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经济协调发展论文

摘要：虽然绿色增长已引起当今世界的极大关注，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解析经济协调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解析经济协调发展论文 篇1：

山东省市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协调关系的特征研究

[摘 要]基于山东省17城市2001—2012年面板数据，应用耦合模型，对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以及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对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做出全面判断。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进一步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揭示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结果显示，无论是二系统耦合还是三系统耦合，各市均呈现稳定上升态势，但当前的系统耦合水平并不高；从空间差异看，半岛蓝色经济区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的耦合水平差异不大；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明显受到了其他两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且影响方式具有明显的线性特征。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调关系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全面成型。随后众多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改革的实践都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从金融深化理论看，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有效地动员储蓄资金，并将其引导至生产性投资上，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良好的经济同样也可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活动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由此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的动态因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金融体系规模的扩大，二是金融机构的不断优化，三是金融市场的秩序逐步健全。通过这三个因素的不断优化，并不断加深其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关系，就会产生金融体系本身的不断正向演进，同时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按照这一逻辑，后续出现了大量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观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供给导向”型（Levine. etc[1]，Shan. etc[2]，Antal. etc[3]），即金融发展引领经济增长；二是“需求跟随”型（Lucas[4]，Horváthová[5]，Greenwood. etc[6]），即实体经济的增长带动金融的发展；三是“双向”因果型（King. etc[7]，Levine[8]，Johnson N. etc[9]），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互促的。

近年来，国内有关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亦相当活跃，研究大都遵循了上述范式。谈儒勇发现我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这意味着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10]；赵振全等认为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而股票市场的作用并不明显[11]；冉光和等基于我国东西部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差异明显，因此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可能并不稳定[12]；杨谊主张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制度，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功能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13]；徐景峰，华桂宏等强调要注重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平衡，这样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14-15]。

从已有研究看，虽然多视角、多方法讨论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已较为普遍，但大都集中于金融主体与经济增长抑或是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单独讨论。而如能将这两类分析置于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加以综合研究，从而能够以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化规律，将有可能得出一些更为全面而新颖的结论。

基于此，本文引入“系统耦合”概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具有代表意义的山东省的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为例展开分析。首先，基于山东省地市级数据，对其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程度以及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对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做出初步的判断，并进一步解析山东省金融发展作用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特征；其次，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

二、研究方法

（一）耦合模型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术语，是对两个及以上系统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可以从“协调”和“发展”两个层面定义。协调是一个截面概念，考察在特定时点上，两系统间的相互配合程度；发展是一个时序概念，考察随着时间的延续，两系统共同变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16]。耦合则是上述两方面的综合，全面考察两系统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彼此、协调一致的程度。耦合度的大小标志着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程度的强弱，具体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17]。

有关两系统耦合值的计算方法较为统一，一般的求解过程见公式（1）—（3）[18]。

假设存在两个交互关联的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由综合指数 X、Z 分别标识，则有

式中，为两系统协调度；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也称为发展度，、分别代表两系统对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性（权重），以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两系统为例，笔者认为两个系统同等重要，因此，可设定==1/2；D为两系统耦合度。

以二元系统耦合解析为基础，并对其加以改造，可以对三元系统耦合的机理做出新颖的解析。设定系统离差系数为

（二）可加模型

自1990年以来，可加模型（Additive Model）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证方法在国外被逐步应用于各个领域。其相对于一般非参数模型适用面更广，即使在因变量的分布不易判定或者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的情况下，该模型依然适用[20]。相对于一般的参数线性回归模型，可加模型可以依据研究问题的具体情况分别设定为参数、半参数以及非参数三类模型。这一模型除可以得出各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描绘出各变量之间在一般情况下难以被捕获的非线性关系。此外，可加模型还具有一般非参数模型由数据驱动而非模型驱动的优点，从而可以避免一般非参数回归中当维数过高时容易出现的“维数灾难”问题[21]。因此，本文选择可以描述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可加模型對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拟合。

可加模型最早由Stone[22]提出，在Stone设定的模型中，因变量是由个自变量，，…，的任意函数相加而构成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截距项，为非参数函数，误差项不仅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2的独立同分布，且与因变量独立。为了估计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因此，标准可加模型也可表示为

