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补贴规则

2024-07-09

反补贴规则(精选六篇)

反补贴规则 篇1

渔业补贴是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政策性支持措施, 导致渔业产能过剩和渔业资源衰竭。但是补贴的效果从经济学上观察, 它又有促进一国渔业经济发展的作用, 能够有效地满足粮食安全的需要。因此, 如何有效地禁止有害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渔业补贴, 适度允许有利于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补贴并逐步削减可能有害于渔产品国际贸易秩序的补贴, 成为各国——尤其是WTO成员共同关注的话题。

WTO多哈回合将渔业补贴规则谈判列入正式议程, 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截至2008年5月28日, WTO规则谈判组发布了渔业补贴规则文本草案 (TN/RL/W/213) 。这份文本是以附件八的形式附加于既有的SCM协议之后的, 作为其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也就是说, 虽然曾经在规则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三种关于处理渔业补贴问题的提案:不制定特殊的渔业补贴纪律、红绿灯制以及赋予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和有差别的待遇制, 但是最终文本草案是对各种方案的一种高度的“糅合”。这样的做法有两个优点:一是节约了渔业补贴谈判的时间成本, 避免为了渔业补贴规则另起炉灶而招致的浪费;二是可以将既有的补贴分类法——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规则沿用至渔业补贴, 有利于避免WTO补贴规则的“碎片化”现象。

由于上述文本草案并非最终的渔业补贴规则, WTO各成员可以对之作出自己的评论, 修正后才能定稿。因此, 截至目前, 国际渔业补贴仍将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①渔业补贴国别数据难以收集完整, 被瞒报的数额巨大, 世界渔业补贴数额难以精准确定。②渔业补贴的贸易效果仍将是“双刃”的, 需要充分发挥既有SCM协议的规范和调整作用。③渔业补贴最终是否被纳入WTO法律体系得到有效规制, 是一个不确定的事项, 需要多哈回合各WTO成员的诚意与努力。

二、国际渔业反补贴:现状与问题

到20世纪80年代末, 渔业资源由于过度的开发已面临枯竭。这一紧迫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他们纷纷开始着手研究渔业资源枯竭的成因和解决方法, 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各国和各组织都将重点放在渔业补贴问题上, 将其提上议事日程。2001年, 《多哈宣言》更是明确地将渔业补贴列入了规则谈判议程, 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渔业补贴新纪律的谈判。一系列渔业补贴的新纪律正在不断孕育之中。

渔业反补贴是个全球性课题, 但是从根本上讲, 渔业反补贴是国内程序性事项, 但是它的实施会引发国际效应, 尤其是对渔业进出口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一般性补贴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尤其是要证明补贴存在的事实, 需要大量的经济数据。而这些证据几乎为渔业补贴实施国所控制和垄断。因为补贴本来就是政府行为。调查取证是一国的司法主权行为。要到外国 (相对于反补贴调查实施国而言) 调查取证——现场调查, 是需要事前经被调查国同意的。虽然SCM协议要求被调查国政府给予准许调查员入境的便利, 但是, 也允许被调查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拒绝此等调查员入境。鉴于以上事实性障碍, 渔业反补贴是一个不太容易被轻易启动与执行的程序。

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对渔业反补贴措施的运用出现了三个问题:①渔业补贴是政府行为, 渔业反补贴的调查对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因此, 渔业反补贴则会影响被调查国的对外贸易和渔业产业政策、宏观的渔业经济政策甚至总体经济战略。这是WTO各个成员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启动需要谨慎平衡各种价值取向:在贸易管理权与被诉国政府的贸易管理权之间进行权衡、在贸易自由化与国内产业保护与调整之间进行平衡以及在私权与公权之间进行考量。任何一对关系的失衡, 将导致利益的失衡, 甚至破坏良好的国际贸易秩序。②渔业反补贴的涉及面极为广泛、持续时间长。渔业反补贴的调查范围包括接受政府渔业补贴对象的下游企业甚至整个产业链。渔业反补贴对一国渔业经济的影响广泛和持久。为应对渔业反补贴调查, 一国政府必须逐步调整相应的渔产品贸易和渔业产业政策, 这种调整将在长时间内对一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③渔业反补贴措施适用的连锁效应特别大。在WTO成员政府渔业反补贴调查中被认定的补贴措施, 可以直接被其他成员在渔业反补贴调查中援引。在当前WTO的其他成员对渔业反补贴是否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原则模糊不清时, 美国的判例可能会成产生很强的连锁效应。美国修改反补贴税法后将之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盟等其他WTO成员业已效仿美国, 重新修订反补贴法, 使之适用于中国出口的渔产品。

三、国际渔业补贴与反补贴问题:中国的出路与对策

(一) 中国应对国际补贴的政策建议

1.适时调整我国渔业补贴的方向与力度

为了应对贸易伙伴对我国可能发起的渔业反补贴调查行动, 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作好准备。实践方面首先是要对我国现行的渔业补贴政策进一步进行梳理, 梳理的重点应放在地方各级政府现行的财政直接补贴和优惠的税收政策方面。根据2008年5月28日WTO规则谈判组主席公布的渔业补贴规则文本草案, 禁止性渔业补贴的范围极其广泛, 包括但不限于用于购置、建造、维修、更新、改造、现代化或其它任何改装捕捞渔船和服务性船只的补贴, 包括为达到上述目的用于渔船建造或造船设施的补贴;补贴用于从事海洋捕捞活动的自然人或法人的收入支持;补贴用于海洋捕捞水产品的价格支持;对任何船只从事非法、未报告或无管制的 (IUU渔业) 捕捞活动的补贴。此外, 凡是用于从事捕捞那些已明显处于过度捕捞状态种群的渔船或捕捞活动的补贴均视为禁止性补贴。

