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论文

摘要：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程，如何选用适当的指标来科学全面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是业绩评价系统设计的重点。基于此，本文在介绍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业绩评价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对企业生命周期、竞争战略、行业特性等影响指标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论文 篇1：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教学模式探讨

摘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针对非环境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公共选修课。该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生态素养为目标，通过普及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技能，建立環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节能减排的价值观，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该课程的教学实践经验，从教学内容的合理设置、教学手段的多模式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为提高高校环境教育质量、培养大学生的生态素养提供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教育；教学改革；生态素养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发展中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加重，严重制约了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明确目标，并在十八大中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了能够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必须加强生态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素质[1]，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进而解决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从而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是文明的宣传者、创造者和推动者。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意识和观念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建成生态文明社会，能否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在此笔者以我校本科生全校公选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例，结合其他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的经验[2，3]，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对该课程的教学模式的改革进行探讨，以期为生态文明背景下高校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的教学内容的合理设置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下，高校环境教育的主要目标应以培养学生的生态素养为主，通过普及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技能；同时激发学生的环境责任感，使学生能够自觉自愿接受并执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节能减排的价值观。因此，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应进行相应调整。

1.强化生态学的系统思想和平衡理论。生态学是环境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同学们在中学阶段已经接触过生态学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所以对这部分教学内容往往心存轻视。但是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生态平衡失调所导致的，而生态平衡失调主要是由于人类在进行生产生活活动时，忽视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而造成的。从多年的授课经验可以看出，学生们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以及我国环境政策的制订的理解都是非常表面的，缺乏对其背后原因的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剖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对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及生态平衡理论认识不足所造成的。因此，在讲授生态学的内容时，同学们所熟悉的概念、词汇等略讲即可，重点在于帮助其理解生态学的系统思想和平衡理论。具体可通过一些案例来启发同学们进行思考，如温室效应是由于能源的消耗引起了全球气候的变化，由此又引起了一系列物种多样性的改变；又如污染物处理过程中的污染转移问题等。通过引导学生们对环境问题的多角度思考，使其能够从系统性和生态平衡的观点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2.重视环境伦理学教育。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手段的支持和法律制度的保障，更离不开环境伦理观念的支撑[4，5]。环境伦理观念是发展生态文明的依托和动力来源，而目前高校的环境教育大都偏向环境问题的分析和环境保护知识、技能的传授，却忽视了对环境态度、环境责任以及环境伦理的培养，从而无法成功激起广大学生有效的环境行动。因此，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课程讲授上，应重视环境伦理学的教育，确保大学生接受系统的环境伦理知识，使其了解自然、了解环境、了解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树立正确的态度，逐渐养成爱惜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良好意识、道德观念和良好习惯[6]。环境伦理学的教育可以在环境保护知识教育过程中穿插进行，如分析某一具体环境问题成因时可从道德层面深入剖析；或者在进行可持续发展教学时，向学生讲授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等。除此之外，还应辟出专门的章节进行系统的环境伦理教学，使学生充分了解当前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使学生们在充分了解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并自觉遵守环境伦理道德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

3.注重案例分析的实时性拓展。环境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生态学、资源学、环境学、伦理学、经济学、工程学等。目前大多高校选择清华大学钱易院士主编的国家“十五”规划教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该教材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各方面内容。但是教材的更新毕竟具有一定滞后性，难以与当前不断涌现的环境问题同步，如当前社会的热点PM2.5和雾霾问题，教材上几乎没有提及，但是学生对这些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因此，单单依据教材来制订教学大纲不能满足教学要求。考虑到教材内容的滞后性，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可采用教材章节设置的思路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以当下公众关心的环境热点问题及环境保护形式和政策作为案例分析，使学生能够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对当下发生的环境热点事件进行深入理解，这样不仅可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更能激发学生的环保热情与参与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7]。

