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征信建设法律思考论文

摘要：发展信用经济，建设信用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信用建设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上海市、浙江省、深圳市以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为关键环节，率先试点，积极探索，大力推进地方信用建设，有效提升了社会信用水平，形成了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各具特色的信用建设运行模式。三地的创新实践对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金融征信建设法律思考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金融征信建设法律思考论文 篇1：

互联网金融征信发展的模式选择

【摘 要】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和爆发式发展补充了传统金融无法惠及的层面——处于“长尾”端的小微企业和新兴个人消费者，如何针对这些客户开展适度征信调查、风险控制成为互联网金融能否长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无疑离不开作为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文章拟从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和征信的相关理论和逻辑关系出发，对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的近期、中期和长期发展模式提出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 普惠金融； 互联网金融； 征信

一、互联网金融征信的相关理论

（一）关于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虽然产生于国外，但国外学术界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互联网金融的提法，主要基于实践对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基础、范围、特征等方面予以归纳、形成共识，强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以计算机金融、电子金融为前提的，更强调金融服务业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重组和创新、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3A服务；同时指出了互联网金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缺乏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国内学者之前一般将其称为“网络金融”，大致分为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网络结算、网络理财和网络信息等[1]；谢平和邹传伟[2]首次提出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概念，认为“互联网金融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其他研究则重点讨论P2P、众筹、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的细分行业以及独立的案例和实践，总的来说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不成体系。

（二）关于征信以及互联网金融征信

国外关于征信的研究始于美国，19世纪中期美国民间以信用服务机构的实践操作为基础自发研究信用体系建设问题；20世纪60年代，信用交易的扩大和征信机构的不断发展促使美国学术界开始将目光集中到法律的建设。之后，研究的焦点又从法律建设转移到征信模式，重点研究公共征信模式与私人模式的异同，分析一个国家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征信体系建设模式。

国内关于互联网金融征信的研究分两个阶段：即互联网金融概念诞生之前和诞生之后。在互联网金融概念诞生之前，大部分的研究是在论述其他相关问题的同时间接性涉及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建设。著名学者阮德信[3]最具前瞻性地总结了网络信用体系建设受阻的原因，提出了网络信用的体系架构，对如何构建互联网金融信用体系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之后的研究只是在研究互联网或电子商务征信体系问题的同时间接性地涉及到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问题，都是基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平台的视角进行研究和提出对策建议。

在互联网金融概念明晰之后，国内学者对互联网金融征信的研究也更具针对性。针对目前征信系统存在的诸如信用信息滞后、缺少前瞻性综合预测信息等问题[4]，一些宏观领域的对策被提出，其中吴晶妹[5]提出以金融征信为核心的互相补充和各有侧重的三大征信体系的设想，建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征信系统等[6-7]。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对社会生活的日益影响，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愈发显现。但是学术界对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建设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结论多停留在理论层次、宏观层面，对于如何建设，建设的模式、架构并无较为系统和具体的成果。

二、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与征信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普惠金融与互联网金融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强调“金融权即人权”的理念，即所有人都有权利以能够承担的成本获得公平、合理的金融服务，力求均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大小企业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权利的公平和“普惠”。这与传统金融以效率为先导的逐利性显然是有分歧的。

而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出现，使普惠金融获得了爆发式增长，究其原因在于使普惠金融找到了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根据长尾理论，互联网平台能有效实现“聚沙成塔”，能有效整合过去被认为是边缘化的市场或客户，这与普惠金融的性质及其发展诉求都是十分契合的。因此，创新性的互联网普惠金融降低了交易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使更多的人获得金融服务，更多的借贷交易得以发生，使过去的“边缘市场”——即使不能从传统正规金融渠道获得借贷资金的低收入群体获得了信贷机会。

（二）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与征信

普惠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紧密契合无疑改变了传统金融的经营模式，对征信提出了更紧迫的需求。一方面，开展普惠金融意味着客户端的下移——小微企业和个人，使信用风险相应加大；另一方面，以P2P和众筹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呈现较为典型的“自金融”特点，其关键环节就是投资方能在信息充分披露基础上作出自主决策[8]，这就要依赖信用评估、征信服务作为其发展的基础设施，即征信是普惠金融的生命线。

与此同时，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亦将推动征信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首先，普惠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客户拓宽了征信对象的范围；其次，互联网金融交易中依托的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产生的交易行为、关联关系、支付信息，通过云计算、搜索和数据挖掘等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这些信息加以搜集、处理，扩大了征信数据的征集范围和渠道，使征信趋于全面和完善。

（三）互联网金融征信与传统金融征信

互联网金融征信是对传统金融征信的有效补充和完善，共同构成完整的金融征信体系。较之传统金融征信，互联网金融征信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征信对象不同，传统金融征信的对象是有着丰富信用记录的企业和个人，互联网金融征信的对象则主要是信用记录匮乏、原本没有被传统征信体系覆盖的企业和个人；二是依赖的数据源不同，互联网金融征信中采用的传统信用数据所占比重仅占40%，其余为诸如网络数据、社交数据等非传统信用数据；三是信用评估的主要方法不同，传统金融征信采用的变量较少，主要进行回归逻辑分析，互联网金融征信则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采用机器学习模型数千个变量，显著提高决策效率的同时降低了风险违约率。

总之，互联网金融征信使普惠金融成为现实。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征信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原本在传统金融征信体系下被忽略、忽视、抑或是“歧视”的对象——主要是小微企业和个人亦有权利获得公允的征信评判，进而以适度的成本获得金融服务的“金融权”。