可见, 新的渔业补贴纪律一旦经一致通过成为WTO规则法律文本, 将对我国现行的渔业补贴计划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我国目前实施的渔业补贴几乎都与禁止性补贴沾上了关系。进一步梳理我国渔业补贴政策与补贴方向, 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渔业补贴梳理的原则应是:取消“红灯补贴”, 控制“黄灯补贴”, 用好“绿灯补贴”。根据我国的入世承诺, 我们应完全取消对国有渔业企业的直接补贴, 取消被视为“红灯补贴”的任何渔产品出口补贴与进口替代补贴;对于“黄灯补贴”, 我们应遵循《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6条的规定, 在数量和程度上要进行严格的控制, 应力求将从价补贴率控制在2%以内, 以避免引起国外不必要的反补贴调查;而对于“绿灯补贴”则应注意其使用效力。另据最新公布的渔业补贴规则文本草案, 将来的渔业补贴在一定条件仍然是允许存在例外情形的——不过, 条件相当苛刻。

2.加强渔业资源管理工作规避补贴嫌疑

渔业管理是一国行使国家主权的表现, 是行政管理职能渔业领域的具体运用。渔业管理也是执行渔业补贴纪律的必备措施。我国尤其应当加强渔业资源管理。而且作为WTO的发展中国家成员, 中国将可以我国境内选择一个或多个区域自由实施自己的渔业管理制度。根据最新公布的渔业补贴规则文本草案的要求, 实施或维持非禁止性渔业补贴或附件八第III.2 (b) 列举的任何补贴的成员应制定渔业管理制度以规范该国管辖海洋捕捞活动并防止过度捕捞。这些渔业管理制度应基于国际公认的渔业管理和资源保护的最佳做法, 例如鱼类种群协定、行为守则、公海协定和为执行这些协议的技术指南和行动计划 (包括标准和预防性临界参考点) 等。该制度应包含定期科学资源评估, 以及捕捞能力和努力量管理措施, 包括捕捞许可证或使用费、渔船登记制度、编制和分配捕鱼权、分配专用配额给具体渔船、个人和/或团体以及相关执法机制;特定种群配额、季节性及其它种群管理措施;渔船监测可包括电子跟踪和船上观察员;定期如实地将渔获物和废弃物的详细数据向国家主管部门和有关国际组织报告的机制, 以及与资源保护和种群恢复有关的研究和相关措施。为此成员应通过并实施相关国内立法和行政或司法执法机制。这些渔业管理制度基于有限入渔制度是可取的。这些管理制度的性质和运作信息, 包括资源评估结果, 应通报给世界粮农组织 (FAO) 相关机构, 并在实施补贴之前应经FAO相关机构审查。相关的立法和机制以及任何修改, 应通知依据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委员会。另外, 各成员应指定一个咨询点, 回答其它成员和其它成员中感兴趣的各方就其渔业管理制度, 包括管理捕捞能力和捕捞努力量的措施、相关渔业的生物学现状等提出的合理问题。各成员应向委员会提供该咨询点的联络信息。

虽然最新公布的渔业补贴规则文本草案迄今没有成为有法律约束力的WTO规则, 但是, 它能够在历经数十轮谈判后形成目前的文本至少表明了未来的规则的发展方向, 因此, 我国决策部门没有理由不参照之并对我国渔业资源管理的理念、机构设置与权能配置作出妥善的安排, 未雨绸缪。

(二) 中国应对国际反补贴的政策建议

1.加强渔业反补贴调查理论研究

我国入世后, 在渔产品对外贸易壁垒日益森严, 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在非渔产品反补贴对中国开始适用国内调查程序以后, 加拿大、美国甚至欧盟更加强化可对华反补贴措施。可以预见的是, 我国贸易伙伴必将在渔产品贸易中对华实施反补贴措施。

我们要积极应对渔业反补贴调查及其对华渔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必须加强对渔业反补贴调查的研究, 不断深化认识, 做到从容应对。目前我们对WTO成员的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关注很不够, 基础性的数据不完整, 研究缺乏全面性、前瞻性, 往往是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在前, 主动的应对性研究在后, 不能适应我国渔业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对华渔业反补贴案可能增多的现实。我国需要密切关注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动向, 对它们的进口制度、体系的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分析, 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而科学的评估和分析。加强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和积累, 从案件发生的萌芽、正式发生、最后结束、事后引起的连锁影响等多方面跟踪分析, 积累典型案例, 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2.尽快渔业反补贴调查预警机制

渔业反补贴目前套用的是传统反补贴程序制度。将来谈判达成的新渔业反补贴机制也不会对之作太大的修补。渔业反补贴预警机制的作用在于防患于未然。要有效地应对和预防国外发起的渔业反补贴所引起的出口贸易摩擦, 需要多方协同作战, 形成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铁三角”关系和多层次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与费尽周折的磋商、应诉成功或遭受反补贴调查再进行补救相比, 通过预警机制于无形中化解显然是最佳选择。只有信息互动、集体作战、共同应对外国发起的渔业反补贴调查才能奏效。

企业是渔产品出口的主体, 数量众多, 很多渔业企业在国外设立了分支机构, 信息来源广、反馈及时。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 拥有独特的地位和丰富的资源, 可以通过我国驻外机构以及使领馆的商贸机构、海关等组织收集各国反补贴调查的信息。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身为民间服务机构的优势, 加强与国外同行的联系, 掌握国外同类商品的销售与价格信息。虽然我国行业协会目前面临美国提起的反垄断诉讼, 但是作为行业组织, 其在渔业反补贴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

因此, 我国应当在2005年底出台的《商会组织应诉反倾销指导意见》与 2006年7月商务部颁布的新修订的《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应诉规定》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地方、企业、中介组织在“四体联动”机制中的定位, 分清职责, 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 并在渔业反补贴贸易摩擦应对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若能协调好各方的优势, 建立起“四位一体”的预警机制, 将使我国渔业出口产品减少不必要的反补贴调查的困扰。

3.积极应对国际渔业反补贴调查

补贴的存在与否, 需要证据的支持。由于补贴是政府行为, 因此, 起诉方要成功举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 渔业反补贴调查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程序性事务, 必须取得相关数据才可以据之判断是否存在渔业补贴。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配合起诉方调查机构的渔业反补贴调查, 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或放弃自己在程序上所享有的权利。渔业反补贴的技术性要求高, 证据必须确凿, 程序也很复杂。

