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司法环境法论文

摘要：我国的环境司法处于发展初期，有关环境纠纷的司法救济程序散落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环境司法环境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环境司法环境法论文 篇1：

环境司法专门化在中国的机制障碍与路向转换

摘要：

当前中国环境司法的专门化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表现为环保法庭纷纷设立并呈现“过度”量化表征。与环境司法专门化配套的保障机制建设却相对滞后，环境司法专门化运行开始偏离制度初衷，面临突出矛盾和重重难题，导致其价值与功能未能实际发挥。针对环保需求和纠纷数量日益增长的客观现实，必须正视和反思当前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所面临的机制性障碍，以保护环境资源与维护环境权益为逻辑基点，从宏观理念、中观程序以及微观职责等方面进行制度突破和完善，促进专门化环境司法的纵深发展。

关键词：环境诉讼；司法专门化；机制障碍；路向转换

1008-5831（2013）06-0101-06

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在环境保护纠纷案件数量较多的法院可以设立环保法庭，实行环境保护案件专业化审判，提高环境保护司法水平。该意见出台后，各地法院纷纷以环境保护审判庭、合议庭以及巡回法庭等形式（以下统称为环保法庭）积极开展环境司法专门化试点。但是，与此种热闹景象不尽协调的是，大量环境案件最终并未真正进入司法程序，许多环保法庭呈现门庭冷落之象。专业的司法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折射出环境司法专门化在发展理念和制度层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试图厘清当前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所面临的程序与机制障碍，转换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路向逻辑，以促成环境司法机制完善，更加契合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

一、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在中国的运行现状分析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国家或地方设置专门的审判机关，或者法院在其内部设置专门的审判机构或组织对环境案件进行专项审理。实践表明，此处的“司法”是指狭义的，仅指法院的司法活动。环境司法专门化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单纯的概念演绎，而是社会现实需求使然。

（一）环境司法专门化是环境现状对司法需求的现实反映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专门性环境司法有着强烈的制度需求。据统计，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1]。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经济转型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二是当前公民环境权益的法律维权渠道不畅；三是公民环境权益意识增强，尤其在当今信息时代社会公众对环境污染事件不再沉默，而是积极通过网络、微博等进行揭露和反映，引发群体响应，进而升级为群体性的诉求表达甚至对抗性冲突事件。

众多专门环境审判机构临危受命，成为应对和缓解环境问题的重要力量。截至2012年11月，中国已成立环保法庭95家^[2]，具体表现为环保审判庭、环保巡回法庭、环保合议庭以及独立建制的环保法庭四种模式，主要分布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贵阳、海口、无锡、昆明等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以及贵州、江西、山东、重庆等地的多家基层人民法院之中。环境司法作为化解环境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被寄予厚望。一方面，为环境受害者提供了一条以国家司法强制力保证的救济渠道，使污染和破壞者面临严厉的法律威慑，有效缓解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另一方面，跨地域管辖、统一尺度的专门性环境司法为环境执法提供了一种更为权威、规范的效力保证，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敦促环境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环保职责。此外，因应社会分工发展的现实，在专业司法领域对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试点探索，实质上推动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

（二）环境事件频发与环境诉讼受案数的现实矛盾

但是，与环境问题的现实演变不尽一致的是，作为正义最后防线的司法审判，近年来受理的环境诉讼案件并不多见，一些地方的基层法院甚至还没有受理过环境案件^[3]。很多地方试点建立的环保法庭面临着“无米下锅”、无案可审的局面，这在国家有关机关发布的权威数据中得到印证。例如，2002-2006年，有关环境问题的举报平均增长率约为87%，但是，环境诉讼案件数量并未出现相应的增长。2004年审结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4 453件，2005年只有1 545件，2006年略有上升，但也仅有2 146件^[4]。学者整理的统计数据也表明，环境类案件在各地法院每年受理案件中所占比例始终在低位徘徊，“以海南省为例，2003年环境类案件占案件总数的0.06%，2004年为0.008%，2005年为0.05%，2006年为0.06%，2003年至2007年环境类案件总数所占的比例为0.04%” [5]。 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以后，这种状况也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例如，已成立近五年的昆明中院环保庭，一直处于“无案可审”的尴尬位置，而此种情况是全国环保法庭的共同处境^[6]。由于真正通过诉讼程序处理的环境案件并未与环境事件同步增长，环境纠纷案件数量和环境污染事件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揭示了环境司法领域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问题，表现为一系列矛盾，“一方面是中国当前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高发，另一方面是法院受理的环境案件极少；一方面是案件的类型单一，另一方面是一些基本的环境司法规则没有得到良好运用；一方面是经过司法裁判的案件少，另一方面却是进入申诉程序的案件多”^[7]。

