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构架实现社会秩序整合论文

摘要：个体是现代社会个体化时代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方式，个体认同是个人对这一存在方式的接受和认可。个体认同实现于工作、消费、社会交往等生活活动中，身体是重要的载体；个体认同与个体生活和自我认同具有统一性，更是在社会认同、社会共识和社会信任的基础上实现。现代性赋予了个体认同最深刻的本质和特性，构建了个体认同的一般机制。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张力构架实现社会秩序整合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张力构架实现社会秩序整合论文 篇1：

乡村文化变迁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摘 要：传统农村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土秩序。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逐渐消解着乡村文化的价值，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农村陷入秩序整合的困境。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一方面要重塑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传统乡村秩序，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符合农村社会现实需要的现代性整合方式。

关键词：乡村文化；变迁；农村；社会治理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秩序，以传统风俗、习惯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千百年来，在传统乡村文化的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宗族文化、传统习俗、乡规民约等一系列的非正式制度规范，从而形成了农村社会的内生秩序，以实现农村社会的自我整合和治理。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传统乡村文化逐渐衰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流动加快，大批农民外出到城市务工，城市化、现代化的理念逐步渗透到农村社会，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成为农村发展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度大大降低，农村原子化特征逐步显现，基于市场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慢慢浸入乡村社会，乡村秩序趋于离散化。在乡村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如何整合社会治理的各种因素，实现农村持续稳定发展，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消解与重构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烈对比中明显感觉到自身差距，在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有一种“赶超型”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开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的强势话语下，城市化、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城乡流动的背景下，工业化、城市化打破了农村封闭、落后的环境。农民在开阔视野、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感觉到了现代化、城市化的巨大魅力。在城市文明的影响下，农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逐渐强化，农村的经济落后面貌逐渐改善。但是城市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农村带来富裕，满足农民物质需要的同时，也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改造着农民的精神世界，消解着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乡村文化，改变着农民对于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一）城市化取向造成乡村文化话语权丢失，乡村文化认同削弱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与这场社会大变革相伴随，我国文化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嬗变，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和碰撞，我国乡村文化在这种冲突和碰撞中也产生了严重的“失衡”。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农民从业形式的多元化，传统农民单一地依附于土地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原有的乡土意识逐渐发生变化，从不愿意离开土地到积极地向往城市生活[1]。在目前的发展路径中，城市化、现代化成为乡村发展的强势话语，面对着城市文明的冲击，农民转变了传统的朴素观念。农村充斥着消费主义、金钱意识、享乐主义，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与经济富裕程度的增加。求富裕成为农村人主要的生活目标，经济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了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乡村生活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各种失范行为盛行。在现实面前，农民失去了传统的文化精神的寄托，乡村文化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与原本的传统文化、乡村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农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伦理及秩序危机，乡村文化衰落，乡村社区缺乏生机与活力，乡村文化价值体系解体[2]。

无论在官方的话语体系还是在政策的宣传中，城市文明代表着发达的优势文化，乡村文化则成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与城市文明的对比中，乡村文化一直处于文化的弱势地位，一直被大众所歧视。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乡村文化处于被改造、消解的地位。农民逐渐失去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城市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断向乡村社会灌输代表工业社会的文化理念与精神，改变着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与存在状况。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生活状态、人际交往甚至语言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他们已经无法在乡村文化中找到精神归属。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受传统习惯、文化程度、村落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思维模式同现代化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缺乏科学与理性的精神，城市文化中的高雅艺术难以被农民所接受，而其中的低俗文化却在乡村肆意泛滥，极大地冲击着乡村社会传统的文化根基。在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中，乡村文化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农民逐渐丧失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3]。

（二）乡村文化衰落，传统乡村秩序被消解

千百年来，农村社会基于血缘、地缘为基础，在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传统风俗、道德、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乡村秩序。在传统农村社会，维系村庄秩序的是人情与感情的联系，以及由人情与感情延伸出来的礼俗与伦理道德。支持礼俗与伦理道德在农村社会实践的则是农村社会的家族组织[4]。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成为新的时期农村发展的强势话语，地方政府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不断改造着地方文化。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乡村文化被肢解纳入到乡村经济的发展框架中[5]。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的经济利益至上、金钱意识成为农民的主导生活目标。农民的日常行为日益功利化，个人主义盛行，在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中，一部分农村抛却了被认为过时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大批青壮年外出就业，也改变了传统农民的生活、居住方式，他们在外的生活逐渐与乡村生活隔离，传统的伦理价值规范在这部分群体中出现断裂。回到乡村传递给乡邻的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消费理念与生活方式。而老年人虽然在村庄生活中“在场”，但是缺乏话语权，在乡村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使传统乡村规范得以延续。乡村文化习俗、价值体系、互动规则等传统乡村秩序的社会基础与生活基础日益碎片化，农民失去了行为的乡土规则引领，行为日趋多样化、离散化。

