以适当价格获得所需资源。能源运输安全指国家能源运输通道的通和运转正常。能源生态安全指能源开发利用行为符合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三、外国能源安全立法与政策
(一)美国
美国既是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也是能源生产大国，其能源安全法律体系较为成熟：
首先，每当出现重大能源安全问题，都能及时制定应对法律和政策。
其次，美国由国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制定不同层次的能源安全法规，并将能源安全政策和立法相结合，效率和可操作程度高;在统领性能源法或政策法下，设有专门规范石油、煤炭等个别领域的法，并注重与环境和资源保护法相协调。
再次，在能源市场中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仅在必要时进行宏观调控，使市场机制与能源安全保障结合了起来。
(二)欧盟
欧盟法律由基本法和次级法组成，基本法规定了能源问题，却未具体规定能源安全，次级法仅有两个指令涉及能源安全。能源供应安全主要由成员国国内法规定，在欧盟以单一法律框架处理能源问题的趋势下，欧盟和成员国间存在着管辖权能划分不清问题。此外，其能源法律和政策十分重视环保问题，并采取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果。
在国际上，欧盟与他国缔结了能源安全方面的条约，一为保证新成员国与欧盟内部能源市场的对接，二为确保自身能源安全。欧盟还与油气丰富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或对话，但缺少条约拘束，或条约规定笼统，可操作性差。
(三)日本
日本作为能源消费大国，能源资源匮乏，油气90%以上依赖外国进口，因此日本十分重视能源安全：首先，日本有较为完备的能源安全法律体系，早在1962年就开始构建石油储备制度，以应对短期突发能源危机。日本还立足长远，一方面构建节能法律制度，积极发展高效节能技术和产业，制定严格的工业生产和产品节能标准;另一方面构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大力推进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
其次，日本积极寻求能源国际合作，推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变，以能源供应多元化和能源消费多样化保障能源安全。《京都议定书》签订后，日本在保障能源安全时注重考虑环境因素。
再次，日本由经济产业省对能源安全实行统一集中的管理，便于能源法律和政策实施，及时高效应对突发状况。
四、对中国的启示
(一)尽快推出能源法，健全能源法律体系
中国能源安全立法尚处初步阶段。中国现行的《电力法》《煤炭法》仅是调整个别能源领域的单行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则仅是调整能源某一层面的专项法。中国急待推出一部统领性、综合性的能源法为中国能源发展设立方向坐标，一方面列明能源安全的立法目标地位，补充制定缺位的能源安全法和配套法，另一方面将我国已有的能源法律进行整合协调，或修订或废除或撤销去糟存精，吸纳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并加强制定相关配套法，提高可操作性和实行效率。
(二)设立独立能源管理部门
中国有必要向美、日等能源大国学习，设立一个独立于其他部门、企业的能源管理部门，对内能够统一稳定地根据国内外能源形势的变化及时制定对策、出台法规，统管中国能源安全事务;对外能够在遭遇突发能源危机时快速应对，及时高效、权责分明地处理能源问题。
(三)通过缔约和国际合作维护本国能源利益
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一方面需要与多元化石油生产地开展国际合作，避免对一国或一地能源的过分依赖，以缔结有拘束力条约保证能源供应安全和运输安全;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与其他能源消费国开展对话，减少相互间能源利益碰撞和纠纷。
(四)以国际法稳定国际能源环境
能源生产国往往比消费国拥有更多的权力，若不加以引导放任个别国家立足本国至高点处分能源资源，势必引起国际社会动荡不安，而个别国家或地区间的能源协议和合作并不足以应对这一问题，因此构建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法来限制生产国权力，协调生产国间、消费国间及他们相互间利益，引导国际合作与对话十分必要。中国作为消费大国应发挥主导力量，并推动联合国在构建国际能源安全框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泽伟.中国能源安全法律保障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2]刘华.我国能源安全立法体系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8(3).
(上接第221页)多时候，公力执行机构难以发现垄断违法行为，当私人提起反垄断诉讼后，公力执行机构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时，它就会发动后继的公力执行。
四、小结
我国反垄断法中不乏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但执行中却出现了本应受到保护的消费者权益的流失。这与我国反垄断执行制度不完善有很大关系。为此，应从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两个方面来完善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健.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基本原理与外国法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郭松民.反垄断法将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最好保护[J].中国青年报，2007(3).
[3]王利军，王海涛.反垄断法中的消费者权益研究[J].法学杂志，2007(3).
[4]颜运秋.反垄断法应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终极目的[J].消费经济，2005(5).