（三）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运行中的失范表现

在环保法庭几乎无案可审的同时，其他传统类型案件却是逐年攀升，“人案”矛盾十分突出。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如果环保法庭到了无案可审的地步，要么将其撤销，要么就去审理其他案件。实际上这种状态已经偏离了制度设计初衷，主要表现如下：其一，被迫审理非环境类案件。在其他类型案件多、法院办案压力大的现实情况下，环保法庭不可能因为环保案源不足而闲着。为了均衡法院内部各个业务审判庭的工作量，环保法庭只得承办一些与环境纠纷毫无关联的、传统的民事、刑事或者行政类案件，许多环保法庭逐渐异化为非专业性的审判机构。其二，成为司法改革政绩工程。一些环保法庭在设立之前对当地环境问题缺乏充分调研，其隐含目的可能是主要解决法院内部中层领导职数等“实际问题”。一旦环保法庭成立后，为了完成考核任务，只能采取各种方式开拓案源，甚至违规鼓励当事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主动争取基金资助，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其三，超越现行立法盲目试点。一些地方的环保法庭试点过于创新和超前，甚至不惜突破司法的中立与被动性原则，比如在环境纠纷受理之前提前介入、积极帮助原告方运用证据保全方法提前取证等。过分的“司法能动”可能超越司法可为的界限，不仅与现行法律制度和法治精神相违背，还可能导致司法权的滥用。

二、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运行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制度预期在于，针对环境纠纷频发的客观现实，通过专门化司法机构及其配套制度设计，形成一种常态的、高效的司法应对机制。环境司法的“不对称性”矛盾以及运行中的诸多失范，反映了实践层面对制度预期的偏离，更暴露了一些深层的机制性难题，成为影响环境司法专门化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国性与普遍性机制纵深发展的现实障碍。

（一）诉讼启动难

环境污染严重后果的现实存在并未带来环境司法程序的如期启动。在许多环境事件中，受害者连自己何时受污染、受何种污染、需准备何种证据等一概不知，不敢或不愿通过诉讼来主张权利，而更多的是选择投诉解决，环保法庭的作用几乎被架空。诉讼程序启动难固然与受害主体的诉讼能力欠缺以及环境污染本身的潜伏周期长、损害不确定等特点有关，但也反映出中国环境保护立法和司法的不足。一方面，现行司法体制下许多环境诉讼的启动依然遵循利害关系原则，原告必须证明自己存在损害的基本事实方可进入案件的立案受理程序，否则无法立案；另一方面，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资格与地位尚不明确，而且诉讼与鉴定费用过高也影响了潜在的原告们是否作出提起诉讼的决定。

（二）纠纷调解难

调解率是评价法院处理民事案件效果的重要指标。2007-2009年间，相关学者以近10年来近千份环境裁判文书为样本进行的调查显示，环境纠纷案件调解文书仅占同期该类民事类裁判文书的4.99%^[7]。而根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8年全国法院的民事案件调解率却高达58.86%。可见，同一时期环境纠纷的调解难度远远大于普通民事案件，其矛盾更为尖锐与突出，更难于协调与平衡。其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权益具有公益属性，有其自身特点，导致环境纠纷具有明显的群体性，受害方的众多个体诉求往往不同，彼此间的对比、参照、观望心理较强，运用传统调解程序和方法往往很难奏效。为此，一些地方在处理环境纠纷时尝试探索公益诉讼的做法，“但最多只能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不能达到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运行的目的”^[8]。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运行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三）事实认定难

环境案件事实认定的主要困难集中在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上，比如举证责任、司法鉴定以及行政机关各类文书的效力问题。以环境侵权诉讼为例，需要认定的关键事实应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损害后果，二是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里，首先涉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谁主张，谁举证”是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般举证规则。但是，中国《侵权责任法》又规定，在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原告举证能力的有限性，尤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因为涉及公益，对科学技术手段取证要求更高，原告的举证能力就更低。同样，被告也面临着专业技术不足而难以举证的问题，不得不依赖于鉴定机构的作用。但是，在目前中國司法鉴定体系中，尚未建立起专门的环境损害鉴定机构，不仅当事人面临着举证难题，法院在认定案件关键事实时往往也感到难以抉择。此外，对于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文书效力的认定也存在障碍。按照现行诉讼程序规定，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结论是否作为证据采用应当进行审查，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通常不具有稳定性，容易发生变更，这就容易导致法院对同一事实认定存在矛盾，必然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

（四）法律适用难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繁多，但真正可作为裁判规则予以援用的“有用”规则却并不多。而且，法律适用过程还呈现出程序法多于实体法、司法解释多于法律法规、地方性规范多于全国性规范、地方标准多于国家标准的独特现象。事实上，实践中法官更青睐于一些地方性规范而对国家法律法规“熟视无睹”。例如，某省法院在处理采光权纠纷案件时，几乎全部援引了该省高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采光纠纷案件的几点意见（试行）的通知》作为裁判规则^[7]。此外，法官处理环境纠纷经验不足、受地方性影响等因素也容易导致环境司法的效果不佳。而环境法律与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之间的紊乱等都会影响到环境法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实际上造成环境法实施的不平衡性^[9]。由于法官适用法律时往往感到很多规定“不好用”甚至“不能用”，自然愿意援用一些操作性、地方性更强的指导性意见。