为了有效解析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内在关系，并且与传统线性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在保留非线性信息的基础上，加入线性部分，构成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为模型中因变量可由自变量表示的线性部分的回归参数。其余部分的含义与式（10）相同。

三、指标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体系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3]，以数据可得性为指针，本文设定了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约束层与指标层两类，而指标层又具体涵盖3级指标（见表2）。

（二）数据说明

本文将研究时序限定为2001—2012年，依据前述指标体系构建了山东省17个地级市12年的面板数据。文中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山东省统计年鉴。这一时期恰为我国及山东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优化的有效期，因此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统一采用线性拟合法估算得到。

（三）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三系统各指标数据的量级和量纲差异较大，因此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组间极值法展开标准化处理。依据指标的正负特征，首先找出各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尔后依据下式进行核算。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就可确定各三级因子的权重值。为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各因子的权重。限于篇幅，权重值不再列出。

（五）综合指数的核算

综合指数可测算单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式（13）中，Xn、Yn、Zn分别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的综合指数；Wi、Wj、Wk分别为各因子的指标权重；Iin、Ijn、Ikn分别表示各因子的标准化数值。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计算二元和三元系统的耦合度。

四、实证分析

（一）耦合分析

运用式（1）（2）和（7）（8）分别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发展度，然后进一步运用式（3）（9）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耦合度D，部分年度山东省及省内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值见表3①。三类耦合度的变动趋势见图1。限于篇幅，协调度和发展度不再列出。

根据表3及图1可知：

首先，从全省整体看（表3最后一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由0.23、0.27变动到0.52、0.51，均由中度失调衰退型提升为勉强协调发展型；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的变动亦出现了完全类似的情况，由中度失调衰退的0.24变动到勉强协调发展的0.52。由此可知各类系统均保持着耦合水平的不断优化，且各系统耦合度发展水平相近。这说明两类二元系统与三系统整体上保持了耦合变动的一致性。

其次，从两大区域看，分别计算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度的年度均值（见表3各区域横向均值），可以发现，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7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6提高为濒临失调衰退的0.49；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4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5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因此，两大区域三系统与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与变动层次，且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而这一点与全省的整体变动趋势是完全类似的。

综上可知，整体上三系统与两类二系统耦合度水平均呈现为平稳发展态势，但耦合水平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呈现出半岛蓝色经济区高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此外还可以初步推断，三系统的耦合度与两类二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要提高三系统的整体耦合水平，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高效协调互促，可以从两类二元系统出发，先促进两类二元系统的耦合发展，进而借此推动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上述结果虽然可以有效揭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以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形成的三类耦合协同共进的过程与演化特征，但无法知晓二元系统耦合对三系统耦合的作用强度，下文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二）可加模型分析

1.实证模型假定

借鑒有关研究[24-25]，为解析金融主体—经济增长耦合度（BE）、金融环境—经济增长耦合度（FE）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AE）的影响，本文建立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是常数项，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残差项。式（14）的右侧前两部分即为常规的线性回归项，后两部分是非参数可加项。非参数可加项并没有明确而先验的模型形式，但可以拟合二者对因变量的非线性影响。该模型可以通过分析线性部分两自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以及非线性部分中两自变量的函数形状，全面考察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协调关系的非线性特征做出分析。同时，为消除变量间存在的时间趋势，本文在进行回归时皆采用的是各变量的增长率，但仍分别用BE、FE、AE表示。为实证结果的分析方便，BE和FE分别定义为自变量1和自变量2。

2.共曲线性检验

在运用半参数可加模型进行回归之前，需要对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Concurvity）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是，检验模型中所关心的某项与怀疑和它有共曲线关系的非参数项拟合值的相关系数R（即决定系数R2）。依据经验，当R的绝对值大于0.5，即判定系数R2大于0.25时，需关注模型的共曲线性；反之，如果R的绝对值小于0.5，则可近似忽略它们可能存在的共曲线性。对式（14）中两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变量之间的拟合相关系数小于0.5，因此可知式（14）满足可加模型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曲线性的要求，即模型的构建较为合理。

3.模型拟合

（1）线性特征分析

依据式（14），以各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分别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进行线性特征估计，结果见表4。

