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九

2024-07-09

普九(精选九篇)

普九 篇1

198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在普九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不顾本地的经济承受能力,搞一刀切,强行要求学校限期达到普九的各项硬件建设指标。为了达到普九的标准,要求当地学校必须买设备,建教学大楼,没有钱就欠或借,以此突击解决普九硬件达标问题。学校由于是非营利性组织,缺乏足够的还款能力,因此,债务日积月累,造成“雪球越滚越大”。据教育部统计,全国普九欠债累计约509亿元。欠债结构为:金融机构19%,施工单位47%,个人13%,其他欠款约21%。中西部省份共欠450.亿元。欠债较多的省和直辖市有:江苏省50亿元、湖南省45亿元、四川省40亿元、河南省31亿元、云南省27亿元、重庆省26.3亿元、广西省26亿、江西省24.53亿元、湖北省21亿元。

一、普九期间学校债务的分类

一些地方在普九达标任务中,因无可靠财力的支撑,只能欠债完成,形成低水平普九、高负担债务的局面。学校债务分为货币性债务和非货币性债务。

1. 货币性债务。

货币性债务包括银业、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债务,建筑队、仪器厂等企业债务,以及教师、家长的个人债务。

(1)金融机构债务

学校在普九中,通过各种形式向银行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主要形式有三种:一,学校与建筑队签好协仪,由建筑队出面贷款,然后用财政拨款资金分批偿还,这种贷款被列入工程式,取得银行信贷;二,学校号召教职工以个人名义办理消费贷款,由学校承担利息支出,向教职工支付“集资分红”,变相得到贷款用于学校普九中;三,学校利用自办经济实体的名义,通过抵押、质押实体资产的方式取得了部分贷款,继而挪用于“普九”建设欠款科目。

(2)企业债务

企业债务主要指学校所欠建筑承包商和仪器厂家等企业的债务。农村税费改革前,政府掌握着征收“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的权力。在学校普九达标中,当地乡、县政府虽然不能按时下拨教育经费,但政府意识到学校的建设不能不搞,于是就叫学校先借钱建造,并承诺到一定的时间段给。为了按时完成普九目标,学校只得先借钱建造教学大楼、修学生宿舍、买教学仪器和设备。建筑商愿意先垫资建设,仪器设备厂也愿意让学校打欠条购买仪器设备,他们都以为学校可以通过“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来偿还债务。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学校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没有了。而施工队只会对签订合同的人要债,造成了学校负债。在个别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推卸责任,上级部门又竭力回避,于是债务利息越滚越大。

(3)个人债务

个人债务主要指学校所欠学生家长或学校教师的债务。由于时间紧、任务急,在普九达标中,学校向学生家长和学校教师借钱。学生家长因为孩子在校读书,学校向他们开口了,怕不借会对自己的小孩学习不利,只能借钱给学校;教师在学校工作,如果学校在普九中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就有被合并与撤消的危险,对自己的前途极不好,并且为了学校更好地发展,也会出资给学校。

2. 非货币性债务。

非货币性债务是指学校为了普九验收达标所产生的各种实物性债务。非货币性债务主要表现为在教育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学生家庭或者其他社会机构临时地或阶段性地借给学校使用的实物资产。例如,有的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学生自带课桌椅的现象,有的学校图书馆的大部分书籍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这些课桌椅和图书就是学校的非货币性负债。

做练习所需的作业本,寒暑假作业书,考试试卷都要学生再花钱购买,如果深入分析,这些也带有一些非货币性负债的色彩。因为如果教育经费充足,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些书杂费也应该由政府承担。让学生承担这些费用违背义务教育的精神,因此这些让学生负担书杂费的做法实际上是学校对受教育者的一种欠债。

二、学校成为债务主体的原因

从理论上看,中小学校是普九教育的承担者,不是普九教育经费的筹集者。但是,为什么许多中小学校实际上承担了教育经费筹集者的任务,成为了债务主体呢?

1.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的缺陷。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的缺陷是农村普九欠债中学校成为债务主体的最根本原因。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以乡为主”到“以县为主”的演变过程。在分级办学体制之下,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责任大部分由财政力量薄弱的基层地方政府承担。农村中小学面临资金短缺,却要努力使义务教育有所发展的压力。许多中小学校只能通过种种渠道举债,从而滋生了大量债务。不论是税费改革前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乡为主”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还是税费改革后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重心都不是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而是乡级政府和县级政府。许多县级财政只是吃财政饭,甚至对中央政府下拨各项专项资金也存在挤占和挪用的现象,根本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下拔给学校,甚至中央政府下拔的各项专项资金都会存在着挤占和挪用的现象。在税费改革的大背景下,一些本已困难的县级财政对义务教育投入明显力不从心,一些地区的危房改造、学校布局调整等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困难。农村义务教育管理权限上收到县级,教育负债问题尤显突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减少,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出现相当大的缺口。“以县为主”使许多县根本上无力为主。

2. 普九成了硬性任务,对普九资金的监督不足。

国家明确了要在2000年前全国普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并规定了达到普九的各项指标。学校为什么要借债达到普九标准呢?一方面是因为普九成了很多地方教育部门的硬性任务。各省教育厅与各市(地、州)政府(行署)教委签订了双向目标责任书,各地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相关部门之间也签订了责任书,把“普九”纳入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农村中小学本来维持学校各项正常的开支都困难重重,在这种压力下,为了达到普九要求,只能买设备、买仪器,建教学大楼,没有钱就向企业、个人借;向金融机构贷。

另一方面是因为校长们搞建设,达到普九标准后能给自己带来政绩,也可以使自己的私人腰包不断膨胀。很多农村中小学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学校行政的主要负责人,是学校的法人代表,握有对各项工作的决策权、人事权、财务管理权等。在普九过程中,买设备和建教学大楼缺乏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力监督,有的建筑队为了承包建设项目,向学校中的一些管理人员行贿,学校领导便从建设资金和普九达标中获取回扣。当然有的学校已经达到了普九的各种标准,根本没有欠债。但有些校长存在着这样一种念头:反正学校是国家的,即使负债也要国家来还。于是在普九债务中会存在一些水分债,甚至学校与当地政府联合起来出现一些假合同、假协议。

三、化解普九债务,使学校不成为债务主体的化解对策

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义务教育会出现债务,大都缘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把学校从债务主体中分离出来,可以采取下面的化解对策。

1. 加大中央及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强化义务教育的政府责任。

义务教育作为提高公民素质的基础教育,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推行的基础教育,同时也是依法赋予青少年儿童普遍享有的免费教育。在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经费的分担比例为联邦政府6.2%,州政府48.3%,地方政府45.5%;在法国,中央政府则分担了68.4%;在我国,中央财政仅负担2%,省地负担11%,县级负担9%,乡镇负担78%左右。而中央和省级财政能力比地方和基层政府强得多,所以要解决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问题首先要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力度,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尽快达到《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4%的目标,将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提升到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大部分负责。

