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仲裁程序范文

2022-06-16

第一篇：我国的仲裁程序范文

论我国的仲裁制度

摘要：自仲裁法颁布以来，我国仲裁制度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在发展，不断完善，使得仲裁在社会中发挥了其作用。但是，虽然我国仲裁制度整体上呈现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在仲裁的代表性、针对性、专业性等方面也出现了一种泛化现象。因此，作者将从仲裁制度中的有关协议仲裁、仲裁程序等方面来说明仲裁的泛化现象。

关键词：仲裁制度;泛化;现象

一、仲裁泛化现象的提出

(一)有关协议仲裁方面的泛化

1.协议仲裁的概述

协议仲裁制度是指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和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制度。协议仲裁制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包括在协议中约定仲裁事项、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地点和指定仲裁员等，使仲裁协议能发挥三个作用：第一，仲裁协议能约束当事人。既然，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成达的，当事人就必须自愿受其约束。在纠纷发生时，就必须将其提交仲裁，如有任何一方不按仲裁协议规定提交仲裁，而向法院起诉，另一方则有权请求法院终止诉讼程序。第二，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仲裁协议都必须指定仲裁机构，被当事人合法指定的仲裁机构即取得该案件的管辖权，应予以受理。第三，仲裁协议能排除法院的管辖权。

2.问题的提出

协议仲裁最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对有关仲裁的一切事项可以自主决定、自主负责，且不受任何不当干涉。但是，有些机构却主要是利用行政力量,以规范合同的名义强制或半强制地要求当事人在合同中加入仲裁条款,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这就泛化了协议仲裁有关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进行仲裁的概念，将以规范合同的的名义强制或半强制地要就当事人在合同中加入仲裁条款的方式，与协议仲裁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条件联系。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机构自身及承担组建工作的政府部门应负主要责任。相当部分的仲裁机构设立本身只是地方政府部门及相关领导出于追求出政绩或其他个人考虑而草率决策的结果,根本没有仔细考虑当地对仲裁服务的需求是否实际存在。机构成立之后则定位模糊,粗放经营,无法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入仲裁员队伍和机构工作人员队伍,也无力为仲裁终端用户提供的高质量的个性化服务。更为糟糕的是个别机构只顾眼前利益,自律意识极其薄弱,根本不能赢得当事人基本的信任。

(二)有关仲裁程序方面的泛化

1.有关仲裁程序的概述

仲裁程序是机构仲裁或临时仲裁在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的参加下,为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依据仲裁法规定的,或者仲裁机构制定的,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在仲裁过程中遵从的一定的程序、方式和步骤作出公断的相互关系。①其具体步骤为：第

一、提出仲裁申请。这是仲裁程序开始的首要手续。第

二、组织仲裁庭。根据我国仲裁规则定，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各自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指一名仲裁员，并由仲裁委员会主席指定一名仲裁员为首仲裁员，共同组成仲裁庭审理案件;双方当事人亦可在仲裁委员名册共同旨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席指定一名仲裁员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单独审理案件。第

三、审理案件。仲裁庭审理案件的形式有两种：

一、是不开庭审理，这种审理一般是经当事人申请，或由仲裁庭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只依据书面文件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

二、是开庭审理，这种审理按照仲裁规则的规定，采取不公开审理，如果双立事人要求公开进行审理时，由仲裁庭作出决定。第

四、作出裁决。裁决是仲裁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

2.问题的提出

与诉讼程序相比,仲裁程序具有独立性、非公开性、可选择性、强化当事人主义及非正式性等特点。然而,在我国仲裁程序的立法及其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却呈现出一种非良性的诉讼化倾向，仲裁程序逐渐与诉讼程序相类似，大大降低了其代表性和针对性。特别是法院往往"自由裁量"将"法定程序"或仲裁程序理解为诉讼程序，这种对"法定程序"规定的泛化和对仲裁程序理解的模糊化,从而加大了仲裁诉讼化趋势。

然而，法定程序应该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且不能由当事人协议排除适用的程序。实际上，各国对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仅保持在程序正当性最基本的水平上。从各国立法实践分析，关于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涉及仲裁庭的组成(如仲裁员的任命、撤换与更替，组成人数，仲裁员的资格等)、仲裁程序的进行(如举证、适当通知、时效等)、裁决的作出(如是否附具理由、裁决的形式、裁决的送达等)三个方面。各国法院在考察仲裁程序的合法性时，并不完全基于本国的强制性规定，还要看仲裁庭是否遵守和达到了"基本的最低程序保护"要求。②