模型中线性部分的参数是不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认为该参数即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长期稳定性影响部分。由表4可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两大区域线性结果基本都在较高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25628，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9965。这表明，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存在负向线性作用；非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36457，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1037。亦表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也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同样表现为负向线性作用。

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从当前形势看，我国金融体系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对实体经济有效支撑远未达到预想的程度，而这些问题在山东省同样存在。首先，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不高，银行信贷、财政资金以及资本市场三方面资金的转化效率不高，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筹措资金的主要途径；同时仍有大量的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而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涌入并存，也意味着国内金融资源的浪费。其次，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明显扭曲，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我国当前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并蕴藏着潜在的金融风险。再次，我国整体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国有银行业一方独大、银行传统业务占据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地对市场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并导致了金融业产出的低效。此外，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新兴金融模式，提供了远超传统金融业生产效率的金融服务，但目前传统金融业并没有完全跟进与有效利用这一新兴模式，这可能导致未来以银行为主的中国金融业遭受强烈的冲击。这些问题无不表现出金融主体运行的低效。总括来看，山东省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金融主体的滞后发展，从而拉低了二者协调发展程度，进而影响了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的协调发展。

（2）非线性特征分析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非线性部分是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这恰好表明了由于外部影响、政策因素等对其造成的短期波动和不能用线性部分来说明的长期影响[24]。由表5可知，两大区域非线性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此，结合上述可知，两区域自变量1、2对因变量的影响在长期内主要以线性作用为主，短期的非线性波动作用并不明显。

五、结论

本文运用耦合模型，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2001—2012年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并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差异性做出了解析。以此为基础，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看，山东省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均表现出不断优化的态势，由三者构成的三系统及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耦合水平不断优化，且发展速度较快。由此可推断当前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前景比较乐观；分区域看，两大区域之间在该三系统及两类二元系统耦合水平上的差距并不大。但当前三类耦合水平均较低，尚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离优质协调发展阶段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今后如何更为有效地提升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高效协调发展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第二，长期看，山东省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主要以线性作用为主，短期的非线性波动作用并不明显。具体看，金融环境—經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三系统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线性推动作用，但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作用呈现为负向线性作用。因此，要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高效的协调互促发展，首先，可优先考虑从优化金融环境入手，持续推进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提高政府在金融领域的行政效率与监管层次；其次，政府应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优化监管机制以及加强对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为金融业的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进而促进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其对三系统协调发展产生更为有效的推动作用；再次，继续加强金融主体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金融发展的新兴领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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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艳芳]

作者：逯进 王文波 苏妍

解析经济协调发展论文 篇2：

“绿色增长”概念解析

摘要：虽然绿色增长已引起当今世界的极大关注，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本文通过对绿色增长及相关概念进行分析和梳理，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的范式进行解析，借助凯特·拉沃斯的“甜甜圈”理论，从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四个层面对绿色增长进行概念解析，认为环保技术的创新和对环境保护的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而绿色增长是对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升华。

关键词：绿色增长；增长范式；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

一、引言

过去几百年来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超额利用，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资源危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退化。随着对未来爆发气候危机的意识日益提高，人们更加意识到不能再将资源、环境与经济分开考虑。此外，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失业、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愈演愈烈。作为一项将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公平连接在一起，旨在打破环境退化、资源枯竭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对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将经济增长、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社会发展四者相结合的经济增长范式，绿色增长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概念。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绿色增长及其相关概念的梳理，得出一个具有运用一致性的绿色增长的概念。

二、经济增长范式的发展

“范式”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有“共同观点”的意思。在某种范式的指导下，不断的积累知识形成了常规科学，虽然可能出现“反常”现象，但此时的范式可保障反常的调整。一旦“反常”的频率越来越高并且所有调整的方法归于无效，已有的范式将不足以应对新问题的挑战，此时就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范式来替代旧的范式。

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产生不同的范式。同样，经济增长的范式也会随着不同的情境而发生改变，绿色增长范式是这种转变的一个结果。

对经济增长范式的研究要追溯到工业革命之前，那时生产力主要是由人力和畜力来拉动。18世纪之后，蒸汽机等工业革命的产物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对人力和畜力的依赖，而改用煤炭、石油等新能源，全球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产生了空前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范式意味着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越多；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极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大批的工人失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资源、环境的危机，学者们也开始认识到之前成功的模型现在已不适用。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人们又提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循环经济；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和基于生态系统理念的生态经济。