2. 由地方政府组织偿还普九债务。

各地政府应明确债务主体,摸清债务结构,将债务从学校中剥离出来,纳入政府减债的整体规划,对教育债务实行挂账停息,财政兜底,制定计划,逐年偿还。债务化解工作由县级政府统一组织实施,经济薄弱地区债务化解所需资金,主要由县级统筹安排,上级财政给予重点补助。要积极倡导“偿债也是政绩”的理念,将减债实绩纳入对领导干部政绩的考核范围。同时中央政府应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安排专项补助资金,对地方化解“普九”债务给予补助。

3. 加强对普九债务的审计监督和管理。

化解农村“普九”债务工作,涉及面广、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加强指导和协调,了解、掌握和妥善处理普九债务的问题。特别是对一些“糊涂债”、“水分债”、“人情债”等问题,必须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一要统一组织审计等机构,认真开展“普九”债务的清理核实工作,逐校、逐项、逐笔审定,剔除不实债务,锁定实际债务,加强对教育经费支出的管理和审计,确保专款专用,杜绝挪用和浪费;二要建立校务公开和债务清理偿还公示制,做到程序公开、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三要借助现代化、信息化手段,实现偿债资金运行全过程监控。

参考文献

[1]杨新华.对义务教育负债情况的思考——塔城地区案例调查[J].观察与思考, 2007, (11) :34.

[2]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政策研究[J].经济参考与研究, 2004, (51) :15-27.

[3]曾纪发.化解江西“普九”债务的对策思考[J].工作研究, 2008, (3) .

普九汇报材料 篇2

2010--2011普九工作汇报材料

武胜县旧县初级中学位于武胜县城1公里处,学校迁建建于2010年。校园占地21.35亩,校舍建筑面积5950㎡。目前在校生786人,12个教学班。教职工45人。学校以管理严、设备新、校风正、教风好、质量高为办学目标,锤炼了一届作风民主、决策科学、管理严格、求实创新的领导班子;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的教工队伍。教学的高质量和骄人的业绩,使武胜县旧县初级中学犹如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镶嵌在武胜县城的大地上。现将我校普九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普及程度。

2008至2009学,学校内入校学生总数为543人,入学率99.31%。2009至2010学,学校学生总数为606人,入学率99.39%。2010至2011学,学校学生总数为786人,入学率99.85%。

2、师资水平。2008至2009,专任教师34人;2009至2010,专任教师41人;2010至2011,专任教师45人。专任教师合格率100%,校长培训合格率100%。

3、办学条件。近几年来,学校从绿化、美化、净化入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狠抓“普九”工作的落实。学校多方面争取资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办学条件极大改善。现建有两座教学楼,一 个设施齐全的人造草皮草场。教学仪器、设备按照一类标准配置。教学设施齐全、先进,现有2个实验室,1个微机室,1个音乐教室,1个体育器材室,1个图书室,1个会议室,1个保管室,1个广播室等。班班有电风扇和扩音设备。宽带实现了光纤接入,建成了校园网。

4、经费投入。三年来,学校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投入700余万元,修建教学楼、学生食堂、运动场。

5、教育教学质量。2008至2009应毕业人数210人,毕业205人,毕业率97.62%,体育合格人数203人,体育合格率99%,学生辍学率2.38%、犯罪率为0;2009至2010应毕业人数182人,毕业179人,毕业率98.35%,体育合格人数178人,体育合格率99.44%,学生辍学率1.65%、犯罪率为0;2010至2011应毕业人数158人,毕业154人,毕业率97.46%,体育合格人数154人,体育合格率100%,学生辍学率2.53%,犯罪率为0。

二、具体实施办法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对“双高普九”工作的领导。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任组长,全体校委会成员为组员的学校“普九”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上级要求和本校实际制定了学校“普九”实施规划。明确学校奋斗目标,学校软硬件设施要达到国家一类标准,争取在三至五年内把学校建成一所设施一流,师资一流,环境一流的示范初中。

2、保持学区适龄人口的普及程度。为提高全民族素质,我校从“科教兴国”的战略意义的高度,十分重视学生的巩固工作。学校防止学生辍学的规定明确,措施有力,积极建立流生报告制度和巩生责 任责任制,并层层抓落实。学校组织师生、家长反复学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教育法》、《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把“两基”的任务列为教师晋升、创优的条件,实行“巩固率”一票否决制,班主任认真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加强学籍管理,严格转学、休学、复学、审批手续,完善学籍管理工作,加强年段、班级跟踪管理制度,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确立了“转化一个后进生与培养一个尖子生同样重要”的指导思想,落实转化后进生的措施。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学校、家长、社会齐抓共管。更重要的是我校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学校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常规管理,实行奖优扶贫,从而保证了有较高的巩固率。

3、多方筹措资金实施校建,改善办学条件。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先后投资700万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办学条件,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建有两座教学楼,一个设施齐全的人造草皮草场。教学仪器、设备按照一类标准配置。教学设施齐全、先进。

4、按照“民主、科学、严格、求实”的指导思想办学,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办一流学校、创一流业绩为目标,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积极实施教育现代化,推动了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了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学校认真贯彻《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做到依法治校、以德治校、制度管校,办学行为规范。

5、坚持把教工队伍的师德建设和业务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树立了一批师德高尚,业务过硬、成绩显著的老教师作为中青年教师的榜样;有计划地开展教学基本功竞赛活动、教学全过程评优活动、青年教师评优活动、教研活动和科研活动,使一大批中青年教师成为教学骨干。近几年来,有多多位教师被评为县级先进教师。有60余篇教育教学论文在省市以上教育报刊上发表或获奖。学校还把竞争机制引入教学管理之中,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学校管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6、端正办学思想,强化内部管理,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我校以质量为生命,始终把教学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针对学生学习成绩和智力的高低,以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为目标,采用“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分类推进”的方法,既大面积提高了教学质量,又使一批学业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对学习好、潜力大的学生举力各种学科提升班,扩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鼓励他们在各级各类学科大赛中获奖;对学习中等的学生举办加强班,使他们不断丰富充实自己,向优秀生努力;对学习较差的学生,加强个别辅导,加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与训练,促使他们向中等生靠拢。“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分类推进”的实施,使每个学生的智力和学习成绩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而大面积提高了教学质量,使西我校的中考成绩一直步步高升。我校尤其重视培优工作,鼓励学生在学业上冒尖,鼓励他们一马当先,争做学习上的领头雁。

