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农作物论文

摘要：中国是农业大国的地位至今没有动摇，“三农”问题一直被政府以及学者所关注。明清时期苏州发展为江南经济的典范，使得苏州“三农”问题成为学者追捧的对象，研究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存在明显特色。本文旨在分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今后关于明清苏州地区“三农”的研究方向。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明清时期农作物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明清时期农作物论文 篇1：

郑州地区明清地方志文化传播及研究趋势评述

【摘要】郑州地区明清地方志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地理等地方史料，近期以来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影响力稳步提升，传播范围逐渐扩大。国内研究者在古籍整理及影印出版、专题史料研究等方面已取得不少优秀成果，但在研究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突破，在郑州区域历史特色总结上亦需要继续深入。加强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历史内涵的研究，对于提升其文化传播影响力以及当代郑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郑州地区;明清地方志;文化传播;地方志整理

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省会、国家中心城市，政治、经济地位冠甲中原，其境内现辖6个市辖区、代管5县级市（巩义、新郑、登封、新密、荥阳）、1县（中牟）。明清时期，今郑州所辖地区由于地处黄河水陆要冲，属文化、商业繁盛之地，明清两代地方政府陆续修撰了大量地方志，留存至今的亦较多。近代以来，随着郑州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急速提升，针对郑州地区明清地方志的整理、影印出版以及专题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郑州地区明清地方志传播及出版状况

明清时期，除了郑州曾在清代雍正、光绪年间两次短暂地升为直隶州外，今郑州所辖区县在行政上分隶开封府（郑州、新郑县、中牟县、密县、荥阳县、荥泽县、河阴县、汜水县）、河南府（巩县、登封县）管辖。[1]因明末郑州地区经战火屡次蹂躏，现存明刻本较少，以清刻本居多，共计10类38种。此38种郑州地区明清方志修撰后，经官方、私人收藏流转，传播甚广，至今以国内外公立图书馆收藏为主，以刻本、抄本、胶卷等形式保存。以河南省各图书馆收藏最为丰富，河南省外收藏以北京、上海市最多，且多时代久远的孤本、善本，如嘉靖《郑州志》、顺治《荥泽县志》仅上海市图书馆有明、清刻本各一种，嘉靖《荥阳县志》、嘉靖《汜水县志》仅北京市图书馆有明抄本各一种，弥足珍贵。还有一些流传至台湾地区，如顺治《汜志》仅台湾有完整本。[2]另外，海外日本东洋文库、近卫文库、京都大学图书馆，美国燕京学社等机构亦收藏有少量郑州地区明清方志，版本多精良，保存状况较好。

196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叢书·河南省》影印出版康熙《新郑县志》（朱廷献、刘日煃修纂）、乾隆《登封县志》（洪亮吉、陆继萼等修纂）。此二方志为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朱廷献等修撰，体例完备，内容精审，在当时即被视为善本，流传最广，影响巨大，故而在台湾《中国方志丛书》中被优先选择出版，实属难能可贵，开风气之先。

20世纪80年代以来，郑州市相关史志机构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有选择性地影印、点校出版，[3]2002年，《郑州志两种》（康熙郑州志二册、嘉靖郑州志一册）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些工作对于拓展郑州地方志文化传播范围、促进国内学者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2016年，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河南历代方志集成》由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共19卷565册，收录了1949年以前河南历代方志586种。其中郑州卷共收录郑州地区明清及民国志书47种，共计18册。对郑州地区明清古本方志进行系统整理，实现对地方志这一区域历史文献载体的保护和传播，为后续研究、保护、开发、利用郑州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完备的基础资料。2018年，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南省善本方志辑》（第1辑）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共收录今河南省境内各区市县古旧善本方志63种，其中含郑州地区4种：乾隆《郑州志》、康熙《河阴县志》、乾隆《汜水县志》、乾隆《新郑县志》。这些善本方志多为国内首次影印出版，版本价值与史料价值十分珍贵。