三、美国互联网金融征信经验借鉴

在此选择来自互联网金融的发源地——美国、均创立于2009年的两家开展互联网金融征信业务的企业作为案例展开分析，以期对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征信机构的运作以及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一）开展个人征信的ZestFinance

ZestFinance创立的宗旨是为缺乏银行服务的低收入人群创造有利的贷款和信用环境。它首先将客户群定位为FICO信用分值低于500分，即在传统征信中被评判为信用能力最低一档的个人消费者，认为这类人群对信贷的需求极为迫切，通常取得发薪日贷款，但是信贷成本太高。

ZestFinance模型的核心是谷歌大数据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一方面对海量、大数据进行挖掘和处理，另一方面对社交媒体进行深入挖掘，竭尽所能地拓展借款人变量。ZestFinance网站宣称，其通过模型对每个借贷申请人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一般能得出超过7万个的行为变量指标，整个过程不超过5秒。即ZestFinance能更高效、更精准全面地评估个人消费者的信用风险，并期待随着模型的日臻完善，这一基于大数据的评估方法将取代传统征信成为唯一的评估标准。

（二）开展小微企业征信的Kabbage

Kabbage以预付款形式向其数万个需要获取资金的小企业提供500—40 000美元不等的资金，然后向其收取相应额度的报酬。对这些企业，尤其是网商的征信，Kabbage是第一家将社交网络分析纳入信用评价的金融服务机构，构建了一个以非传统信用维度为基础的大数据信用评估体系，包括商业规模、从业时间、交易量、社交媒体活跃程度以及卖方信用评分等多元化数据。Kabbage不仅重视社交网络数据，而且不断进行征信创新，既鼓励网商将Facebook或Twitter的数据链入Kabbage，促进了网商与客户之间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还根据网店的综合信息生成信用评分报告，鼓励网店为增加贷款额度而积极改善信用评级。Kabbage的坏账率约为1%，大幅低于美国银行业5%～8%的平均水平。

（三）经验借鉴

上述两家互联网金融征信机构创立至今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概况如下：

（1）客户定位清晰。上述两家互联网金融征信机构自创立都将客户定位为在传统征信方式下信用状况较低、甚至最低的消费者个人和小微企业，明确了其与传统金融征信在市场定位方面主要呈现互补关系。

（2）发展路径明确。第一步，以单一业务作为切入点，比如ZestFinance的发薪日贷款业务和Kabbage的预付款业务；第二步，随着主营业务的开展，强调依靠非传统信用维度变量、利用大数据技术逐步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信用评估体系；第三步，待发展初创期（一般为5年）后，信用评估体系日渐稳定、成熟，逐步拓宽业务品种，扩大经营规模，使盈利模式更加清晰。

（3）不断进行征信创新是持续发展的关键。如前所述，互联网金融征信的对象往往处于“长尾”末端，其信用信息越来越表现为其参与的网络交易、社交网络等，更为零散、多变，这就对互联网金融征信机构在信息收集、处理等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时效性、广泛性、关联性的要求，唯有以技术为支撑的征信创新方能实现。

四、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发展模式选择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发展的历史机遇

征信是指对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信用信息和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活动①。征信是互联网金融业务流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健康、繁荣的互联网金融征信是互联网金融负债的重要基础设施。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独立第三方征信平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控股的上海资信有限公司的网络金融征信系统（NFCS），属明显的央行主导型征信机构；第二类是北京安融汇众征信有限公司的小额信贷行业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MSP），属行业内会员制征信机构；第三类是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类互联网金融机构旗下的芝麻信用为代表，属典型的市场化、商业化征信机构。总的来说，随着互联网金融从无到有、日益受到各方的关注，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业迎来了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中观行业层面都利好不断的发展契机。

1.宏观政策层面

2014年6月14日国务院印发《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将“互联网应用信用建设”列入“推进重点领域诚信建设”，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网络诚信建设，培育依法办网、诚信用网理念，逐步落实网络实名制，完善网络信用建设的法律保障，大力推进网络信用监管机制建设。建立网络信用评价体系，对互联网企业的服务经营行为、上网人员的网上行为进行信用评估，记录信用等级。建立涵盖互联网企业、上网个人的网络信用档案，积极推进建立网络信用信息与社会其他领域相关信用信息的交换共享机制，大力推动网络信用信息在社会各领域推广应用。”《纲要》无疑从宏观层面为网络信用、互联网金融征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指明了发展方向。

2.中观行业层面

互联网金融征信行业发展的契机集中表现为，征信行业监管相关政策日渐明朗，为征信机构、尤其是商业性征信机构提供了发展契机，征信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加快。

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征信机构管理办法》于2013年12月20日正式实施，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征信业的监管部门，标志着征信业开始有法可依。该《办法》规定了设立企业征信机构和个人征信机构的准入门槛，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负责受理征信牌照，企业征信采取备案制，相对较为宽松，而个人征信囿于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一直并无牌照发放。

直至2015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批准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腾讯旗下的腾讯征信等8家机构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给予其6个月准备时间。这一《通知》对征信业以及互联网金融征信意义重大：第一，标志着我国筹谋已久的个人征信业务首次向商业机构开放，征信业的市场化进一步深化；第二，明确地“使征信超越了金融交易概念，扩大了数据来源范围”[6]。

（二）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发展模式选择

笔者以为，以普惠金融，尤其是新兴互联网金融为基础的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在发展过程中宜根据发展的进程采用循序渐进的近期、中期和长期模式。