渔业补贴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调查过程中要触及它国国内法和涉及大量的政府间的交涉, 被调查对象国政府提供给该国生产商的补贴的详细资料很难获得, 同时还要考虑到自身国家整体利益的平衡。所以, 国外对华实施渔业反补贴调查并非意味着中国的渔业补贴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我国主管部门应当迅速行动起来, 组织一支精干的应诉队伍, 采取主动配合的姿态。我国完全可以通过积极配合的方式, 实现无补贴事实的裁决结果。

4.建立渔业反补贴法规与案例数据库

渔业补贴是政府行为, 是政府对企业或自然人提供的财政支持措施, 旨在增强国内渔业生产能力, 并对促进本国渔业产品出口发挥着积极作用。一国政府对本国渔业提供补贴, 是需要依据本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进行的。因此, 我们要有效应对国外对我国渔业产品实施的反补贴措施, 我们必须首先掌握和熟悉该国的渔业补贴信息, 尤其是该国的规范依据。虽然既有的SCM协议要求WTO各个成员尽到透明度义务, 但是有些数据仍然是不被递交给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的。因此, 需要我国驻外使领馆注意收集相关的渔业补贴类的经济信息和法规, 并及时传递给我国商务部, 使之得以建立补贴信息数据库和渔业补贴法规数据库。

由于欧美国家目前同时使用成文法和判例法, 因此除了收集这些国家的渔业反补贴成文法以外, 还要注意收集该国有约束力的判例。判例对于这些国家的下级法院审理同类案件具有法的约束力。即使是那些不具有约束力的案例, 也将对我国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提供参考与借鉴。与之同时, 我们掌握了这些国家的法律与判例之后, 我们也可以在我国对外发起反补贴调查之后, 有效地应对来自被调查国的抗辩。因此, 建立渔业补贴法规与案例数据库可以起到“智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静娜.WTO渔业补贴谈判探析[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7, (02) .

[2]陈述平.WTO渔业补贴谈判焦点问题之探讨[J].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2007, (05) .

国外对华反补贴案例分析及对策 篇2

对我国而言应对国外反补贴,一是实践经验比较少,专业人才比较缺乏;二是补贴与反补贴本身就比较复杂,涉及的信息搜集难度很大。因此要尽快熟悉游戏规则,大力普及WTO反补贴规则和欧美等国的反补贴法,加大培养懂业务、懂法律、懂外语的综合型人才,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二.完善税制,增强抵抗反补贴制裁的能力

1.逐步调整与出口补贴、进口替代补贴有关的税收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制订了相当多的出口补贴措施和政策,另外我国存在用税收支持使用国产品替代进口的补贴,按照ASCM中出口补贴或进口替代补贴的条款,这些政策属于禁止性补贴,应当尽早取消。2.调整和完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所得税税率、税收减免和税收返还3个方面对外资企业实行了税收优惠。而且一些地方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在我国加人WTO的文件中没有被提及,属于可诉补贴,对这些政策我国应予以适当调整。

3.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我国自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但由于出口退税管理还不完善,出口商品实际税负很难掌握,征多退少与征少退多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退税率变动频繁,应退税款拖欠严重,而且目前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行为十分严重。所以应进一步规范出口退税制度,解决拖欠税款问题,加强对出口商品征税、退税全过程的监管,建立科学的监督机制。三.正确利用WTO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措施

人世后我国在补贴与反补贴方面享受WTO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差别待遇,即在补贴方面享受上述发展中国家的微量补贴标准。我国在对出口产品的补贴上如果能正确利用WTO的差别优惠待遇,可以有效避免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补贴措施。四.大力实施出口优质化和市场多元化战略

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谋求企业自身发展才是关键,所以企业应该积极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实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发展自己的品牌,真正凭实力来参加国际竞争。要随时研究国际市场动向和容量,注重开拓国际新市场,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防止市场过于集中在反补贴频率较高的发达国家。五.发挥行业协会在反补贴协作体系中的作用

1.做好行业内部组织协调和预警工作。首先,要不断强化对企业管理和服务功能,在行业中推行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发展,维护本行业的企业利益。其次要充分利用掌握行业信息的优势,与政府、企业一道,构筑反补贴预警体系,要密切关沣和跟踪国外反补贴动向,一旦国外有反倾销反补贴或保障措施的迹象,马上采取应对措施,进行相应的价格调整或市场转移,从而及早化解贸易风险。

2.配合调查,组织应诉。在政府和企业遭到反补贴调查时,行业协会一方面要做好对出口企业的反补贴培训、宣传和咨询,另一方面要及时有效地组织企业应诉。行业协会还要配合进口国政府做好调查工作,提供本行业完整的资料和数据.使调查方能够全面真实地 了解本行业的情况,从而帮助他们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决。

我国为何频遭反补贴指责? 篇3

自2004年4月加拿大对中国烧烤架发起第一起反补贴调查以来,我国共遭遇了13起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成为WTO成员中反补贴的头号目标国,这与世界范围内反补贴案件逐步减少的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3起反补贴调查中,加拿大占5起,美国占8起。

为何频频遭受反补贴指责?

我国现行的各类补贴政策经过近20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经过入世前后的清理,虽然已经逐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通行规则,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和色彩,带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特征。而且,这些政策性规定或实践中的种种做法大多是在我国入世以前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存在与WTO《反补贴协定》不一致、甚至相抵触的地方。不仅政出多门,涉及中央和地方各级,而且名目繁多,五花八门。2006年4月,我国按照人世承诺,履行补贴通报义务,向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提交了首份补贴通报,其中中央政府提供的补贴达78种,地方政府的补贴由于无法全面掌握,难以计数。在WTO随后对我国贸易政策的相关审議中,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土耳其等成员都对我国的补贴问题提出了许多质疑。

认真分析美、加对我国发起的13起反补贴调查,站在我国各级政府现行的经济贸易政策这个角度,容易引起国外注意、受到质疑、可能提起诉讼的补贴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鼓励和支持出口、使用国产品以替代进口设备的政策

以出口实绩为条件的出口补贴和以使用国产货物去替代进口设备为条件的进口替代补贴,都属于WTO的禁止性补贴。但是,在美、加进行的反补贴调查中,却发现一些地方为鼓励企业出口和扩大出口规模,仍在实行每出口一美元由财政奖励企业多少人民币的政策,这就很容易给国外留下口实,授人以柄。为了鼓励和支持企业使用国产品去替代进口设备,国家有关部门也制订了一些优惠政策,如美、加反补贴调查中涉及的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等政策。