作者：王媛
第三篇：农村消费安全的法律思考
摘要：发展经济，开拓农村巨大的消费市场与保障农村消费者的权益应该同步进行。我国对农村消费者的保护是一个薄弱环节，大多数农村消费者安全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环境下，应从法律的角度，通过提高农民消费者素质;采取专门措施;设立维权机构;建立消费者组织;加强舆论监督等措施，来保障农村的消费安全。
关键词：农村;消费;安全;法律
文献标识码：A
假冒伪劣产品“上山下乡”，一些制假的不法商贩把魔爪伸向了农村。从生活用品、食品到农资、药品，假冒伪劣商品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以至于社会流传着农村成了“销废”市场，农民成了“销废”者。农村“销废”者常常见诸于报端，使农民蒙受着变相的歧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之下，如何保障农村消费市场安全将是新农村建设的主题之一。
一、农村消费市场现状之分析
(一)农村消费与农村“销废”
农村市场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然而与正在寻求生活档次提高的城市居民不同，我国很大一部分农民却生活在被假冒伪劣商品包围的消费环境之下。我国的农村消费安全状况令人担忧。“销废”者是强势文化加在农民身上的，具有歧视性。农民似乎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废”者，常常遭受愚弄，农村市场成了假冒伪劣产品滋生的温床。许多不法商贩利用农民的消费知识少、维权意识淡薄、收入不高等特点，把大量假冒伪劣产品销售到农村，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受到极大的侵害，也是对人权的极大蔑视。
(二)农村消费之不安全因素
1、从外部环境来看：
第一，诚信缺失。伪劣坑农，消费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据笔者所亲历，农村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实在令人担忧，农村消费者的安全消费不能得到保障。在食品方面，大量“三无”产品横行于市，过期商品多，各种劣质酱油、奶粉、醋、葡萄酒、汽水、冷饮等充斥农村市场。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超标是家常便饭，如用矿物质油加工各类瓜子，面粉中增白剂严重超标，火锅底料中添加石蜡，病、死猪肉照常销售等。更可笑的是，一些不法商贩利用农民消费知识的缺乏，对驰名商标稍加改动，例如，“康师博”与“康师傅”、“金龙鱼”与“金尤鱼”等等，外包装基本一致，便以为貌似名牌可以骗过农民的眼睛。这种赤裸裸的欺骗方式是不法商贩驾轻就熟的。可想而知，这些假冒伪劣商品的质量到底差到了何种程度，农村消费者的安全隐患无处不在。
第二，消费结构不平衡。农村消费者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一方面过于节俭，另一方面表现得过于铺张浪费。在农村，消费行为受收入影响极大，因为农村消费者收入不高，购买商品时，便宜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在农村，真商品敌不过假商品，农民消费者收入偏低、消费水平有限，“廉价”因此成了影响他们购买商品的重要因素。似乎这也是节俭的表现之一。而且很多生活必需品在他们看来都是“奢侈品”而无需购买。比如，很多农民都没有刷牙的习惯，即使有刷牙的习惯，长时间用一根牙刷不换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诚然，勤俭持家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得到提倡，但过分地注重节俭就会降低生活质量，给“便宜”的假冒伪劣产品制造了生长的空间，严重威胁农民消费安全。另一方面由于某种社会风气的作祟，在有些消费上的盲目攀比还是大有市场。比如婚丧嫁娶，在农民眼中就是大事情，为了不输于其他人，他们宁愿负债累累。如此这般，便形成了农村过度“节俭”与“铺张浪费”并存的畸形消费结构。
第三，市场环境不改善。农村消费市场环境差是公认的事实。主要表现为：首先，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配套设施根本无法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这样就抑制了农民的消费。有许多消费产品农民根本无从得到，更别谈好的服务产品的享受。其次，某些生产经营者科学消费观念淡薄，构成威胁农民安全消费的温床。某些企业提供有悖于安全消费要求的商品和服务，大量使用防腐剂和添加剂，导致有毒物质超标;提供不实的信息做虚假宣传误导农村消费者;更可恶的是不少不法商贩生产不合格的有毒产品，危害农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再次，国家监管不力，政府整治工作不到位。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农业人口分布广又多，对不法侵害农村消费者的整治工作往往顾此失彼。加之不法商贩自有应对监管的措施，基本上是流动“作案”，因此，整治工作不到位和滞后，很难为农村消费市场提供更加安全的消费环境。
第四，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缺失。有关部门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监管、打击力度不够，使部分假冒伪劣产品得以在农村安营扎寨。农村人口多，地域广阔，在国家制定相关法律、对相关行业部门进行监管时往往忽视了农村消费者权益的维护。
2、从内部因素来考虑：
第一，广大农民缺乏科学消费观念。陈旧、落后、不文明、不健康的消费观念大范围存在。消费观念直接决定人们的消费行为，科学的消费观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选择。但是农村消费观念还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之上，一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在农村仍然非常有市场。在全球化的今天，外来消费文化不断冲击人们的思想意识，外来商品不断充斥市场，这一切都会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念，使人们处于一种盲从阶段，表现出多种不符合实际、不理智的消费行为，这种消费观念的存在制约着农村消费的发展，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农民缺乏科学消费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中国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而绝大多数农民不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农民连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有时都得不到保证，更别谈科学的消费知识的获取。