三、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障碍的成因分析

尽管中国专门化的环境审判机构在数量上已有一定规模，但社会公众对司法保护环境的实际效用却产生了质疑，学界也开始反思：环境审判机构是否就是环境司法专门化唯一的路径表现？如果是，其逻辑基础是什么？若转换其逻辑前提，应具体从哪些方面入手、朝什么方向努力？我们认为，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正面临从专门机构普遍建立到专门机制配套完善的逻辑转换瓶颈期。影响其发展的原因在于，客观方面制度供给与程序规范不足，主观方面环保意识不强、考核激励不够等机制性障碍因素共同制约与阻却的结果。

（一）规则供给缺口

大量环境纠纷未能进入司法程序，很大程度在于现行环境司法领域裁判规则的供给不足。首先，环境保护实体法的建设未及时跟进，与社会现实多有脱节，并且以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规范为主，很难为发展中的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更多可以适用的有效规则。其次，传统的法律规范直接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调整对象是部门法划分的重要依据，但是环境纠纷在相当程度上却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实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众多部门法规则无法突破传统的法律调整对象的表达范式限制，难以作为环境案件的裁判规则。第三，环境纠纷对于诉讼程序具有更高的规范要求，但是地方性规则大行其道，各地法院对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多有不同，影响了环境司法的公信力。据调查，在环境权益受到侵害，将会选择什么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时，“选择向政府投诉的受访者人数占第一位，其次是向媒体反映。选择向法院起诉的仅排在救济途径选择的第三位”^[3]。可见，司法并未成为受害人维护权利的首选方式，其效用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媒体。第四，裁判规则供给环节的缺失造成诉讼预期的不确定性，并因此增加当事人的维权成本。从诉讼成本角度考虑，无论审判如何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人们也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10]。

（二）诉讼程序障碍

在环境司法领域，三大诉讼类型的划分不一定绝对形成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三种形式，而是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复合特性，在个案中形成类型交叉。由于不同法官认识问题的角度与思维方式有所不同，适用证据规则、裁判标准、审理期限存在差异，以及彼此之间沟通机制的缺乏，极可能造成环境纠纷“在民事行政裁判与刑事裁判中产生冲突或矛盾，从而出现司法标准不统一的结果” [11]。因此，对于环保法庭的受理范围必须予以明确。目前中国环保法庭受理环境案件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只受理某一类环境案件，如湖南省茶陵县法院就只受理涉环保问题的行政诉讼案件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二是有选择地将资源类案件纳入环境案件，如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法院将涉资源的民事、行政案件纳入其受案范围；三是集中受理涉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也就是“三审合一”的模式，贵阳市中级法院以及清镇市环保法庭就属于此种模式。应当说，“三审合一”模式将是未来环境纠纷专业化审判机制发展的方向。但是，目前只是解决了案件受理后的分案问题，即受理后应当归口由哪个具体审判业务庭审理，在诉讼程序保障方面仍有诸多欠缺。例如，在诉讼程序启动上，起诉条件中仍然要求原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就将许多原告拒于法院大门之外。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利益代表主体身份的获得即诉讼权利究竟应当由谁来行使也是亟需解决的难题。此外，司法鉴定作为证据的直接来源途径，尽管独立于诉讼程序，但其作用依然有限。在环境案件鉴定过程中，普遍存在鉴定机构资质与程序混乱等问题，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现象屡见不鲜。鉴定意见互相矛盾，不仅影响到案件的事实认定，甚至给环境司法留下被“合理怀疑”的硬伤。

（三）环保理念缺位

事实上，环境司法专门化能否得到推广，也取决于环境保护的优先地位能否得到确立。当前中国的司法功能主要定位為服务中心工作，即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服务与保障作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相比，环境保护依然居于次要地位。在目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GDP仍然占据了较大权重，在这种政绩观导向下，一些地方不惜牺牲环境以换取短期的经济利益，实际上所造成的“政府失灵”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环境问题进入司法救济程序^[12]。环境司法设置的初衷在于保护环境资源，但在与地方发展利益之间进行取舍时，司法的抉择显然容易陷入两难。甚至导致“环境案件迫于政府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通过非诉讼途径而以政治化的思维和处理方式加以解决”^[13]，司法的作用因而被架空。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环保法庭的设置，而是除了坚持久违的司法独立之外，地方政府能否抵挡住经济发展的诱惑而真正致力于环境保护。如果缺乏主动性的行政权力支持，环境审判庭的设立将仅仅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努力而难以真正发挥环保效用。

（四）考核激励不足

以结案率、调解率等指标为主的法官绩效考核方式难以形成有效激励，反而会挫伤环境纠纷法官的办案积极性。一方面，由于环境纠纷案件本身具有专业要求高、审理周期长、矛盾纠纷大等特点，审理环境纠纷案件的法官经常会感到压力过大、疲于应对。另一方面，在以结案率、调解率等为重要指标的现行审判绩效考核体系下，与其他传统类型案件相比，对环境纠纷案件的考核方法并无多大差别，对于法官个人绩效的贡献度并不因为案件本身的难度或者社会矛盾的性质与大小而有很大差别，容易造成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消极心理。另外，从司法的被动性看，环境纠纷案源的多寡并非由法院决定，更不可能人为拓展。但是，法院却有可能为了规避处理环境纠纷案件的麻烦以及可能对考核绩效造成“拖后腿”现象，而以立法未明确规定等为由拒绝受理环境诉讼案件。外部考核与内在动机相结合，容易降低法官审理环境纠纷案件的积极性。