1.近期模式

近期模式即在互联网金融征信启动后的1—3年初始发展阶段。建议保持中央银行在征信体系的主导地位不变，逐渐将众多互联网金融平台产生的交易信息、网络社交数据等融入、对接现有的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传统金融征信体系，使征信信息采集范围扩大。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新兴消费者和小微企业，一般缺乏有效的银行信贷记录，未被央行的征信体系所覆盖，即央行征信中心由于征信信息采集范围不够大，已不能完全支持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

央行征信中心通过下属的上海资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资信），建成了网络金融征信系统（NFCS），截至2014年12月末，共接入网贷机构370家，收录客户52.4万人，取得的突破和进展十分显著。但较之新兴互联网金融市场上的庞大“长尾”客户的数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让更多的数据源实现与央行征信体系的融入和对接是近期发展的关键。

2.中期模式

中期模式即在互联网金融征信启动后的3—5年中期发展阶段。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于平稳，互联网金融征信也将突显互联网金融的“去垄断”、市场化特性，迎来互联网金融征信发展的市场化、多元化发展阶段。笔者认为，所谓“市场化”在互联网金融征信发展中的体现就是互联网金融征信平台、征信机构应是多元的、百家争鸣的，而非一方垄断的，尤其体现为商业性征信机构的数量和市场份额的明显提升。

目前我国的三大类互联网金融征信机构，即央行主导型征信机构、行业内会员制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机构下设的商业化征信机构，无论其是将互联网金融征信作为征信业务的创新与延伸，还是将互联网金融征信服务于自身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客户风险评估，都意味着彼此间竞争和共生的关系将成为这一行业的常态。

3.长期模式

长期模式即在互联网金融征信启动后5—10年的成熟发展阶段。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逐步完善，作为其基础设施的互联网金融征信也将经过充分的行业竞争、优胜劣汰后日臻完善。无论是以央行征信中心为主，还是以商业性征信机构为主都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合理结果，其征信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都趋于清晰，在征信业长期盈利性与公益性之间找到平衡，进而实现互联网金融征信与传统金融征信之间的平衡和共同发展。

无论是政策性的央行征信，抑或是商业性的市场化征信机构都应遵循征信的自身规律，即征信应是独立的第三方，为互联网金融提供外部支撑。多元化的互联网金融征信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服务机构的业务界限应逐步明显，市场细分和专业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强，体现征信的专业性和公允性。

五、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发展中需解决的问题

（一）近期发展需解决的问题

如前所述，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在近期宜选择融入、对接现有的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传统金融征信体系。但在融入和对接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不少小型授信机构接入征信系统的意愿不强，原因有二，一是其担心客户流失，只想查询数据而不想贡献数据的搭便车心理；二是很多小型授信机构已经能通过便捷的方式间接使用征信系统、查询到所需的信用报告，正式接入的意愿因此不足。进一步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并非是独立的第三方，其征信数据库是出于自身风控的需要而使用相应模型来创建的，由于商业竞争关系不愿“贡献”数据，由于缺乏独立性和公信力而不愿“查询”别家的数据。

建议央行征信中心、征信行业协会等机构应加大宣传和引导，让小型授信机构，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平台对“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征信平台共享机制有正确且深入的认知，对数据共享、信息对接持理智的态度，积极配合，加速数据融入和对接的进程。

（二）中期发展需解决的问题

随着商业性互联网金融征信机构的发展壮大，可以预见其为了各自市场份额的提升、彰显其征信产品的丰富和特色，必然会对征信对象的大量数据信息展开深入挖掘和处理，使得征信业所固有的征信数据开放与隐私权保护的“两难困局”进一步激化。笔者认为应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加快出台互联网金融征信的法律或行业规范，秉承监管当局一直以来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底线监管和适度监管原则，列出“负面清单”，即明确列出严禁征信机构公开的归属征信对象的私人信息、社交信息等，划定明确的行业“边界”。在鼓励各商业性互联网金融征信机构各显神通、挖掘和利用数据的同时，又确保其征信行为不违背基本的社会道德和商业准则，使互联网金融征信业获得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三）长期发展需解决的问题

可以预见，我国互联网金融征信业在经过5—10年的发展形成初期、优胜劣汰行业规范发展中期之后将进入较为平稳的、真正作为独立第三方、专业化的互联网金融征信时代。在长期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互联网金融征信机构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如何盈利还不够清晰。征信属于典型的初始投资大、投资回收期长的行业，其商业模式、盈利模式需要长时间的历练。互联网金融征信亦不例外，需要法律、技术等各方面经过变革和完善来予以支持，最终形成互联网金融征信机构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开发征信增值产品，为客户提供多元化、个性化信息和数据服务，使互联网金融征信实现长期盈利性和公益性的同时满足。

【参考文献】

[1] 梁循，曾月卿，杨键.网络金融综述[J].美中经济评论，2005（1）：10-16.

[2] 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11-22.

[3] 阮德信.网络信用体系构架与建设路径[J].中国集体经济，2008（12）：36-37.

[4] 刘明康，梁晓钟.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不一样的风控[J].新世纪周刊，2014（3）：44-47.

[5] 吴晶妹.未来中国征信：三大数据体系[J].征信，2013（1）：4-12.

[6] 袁新峰.关于当前互联网金融征信发展的思考[J].征信，2014（1）：39-42.

[7] 刘芸，朱瑞博.互联网金融、小微企业融资与征信体系深化[J].征信，2014（2）：31-35.