鼓励和支持特殊经济区建设的各类政策

我国除设有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外,还在部分省区内批准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高科技工业园区等特定区域,也划出了东北地区、贫困地区、西部地区等类别,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县也设立了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实行一些鼓励和支持加快发展的特殊政策。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区域的发展,但与WTO的规则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给国外对我发起反补贴调查留下了软肋。2006年4月,在WTO首次对我国进行贸易政策审议时,就有一些WTO成员质疑我国某些省市采取的地方补贴政策。我国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尤其被少数WTO成员关注。

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的各类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为加快我国对外开放步伐、促进各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在美国、加拿大对我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中,这些政策已列入政府补贴而受到指控,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也因此成了涉案企业。

鼓励和支持特定产业的政策

为保证国民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一些产业采取了鼓励、扶持的措施,出台过一些外商投资或优先发展的产业目录,也相应对一些产业制订了优惠政策。此外,有些部门还从加快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一些行业和产品给予了特殊的关照。如,资金扶持、奖励津贴、贴息贷款、政策性贷款和贷款免除等。这些针对特定产业的政策,也很容易被国外拿来当作发起反补贴调查的依据,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鼓励和支持特定产品、企业的政策

其中包括对于重点出口产品、名牌产品、重点企业的一些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往往具有较明显的专向性补贴特征,而且与出口直接挂钩,属于WTO的禁止性补贴,极易遭到其他国家的反补贴调查。

一些地方、部门或单位制订的特殊政策

这些特殊政策有的是减免应缴税费,有的是减少服务收费,还有的是为出口产品提供拨款或利息补贴。

遵守WTO相关规则合理利用补贴措施

由于补贴对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为世界各国广泛采用。世界贸易组织并不一概否定补贴的作用,但补贴措施使用不当也会导致不公平竞争,对进口方或第三方的相关产业或其他合法利益造成损害,扭曲贸易,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按照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需要各成员加以约束的只限于专向性的补贴。所谓专向性补贴是指政府对部分特定企业、特定产业、其领土内的部分特定地区的某些企业和与出口实绩或使用进口替代相联系的补贴。

从政府经济贸易政策角度的六点建议

1、各级、各部门都要高度重视日趋增多的国外反补贴调查

反补贴和反倾销同属贸易救济措施,针对的都是“不公平竞争”。与反倾销相比,反补贴中的“补贴”是享受了政府财政资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后的产品出口。针对的是政府所为,主体是政府。实施对象通常包括一个行业,不仅针对政府的出口补贴,还针对政府的生产补贴,涉及政府补贴对象的下游企业甚至整个产业链,从而有可能带来全行业的整体“杀伤”,导致一些产业的出口竞争能力减弱,出口量急剧减少,甚至出现产业萎缩、发展停滞等严重局面,因而具有极大的危害。影响层面上,由于补贴通常针对政府的某项宏观经济政策或措施,所以往往覆盖面广,甚至殃及所有行业和部门。一旦被国外发起反补贴调查,不仅涉及面十分广泛,而且政府的行为(包括立法和行政)也将成为调查规制的对象。同时,其更具有政治色彩,这意味着一国政府的宏观经济、产业发展政策、制度安排都将要受到他国的间接干涉。且反补贴调查容易产生连锁效应,即其它国家可以针对同一个补贴项目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酿成“燎原之势”。这次美、加两个国家发起的反补贴调查,尽管针对的具体产品不同,但在列举的补贴项目方面却出现了许多相同的指控。综上所述,既然反补贴调查直接针对政府及政府的经济贸易政策,因此,各级政府已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责无旁贷,必须勇敢面对,严阵以待,决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无所作为,被动挨打。

从客观上说,按照WTO规则的要求,我国现行的补贴政策确实还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被国外评头品足的地方还不少。我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进出口总额的扩大,还是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世界平均增速,这就必然要改变原有的世界贸易格局,对其他WTO成员的贸易带来一定的冲击。可以预计,进入人世后过渡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将继续面临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过去,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一直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暂不适用他们的反补贴法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美国,加拿大等国开始认为,中国的许多行业或产业已按市场经济运作,企业的实际成本和政府的各种补贴可以加以区分。因此,对我国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正由以反倾销为主逐渐向反补贴扩展,贸易摩擦重点逐渐由某一具体产品向宏观政策、管理体制延伸,攻击的主要对象也由企业及企业行为向政府以及政府的产业政策方面扩展。美、加的这一重大转变,预示着矛头直指我国政府的反补贴调查也很有可能进入一个高发期。因此,务必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2、以平常心对待反补贴调查,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必大惊小怪

美国等西方各国每年都通过名目繁多的手段,对外贸和国内产业提供数额巨大的财政补贴,动辄几千万美元,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亿、上百亿美元。从补贴数额、种类、所占比重看,都远远超过了我国现有的支持程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补贴的存在,而在于作为WTO的一员,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角色,我们的做法是否符合WTO规则,是否符合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

所谓以平常心对待反补贴调查,就是我们既要认真分析国外对我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内在动机,也要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既要看到对政府经济贸易政策具有挑战、干预、受其冲击和影响的消极一面,又要看到对经济贸易政策的调整,完善起到监管、督促的积极一面,并以此为契机,改进我们的工作,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日趋增多的反补贴调查或诉讼,我们既不要无动于衷,无所作为,也不要把经济贸易问题一概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把贸易纠纷当作政治事件,进而采取过激的一些措施和做法。尤其不要死守着“吃官司不好”的传统观念,一定要冷静对待。沉着迎战,积极应诉,必要时还可主动出击,化解矛盾,争取“双赢”。

3、逐步建立政府牵头的经济贸易政策协调,监管机制,加强纵向之间、横向之间的沟通、联络

由于反补贴调查直接针对政府,涉及大量的宏观经济贸易政策问题,因而具有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特点。不仅涉及商务主管部门,而且几乎包括所有制定政策的行政和司法部门。单靠一家或几家企业,或者单靠商务主管部门一家很难承担起对整个经济贸易政策进行协调、监管的职能,这就有赖于各级政府的积极参与,主动介入。而且,反补贴调查既涉及中央政府这一层面,又涉及省、市、县、乡各级地方政府。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牽头、上下纵向之间、各部门横向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机制,加强相互配合,及时通报信息,综合情况,快速应对。要统筹建立补贴政策的协调机制,研究制订产业补贴的统一规划以及补贴的政策,有针对性地加以实施。