四、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发展的应然路向

尽管当前中国环境司法效用的发挥不尽如人意，但是仍然应当充分肯定环境司法专门化在保护环境资源与维护环境权益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实行环境司法专门化，不仅仅是司法机关设置上的变化，也必然带来诉讼理念和诉讼机制的变化。我们认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应当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与突破，可从宏观理念塑造、中观程序规范和微观机制构建三个层面转换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路向，以推动其健康发展。

（一）宏观层面：树立公益理念，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实践发展

中国法制的完善体现了环境保护现实和理念不断更新发展的要求。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采取列举方式对环境和消费领域的公益诉讼作出了规定，原则上赋予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

，这项规则为中国深入探索公益诉讼制度打开了大门。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环境法庭案源不足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环境公益诉讼机制的探索，必然也会对社会公众的权利观念造成一定影响。因为环境资源作为公共财产，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必然会与公民个体的私权产生冲突。为此，有学者认为“把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基础建立在公民对环境公共财产的权利这一基础之上在逻辑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14]。

但是，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与基于自由权利而生的私益诉讼有着本质区别。公益的核心在于公共性，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如果诉讼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就不能被划入公益诉讼之列，法院完全可以采取将其分流作为私权纠纷来处理。因此，在设计环境公益诉讼具体机制时，应当将环境公益置于其首要价值的高度，妥善界定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区分标准。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未对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作出详尽规定、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各地依然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借鉴美国、德国公益诉讼原告起诉规则，采取扩展与限制并举的模式，对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进行扩展，但是对于原告起诉资格的标准、程序进行适当限制。建立多元化的起诉主体，明确起诉顺位，建立确立原告的标准与程序，还要采取措施避免起诉权的滥用，从而保证环境诉讼的公益性，积极推动国家层面的环境公益诉讼规范尽早出台。

（二）中观层面：加强程序规范，协调司法的专业化和民主化需求

一方面，应当建立专门化程度更高的环境司法规范。无论从纠纷的特点还是性质看，环境司法的技术性要求都很高，由专业化水准更高的环境司法机构来主导会更有效率。“无论从司法公正还是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实现法官职业化，由掌握这项专门技术的‘熟练工人’来满足解决社会纠纷和回复/建构法律秩序的需求，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理性选择”^[15]。另一方面，要在诉讼程序中保证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作为一件关涉大多数人环境权益的公共事件，环境纠纷的处理无疑将引发社会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从环境公众参与机制构建角度考虑，环境纠纷审理程序的规范也必然需要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必须充分考虑上述两方面的现实需求，妥善处理好司法的专业性与社会公众民主参与和意见表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弥补因司法的专业性过强在环境问题处理方面的专业能力不足。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专家陪审制和专家意见两种司法参与进路：一是由具有相应环境专业背景和从业经历的学者、环境行政机关或公益组织的专业人员作为专家陪审员参加到环境纠纷审理的合议庭之中；二是在有关裁判结论作出前还可以采取学术研讨、理论论证等多种方式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科学、民主地作出司法决策，更加契合公众对环境司法的关切。

（三）微观层面：明确职责范围，优化内部考核和强化外部联动

从国内外的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看，不外乎设立专门的环境法院或者环境法庭。首先应是环境审判机构的变革，比如设立专门的环境审判法庭，有学者甚至提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设立专门的环境审判法院。我们认为，尽管中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并未否定设立专门环境法院的可能，但出于中国当前环境司法案件数量的现实考虑，专门环境法院的设立无疑更加超前于社会现实，难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因此，唯有依托现行法律框架，在环境司法建制内寻求专门化机制的更加完善。比如，重庆法院系统就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三级联动环境司法机制：一方面，经过充分调研，分别在环境事件相对高发区域的两个基层法院中设置了环境审判庭，跨区域集中受理规定区域范围内发生的环境纠纷案件；另一方面，在两家基层法院对应的中级法院设置环保合议庭，负责审理环境纠纷的上诉案件，同时在市高级法院中也建立了类似中级法院的环保合议庭。这样就在整个重庆市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三级联动的环境案件审判机制。

我们认为，重庆法院系统对环境司法专门化审判职责与权限配置体系的探索确有可借鉴之处，但是环境司法联动机制不应局限于法院系统之内。因为从整个环境保护工作看，环境保护并不单单是法院一家应当承担的职责。从司法的政治功能考虑，各地法院履行职责必须围绕地方与国家发展大局，因而实际上很难阻隔地方权力对环境司法的干预和影响，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决策的协调、商讨，适时提出建议，从而将地方决策引至国家环境法制轨道。除了要加强自身审判机制建设外，法院还应积极与地方公安、检察、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等单位进行日常的沟通联系，共享环保案件信息，从而扩大环境纠纷案件正常进入司法程序的渠道。