[8] 吴晓灵.互联网金融监管争议根源在制度不完善[N].人民政协报，2014-04-15.

作者：尹丽 罗威

金融征信建设法律思考论文 篇2：

上海、浙江、深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模式、问题与启示

摘 要：发展信用经济，建设信用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信用建设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上海市、浙江省、深圳市以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为关键环节，率先试点，积极探索，大力推进地方信用建设，有效提升了社会信用水平，形成了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各具特色的信用建设运行模式。三地的创新实践对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信用；信用体系；启示

文献标识码：A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战略问题，也是近几年全国“两会”提案、议案较多的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社会信用建设在我国逐渐兴起，不少省市从地方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广泛开展信用创建活动，社会信用和信用建设水平普遍有了提高。作为经济较发达地区，上海市、浙江省、深圳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较早，进展较快，率先在国内取得了一些经验，形成了目前各具特色的信用建设运行模式。

一、三地信用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上海模式：以个人征信为起点、市场化运营为基本特征

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个人征信服务为起点，通过第三方征信机构建设企业和个人联合征信系统，实行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基本建成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主要框架和运行机制，被称为“上海模式”。

1.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起步阶段。1999年8月在全国率先进行个人征信试点，通过特许经营方式成立了第三方征信机构—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开展个人信用征信业务。2000年7月，个人信用联合征信服务系统建成开通，开始提供个人信用报告。二是拓展阶段。2002年3月企业信用联合征信服务系统开通试运行，形成了“两个系统、联合征信、普遍服务”的发展格局。同时，行业信用制度建设和社会诚信创建活动取得明显进展。三是深化和综合试点阶段。在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建设的基础上，推动建立覆盖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诚信体系。

2.主要做法

一是政务公开。市政府通过立法，规定政府部门对社会公开职能范围内应该公开的政务信息，以代供征信中介机构免费查询、获取有关企业和个人的信息。这为该市征信服务系统建设走市场化道路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是市场化运作。企业、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建设和征信服务，均采取公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方式，政府不直接投资建设，不介入征信服务。8年来，上海资信有限公司承担上海信用体系数据平台建设任务，已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征信系统。

三是政府主导。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个人征信试点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2003年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充分肯定。人民银行授予上海资信有限公司相应的业务资质，曾于1999年专门下发文件，要求上海市15家中资银行把人个消费信贷资料交由该公司。在联合征信项目建设过程中，市政府以财政借款的方式向项目提供5000万元、为期5年的无息贷款，以支持该公司业务的开展。目前信用产品的需求主要由政府的政策创造，如规定个人办理信用卡必须出具信用报告，资信公司的营业额大多来源于制度安排。

四是分步实施。以个人信用征集为起点，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在操作上先个人后企业、先同业后联合的办法，逐步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网络。

3.主要成效

信用服务业稳步发展。经过几年发展，上海市信用产业链相对完整，服务体系比较成熟。2006年，全市信用服务行业营业总收入达到4.2亿元，营业额约占全国的1/4，从业人员达1225人，各类征信服务机构有40多家，上海市信用服务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有38个。

个人征信服务呈良性发展局面。截至2006年12月底，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服务系统入库人数超过770万，查得率达到87%，即上海每100人就可以查到87人的信息；提供个人信用报告累计达643万份。上海资信有限公司运营8年来，前5年亏损，近3年实现了微利。目前，公司日均出售5000多份信用报告，提交银行的5元/份，其它30元/份，业务收支基本持平。

综合效益初步显现。促进了消费信贷。个人信用信贷占全市信贷总额的20%，持卡消费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例超过1/3，相当于发达国家30%-50%的平均水平。促进了企业防范和降低经营风险。上海移动通信公司的个人欠费纳入联合征信系统之前，每年呆坏账总额为1000万元，目前已降到300万元左右。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形成诚信友爱社会环境等方面，上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评价报告，上海在全国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综合指数排名中列首位。

(二)浙江模式：以企业信用建设为突破口、公益性服务为基本特征

2002年以来，浙江省大力推进“信用浙江”建设，全省信用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社会信用体系框架已基本搭建，总体信用环境和建设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形成了“浙江模式”。

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选择企业为突破口带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全面建设。二是形成了全省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两大信用基础数据库，由事业单位性质的省企业信用发布查询中心统一建设和管理。三是企业和个人两大信用信息系统均为公益性，目前查询信用信息是免费的，没有进行市场化服务和运营。基本做法是：

1.完善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2002年6月，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开能运行。现已汇集了39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信息，入库企业数达到79.6万家，企业信用报告查询次数超过258万次，数据库指标项达到90类844项，是全国率先开通、数据容量最大的省、区企业信用数据库。

2.启动建设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2006年9月，个人联合征信系统建设启动。基本思路是：坚持政府引导、事业运作、重点突破、分步实施、联建共享等建设原则；遵循先建立覆盖全省的人口基础信息库、依次征集重点人群个人信用记录的工作路径。2007年2月底，浙江省个人联合征信系统初步建立。已入库的信息主要有12个政府部门的17类、211个指标项，涉及人口4621余万，初步建成覆盖全省的个人联合征信系统。

3.推进信用信息应用。在信用体系建设中，浙江开展一些信用服务和应用，发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良好作用。对信用信息比较完备的部分企业，浙江省企业信用发布查询中心进行了类似于信用评级的评价，划分ＡＢＣＤ四个级别，称之为“企业信誉度提示”，促进了企业信用建设。企业信用查询系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政府应用部门增加到14家，应用方式逐步拓展为信用数据查询、联动和分类监管，应用领域从政府部门扩展到金融机构，提高了综合业务能力。为促进信用服务市场发展，维护信用信息系统的正常运作，该省在考虑下一步扩大开发应用的问题，培育发展信用服务中介机构。