4、加强反补贴政策研究,学习、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济贸易政策

入世以来,尽管我们在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诉反倾销的经验,但在应诉反补贴调查方面还属于新手。因此,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充分运用规则相结合,加强政策研究,不断深化认识,力求从容应对。一是要在对WTO反补贴规则进行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深刻领会的基础上把握规则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取其精髓,为我所用,力求熟练掌握、运用规则及其操作程序,努力提高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适应规则的能力与技巧。二是要学习、借鉴国外在经济贸易政策、尤其是补贴政策方面立法和实践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的国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具体应用。三是要密切关注国外展开的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对这些国家的进口制度、体系等信息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分析,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而科学的评估和分析,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四是要切实加强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和积累,从案件发生的萌芽、发生、结束、事后引起的连锁影响等多方面进行跟踪分析,积累典型案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五是要深入普及WTO有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法律法规知识,加强反补贴政策的宣传、咨询,培养一批熟悉、精通WTO规则和争端解决程序的专门人才,特别是加大对各级政府负责研究、制订经济贸易政策干部的培训,以适应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5、认真清理现有的经济贸易政策,废止、修改不符合WTO规则的要求的政策规定

我们必须遵守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项下有关补贴的各项法律规定,以及我国人世议定书承诺的有关义务等。一是取消禁止性补贴。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出口企业税收优惠、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税收优惠、国内企业技术改造购买国产设备税收优惠及一些地方政府的出口奖励政策等都属于WTO明令禁止的“红灯补贴”,在清理现有补贴政策的过程中,要尽量取消、废止。二是合理利用可诉补贴。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对那些在世界市场上不具备竞争力、出口量仅是缓慢增长或不占较大份额的产业或产品提供补贴的政策,则一般不会招致反补贴方面的质疑或诉讼。而对那些已经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出口量在短期内增长较快、并占有世界市场较大份额的产业或产品给予补贴的政策则有可能带来麻烦,需要加以调整或改进。三是充分运用不可诉补贴。在清理现有经济贸易政策的过程中,可在遵循WTO关于不可诉补贴使用限制的前提下继续予以保留。

6、加快制度和政策创新,逐步规范经济贸易政策

加快制度和政策创新,尽快制订并出台一些与WTO反补贴规则不相冲突的补贴措施,逐步规范各级政府的经济贸易政策。

反补贴规则 篇4

一、《SCM协议》及发达国家贸易立法和判例对补贴与损害因果关系的模糊性表述及其原因分析

确定补贴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标准是补贴造成进口产品损害的原因之一还是主要原因?这个问题从1947年GATT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历经GATT制订、肯尼迪回合谈判、东京回合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多哈回合谈判,其间引入了不归因原则、造成损害其他因素具体化等改进措施,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存在争议这个事实。

因果关系的限定是避免滥用反补贴措施作为贸易保护的手段之一,减少某些国家在反补贴问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限定因果关系又存在巨大分歧。

1947年制订GATT时,并没有对补贴和损害因果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只是笼统规定存在补贴并对进口产品国内产业产生实质性损害或者损害威胁,就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

1967年肯尼迪回合谈判中,成员方意识到补贴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宽松标准,造成因果关系的认定在绝大多数案件中都不会成为申请人获得贸易救济的障碍,于是把补贴是造成损害主要原因作为认定因果关系的标准,“调查机关只有证明补贴进口产品是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的主要原因或者阻碍国内产业建立的主要原因才能做出损害裁决”。这个严格的标准遭到了美国的反对,结果反补贴谈判因美国政府没有签字在执行效果上大打折扣。

1979年东京回合谈判中,因果关系问题再次被提出,为了避免出现1967年肯尼迪协议中美国政府拒绝签字的尴尬,删掉了主要原因的明确规定,但是引入了“不归咎”原则作为“一般原因”的补充。“不归咎”原则是在“一般原因”和“主要原因”之间做了一个折中,但是也造成随后因果关系规则一直没有固定的标准可言。“不归咎”原则是指“调查机构除了受补贴进口产品的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任何已知的因素,同时损害了进口国的国内相关产业。对于其他产业造成的损害不能归咎于补贴对相关产业的损害。”实际上“不归咎”是一个将补贴造成损害与其他因素造成损害相分离的原则。

乌拉圭回合谈判在1994年《SCM协议》的规定是模糊的,并没有明确说明“主要原因”还是“一般原因”是因果关系的标准,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各国的国内立法,各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确定因果关系。《SCM协议》再次肯定了“不归咎”原则,并对“不归咎”原则具体考虑的因素进行具体化规定,从而避免各国在对“不归咎”原则其他因素解释的随意性,“调查主管机关必须对下列因素予以评估,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受补贴产品的进口量、受补贴产品对价格的影响,国内相似产业的销售额、市场份额。利润和生产率,投资回报、生产能力是否实际和潜在的下降。”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对于因果关系又进行补充,提出确定因果关系的两个具体方法:“如果调查机关既不能证明补贴进口产品大幅增长与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具有强烈的关联性,也不能证明补贴进口产品大幅压低价格与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具有强烈关联性”,就不能认定补贴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美国并没有对这个观点表示明确的反对。

对比GATT/WTO各个时期对补贴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规定会发现,美国的反补贴立法是规定补贴和损害因果关系的模板。美国在1979年制定的《贸易协定法》对因果关系适用原则的解释是,国际贸易委员会应当考虑除补贴以外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但是没有必要为决定哪种原因作用更大进行权衡,国际贸易委员会在进行裁决时,不需要明确进口是损害的主要的、实质的或者重大原因,而只要是原因之一即可。美国关于补贴与损害因果关系的弱化和模糊化原则,在1994年《SCM协议》中得到合法的国际法支持。

