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精选六篇）
无地 篇1
关键词：无地农民,农民剩余,资本化,发展
一、我国无地农民产生的原因
“无地农民”是指具有农村户籍, 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但不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人口。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进行了“土地改革”, 广大农民平等地获得了土地,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解决了解放前农民无地和土地过渡集中的问题。
在人民公社时期, 由于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农民集体劳动, 产品分配事实上是“平均主义”, 农民个人或家庭虽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和独立支配的经营权, 但农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人人平等地分享土地带来的利益, 可以说, 这一时期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无地农民问题。
改革开放后, 农村土地开始实施集体所有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但谁拥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也就获得了土地收益的支配权或所有权。在1997年之前的第一轮承包期内, 由于实行承包经营权“三年一小调, 五年一大调”的政策, 新增人口虽短期没有土地承包权, 但基本上不存在无地农民问题。
1998年农村开始执行中央政府提出的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以后, 由于30年承包期内不再进行承包权的调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地农民便越积越多, 产生一系列备受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
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 对无地农民数量进行了估算。张润清等调查表明, 无地农民的比例是17.83%, 扣除婚姻加入人员, 无地农民的比例是11.76%[1]。孙耀武认为, 至2004年底, 全国无地农民约1.45亿左右[2]。杨晓仙等认为到2009年底, 全国无地农民应超过1.19亿人[3]。乔立娟等预计到2027年30年承包期满时, 我国无地农民人口将达到2.6亿左右[4]。
二、无地农民生存、发展权益受损的表现
在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下, 如此庞大的农民群体不能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就意味着这些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的保障, 长期下去必然产生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甚至会导致社会的动荡。无地农民生存、发展权益受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失去了承包经营土地获得收益的权利。传统意义的农民获得收入, 只有通过耕种土地。能否获得和获得多少土地承包经营权, 直接关系到家庭收入的多少和发展机会的大小。无地农民失去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利, 就无法通过承包土地获得收益。
2.丧失了获得基本生存、生活保障的权利。我国现有的体制下, 国家没有建立完备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民来说, 承包经营土地是获得最基本生存和生活的保障。失去了获得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 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保障。
3.失去了获得国家提供的农业补贴的权利。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以工辅农”时期, 国家给予农业的各种补贴, 实际上是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农业生产的补贴, 应该是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有权获得国家给予的补贴, 而现行的做法往往是按承包土地面积的多少来分配, 无地农民即便是租种他人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也没有获得国家农业补贴的权利。
三、现有解决无地农民问题的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无地农民问题十分关注, 解决无地农民问题的研究, 归纳起来有以下五方面:
1.让无地农民获得土地承包权。让无地农民获得土地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收回已经迁出人员的土地进行重新调整或分配。张润清等认为, “对有重新分配土地要求强烈的地方,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由县以上政府主管部门深入村中进行进一步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 对土地分配存在严重问题的可以考虑重新分配土地, 对问题不太大的地方根据国家法律和政策进行微调”[5]。曲永谦“建议立法机关出台法律补充规定, 规定死亡人口与新生人口的承包地可以调整, 五年为一个调整周期, 或者可以实行在家庭内部死亡人口和新生人口土地相抵顶的做法”[6]。二是开发荒地, 分给无地农民。“对于无地而又希望种地的农民而言, 鼓励他们开垦荒地, 并把开垦成果收归集体所有, 无偿分配给无地农民进行耕种, 既可以保证农村耕地的增加, 又为农民提供了耕种的土地”[1]。
2.使无地农民有偿获得土地经营权。在无地农民无法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时, 对于确实希望从事农业生产的无地农民, “通过进行土地流转, 使无地农民在有偿的前提下有地可种”[6],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引导农户间通过经济手段解决无地或者少地问题”[7], “在土地流转中, 要赋予无地农民特定的集体组织成员优先权”[8]。
3.加强职业教育, 增加无地农民就业机会。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中提到了加强对无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增加无地农民就业机会的对策。杨晓仙等更是提出“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无地农民作为就业援助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对象”, “将无地农民纳入享受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职业技能鉴定、社会保险补贴、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就业扶持和就业服务范围的政策措施”[3]。
4.建立无地农民特有的社会保障。陈发桂提出两种模式, 一是“针对农村无地农民制定专门的社会保障法, 即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使无地农民的基本生存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二是“在社会保障上给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同样的待遇, 逐渐创造条件将农村无地农民纳人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参保范围, 通过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其基本生活保障问题”[8]。张润清等提出直接给予无地农民最低生活补贴, 他认为“如果无地农民可以获得政府的最低生活补贴等基本保障, 在一定时间内即使没有土地使用权和就业机会, 也不会使其生活受到太大影响”[1]。
5.构建无地农民市民化的政策体系。备受关注的“无地农民工”问题, 实际是无地农民进入非农领域从事劳动形成的 (有别于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国家征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地农民)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群体规模会越来越大。许多学者提出加快构建“无地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体系。刘兆军提出“无地农民工自愿放弃农业人口户籍进城时, 允许其转为区域内的城市人口并纳入城市公共管理体系之中, 从而为他们在城市稳定与发展创造条件”[9]。
四、对现有解决无地农民问题对策的分析
上述五个方面的对策均是针对无地农民问题提出的, 前两方面的措施, 在现有的政策体制下并不能解决无地农民的问题。后三个方面的措施在现有体制下, 对解决无地农民问题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但只重视了无地农民的眼前问题, 没有从无地农民的长远发展和消灭无地农民提出相应的对策。
第一, 让无地农民获得土地承包权的对策并不可行。现阶段实施《土地承包法》的目的, 就是在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前提下, 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无论是采取“小调整”或“重新分配”土地, 都与现行法律相违背, 也不适应飞速发展的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土地规模经营的要求。如此做法, 只能使我国农业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