(2)我校十分重视学生的德育工作。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总结出 具有特色的五种教育形式:一是抓养成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公德、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做文明守纪的中学生;二是抓爱的系列教育。开展各种活动,引导学生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爱学校、爱西飞,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三是抓法治教育。聘请旧县乡司法所领导担任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开展法制教育活动,与旧县乡派出所警民共建文明学校;四是抓心理素质教育和青春期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因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引起的心理变化,顺利度过“危险期”;五是抓成功教育。对待后进生,采用“低起点、小步子、多活动、快反馈、勤鼓励、细帮助”的十八字方针,积极开展转化教育,设立后进生转化奖,鼓励这部分学生立志成才。五种教育形式并举,收到了明显效果。尤其是“成功教育”,效果更为显著。

7、维护校园平安,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

学校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坚持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建立合理的组织机构,制度健全,把安全教育列入学校课表,开学第一周是安全教育周;每年3月份最后一周的星期一,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每学期放假前一天为假期安全集中教育日。把安全教育与团队活动相结合,与日常管理相结合,组织开展主题和经常性的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安全防范知识,以多种形式加强学生应对洪水、泥石流、火灾、地震等突发事件的应急训练和自护自救训练,引导学生自我发现安全隐患,提高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本领。每年和家长学生签订安全责任协议书,家校共同努力,维护学生的安全和健康。严格执行门卫制度,外来人员进入校门要审查登记。后勤、安办人员经常检查学校设施,保证学生活动安全。寒暑期,节假日组织人员值班护校,做好防火、防盗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几年来,学校无重大事故发生,这和全体教师重视安全教育是分不开的。

8、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化教育环境。

近年来,学校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力度,营造和谐,优美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建设规范化、科学化、悬挂学生绘画作品,刷写校训标语,办好文化专栏,制作学校成就展板,增加图书,报刊,杂志数量,向师生开放,对班级文化建设进行交流评比;搞好校园绿化、美化、净化、使校园绿草如荫,花林飘香,实现校园整洁无死角,道路平整无纸屑,墙壁洁白无污迹,深入持久地开展向不文明行为告别活动。

“普九”教育,勿走极端 篇3

几年前,我校“普九”教育曾吃过不少“极端主义”的亏。先是领导和师生对实施“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不够理解,放任教师自行改革,有的科目不考试了,有的班级连作业也取消了。师生们重在搞一些被视为“素质教育”的活动,比如编节目搞演出,搞野炊或外出登山、踏青,串连兄弟学校搞球赛,参观城市工厂等等,每一次活动都要停下课来,最多过后再补上课,名曰“调课”。这样一来,中考时的重点学校录取率偏低,家长们骂声一片。后来我首先站出来反对这种“极端主义”的做法。纪律抓得严严的,课程上得满满的,练习布置得多多的,测试题目出得深深的,而社会活动一次也不搞,就连同学们一致要求的体育活动,也是限制他们在体育课上进行,其余时间不允许,还要求他们课余时间多回教室,自修时间也比其它班级多上一节。这样实际上又走到了另一种极端,不但教师辛苦多了,同学们的体质也变差了。三年前曾经有好几个学生经常患病,后来那几个人没有一个能考上重点线。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女班长因一分之差与“培英”失之交臂,就是因为她在中考时突然生病,一边打针吃药,一边带病应考,结果这个知识基础比较扎实又勤奋用功的得意门生还是不能入读理想的学校。学生知道情况后,几天都卧床不起,不思饮食,还声言不读书了。家长十分无奈,当面质问我说报纸电台都宣传反对应试教育了,为什么现在还考试呢?我也心急如焚,前后家访不下十次。经过一番和风细雨的思想工作之后,她终于坚强起来了,愤然表示去读第二志愿的学校,一定要跟在“培英”的同学一比高下。

这件事曾一度使我陷入深刻的反思之中:学生是无辜的,虽然她因身体问题考少了一分,不一定不如高一分的同学,但她在学校一路欢歌,没有经过一点大的挫折,在这方面我是有责任的。班长是她,团支部书记是她,学生会主席也是她,文学社长还是她,“三好学生”少不了她,“优秀学生干部”一定给她。一度认为“成绩至上”的我,何曾想到给她一点挫折考验呢?痛定思痛之后,我主动找学校领导检讨管理教育上的失误,和领导一起总结经验,从两次“极端主义”的教训中找出了“稳中求变”的策略:保证上课时间,大力开展课外活动;改革课堂教学结构,向45分钟要质量,保留传统考试,减少测试;鼓励创新,支持实践,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样以后,我校的教学效果一年比一年好了,以至去年中考又创佳绩。

我以为学校“普九”教育的出路在于改革,但改革不宜走极端。我们一定要防止极端主义反复重演,防止简单片面的一刀切、一边倒。所以说,实施素质教育是非常正确的,我举双手赞成,但实施素质教育并不排斥合理的考试,因为素质教育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素质的教育,而且古今中外的学校教育都考试。反对应试教育也没有错,但考试不一定就是应试教育。所以反对应试教育也不是取消所有考试。正如我国当代美术教育家吴冠中先生在为《世界现代艺术图典》所作的序中所说:“传统之所以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反传统,反反传统,反反反传统的不断发展……保管传统的孝子和盲目崇外的浪子都不是创造者,也许回头浪子倒居于优势,既跨越了孤陋寡闻,又立足于土生土长。”这些真知灼见对教育改革来说可谓一言中的,十分精辟。其实我国的教育祖师孔老夫子也说过:“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惘。”我们既要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反对脱离社会实际的闭门读书;又要反对不读书,不要书,反对不要知识,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活动。

总而言之,学校“普九”教育的改革应“稳中求变”,应在保留考试这个传统的同时,考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对那些滥考、偏考、伪考和对考试的滥用或曲解,反对一次考试定终身的弊端。我们应切实加强创造性的教育内容、增加社会实践和发展个性的教育内容,变“应试教育”为“育才教育“,使我们的教育早出才、多出才,出真才、出优才。

关于后普九时代的辍学与隐性辍学 篇4

一.辍学

教育学界对与“辍学”这一概念的界定, 存在着不同的解读。

《简明中小学教育词典》中界定, “辍学是指除正常的毕业 (结业) 、升级、留级、转学、死亡和按规定办理了休学手续以外, 学生中途离开学校, 不再上学的行为。”[1]

《义务教育效益研究》 (由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著) 中将“辍学”界定为“所有未完成学制规定年限的教育而中断学习、离开学校的现象”。[2]其后, 他们还将其中一些特殊情形, 例如非因病的退学、休学、办理转学手续后未连续上学、其他未办理任何手续而中断上学等几种现象界定为“流失”。

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辍学的规定则不太相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UNESCO) 提出, “中途辍学指任何一阶段的学生, 在未完成该阶段的课程之前, 因故提早离开学校。”

美国的联邦教育部则规定:“学生在完成教育方案或毕业之前即离开学校, 且未转学至其他学校的都属于辍学。”但是美国不同州关于辍学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部就规定, 如果学生离开学校, 而且在四十五天内没有转学到其他学校的即为辍学。[3]