(三)深圳模式：以市场运作和政府建设相结合为基本特征

深圳市信用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社会信用体系的综合建设方面，个人信用征信系统建设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形成了较为规范、发展迅速的个人联合征信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由政府部门建设并实现了自行运营，全市征信行业具有相当规模。

1.个人信用征信系统运营良好

2001年，经深圳市政府的特许，在人民银行总行的支持下，深圳鹏元公司筹建个人征信系统。次年8月，个人征信系统建成开通，开始提供个人信用报告。目前，个人征信系统已广泛应用于银行、保险和担保行业，年提供各类信用报告300多万份，是我国目前为数不多且比较规范的个人征信系统之一。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系统先进。深圳市个人征信系统立足深圳、面向全国，目前已征集到了10多类信息，80%来自政府部门、20%来自银行，包括公安部全国公民户籍信息，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学历信息，深圳市的社会保险、企业法人注册、缴费、纳税、信贷等信息，信息覆盖范围和信息商业价值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二是完全市场化运作。6年来，鹏元公司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创业，独立运营，一切以合同的方式进行个人征信和信用服务。公司累计已投资2000多万元开展个人征信系统建设和经营，形成了5个类15个品种的信用产品，为7类客户提供信用服务。2006年提供各类信用报告300多万份，实现了收支平衡，预计2007年可达500万份，将开始产生盈利。

三是政府定位明确。对于个人征信，深圳市政府不投资、不经营、不干预，不强制有关部门提供信用信息，不强制有关部门使用信用产品。政府主要提供了两大支持：解决个人征信的法律依据问题，深圳市是全国第一个为个人征信立法的城市；政府部门免费提供信用信息给鹏元公司，同时也无偿使用信用信息。随着深圳市个人社会保险、企业法人等数据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丰富了系统的数据内容，扩大了系统的涵盖范围。

2.企业信用信息系统逐渐完善

2003年底，由市工商局承建的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及“深圳信用网”开通运行。至2007年4月，系统已涵盖了全市48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中介组织等提供的97万多家各类市场主体、共计3432多万条信息。深圳信用网具备综合性功能，应用与服务不断拓展和深化，累计访问量达465万人次。主要做法：

一是“行政主导，事业运作”。2003年成立市企业信用信息中心，负责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理，为事业单位。每年系统专项服务收入100多万元，加上市财政补助50万元，基本维持信息中心的收支平衡和顺利运行。

二是“公共服务，会员制有偿查询”。企业信用信息采取分级披露办法，即深圳信用网分内外网，外网为社会免费提供公共索引信息查询服务，内网为行业和成员单位提供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对经常使用企业信用信息的采取会员制收费查询的方式。目前，共享用户有1300多个，社会用户300个，每年专项服务收100万元。

三是推行信息征集的标准化建设。规定以全国质监系统的组织机构代码为匹配标准，以工商系统的企业基本登记信息为基础，按照“准提供、准负责”的数据采集原则，确立了系统数据库信息征集标准，目前系统较好地兼容了政府部门信息，数据的匹配率高达90%以上，做到了数据库大而有序，多而不乱。

3.社会信用服务业发展快速

目前深圳市信用服务行业有担保企业200家，评级评估企业10多家，全市现有各类信用中介机构70多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信用服务机构。2005年成立了深圳市信用协会，至2006年底已有会员106家，主要是中外资银行和企业。协会每年举办一次信用论坛，评选十大信用民营企业家。2007年将成立市借款企业评估师协会。

二、三地信用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上海、浙江、深圳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1999年，上海市和深圳市人均GDP分别达到3720美元(按当年汇率)，开始在全国率先试点个人征信业，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信用浙江开始建设时，浙江省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但是，目前三地的信用体系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还不相适应，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从各地信用建设的实践来看，需要解决好以下一些问题。

(一)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与相关上位法配套制定地方规章。上海等地认为，作为地方政府难以独立建设完整的信用法规、管理和运行体系。特别是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尚无明确界定，《民法通则》没有完全解决好个人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问题，信用信息的公开披露还存在着法律障碍。二是如何与更大系统的标准建设相衔接。由于国家没有统一推广信用体系建设，地方征信实践先行，存在着与国家的信用信息标准不一致和数据接口问题，在实现区域乃至全国联网时，往往出现系统衔接上的困难。推行国家质监系统的组织机构代码，有助于将来企业信息的省际间交换，但代码实用性不够，与工商系统的个业法人注册号不通用，有的地方借机向企业收费。另外，不少地方担心，全国各地社会信用建设不同步，这对于已开展信用评级的本地企业参与外地市场竞争不利。

(二)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由政府主导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上海模式的一大特点，但也有不足之处：政府的力量太强，行政力量介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程度过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作用的正常发挥。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名义上是一个市场化运作的专业资信机构，但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政府行政职能，受到市政府的额外关照，这在某种程度上排挤了民营征信机构的生存空间。上海市个人信用服务市场运作趋好，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强制性政策创造，但对于企业征信服务，如依然通过政策规定来由指定的资信评级机构(如上海资信公司)进行企业信用评级，有违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目前，上海银行贷款登记企业有10万家，活跃企业只有2万家，企业征信服务需求明显不足，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浙江方面也意识到，如果不建立征信服务的市场机制，信用产品少人问津，那么政府投资建设的信息系统越庞大，负担就会越重，信用价值也得不到体现。