可以发现，郑州地区明清方志在国内外丰富馆藏的基础上，随着近期地方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以及地方志文化传播手段更加具有便利性，郑州地区明清地方志的出版传播呈现出全面整理和重点出版相结合的新局面，为下一步展开对郑州地方区域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郑州地区明清地方志文化传播及内涵研究现状评述

（一）郑州地区方志文献学提要编写及修志史实考证研究

少数河南本土史志研究学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进行了开创性的版本文献学研究，做出了较为出色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其代表性人物有栾星、张万钧、申畅、刘永之、耿瑞玲等前辈。栾星撰文论述了郑州历史上建置沿革和历代郑州地方志的编纂情况，[4]还简述了荥阳县的建置沿革，扼要介绍了历代有关荥阳县的数种县志。[5]张万钧撰文指出《千顷堂书目》中著录的两种明嘉靖《郑州志》著录有误，所记吴三乐《郑州志》与徐恕《郑州志》其实是同一本书。[6]这是为数不多的专门针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的期刊论文。还有一些学者从明清河南地方志整体研究出发，内容对郑州地区有所涉及。如申畅先生之专著《河南方志研究》[7]及其论文《清代中州方志学概述》（1991），对河南方志的修撰历史进行了梳理，对河南方志的成书及流传情况进行了考证，侧重研究明清两代中原地区的方志，其中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有所涉及。刘永之、耿瑞玲著《河南地方志提要》[8]对历代河南方志进行搜集整理，撰写提要，具有很强的检索和参考价值。

受20世纪研究条件所限，针对郑州地区明清地方志研究的人员较少，集中于河南省图书馆、社科院、地方史志办等少数专业研究机构，科研成果相对有限。但这些老一辈学者大多学识素养较高，在艰苦的条件下用敬业负责的态度对地方志文献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和提要的撰写工作，所出成果多为精品，为后来学者之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二）利用郑州地区方志史料对明清河南历史、地理、文化展开研究

首先，是对河南明清地方志修撰情况的进一步细化研究和更加全面的总结。如张佐良《清初河南修志述论》一文，考察了顺治、康熙年间河南修志对清代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贡献，是国家文治工程的重要举措;庞乃明、姬云锦《明代河南儒学与地方志》一文，着重研究了明代河南儒生在地方志编纂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地方志对于研究明代河南儒学具有重大价值;罗志欢《明清岭南士宦主持纂修河南地方志述略》一文，考察了明清时期在河洛地区为官的岭南籍士宦对推动中原文化发展和地方志编纂中的举措和作用;孙文杰《五十五年来河南旧志整理与新志编纂》一文，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地方志的整理和编纂工作进行了全景式的回顾和总结。

其次，利用明清地方志文献对郑州区域地理、水文环境变迁历史进行研究的成果有新的突破，特色鲜明。郑州大学陈隆文教授之专著《郑州历史地理研究》[9]《明清以来中原水运兴衰探索》[10]及其指导之硕士论文：王军伟《明清时期郑州地区水环境变迁研究》、耿晓洁《郑州地区行政区划的变迁及其规律》，分别探讨了郑州古代交通、古代水系与湖泊、行政区划变迁等历史地理问题，利用了大量郑州明清地方志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分析。

再次，还有不少研究者对明清时期河南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专题研究，亦对郑州地区地方志加以分析利用，研究视角丰富多彩、成果大量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30余篇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延安大学、江西大学、安徽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博士、硕士论文，80余篇期刊论文对明清时期河南灾荒及社会应对体制、商人传记、豫商的发展、集镇、土地利用变化与人文机制、人口与土地关系、农作物种植与分布、书院、乡贤祠、方言等进行专题研究，涉及地方社会体制、城市与商业、土地、赋税、人口制度、科举与教育、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在此不再一一枚举。

（三）文化传播及内涵研究现状评述

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本土学者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的基础性整理及文献学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利用郑州地区明清方志文献开展历史文化研究成果数量、种类逐步增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研究机构以河南本土的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为主，延及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省外知名高校，使郑州地区在方志领域的关注度稳步提升。研究人员以硕博士等青年研究学者为主体，进一步研究潜力巨大。这对于增强郑州历史文化传播影响力、提升城市现代建设软实力，是一个十分有利的积极因素。