三、教学方式的多模式创新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门公选课，面对的是来自全校各个院系、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大学生，如何深入浅出地将一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的内容阐述清楚，并为学生所接受，是一个颇大的挑战。因此，授课过程中，可在传统教学模式之外，采用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1.专题化讲座。由于该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非环境专业的学生，他们更多关注且熟悉的是当下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政策，如雾霾、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物种多样性锐减、土地沙漠化、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专题化讲座可以就某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影响危害、解决方案等进行完整系统的讲授。同时在专题化讲座过程中，更便于开展小组讨论以及课堂互动，通过引导学生思考，提高教学效果。专题化教学目前已经尝试了两年，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对一些热点的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有了系统的认识和理解，教学效果良好。

2.利用优秀视频资料辅助教学。目前，随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相关的影像资料日益增多。如果在传统的教师授课模式之外，采用适宜的影像资料进行辅助教学，将会给学生留下更加直观深刻的印象，有助于加强學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如讲述全球变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让学生意识到温室效应的缘由及危害，以及措施、希望和行动；《子熊故事》展现给学生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等。这些影像资料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引发了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和思考，结合课后的小组讨论，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3.增加主题讨论和辩论。人们对于很多环境问题的看法并不相同，或者说，当把一些环境问题与人类自身利益联系到一起时，往往容易形成不同的观点。因此，可以在讲课过程中选取一些与学生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设计小组讨论或辩论，使学生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关于素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解决雾霾问题和工业化问题等。学生可以分成两组，互相辩论，在阐明各自理由的同时，了解对方的观点。通过辩论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也可以使学生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这种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锻炼了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的能力，受到了学生的喜爱。

四、结语

为了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目标，必须加强环境教育，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环境教育。环境教育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区别在于：第一，知识比较容易理解，没有繁杂的公式推导，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是由老师在台上喋喋不休，学生在下面难以集中精力。因此可以尝试采用多模式的教学方法，并注意教学内容的实时更新，强化学生的参与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改善教学效果。第二，环境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想让学生掌握环境保护的相关技能和知识，而是也让学生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应加强引导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思考和伦理思考，使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真正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建设我们的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潘慧云.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高校环境教育研究[J].山东化工，2013，42（12）：168-170.

[2]朱秀芳.浅谈普通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通识课程教学改革[J].广东化工，2014，41（2）：139.

[3]罗国芝.高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学[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2，（29）：222-223.

[4]黄巧玲.加强大学生环境伦理教育的思考[J].丽水学院学报，2012，34（4）：94-98.

[5]余谋昌.环境伦理与环境教育[J].环境教育，2010，（1）：5-9.

[6]张立.高校生态伦理教育的必要性研究[J].科技风，2014，（18）：194.

[7]杨淑萍.案例教学法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7，20（5）：92-94.

作者：闫怡新　彭赵旭　王敏　马晓力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论文 篇2：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摘要：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程，如何选用适当的指标来科学全面地反映企业经营状况，是业绩评价系统设计的重点。基于此，本文在介绍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业绩评价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对企业生命周期、竞争战略、行业特性等影响指标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业绩评价指标 影响因素

一、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业绩评价内涵

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环境、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因为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企业能否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发展，不仅依赖于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还必须依赖生态资源的优化配置，比如一些污染指标的计算，可以约束企业的行为，使企业不要为自身的经营业绩而牺牲生态环境；另外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还必须考虑其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如解决社会就业、支持公益事业和上缴国家税收等。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业绩评价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而产生的一种全新而先进的评价理念，是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为求得长期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全面性、科学性业绩评价。它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主张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密不可分，引导和督促企业放弃传统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思想，主张将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经济要素一起纳入衡量公司业绩水平的评价体系。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业绩评价指标的特点

（一）综合考虑多元评价主体的需求

传统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多偏重于企业自身的财务利益，而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政府、债权人、顾客、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同样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全面考虑反映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各个方面，满足多元评价主体的需求。

（二）注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

目前，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传统的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主要是从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等方面去评价，缺乏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指标。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引入到评价指标中，在经济效益评价的同时，注重对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考核，引导和督促企业放弃传统的经济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树立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持续协调发展的思想，以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