日本把中途辍学称为登校拒否 (不登校) , 日本的文部省对于“辍学”的定义是:“中途辍学指在一年中长期缺席日数达30天的中小学生, 因某些心理的、情绪的、身体的或社会的因素及背景, 不敢上学或不想上学的情况 (生病、经济因素除外) 。”[4]

基于以上界定的不同, 可以看出, 我国对辍学概念的界定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在我国, 辍学的界定一般是指未完成学制规定年限的教育而中断学习, 离开学校的现象。也就是说, 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是以是否完成学习的形式 (即学制规定的年限) 作为界定辍学的标准, 但是在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则是以离校的天数、以及是否完成规定的课程作为辍学界定的标准。

由于我国在教育统计方面是以年限和形式为依据, 因此“控辍保学”被作为普及义务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隐性辍学

我们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一般不能开除学生和勒令学生退学。在这种要求下, 学校和老师不能随意注销学生的学籍, 所以学籍意义上的辍学基本上非常少。但学籍在校, 并不意味着学生能够天天到校学习。经过调研, 课题组发现, 农村初中阶段存在一些未完成的义务教育阶段课程, 而提早离开学校的学生, 他们符合国际通行意义上的辍学。但是我国关于辍学的定义, 使这种在册但是实质性的辍学成为教育政策监管的一片真空。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关于辍学的定义, 即以是否完成规定的课程及离校的天数为界定的标准。为了在我国关于“辍学”的界定框架之下, 把年限/形式意义上的辍学与实质意义上的辍学有所区别, 我们根据表现形式, 把辍学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显性辍学和隐性辍学。显性辍学是学籍意义上的辍学, 即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和学业困难等诸多原因, 学生放弃学业而离开学校的现象。显性辍学学生指停止正常在校学习而离开学校, 并且学籍已不在册的学生, 这类辍学学生学校一般予以承认。

而隐性辍学指尚未注销学籍, 但是在未完成学校课程之前, 因故提早离开学校, 或者有相当长的时间未能按时到学的辍学。隐性辍学学生指大部分时间不在学校就读, 但是学籍在册, 并参加毕业考试或补考的学生。这部分学生虽然在教师或家长的劝导下偶尔返校就读, 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基础, 也只是形式上的陪读, 无任何实际教育意义。这类辍学学生学校一般不予以承认。

我们在这里沿用的是较早关注隐性辍学的兰靖和张念蒙所提出的概念, “隐性辍学是相对于显性辍学而言的, 指的是在学校教育场景中现存的, 学生虽保留学籍, 甚至正常交纳教育费用、正常参加考试, 但整日游离于课堂和教室之外, 静待毕业的一种非常态教育现象。”[5]

“隐性辍学”是近年来中学生群体中出现的一种较为普遍, 但有些特殊的辍学现象, 它常表现为部分学生, 虽然交了学费、有学籍、在学校的编册内, 但是无故逃课、“人在课堂心在外”, 整日游离于课堂之外, 或者在较长的时间离开课堂进行与学习无关的活动等。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 这种学生在中学生群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已经成为中国当前一个令人堪忧的“问题学生群”。

隐性辍学在实际的情况中又分为两种:强迫型隐性辍学和主动型隐性辍学。强迫型隐性辍学是教师和学校为了提高本校或者本班的升学率, 而采取的一种非常偏激的做法, 强迫学生提前“分流”, 进入到无望于升学的非重点班级, 或者编入到职业技能培训性质的单独的班级中去学习, 成为应试教育的典型的“牺牲品”。而主动型隐性辍学则是学生本人由于厌学、或者偶然事件、或者外部诱惑等因素的影响, 而主动地放弃自身对于学业的追求, 打着上学的幌子, 实际上却在混学、逃学等现象。

课题组通过调研, 还发现“隐性辍学”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进一步区分出几种不同的类别: (1) 未办手续, 指学生没有办理任何离校手续就直接离开了学校; (2) 肄业, 指学生未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 但是办理了肄业手续后, 离开了学校, 很多都是以大龄退学的方式办理的; (3) 部分结业, 指部分学生长期不在学校, 没有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 但是在最后参加了毕业考试, 不过成绩却不合格; (4) 部分毕业, 指部分学生也长期不在校, 没有完成学校所规定的课程, 但最终参加了毕业考试, 而且成绩合格, 获得了毕业证。

三.隐性辍学的危害

经过课题组的调查研究, 数据显示, 农村初中学生隐性辍学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 个别县或学校的隐性辍学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忧心忡忡。按照国家“普九”标准要求, 农村初中生年辍学率不得超过3%, 但是已通过“普九”验收的很多地区的农村初中隐性辍学率达5%以上, 部分学校年隐性辍学率甚至达到10%及以上。

农村初中有为数不少的隐性辍学学生。他们中有的由于家长反对的原因、或者个体厌学但又暂无出路的原因, 而留在学校, 但不把完成学业作为应有的追求, 也不把学习当成自己的任务, 而是只等着拿个毕业证。

而且, 有的县为了提高所谓的光冕堂皇的升学率, 采取了降低统计报表中能反映辍学率的数字, 而在实际中使用了“分流”办法, 即将有较大希望升学的学生单独组成一个班级来备考;把其余的升学希望不太大的学生则组成职业技术班, 而且这些被分流到职业技术班的学生比较自由, 可以不去上学, 放任自流, 但是参加毕业考试, 就可以拿到毕业证。还有个别学校的老师采取违背《义务教育法》的做法, 劝学习困难者停学, 以保证学校中招考试应考学生升学的比例。

隐性辍学现象目前在学校教育中, 已经见怪不怪, 成为教育“常态化”问题, 其危害较大, 主要分布在以下三方面。

(一) 隐性辍学不利于学生的发展

农村初中阶段是儿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关键时期, 同时也是一个人成长的危险期。由于隐性辍学的学生对于学校和家庭监管来说, 长期处于“真空状态”, 无人监护, 无人管理, 可能整日游荡在网吧、游戏厅、歌厅舞厅等一些娱乐场所, 非常容易沾染、接触一些社会不良习气, 甚至会在一些不法分子的教唆之下, 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成为令人堪忧的“问题少年”。

(二) 隐性辍学不利于教育的改革

隐性辍学现象削弱了教育的本体功能———育人功能作用的发挥。对于校园文化建设来说, 隐性辍学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此外, 隐性辍学也降低了从教人员的自我效能感, 不利于教师职业和个体的专业发展与成长。隐性辍学增加了教育成本, 损害了成本效益, 浪费了教育资源, 导致了教育产出率较为低下。隐性辍学不仅使家长及辍学生放弃了应有的受教育的权利, 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一系列相关法规的漠视, 损害了依法治教的进程。而且近年来农村初中隐性辍学的真实情况一直被各种报表数字所粉饰, 存在着较多的瞒报、虚报现象, 可能干扰到中央到地方的义务教育决策。

(三) 隐性辍学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隐性辍学问题像被隐藏在水面下的冰山的下部, 被“普九”的巨大成就所掩盖, 这对社会的发展留下诸多隐患。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并且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而且初中阶段辍学率都控制在3%左右。但是隐性辍学现象导致普九成果含有一定水份, 使部分初中毕业生并未达到基本标准。隐性辍学导致一部分新的文盲、半文盲流入社会, 影响中国新生代人力资源的质量, 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步伐。

总之, 在后“普九”时代, 教育界不能满足于低数值的辍学率, 而是要去探索表面浮华下的隐性辍学问题, 并且探寻其影响因素, 提出有益的建议与对策, 以提升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1]袁运开.简明中小学教育词典[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645.