综合1947年GATT成立到今天多哈回合谈判和美国国内关于反补贴立法的原则,可以发现美国对主要原因这一提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其中并不排除美国利用反补贴条款保护国内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但是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各个时期谈判成果,尤其是乌拉圭和多哈的谈判结果,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可操作的“一般原因”和“主要原因”折中方式(例如不归咎原则,其他因素的具体化)还是支持的。“主要原因”这种表述从表面上看确实应当成为因果关系确定的限定标准,但是在实际中这种表述本身都是模糊的,可操作性不强。主要原因的产生通常可以从行为主体、行为过程和行为后果三个方面来判断,作为反补贴的申请方,为了获得法院的支持,往往会夸大补贴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造成补贴是损害的主要原因,而作为反补贴应诉的一方,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往往会缩小补贴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以判例法为主体的英美法系中,很难将模糊的法律条款嵌入其法律体系中。要对因果关系解释达成共识,应采用一个在英美判例法中早已成熟的法律专业名词。近因原则就能很好的满足这一要求,并且在经过“链式原理”完善后的近因原则,在实务中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二、保险的近因原则及链条原理

近因原则在保险实务中被广泛采用,但是对近因原则的解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时间上最为接近原则;一是作用效力上最为显著的原则。1915年,英国法院在对艾卡丽亚案件的审理中推翻了近因是时间上最为接近原则,这一解释也得到大多数法院在审理保险案件时的支持。

英国船舶艾卡丽亚号承保了海上风险,但是把“一切敌对行为或者类似战争行为的后果”作为除外原则。1915年1月30日,德国的潜水艇在英吉利海峡袭击了艾卡丽亚号,将其炸开两个大洞。之后,艾卡丽亚号驶进了法国勒哈佛尔港口,港务局担心船舶的沉没会阻碍繁忙的军事运输,于是命令艾尔丽亚号驶出港口,停泊在防波堤上。船舶受海潮的影响,严重扭曲,在2月2日沉没。艾卡丽亚号船方认为,潜水艇袭击和在防波堤停泊都是造成船舶沉没的原因,但是从时间上分析,防波堤停泊是造成艾卡丽亚号沉没的近因,在承保范围之内。法院审理此案件时,驳回了艾卡丽亚船方的起诉,认为不能通过时间的先后作为近因的标准。“近因并不是指在时间上或者空间上与损失最接近的原因,而是指造成损失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起主导或者支配作用的原因,是因果关系上的最近。”

著名大法官SHAW在作关于近因理论的解释时说:“何为接近,在处理近因问题上以往将在时间上与损失最为接近的原因当作近因的标准,现在不在考虑之内,最为接近的原因是指对损失具有影响力的原因,这种影响力即使在其他原因同时发生时也仍然保留,并不被削弱或者消除,一直存续以至损失事件的发生。”

在之后一系列的立法和判例中对“因果关系上的最近”又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产生了解释近因原则的“链条原理”。要在一系列影响事件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紧密结合的因果关系链条,如果这些链环环环相扣,一个事件发生在正常情况下会使人们预期到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因果关系链条的顶环,而不是尾环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近因。例如,在上述艾卡丽亚号案件中,被潜水艇炸开两个大洞的事件会导致船舶进行紧急避险,停靠在港口,由于繁忙的军事运输,船舶也会顺理成章在港口外停泊,直至最终沉没。在这一系列事件环中处于顶环的是潜水艇袭击。链条原理把抽象的近因原则具体化,增加了近因原则的可操作性。链条原理的适用前提条件时,从事故的发生到结果的链条必须是完整的,如果其中一个环节被外来因素打破,链条原理就不再适用。

如果因果关系链不是链状,而是网络状的,在同一阶段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事件共同影响下一阶段的事件,这时该如何处理呢?近因原则的“新干预原因”原理对此作出解释,如果最初的原因和最终的结果之间产生新干预原因,这种新干预原因具有现实性、支配性和有效性将排除对前因的考虑。

三、近因原则在反补贴因果关系适用性

保险之所以采用近因原则,是因为保险理赔是一种较为严格的限定性赔偿,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不是保险标的发生的全部损失,而是由承保风险造成的承保损失。如果引起损害的原则是属于保险范围,那么保险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如果导致损失的原因不属于保险范围,那么保险人就不必承担保险责任。限定性赔偿是适用近因原则的前提,如果是保险标的发生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也就不存在适用近因原则。

反补贴中因果关系的确定与海上保险中限定性赔偿的原则存在相似性,只要当补贴是造成损害的原因才能采取反补贴措施,如果损害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则不能采取反补贴措施,可见采取反补贴措施也是一种针对限定性因果关系采取的措施。反补贴的因果关系和保险中赔偿都存在限定性因果关系的共同特征,因此保险中近因原则是可以适用于反补贴因果关系的判定。

采用近因原则推导反补贴因果关系时,要形成因果关系链条,可以采用顺推或者逆推的方法。顺推方法是从事件链条的第一个事件开始,按照逻辑顺序推理第二个发生的事件,依此类推,最终推出损害的结果。逆推法是从损害的结果出发,依此向前推导事件链,最终形成因果关系链,在因果关系链顶端的近因如果是补贴,就可以认定为补贴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以采用反补贴措施;如果在因果关系链顶端的近因不是补贴,而是其他因素,则不能确定补贴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能采取反补贴措施。在形成的损害因果关系链条中,类推事件之间应当具有紧密联系的特征,即只要是通过常识的合理预期必然能从前一个事件推出后一个事件。如果在同一阶段产生两个原因或两个以上的原因,这时就要通过新干预原因,确定其中一个原因作为支配性原因。

采用近因原则可以避免“主要原因”、“实质原因”等模糊词语对于限定性因果关系的解释,增加了因果关系判定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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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顾功耘,李本.WTO框架下中国的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定位分析[J].政治与法律,2003,(2).