但是，值得我们清醒认识的是，目前学术界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相关之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还存在研究体系不够全面、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研究视角有待创新等需要提高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成果多为针对河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整体研究，对郑州地区之研究分量较小，对郑州地方志以史料利用为主，而专门的针对性研究很少;第二，少数针对郑州地方志之研究以文献学研究为主，而对其包含的丰富的明清时期郑州经济、地理、文化史料归纳、发掘还不够充分;第三，利用地方志资料彰显郑州地区区域特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这些不足之处将来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进一步弥补提高。

三、加强郑州地区方志文化传播研究的价值及对策

（一）研究价值

地方之有志，犹国之有史。郑州地区明清方志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地理、民俗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是研究郑州区域历史文化的巨大宝库。针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进行专题研究，扩大其国内外文化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力，有着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为郑州区域历史构建提供学术支撑。郑州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八大古都”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自远古时期以来的考古遗存。由于其介于洛阳和开封这两大古都之间，郑州地区在先秦至唐宋时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此段历史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而随着宋代以后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郑州乃至河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逐渐没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郑州的历史文化关注相对较少。随着近年来郑州区域地位的不断提升，构建延续而丰富的郑州区域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需求，可以为郑州明清时期区域历史构建提供研究支持。

其次，为恢复郑州历史景观和民俗文化提供历史依据。现在郑州处于飞速发展建设时期，其地理景观、人口结构和风俗习惯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何在现代化建设和传统文化保存的矛盾中实现均衡取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郑州地区明清方志保存了大量的郑州历史景观资料，如明清“郑州八景”等著名人文景观，以及丰富的传统民俗资料。在适当的条件下逐渐恢复一些历史景观和传统民俗，对于提升郑州城市文化内涵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加强针对性研究可以为此类举措提供历史依据。

再次，为郑州地区生态环境发展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水文、环境、人地矛盾情况及应对措施，在充分研究地方志的基础上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亦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二）提升郑州方志文化传播影响力之对策

（1）继续深入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的版本目录学研究。继续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开展全面的文字校勘、整理出版工作，对其版本、作者、编纂的原因及过程、文献流传保存情况进行历史文献学的考察，撰写内容提要，勾勒、总结出郑州地区明清时期地方志的总体面貌及基本特点。

（2）拓展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内容研究。对郑州地区明清方志所载的内容归类分析，分行政体制，军事制度，土地、人口、赋税制度，科举、教育制度，城池建设，民风民俗，人文景观，地理环境变迁，乡贤名人等条目进行逐一考察研究，厘清其基本内容和发展脉络。

（3）利用明清方志加强对郑州地区时代变迁与空间差异对比研究。结合地方志文献和其他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郑州地区明清时期不同时间阶段的历史面貌变迁进行对比研究;对郑州地区区域内的不同州县因地理环境、政治影響、经济高低而带来的空间差异进行对比研究。

（4）要十分重视对郑州区域历史的规律总结。总结郑州地区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情况变迁的趋势和规律，挖掘其深层次的时代因素，并结合郑州在河南乃至全国的地位进行总体观察。总结郑州地区明清时期各州县的地域政治、文化、风俗的同一性，探究其差异之处，分析其同一和差异性的内在规律。

总之，为了进一步彰显郑州明清方志在河南乃至全国的文化价值，提升其传播影响力，要求我们在深入而可靠的历史资料挖掘和规律总结的基础上，突出彰显郑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地域，对当今郑州建设区域性经济中心、历史文化名城，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和城市合理规划等方面，提出合理可行的历史经验借鉴。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201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郑州地区明清地方志研究”（项目批准号：2018-ZDJH-330）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耿晓洁.郑州地区行政区划的变迁及其规律[D].郑州：郑州大学，2010：22.

[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556-564.

[3]孙文杰.五十五年来旧志整理与新志编纂[D].郑州：郑州大学，2005：12-15.