[2]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义务教育效益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4.

[3]刘彦遵.美国学生辍学问题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 2005 (9) .

[4]袁振国.关于辍学问题的中日比较[J].教育研究, 1994 (1) .

普九汇报用简介 篇5

罗山县铁铺乡位于河南省罗山县西南部,地处大别山腹地,全乡总面积127平方千米,辖10个行政村,人口1.5万余人。中心学校现有12个教学班,在校生866余人,其中寄宿生174人。学校服务区内学生入学率达100%,辍学率为0,毕业率和完成率均达100%。教职工46人,其中专任教师38人,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100%。学校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有档案室、仪器室、器材室、图书室,四室齐全,配备达到部颁标准。学校环境优美,设备齐全,1996年通过了河南省“普九”验收,2002年又顺利通过了省“普九”复查验收。

自2002年教育体制改革以来,学校得到长足发展,在“以县为主”的体制下,教育经费得到有力保障,生均教育事业费和生均国拨公用经费逐年增长。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学校享受“两免一补”学生329人,其中补助寄宿生生活费110人,“一补”资助面达100%。从2007年春季开学开始所有学生均免除了杂费。在校学生中有留守儿童264人,学校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教育,让学生在校学得开心,家长在外干得放心。

普九 篇6

在25日召开的全国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牵头人、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说,为支持地方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了专项补助资金60亿元,明后两年还将增加资金安排,并根据各地的化债进度,对地方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给予补助。为进步稳定农民负担,巩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成果,促进农村综合改革,推进新农村建设,近日出台的《关于开展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从今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的化解工作。同时建立起制止发生新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长效机制。谢旭人指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将重点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适当兼顾东部地区。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化解的债务不予补助。中央对地方的补助资金,根据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学校数、办学成本和财政困难程度等客观因素分配确定,不与实际发生的债务额挂钩,体现了“债多不多补、债少不少补、早还不少补、晚还不多补”的激励约束机制。

謝旭人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切实保证偿债资金落实到位,打足预算,不留缺口。他同时强调,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敏感度高,试点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一定要按照国务院要求,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部门配合,加强监督检查,将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杜绝还“糊涂债”、“水分债”、“人情债”和借新债还旧债等问题,切实把好事做好、做实、做细,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化债试点工作健康有序进行。

普九 篇7

一、基本做法

(一) 坚持尊重历史, 认真核定基数

上世纪90年代, 在财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彬县本着“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原则, 在全县积极开展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先后投资1.96亿元, 新建、改建学校201所, 全面消除了D级危房, 配备成套远程教育设施学校201所, 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125个, 建设多媒体教育29个, 计算机教室49个, 彻底改变了农村学校“危房子、土台子、泥孩子”的落后面貌, 1996年12月, 提前一年通过了省政府的“两基”达标验收。但由于全县经济总量偏小, 财政收入有限, 城乡群众收入水平偏低, 在“普九”建设中产生了巨额的债务负担, 导致乡村两级和农村学校债务缠身, 甚至出现了封校、封门、封教室等严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过激行为, 教育负债已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一大隐患。对此, 彬县于2002年在全省率先推行了“村财务乡监管”制度, 规范债务管理, 采取各种措施予以解决。但由于县财政属“吃饭财政”, 财力十分有限, 化债收效甚微, 许多债务仍高悬未解。2006年, 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 彬县坚持“尊重历史, 立足现实, 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组织财政、教育、农业、审计和监察等相关部门, 组成县清理核查债务工作领导小组, 利用一个月时间, 逐乡逐校对全县16个乡镇的农村义务教育、乡镇政权建设和基层政法机构公益性债务进行了全面清理。在清理核查中, 坚持以原始账簿、凭证为依据, 以债权债务人共同确认为佐证, 经过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确认。据统计, 全县“普九”教育负债总额3 347.04万元, 涉及全县16个乡镇152所中小学校, 负债最多的城关镇达388.39万元, 负债最多的学校达1 106万元。通过核查, 认定了债务规模, 确定了债务基数, 建立了统一规范的债务台账, 为化解教育债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坚持以县为主, 多方筹措资金

“普九”教育负债的债务主体虽然是乡村组织和农村中小学校,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足, 是不完善的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机制造成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来, 彬县以增进社会和谐为目标, 抓住国家政策机遇和地方财政形势趋于好转的有利时机, 以县财政为主体, 采取以奖代补措施, 多渠道筹措化债资金。在“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八大工程”的前提下, 从地方财政中挤出2 175万元。同时, 乡村两级和负债学校主动配合, 采取变卖、出租闲置资产, 挤压办公经费, 拍卖集体林权等多种方式筹集各类资金1 148.7万元。一些工程队负责人也积极响应, 主动放弃了部分债权。由此, 形成了财政出资、乡镇配套、工队 (债权主体) 让利的工作合力, 全县掀起了化解“普九”教育负债的工作高潮。

(三) 坚持用活政策, 整乡 (镇) 全面推进

在化债工作中, 始终坚持“用活政策, 整乡 (镇) 推进”的指导思想。即全县化债不搞一刀切, 由乡镇根据各自财力状况, 自愿选择是否进行债务化解。对自愿化债的乡镇, 县上要求其必须“以乡镇为单位, 整乡 (镇) 化解, 不准下欠一分债务”。由于全县采取了“一乡一策”的灵活措施, 充分调动了乡镇政府的工作积极性。永乐、城关、新民三个乡镇率先行动, 主动出击, 用可支配财力先行化解“普九”教育负债, 其他乡镇也因地制宜, 采取一村一策、一校一策等方法筹措化债资金, 推动了化债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 坚持规范运作, 兑付一步到位

为了防止化债过程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 县财政局和综改办制定下发了《彬县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化解资金运作程序》, 保证化债工作有序进行。化债前, 以乡 (镇) 为单位再次公示教育负债情况,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进一步核准核实债务基数。化债中, 严把化债资金审核关, 坚决制止举新债化陈欠、通过筹资筹劳化债的做法, 从根本上杜绝债务反弹现象。在兑现过程中, 坚持区别对待、直接兑付资金, 即对有银行账户的债权人, 将兑付资金直接划拨到账户;没有银行账户的债权人, 将兑付资金存入银行, 制成存折, 直接发放到债权人手中, 以“资金直通车”的方式, 将所有偿债资金通过化债专户一次性直接支付给审核无误的债权人, 减少中间环节, 预防截留挪用现象的发生。