三、绿色浪潮的兴起

1、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的崛起，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提出了“循环经济”一词，意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生产投入资源最少、排放的废弃物最少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利用模式是循环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本质特征。然而，当时循环经济的思想还是一种超前性理念，人们并没积极地将此发展下去，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仍是污染产生后的末端治理方式。直到70年代末，连续爆发的两次世界范围的能源危机，人们才意识到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费，循环经济的思想才得到重视和发展。

2、绿色经济的兴起

能源危机还没有得到解决，又出现了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已势在必行。经济学家皮尔斯于《绿色经济蓝皮书》上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意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高效、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在绿色经济中，收入和就业的增长驱动于那些能减轻污染，增强资源效率，并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公共及私人投资。需要通过有针对性地公共支出、政策改革和法规变革来促进和支持这些投资。

相对于传统经济增长范式而言，绿色经济要求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减少自然资本消耗来实现经济发展。

3、低碳经济的发展

在绿色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即废气污染、光化学烟雾、水污染和酸雨等现象。这对自然环境、生态体系和居民健康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对农、林、牧、渔等经济社会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英国最先意识到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在2003年颁布的《能源白皮书》上，提出了“低碳经济”一词，意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形态。

这些概念都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又有各自的侧重点，但相似的是都在描述一种发展状态，而不是发展路径。

四、“绿色增长”的内涵

随着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研究的继续深入，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在逐步加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绿色增长”的经济增长范式。绿色增长所指的不仅仅是GDP中低碳的部分增长，还要聚焦于气候改变的减缓、环境的可持续和减轻贫困及社会公平的提升。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绿色增长的内涵并没有准确的界定，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最广为接受的是OECD组织2011年提出的概念：“绿色增长指在确保自然资产能够继续为人类提供各种资源和环境服务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促进投资和创新，以便为持续增长提供支持。”作为首个将“绿色增长”战略纳入国家政策的国家，韩国将之定义为：“最小化使用资源，减少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通过绿色技术开发，确保增长动力，创造工作岗位，实现经济环境和谐相融的增长方式。”国内学者王金南等认为：“绿色增长是环境与资源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作为内在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模式。”胡鞍钢提出：“绿色增长的核心就是使得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开始脱钩。”中国环境发展合作委员会对绿色增长的定义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也是推动低碳、惠及社会所有成员的发展而采取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过程。”

从上述的一系列概念中可以看出，绿色增长是将资源、环境、社会、与经济四者结合在一起，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三个因素。OECD的概念中侧重的是人类福祉，而韩国的概念则是环境的改善和绿色岗位的创造；国内学者王金南注重将环境作为一种内在生产力，胡鞍钢更看重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相同的是，所有的观点都是以环保技术的创新和对环保事业的投资作为驱动力，保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促进绿色岗位的发展。

在“里约+20”会议上，乐施会的高级研究员凯特·拉沃斯在会议上提出了“甜甜圈”理论，认为如果说地球有一个资源利用的最大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就会导致环境退化，同样有一个资源利用的社会基线，低于这一基线人类就无法生存。所谓的“甜甜圈”就是指这两个界限之间的空间，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获得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源，但人类整体又生活在地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如图1所示。

绿色增长就是使人类的生活空间在“甜甜圈”之内，要做到这一点，环保技术的创新和对环保的投资是一个必要的驱动因素，即通过投资和技术创新，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达到资源效率的提升和污染排放的减少，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通过创造新的绿色岗位，促进就业、减轻贫困并促进社会公平，达到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而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的改善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又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图2所示。

我们将绿色增长定义为：通过在资源有效利用和环保方面的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提升，达到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小的污染和最大的产出，同时促进就业，使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经济增长模式。

五、结论与意义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绿色”的理念就开始兴起，从“循环经济”到“绿色经济”再到“低碳经济”，环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绿色增长”的概念从经济、资源、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和谐发展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经济增长的范式。本文在总结前人对绿色增长所进行研究的前提下，重新诠释了绿色增长内涵，希望有助于实现相关研究在沟通上的有效性。

绿色增长概念的提出及其在世界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地位的确定，为学术界未来经济增长范式的改革提供了研究方向，也为以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指明了方向。需要指出的是，绿色增长的提出并不是对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否定，而是对这几个概念的总结和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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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7] 诸大建：从“里约+20”看绿色经济新理念和新趋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9）.