美国对华反补贴的特点及对策 篇5

关键词:反补贴;贸易摩擦;对策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随之而来的贸易摩擦也日趋凸显。各国运用反补贴手段来解决贸易摩擦,保护贸易公平越发频繁。中国遭遇的首起反补贴案件发生在2004年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对中国户外烧烤架启动的反补贴调查。当时,全球对华反补贴案件占对外反补贴案件总数的比重不到50%。但自2007年开始,全球对华反补贴案件数的比重有了大幅度提高。2008-2010年连续3年时间,每年超过50%的反补贴是针对中国展开的,国际对华反补贴形势日趋严峻。

一、美国对华反补贴的起源与发展

外国对华反补贴的问题最早可追溯到1983年,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纺织品享有双重汇率提出了反补贴调查,但由于美国反补贴法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一直存在争议,该案件半途中止。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商务部又分别对中国电扇、螺母发起了反补贴调查,但基于其1984年由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确立的两项原则(一是美国商务部缺乏征收此税的明确权力;二是由于非市场经济体系受其政府干预,商务部不能就这种情况下的补贴程度得初有意义的结论),美国停止了该反补贴调查。

直到2006年11月20日,美国正式对中国铜纸版进行反补贴调查,至此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反补贴局势。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自从2009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华输美轮胎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同年11月1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输美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案的调查,24日美国商务部做出终裁,以中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宣称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涉案金额高达约27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据中国贸易救济网统计,1995-2009年,美国共发起192起反补贴调查,其中对华23起,为居各国之首。所以不难看出,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将会愈加频繁,力度也会逐渐增大,并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导致其他国家纷纷采用反补贴措施来对中国产品实行贸易制裁。

二、美国对华反补贴的特点

(一)美国是对华反补贴的最大指控国

2006年11月20日美国对中国铜纸版的反补贴调查则正式宣告其“非市场经济”国家反补贴“豁免待遇”的终结,使得反补贴调查也正式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此后,美国对华又发起了一系列的反补贴调查,使中国企业和行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据商务部数据统计,2004-2010年,美国对华反补贴案件占全球对华反补贴案件的62%,美国是外国对华反补贴的最大指控国。

(二)美国对华反补贴涉案行业集中

目前中国遭遇的美国反补贴调查领域主要涉及化工、冶金、造纸、机械、纺织、金属制品、建材和轻工等8个行业。其中,涉及冶金产品的反补贴案件数为9起,位居首位,在同期美国对华反补贴案件总数中的比重为39%。化工行业排在第二位,为4起,占比17%。机械和造纸均为3起,均占比13%。美国对华反补贴涉案行业主要集中于冶金和化工,案件总数占同期美国对华反补贴案件总数的56.5%。

(三)对华反补贴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1995-2003年,中国并没有遭遇反补贴调查,究其原因是大多数国家認为反补贴调查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也因此由于其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而免遭反补贴调查。但自从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中国也走上了遭遇反补贴调查的道路。2004-2006年,对中国实施反补贴调查的国家只有加拿大和美国,其中加拿大4起,美国1起,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反补贴调查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还存在争议,要打破这一常规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2004年,加拿大对华贸易逆差达8.1亿美元,这促使加拿大对华首开反补贴调查之先河。而这一举动,也对美国起了示范作用,美国也于2006年打破其“反补贴调查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论调,对华实施了首起反补贴调查。而2007-2010年,中国成为连续4年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美国对华反补贴的案例占美国对外反补贴案例的90%以上。而主要原因是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有重新抬头。而在此期间,中国尽管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影响范围极其有限。在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在世界率先回升转好,中国的对外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大多数的反补贴调查矛头指向中国就不足为奇了。

(四)反补贴与反倾销的合并使用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加剧,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补贴和反倾销以一种新的姿态——“双反”出现。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外国对华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中,90%以上都是“双反”同时启用。美国在对华实施贸易制裁时,更多的时候是诉诸于“双反”措施。美国对华反补贴的同时进行反倾销,对中国企业造成了双重打击,使中国企业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

三、中国应对美国反补贴的策略

(一)政府的对策

1、完善中国的补贴与反补贴法规政策

在补贴方面,中国政府应加强立法工作,将补贴纳入到法制化进程,防止地方政府滥用补贴政策,以致使中国遭受严重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加强反补贴的立法工作,使中国的反补贴政策与WTO相关协定保持相一致,并不断完善,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反补贴形式。同时,中国政府也应加强对美国反补贴法的研究,切实提高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反补贴调查的能力。

2、增加对研发环节的补贴

为了规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补贴调查,政府可以对研发环节进行补贴,这样既不会招来反补贴调查,又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引导企业的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做到以技术和质量赢得国际市场,扩大出口,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加强对相关人才的培养

很多企业在应对反补贴调查时,由于缺乏经验和相关人才,面对反补贴调查不知所措,无法收集复杂的涉案信息及应对复杂的反补贴调查程序。因此,中国政府应加强对这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帮助中国企业积极地应对反补贴调查,维护中国企业和行业的利益。

4、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应逐步建立自身的贸易救济体系,积极运用反补贴等合法手段和WTO争端解决机制来抑制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频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不公平竞争带来的损害。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贸易救济措施向其他国家展示中国在应对贸易摩擦上的能力,避免其他国家肆无忌惮地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

(二)企业的对策

1、了解补贴与反补贴的相关法律

对中国企业而言,相较于反倾销来说,反补贴的确是一种新型的贸易救济手段,很多企业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极易遭到美国对华反补贴的调查,并且毫无应诉能力。因此,企业应认真学习补贴与反补贴的相关法律,学会充分利用政府给以的不可诉补贴,并恰当利用可诉补贴。同时,积极利用法律手段提高自身应对能力,在遭遇美国反补贴调查时,能做到主动有效的应对。

2、研究涉案产品的国际市场行情

企业在对美国进行出口时,应研究涉案产品的国际市场行情,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口计划,防止出口产品市场过于集中。因此,必须随时掌握国内外市场行情及国外竞争者动向,特别是针对一些国家特别保护的产品或行业,要根据进口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出口,既达到出口的目的,又不致遭受美国等进口国的反补贴调查。

3、调整出口产品结构

过去中国的很多企业一味地以价格优势来进行出口,赢得市场,并过分地依靠政府的补贴政策,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久。中国的企业要获得长足发展,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改善出口结构,加大对产品的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优化出口结构,以技术和质量赢得市场,同时提高效益,并逐步形成规模经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

4、开拓多元化的出口市场

中国遭受反补贴的很多产品都是由于出口过多,且出口目标过于集中,对进口国形成了极大冲击,而导致的贸易摩擦。因此,通过调整出口战略,实现目标市场多元化,分散出口产品的对象国家,不断地寻求新的市场和开辟新的出口发展方向,从而避免在短期内由于在有关国家该产品的出口急剧增加,而导致他们以国内市场或行业受到损害为由而采取反补贴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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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军,高永富.论中美反补贴争端及其解决途径选择[J].世界经济研究,2009(11).