(五) 坚持完善机制, 严防新增债务

在做好“普九”教育债务化解的同时, 积极建立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从制度上防止新的教育债务发生。一是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全面推

本栏目由陕西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支持开办

行乡财乡用县监管, 撤销乡镇一级的独立预算资格, 实行工资统发, 将教师工资和乡镇所有财政全额预算人员工资纳入县级预算, 通过工资卡直接发放到人, 避免了拖欠教师工资问题的发生。二是认真落实国家“两免一补”政策, 逐步免除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杂费和课本费, 并为农村困难家庭学生发放了生活补助费, 促进了教育公平。三是逐步提高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 保障了正常的教育开支, 并严格执法检查, 有效防止教育乱收费问题的发生。四是坚持以县为主, 足额预算各类校建资金, 不留缺口, 从根本上防止教育负债的再度发生。2003年以来, 先后新建了范公中学, 创办了紫薇中学, 建设了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改建、扩建了121所中小学校, 新添课桌凳4 500多套, 添置图书20万册, 购置各类教学试验器材6 500多件, 建成卫星教学收视点156个, 建成计算机教室82个、多媒体教室45个, 全县教育教学手段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 先后有4个乡镇通过了省级教育强乡镇命名验收, 10个乡镇通过了市级教育强乡镇命名验收。全县各类教育基础设施投入累计达到1.6亿元, 未向群众收取一分钱, 未增加新的教育负债。今年计划由财政投资1亿元, 实施24个校建项目和城区学校通暖工程, 再创2个省级教育强乡镇和2个市级教育强乡镇, 力争年内通过省级教育强县验收, 推动全县教育事业再上新的台阶。

二、化债效应

彬县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的全面化解, 重塑了基层政府的形象, 消除了制约民生工程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增进了全县的社会稳定和大局和谐。目前, 债务化解后的积极效应已初步显现,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有效减轻了基层债务压力

“普九”教育负债是乡村两级债务的主体, 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环境, 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普九”教育债务全面化解之后, 乡村两级的债务负担进一步减轻。学校的校长纷纷感言, 再也不怕封门封校了, 教师终于可以安心教学, 学生终于可以专心学习了。

(二) 全面消除了基层干群之间的矛盾

按照“谁建设、谁负担”的工作机制, “普九”教育负债分别落在了乡镇政府、村委会、学校的肩上, 有些甚至转嫁到了当初建校时的干部个人身上。这种债务分布状况导致建校施工企业为追回工程欠款与基层干部发生了许多纠纷, 严重激化了干群之间的矛盾, 有些村干部为此外出打工逃避债务。这部分债务化解后, 不仅使债权人得到了有效补偿, 也把基层干部从这种旷日持久的债权债务关系中解脱出来, 干群之间因债权债务产生的矛盾得以彻底消除, 干群关系更加融洽, 农村社会更加和谐。

(三) 坚定了社会各界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信心

农村公共财政投入不足, 公共产品严重短缺, 公共服务严重滞后,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近年来, 由于农村“普九”教育债务的影响, 严重挫伤了建筑企业和社会各界投资农村的积极性。这次债务化解资金以直通车的方式兑付给债权人, 又一次赢得了民心, 重塑了基层政权的形象。许多工程队和债权人纷纷表示:原以为这些欠款没有盼头了, 也不抱希望了, 没想到政府没忘咱, 今年给偿还得一干二净, 政府还是可信, 亏不了咱老百姓!

(四) 探索了化解债务的新路子

目前, 乡村两级债务数额仍很庞大, 涉及世界银行贷款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征缴等方面, 虽然负债项目不尽相同, 债权债务主体各异, 但通过化解“普九”教育负债使基层政府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其它债务的有效化解。

三、工作体会

(一) 领导重视是前提

“社会事业, 教育为先”, 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 基层党委、政府必须一手抓经济促发展, 一手抓民生增和谐, 在实施“民生八大工程”的同时, 坚持尊重历史, 积极稳妥地化解债务, 解决各类遗留问题。只有这样, 才能统筹发展, 提升民生, 增进社会和谐。

(二) 细心工作是法宝

农村教育负债数额较大, 历时较长, 债权债务错综复杂, 操作稍有不慎, 就可能会引发或激化新老矛盾和纠纷。因此, 工作中必须一丝不苟, 仔细核实, 直接兑付, 阳光操作, 才能保证达到预期效果。

(三) 资金到位是关键

彬县这次能够顺利攻克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这一难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县财政列支了2 175万元专项资金, 承担了债务化解的主体责任。同时, 坚持一乡一策、一校一策, 区别对待, 以奖代补, 充分调动了乡村两级和中小学校化债的主动性, 保证了配套资金的如期到位, 为债务化解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四) 各方配合是保障

普九 篇8

在甘肃87个县(市、区)中,53个是国家和省上帮扶的贫困县,21个是少数民族县。

“两基”攻坚的主战场在农村,硬仗在贫困地区,这让“普九”之路更加崎岖坎坷。

因此,在这些地区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就显得尤为迫切。教育经费的支出,不仅反映出一个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教育水平及未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

镜头一

玛曲县是一个人口只有3.68万人的纯牧业县,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人们的观念保守,当地的教育发展一直都很落后。

全县学生“三率”低、办学条件差。

针对这一现状,县委、县政府在1994年召开的玛曲县十三届二次人代会和政协九届二次全委会上提出了“动员全社会力量集资百万元助学”的倡议,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少抽一根烟,少喝一杯酒,少吃一块肉,少出一趟车”,以实际行动为民族地区的“两基”工作贡献力量。

就这样,玛曲县当年集资131万元。这不仅开创了玛曲教育史上的先例,也改变了当地不少孩子的命运。

镜头二

甘肃省东南部,有一块贫瘠而充满希望的土地——西和。

在这个农业县,麦子是老百姓的生命。一个靠种麦子维持生计的农业县,把娃娃上学像种麦子一样珍视。

在经费筹措上,西和县坚持“四个轮子”一齐转的方针,即国家、地方、集体、个人形成合力,增加投入,大力改善办学条件。

自1998年以来,“义教工程”项目、教育扶贫项目、中欧项目、国债项目、省内外对口帮扶项目、“两免一补”项目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在西和投资达18045.73万元。国家的支持、省市有关部门与领导的关怀,似春风化雨,滋润着西和的每一位学生。

镜头三

2006年春季,西和县姜席镇张山村发生了一件让人感动的事。

全村人捐资23160元,重新选址修建了一所崭新的乡村学校。但不为外人所知的是,这两万多元凝结了全村人的汗水和沉甸甸的心意。

在兴建学校的工地上,男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在村民家里,年轻的媳妇们聚集在一起缝制鞋垫,绣上精美吉祥的图案,送到干部手中为学校募集资金。