第二, 使无地农民有偿获得土地经营权的办法, 根本不可能让无地农民拥有“从承包土地获得收益的权利”和“获得国家提供的农业补贴的权利”。只能是解决部分无地农民临时的生存或生活问题的应急之策。从法律角度看,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农民有平等获得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 由于政策原因没有获得, 应该考虑建立政策补偿机制, 而不是让无地农民自己来承担这一损失, 这对于无地农民来说“不公平”, 也“不合理”。
第三, 无地农民的产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 解决无地农民问题的研究中没有将无地农民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来看待, 也没有对其阶段性特征进行研究。因此, 应根据其阶段性的特征从制度层面上解决其生存、发展问题。
第四, 解决无地农民问题仅局限于增加无地农民的现实收益、促进非农就业方面, 没有关注无地农民的长远发展和我国未来农村的发展趋势。
总之, 解决无地农民问题, 不能只关注给予无地农民一点眼前的利益, 而应从无地农民发展和最终消灭无地农民的高度来解决无地农民的问题。
五、解决无地农民问题的对策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无地农民问题的集中表现是无地农民在现有政策体制下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和发展支持的问题。因此, 解决无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解决无地农民的发展问题。笔者认为, 国家给予无地农民基本保障是无地农民发展的基础, 推进职业教育是无地农民发展资本形成手段, 剩余资本化是无地农民发展的道路选择。
(一) 给予无地农民保障, 夯实无地农民发展的基础
给予无地农民一定的保障有以下三种办法, 不同地区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使用。
1.在不重新分配土地的前提下, 直接由国家给予无地农民应有补偿。从法理的角度看, 无地农民与有地农民和城镇居民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在现有体制下, 农民从集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就是获得基本生存生活保障权。既然是国家政策性的剥夺了无地农民这一权利, 从“公平”的角度讲, 国家就应该给于无地农民应有的补偿。一是分地区核定农村最低生活标准, 由国家财政直接补贴。二是国家把1998年以后出生的无地农民, 直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2.农村土地实行以村为单位虚拟股份制, 由村集体给予无地农民经济补偿。在不进行农村土地重新分配和尊重现有户籍制度的前提下, 重新核定每一个行政村农村户籍人口, 以人口的多少确定集体土地的股份数额, 成立虚拟的土地股份制。同时要求不愿种地的家庭只能把土地交给村集体, 种粮大户和农业企业只能从村集体获得土地。由村民代表大会或由村委会, 每年对当年全村由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收益进行评估 (不包括企业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 因为他们的土地产出率较高) , 在扣除生产资料、人工投入后, 计算出净增值额 (类似于马克思的绝对地租) , 计算出每一份的价值。承包土地份额超过人口数的家庭和种粮大户 (或农业企业组织) 均按此标准向集体上交净增值额, 由村集体向承包土地份额少于人口数的家庭支付缺额。如果多承包土地的家庭认为不划算, 可在自愿的基础上把多承包的土地交给集体, 由集体流转给种粮大户或农业企业。·4 0·这一方法, 不仅可以保证国家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的执行, 也保障了无地农民的基本权利, 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推进土地的流转, 增加土地的收益, 为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提供条件。
3.建立阶段性无地农民生活保障。这一思路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自现在起, 建立无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 国家按不同地区农村最低生活标准, 给予1998年以后出生的农村居民发放生活补贴, 享受补贴时间截止到年满18岁 (16岁是国家法定劳动年龄, 考虑到初中毕业后要接受2年的职业教育) 。第二步是农村居民年满18岁后, 对于不能通过升学、入伍或从事其他职业在城市获得工作并定居城市的农民进行区别对待。对于愿意进城务工和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建立有国家、集体、农民工个人三方出资的农民工基本养老和社会保障。对于现有承包土地的农民, 以每人三亩地作为标准, 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障, 超出部分每年向村集体缴纳一定的租金, 或把多余部分交给集体, 由集体把土地转租给种粮大户或农业企业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 多年后我国现有意义上的农民可能会彻底消失。
给予无地农民一定的保障, 不仅是保障无地农民生存、生活的权利, 也是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基本的前提。要实现无地农民的发展, 必须使无地农民将其剩余转化为资本, 资本的盈利性才能实现无地农民的发展。
(二) 无地农民剩余的资本化是无地农民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民剩余”是指农户家庭收入用于基本生活消费后的余额和多余的劳动力[10], 对于无地农民来说, 在国家给予基本保障的基础上, 只有通过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将劳动力变为人力资本, 将家庭剩余资本化才能实现农民的发展。
1.大力推进无地农民的职业教育, 促进其人力资本的形成。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农民将逐渐减少, 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地农民中一部分将会通过升学、入伍等渠道逐步融入城市, 成为真正意义的市民。对于没有走出去的无地农民, 只有加强职业教育, 促进其人力资本的形成, 实现其发展。一是推行现代农业技术培训, 使他们成为农业工人;二是加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城市服务业所需的专业技能的培训, 使他们走向城乡服务业;三是在推行职业教育的前提下, 设立无地农民创业基金, 支持无地农民创业。
2.树立发展型消费观念, 促进无地农民剩余的资本化。在社会比较浮躁的今天, 人们往往存在许多
参考文献
[1]张润清, 乔立娟.河北省无地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调查报告[J].调研世界, 2008, (2) :25-26.
[2]孙耀武.解决无地农民问题的思考[J].南方农村, 2006, (1) :29-30.
[3]杨晓仙, 叶民英.无地农民基本生活和社会保障权益探析[J].湖湘论坛, 2009, (6) :122-125.
[4]乔立娟, 杨润清, 胡灵红.土地承包期延长后无地农民问题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乡镇经济, 2008, (6) :32-35.
[5]张润清, 乔立娟, 宗义湘.无地农民产生原因、收入来源与生存现状研究——基于河北省32个县的调查分析[J].财贸研究, 2008, (3) :22-26.
[6]曲永谦.不可忽视无地农民的问题[J].乡镇论坛, 2006, (12) :20.
[7]谭新华.如何解决农村无地农民的民生问题[J].村委主任, 2010, (9) :22.
[8]陈发桂.农村土地流转进程中无地农民面临的困境及对策探析[J].创新, 2010, (4) :38-41.
[9]刘兆军.新生代无地农民工:边缘困境与制度保护[J].农业经济问题, 2010, (9) :77-81.
无地生根 篇2
也许老人说对了。这座老楼里的邻居相处了几十年，大事小情地都能过去，人气平和，安然无事。邻居们似乎感觉它的存在;又似乎它已淡出了视线，只有在夏季时，茶余饭后坐在楼前的庭院里时，偶尔会抬头看看它，想它怎么能无地生根的长在那里呢?种子是从哪里飘来的呢?有多久的生命力呢?会不会是个畸形呢?它真的像老人说的那样是一棵福树吗?真会带来财富吗?胡思乱想之后人们仍然忙碌着自己的营生，早出晚归着，那棵小树也泰然自若地不分早晚的迎送着这座楼里人们。它已经认识并记住了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张面孔。
那棵小树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向人们吐露心扉。在一个风的夜晚，一粒小小的种子毫无刻意的埋了下去，默默成长，根紧紧地抓住了楼檐边那一点点的缝隙，它不敢有一丝倦怠，历经了夏季炎热酷暑，迎接了冬季寒冷冰霜，它生存了，成长了，它终于感知了世界，看到了人间的一切。
楼里的邻居们陆陆续续地搬走了，搬到了新居。旧庭院里稍显宁静了，到处堆放一些遗弃旧物，很凌乱，很龌龊，看到它们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还有几户老邻居没有搬走，继续着每一天的生活，他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偶尔抬头看看楼檐边上的那棵小树，还依然在那儿，迎着风儿舞动身躯，不过，它没有了从前的喜悦，似乎多了一点点忧愁和伤感。
又过一段日子，老宅院里来了几辆小轿车，下来一帮人，指点着老楼，说了一些话，看似满意的使劲点点头，钻进了车里，飞快地走了。
老宅就要拆迁了。老邻居们紧紧握着新房的钥匙，心里是欢喜的，也是幸福的。就要离别住了几十年老宅了，在这里他们有了儿子，有了孙子，有了一个家，一个大家庭，也有了一棵让邻居们欣慰与感动的朝夕相处的榆钱树。
我想，有一天，那颗种子还会随风儿飘来吗?它还会带来财富吗?还会带来福吗?还会无地生根吗?