(三)如何处理好行业建设与合作共享的关系

近年业，金融、工商、税务等行业信用建设成效明显，但信用体系建设的部门分割、行业垄断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制约了联合征信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使信用信息征集和共享机制难以真正形成。除了政府部门间的信用信息缺乏深度合作外，当前地方信用建设反映最大的困难是，金融系统与非金融方面的信用信息缺乏交流。由于总行要求，人民银行对跨行业数据信息交换不积极，银行方面不向系统外提供金融信用信息。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原来是和人行联网的，但2006年9月开始，人行总行下令各级关掉与地方数据库的连接，现在浙江地方数据库向人行开放，但人行不向他们开放。深圳鹏元公司有银行方面的背景(银行参股)，所以运营比较顺利，上海信用体系建设由于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市政府与人行上海分行合作较为紧密，但他们现在也遇到了人行总行的规定限制问题。各地认为，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信用信息共享，200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出台后，银行系统内外的信用信息共享可能更为不易了。

(四)如何处理好组织机构与监管职能的关系

三地加强信用建设组织领导，建立了专门机构，确立了编制和人员，形成了信用建设的组织推进构架，这对调动、协调和组织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各地信用建设的牵扯头机构增设在不同部门，信用信息平台的承建单位也各不相同，给强化协调组织工作带来困难，也影响了监管职能充分发挥，并存在重复建设等问题。浙江信用办自感协调能力有限，设想要成立省级信用管理局，真善美个相对强大的组织推进体系。上海信用体系建设实际上是由市政府与人行共同领导的，这种“双头”领导监管体制需要进一步理顺。深圳有些部门向市工商局提交信用数据也不太积极。另外，专业人才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各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化拓展、信用建设管理机构发挥职能的瓶颈。上海、深圳方面认识到，现阶段，征信对于银行信贷风险控制而言，在其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中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辅助工具，与决策支持服务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三、三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启示

上海、浙江、深圳的社会信用建设，把中央要求和地方实际结合起来，把法规建设和首先教育结合起来，把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结合起来，明确目标，创新实践，稳步推进，进展明显，有不少共性的做法和方面值得借鉴。

(一)法规先行是信用建设的制度保障

完备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三地都注重并加强信用法规制度建设，推行阳光政务，出台信用信息披露、征集和评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统一信用标准，使征信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一个规范有序的轨道上运行。如，深圳市比较早地进行了立法；上海市已出台各类信用规范性文件124个。

(二)政府推动和支持是信用建设的重要条件

信用建设必须要有政府的大力推动，尤其在信用建设初期，政府的组织协调、引导和支持作用至关重要。主要体现：一是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形成部门共建信用的合力，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广为覆盖的联合征信系统。二是强制和推荐使用信用产品，以需求牵引市场发展。上海、深圳征信服务市场运作趋好，离不开政府政策安排的制度因素，两地分别规定，个人办理信用卡必须提交信用报告，向银行贷款500万元以上的企业都要进行信用评估。三是在资金和人员上予以保障，形成信用建设的一支专门队伍。

(三)建设公共数据库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工程

建设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发送社会信用状况的根本途径，而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又是社会信用监管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和基础平台。各地都把建设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切入点，把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作为首选工作目标和措施，大力建设“一网(信用网站)两库(企业和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库)”。根据调查测算，建设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所需经费及维护费用并不太多。浙江省企业信用发布查询系统，数据库建设费用约600万元；深圳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依托工商局，已投入12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用于硬件设施建设，其余为系统软件开发费用，总体上数据库建设也只要600万元左右。

(四)市场化运作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

从征信服务性质和效率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评级和信息产品生产不能由政府部门来做，应由独立的、专门的第三方的机构来制作和出售信用产品，实行市场化运作。上海和深圳的个人征信服务已取得了相当的商业成功，他们的感受是：“只有真正的市场化才最有前途，才是长远的道路。”浙江认识到，推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使用，促进信用信息的市场化应用，是信用体系持续发展、长久运行的生命力所在。

(五)分步实施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方法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基础性工作十分繁杂。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150多年的发展历史，才有了今天信用经济的发达和信用体系的完善。我们必须着眼长远，科学规划，稳步推进，讲求实效。三地信用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很明显，遵循了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步骤，采取了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路径，不断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信用综合建设水平提升。

(六)营造诚信环境是信用建设的社会基础

信用建设，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基础。社会信用意识的提高，信用文化的提升，这是信用建设的内在动力。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诚信创建活动，加大信用宣传和教育，动员社会各方资源和力量积极参与，共建社会信用。切实解决群众意见比较突出的工资拖欠、食品安全、医患纠纷、家政服务、房屋装修和公共事业服务等领域的诚信缺失问题，以政务诚信为表率，带动提升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的建设水平，使地区信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参考文献：

[1]陈洪隽.我国社会信用建设的回顾与问题[N].中国经济时报,2002-9-28.

[2]李安方.上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评估[EB/OL].

[3]徐宪兵.关于美国信用体系的研究与思考[J].管理世界,2006，5.