3、Cheng,L.K,L.D.Qiu,K.P.Wong..Anti-dumping Measures as a Tool of Protectionism:A Mechanism Design Approach[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95).

4、Pierre Fleckinger.Informed Principal andCountervailing Incentives[J].Economics Letters,2007(2).

*本文属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外国对华反补贴问题研究》(2010b123)。

美国“双轨制反补贴”遇中国反击 篇6

美国对中国实施反补贴的做法本身却违反美国自己的法律——《1930年关税法》。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美国无权对像中国这样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反补贴调查。

一方面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按照市场经济国家要求发起反补贴调查。也许是美国也发现这种做法过于无视法律,今年3月,奥巴马签署了《关税法修订法案》,试图解决这个矛盾。更让人觉得吃惊的是,这份法律的生效期被定在6年前。

《关税法修订法案》是一个为了推翻去年美国商务部败诉于中国企业的“紧急修订案”,以此为美国商务部继续对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量身定做”法律依据。

有悖游戏规则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9月19日发表谈话表示,美方在缺少国内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华发起了30余起反补贴调查,随后又通过《关税法修订法案》(GPX法案)溯及既往地追认这些调查的合法性。这种做法将中国企业置于一个不确定的法律环境,违反了世贸组织在透明度和正当程序等方面的相关规则。

沈丹阳指出,本次争端共涉及24类产品,累计涉案金额72.27亿美元,合450多亿人民币。外界认为,美国的钢铁、纸张、化工产品、制造业是其中的受益者。

自2006年美对华发起第一起反补贴调查开始,中方就明确指出美无权对其认定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反补贴调查。2011年12月,美国商务部发起了一项针对中国轮胎出口的反补贴调查,中国公司随即把美国商务部告上了美国法院。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非公路用轮胎司法诉讼案的判决再次支持了中方的主张,认定美商务部在《1930年关税法》下无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补贴调查。但遗憾的是,美方不但没有根据法院判决及时改正错误做法,仅仅两个多月之后,今年3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迅速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修订案》(案号H.R.4105,即GPX法案),明确授权美商务部可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措施,并将适用范围追溯至2006年11月20日以来发起的所有反补贴调查。这个法案赋予了美国商务部可以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的权利。

沈丹阳强调,中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方坚决反对滥用贸易救济规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会坚定地行使世贸组织成员权利,维护国内产业的合法权益。

今年3B“两会”期间,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回答外国记者“如何看待美国新推出的《关税法修订法案》”时说曾说:“我静等着美国商务部—直指责人家不守规则的人,会守规则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但是事实上没有。”陈德铭指出,关于补贴的问题,世贸组织规则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和可诉性补贴,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绝大部分的世贸组织的成员都有各种不同性质的补贴,大家对补贴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将一些政府财政的钱补贴给了企业。中国并没有对这些现象加以指责和发起大规模的所谓反补贴的行动。

《关税法修订法案》一出便受到很多国家的反对,美国国内对此也有不同声音。美方的这种做法将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置于一个不确定的法律环境。当初美国的参众两院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的修正案,而且众议院是370票赞成、39票反对,支持率很高。美国想法设法,甚至不惜修改《1930年关税法》,来使其对中国等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合法化。谈到从WTO规则讲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肖炼称,修改这个法案目前的情况是政治上的需要,奥巴马已经讲了,要不断的提醒中国要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就拿关税法这第一刀先砍,“从众参两院来看,这个法案参议院是百分之百地通过了,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有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WTO规则来说,反倾销和反补贴都是被允许的贸易限制措施,当然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根据美国过去的这个惯例和法律来看,它对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在征收反倾销税的同时,它就不再征收反补贴税了,继续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同时,它也对中国的产品征收了反补贴税,这个做法实际上从美国国内法的这个规定包括WTO的规则来看,都有违背的地方。

不仅如此,这份法案的生效时间被确定在6年前2006年的11月20日。新制定的法律规定过去的事情合法,商务部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游戏规则。

胜诉可能性较大,难在执行

据了解,商务部美大司和公平贸易局曾经一度在与美方磋商未果的情况下,决定将美国政府推至WTO,以裁定其行为是否符合美国在WTO的义务。按照WTO的程序,美方需要在10天之内接受请求,如果在60天之内不能提供解决方案,就需要设立三人专家小组。

对于该案在世贸组织的裁决前景,多名业内人士预计中方胜诉的可能性较大,但要敦促美方顺利执行,却不那么容易。按照WTO规则,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到2016年就为全世界所承认。届时,美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也就不存在前提了。

商务部相关人士表示,如果60天的磋商期内中美能够通过磋商和对话解决问题,当然是乐观的。如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世贸争端解决程序允许起诉方把这个案件推向法律的程序,“我们会要求设立一个专家组来审理美国的作法是否符合世贸规则。也就是说,如果磋商不顺利,未来有可能会从磋商晋级到法律程序。”

据了解,从上诉到WTO最终裁决至少要有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与以往中国起诉美国临时性措施相比,这一次涉及到法律,就会复杂得多,而一国的法律一旦公布,短期内较难改变。如果此案美方败诉,由于中国起诉的是美国政府,执行时需要由美国政府说服国会修改其法律。

有律师在接受采访时称,自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双反”以来,明显抬高了对中国产品的惩罚性关税,在“双反”前,中国产品被征收最高反倾销税是376%,而“双反”双重征税后,最高达600%左右,将很多中国产品挡在门外。“双反”成为美国企业排除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的有效工具,美国政府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而让美国政府说服本就强硬的国会,其动力何在?

据了解,由于WTO是软性裁定,美国以往就有过被裁决败诉,但拖着不改的情况。即使中国胜诉,但其后的执行情况难言乐观。根据入世议定书,中国将于2016年正式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按照此次争端的裁决流程,实际的执行也许要被美方拖到2015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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