那一刻，我无地自容 篇3
28年前的一天，秋雨连绵，我低着头踏着铃声步出校园，默默地走了。
同事们对我的突然调离感到很惊讶。
雨花拂面，脑海中依稀浮现出那堂课的情景。因一位老师请假去进修，学校安排我中途接手他的班。作为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我那时很自信，甚至有些飘飘然了。
走进教室，我随手从讲台上拿起学生花名册，一边端详，一边按顺序对学生进行点名。点着点着，我突然“卡壳”了。因为一名学生的姓名为方姝，可我不知道这个“姝”字发什么音。
众目睽睽之下，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或者放下架子，向学生们承认自己确实不认识这个字；或者高高在上装模作样，捍卫所谓的尊严与面子。
我愣了一会儿，又重新昂起了头，自以为是地将“方姝”念成“方朱”。
我的声音尚未落定，全班同学都哄笑起来了，只有一位清纯秀丽的女生独自呆坐在那里，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我感觉不妙，肯定是读错了！顿时，我的脸羞得发烫，脑袋一片空白。那一刻，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瞬间消失个无影无踪。
苦苦挨至下课，我兔子般逃出教室，迅疾奔入教工宿舍，急急插了门闩，拉严实窗帘，倚着门背，我闭紧双眼，愧疚得直摇头。
5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学生早已放学回家，周围一片静谧，偌大的校园，只有我一个人，痛苦地紧闭眼睛，在羞耻中躲藏。
傍晚时分，我稍作镇静后，借着窗帘缝隙的微光，用部首查字法，哆嗦着手缓缓翻开《现代汉语词典》，一瞅，几近晕倒——“姝，shu，（1）美好；（2）美女。”
一周后，那位身穿白衣、皮肤白皙、清澈如水的女生走了，悄然转到邻村学校就读。
仿佛晴天霹雳，我的脑袋又一次轰鸣。说真的，我极害怕知道其逃之夭夭的缘由。煎熬，撕裂着我业已苦涩的心。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我从其他老师不经意的谈话中得知，一些学生于那堂课后，偷偷背着我给那女生取了一绰号——“方猪”。
那女生实在受不了，深感无措，恍若天塌。直至一天课间，满脸泪花的她在教室里跪求大家不要再叫唤那刺耳的绰号。可是，依然有人嬉笑不停，更有甚者还阴阳怪气地嘀咕不是他们的错，是老师教的。
那无辜的女生确实承受不了这份公然的侮辱和突如其来的伤害。最后，索性转学，急匆匆逃离而去，一走了之。
此刻，我的笔已颤抖，宛若笔亦羞愧难当。
教育是崇高和圣洁的。因此，师者诚心，老师首先必须真诚，实现与学生“心与心的相见”。相反，一个人如果失却纯真，不再真诚，就会变得狰狞、可怕和讨厌。真诚，可谓从教的基础和前提，一切因之而美丽。毕竟，老师的一言一行都是影响，一举一动都为教育，关乎学生成长，影响学生一生。
这，是我的深切体会及感悟。
此刻，我抿着嘴唇，泪眼蒙咙，愿上苍有灵，期盼方姝能看到这篇文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当面向她道歉：对不起，当年老师错了！
这，是我的心愿，整整28年的心愿。
无地 篇4
关键词：无地农民,农村经济,土地承包,生存与发展
一、背景与基本情况
(一)调查背景。
1983年全国范围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先河,极大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97年中央政府(中办发16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调动了农民种地积极性。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土地承包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我国农村集体所有耕地的调整和变动有了法律依据。
1997年以来,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既保障了农民权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一些现实问题。由于“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大稳定,小调整”在实施过程中政策落实不到位或是执行偏差等原因使得一些农村中出嫁妇女、新生儿、返乡的复员退伍军人、下岗返乡职工等人员都成为农村中的无地农民,与此同时户口外迁的或是死亡人口的却一直保留着原先分得的土地,造成土地分配失衡。由于土地承包期延长、耕地补偿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在许多地区形成了无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尴尬局面,无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河北省是拥有6883.3千公顷耕地、4264万农村人口的农业大省。虽然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坚持耕地保护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河北省广大农村由于种种原因,也产生了大量无地农民,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为此,课题组选择河北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河北省无地农民生存与发展现状,探索无地农民生存与发展的规律,为解决全国范围的无地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提供思路和对策。
(二)样本选取。
课题组采用重点调查的方法,分别在河北省保定、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廊坊、衡水、沧州、承德等9个地级市选取了32个县41个村进行了重点调查。为了准确地掌握无地农民的生活、就业、上学、养老及享有的权利等各方面状况,研究无地农民生存与发展的规律,我们选择了240户无地农民家庭进行专门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94份。
(三)调查资料分析。
被调查的41个村,总人口数为55987人,其中无地农民人数为5610人,占被调查村人口总数的10.02%。其中,嫁入的成年妇女2020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36.01%;未成年男子1722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30.70%;未成年女子1721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30.68%;其他原因无地农民147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2.62%。
在调查的194户无地农民家庭中,被调查家庭总人口数为972人,其中无地农民399人,占被调查人口总数的41.05%,其中男性无地农民为153人,女性为246人。而在153名男性无地农民中,成年男性33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8.27%,未成年男性120名,占无地农民总数的30.08%;在246名女性无地农民中,成年女性152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38.10%,未成年女性94人,占无地农民人口总数的23.56%。
无地农民中的未成年女性和未成年男性多为政策实施后新出生人口,而无地农民中的成年妇女以新嫁入人员为主。成年男性无地农民,主要集中在入赘女婿、退伍军人和返乡工人中。
二、被调查乡村的土地承包状况
根据对无地农民的实地调查发现,各地无地农民数量差异较大,主要原因是河北省各县、市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执行上的不同所造成,基本上可以将被调查村的土地分配情况分为三大类。
(一)完全按照国家政策进行土地分配和调整的乡村。
大部分调查的村都是根据国家政策和《土地承包法》对土地进行分配,这些村在1997年后完全按照国家政策对土地进行了第二轮承包,此后按照政策规定没有再对土地进行调整,十年间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导致无地农民产生。在调查的25483位村民中,无地农民1060人,占被调查人口的4.16%,其中因结婚嫁入的成年妇女449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42.36%,未成年男子298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28.11%;未成年女子278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26.23%;其他原因无地农民35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3.30%。无地农民主要由近年来新嫁入的妇女和新出生的儿童构成,其他所占比例相对较少。随着政府政策和法律的出台,绝大部分村民和村委会人员作为政策的接受者,没有对土地重新分配提出要求。
(二)没有完全根据国家政策进行第二轮承包的乡村。
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村并未在1997年按国家土地政策进行第二轮承包,而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也没有再进行土地分配,导致大量无地农民出现,如保定雄县米北镇板东村、邯郸武安市武安镇西竹昌村、邢台宁晋县凤凰镇东南汪村等1 1个村,其中西章吕村自1983年以来,土地未进行大的调整,导致大部分25岁以下人口无地,而户口早已迁出或死亡人口土地仍由家人种植。在调查的22911位村民中,无地农民为4086人,占被调查人口的17.83%,其中因结婚嫁入的成年妇女1392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34.07%,未成年男子1304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31.91%;未成年女子1306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31.96%;其他原因无地农民84人,占无地农民总数的2.06%。在这些地方由于无地农民数量较多,对土地要求较为强烈,经常因为分地和村干部出现纠纷。调查显示,拥有土地的既得利益者与无地农民基本上处于争议的胶着状态,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村民的团结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根据村内人口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的乡村。