（责任编辑：郭亚娟）

作者：李晨爽　肖贵蓉

解析经济协调发展论文 篇3：

建设海洋强国背景下海陆经济联动发展研究

[摘 要]本文在分析“海洋强国”战略内涵的基础上，分析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解析出现的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海陆经济缺乏联动机制、高端人才缺口较大、缺乏统筹意识等问题，提出海陆经济联动的“海洋强省”路径为：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实现与腹地无缝对接；优化港口群功能，推动临港产业集群发展；提升交通经济带水平，发挥集聚-扩散作用；创新管理机制，构筑腹地支撑沿海模式。

[关键词]海洋强国；辽宁；海陆联动

21世纪是人类全面开发利用海洋的世纪，开发海洋资源，发展蓝色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国际上，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韩国等海洋强国纷纷制定面向21世纪的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就曾明确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党的十八大又提出“海洋强国”战略，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实施海洋战略”把海洋的重要性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海洋强国的内涵是指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发达、海洋科技综合水平先进、海洋产业国际竞争力突出、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大、海洋军事实力和海洋外交事务处理能力强大的临海国家；外延为通过海洋的强势使其成为陆域的强国，此为海陆联动强国。辽宁省作为海洋资源大省，2011年海洋经济总产值在全国11个沿海省市中排在第八位，占全省生产总值15.1%，而排名第一位的广东省海洋经济总产值占全省生产总值18.6%，陆海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因此，本文在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全新背景下研究辽宁省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统筹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我国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发展概况

海洋经济是以海洋（包括海岸带和海岛）为空间活动场所，以海洋资源、海洋能源为开发利用对象的所有海洋产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陆域经济是相对于海洋经济，以陆域为主要经济发展载体，以陆域资源为对象而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

201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45496亿元，比上年增长9.89%，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62%，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15.7%，涉海就业人员3421.7万人。其中，海洋产业增加值18865.2亿元，占海洋生产总值的41.5%，海洋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传统海洋产业稳步增长，新兴海洋产业发展迅速、海洋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海洋产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

沿海11个省市海洋总产值以广东、山东、上海为前三位（图1），体现了以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为重心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由山东、天津、辽宁组合的环渤海地区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迅速，2011年地区总产值占全国海洋总产值35.9%，超越长三角的31.7%和珠三角的20.2%。而衡量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需要测算海洋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天津以海洋产值占地区GDP比重为31.4%而高居首位，之后为上海29.3%、海南26%、福建24.5%、山东17.7%、广东17.3%、辽宁15.1%、浙江14.2%、江苏8.9%、河北6%、广西5.3%。

二、辽宁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辽宁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发展现状

1.海洋总产值呈逐年递增态势，在辽宁省经济地位不断增强。辽宁省海洋资源丰富，全省海岸线长2920公里，其中大陆岸线2292.4公里，岛屿岸线627.6公里，海洋生物种类多样化，资源量丰厚。辽宁省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五点一线”发展战略后，海洋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从2005年1039.9亿元增长到2010年3345.5亿元，增长了2倍多，年平均增速达26.3%。海洋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由2005年的12.9%增长为2010年的15.1%（表1），在2006年和2011年，海洋经济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42.2%和27.7%，超过了陆域经济15.6%和20.4%的增长率，均表明海洋经济的发展在辽宁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2.大连海陆经济地位突出，增长极作用明显。大连海岸线长1906公里，占全省海岸线总长度73%，陆域与海洋资源优势互补，海陆立体交通运输系统完善，城市现代化程度较高，已成为辽宁省甚至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11年大连市实现海洋经济总产值2033亿元，陆域经济总产值5150亿元，分别占全省的比重为60.7%和23.2%，其中渔业经济总产值646亿元，占全省61.5%。大连港集团完成货物吞吐量达到2.67亿吨，占全省34.2%，集装箱量635.1万TEU，占全省52.9%。可见，在海洋经济发展上大连市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在陆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也较突出，2011年大连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150.63亿元，超过沈阳市的5915.71亿元，高居全省首位。