此情此景,感人至深。

真可谓:巧手绣彩图,一心为“两基”。

一串串数字、一件件事例不仅说明了我省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它更凝结了2500万陇原儿女的心血和汗水。

教育经费和办学条件,都是办好学校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必备条件。我省排除万难,解决教育经费,使得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为“普九”奠定了基础。

篇五“校园是最美丽的风景线”

在甘肃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多元的地域文化与教育传统相伴相生,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教育传统,而现代文明又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甘肃教育事业取得可喜成绩的时候,谁也不能忘了那些为“普九”付出过的人。

镜头一

一提起庄浪,人们总会把它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条件落后,财政收入匮乏,这是庄浪的真实写照。

1984年,全县中小学在校生不足6万名,校舍总面积仅为9.6万平方米,其中危房面积高达2.9万平方米,中小学生人均校舍占有面积只有1.55平方米。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76%。初中校舍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中小学教育设施落后,教学设备短缺,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效率低下,教育质量不高。

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庄浪人民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办学。全县人民纷纷解囊,你5元,他10元,就这样在当时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200元的情况下,庄浪县群众集资达到1500多万元。群众捐物、投工折价500多万元,修建中小学校196所,新建校舍3.3万平方米,添置课桌凳3600多套,实现了“一无两有”的目标。

到2003年“普九”验收时,全县已在46所学校建成了52个微机室,56所学校建成了教育卫星宽带网,实现了“校校通”,8所学校的171个教学班实现了“四机一幕”进教室,3所学校建成了5个多媒体语音室。全县所有完全中学、85%的独立初中和73%的完全小学普及了信息技术教育。

付出就有回报。庄浪县在“普九”达标验收时,校舍建筑总面积达到31万平方米,是1984年的3.2倍,小学、初中生均校舍占有面积达到3.1平方米和3.7平方米。

这一组组数据说明的不仅仅是辉煌,更是庄浪人民可歌可泣的故事。庄浪多名学生步入北大、清华等名牌院校,40多名学子留学海外,在异国的土地上讲述着庄浪人民“普九”攻坚的动人故事。

镜头二

2001年,时任甘肃弘业建筑有限公司经理的王世明,看到老家临夏县侯段小学倒塌的围墙、缺桌少凳的教学设施、全成危房的教室和辍学在家的孩子们时,他心里着急了,心上疼了。

于是,他产生了捐资建校的念头。

他把自己的想法首先告诉了在省建筑公司当部长的弟弟王世新,哥俩的意见不谋而合。

2002年春,他俩捐资65万元,易地新建1298.18平方米的三层教学楼一幢和28间辅助用房,配套设施齐全的侯段希望小学在移民区贫瘠的旱塬上建成。

几年来,他俩先后捐资110万元,把这所过去条件极差的村级小学建成了硬件设施达标率100%的临夏一流的花园式小学。

镜头三

临潭县一直把“普九”视为希望之光,他们对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在“普九”的道路上,他们一次次谱写着感人的篇章。

县教育局局长马永祥,为使全县教育教学设施落后、办学条件差的面貌有一个大的转变,把项目实施作为加快“普九”进程、实现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的特殊机遇和重点工作,他先后争取并组织实施了“二期义教工程”、“远程教育”、“援藏”和“寄宿制学校建设”等项目,全县共修建项目学校84所。

为动员失学适龄儿童少年入学,他跑遍了全县19个乡(镇)。他常这样说:“要关注弱势群体,就要关注他们的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只有发展均衡的、公平的教育,才能真正提高全民素质。”

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失、辍学学生的名单和家庭地址,为了使这些学生返校,他带头资助了20名辍学学生,并积极争取资金,救助贫困学生。

当教师时,他为学生服务;当校长时,他为学校服务;当局长时,他为群众服务。

他用自己的这种精神感召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身患癌症后仍坚持工作。2006年2月13日因病去世,他永远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

篇六“教育质量是教育的生命力”

在实施义务教育的过程中,甘肃省还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工作的中心。可以这么说,普及程度是教育横向的发展,它可以让更多的孩子上学;而教育质量却是教育纵向的发展。教育只有走向纵深,才能让受教育的每个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也才能让每一个孩子成为健全的人才。

清水县在学校常规管理中,实行教育质量目标责任制、教育质量承诺制和责任追究制。在加强教研队伍、督导队伍、校长队伍和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同时,还分步实施新课程改革和“五改六”学制改革,不断改进教育方法和手段,大力开展教研活动,以教研促质量,向管理要效益,使全县中小学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2004年,全县小学毕业检测“双科”合格率达到了66.6%,比1993年的43.4%提高了23.2个百分点;初中“六科”合格率为36.56%,比1999年的28.1%提高了8.46个百分点。

清水教育人都有一个理念,那就是“质量即生命,教育质量就是教育的生命力”。

作为教育生产力的教育科研,在“普九”路上也显示出了巨大的功用。就拿武威市凉州区来说,通过狠抓教育科研,让教学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1993年,凉州区开展了“教研年”活动,成立了区教育局、学区和学校三级教科研机构,建立了教育科研激励机制。新课改实施以来,先后多次承担全省大型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形成了“校校有课题,人人齐参与”的良好局面,并且收获颇丰。

“十五”期间,申报立项省级教育科研课题126项,教师在区级以上刊物发表教育教学论文6000多篇,有18项教科研成果在全省基础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评选中获奖。

一所学校的发展,与其享有的优质教育资源有很大关系。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让教育走向信息化,不只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必由之路。

张掖市把教育信息化看作教育工作的“一号工程”、“一把手工程”。但是,信息设备出现的老化现象却让教育工作者发愁。信息化是一项高投入工程,要更新其设备,资金是大问题。

2004年初,全市有515所中小学被确定为国家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的试点项目学校。这为张掖教育的信息化注入了新活力,也是其发展的一个好机遇。

经过一年时间,远教工程完成总投资1596.2万元的项目学校515所,全市远程教育设备覆盖率达到100%。

远教工程的实施,方便了教师,方便了学生。只要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名师“零距离”接触,尽享优质教育资源,从而提高了当地教育质量。

篇七“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二十多年来,我省的“普九”攻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雄关已过,困难依然横在面前,任务依然艰巨。

比如,已经实现“普九”的地区,其中有一部分是低水平的,巩固提高的任务还很艰巨。而农村学校师资力量依然薄弱,整体素质不高,一部分教师的业务水平还难以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

就拿永昌县来说,1985年实现了“普初”,1997年“普九”达标。但是,面对“普九”达标这一成绩,永昌县党政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冷静地认识到:实现“普九”目标只是全县教育迈向新里程的一个起点,而巩固提高“普九”成果,任务将更加艰巨。