通过调查发现,一部分村为了解决无地农民生存和权益问题,对本村的土地进行有计划的重新分配以缓解矛盾。如玉田县鸦鸿桥镇东轩村和解放村为了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村委会自己制定了五年调整一次的土地分配政策,将去世老人土地、户口迁出人员土地收回重新进行分配,主要分配给新嫁入人口和新出生儿童,因此当地无地农民数量较少。衡水市武邑县审坡镇陈只平村计划在2008年对土地重新调整,并已列入村委会计划。邢台宁晋县凤凰镇得胜村基本上是每两年调整一次土地,使得本村土地能够按照人均水平进行分配,多年来一直保持较平均水平。村内对土地进行重新调整虽然与国家政策和土地承包法有一定的出入,但保证了农民土地上的公正性,为和谐农村的构建提供了物质保证。
三、无地农民收入来源分析
(一)耕种家庭其他成员的土地获取收入。
调查发现,无地农民大约有三分之一是成年女性,结婚后由于没有得到本村分配的土地,成为第一批无地农民,这些妇女绝大部分拥有耕作经验,为了维持家庭收入同时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孩子,60～70%的人选择了种植家庭其他成员土地。由于30年内土地承包政策不变,所以原来家庭人员户口迁出后仍然会留有土地,另一方面青壮年男性家庭成员一般选择外出打工获得收入,使得这部分新嫁入妇女有地可种且必须要种。在农村虽然种地并不能取得较好的收入,但最起码可以解决生活用粮等基本问题,随着粮食价格的升高,一些土地较多的村子耕种土地还会有一些结余。
(二)经商或外出打工获取收入。
成年女性无地农民中大约有20～30%的人,由于自己拥有一技之长,选择了外出打工来取得收入,她们的外出打工一般不像男性到较远的外地,而是在本村附近的乡镇企业或村办企业、私营企业就近打工,既可以照顾家庭也可以取得一些收入,根据调查,到本村或附近村庄打工挣钱的成年妇女月收入一般都在700～900元左右。但在企业不发达或附近没有较好的企业能吸收就业的情况下,这些妇女一般选择经商(做小买卖)。目前很多村子隔三差五都有集市,加上其它附近村子的集市,自己做一些小生意也基本上每月能取得1000元的收入,甚至比就近打工收入还略高一些。成年男性无地农民基本上都是外出打工获取收入。
(三)承包他人土地取得收入。
成年女性无地农民中大约有10～20%的人,既没有家庭成员的土地可种,也没有外出打工和经商的能力,她们为了维持生活一般选择了承包他人的土地来获取收入,但由于目前我国农业收入水平较低,同时承包他人的土地一般每年需要支付60～300元/亩的租金,这对承包土地的无地农民来说无疑承受着较大压力,他们既不能得到国家给予的耕地补贴,还要每年交给出包人一定的费用,通过承包他人土地来生存的无地农民普遍生活水平较低,尤其是无地农民数量较多的家庭,如果仅仅租种他人土地,一般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四)没有收入来源,依靠家人维持生活。
由于无地农民有三分之二是未成年人,他们大部分年龄都在15岁以下,这些无地农民还没有工作能力,无论有地还是没地都需要靠家庭维持生活。在短时间内,他们还不会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危害。但从中长期来看,在10年之内就会有很大部分人成长为有劳动能力的无地农民,他们依靠家庭生存的时间不会很长,当他们拥有劳动能力之后,没有自己的土地耕种,就会真正成为无地农民。在没有其他诸如升学、外出打工、经商等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他们就要选择种地维持生存和发展,那样就会给农村带来非常巨大的压力,为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提前为他们将来的生存和发展准备好机会。
四、无地农民现存矛盾的解决对策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种植收入的提高,无地农民因无地的潜在损失逐渐增加,种植收入、土地补贴、征地补偿均无法获得,而另一些早已迁出或死亡人员却仍长期占用土地,潜在的矛盾逐渐显现,无地农民要求重新分地而产生的纠纷时有发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解决。
(一)收回已经迁出人员土地。
根据调查,绝大多数村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户口迁出人员(包括升学迁出、结婚嫁出、外出打工定居以及死亡人口)土地并未收回的情况。未收回的耕地也基本上由户口迁出人员的家人继续耕种,取得的收入归家庭所有,有的甚至通过出租取得额外受益。为了维护集体所有土地的权益,对这样的土地应该予以收回,并择机对无地人口进行补偿性分配。
(二)开发荒地增加耕地的数量。
据调查,有一些地区周围存在着大量的荒地,这些荒地一般无人进行耕作,需要进行大量投入,通过开垦才能成为有用之地。对于无地而又希望种地的农民而言,鼓励他们开垦荒地,并把开垦成果收归集体所有,无偿分配给无地农民进行耕种,既可以保证农村耕地的增加,又为农民提供了耕种的土地。一些村子有废弃的工厂、废弃的砖窑等废弃土地,可以利用集体的力量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将其恢复成耕地,并将这些恢复了的耕地再次分配给无地农民,既增加了土地面积,又可以为无地农民提供可耕种的土地。
(三)增加农民生产和生活支持力度。
目前无地农民最为担忧的问题是因为无地而缺少相应保障。调查发现,目前农村除了农村合作医疗以外,其他的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都没有开展,也就是说无地农民在没有土地,又不能找到适当工作的情况下,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因此,国家在对农民提供种子补贴、耕种补贴、农机补贴等生产性补贴,解决农民种地成本较高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对无地农民进行补偿以维持其生存的需要。如果无地农民可以获得政府的最低生活补贴等基本保障,在一定时间内即使没有土地使用权和就业机会,也不会使其生活受到太大影响。
(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农民的收入。
在农村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举措,特别是发展适合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业更具潜力。在同村中,别人可以通过种地收获粮食或经济作物取得收入,而无地农民则可以通过对农民们的粮食、经济作物加工取得加工增值,既解决当地农民的农产品销售问题,又可以使农产品经过加工增值,实现有地和无地农民的双赢。这就需要国家投入一定资金扶持其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这类加工企业可以是初级加工企业,通过与大企业联合发展,也可以不断积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扩大规模形成大型加工企业。
参考文献
①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Z]，2002年8月29日。
②李生泰、张国忠等：“关于对辽宁省部分市延长土地承包期情况的调查报告”[J]，《农业经济》1999年第4期。
③韩瑞云：“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建议”[J]，《经济论坛》2007年第10期。
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 篇5
李泽厚：我说的思想家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思想家应当有自己一套思想理论、概念系统，鲁迅不是这种思想家，给他一顶“思想家”帽子，会对他作这种要求，不合适。广义的思想家是指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学者、作家以及政治家等。从广义说，称鲁迅为思想家也没有错。不过，“广义”也得有个限度。南京大学原来的校长匡亚明，编了一套一两百个“思想家”的大丛书，把帝王将相各种名人都列在其内，都成了“思想家”，这就未免太宽了，人人都有思想，就都是思想家了。
刘：您把鲁迅界定为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伟大文学家也好。文学是最自由领域，文学可以走极端，我一再说，好作家最重要的“文本策略”是把自己的发现、思想、情感、表现手法推向极致。唯其如此才能走出平庸。鲁迅的许多思想都很极端，例如主张报复、主张党同伐异，主张以牙还牙等，在文学上是允许的，而且可以表现得非常精彩，例如《铸剑》就把复仇写得非常悲壮，非常美。如果用思想家的尺度看《铸剑》，就会觉得他在鼓吹“与汝皆亡”“同归于尽”的死亡哲学，与当代恐怖主义自杀炸弹所象征的“你死我也死”的死亡哲学差不多。
李：鲁迅有许多偏见，许多激愤之语，作为文学家，可以理解，但作为思想家，就不那么好理解。他对中医的偏见，对梅兰芳的偏见，对许多人许多事的偏见，我们只能视为文学家的偏激情感。他和梁实秋关于文学阶级性、人性的论辩，文学家着眼于他的情感感受，看到人处于社会不同的阶层确实有不同的情况和境遇，而发出强烈的不平之鸣，这没有错。资本家当然想你工人多干活我少发工资，工人想的正相反。作为一个文学家，鲁迅强调资本家的这一方面无可指责，他的阶级性主张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从一个思想家的角度去要求，我们就会觉得鲁迅有些批判太片面太武断。文学可以见证阶级性，也可以见证普遍人性，不能说梁实秋的人性论就是“资本家乏走狗”的理论。十年前我们那次谈话，我就说，鲁迅的启蒙是诉诸人的情感方面，是情感的力量，这是文学，包括后期的杂文，虽然包含着许多思想，但所以强烈影响人们感染人们还是其中的情感力量，而不是他的说理。他那貌似说理的论辩其实是蕴涵着情感的文学表述。纯从思想理论上看，是有许多破绽的。
刘：鲁迅的创造体系，不仅是小说，还有散文，散文又包括散文诗（《野草》）叙事散文（《朝花夕拾》）、小品文、杂文等。杂文是鲁迅独创的散文文体，它有形式，我曾写一篇文章，叫做“鲁迅杂文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探讨鲁迅创造的杂文形式，而杂文之所以是文学，更根本的是磅礴于字行中的思想情感力量，也可说是感愤的力量，这是真文学。我们应当高度评价这种天才的文体创造。除了小说、散文，鲁迅还写了《汉文学史纲》《中国小说史略》等文学论著，这都是文学业绩。他还翻译了那么多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真不简单。当今的文学批评者好像只知小说，不知其他文类，谈起鲁迅，几乎不敢理直气壮地正视他的杂文，其实，他创造的这一文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