相应的农民自我保护意识也是非常薄弱的，在其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忍气吞声，无能为力。受教育不高的农民在进行消费时，往往缺乏科学知识的指导，对产品质量性能了解不多，对于怎样合理使用也是一知半解。而关于消费者所拥有的选择权、安全权、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益不甚了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少求助于外界讨回公道。在购买商品时没有索要和保留发票的习惯，一旦出现纠纷就很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三，农民的消费能力不强。农民的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不高。这是农村消费安全受到威胁的最根本的原因。由于农民消费水平不高，根本没有能力去做过多的选择，往往选择价格低廉质量低劣的消费品。而这一点又被一部分日益贪婪的生产者、销售者所利用。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有了生存的空间。
二、保障农村消费安全的经济法理基础
消费者权益的维护靠传统的民法难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体系属于经济法的范畴，而农村消费安全的法律维护更是要依靠经济法来实现。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注重对弱者权益的维护，经济法是对安全理念的彰显，维护经济安全是经济法的基本价值之一。具体到法律，应该以市场规制法为主，对农村消费者安全进行合理的制
度安排。
(一)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的本位
法的本位是指基本观念、基本目的或基本作用、基本任务。人们常常从本位思想出发去考虑一个法律部门，确定其调整对象、范围等问题。二十世纪以来的立法是以社会为本位，逐渐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体恤弱者，贯彻严格责任原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它保护的既不是市场主体的个人利益，也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而是对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的自由竞争状态进行调控，实现经济稳定、市场协调发展;对具有扩张性、官僚性的政府经济权利进行调控，防止因权力的过度膨胀和权利至上而损害市场主体的利益，妨碍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从部门法的一般意义上来说，经济法的本位是社会整体利益。消费者本来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也是弱势群体，那么农村消费者就是弱势中的弱势。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注重对弱者的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绝不是只注重社会利益而完全忽视个人利益的发展。“社会本位”思想仍然坚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忽视这一指导思想的“社会本位”必将是短命的观念。“社会本位”应是“个人本位”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个人为获其更大、更高、更好、更持续的个人利益而进行的有针对性、有原则的理想抉择。
(二)经济安全：经济法的价值追求
法律价值，不仅是法理学和法哲学研究的对象，也是部门法学者着力探讨的课题。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调整社会公共关系的法。毋庸置疑，经济法以促进和维护国民经济整体安全为目标，并作为经济法工具性价值的首选价值。经济安全的实质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行为或利益的保障程度及其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其实质是利益安全。农村消费安全的维护是经济法价值的题中之义。农村消费者的利益很容易受到外界的损害，作为维护经济安全的经济法应该担当起维护农民消费安全的重任，经济法的价值才能彰显。我们应该看到，经济法对农村消费安全的维护要考虑到农民的特殊地位，要对农村消费的特点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此种制度设置应该有别于普通消费安全的维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对农村消费安全的维护。
(三)市场规制：对农民权益的维护的积极作用
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必然要考虑到农村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市场规制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村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必然要受到市场规制法的调节。在农村市场规制制度建设中，主要进行竞争行为和消费秩序规制制度、商品(服务)市场规制制度、要素市场规制制度和市场管理制度等建设。本着“重农、强农、富农”的思想，在农村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架构中，以农民为本，从市场规制的源头上，优化农民制度生存环境，以抵制市场对不完善的农民市场主体造成的损害。因此，市场规制制度，对农村消费层面的规制有利于农民权益的维护，保证农村消费者的消费安全。
三、保障农村消费安全的对策分析
农村消费者不容欺骗。农村消费市场的维护是一项重大而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的重构。从消费安全层面来讲，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