五、结语

司法专门化是现代法治和司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尽管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路向以环境司法机构的普遍建立为其表征，但是对于环境司法程序和价值理念的深层探索，却不会因为设置数量可观的环保法庭就此停滞。这是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发展的价值逻辑和前景所在，也是作为环境司法主体的法院职责所系。正如黑格尔所言，“在特殊场合这样地认识和实现法，而且不带有对特殊利益的主观感情，系属一种公共权力即法院的事”^[16]。环境司法作为国家保护环境资源、保障公民环境权益的一个强制手段，自然不应对任何特殊利益带有主观情感。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最终发展，无论是以环境法庭还是环境法院的形式得到立法的肯定，都应当以保护环境资源和维护环境权益为其使命，通过不断完善环境司法机制和诉讼程序，真正达致环境的正义与公平的理想。参考文献：

[1] 〖ZK（#〗梁江濤.司法解决环境纠纷不足1%折射了什么[J].环境教育，2012（11）：15.

[2] 郄建荣.全国已建立环保法庭95个[N].法制日报，2012-11-20（6）.

[3] 赵立新.环境侵害司法救济的缺口分析[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4-49.

[4] 宗边.建议设立环境审判庭[N].中国环境报，2008-03-10（1）.

[5] 刘超.环保法庭在突破环境侵权诉讼困局中的挣扎与困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60-66.

[6] 吴学安.环保法庭“无案可审”倒逼诉讼主体多元化[N].中国贸易报，2013-08-22（H01）.

[7] 吕忠梅，张忠民，熊晓青.中国环境司法现状调查：以千份环境裁判文书为样本[J].法学，2011（4）：82-93.

[8] 廖万军.环保法庭“门可罗雀”在诉说什么[J].环境保护，2011（9）：20-21.

[9] 黄锡生，何雪梅.中国环境资源法律实施的障碍及对策[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89-94.

[10]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66.

[11] 沈跃东.论环境法庭的裁判程序[J].东南学术，2010（5）：128-135.

[12] 张璐.我国环境司法的障碍及其克服[J].中州学刊，2010（3）：103-105.

[13] 张晏.中国环境司法的现状与未来[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22-27.

[14] 刘卫先.从“环境权”的司法实践看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以“菲律宾儿童案”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1（4）：60-65.

[15] 傅郁林.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与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76.

[16] 黑格爾.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29.

Mechanism Obstacle and Direction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Specialization in China

SONG Zongyu1，CHEN Dan2

（1. School of Law，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P.R.China；

2.Chongqing Shapingba District People’s Court，Chongqing 400048，P.R.China）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justice specialization in China is still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development，which is showing that environmental courts have been set up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ssumes a surface phenomenon of excessive quantitative. 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security with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specialization is comparatively backward. The system op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specialization began to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purpose，faced the obvious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Therefore，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specialization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ation. Under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and environmental disputes number growing up，we should face and think the present mechanism obstacle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specialization，and insist on the logical principle to protect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maintenance people’s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breaking through and improving the macro concept，medium program and micro responsibility system，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specialization will be actually promoted.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specialization； mechanism obstacle； direction transformation

作者：宋宗宇 陈丹

环境司法环境法论文 篇2：

环境司法专门化下的特殊环境诉讼规则

摘要：我国的环境司法处于发展初期，有关环境纠纷的司法救济程序散落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为了维护国家环境安全和公共环境利益，构建环境司法专门化势在必行，但是在特殊的环境保护法院进行专门化的环境审判过程中，出现环境诉讼保护对象的争议性、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承担的特殊性等问题亟待解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特殊环境诉讼规则应运而生，虽然目前还面临着一些困境，但是整体上构建环境司法体系的进程依然在不断推进。

关键词：环境司法专门化;环境审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DOI：10.16647/j.cnki.cn15-1369/X.2020.02.116

Key words：Environmental justice specialization;Environmental trials;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litigation

1 環境司法专门化的概念及发展

1.1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概念

狭义的环境司法专门化，本质是“环境审判机构的专门化”或“环境案件审判的专门化”，即由“特定的诉讼主体”提起诉讼，根据环境案件的特殊性，设立特殊的环境保护法院和环境资源法庭，经过“特殊诉讼程序规则”审理专门的环境案件，司法专门化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环境诉讼的构造由环境纠纷的间接性、持续性等特质决定，这些特质亦是环境司法专门化构建的基础。最初提出构建环境司法专门化主要目的是审理逐渐兴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然而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起诉主体有其局限性，案件数量虽呈现上升趋势但速度缓。笔者认为，随着公民日益重视环境污染对自身利益的侵害，日后环境司法专门化在环境纠纷案件上的应用会更为广泛。

1.2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产生和发展

广义的环境司法专门化，是基于环境法理层面的第三代人权——“环境权”产生的，虽然这种人权尚未被我国宪法与法律的认可，但是已经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和使用。起初学界的争议是关于环境权保护的是公益和私益属性区分的问题，后来明确了环境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环境的安全和社会公众的环境利益，结合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资格的特殊性，不难发现环境权不同于原先消极的人权，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权，并非局限于在公益保护与私益保护之间做出差异化选择，故而各类部门法中保障消极的人权的规定，不能完全适应环境权这种新型人权的需求。