李：鲁迅的多方面成就，他的巨大思想深度，他也把这深度融化为情感力量和文体创造等，形成一种其他现代作家难以比拟的境界。张爱玲的一些小说虽然也不错，确实有文采，描绘精致，但从整体境界说，就无法与鲁迅相比。多年来拼命拔高张爱玲、拔高周作人，声音很响，气势很盛，但看来无济于事，仍然动摇不了鲁迅在读者心中的位置。在近年几次百年作家评选中，鲁迅不仍然是稳居第一么？
刘：作家之别，作品之别，归根结蒂是境界的差别。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以如奇峰屹立，形成一座白话文的文学金字塔，全在于他的境界高出其他作家，高出得很多。周氏兄弟都有成就，但就其境界而言，我们会觉得鲁迅的境界还不仅仅在于他自始至终对于人间有大关怀（这一点周作人当然望尘莫及），而且还在于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认知以及对人性、国民性的认知，都有一种大眼界，这更是周作人望尘莫及的，还有他对杂文文体的创造，对黑暗的决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与思想情感等，也都构成他的境界的一角。我写过文章，说文学批评不能仅仅着眼于语言，应着眼于根本，这根本就是精神内涵，它与审美形式构成境界。境界看不见，但可以感受得到，文学批评者应当具备这种感受能力。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有一种境界感觉，他能感悟到李后主的词境非同一般。
李：我曾和你聊过，就语言功夫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必能比得上屠格涅夫，但就整个创作境界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大大高于屠格涅夫。
刘：这里有眼界之别，有气魄之别，有思想深度之别，有情感力度之别。
李：我不喜欢周作人，归根结蒂还是不喜欢他的整体创作境界太旧，功夫下了不少，但境界与明末作品相去不远。境界正是由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所组成的。现代人们喜欢把二周（周树人、周作人）相提并论，我不以为然。
刘：有些研究者说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释家”，我却觉得周作人离释家的高远境界很远。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是很高的境界，中道智慧也是很高的境界。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抵达了这一境界，而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行为语言，从根本上说，他还是缺少大乘佛教的那种大慈悲，缺少这一根本，他就丧失了良知拒绝的力量，从而造成“千古之恨”。
李：周作人大节已亏，从整体做人上便无境界可言。《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1978）和《胡适、陈独秀、鲁迅》（1987）发表之后这二三十年，我有两个不变，一是对鲁迅的评价不变，至今还是我的偶像；二是我的基本观点未变，我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八个字来概说鲁迅，现在还觉得这一论点没有过时，只是从来没有展开来谈罢了。鲁迅不同于中国现代作家，也不同于西方的作家、思想家，全在这八个字之中。鲁迅的总特色也在于此。鲁迅的启蒙，不是泛泛的启蒙，不是一般性的启蒙，他的启蒙是超越启蒙理性之后再进入启蒙，这是一种极具深度的启蒙。“五四”时期，他不仅有《呐喊》《彷徨》《热风》，而且还有《野草》。陈独秀、胡适、郭沫若、钱玄同以及周作人，包括后来的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都缺乏“超越启蒙”这深刻的一面。我说胡适引用易卜生“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个人”这句话，但不能深刻理解这句话，唯鲁迅能理解，而且通过作品表达出孤独的个人和个人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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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您曾提出过“五四”乃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但是对于这一论断，有不少朋友和您提出讨论或在文章中委婉地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汪晖在《彷徨无地》一书中，就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于是，‘人’的启蒙问题才应运而生。因此，从基本的方面说，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的‘副部主题’，它无力构成所谓‘双重变奏’中的一个平等和独立的主题。”（《彷徨无地》第2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汪晖的问题是说，包括鲁迅在内的“启蒙”，是否只不过是民族救亡这一大主题的“副曲”，本身并非主旋律。
李：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早讲过，民族救亡问题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总主题和主旋律。我在论说邹容与陈天华时就说前者说启蒙后者重救亡，但还是陈天华的救亡成了近代史的主旋律。但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段历史时间，大约从1917到1927北伐前，也可说到30年代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前，这段时间的“启蒙”不是“副部主题”，而也是正主题。“五四”之初陈独秀写了《最后的觉悟》一文，中心意思是说道德的觉悟、文化的觉悟才是根本，这就是说，与政治救亡相比，文化启蒙才是根本，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其实包括反对整个传统文化，才是要务和主题所在。所以才有“新青年”，才有“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是文化启蒙运动，不是政治民族救亡运动。可惜这段时间太短，讲“最后的觉悟”，宣告不谈政治的陈独秀很快又投身政治去了。但其他许多人仍在继续搞启蒙，包括教育救国和向国民党要民权等。所以我认为“启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时期一个独立的主题，并非直接依附于民族救亡的副题。当然“启蒙”的来源是为了救亡即拯救中国，这我在近现代思想史论两本书里交代得很清楚，强调了它与西方的启蒙（解脱神的统治的个性解放）的不同，而且指出后来救亡又很快压倒了启蒙，等等。
刘：《野草》是鲁迅“超越启蒙”最有力的明证。中国现代作家一直处于民族危亡的阴影笼罩之下，他们的焦虑主要是群体生存问题，不是个体存在意义问题，或者说，他们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制度合理性问题，不是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问题。因此，中国现代作家普遍缺少现代感，缺少在现代社会面前的不安感与孤独感。鲁迅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具有现代感，完全属于个案。这只能用“天才”来说明。
李：鲁迅的孤独也包含四面受敌（包括晚期受“同一阵营”的无数暗箭）无人理解的孤独。当然也有对人生意义的感叹怀疑的深重孤独，《野草》表现得最突出，晚期也仍有。鲁迅始终是怀疑派，包括对人生意义的怀疑。鲁迅不是依归上帝的那种个体孤独，所以鲁迅的现代孤独感仍然不同于西方那种“孤独的个人”。西方诸如郭尔凯戈尔那种孤独个人，是大宗教背景下的孤独，是面对上帝关于个人存在意义的叩问，这是纯粹个人主义的孤独，而鲁迅的孤独感却有深刻的特定时代内涵，包含了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共鸣的孤独，是“荷戟独彷徨”的孤独，是投枪无处投射、声音没有回响的孤独。正是他那超越启蒙和提倡启蒙相矛盾相冲突，却又相结合相融汇，这才可能有那深层次的孤独绝望中仍然展示出对人世的关怀，既绝望、孤独，超越却又仍然有启蒙的战斗情怀和人道心绪。《野草》里有《这样的战士》。这“战士”就是他自己，这是孤独的战士，战士的孤独，是带有时代苦闷内容的战士，不是西方那种绝对的原子式的个人。
刘：《野草》之前，鲁迅就写过您特别喜欢的小说《孤独者》。那也是孤独的战士，或者说是孤独的失败的战士，孤独到极点，寂寞到极点！鲁迅在《这样的战士》里说：“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样，使猛士无所用其力。”其实，孤独者魏连殳也是“无所用其力”的大寂寞。失败者的大寂寞。西方的孤独者当然不是鲁迅这种走进无物之阵的战士的孤独。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大陆有一些研究鲁迅的朋友强调鲁迅超越启蒙、孤独个体这一面，但描述得有点过分，几乎把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郭尔凯戈尔等同起来，这样，鲁迅又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李：过分夸大鲁迅个体孤独的一面，并不是真实的鲁迅。鲁迅经过一番对存在意义的叩问之后，也就是超越了启蒙之后，又回到启蒙与救亡（主要指在逻辑上而非一定在时间上），又继续他的战斗。鲁迅由孤独的个体又积极回到争斗的人间，这才是鲁迅的伟大处。近代的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等，都有一个从俗到真，从真返俗的思想历程。鲁迅也是这样一种三段论，但比他们要更深刻。从提倡启蒙到超越启蒙又返回启蒙，把“提倡”和“超越”的矛盾冲突和结合融汇充分展现出来，所以特别深刻丰富。
刘：鲁迅不是长久地“彷徨无地”，而是彷徨之后又站立于大地，战斗于人间。这一点真了不起。您一再说，真正的哲学难题是看透了、看空了之后怎么办？看透了不是不再生活，而是更明白更清醒地生活。经过一番彻悟，理解了存在的意义再回到存在（生活）之中，就明白哪些有价值，哪些无价值，哪些值得追求、眷恋，哪些不值得追求、眷恋。彻悟之后，看空看透之后不是不生活，而是不再虚妄地生活。但还是要生活。我在《红楼四书》中也一再强调这一点。曹雪芹看“空”看“破”之后还写《红楼梦》，彻悟之后不是不写，而是不为功名功利而写。章太炎由真返俗，正是彻悟之后的重返生活，因此生活（包括战斗）得更天真、更潇洒、更有力量。