第一，提高农村消费者素质。首先要创造良好的受教育环境，保证农民受教育的权利。大力开展消费教育，在乡镇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形成浓厚的现代消费教育氛围。从长远来看，要将消费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范畴，列入大中小学校的教育课程，使新成长的农村消费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其次，提高消费理念和能力。树立现代消费观念，包括信用消费理念、生活质量理念、消费效用理念，积极采用灵活的方式来满足消费欲望。加大商品知识的宣传，通过多种渠道，例如，现场演示的方法让农村消费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各类商品，以及如何分辨假冒伪劣商品，如何保养修复，使农村消费者不再盲目消费。再次，加大现代维权教育，增强农村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使农村消费者了解购买和消费过程中有哪些权益，以及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来维护。最后，要破除陈旧迂腐不合时宜的消费观念，摆脱迷信消费的误区。
第二，对农民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首先，国家应针对农村的特殊性进行一些有益的制度设计，用以加强对农村消费者的保护。例如，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除现行的产品责任、医疗纠纷等涉及农村消费者的纠纷以外，对于其他一些严重损害农村消费者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其他一些严重损害农村消费者权益的纠纷，也要将更多的举证责任转移到经营者身上;在转移举证责任的同时还应加重经营者对损害农村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责任，扩大经营者赔偿的范围，扩大适用于非欺诈性的严重损害农村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对经营者施加更多的义务，要求更高的说明义务，要求经营者用便于让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村消费者理解的语言文字向他们解释说明商品和服务的情况。其次，强化政府对涉及农村消费者权益的商品和服务的日常监督和管理。相对于其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日常监督而言，农村消费监督要求具有更高的警觉性和更强的责任感。因为农村消费者范围广人口多，只有保障农村消费市场的稳定，才能保证整个国家的稳定。对于具体制度的设置。监督的重点主要是商品的安全性、有效期、计量、价格欺诈等在农村经常出现的问题。为了便于监督，可以考虑在各村社特聘监督员，以形成一种国家监督网。
第三，建立便于农村消费者的维权机制。针对农村消费者厌诉的特点和维权意识淡薄，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农村消费维权体系。首先，在诉讼方面应该建立起针对农民的小额诉讼制度，对于一些标的额不大的，争议不大的纠纷用更加简便易行的方法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利益，省去一般诉讼冗长复杂的程序，采取“一裁终结”不实行“两审终审”，鼓励农村消费者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次，在建立小额诉讼的同时，还有一种简便易行的维权方式，那就是仲裁。可以预见，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速度发展很快，在现代社会中，每个农民都将是消费者，要进行很多的买卖行为，而消费过程中不可能尽善尽美，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瑕疵，在遇到各种各样的纠纷时如果不打官司，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实行小额仲裁，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途径。小额仲裁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裁终结，成本很低廉，而且非常及时、简便，也有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再次，实现公益诉讼制度。由于农民受其自身素质与经济、思想的限制，很多农民不知道或放弃诉讼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结果往往使农民遭受到侵害之后不了了之，最终受损最大的是农民。很多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就是实行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应在农村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在必要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等官方或半官方组织代表消费者起诉违法经营者，为农村消费者的维权之路扫清障碍。
第四，充分发挥消费者组织的功能。扶持农村各级消费者组织的建设，消费者组织既包括消费者协会，也包括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服务的各种咨询、监测、监督机构等等。我国农村消费者组织还很薄弱，除了县一级的半官方组织消费者协会以外，其他民间消费者保护组织几乎没有，这种状况使得农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丧失了一种能够及时发现损害、相互支持、互助互济的社会网络，农村消费安全自然得不到保障。要在农村建立消费者组织，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知识和道德水准。要使得农村消费者组织成为国家使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政策的终结，成为深受农村消费者信赖的维权机制。
第五，加强舆论监督，创造诚信的消费环境。正确合理利用舆论工具的作用，加强对维护农村消费者权益情况的监督。新闻媒体要捕捉和寻找维护权益方面的新闻，跟踪报道“民间打假”、商家自己打假或联手打假的举措和办法，全力支持消费者组织的行动，对典型的损害农村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予以曝光，警示不法经营者，并提醒消费者。
四、结语
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依然落后，众多农民仍然在经历着磨难，甚至摆脱不了被愚弄的命运，但是，绝不能因为他们的默默承受，就忽略了他们被压抑着的渴求。社会的建设者，更重要的是决策者们，应该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从蒙昧中快些走出来，引领他们向着美满的生活扎实、坚定地前进，不要再让他们走太多的弯路甚至走上迷途。
责任编辑 陆 莹
作者：李长健 袁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