3.海洋产业结构呈现传统态势，第三产业比重提升优于陆域。辽宁省海洋产业仍以渔业捕捞及养殖业占较大比重，2006年至2009年，海洋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由9.9%增加到14.5%，说明我省海洋产业发展仍以传统水产业为主，渔业资源的发展惯性依然存在并且养殖业作为优势产业的地位不断加强；海洋第二产业小幅下降，由2006年53.5%降为2009年42.4%；而海洋第三产业比重出现上升，由2006年36.6%增加到2009年42.4%，这一趋势符合产业结构的基本演变规律，海洋产业呈现出由“资源开发型”向“海洋服务型”转变的态势，是一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表现。陆域产业结构呈现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波动上升，第三产业保持平稳的态势。

（二）辽宁海陆经济联动发展存在的问题

1.传统产业占比重较大，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是指以海洋高新技术发展和海洋资源大规模开发为支撑的，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较强产业关联和巨大发展潜力的海洋新兴产业。辽宁省传统海洋产业结构所占比重较大，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发展缓慢，所占比重较小。2009年传统海洋产业（海洋渔业、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产值比重为93.3%，新兴海洋产业（海洋油气业、生物医药、工程建筑、海洋电力、海水利用、化工业）产值比重仅为6.7%；2010年，传统海洋产业比重为93.7%，新兴海洋产业比重为6.3%；2011年，传统海洋产业比重略有上升为86.1%，新兴海洋产业比重增加为13.9%，仍然低于全国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总产值18.3%的平均水平。其中，海洋生物制药产业总产值为5.1亿元，占全省海洋经济总产值的0.15%。而山东省2010年海洋生物制药产值达81.1亿元，占山东省海洋总产值的1.0%。

2.海陆经济缺乏联动机制，难以发挥系统整体作用。海陆经济系统的自发联动需要较长的技术、产业转移的过程，根据国内外海陆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政府牵头建立科学、合理的联动机制是推动两大经济系统要素流动的有效力量。一方面，辽宁省沿海经济主管机构分散，初步建设阶段沿海经济带常设办事机构挂靠省外经贸厅，发展阶段发改委设立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交通厅、环保局、海洋与渔业厅等部门也涉及沿海地区的工作，造成多头管理、反复协调的问题，缺乏权威性的国家层面的海陆经济管理及评估机构来负责制定沿海发展规划，提供相关政策。另一方面，海陆经济技术欠缺共享平台，海洋高新技术的发展需要政府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辽宁省科技厅在现有项目支持的基础上应在计划项目安排和经费分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向海洋领域倾斜，构建海陆自主创新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配套平台。

3.海洋科研力量薄弱，高端人才缺口较大。辽宁省在发展海洋科研与教育方面具有一定的传统优势，拥有一批像大连海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等国内知名的专业院校和科研机构。从统计数据看，截至2010年，辽宁省共有海洋科研机构17家，从业人员1993人，与我国沿海其他省市相比，处于中等水平（图2），但是，辽宁省高技术海洋科研力量较薄弱，缺乏高端人才，造成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截至2011年，辽宁省共有海洋科研机构17家，从业人员2118人，其中高端人才（博士）所占比重为5.5%。广东共有海洋科研机构25家，从业人员3088人，但是高端人才比重达到20.7%。

4.海陆规划缺乏统筹意识，出现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临港产业的快速发展，海陆经济在用海、用地等方面由于缺乏统筹意识而出现矛盾，在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下，辽宁沿海地区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恶意竞争等问题。陆域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围海、填海，造成海洋不同行业在分配使用岸线、滩涂和浅海方面的矛盾，致使海域污染日益严重。以港口建设为例，辽宁省港口群以大连港和营口港为核心，锦州港、丹东港、盘锦港、葫芦岛港共六港口，近年来大连港与营口港相互杀价行为虽然推升了货物吞吐量，但港口利润并没有同比提高，内耗造成辽宁省港口整体利益的损失。与此同时，在港口建设上出现各市争上亿吨大港的局面。