（三）指标设计更加科学合理

传统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过于依赖财务指标的指向作用，如净利率、总资产报酬率等，导致企业管理只注重企业短期财务层面业绩的改善，而忽视长期财务业绩的提高。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不再是单一的财务指标，而是一系列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核心，包括财务和非财务指标、短期和长期指标、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多维因素相平衡的综合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企业生命周期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创业、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战略目标不同，企业的关键成功因素也不相同，因此应根据不同阶段的战略和管理侧重点选择科学的业绩评价指标。

1.初创阶段。企业在初创阶段，一般规模较小，实力较弱，面临的经营风险较大。这一阶段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如何得以生存，成功的关键因素是销售收入的增长。根据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方面，企业需尽快扩大市场销售，因为销售业绩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此时利润指标需要关注营业收入增长率、销售净利率等；同时由于企业经营风险较高，企业需要及时的现金流入保证流动负债的偿还，因此可关注现金流动负债比率、销售现金比率等。另一方面，创业初期，企业要吸引人才，加快开发新产品，可关注产品开发周期、开发一次成功率，市场份额增长率等，如选取环境业绩评价指标时，应关注减少消耗类指标，而社会业绩类指标，更多地关注对员工、对消费者的责任等指标。

2.成长阶段。渡过了创业阶段，企业获得一定生存空间步入成长阶段，该阶段企业发展速度加快，经营实力逐渐增强，产品销量剧增，利润显著增加。这一阶段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发展壮大和差异化，企业的关键成功因素为市场占有率。根据成长期的特点，一方面利润指标关注衡量成长性的指标，但此时经营风险与成熟期相比仍然较大，在加快发展、提高增长的同时要关注资产周转率等营运能力指标；同时由于大部分的投资都在这一阶段进行，因此仍要关注现金流动负债比率这一现金流量指标。另一方面让客户满意、员工的稳定性和满意度也是这一阶段关注的社会业绩指标的重点；环境类指标应重点考核环保投入类的指标。

3.成熟阶段。企业经过一定时期的成长，就进入成熟阶段。该阶段企业收入增长越来越缓慢直至停止，市场份额相对稳定。这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已有的地位，延缓衰退期的到来。企业的关键成功因素是降低消耗和控制成本。成熟期的企业产品技术已趋于成熟，获取更多回报成为首要任务，而提高利润的关键在于控制成本，对经济业绩评价主要是资产报酬率、成本利润率等，同时为维持现有市场占有率和盈利水平，应关注客户保持率和客户盈利率；环境类指标应重点考核控制污染类指标；另外企业应注重考核员工满意度，以避免员工由于稳定的收入出现精神涣散的情况。

4.衰退阶段。当出现市场萎缩，收入下降甚至亏损，企业进入了衰退阶段。这一阶段的战略目标主要是采用各种手段创新，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企业的关键成功因素是找到有效方式进行创新、重组或破产。衰退期的企业一般都要收缩规模，逐步退出所在行业，并谋求衰退后的存续与发展，此时一个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比利润对企业而言更有意义，因此领导者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等非财务指标的考核评价更为重要。

（二）经营战略

企业的经营战略有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集化战略三种，当企业采取不同的竞争战略时，由于其实施手段、实施过程存在较大差异，要求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应体现不同战略的特色。

1.成本领先战略。成本领先战略是企业通过有效降低成本，使企业的全部成本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甚至是在同行业中最低的成本，从而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采取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其关键成功因素是核心能力的培养与形成，一般表现在原材料供应方面具有优势，或管理高效率、或生产能力强大，所以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时，财务指标一般侧重收入总额、收入增长率、资产管理能力等指标，非财务指标一般侧重于内部制造效率、质量及交货效率等指标。