您说“提倡启蒙——超越启蒙——返回启蒙”这“三段论”主要是指在逻辑上而非一定在时间上，这一点以后有机会还要听您细论。因为如果从时间而言，“提倡”与“超越”很难分清界限，例如写作《野草》的时间与写作《彷徨》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1924年、1925年，收入《华盖集》和《华盖集续集》中的一些杂文也在这一时间段上，很难分清哪篇属于“超越启蒙”，哪篇属于“提倡启蒙”。但从逻辑上说，《野草》则是“超越启蒙”的重大标志。难怪聂绀弩要说《野草》是鲁迅思想发展全程中的一个重要枢纽。
李：彻悟了又回到人间，彷徨之后不是躲在院墙内谈龙说虎，饮茶避世，这才真伟大。看破了还积极地生活着，没有矫情，不哀叹，参加左翼，培育青年，不妥协地战斗到最后一息，这才是鲁迅。把鲁迅描绘成孤独的个人，恰恰抹掉了鲁迅最伟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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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鲁迅有孤独感，但他一生都未曾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也没有旧文人那些习气。我们所以能感到鲁迅人格的诗意，就在于鲁迅身上一点也没有旧文人的酸气。
李：我从中学开始，就喜欢鲁迅的《孤独者》，你注意了没有？鲁迅的“自选集”，并没有选上“孤独者”。
刘：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未选这一篇，也许是他觉得“孤独者”太冷了。
李：鲁迅了不得的地方恰恰是他既热情满怀又非常冷静。这冷静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巴金的小说有热情，但只是宣泄热情，缺少形式，从而没有审美意味，远不如鲁迅。孤独者在深夜里那一声如狼长嗥，何等孤独，何等寂寞，又何等意味深长，那是极其炽热的声音，却是非常冷静的笔墨。
刘：鲁迅内心是炽热的，但他的作品形式给内心的烈火一种冷的外壳。鲁迅身上又有一种很深刻的怀疑主义。“从来如此，便对吗？”从第一篇小说开始，他就怀疑。怀疑使人冷静。他揭露中国的国民性，只是从病理学的角度去揭露、去展示，至于国民性能否改造，人性是否改造，世界是否改造，他从来未说过乐观的话，他显然是怀疑的。阿Q至死都不觉悟，高喊“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等于说二十年后、两百年后的阿Q还是阿Q，无可改造，看透了这一切就冷静了。
李：鲁迅有怀疑精神，这与他生性多疑有关系，像李四光那么好的人，他也怀疑。曹操多疑，毛泽东也多疑，那是君临大位所使然。鲁迅的多疑可能与他“从小康落入贫困”等人生经历有关，他看透了人情世俗的虚伪，“从中可见世人的真面目”，从而怀疑一切被称为美好的东西。鲁迅抨击梅兰芳，那是偏见，但对李四光等人，却是多疑，他还怀疑过许多人。记得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我说过鲁迅对人对事从来不轻信。
刘：我一直感到，鲁迅对人性是不信任的。不仅是对中国国民性。人性的贪婪、人性的自私、人性的虚伪，这一切鲁迅看得很透彻。他的小说《弟兄》，你可能不太留心这一篇。
李：我忘了它写了什么，我对艺术上不成功的作品，包括鲁迅的好些作品，我都记不住。但我对鲁迅的许多材料还是比较熟悉的，也曾想专门写鲁迅，后来作罢。
刘：这篇小说情节很简单，写的是一个公务员，平常曾以珍重手足之情见称，但是自己的弟弟果然病重之后，他产生的心理完全都是生怕弟弟死了之后他怎么供给侄儿上学，盘算的全是现实的功利而不是兄弟之情。鲁迅这篇小说对人性悲观到极点。连亲兄弟都没有真情，更何况对其他人。在鲁迅看来，人性深处的黑暗正是人性的真实，这种真实根深蒂固，根本无法改变。这是一篇深刻见证人性黑暗的作品，但在鲁迅研究界，却很少有人提及，倒是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这本书中特别以这篇小说为例，说明鲁迅对传统道德持有一种刻薄的批评态度。这段话挺有意思，我念给您听。
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周树人早岁在日本学医，此时在教育部任佥事（科员）。当陈独秀以论文辩说时，鲁迅以短篇小说及短篇评论发挥他笔下专长。他的一段短篇小说，题为《弟兄》，数年之前发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现他观察之尖锐及他对传统道德所持之刻薄态度。据评论家研究，事实上，此文有若干自传成分。其中提及一个公务人员平日以笃于手足情谊见重于人，有朝发现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着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轴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着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并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着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着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
（《中国大历史》第275页，北京三联，2004年版）
李：《弟兄》这篇小说我没留心，黄仁宇这段话，我也没注意到，《中国大历史》这书我倒是翻过，但未细读。我对黄包括那本非常著名的《万历十五年》，评价远没有时贤那么高。
刘：鲁迅在“五四”时以激进的态度和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对儒、道、释三家都没好感。在“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中他是主将之一；对庄子他则从头到尾也没有好感过。对释，他则批评中国人虚假的实用主义的“吃教”，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恐怕没什么可争议的，奇怪的是，他终其一生，最后如您注意到的，盖棺定论的还是“民族魂”。感受他的人生整体，让我们感到他不仅没有离开中国文化，而且还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魂魄。您对这一现象似乎还没有作过解释，我很想听听您的见解。
李：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觉得对中国文化，鲁迅是得其“神”，不在乎其“形”。他身上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也就是“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总精神。凡是有益于这一目标的他都吸收，凡是不利于这一目标的一概批判，他说过，凡是阻碍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均一概打倒。看似激进反传统，却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这比那些大喊国粹至上、国学至尊的古今名士要高明得多。是鲁迅而不是这些国粹派才真正是中国的“民族魂”。
刘：有碍生存、温饱、发展这三者，都要加以抵制，加以扑灭。这一态度，他在《忽然想到》一文表述过，又在《北京通讯》中再次表述。（两文都收入《华盖集》中）鲁迅的态度极为鲜明。当时这套《三坟》《五典》金人玉佛等传统糟粕，非常猖獗，确实窒息生命活力。不能不扫灭。中国的文化整体是求生的文化，进取的文化，鲁迅确实抓住了这一点。他虽然也批孔，但他又肯定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易经》讲天地之大德曰生，鲁迅抓住“生”的总方向，这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是相通的。
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生而有罪”文化不同，也与佛教的“空”文化不同。你在答香港《城市文艺》编者时说鲁迅很实在，他不讳言教书是为了“糊口”， “吃饭哲学”。他很重视生活，重视肉身，没有肉身哪有灵魂？没有“臭皮囊”，哪来灵魂的创造？基督教把肉身视为“罪”视为脏，鲁迅并不这么看。他要喝牛奶、吃鱼肝油，很重视肉身，很重视身体健康。鲁迅也不同于“空”文化，前边我已说过，他始终在人间，尽管这个人间如同地狱，但他还是站在人间的黑暗中，扛住黑暗的闸门，不避世，不厌世。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总体是“庆生”，是“喜”生，是“多子多福”，鲁迅超越了启蒙，“孤独彷徨”可说是领悟到“空”（对存在意义的怀疑甚至否定），但并不因此而摆脱世间去做“自了汉”。他始终没有脱离人间。他最后那些杂文，称之为匕首与投枪也罢，仍然充满人道关怀人情眷恋，这才是伟大的无与伦比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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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鲁迅对“安贫乐道”、对愚忠愚孝、对封建宗法制确实极其反感，但他对人间的苦痛又那么敏感，他热烈地拥抱是非，热爱地关怀民瘼，热烈地爱与憎等，都与中国的乐感文化、求生文化精神相通。您曾讲过，西方文化的长处是思辨艺术，中国文化的长处是生存智慧。求生存，确实是中国文化的魂魄，鲁迅倒是真的得其魂魄。
李：对。还有一点，我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指出鲁迅和中国普通农民的天然联系，鲁迅的身心并没入上层的士大夫文化中，而是十分关怀底层的农民大众，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此有关。
刘：鲁迅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尽管他看到中国文化的许多病态，但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并没有失去信念，为什么？因为还有底层的人民在。所以他说，要看“地底”。他对闰土、祥林嫂这类底层农民的苦难充满同情，但没有失去信心。鲁迅始终有这一份关怀。
李：西方强调面对上帝，他们的孤独是面对上帝的灵魂孤独，所以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突出的是灵魂归宿问题。而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是指像鲁迅这种知识分子，他们关怀人世，重视生活，面对底层，灵肉不彻底分离，这仍然是儒家传统，这一点在《史论》里也强调说过了，“五四”那些急进反传统的人恰恰是深受儒学和传统影响的人，他们才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这是鲁迅的人道主义重要来源之一。所以鲁迅说他总是在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徘徊。你说鲁迅有怀疑主义，的确有，他似乎怀疑一切，也怀疑上帝，但他并不怀疑底层劳苦大众和替他们说话的人，他认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点很不简单。