反观我国的有关规定，由于对"法定程序"规定的泛化和对仲裁程序理解的模糊化，从而加大了仲裁诉讼化趋势。我国仲裁法第58条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但何谓法定程序?法律没有作出进一步规定。因此，当遇有仲裁法语焉不详的情形出现时，"法定程序"就成为司法监督的杀手锏。

二、对仲裁泛化现象的几点建议

(一)强化仲裁自主性原则

仲裁纠纷解决制度，其根据在于当事人自治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整个仲裁制度的基石和核心，也是仲裁与诉讼最根本的区别。在国际仲裁立法方面，仲裁的自主性得到了极大的尊重。而我国仲裁法对仲裁程序的运作作了严格且繁琐的规定，没有赋予仲裁庭和当事人灵活进行仲裁活动的权利;在仲裁规则的选择上，除贸仲及北京仲裁委等少数仲裁机构外，我国多数仲裁机构没有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规则的自由，即便允许选择其他仲裁规则，也规定了限制性的条件。这些都需要改革，应既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规则,也允许自由选择仲裁程序法，只要不与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则相冲突即可。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提高人们自主性意识，提高他们对仲裁的认识，这样才能使自主性原则得到具体实施而产生作用。

(二)弱化法院的司法监督，对法定程序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

一个司法监督严格、仲裁诉讼化现象严重的国家，其仲裁制度就很难是完善的，其仲裁服务市场是很难有吸引力的。我国应该对仲裁的司法审查进行改革，将目前的国内裁决和涉外裁决的双轨制审查改称单轨制，司法对仲裁审查应该只审程序不审实体。并且，对于司法程序审查中至关重要的"法定程序"问题一定要作出明确规定，以免成为干扰仲裁自治程序的罪魁祸首。为保证仲裁程序的公正性，法律对仲裁程序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应设置一些限制，但各国对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仅保持在程序正当性最基本要求的水平上。在将仲裁视为私力救济手段予以规范的西方仲裁法中，仲裁程序问题多属当事人自治领域的范围，只要不违背正当程序原则，当事人完全可以决定整个仲裁程序。因此，我国也可以考虑将"法定程序"改为"正当程序"来作为对仲裁的程序审查的标准，确保仲裁的自治理念的贯彻实施。

(三)扩大仲裁员选择范围

仲裁员的专职化、法官化和律师化是仲裁程序不能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对具体操作程序的人员进行革新。仲裁的灵活性和自治性允许仲裁员经双方当事人授权，在认为适用严格的法律规则会导致不公平结果的情况下，不依据严格的法律规则，而依公平合理原则解决纠纷，也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法的自由。而以上诉讼领域的人员作为仲裁员的惯性思维却使其跳不出诉讼的程序模式，导致仲裁程序的不能独立。因此，在仲裁员队伍中灌输自治和灵活的理念无疑是重要的环节。而扩大仲裁员的选择范围，少选甚至不选有法官或律师甚至行政官员等职业经验的人员作为仲裁员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注释：

①万可佳.试论仲裁程序[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6)

②肖永平著:《肖永平论冲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参考文献：

[1]江必新主编：《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2]姜明安主编：《行政程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3]王振清主编：《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年版

[4]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 2007 年版

第二篇：论我国适用临时仲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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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适用临时仲裁的障碍

作者：沙辰凯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

【摘要】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只有在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中选择了明确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方能生效。但在我国仲裁实践中，存在对临时仲裁的需求，需要我们去思考是否引入临时仲裁制度。

【关键词】临时仲裁;仲裁协议;仲裁法

临时仲裁(ad hoc arbitration)是指依据当事人自己协商一致的规则或者根据仲裁庭拟定的规则进行的仲裁[1]，即：当事人可以建立他们自己的程序规则，根据其原创的程序进行仲裁;也可以协商选择现成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这样的两种选择给了当事人更多意思自治的空间，也使得仲裁的开展更为灵活，这是临时仲裁相对机构仲裁的主要区别。