[4]栾星.郑州志叙录[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1（1）：69-73.

[5]栾星.荥阳县志叙录[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0（2）：86-88.

[6]张万钧.明代河南方志考“千顷堂书目”纠错之一[J].河南图书馆学刊，1988（2）：31-33.

[7]申畅.河南方志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8]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9]陈隆文.郑州历史地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0]陈隆文.明清以来中原水运兴衰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作者为郑州大学图书馆馆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编校：董方晓

作者：梁允华

明清时期农作物论文 篇2：

关于明清时期苏州“三农“问题研究综述

摘 要：中国是农业大国的地位至今没有动摇，“三农”问题一直被政府以及学者所关注。明清时期苏州发展为江南经济的典范，使得苏州“三农”问题成为学者追捧的对象，研究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存在明显特色。本文旨在分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今后关于明清苏州地区“三农”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苏州 明清时期 “三农”问题

自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苏州无疑是其中心。我们常用“三农”问题概括农业、农民、农村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一总结说明其三者的不可分割性，对其中一部分的研究必定涉及其他两个方面。本文虽然将“三农”划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分析，但要明确的是每个部分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有其侧重点。

一、农业的研究

农业是基础，学者对于苏州农业的研究涉及农作物品种、栽培技术、土地利用状况等多个方面。如潘国英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了庙会活动和苏州农业的联系。他从立春行春会、赛猛将军会、东岳生日会等五个有代表性的庙会着手，认为这些农事活动或反映了传统农业生产特色，或展示了与农业有关的时代经济新面貌。夏维中探究了明中后期苏州地区的农业状况，他认为应该重视农业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劳力集约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等。范金民对于清前期的苏州农业发展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从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生产、经营、生产关系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以农业为主的综合型产业结构、精耕细作的程度、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以及永佃制的发展和地权的进一步分化是清前期苏州农业发展的四大特色和重要表现。土地是农作物赖以生存的根基。王克强对于明清苏州地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展开探讨，其中水网平原的土地利用问题，涉及地力生产、土地抛荒等方面，说明了明清时期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

很多学者将苏州作为地域范围的一部分做了深入探讨。如朱冠楠、李群将太湖流域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稻鱼共生”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进行论述，充分体现了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农林牧副渔整体、系统的生态养殖观念。如赫鹏飞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果树种植研究》、闵宗殿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赵荣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农业生态模式研究》等。在以太湖流域进行的农业研究中，陈家其的文章突显出来。他从气象学的视角，分析了明清这里的气候特征，并认为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粮食产量下降等农业问题都与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有关。

二、农民、农村的研究

农民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也是社会的主体。而农村是农民生活的空间。不论是农村什么事物的变化，那都必定有农民的参与，所以对于两者的研究是不可分割和大量存在的。

以苏州作为地域限制来看，研究的成果有很多。如王朗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分析明清时期苏州村落和村落群景观的基本要素。他认为由于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追求村落生活意境具备了村落中生产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好和拥有一定数量的文人士大夫两个前提条件，使得明清时期苏州的古村落呈现出典雅的人居思想和文化。陈晓红对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农户兼业行为进行了研究。她认为生产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粮食市场兴盛都是农户兼业的原因，而这种分化和分工促进了这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被看做是农民的理性選择对近代化的贡献。对于明清时期苏州农村的研究大多关注特色民俗。李明在比较苏州与徽州民俗的过程中对苏州的农耕和渔业养殖习俗进行了论证，分析了其形成的自然环境。谭鑫在总结明清时期苏州地区人民对关帝的信仰时分析了关帝的民间职能，如求财、祈福等，而各州县庙宇普修，展示了这种信仰在民众间的普遍性。王健认为明清时期苏州民间信仰的存在使得国家与民间社会在信仰领域中较少正面冲突，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带。这种度的把握说明了统治者对以农民为主题的大量民众的有效控制。