刘：西方知识者的孤独是灵魂的孤独，突出的是灵魂归宿的问题；中国知识者关怀人世、重视生活，灵肉不彻底分离，突出的其实是“肉”是“生”，您点破这一根本区别，极为要紧。鲁迅心中没有天父（上帝），但有地母（劳苦大众）。他显然也是重视生活，灵肉不分离。这一点，与儒相通。鲁迅除了呈现中国文化“求生、庆生、谋生”的总精神之外，他自己还加进了一条“能杀才能生”。这一条使他总是积极，总是拼搏，晚年意识到时日无多，更是敦促自己要“赶快做”。生命途中有时感到绝望，他又“反抗绝望”，继续展开希望，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
李：所以鲁迅的文章就表现出一个最根本的特点：爱憎分明。这不是简单的情绪，而是融入了思想判断的情感，鲁迅的杂文之所以是文学，正因为它具有这种鲜明的，具有思想深度的情感。
刘：鲁迅的作品很有感染力，包括杂文，也很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来自情感。文学感染人的力量归根结蒂是文学的思想情感力量。周作人的作品缺少这种感染力。他骨子里接近庄子（不是儒家也不是释家），但也缺乏庄子那种大气魄。庄子那种“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气魄还是很有健壮的感染力。
无地 篇6
关键词：少地农民,困境,社会保障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蒸蒸日上, 城市化不断加深,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农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没有土地或者仅靠少量的土地维持着生存, 农村征地、农民失地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对于无地、少地农民的研究国内外都有很多,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这些农民的关注力度主要集中于失地造成的少地和无地, 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做出解释, 以望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 从而增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郭布雷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 分析了中国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 他认为失地农民利益之所以难保障, 关键是农地产权的问题。依照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 国家、集体、农户三者对于土地产权有明确的划分, 国家拥有管理权, 集体拥有所有权, 农户拥有使用权, 但实际上国家的力量最大, 对于土地制度的变迁起着绝对的作用, 农民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认为失地农户的利益受到侵蚀,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没有所有权, 而政府对土地的特权为利益集团的寻租提供了理由, 使得用公共资源换取个人利益成为了可能。
张俊利用博弈论的工具,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失地农民利益难以保障, 将当地政府和农户作为博弈的双方主体, 通过分析政府的两种行为———高水平安置和低水平安置以及农户的两种选择方式———支持征地和抵制征地的选择, 来寻找博弈的均衡点。
研究失地和少地农民的学者很多, 研究的出发点也各异, 但都是重视理论的提炼, 缺乏实践调查, 本文依托于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十年观察”项目平台, 通过对全国258个村庄的实地走访, 对全国3656户农户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了解农民的土地拥有现状, 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无地、少地农民目前的困境, 试图找到一种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二、农民拥有土地的现状
(一) 无地、少地农民的界定
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是提供了经济保障也提供了社会保障, 一直被视为农民的生命线。就现阶段而言, 学界对于无地、少地农民的界定如下:通常以土地的绝对量划分, 由于先天的人多地少, 使得农户家庭人均分到的土地量小于或等于0.3亩, 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 如征地等使得农民家庭人均现有土地量小于或者等于0.3亩。
在本次研究中, 笔者遵从学界的一般定义, 即以绝对量计算, 将农村家庭人均占有土地量少于0.3亩的人口定义为无地或者少地农民, 之所以选择这个标准, 主要是为了方便数量统计和计量运算, 通过用调查问卷中的家庭承包地面积除以家庭人口数, 得到的就是人均土地占有量, 通过spss软件的统计分析, 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二) 无地、少地农民的现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加深和城市化建设的加快, 农村土地的征用和流转也变得日渐频繁, 一些农户因为建设征地如修建高速公路等原因丧失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 使得大量没有土地的农民群体诞生。
调查发现, 在3656户农民中, 人均土地占有面积为2.38亩, 但占有差距很大, 有139户农民完全没有土地, 而占有入地面积最多的一户人均占有量达到了166.67亩, 绝大多数人的人均占有土地1亩左右。人均占有土地少于0.3亩的农户达到了8.6%, 即有314户农民面临着无地、少地的困扰。
1. 区位因素。
通过运用卡方检测, 显示概率值为0.00, 明显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 因此可以认为东、中、西区位与农民无地、少地存在着线性相关, 即不同区位的农民在土地占有状况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统计显示, 在314个有效样本中, 46%的无地、少地农民来自东部省份, 中部无地、少地农民的比例为26%, 而剩余的28%的无地、少地农民居住在西部, 由此可见, 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土地占有量更少, 无地、少地农民的比重也更大。
同理进行南北对比检测, 卡方值为0.004, 明显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 因此, 南方农民和北方农民在无地、少地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数据显示, 在314个有效样本中, 188户无地、少地农民来自南方, 占比为60%, 占比最高;126户无地、少地农民来自北方, 占比为40%。由此可见南方农民土地的占有水平更低, 也更加容易失去土地。
2. 地理因素。
卡方检测显示概率值为0.00, 明显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 因此可以判断, 环境和地理位置也和农民无地、少地存在着线性相关。数据显示, 在314个调查样本中, 89%的无地、少地农民来自农业产区, 4%的无地、少地农民来自林业产区, 来自牧业产区的无地、少地农民占0.4%, 渔业产区中的无地、少地农民达到了6%。由此可见, 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更容易失去土地, 而放牧地区不仅土地占有面积大, 而且征地和抛荒等现象较少, 故农民土地占有量相对较大。
同理检测显示, 地形地貌也与农民的无地、少地情况线性相关。统计显示, 共222户无地、少地农民大多来自于丘陵和山地, 分别占到了38%和33%, 平原和高原地区次之, 分别为20%和9%, 湖区的比例最少, 为0。由此可见, 湖区农民的无地、少地情况最轻。
三、无地、少地农民的困境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 很大一部分无地、少地农民在应对这种新变化时, 表现出了手足无措、不能完全适应, 出现了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和困境。
(一) 经济困境
无地、少地农民丧失了基本的生活收入来源, 虽然可能得到了国家和集体的补贴, 但整体经济状况令人堪忧。现阶段对于无地、少地农民的安置虽然有货币补贴和非货币补贴两种, 但是整体而言, 还是偏好于货币补贴安置, 通过国家直接给农民个体或者是给村集体一定的资金, 运用资金买断农地的使用权。这样的方式将农民陷入了尴尬的经济困境, 一是补偿水平低, 使得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民在少地甚至无地的情况下, 缺少了固定的生活来源, 如果仅仅靠一些政府补贴, 是难以满足日常生活消费的, 而且补贴的数额和增长幅度也难以与物价的上涨水平相持平, 这样的必然结果就是降低农民的购买力。二是补偿方式单一, 农民缺乏就业增收机会。单一的资金补偿, 减少了农民的流动生存空间, 农民拿到补助金后, 都选择相对保守的方式如存入银行等, 很少有农民将其用于再生产的投资。没有为农民提供工作岗位或者就业机会, 使得农民没有了方向感和安全感, 没有未来的收入保障, 农民的现期消费也相应受到了抑制。
(二) 政治困境
无地、少地农民在丧失了土地之后, 都将目光转向了城市, 不断的外出打工, 或者是自己创业, 大量的农民工外出, 使得农村内部人员空虚, 不仅缺少了劳动力, 关心村中政治的人也日渐稀少。政治的困境一是体现在无人政治, 年轻的技术人员在无地可种的时候, 都会根据自己的需求不断寻找新的机遇, 开发出新的出路, 很少会选择继续留在村中, 更谈不上竞选村官, 服务当地百姓。真正留在农村的都是一些没有技术没有文化的老年人, 他们对于村庄政治的关注力度大大降低。农村处于无人领导的境地, 特别缺乏有才能的领导人带领农民致富。二是体现在无心政治, 无地少地农民在经济出现危机后, 都是致力于养家糊口, 根本没有关心政治的“闲情逸致”。还有部分人是自己抛荒土地, 这样的人都是经济能人或者是有门路的人, 可能他们已经搬到了临近的小城镇不再村中居住, 村中政治对他们来说只是冷门。三是体现在无能政治, 没有了土地就丧失了在农村中糊口的饭碗, 这样的人在农村中是不被看好的, 他们因为经济等原因, 更容易受到排挤和欺压。