5.海陆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尚未建立，造成近岸海域污染严重。由于海陆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尚未建立，造成近海陆源污染的监控、执法检查等相应管理的缺失。根据近几年《辽宁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辽宁省近岸海域污染形势严峻。2005-2011年辽宁省近岸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总体上呈现逐年增多的态势，综合潜在生态风险为中等。2012年辽宁省监测的鸭绿江、大辽河、双台子河等八条入海河流携带入海的主要污染物总量为47.47万吨，其中约53.6%的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从近五年的监测结果看，陆源污染排放是海洋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压力来源。辽宁省双台子河口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始终处于亚健康状态，锦州湾生态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辽东湾北部和两侧的滨海地区海水入侵严重、盐渍化程度较高。

三、促进辽宁陆海经济联动发展对策

（一）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实现与腹地无缝对接

海洋产业与腹地产业间具有天然的对应关系，在加速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的同时，应借助辽宁省陆域雄厚的产业基础，实现陆海产业有机联动。

以高技术支撑海洋养殖业发展，构建海洋水产业与陆域食品加工、生物制药业产业链；海洋交通运输业以综合物流服务为主要模式和方向，注重与陆域集疏运网络的对接，构建陆海联运大通道；修造船业可借鉴鞍钢与大连新船重工的合作模式，借助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技术及人才优势，与陆域钢铁业、装备制造业以及专科院校构筑产、学、研链条；鼓励辽河油田向海发展，加速深海油气勘探，构建与装备制造业科研院所的研发合作；滨海旅游业努力提高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加强与陆域景点的打包、串联。《广东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专项项目管理办法》已由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与广东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专项资金将集中扶持海洋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优先支持海洋生物高效健康养殖、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海洋装备等产业发展，强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力争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

（二）优化港口群功能，推动临港产业集群发展

目前，辽宁港口群呈现大连港与营口港“双足鼎立”的发展格局，今后在功能上形成错位式发展的同时，遵循市场规则，允许各港口企业及相关部门适度的开展行业竞争，从而提高各港口的综合服务水平。辽宁省港口群建设应适度超前于腹地市场的现状，规避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的周期，能够及时满足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

政府应着力培育或吸引那些投资规模大、经济效益好、拉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带动临港产业集聚。并且，注重吸引那些为临港核心产业服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配套产业，加强集群效应。例如，鼓励为大连临港修造船业服务的先进船舶机电制造业的发展，提高集群的配套率和附加值。

（三）提升交通经济带水平，发挥集聚-扩散作用

沈大交通经济带作为沿海港口与陆域城镇经济要素的载体，首先必须加大交通经济带内交通运输网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构建以沈大为一级发展轴，以本溪—丹东、盘锦—锦州、抚顺—阜新为二级发展轴，并缓慢向朝阳和铁岭等地区辐射的点-轴系统。其次，将滨海大道建设为高技术产业带，积极发展新材料、生物制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使这些产业在滨海经济带里不断集群。最后，加强沈阳和大连中心城市对于周边区域经济、技术的扩散，加快生产要素、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发挥沈大经济带对于港口和内陆的拉动作用。

（四）创新管理机制，构筑腹地支撑沿海模式

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机制主导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原则，支持陆域民间资本进入陆海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等领域，创新陆海统筹管理机制。

首先，辽宁省应先试先行，成立省级陆海统筹委员会，协调管理陆海各产业的发展及陆海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以使各部门、各市、县（区）目标明确、互相配合、提高效率，克服当前陆海综合管理方面的弊端。并且辽宁省海洋渔业厅和环境保护厅应联合制定《辽宁省海陆环境保护合作发展规划》，完善近岸海域的监测评价体系，明确管理职责和执法检查的责任与权利。其次，在对接《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与《辽宁海岸带保护和利用规划（2012-2020）》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台《辽宁省海陆统筹发展规划》，进一步争取国家更多的优惠政策与支持。规划设立海洋经济发展实验区建设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建设，支持涉海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支持海洋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平台等项目建设。最后，建立不同层次的管理结构，尤其加强横向部门之间的联系性，鼓励民间机构的参与性与积极性，对陆海统筹规划方面的不足进行弥补，加强海洋人才的引进与管理，造就一批适应海洋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更加科学、完整的陆海一体化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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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亚男

作者：董晓菲 曲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