涉及苏州地区的研究大量存在，与明清时期农业研究不同的是，学者较偏爱于“江南地区”这一宽泛的概念。王仲对江南农业劳动中的妇女展开了研究。他认为妇女所从事的劳动是交叉的、多重的，她们的辛劳使得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一定提高，反映在服饰、巨额彩礼、“惧内”一词的出现等方面。李伯重也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妇女所从事的主要劳动问题，他将江南地区“男耕女织”传统模式的充分发展推迟到清代中期以后。他认为自明中后期，农家妇女逐渐脱离农作而专力于育蚕与棉纺织、男子脱离棉纺织而全力耕作的趋向已很明显，大体而言，以“夫妇并作” 为代表的男女同工模式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对传统观念中“男耕女织”固定观念的极大突破。周玉兵在论证了明清江南农业中妇女复杂劳动的现象和“男耕女织”劳动方式的基础上，对小农家庭的生产规模和经济生活做出了分析。他认为明清时期政府的高额田赋使得江南的小农家庭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贫困生活。

一些学者的关注点在于农村典型的行业领域。如常红萍、张磊等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江南的牙行组织。他总结了牙行组织的概况、条件以及多样的经营方式，肯定了其在商品生产、销售等环节起到的沟通与协调作用，又强调了不利方面。常红萍、王亚军对江南的典当行业做了研究，包括典当的概况、组织管理方式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他提出农村借贷经济组织的不健全， 是典当行业存在的原因。抛开其剥削的一面，其对农村发展是有利的。

也有学者也将范围缩小到苏松和江苏地区，如王健的《明清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周志兵的《明清时期江苏农业中的雇佣劳动状况》。

综上来看，很多学者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展开研究，对于明清时期苏州“三农”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在生产模式、农耕习俗、民间信仰、家庭生活以及农村的其他行当等方面。农业是农民和农村的载体，对于纯农业性的研究主要是水稻、水生蔬菜、果树等。在经济发达的苏州地区，花、树的种植也是大量存在的。同时，对于食用性农业产品的研究自然让人们联想起明清苏州地区农民的饮食习惯以及农产品的食用与销售问题。其次，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关于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耕作方式、生产工具农业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很少涉及。这些都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J].中国农史，1991（3）.

[2] 陈晓红.苏州农户兼业行为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9.

[3] 常红萍，张磊，王亚军.明清江南地区农村牙行组织的社会学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5）.

[4] 常红萍，王亚军，明清江南农村典当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3）.

[5] 范金民.清前期苏州农业经济的特色[J].中国农史，1993（1）.

[6] 赫鹏飞，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果树种植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2011.

[7] 李明.从生态民俗角度比较明清苏州与徽州的区域民俗文化，民俗研究[J].2006.

[8] 李伯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

[9] 闵宗殿，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J].古今农业，1999（2）.

[10] 潘国英，从庙会活动看明清蘇州农业经济略[J].中国农史，1992（1）.

[11] 谭鑫.明清苏州地区关帝信仰与民间社会[J].黑龙江史志，2013（32）.

[12] 王克强.明清苏州地区土地利用及其可持续性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2000.

[13] 王朗，明清苏州村落的景观要素及其变迁[D].苏州大学，2005.

[14] 王健.祀典、私祀与淫祀：明清以来苏州地区民间信仰考察[J].史林，2003（1）.

[15] 王仲.明清江南农业劳动中妇女的角色、地位[J].中国农史，1995，14（4）.

[16] 王健.明清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7.

[17] 夏维中，对明中后期苏州地区农业发展中几个问题的反思[J].中国农史，1996（2）.

[18] 朱冠楠，李群.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生态养殖系统及其价值研究[D].中国农史，2014.

[19] 赵荣.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农业生态模式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8.

[20] 周玉兵.明清江南小农的家庭生产与经济生活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7.

[21] 王健.明清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22] 周志兵，明清时期江苏农业中的雇佣劳动状况，安徽农业科技，2009.37（29）.