责任编辑：浩 宇

作者：赵志凌　丁　峰

金融征信建设法律思考论文 篇3：

互联网时代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研究

摘 要：随着我国实体经济和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征信体系建设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征信体系历史沿革，分析其现状，接着探讨了互联网征信体系对传统征信体系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信用信息；征信；征信体系；互联网征信

征信是指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个人、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等客户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评估信用等级，对外提供信用信息服务，而征信体系指的是围绕征信活动的法律法规、组织机构、业务发展、文化建设等共同构成的体系。加强我国征信体系建设对控制信用风险、减少交易成本、规范和完善公平市场交易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影响。

一、我国征信体系历史沿革和建设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完善、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我国征信体系迅速发展，在先后历经了探索和起步阶段后，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设立征信管理局，作为试点，设立地方性信用机构并允许其开展部分信用业务，允许国际知名信用机构进入我国。随后2006年3月，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正式成立，上线运行全国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明确规范了从事信息采集、整理和分析的主体、范围和行为，促进了征信市场的规范发展。至此，我国征信体系架构雏形基本搭建完毕，为我国近年来征信体系全面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目前的征信体系架构主要是以政府征信为主导，以市场征信为补充的多元化格局。政府征信体系中的信用评级机构是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采用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该系统主要使用者是金融机构，收录信息包括企业和个人的基本信息和金融交易信息，为金融机构信贷决策提供信用依据，促进了信用市场的发展；市场征信体系中的信用评级机构主要包括国际、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和民营征信机构，采用企业自行建立的征信平台和行业共建共享平台，主要服务于企业或行业内部，如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作为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依據评级对象的线下数据提供资本市场各类金融产品评级。芝麻信用作为民营征信机构的代表，利用阿里巴巴的电商交易数据、蚂蚁金服的互联网金融数据、公共机构和合作伙伴的交易数据、用户上传数据，对用户进行信用评估，并将信用评分应用于网络购物、网络信贷、分期付款等众多消费场景。

二、互联网征信对我国征信体系的促进作用

在互联网征信体系中，互联网征信机构依靠互联网交易和网络社交行为数据，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互联网技术分析和处理网络信用信息，为广泛场景提供信用评价参考。2015年以来，各类互联网技术创新不断涌现，带动了互联网征信在新金融，消费领域高速发展，加快了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速度。

（一）拓宽了信用信息采集的渠道和范围

一方面，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的信息来源于信息提供者与银行、信托公司、租赁公司等线下金融机构，信息采集渠道相对狭窄，采集的信息主要是金融交易信息，截止2015年底，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数据库中共收录8.6亿人，但其中只有3亿人有与金融机构的交易信息记录，剩余5.6亿人由于没有与金融机构的交易而缺乏交易信息，故该群体的信用等级和信用状况就无法评定，凸显其信息采集覆盖面过小的问题。而互联网征信的信息采集渠道包括以微信和QQ为代表的各大社交网站、支付宝、块钱、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和购物、旅行、餐饮、理财、阅读、视频等全面覆盖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活动各方面内容的各类服务网站，采集信息范围除了传统的金融交易信息外，还包括各类互联网服务使用中产生的行为信息，如：证券、保险、商业信用、消费交易和公共事业缴费数据等，全面覆盖了与信息主体相关的各项因素。采集信息种类丰富，数量庞大，采集渠道广泛。

另一方面，由于小微企业与银行交易往来业务较少，缺乏足够的信用记录，加上不能提供得到银行认可的充分担保和抵押措施，往往不能满足其贷款需求。而小微企业在通过互联网金融进行日常经营活动时留下了大量的交易和支付信息，如基本信息、网络借贷信息、购买信息、交易评价等，互联网征信系统可以利用上述交易和社交信息形成完整和真实的信用评价报告，为线上和线下的贷款机构提供依据和参考，既可以解决小微企业由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的融资难问题，促进其良性发展，又可以拓宽现有信息的采集范围，完善我国现有的征信体系。

另外，互联网征信实时采集征信信息，还可以对信用主体的信用评级进行实时更新，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还可以对海量交易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和索引处理，以提高信息的真实性。

（二）丰富了信用评价的技术渠道

传统征信大多根据一定的数学模型，采用历史交易数据评价信用主体的信用等级，即根据过去的交易记录来判断信用主体现在和今后的信用状况，而互联网征信的信用评价方式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算法等互联网技术动态分析所获得的实时数据，包括信息主体在互联网上的借贷记录、消费信息、交易记录、人脉关系、兴趣爱好、过往行为等数据，动态反映个人和企业的行为轨迹，判断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推断其未来履约能力。这种评价方式能获得信用主体当前状态下真实的信用数据，更能客观、公正的反映个人和企业的信用状况。如腾讯征信利用QQ、微信、财付通、QQ空间、QQ邮箱等多种服务吸引了大量的个人用户，利用社交、支付、金融、社会等四大方面数据，通过数据挖掘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来预测其信用风险，为其个人信用评分，凭借对网络数据的实时更新，更为有效的判断出用户的还款意愿和违约机率。

（三）征信机构种类多元化

2015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八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标志着民营征信机构可以合法地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突破了人民银行在个人征信领域的垄断性地位，今后会有更多的征信机构进入个人征信市场，增加了征信主体的数量，丰富了征信主体的类别。目前征信市场上主要存在两大类征信机构：一类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接入中心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和部分试点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和商业保理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另一类是市场化征信机构，包括上述提到的八家个人征信机构和在人民银行完成备案的135家企业征信机构。

（四）有效控制信用风险

传统征信方式只能对用户过去发生的个别时点的信用状况进行记录，容易产生用户利用时间间隔掩盖其不诚信行为的问题，产生信用风险。而互联网征信企业会动态、实时记录用户的信用数据，并以此作为依据产生真实的信用产品，上传到互联网征信共享平台中，为信贷、消费、交易等机构提供决策依据，降低信用风险。另一方面，以信用信息为依据，建立有效的市场激励、惩罚和退出等机制，采用守信激励，失信惩罚等措施，提升用户的信用保护意识，规范市场交易秩序，促进全社会信用水平提升。