2.产品差异化战略。产品差异化战略就是将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即提供独特的或与竞争对手向客户所提供的价值不同的产品或服务的战略。当企业采用产品差异化战略时，对核心能力的要求是：强大的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良好的公司声誉等。这时企业的重点是实现客户导向的价值创造，通过与客户的交流沟通，研究分析他们的需求和偏好，通过提供独特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因此财务指标一般侧重总资产报酬率、资本保值增值率、销售利润率等指标，非财务指标一般侧重于消费者满意度、老客户保持率、新客户销售率、新产品上市时间、新产品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率、人才资源标准等。

3.专一化战略。专一化战略是主攻某个特殊的顾客群、某产品线的一个细分区段或某一地区市场的一种战略。专一化战略同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的区别在于集中整体市场的一个狭窄部分，其他战略则以广大市场为目标。对于实施专一化战略的企业，顾客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态度对企业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指标体系中加入顾客评价指标，如顾客的忠实程度、顾客的满意程度等尤为重要。

（三）行业特性

不同行业的企业，经营活动呈现出不同特点，评价指标选取及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对公用事业类、受政府管制较多的企业，单纯的财务指标无法科学地评价管理当局工作业绩，在管理实践中，应更多地选用员工满意度和保持度、服务可靠性等非财务指标来弥补财务指标的缺陷，并注重选择对政府和社区责任的评价指标；另外对行业周期性很强的企业而言，产品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企业会计利润，此时可选择运用一些诸如市场份额、产品和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非财务指标来客观全面地反映企业经营管理状况。涉及环境业绩评价指标时，首先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然后根据不同行业的行业特征，选择具体的评价指标，如造纸业以水污染为主，而冶炼业则以空气污染为主。

总之，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程，实际应用中，在遵循可持续发展性原则、成本-效益原则、可操作性原则、激励性原则等一般原则的基础上，还要综合考虑影响指标选择的重要因素，才能使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

（注：本文系2013年度淮安市社科类研究课题阶段性研究课题，项目编号：B-13-33；2012年淮安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AS2012074）

参考文献：

1.王士伟.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设计[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

2.刘娜.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设计[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9，（6）.

3.石书玲.企业战略业绩评价指标系统选择的主要影响变量[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4，（11）.

作者：王玉华　刘红梅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论文 篇3：

中国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摘要：基于四部委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对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13—2016年的绿色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评价，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点。研究发现：①中国省域绿色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绿色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和生态禀赋较好的西南省份。②在变动趋势上，中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和中部省份的绿色发展提升趋势要相对快于西部省份。从省际绿色发展水平变动来看，存在多数省份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和个别省份绿色发展水平下降并存的趋势特征。③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中国绿色发展存在较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但2013—2016年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绿色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和绿色发展水平低的省份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均相对集中，且2013年到2016年发生跃迁的省份仅有7个，反映出绿色发展空间分布格局的相对稳定。④从空间自相关的驱动因素来看，资源利用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不明显，生态保护、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增强，而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减弱，即环境领域的竞相向上趋势是驱动绿色发展从集聚走向平衡的主要因素。⑤从收敛性趋势来看，省际绿色发展存在落后地区追赶领先地区的趋势，其中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追赶趋势最为明显。此外，在空间分布层面，绿色发展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主要是源于增长质量的空间集聚以及生态保护的地域性差别。

关键词 ：绿色发展；空间相关；空间收敛

绿色发展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绿色发展相关领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开启了绿色发展的新时代。那么，当前中国的绿色发展究竟处于什么状态，具有怎样的空间格局和趋势特征，这对于研究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绿色发展水平，优化绿色发展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绿色发展评价的研究主要围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绿色发展多指标测度体系和绿色发展综合指数三方面展开[1]。其中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估是现有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绿色发展指数[2]、中科院资源环境绩效指数[3]等。苏利阳等[4]、曾贤刚和毕瑞亨[5]、吴传清和黄磊[6]、俞海等[7]也分别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但是这些指标体系多偏于经济领域，而对生态环境领域的考察相对较弱。