目前有关环境诉讼程序的规定散落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部门法中，并未形成完善的、系统的、专门的环境法，当部门法中零散的规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时，只能通过不断发布司法解释、提出改革方案来弥补立法的不完善，近几年来各种关于环境诉讼问题的司法解释呈“井喷”式出现，环境侵权责任纠纷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等环境诉讼的相关规定虽然相互补充，但又有大量的交叉重叠。传统审判庭的法官在运用这些新型的、不完善的法律法规进行审理时，必然会出现对法律规定理解的不同，产生一定的偏差，从而引起纠纷。面对层出不穷的环境侵权和生态损害问题，统一改造、系统完善环境诉讼制度势在必行。为了加快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的进程，“‘环境司法专门化’无疑是集中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以妥善处理生态环境损害的不二选择”[1]。

现行的司法专门化改革大背景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人民法院成为了进行环境专门审判活动程序、制度确认的平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在2015年的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着力构建审判机构、审判机制、审判程序、审判理论以及审判团队‘五位一体’专门化机制”，“探索推进审判程序专门化，健全环境资源审判特别程序和环境诉讼专门审判程序规则，创新审判执行方式，深入推进审判理论专门化，加强环境资源审判理论创新”等要求，司法审判专门化旨在合理分配审判资源、科学确定管辖范围，使得环境审判制度和程序有效实行。

经过三年的时间，环境司法专门化在实际审判中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在2018年的第二次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中，江必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到环境资源审判全过程”，“要完善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协调联动和多元纠纷解决，构建审判新机制。要加强对专门审判规则的探索，以智慧法院建设为契机，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审判专业化水平”[2]。以上都是针对中国环境司法实践需求，结合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现状，对环境司法制度的做出的补充，可见环境司法专门化也在不断发展、日益完善。

2 环境司法专门化下设立特殊环境诉讼规则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有关环境诉讼的规定散落各个部门法中，可见在目前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进程中，缺乏系统的、整体的环境司法理论基础，故而在涉及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社会组织等不同部门的利益冲突时，这些零散规定之间存在的矛盾和空白就显现了。倘若仍旧按照我国以往法律修订中惯用的“补丁式”补充立法、发布新的司法解释，而非立足于环境诉讼的整体逻辑及其特殊性质，已经无法满足解决现存的环境诉讼问题的需求。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对完善赔偿诉讼规则提出了要求却未作明确规定。

2.1 环境诉讼保护对象具有争议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而学界对于“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是否包括室內环境颇有争议。《环保法》因其公法的性质，理论上通常认为其保护的是公益，而室内环境具有独立性、相对封闭性等私益的特征，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的相关规定，所以一些法院认为对于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由于其标的物不符合环境诉讼要件而无法得到环境司法的救济，应当通过提起一般民事侵权诉讼来解决。此外，关于“生物多样性”“文物古迹”是否是环境诉讼保护对象也颇有争议。

由于我国对于环境权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停留在理论阶段，未被真正列入宪法和基本法律之中，故而享有环境权的主体拥有何种环境利益、是否可以就其应当享有的环境利益提起诉讼、生态利益和环境利益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些问题都未有定论。由于立法者未能对环境权的基本问题做出明确解释和特殊规定，法院在受理环境诉讼时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决定是否启动相关程序，只要找到符合自己想法的法律支撑即可，可见特殊环境诉讼规则的缺失会导致法院自由裁量权的无限制扩大。

2.2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承担具有特殊性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需要承担的责任，不同于《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2017年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做出了探索多样化责任承担方式的要求，因此不应局限于《侵权责任法》中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与特殊的环境侵权责任承担也要有所区别。由于《改革方案》只是具有指导作用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这种新型的制度下，对多样化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并不明确。

不过《改革方案》对责任承担有指向性的提示，例如明确提出要通过损害赔偿“确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且在此过程中需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相互协调配合，可见这里的生态修复责任与一般侵权中的“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别。因此，“生态修复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实现形式之一，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建立起同私益并存的公益衡量与保护机制”。在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背景下，通过设立特殊环境诉讼规则，同时解决因环境侵权造成私益损害问题和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的对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责任有其必要性。

除以上两大原因以外，环境诉讼当事人适格的矛盾、环境损害事实的专业性认定存在技术困难等问题都亟待解决，设立特殊环境诉讼规则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3 我国现行特殊环境诉讼规则现状

3.1 环境司法专门化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我国环境诉讼发展初期，由于起诉主体资格的限制以及诉讼标的范围的不确定性，导致多数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未被法院受理。当环境司法专门化正式启动后，设立专门的环境法庭，让具有环境方面专业知识的法官进行审理，对环境诉讼案件司法标准进行统一，环境公益诉讼渐渐走上正轨。