三、我国征信体系建设今后努力方向

互联网征信在给征信体系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诸如征信法律法规不健全、征信监管体系不完善、缺乏统一的征信系统标准、传统线下金融机构不愿采纳互联网征信产品、个人和企业用户信息容易泄露、社会惩戒制度缺失等问题，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优势作用，规避其劣势方面，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我国信用体系建设。

（一）加快征信立法工作，完善征信法律体系

一方面，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我国征信体系架构的基础，也是规范我国征信市场的必要保障。首先，要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一套完整的征信法律法规体系应该从信息的采集、处理、公开和使用；征信报告等产品的使用；隐私保护；征信机构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定，全面覆盖我国征信行业。比如美国征信业的法律法规包括四大类：第一，信息基本法。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第二，针对政府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特殊信用信息的法律法规，如《美国国家安全法》、《隐私权法》、《统一商业秘密法》等，第三，针对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收集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法律，如《诚实信贷法》，第四，针对信用信息内容、信息使用和共享范围、防止信息滥用的法律，如《公平信用报告法》、《信用修复机构法》等，形成全面的法律体系。

另一方面，要制定可操作性强的配套规章细则。我国目前有关征信行业的法律法规包括：《征信业管理条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征信机构信息安全规范》等，初步搭建了我国征信体系的法律法规架构，但随着我国征信行业日益发展和深化，缺乏细化的、可操作性强的具体规章制度的问题就日益暴露出来，应制定与上述框架性法律法规相配套的规章细则，从征信机构的设立和运营、信息采集、处理、加工、发布等环节进行细化，增强可执行性和针对性。

（二）完善监管体系建设，维护信用市场秩序

一是由人民银行牵头，明确界定中央各有关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内各部门的业务责任范围、职能和基本检查方法，建立多层次、全覆盖的监管网络。二是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和互联网时代特点的征信监管方式和手段，改进监管理念，将监管对象从过去的征信机构转变为征信业务，创新监管模式。三是建立各级征信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依靠行业自身力量，制定征信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等行业标准，规范征信市场秩序，加强行业内各企业的沟通合作，促进征信企业公平竞争，建立并维护行业内公平、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氛围。

（三）制定统一的信息标准体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目前，不同征信機构对信用主体的评级依据的是各自的信用评级标准，缺乏行业统一的评级标准，容易造成同样的证信息系在不同征信机构得出不同的信用等级问题。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全国统一详细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评级标准，以提升基础数据质量，排除“噪声”数据的干扰，为信用信息的共建共享创造前提条件。定期维护和扩展信用标准，以提高其针对性和有效性。

此外，我国个人征信业务和企业的信用信息分散在金融机构、各级政府行政部门、行业组织和互联网数据库中，数据整合和共享难度较大。针对数据分散的情况，可由有关部门牵头，联合银行、贷款公司、信托和租赁公司、工商、税务、海关、质检、环保、医疗等部门和互联网数据采集机构，建立统一的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明确个人、企业、征信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公共与商业信息数据的共享条件和共享程度，将数据库中的信息向征信机构开放，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垄断，提高数据的透明度，及时更新信用数据，使征信机构能依据高质量的信息数据生成客观、公正的信用报告。

（四）保障信息数据安全，加强对征信客户的隐私保护力度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技术容易带来个人和企业的基本信息、交易和社交信息泄露的问题。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规定信息采集的范围，防范过度采集用户信息，侵犯用户隐私的行为；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征信机构要征得用户的同意后才能采集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不得随意泄露用户信息，禁止将采集到的信息用于规定以外用途；征信机构不得随意公开用户的信用报告，只能将其用于合法应用场景；加强信用机构的内控机制，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保护制度，保障信用数据安全。

（五）采取多种手段，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应学习先进国家的信用管理经验，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第一，可采用市场性手段，使信用记录良好的个人和企业能享受更多的信用贷款额度、更方便快捷的获得更多的融资、更低的贷款价格等优惠，失信者在失信期间不能享受银行贷款、分期付款、信用卡等消费信用，对失信者的不良信用记录要保留三年或以上，形成长期的威慑力。第二，可采用司法手段，追究信用记录不佳的个人和企業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如采用进行义务劳动、社区服务、罚款甚至判刑等手段，让失信者付出巨大失信成本。第三，可采用社会手段，对守信者在升学、就业、升职方面给予优惠和便利，帮助信用高的用户获得更高效、更优质的服务，对失信者予以严格限制，使失信者享受不到信用带来的便利，如英国每年会对长期诚实守信者授予勋章，以表彰其守信行为。

参考文献：

[1]孙涛，“互联网+”时代征信业发展路径的思考，知识经济，2017，（6）.

[2]雷雪飞，对互联网金融时代征信业发展的思考，金融与经济，2017，（3）.

[3]赵娜娜，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征信体系问题建设探讨，征信，2017，（4）.

[4]李宗超，征信体系建设对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探讨，时代金融，2015，（1）.

[5]郭睿，我国互联网金融完善的创新思考，商场现代化，2016，（3）.

[6]冯文芳，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小微企业大数据征信体系建设探讨，国际金融，2016，（3）.

作者简介：

刘倩（1980—），女，天津人，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业，硕士，现就职于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商业银行业务、国际金融、信托与租赁、网络金融的教学和研究。

作者：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