为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监测考核，2016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制定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用于各地方绿色发展的年度评价。在此基础上，2017年12月，国家统计局初步计算了各省份2016年的绿色发展状况[8]。但这只是一种静态的结果，无法观察到绿色发展的动态进展和成效。为此，本研究拟在该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各省份绿色发展的变动趋势和空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为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提供客观的判断依据，为更好地探索和实践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使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包含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六大类55个客观指标，并且明确了各指标权重及加权方法[9]。与已有相关指标体系相比，该体系具有如下突出特点：首先，对绿色发展的考察更为全面，集中体现了绿色发展的各个重点领域，基本上覆盖了“十三五”规划明确的绿色发展的主要任务。其次，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考察更为突出。该指标体系的生态保护权重达到16.5%，且同时考虑了森林、湿地、草地、海洋、土地等各个生态要素。第三，明确了能源资源总量和强度控制以及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环境质量控制的双重目标。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考虑能源资源利用的强度指标，对于总量指标的关注甚少。第四，同时考虑了过程性指标和结果性指标，如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以及资源利用与资源产出等。

由于相关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等问题，本研究需要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后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仍由六部分组成，其中资源利用包括能源、用水和用地的相关指標；环境治理包括污染物、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的相关指标；环境质量包括PM2.5、地表水、饮用水、近岸海域和耕地的相关指标；生态保护包括森林、草原、湿地、保护区、水土流失的相关指标；增长质量包括增长速度、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创新投入的相关指标；绿色生活包括生活用水、生活用电、交通出行、绿化和卫生的相关指标。

在调整过程中，主要遵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一是保证指标体系的原始性和权威性。在调整过程中尽力遵从原始的指标体系，找到类似的替代指标，同时保证一级指标类别权重的不变。二是保证各指标数据的公开可获得性。有些指标数据从公开的统计资料中无法获得，或者仅能获得部分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在调整的过程中则舍弃这些指标。三是保留所有约束性指标。我们保留了全部权重最大的约束性指标，能够保证其他指标的替代不会对评价结果产生太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尽量将绝对数指标转化为相对数指标，总量指标转化为增长指标，来反映一个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趋势和变动程度。

调整后省级层面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见表1，由原指标体系的55个指标缩减为45个指标，其中原有指标、绝对转相对指标以及相近替代指标为42个，占原有指标的比重为76%，权重则占93%。因此，调整后的指标体系与原指标体系基本一致。

根据数据可得性，将研究范围界定为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各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卫生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环境状况公报、各省水土保持公报等。本研究最终会根据各指标及其赋予的权重，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出各省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即：

Z=∑Ni=1WiYi（1）

其中，Z为绿色发展指数，反映地区绿色发展的整体水平，Y为无量纲化的各指标，W为各指标的权重，N为指标个数。

关于各指标权重的调整，保持各一级指标权重不变，如果该一级指标中有指标剔除，则将剔除指标的权重按比例添加到其他指标上进行调整。另外，由于有些省份并不临海，关于海域水质这个指标，仅在有海岸线的省份囊括在内，其它内陆省份则将该指标的权重按比例分配到其他指标上进行加权计算。

1.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間自相关分析是研究某一区域属性时空格局演进的常用方法[10]，通常采用Moran指数来进行测度，包括全域空间自相关和局域空间自相关两部分。

（1）全局空间自相关。该分析用于描述某一属性在总体空间内是否存在集聚性状态，计算公式为：

Moran指数结果介于[-1，1]之间，当 0

z=I-E（I）VAR（I）（3）

若Z>0且通过Z值显著性统计检验，则说明某属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若Z<0且通过Z值显著性统计检验，则说明某属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否则，则不具有相关性。

（2）局部空间自相关。该指数可以将全局空间自相关的Moran指数分解到各个组成单元，用以检验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空间集聚区，计算公式为：

Ii为正说明区域单元周围呈现高-高或低-低的相似值空间集聚区，Ii为负说明区域单元周围呈现高-低或低-高的相似值空间集聚区。

1.3 省际绿色发展的β收敛检验

中国区域发展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特征，也就是相邻省份间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效应。经济学上的收敛一般采用β收敛或σ收敛，前者针对增量，后者针对存量。β收敛分为绝对收敛和相对收敛，前者是指不考虑其它条件，不同省份绿色发展水平与其初始水平负相关，后者是指各省份的稳态水平不同，但随时间演进趋向各自稳态水平。