然而我国并没有采纳临时仲裁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16条第二款的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

(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二)仲裁事项;

(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即仲裁机构的选择应当包含在仲裁协议之中。该法第18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也就是说，依据没有选择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协议在我国无法提起仲裁，我国只承认机构仲裁而不承认临时仲裁，这是我国《仲裁法》对临时仲裁的态度。而对于我国是否应该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发问，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临时仲裁制度究竟处于何种法律地位，以及引入临时仲裁时可能存在的障碍。

一、仲裁法律体系的冲突

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第一条第2项规定：“„仲裁裁决‟一词不仅指专案选派之仲裁员所作裁决，亦指当事人提请之常设仲裁机关所作裁决”。从这条规定的逻辑可以看出，《纽约公约》既承认机构仲裁，也承认临时仲裁。我国于1987年加入纽约公约且未对该条款保留，那么在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约束下，我国涉外案件中对临时仲裁的实践并非像《仲裁法》规定的采取一概否决的态度。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福建省生产资料总公司与金鸽航运有限公司国际海运纠纷一案中提单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复函》中规定：“涉外案件，当事人事先在合同中约定或争议发生后约定由国外的临时仲裁机构或非常设仲裁机构仲裁的，原则上应当承认该仲裁条款的效力，法院不再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在2004年“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与米歇尔贸易公司确认仲裁条款效力案”的判决中，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我国未对《纽约公约》第一条第

(二)项规定做出保留，由此可以确定我国承认国际性的临时仲裁。

由此可见，《纽约公约》带来的国际义务使得中国在处理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的过程中对临时仲裁制度的承认与执行采用了双重标准。而这样一种以案件的涉外性质来确定是否适用临时仲裁的做法，还体现在我国国内不同法域的仲裁实践之中。以香港为例，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做出的临时仲裁裁决做出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做出的临时仲裁裁决、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国外仲裁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的规定进行审查。不存在《安排》第七条规定的情形的，该仲裁裁决可以在内地得到执行。”

香港《仲裁条例》并没有禁止或限制临时仲裁。根据《安排》的规定：香港特区法院同意执行内地仲裁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所作出的裁决，而内地人民法院同意执行在香港特区按香港特区《仲裁条例》所作出的裁决。依此原则，在香港做出的符合香港《仲裁条例》的临时仲裁裁决，将得到内地人民法院的承认与执行;而当事人在内地选择临时仲裁的话，这样的裁决完全可能不被香港特区法院承认，因为香港特区法院的审查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而根据《仲裁法》这样的临时仲裁裁决本身违法。

上述我国对待临时仲裁裁决的双重标准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仅停留在条文本身。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受理的仲裁案件来看，双方当事人均属内地，却在香港提起仲裁的案件有所增加，自2000年的5宗增至2005年的15宗;而2005年HKIAC处理的一方为内地当事人，另一方为外国当事人的仲裁案亦有14宗，这也反映出实务上内地有部分案件当事人宁愿不在内地提出仲裁或诉讼[2]。造成这种仲裁地选择的根源在于我国对待临时仲裁裁决的区别态度，反映出我国仲裁法律体系的矛盾，而引入临时仲裁制度无疑能消除我国这种仲裁法律体系的冲突，完善仲裁制度。

二、临时仲裁中的僵局

临时仲裁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它可以满足各方的意愿和某些争议的特殊情形，也就是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意思自治是把双刃剑。就机构仲裁而言，其机构仲裁规则会对大部分程序上的突发事件做出指导，以确保仲裁的顺利进行。例如，仲裁机构的规则通常包含关于当事人缺席的条款，使得仲裁不至于陷入僵局。临时仲裁则不然，要想有效完成临时仲裁，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临时仲裁中的意思自治必须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充分、有效的合作的基础之上，否则反倒可能成为一方当事人故意拖延争议、谋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临时仲裁将陷入僵局。

因此，如何解决临时仲裁的僵局是在引入临时仲裁制度时值得关注的问题。香港《仲裁条例》第2GA条提到：仲裁庭在进行仲裁程序时，必须采用适合个别案件的程序，以避免不必要的拖延和省却不必要的开支，从而提供公平的方法以解决该等程序所关乎的争议。但对于何谓“公平的方法”却无明确规定。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如当事人一方收到上项提议三十日内，双方当事人尚未就一名独任仲裁员的选定达成协议时，应由双方当事人所同意的任命机构任命一名独任仲裁员。如双方当事人就任命机构尚未