作者：沈婧

明清时期农作物论文 篇3：

明清时期遵义地区农业开发探析

摘 要：遵义地区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为贵州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本文通过对大量地方志的进行梳理，对明清时期遵义地区的人口增长、土地开垦、耕作技术及农作物的种类进行探究，进而总结遵义地区农业开发的影响。

关键词：明清；遵义地区；农业

遵义地区的农业在整个贵州是开发比较早的地区之一。明万历二十八年，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以后，播州再度纳入中央，明政府实行改土归流，由政府派遣流官治理播州。从此，播州进入稳定的农业发展阶段。

一、明清遵义人口增长

明清时期遵义人口的增长可分为两种。一为移民，移民分政府组织与自然移民；一为的自然增长。

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赤水卫，按明代兵制，每卫额定5600人，据嘉靖《贵州通志》记载，贵州都司所辖下的赤水卫的兵员为“10307”名。这种官方的军事移民，称之为军屯。另外明代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明史·食货志》：“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在遵义也有类似发展，万历二十八年，设平越一府、黄平一州及瓮安、余庆、湄潭三县，“招复民户九千六百七十八丁口”，材料显示此时黔北的一些地方存在民屯，遵义地区亦大致于此相同。

自然移民。明末，张献忠割据四川，由于战乱，四川人民大量涌入遵义。“惟遵义远在荒徼，幸免毒手，附近之人，以为乐土。惊魂丧魄者，络绎不绝，烽屯蚁聚于斯”。

清代遵义人口增长方式主要为自然增长。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遵义府人丁仅有“7263”，及至乾隆二十三年，遵义府人口增加到44727户，人口有218176，道光十九年，遵义府有户111450户，人口有561323，可见从乾隆年间到道光年间，遵义府的户数和人口都增加了两倍多。

大量移民流入遵义，一方面为遵义农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为遵义农业的农作物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清代人口的激增，为遵义的农业开发提供了劳动力。

二、明清时期遵义的土地垦殖

在明代，随着大规模移民的涌入，遵义地区的土地垦殖面积逐渐增加。据道光《遵义府志》载：平定播州后，遵义府一府五州县的田土有1281447亩，从明代整个贵州来看，播州开垦的土地最多，仅遵义县就有266037亩。

清初，政府奖励垦荒的政策。康熙四年，贵州巡抚罗绘锦奏曰：“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鸿初集，田多荒废，粮无由办，请不立年限，尽民力次第开垦，酌量起科。”清初，遵义府有原额熟田地556877亩，康熙二年，增加到563534亩，乾隆五年，增加到895964亩，之后大致稳定。而且田地的熟化程度不断提高。到清中期，仅遵义县就有上中下熟田264431亩，全熟地143499亩。

三、明清时期遵义耕作技术的进步

遵义地区由于受地势条件的影响，无法在耕作方式上取得较大的进步，因而在其他方面取得发展。如在施肥技术上，据《增修仁怀厅志》中就根据不同的粪便的性质施在不同性质的田土上，“大粪、豕粪，皆性凉，黄土、红沙地，高燥者，宜之；马粪，性热，冷水、冷沙地之卑湿者，宜之……”，此外，还有菜油饼、牛粪、柴草灰等肥料用于农业生产。

另外，耕作的农具也有所进步。道光时期，遵义百姓已经使用秧马，道光《遵义府志》曰：“吾乡治秧田，刈戎菽等密布田内，用秧马践入泥，俟烂，则播种，其力倍于粪，且不蠹……”此外，明清传入遵义的农耕生产工具还有龙骨车、牛打脚、蒲辊、犁辕等。

四、明清时期遵义农作物种类的增加

明清时期遵义的农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最典型的就是棉花、包谷、甘薯和蚕丝的传入。明代中叶棉花引进贵州，引进贵州的棉花主要有两种，即木棉和草棉。关于草棉在贵州的最早记载在思南府，史载：“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山地招佃安插为其业。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弃荞粟而艺绵。”而黔北主要在种植木棉，种植主要分布在遵义、仁怀等地。史称：“木棉，江南多有之。春二三月下种，生花，结实，熟，其皮四中绽出如棉。”道光年间，遵义棉花的种植不断扩大，所种之棉株，“繁茂与中州同，”仁怀县，“花厂地低近河，居民多种植棉花”，棉花的种植兴起后，还出现了棉花的加工行业，史载：“土人以竹为小弓，牵弦以弹。绵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