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省际绿色发展在时间上呈现的变动态势，根据收敛理论方法设置绝对收敛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greenit为绿色发展指数，β1表示省际绿色发展在时间上的绝对收敛趋势，ρ表示省际绿色发展呈现的空间收敛态势。在后文回归中，将T值取为1，即年度的绿色发展指数变化。W为根据rook原则确定空间权重矩阵，即以是否有共同边界来定义省份临近，当两个省份相邻W=1，否则W=0。

2 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

2.1 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布

采用极值法对表1绿色发展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计算加权综合指数，最后计算得出中国各省份2013—2016年各年度的绿色发展指数。2016年30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排名由高到低分别为：福建、浙江、广东、北京、上海、云南、湖北、江苏、湖南、海南、吉林、重庆、广西、山东、江西、黑龙江、贵州、四川、安徽、甘肃、内蒙古、河北、

河南、青海、陕西、天津、宁夏、新疆、辽宁和山西。各省份的绿色发展总体上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高绿色发展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和生态禀赋条件较好的西南省份，低绿色发展地区主要分布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生态禀赋相对较差的华北和西北省份。根据各地区的特点，我们将东部沿海省份称之为领先型的绿色发展地区，将西南省份称之为发展型绿色发展地区。

2.2 分区域的绿色发展变动

根据传统东、中、西部的区域划分，我们计算2013—2016年中国及各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变化，见图1。总体来看，2013—2016年30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指数均值分别为52.04、51.77、52.51和53.05，除了在2014年出现暂时性的下降之外，全国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绿色发展水平变化总体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绿色发展指数在2014年出现小幅下降之后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以及中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绿色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且在2016年大幅领先西部地区。

通过计算2013—2016年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绿色发展指数上升的省份有青海、河北、上海、新疆、甘肃、浙江、江西、河南、福建、天津、北京、江苏、湖南、山西、安徽、云南、黑龙江和吉林18省份；绿色发展指数下降的省份有辽宁、重庆、广东、内蒙古、宁夏、贵州、陕西、湖北、四川、海南、广西和山东12省份。总体来看，多数省份的绿色发展指数出现增长，但个别省份有所退化。青海、河北、上海的绿色发展指数的上升幅度均超过10%，辽宁、重庆、广东的绿色发展指数则下降明显。

2.3 与国家统计局结果的比较

2017年1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首次公布了2016年度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通过本研究与国家统计局结果的相关关系图可以看出，两类结果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大部分的结果基本上处于拟合线周围，不存在明显的异常值，因此，两者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见图2。即除了个别省份有较大变动外，本研究计算的2016年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排名与国家统计局的结果基本一致。

3 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3.1 全局空间自相关

本文运用GeoDa1.10对2013—2016年中国30省份的绿色发展指数的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分别计算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的全局Morans I，空间权重矩阵的确定选择rook一阶邻近矩阵，并对Morans I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2013—2016年省际绿色发展水平的Morans I全部为正值，统计量Z值均大于0，且P值均小于0.01，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绿色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但是从变化趋势来看，Morans I随时间的推进呈现下降趋势，反映在Morans I散点图中拟合线斜率的不断降低，表明绿色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不断下降，说明绿色发展在区域上逐渐走向平衡，见图3。

3.2 局域空间自相关

进一步我们可以计算2013—2016年各省份绿色发展水平的局域Morans I散点图，根据四个象限可以将各省份的绿色发展水平划分为四类：①第一象限的高高（HH）聚集区，表示本区域和相邻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均相对较高，空间关联表现为扩散效应；②第二象限为低高（LH）聚集区，即本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较低而相邻区域绿色发展水平

较高，空间关联表现为过渡区域；③第三象限为低低（LL）聚集区，即本区域和相邻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均相对较低，空间关联表现为低水平区域；④第四象限为高低（HL）聚集区，即本区域绿色发展水平高而相邻区域较低，空间关联表现为极化效应。