达成协议，或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任命机构拒绝或未能在收到一方请求后六十日内任命仲裁员，则任何一方当事人可请求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秘书长指定一个任命机构。”该条虽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机制，但依此方法任命的仲裁员可能首先需要解决对方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面对临时仲裁僵局中复杂的程序性问题，法院的强制性命令不失为有效地解决手段，但这显然有违临时仲裁的初衷，同时也需要法律做出相应的调整，赋予法院相应的职权。

三、临时仲裁协议的履行

正如上文所说，临时仲裁在提供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也将当事人置于巨大的程序不确定性之中，当事人可能没有对某些重要的程序问题作出约定，而这样的疏忽将阻碍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这样的消极影响对于与市场竞争有关的争议或者其他在乎解决时间的争议产生特殊影响，因为争议解决的迟延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例如被市场淘汰[3]。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于法院如何解释、强制履行临时仲裁协议，尤其是那些没有包含仲裁程序细节或临时规则的仲裁协议。《纽约公约》第二条第3项规定：“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订有本条所称之协议者，缔约国法院受理诉讼时应依当事人一方之请求，命当事人提交仲裁，但前述协定经法院认定无效、失效或不能实行者不在此限。”虽然公约提到了“命当事人提交仲裁”，但没有更进一步规定法院如何强制仲裁。

1985年美国宝鑫尼亚公司诉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Bauhinia Corp.v.China

Nat.Machinery & Equipment Import & Export Corp.，819 F.2d 247)一案中，Bauhinia公司因合同纠纷将CMEC公司诉至法院，而后者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虽然法院认定，合同中的有效仲裁条款可以排除法院的管辖权，但由于仲裁条款并没有明确约定仲裁机构等主要事项，除非双方友好协商，否则很难进行仲裁。而根据《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第9篇第1章第4条的规定，“一方基于书面仲裁协议，在另一方未能成功仲裁、忽视或拒绝仲裁而导致其受损的情况下，可以向有管辖权的美国地方法院(符合第28篇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或在海事法庭上就当事人双方争议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根据仲裁协议中约定的程序进行仲裁”。据此，加州法院最终指定双方当事人在美国加州按照当地的仲裁程序组成临时仲裁庭进行仲裁[4]。该案是法院依据当事人的临时仲裁条款强制指令进行仲裁的实例，对我国引入临时仲裁具有借鉴意义。

综上，在我国引入临时仲裁制度时，如何解决临时仲裁协议的强制履行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讨论临时仲裁的优缺点的同时，还需要关注我国如何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实现临时仲裁，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参考文献：

[1]Alan Redfern and Martin Hun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Sweet & Maxwell，2004，p.4.

[2]李剑强.香港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及其启示[J].北京仲裁，2006(3)：94.

[3]Gordon Blanke and Phillip Landolt (eds)，EU and US Antitrust Arbitration[M].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11，p.1106.

[4]康明.临时仲裁及其在我国的现状和发展[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34.

第三篇：我国公路的基本建设程序

1.根据公路建设的中长期规划，进行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编制项目建议书;

2.进行工程可行性研究，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3.编制初步设计文件;

4.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

5.编制项目招标文件;

6.根据批准的项目招标文件、资格预审结果和公路建设计划，组织项目招标投标;

7.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征地拆迁等施工前期准备工作，编制项目开工报告;

8.根据批准的项目开工报告，组织项目实施，并按施工图设计进行施工

9.项目完工后，编制竣工图表和工程决算，办理项目验收;

10.竣工验收合格后，组织项目后评价。

以上程序在符合审批制度的前提下，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交叉;小型项目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适当合并或减免一些程序。

第四篇：关于改革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制度的思考

杨明成

一、建立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标准。目前，我国行政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虽多但基本上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程序标准得到解决。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制定行政法规(含规章)制定程序法，统一行政立法的程序模式。这不仅有助于规范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能力。目前国务院正在研究制定有关的条例。不过笔者认为，基本的行政程序模式包括行政立法的程序模式应当由法律规定。近年来，全国人大已经先后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属于立法行为，其重要性远非具体行政行为所能比拟。制定行政立法程序规则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制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则。因此，由全国人大制定行政法规制定程序规则理所当然。