(三) 文化困境
农村社会一直是乡土社会的代名词, 乡土文化渗透其中, 农民彼此之间是一个熟人社会, 大家对相互之间的事情了如指掌, 在相互的交谈和聊天中也是增进彼此感情的过程, 邻里之间关系密切, 特别是农忙时节, 农民之间最常见的还是邻里之间或者是亲朋好友之间的一种互助关系, 而不是出钱请工帮忙, 这样的活动在农民丧失土地后就中断了, 农民之间因为农活而建立的互助和信任关系不再存在, 严重影响了农村乡土文化的传播。而且随着无地、少地农民的增多, 大家都将目光定位于外出打工, 当农村劳动力的大举离开农村, 进城务工, 农村文化相应陷入困境, 取代的是一种市场的文化和城市小市民的文化, 农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开阔了视野, 同时也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淳朴, 而是偏向于斤斤计较, 农民已经成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化小农, 对于传统农村文化中提倡的乡土文化已经慢慢被淡忘。
(四) 社会困境
无地或者少地农民在失去了土地的依附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困境, 他们既没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 也无法享受农村社会保障。一方面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健全, 另一方面城市社会保障也与他们无缘。农民没有了固定的土地来依附, 对于未来充满了不安定, 他们最关心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没有得到相应解决, 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样的状态在无地少地农民身上还未达到普及, 一些农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了恐慌。一是养老难, 农村老年人本就是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国家先在一些省市进行了试点, 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为年满60岁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但是这一政策还未能普及, 许多地区的老年人还没能享受到这一待遇。二是教育难, 没有了土地的支持和依附, 农村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在缩小, 许多农村孩子的大学梦受家庭经济限制而破灭。三是工作难, 农户由于其自身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 在失去土地后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只能勉强为了维持生计找一些低水平和低报酬的工作, 但是对于养老和教育等则是无能为力。
(五) 心理困境
心理困境主要是指无地、少地农民尚未能从失地的现实中醒悟, 还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的生存模式。这主要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所致, 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一直将土地作为统治农民的工具, 王朝的更替兴衰也可以和土地划上直接的等号, 农民的反抗和失去土地无所依附存在一定关联, 而且土地也是地主阶级用来压榨农民和剥削农民的手段, 农民的千年夙愿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现在无地、少地农民虽然得到了一些资金的补偿和安置, 但是内心深处仍然充满了不安和恐慌, 他们一时难以适应, 内心的不安和焦躁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预期, 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困境。没有了土地, 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城市带给农民的陌生感和快节奏, 也使得他们一时难以适应。
四、无地、少地农民的出路
应对无地、少地农户面临的选择困境, 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补偿, 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给予土地, 通过改造土地或者进行更加集约的规划后, 给无地少地农民一定的土地。二是给予资金补偿。对于政府造成的农民土地丧失, 政府给予一定资金补偿, 农民拿到失地补偿后自谋出路, 政府没有责任对其后续问题负责。三是给予就业补偿, 即通常意义上的用土地换工作, 给予农民安排适当的工作, 在农民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后, 能够获得一份工作的机会, 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开支。四是给予城市户口及相应的城市社保。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转非, 通过土地的征用, 使得农民转换成城市人口, 不仅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也为失地农户提供了相应的社会保障, 如医疗、子女教育等, 可以享受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但是这4种补偿都只是解决了部分无地、少地农民的问题, 未能从根本上解除他们的困惑。无地、少地农民的利益要想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就要增强自己的主体地位, 政府也要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 给出更加适合农民发展的支持。
第一层:给资金。给予农民资金补助, 让农民能够得到一定帮扶, 这是最基础的方法, 也是目前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但是现阶段的补助, 还存在着不足, 需要进一步改进。一要加大资金补助额度, 农民的低水平安置现象还比较严重, 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 让农民能够直接拿到国家给予的资金偿还, 改变县乡一级的参与, 防止他们对农民的财产给予剥夺, 让农民能够拿到第一手的资金补助。二要改进资金补助方式, 目前的方式还是主要以直接一次性买断为主, 这样的做法减少了后续的麻烦, 但是农民的安定感不足, 故应加大分期给予的机制, 建立无地、少地农民补偿制度, 将他们的信息登记在册, 以便随时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 同时补贴要每年适当的增加一定的额度, 以补偿物价上涨带来的损失, 使得农民的购买力不至于受损。
第二层:给技术。一是加大基础知识的培训。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农村基础教育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 加大对农民基础知识的培训力度, 使得农民能够提高自身素质, 走出农村, 融入城市。对此, 可以在县级设立专门的农民培训机构, 通过专人的指导, 定期向农民传授基本知识, 让农民增强能力, 合理争取权力, 同时通过基本知识培训, 加强农民的社会认知、解除困惑, 改变传统小农的知识结构和观念, 以便他们更好地适应丧失土地后的生活。二是加强基本技能的培训。应对农村中以土地换工作的情况, 虽然得到了工作但是由于自身的能力差、素质低, 可能在工作中无法发挥个人价值或者是无法正常完成工作, 因此要加大农民的再就业能力培训, 提升农民的再就业能力, 包括提供就业信息、岗位信息, 保障这些农民的后续发展。
第三层:给政策。对待无地、少地农民给予资金和技术的补助是基础层次的, 但是更应该给予他们政策上的关注。一是健全法律制度。对待无地、少地农民的利益保障建立专门的法律, 通过法律的机制健全国家层面对于农民的重视, 对待违背农民利益的行为和生产者, 法律要给予严厉的惩治。二是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一方面要严格规定土地征用的范围和内容, 让农民的土地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不是可以随意征用, 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权是长期不变的, 不会因为国家建设和城市化就要牺牲掉自己的利益, 农民的土地是有国家保障的。另一方面应对国家合理征用或是城市化建设的需要时, 要严格按照市场价格, 将土地流入市场中, 防止过多的强制征地、挤压农民的利益, 在计算土地的市场价值时要因地制宜, 严格按照土地的用途、面积大小以及需要承载的人口数进行折合计算。
第四层:给保障。给予无地、少地农民社会保障是最高层次的, 它是一个系统的过程, 包含有如下分支:一是建立就业安置保障, 给予农民生活上的保障。给予农民安定感, 让无地、少地农民生活得更有尊严。二是建立农村社区生活保障, 让农民的生活更加安定。通过农村社区功能的完善和建设, 加大对无地、少地农民的关注力度。三是建立特殊人员保障, 对于孤寡老人以及残疾人要给予特殊的补助, 让他们在丧失土地后能够获得的不仅是土地的保障, 更重要的是生命财产的尊重。
这四个层次就像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要想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困境, 就要各个击破, 不断地满足他们各个层次的需求, 唯有如此, 方才能标本根治。
参考文献
[1]鲍海军, 补偿新培训:消除失地农民社会排斥的新思路, 现代教育管理, 2010 (7) .
[2]朱研君, 徐芳芳.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0 (4) .
[3]潘登.关于失地农民问题解决的对策建议, 支教研究, 2009 (2) .
[4]刘韶光.失地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蚌埠党校学报, 2007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