2016年中国30省份绿色发展的局域集聚表明，绿色发展的集聚发生在HH和LL集聚区，即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西为HH集聚区，内蒙古、甘肃、河北为LL集聚区，表明绿色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和绿色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均相对集中。其中，高高（HH）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禀赋条件较好，绿色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低低（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华北地区，包括河北、内蒙古等省份。这些省份的生态禀赋较差，是中国环境质量相对较差的地区。与此同时，这些省份也多以资源密集型行业为主，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对较低，增长质量不高。

进一步，将不同时段内各空间集聚类型所包含省份的变动状况用以反映各省份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跃迁，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第一种是观测省份跃迁到邻近象限；第二种是观测省份跃迁到相间象限；第三种是观测省份所处象限未发生变化，并且呈现集聚特征，即观测省份和邻近省份绿色发展水平均较高或较低，差异较小；第四种是观测省份所处象限未发生变化，仍呈现空间分异特征，即观测省份与邻近省份绿色发展水平高低相反，差异较大。2013年和2016年，均在第一象限的省份有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广西、贵州和云南；均在第二象限的省份有安徽；均在第三象限的省份有河北、山西、河南、辽宁、陕西、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均在第四象限的省份有山东、北京、湖北。可以看出，高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和西南省份，而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华北和西北省份。

2013—2016年，发生跃迁的省份有上海（LH-HH ）、江西（LH-HH）、吉林（HH-HL）、黑龙江（HH-HL）、天津（LL-LH）、四川（HL-LL ）、内蒙古（HL-LL）。从时空跃迁来看，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较为稳定，个别省份呈现出跃迁特征。如上海、江西跃迁至高绿色发展水平“俱乐部”；内蒙古、四川退入低绿色发展水平“俱乐部”；吉林、黑龙江的绿色发展趋势好于其周边省份；天津的綠色发展水平要低于周边省份。实际发生跃迁省份占所有可能发生跃迁省份数量的比重能够反映出某种属性的空间稳定性[11]。从本文的结果来看，2013—2016年发生跃迁的省份共有7个，约占观测省份的23.3%，反映出了绿色发展空间分布格局的相对稳定。

3.3 空间自相关的驱动因素

从上述空间相关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省际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性不断降低，即省际绿色发展的空间集聚性逐步减弱。那么，背后驱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本文关于绿色发展的评估涉及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六大类。为了观察绿色发展空间集聚性减弱的主要来源，我们分别计算这六大类指标的Morans I，通过各大类指标的变化趋势来分析绿色发展空间集聚特征变化的原因。

由表2绿色发展各大类指标的Morans I变化可以看出，资源利用指数呈现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不明显，Morans I值相对较小且大都不显著。针对各省份环境治理指数计算的Morans I呈现出下降趋势，由2013年的0.528下降到2015年的0.213，反映出环境治理指数由集聚走向平衡。环境质量指数的Morans I由2013年的0.573下降到2016年的0.433，环境质量的空间集聚特征趋于减弱。针对各省份生态保护指数计算的Morans I呈现出上升趋势。增长质量指数的Morans I同样表现出上升趋势，省际增长质量空间集聚趋势日益明显。绿色生活指数的Morans I也呈现上升趋势，2016年出现下降。根据上述各类指标计算的Morans I变化趋势可以发现，环境领域的进展是促进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逐渐走向平衡的主要因素，尤其是环境治理空间集聚性的大幅减弱，反映了省际环境治理的竞相向上趋势。这也是助推我国整体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捌点，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关键因素[12]。

4 绿色发展的收敛性分析

绿色发展水平在区域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势必会影响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的变化。基于中国绿色发展可能存在的“俱乐部”现象[13]，我们采用β收敛分析进行检验，同时加入绿色发展的空间滞后项来考察绿色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基于计算的2013—2016年30个省份绿色发展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空间自回归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检验。其中在公式（6）基础上，空间误差模型表示为：