2015年初，最高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几乎是最早的专门针对环境诉讼发布的司法解释，对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和《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了细致的补充完善，细化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有关组织”作为起诉主体的范围和要求，需要符合规定、进行登记的社会组织才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在环境司法专门化中，还明确了环境诉讼案件审理的统一证明规则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可以看出环境诉讼适用特殊归责方式，不仅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标准，甚至无须达到民事诉讼上的“高度盖然性”，由于环境损害案件中原告证明能力较弱，立法者降低了环境损害的证明标准，原告仅需要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即可，而被告则需证明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还对生态环境修复中的替代性修复方式和代履行修复方式进行了简要规定，这些都是我国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结合司法实践后，设立的特殊环境诉讼规则。

3.2 环境司法专门化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随着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稳步发展，人们着手救济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也越发关注被损害的环境本身。在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进程中，两办于2015年和2017年先后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对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目标和内容做出指导性规定，明确了“损害担责”的原则，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为最终目的，确立了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主体的资格。

2019年6月，最高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了可以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损害情形、提出了特殊的诉讼程序——磋商前置，完善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对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评估的标准。

不仅如此，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做出明确规定极为重要，具体体现在《若干规定》的第十七条中，即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审理为优先，民事公益诉讼为补充的衔接机制。

除此之外，特殊环境诉讼规则还包括“确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扩大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建立原告奖励制度和保障机制，完善诉讼时效规则，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起算点，延长最长诉讼时效”等规定。

4 环境司法专门化下特殊环境诉讼规则存在的问题

4.1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较少

根据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某些人民法院专门设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但由于环境公益诉讼受案率较低，保留环保法庭无疑是对司法审判资源的浪费，故而有不少环保法庭难逃被裁撤的命运。

4.2 特殊诉讼主体产生的诉讼障碍

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也属于可以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主体，检察机关也包含在其中，不仅如此，检察机关还有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权限，还可以包含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也可以直接附带提起民事诉讼。而检察院本身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诉讼程序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时难以完全摆脱自己监督者的身份，弱化原有的司法权力，引发裁判的不公正。

5 结语

在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进程中，立法者针对环境诉讼的特质设立了一些特殊规则，但由于环境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缓发性和潜伏性，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会碰到困难，只有结合实际不断统筹和完善不同类型的诉讼规则，才能推进合理构建整体化的环境司法体系。

参考文献

[1]占善刚，王译：环境司法专门化视域下环境诉讼特别程序设立之探讨[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2）：11-23.

[2]最高法院：第一次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會议召开[OL].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11/id/1742578.shtml，2019-12-13.

[3]最高法院：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开辟环境资源审判新境界[OL].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11/id/3583403.shtml，2019-12-13.

[4]吕忠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辨析[J]，法学论坛，2017（3）：5-13.

[5]张宝.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建构路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7（06）：50-54.

收稿日期：2019-12-25

基金项目：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910294074Z，项目名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公益诉讼衔接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赵雨迪（1999-），女，汉族，大学本科，研究方向为法律政策。

作者：赵雨迪

环境司法环境法论文 篇3：

对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的思考

[摘 要]环境司法专门化旨在从司法程序上解决环境问题，促进审判专业化，维护公民环境权，协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但中国当前的环境司法专门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发展不成熟，配套的环境保障机制建设相对滞后，致使难以发挥其实际价值和功能。本文将从生态损害救济角度、环境侵权案件特殊性和复杂性、爆炸式增长的环境侵权案件需求的角度来分析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路径，推动公益诉讼的发展、鼓励公众参与环境诉讼、加快建立和完善环境司法联动协调机制。

[关键词]环境司法专门化;价值理念;必要性和可行性;发展路径

[

一、环境司法专门化概念

司法是伴随着法律的产生而产生的，司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亦随着法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为了更高效的处理法律事务，法律部门出现了一种专门化的趋势——司法专门化，它是指通过设立专门法院或专门法庭等方式将原本属于普通法院或普通法庭审理的案件单独提取出来进行审理，以此达到统一法律适用、节约司法资源的功效。如在20世纪中后期，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水上运输法庭、铁路运输法庭、海事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等专门的审判机构。

环境司法专门化，也可称为环境案件审判专门化，是指国家或地方在现有的人民法院内部设置专门的审判组织或机构，或者设置专门的环境审判机关集中专门审理有关环境的案件。环境司法专门化是一股潮流，是现代法制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司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环境司法专门化价值理念分析

1.维持私益和公益的平衡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以自然资源为生产活动对象，与环境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环境的物质供给，环境为其提供了基本生存条件，人与环境的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人类毫无节制的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环境质量，反过来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环境利益是公益性和私益性合一的利益体系。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保护私人利益，环境污染者或者开发者在开发利用资源时损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救济是受害人权益得以维护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环境污染不仅损害了一定区域内的多数人，同时也对后代的环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环境保护不免要涉及到公共利益，所以，环境司法专门化要将公共利益的保护纳入审理范围，在保护私人利益的同时，重视公共利益的保护，兼顾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加以平衡和协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2.审判专业化的追求