在永昌人眼里,“普九”只有逗号,没有句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2002年开始,全县中小学全面进入新课程改革实验,全县中小学普遍开设了信息技术和英语课程,并承担了国家、省、市、县各级课题研究。新课程、新理念和新技术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普遍运用,使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教育教学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

2005年,全县小学毕业检测双科合格率达98.2%,初中六科合格率61.2%。在教学科研方面,有38项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被国家、省级批准立项。

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普九”目标但正在努力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地区,又何止永昌县呢?1994年,兰州市城关区通过国家“普九”验收之后,区委、区政府并没有满足这一成绩。“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们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立足省会城市中心区地位,不仅学生“一个也不能少”,而且还要让每一个学生学得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1995年起,区委、区政府把“三个到位”,即政府行为到位,经费保障到位,教师待遇到位,作为将“普九”推向纵深的根本保障。

与此同时,甘肃所有实现“普九”目标的县(市、区)都在努力奋斗,巩固、提高“普九”成绩,使基础教育向重质量、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普九 篇9

襄阳市下辖南漳、保康、谷城三县,枣阳、宜城、老河口三市,襄州、襄城、樊城三个城区,另外还有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过去多年长期积累的农村“普九”债务成为农村中小学和县乡政府的沉重包袱,直接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正常运行。近年来,该市各级政府一直着力“普九”债务化解工作,2005年市政府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化解“普九”债务1300多万元。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关于开展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7]70号),湖北省为第一批试点省,文件规定从2007年12月起,用2年时间,基本完成“普九”债务化解工作,同时建立起制止发生新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稳定机制。

伴随“普九”化债工作的进行,由襄阳市人民检察院精心组织部署的查处教育系统“普九”债务化解职务犯罪专项行动也在全域展开。截至目前,已立案查处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14件14人,案涉保康、谷城、宜城、襄城4个县(市)区。通过案件分析,此类案件有如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1.犯罪主体集中。由于教育系统教师多,管理人员少,而人、财、物的管理权又多集中在管理层,因而管理人员是教育系统内职务犯罪的“高危”群体。在所办的案件中,学校校长5人、副校长3人、总务主任1人、出纳2人、会计3人。他们年龄最轻的36岁,最长者56岁,文化程度均为大专以上,其中硕士研究生1人,本科7人,且大都为中共党员。

2.共同犯罪居多。在查处的案件中,有4件4人涉嫌共同犯罪。犯罪嫌疑人与利益相关人相互勾结,共建攻守同盟。一是学校主要领导之间相互串通,事先商量并达成一致意见;二是学校领导同有关人员、行贿人员等学校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共同谋划。例如襄城区院在办理欧庙镇康田小学代某、张某贪污“普九”化债款一案中,办案人员通过审查,发现该校申报的债权人只有学校校长代某和财务人员张某两人,通过分析债权人的身份,认为其中可能存在虚报债务嫌疑。因为“普九”化债有较为严格的审定程序,若要虚报就必须伪造相应的账册和凭证,故办案人员重点围绕反映债务的账册、记账凭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财务人员张某解释学校欠其和校长的债务是因为替学校垫付工程老板杜某维修校舍的工程款,在审查杜某领取工程款的领条时,发现该领条上的笔迹系张某本人的笔迹,同时涉及该笔支出的账页有添加改动的痕迹,及时找到杜某核实了该领条系伪造,从而迫使张某交代了其伙同校长代某伪造个人债权,采取虚增债务的方式骗取国家专项资金5.18万元予以私分的犯罪事实。

3.贿赂犯罪突出。在查处的案件中,有6件6人涉嫌受贿犯罪,涉案金额达32万余元。例如,2012年3月,保康檢察机关在对该县农村中小学“普九”债务进行核查时,发现两峪乡中心学校校长晏某和该校总务主任兼主管会计宋某,有共同贪污、受贿的重大嫌疑,遂立案侦查。经侦查表明,自2009年到2012年,晏某、宋某二人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普九”化债中弄虚作假,贪污公款;在学校工程建设方面,为他人谋利益,收受现金。其中,晏某参与贪污四次,共计2万余元,个人实得1万余元,受贿八次,共计2万余元;宋某参与贪污四次,共计两万余元,个人实得1万余元,受贿四次,共计1万元。案发后晏某、宋某两人所得赃款9万余元已全部追缴并上缴国库。

4.手段较为隐蔽。检察机关办案发现,在“普九”化债中,犯罪嫌疑人往往将通过虚列工程合同或工程项目,增加应付款等隐蔽方式套取的资金上财务账,或搁置账外,脱离管控,使账面上“天衣无缝”。与此同时,“借条”成为贪污贿赂的重要隐蔽手段之一。如,保康县歇马镇中心学校校长余某在与建筑工程商龚某共同虚列套取“普九”化债专项资金的过程中,通过龚某将资金套出,而龚某没有将套取的10万元交给学校,只是在给学校会计打了一张“借条”后,用于自己从事的经营活动中。再如,2009年2月18日,时任宜城市流水镇讴乐初级中学出纳的犯罪嫌疑人朱某,将该校依其名义申报的学生宿舍楼改造“普九”化解债务款约1.5万元占为己有,用于考驾驶证、买田及其他个人消费。

5.案情错综复杂。这批职务犯罪案件,显示出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贪污犯罪与受贿犯罪并存,其中以受贿犯罪占多。二是犯罪人员相互勾结,一方面学校内部人员尤其是管理层往往存在事先密谋、串通的情况,另一方面学校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即同债权人密切联系,共同谋划,通过给债权人一定好处,虚设合同套取现金,债权人实际未领到钱,却仍给学校打收条,双方达成攻守同盟,增加了办案难度。三是所办案件主要发生在学校工程建设、争取国家专项资金领域,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间长,贪污受贿次数频繁,但单笔作案数额不大,少则500元,至多1万元,犯罪总金额也相对不大,没有超过10万元以上的案件。

6.社会影响恶劣。调查表明,近年来,教育系统职务犯罪不仅案发频繁,且呈现高发趋势,就整个襄阳市看,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农村发案高于城区发案。襄州、樊城、襄城三个城区,只有襄城发案一件。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枣阳、宜城、老河口三个县级市在襄阳市属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只有宜城发案两件。三是贫困山区农村高于一般农村和城区。保康、谷城、南漳三县俱属国家级贫困山区县,也是全国秦巴山区扶贫开发重点县份,恰恰也是“普九”职务犯罪的“高发”县。在查处的案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保康、谷城。所有这些涉及“普九”化债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其社会危害之大、影响之恶劣显而易见。其一,因职务犯罪而“牺牲”了一批干部,这些人员或因贪污、受贿而涉法,或因违规违纪而受到党纪政纪处理,不仅直接玷污了教育、学校这块圣洁“净土”和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崇高社会形象,也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二,因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即诱发了上访,甚至越级上访等现象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其三,职务犯罪还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惠农政策的实施,造成了政府公信力在农民群体中的下降,使得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为推动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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