根据收敛性的回归方程，ρ系数反映的是省际绿色发展的空间收敛趋势，β系数反映的是省际绿色发展的时间收敛趋势（见表3）。针对绿色发展回归的ρ系数不显著，说明省际绿色发展水平变化的空间集聚趋势并不明显。为了考察绿色发展收敛趋势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们分别针对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增长质量、生态保护和绿色生活各大类指数进行计量回归。首先，针对环境质量、资源利用和绿色生活回归的ρ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这些领域的绿色发展并未呈现空间收敛趋势，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增长质量的空间收敛趋势是促进绿色发展呈现空间收敛的主要原因。其次，针对绿色发展及其各领域回归的β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这些指标均在时间上呈现收敛趋势。可以看出，省际绿色发展存在落后地区追赶领先地区的趋势，其中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方面的追赶趋势最为明显。在空间分布层面，绿色发展也呈现“俱乐部”收敛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以及生态禀赋在地域上的集聚分布特征。

5 结论与建议

为分析中国绿色发展的整体性进展和变化趋势特征，本研究基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制定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适当调整，对2013—2016年中国各省份绿色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除个别省份变动较大外，本研究计算的2016年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排名与国家统计局的结果基本一致，结果是可信的。

通过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总体来看，绿色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地域性差异突出，东部省份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其次，2013—2016年，绿色发展的省际差异逐步缩小，绿色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逐渐减弱。环境质量和环境治理领域的竞相上升趋势是促进绿色发展由空间集聚逐渐走向空间平衡的主要力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集聚化特征与生态环境领域的平衡化特征并存，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转变。第三，各省份的绿色发展水平在增长中呈现收敛趋势，绿色发展落后省份的追赶趋势明显。省际间的环境治理变化和环境质量改善呈现收敛趋势，环境领域的整体性进展推动着省际绿色发展水平在时间上的趋同。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绿色发展的整体性进展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相关结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启示。

一是适当研究和修正生态保护领域的相关指标，突出各省份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工作进展，增强结果的可比性。当前国家《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中生态保护领域的相关指标主要是状态性指标，如森林覆盖、草原植被覆盖、自然保护区面积等。在本研究的具体计算过程中发现，各省份生态禀赋状况对于计算绿色发展综合指数的影响较大，生态禀赋较好是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省份排名相对靠前的一个主要因素。状态性指标主要反映的是一个省份生态环境的本底状况，并不能反映该省份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积极进展，这就容易导致某些生态禀赋较差的省份，虽然在生态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并不能被很好地反映。尤其是对于相对较短时期的监测评价体系而言，其评价结果的可比性问题较大。

二是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制定差别化的城市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开展城市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省份层面的绿色发展评估地理单元相对较大，省内不同城市的生态环境禀赋和主体功能定位也存在很大的差别，省级层面的评估难以反映省内不同城市的差距。国家《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中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指标多是跨行政区域的，很多指标难以运用到城市层面的绿色发展评估，这容易导致《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停留在省级层面，难以发挥绿色发展评价对于绿色发展的真正引导作用。部分省份构建了省内各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是缺乏与中国其它城市间的可比性。因此，很有必要制定城市层面的绿色发展监测评估指标体系，根据不同城市主体功能定位的差别来明确各城市绿色发展的评价标准和方向，发挥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导向作用。

三是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要注重反映“绿色”与“发展”的关系，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高质量发展的监测评估过程。基于国家《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分析发现，“绿色”指标与“发展”指标相分离，难以反映“绿色”与“发展”的关系，且增长质量指标中，缺乏经济结构绿色化转型的相关指标。为此，为了促进绿色的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中，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反映绿色发展的内容：一是将生态环境质量指标纳入约束性指标，反映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线；二是将绿色经济结构的相关指标纳入指标体系，如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比重、绿色产业比重等，以此来反映经济结构变化的环境影响；三是将能源、资源、环境效率的相关指标纳入指标体系，以此反映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

（编辑：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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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spatial correlation； spatial convergence

作者：王勇 李海英 俞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