环境司法专门化应当是包括审判工作机制专门化、审理程序专门化、审判机构专门化和审判队伍专门化在内的“四位一体”的专门化建设。环境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因此，审理环境资源案件应当适用专门化的工作机制，统一各类案件的审判标准，根据各地区的情况，设立专门的审判机构，实行“三审合一”或“四审合一”的审判模式，实现对环境案件的集中管辖，更新环境审判司法理念，加大对环境法官的培训力度，注重法官的专业审判能力，建立专家陪审制度，充实陪审员队伍，全面提升环境审判队伍的能力，建设一支专业素质高的法官队伍。

3.保障公民环境权

环境权是包括清洁空气权、风景权等在内的随着全球性环境危机爆发而提出来的一种新兴人权，是指公民在健康安全环境中享受一定环境品质、过有福利和尊严舒适生活的权利②。环境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律中可以追寻环境权的足迹。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规定，公民应当有获得公共机关掌握的环境信息和参与环境决策的适当途径，各国应当提供司法程序等有效途径，包括赔偿和补救措施来促进公众的参与。1998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的《奥胡斯公约》也对公民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事务决策和司法诉讼的权利加以细化。《人权与环境原则草案》规定每个人都有享有健康、生态良好和安全的环境的权利。环境权是人格尊严和人权保障的理念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具体表现，同公民的其它权利如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是紧密依存、不可分割的，是一项宪法性基本权利。

三、环境司法专门化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

1.环境司法专门化是生态损害寻求法律救济的程序需要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利用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源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的过程中，既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又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在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不损害自然环境或者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避免或减轻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发展规律。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能源资源的产业结构、消费模式。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关乎人民福利和民族未来发展，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树立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应对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短缺的严重形势，促进可持续发展。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必须建立完整的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来建设生态文明，通过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等保护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影响范围覆盖面广，一旦遭到损害，很难得到修复。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生态损害的不可恢复性亟需国家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程序加以维护。

2.环境司法专门化是环境侵权问题特殊性的现实需要

（1）加害主体与受害主体地位的不对等

环境侵权事件中，加害者与受害者往往在获取信息的能力、拥有的科学技术上及经济实力上地位相差悬殊，受害者一般只有有限的财力和资力，很难与实力雄厚的加害者抗衡，力量的不均衡使受害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2）原因行为的相对“不违法性”

传统侵权行为一般属于法律明令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一般是在合法外衣下展开，行为不具有违法性，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后果只是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产生的附随行为。

（3）行为后果的间接性、潜伏性、难以确定性

环境侵权行为通常不是直接作用于人类，而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经过多重因素的叠加，在人类毫无觉察的情形下作用于其身。环境的整体性特点使侵害对象往往是某一局部地区的多人，进而造成多数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及环境权的损害。环境本身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损害后果并不会立即发生，而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基于人类自身认识水平，环境损害后果产生的原因往往无法确定，可能是多因一果或是一因多国，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加大了判断的难度，损害后果显现出潜伏性和不确定性特点。

3.环境司法专门化是应对日益增多的环境损害案件的现实需要

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的环境损害纠纷自1996年起以超过25%的速度增长着，2004年以后更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迅猛递增，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公众的关注。2013年环保部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各类环境突发事件按照污染类型分类，水污染环境突发事件达到87起，大气污染环境突发事件达到98起，海洋污染环境突发事件达到18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案件产生的原因更加多样性和复杂性，环境案件的数量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普通法庭审理案件数量原本就庞大，审理案件类型涉及各个领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颁布的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类型就达到30大类、350多个。如果仍把环境污染事件丢给普通法庭，势必要加大法官的工作量，造成案件审理效率低下。况且环境侵权案件本身具有恢复性、公益性、复合性、专业性的特点，这些特性也表明环境资源审判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

四、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路径

1.推动公益诉讼的发展

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专门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可以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但只规定了社会组织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尚未提及公民、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对环境污染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此处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指代模糊，我国法律缺乏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明确规定，诉权不明确，致使启动环境公益诉讼困难。健全完整的的诉讼制度，既应该有针对公民、法人和其他合法组织遭受侵害的私益救济，同时也应当有对公共利益受损的公益救济。

2.公众参与机制

环境权益涉及多数人的利益，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是环境纠纷案件审理所必须的。《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享有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各项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3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法律虽然有规定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但总是流于形式，公众参与积极性高，但实践能力低，普遍存在依赖漠视感。施行环境司法专门化需要明确公众监督的具体形式、施行详细的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知情权，建立专家咨询制度，为公众参与提供专业支持，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和诉权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维权活动。

3.建立环境司法联动机制

环境保护是一项工程量浩大的工程，环境保护工作单靠法院的审判活动显然是不够的，环境保护需要联合政党、政府、政协、人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力量，积极推进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司法联动机制，共享环境资源案件信息，加强日常的沟通和联系，在环境执法和环境司法的衔接过程中尤其注意证据的采集和固定。

〔参 考 文 献〕

〔1〕吕忠梅.环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王树义.环境法前言问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3〕公丕祥.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4〕李明华.环境法制社会发展评论（第二卷）〔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5〕余俊著.环境权的文化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责任编辑：陈玉荣〕

作者：马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