玉米俗称包谷，明末清初，玉米传入贵州，逐步成为这贵州的主要粮食。玉米种类较多，据道光《遵义府志·农桑》记载：“曰箐包，产高山，坝不宜。曰九子包，一茎九实，五色，各以色名”； 即使“产米颇饶”的遵义府，也在山地大面积种植玉米。遵义府仁怀县，“箐地田土气冷，有大春无小春，宜稻、菽、小谷、稗子、高粱、包谷，而民间尤恃包谷为日用之需”。据道光《遵义府志》载：“岁视此（包谷）为丰歉，此丰，稻不大熟亦无损。价视米贱而耐食，食之又省便，富人所唾弃，农家之性命也。”可见，玉米成为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粮食之一。

番薯，又名红薯，明末清初传入贵州。道光《遵义府志》“甘薯，……蒸煮可食。《异物志》：甘薯，南方民家以二月种，十月收之，……南人当米谷，果食，炙皆香美。”周亮工《闽小记》“（红薯）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皆可以长”，又由于红薯耐旱高产，黔北所属州县广泛种植，“（红薯）有红白两种，山农广种者，收多至三四十石，即煮以当粮。亦可碎切和米作饭”；又载“甘薯，色红腴而味甘纯，土人以之作粮，资养力最厚不亚洋芋。”

蚕分为山蚕和家蚕。在贵州最早兴起的是遵义府的山蚕。由遵义府太守陈玉殿从山东引进，因其见贵州各地盛产青冈树，“橡一名槲，……黔人谓之橡，又谓之青冈树。……自乾隆八年，知府陈玉殿携其蚕种山佐来，教民种橡以养之，取丝为帛，至今衣被甚广。”于是派人到山东购买蚕种，教民饲养，到乾隆八年，蚕茧数达800万只，“遂谕村里，教以放养缫织之法，令转相告，授以种，给以工作之资……蚕师，织师之徒，能蚕织者各数十人，皆能自交其乡里。”几年后，柞蚕山场扩至“百余所”，主要分布在遵义、湄潭、仁怀、绥阳、正安、桐梓等州县。桐梓县“育蚕织茧，有双丝、水丝两种，名曰桐绸，较遵义正安稍逊。”仁怀县“树多青，李博等里资以养蚕”；仁怀厅“结茧数万，试织蚕绸”； 绥阳县“邑栽桑饲蚕”。《黔南识略》称，遵义府“其利甲于黔省，其绸行于荆蜀吴间矣。”足见遵义养蚕业发展的盛况。

家蚕最早兴起于正安。正安州“向无蚕丝。乾隆十三年，州吏目徐阶平自浙携蚕种来，教民饲养。因桑树较少，先以青叶饲之，后亦渐植桑。食青者为山丝，质粗色劣，食桑叶者为家丝，质精色美。商通各省，贩运甚多。”可见家蚕所产也分为两种，用青叶饲养的称为山丝，其质量远不如用桑叶饲养的家丝。

结语

明清时期遵义地区一批高产耐旱的农作物逐渐传入遵义，引起了遵义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解决了许多人的民食问题。类似于玉米、甘薯这一类粮食作物，养活了更多人口，也反过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另外，养蚕引进及发展既满足了人民生活，又促进了遵义丝绸业的发展，遵义丝绸在清代盛极一时，物美价廉，可与吴绫蜀锦在中原各地的市场竞争。此外，正安的府绸、桐梓的桐绸也远销各地。可见，这一时期遵义农业的发展为后来遵义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 （清）郑珍，莫友芝纂.遵义府志[Z].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3] （清）崇俊修，王椿纂，王培森校补.光绪增修仁怀厅志[Z].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4] 范同寿.黔史掠影[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5]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三卷：清代的贵州[].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作者：刘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