二、建立严格的行政立法规划、审查制度。由于资源有限，管理所需规则甚多，而且每一项立法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因此，根据轻重缓急制订立法规划意义重大。在美国，自里根政府开始就建立了旨在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进行事前控制的管制计划程序，克林顿总统执政时，进一步强化了计划机制。我国也应当建立行政立法的规划制度。一方面将立法规划分为年度计划、两年或者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另一方面，严格计划制订的程序。首先，立法项目尤其是年度立法项目必须进行严格的必要性论证。其次，列入中期计划的项目通常应当是已经列入五年计划的项目，而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必须是已经列入中期计划的项目。最后，立法计划应当经过批准并应严格遵守。

加强对法规规章草案的审查是对行政立法活动进行事中控制的重要措施。审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立法机关的法制部门对法规或者规章草案的初步审查，二是制定机关对法规或规章草案的审议。审查的重点应当包括法规规章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实施法规规章的成本和效益，法规规章对企业或农民的经济影响，对就业、投资环境的影响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特别应对法规规章的必要性进行详尽的审查，无论是在哪一个环节只要发现立法并非非常必要，都应当终止制订程序。

三、树立成本效益观念。管理是有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效益。如果实施一项管理所需的成本或者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等于甚至大于所获得的效益，该项管理就不必要或者没有意义。因此，在行政立法时进行管理成本与效益分析十分重要。美国联邦政府自尼克松总统开始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起草法规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八十年代，总统对行政立法的控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根据当时的规定，联邦行政机关在拟定“重要”法规时必须进行管制影响分析，内容包括执行法规可能产生的效益以及谁受益;执行法规可能产生的成本以及谁负担;法规产生的净效益预测以及关于可以达到大体相同目标的替代方案的说明。在我国似乎还很少在立法时对实施法规或者规章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由于规章的制定不是建立在对其成本和效益的定量分析基础上，因此，决策者在审议规章草案时往往不对立法的必要性作深入的审查，不对实施规章的成本作出估量，也基本上不关心规章的实施可能产生的后果。于是，一些不必要甚至不良的规章出台了，即使必要的规章也由于没有解决好成本问题而使其实际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应当将成本效益观念引入行政立法并有相应的程序保障。

四、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程序权利。首先，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建议权。现在启动行政立法程序基本上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管理相对人没有要求制定、修改或者废除行政法规、规章的法定的程序权利。而现实生活中管理相对人要求制定、修改甚至废除某个规范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应当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发布、修改或废除行政法规或规章的程序权利。第二，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行政立法的实际参与权。为此，除例外情况行政机关应当公开发表法规或规章草案，让相对人通过向制定机关提交书面材料，参与制定机关举行的有关调查，出席有关的听证会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第三，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请求审查、撤销行政法规规章的程序权利。

五、重视法律专家的作用。行政立法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工作。法律专家包括行政法专家参与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的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起草行政法规或者规章而言，法制部门的工作人员、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政人员加上法律专家其中包括行政法专家可能才是一个最佳的组合。由这样的群体起草法规规章不仅能降低立法成本，而且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行政立法程序中，法律专家参与法规或者规章的起草或者咨询法律专家应当作为强制性程序规则并有相应的保障。

六、严格控制增加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负担。行政机关违法收费或者收费不合理的表现形式可谓五花八门。这个问题之所以顽固地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程序方面的漏洞特别值得注意。笔者认为如果从作为收费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上加以控制，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上述现象。首先，行政机关制定含有增加行政管理相对人负担(税收以及法律规定的负担除外)的法规或者规章时，收费项目及其标准的确定应当与法规或者规章草案的起草和审查同步进行，要让立法者清楚该项立法到底包括哪些收费，收费多少，如何征收，用途如何，从而可以对收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加以评判，阻止违法和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出台。第二，收费项目及其标准的确定原则上应当举行公开听证会，让管理相对人有机会发表意见。在一个厉行法治的文明社会里，让人们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应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第三，收费项目及其标准应当作为法规或者规章的附则或者附件一并接受审议，向社会公布。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