作者：张红霞

张力构架实现社会秩序整合论文 篇2：

个体认同论纲

摘要：个体是现代社会个体化时代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方式，个体认同是个人对这一存在方式的接受和认可。个体认同实现于工作、消费、社会交往等生活活动中，身体是重要的载体；个体认同与个体生活和自我认同具有统一性，更是在社会认同、社会共识和社会信任的基础上实现。现代性赋予了个体认同最深刻的本质和特性，构建了个体认同的一般机制。个体认同是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历史挑战，社会启蒙是中国社会完成这一使命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个体化；个体认同；社会认同；现代性；社会启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个体认同的一般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BZX104）

现代化的个体化运动把个体认同变成了现代社会个人生活的首要问题和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 个人与社会的发展连同其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大多都与个体认同相关。不能把个体认同作为自觉的使命去完成，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建制、精神建设就无法深入发展，个人也难以安身立命。对个体认同这一全新的认同形式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既是中国社会提高个体认同水平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顺利进行的基本要求，尤其对促进中国社会个人主体意识的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特别意义。

一、个体化时代个体的确立和认同

个体化是把所有个人变成独立生存主体的社会运动，其要旨不是强调个人的独特性或个性发展，而是确立个人合法的主体地位与性质，从而形成以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基本结构、运行机制以及整合方式。个体化“把人的‘身份’从‘既定的东西’转变成一项‘责任’，要求行动者承担执行这项任务的责任，并对其行为的结果（包括副作用）负责”①，其真正意义在于确立新的社会关系样式——个人与他者（指他人、群体、社会，下同）之间互为主客体关系，即构建个人的两重本质的同一性：为自己负责，同时为他人、社会负责，并且以为他人和社会负责获得自主生活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个体化事件中的主角——个体，并非单个的人或自由的个人，而是具有独立存在意义和自主人格特征，在社会关系中享有主体地位和权利与责任的个人。

现代社会具有个体化的性质和特征。在现代社会，“物的依赖关系”，即以商品交换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遍的劳动关系，使人对共同体的依附关系变得不必要，“作为孤立个人的人便只有依靠自己了”②。作为实现个人自主生活的一种社会机制，即个人通过普遍的交换关系在社会中获得独立和自主的机制，个体化运动使个人获得合法的自主性，获得过“可能性生活”的权利。对个人而言，个体是他最重要的社会规定性，也是社会评价他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如若不能成为个体，个人无法过有尊严的生活。在现代性的反思背景下，个体必然成为个人主动或者必须追求的目标。而现代社会为了实现个体化，在关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制度中，都会体现对于个体权利直接或间接的肯定和保障的原则或目标。贝克指出了这一点：“现代社会的核心制度，包括基本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以及维系这些权利所需要的有薪工作、培训和流动，是为个体而非群体配备的。”③ 但是在现实中个人能否真正成为个体，取决于个体认同的状况。

个体认同是指一个人在心理和行为上使自己成为个体从而发展个性的过程。从个体的本质以及认同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个人朝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④。个体认同蕴含着一个人以现代人特有的本质和形式生存的丰富意义：首先，个体认同表达个人对个体这一社会规定的赞同、确认和归属，它既是个体发挥主体性的自我反思、自我体认，也是个人在思想和行为上朝向个体的自我归类。其次，个体认同关联着个人自我的形成、走向和整体构架。认同的心理学意义之一是“认识与情感相一致”，“帮助形成人的自我概念”⑤。个体认同是个人把外在于自己的个体的规定性内化为自己的本质属性，一方面形成个体自我，在自我意识中加进这一内容，另一方面以个体的方式形成自我，参与个人自我的认知、定位和实现。当一个人确认成为个体时，他愿意并会以这种全新的自我看待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及动机进行反思和自律，形成其尊严感和道德伦理方位感。再次，个体认同培育和发展个人的个体性人格。认同的另一个心理学意义“是主体同化、吸收其他人或事，以构建自身人格的过程”⑥。个体自我一旦形成，就会对象化、外化为个体性人格，并在对象性活动、社会生活中贯彻主体原则、发挥主体性，体现自尊、自立、自强的品质。最后，个体认同确立起對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社会归属和归属感。认同的社会心理学意义是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在感情和经验上互相同化，彼此产生内在的默契，获得一种对于某个群体的归属及归属感。个体认同确立的归属及归属感不再指向血缘、地缘或职缘等共同体，而是指向对整体社会关系控制和管理的权威——民族—国家。在现代性条件下，个体认同只有依靠民族—国家提供的确定性和庇护，与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运行机制、价值体系建立稳定的依赖关系并产生信任感，才能真正实现。也就是说，个体认同以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为基础，其实现也将同时体现为个人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

个体认同本质上是现代社会个人对其存在的社会规定性的接受和认可，是以个体的需要、规定性和现实能力等本质力量为尺度，以个体的生活状况为客体，以现代性为背景，对其生活、人生价值的肯定性评价。个体认同的实现是个人生存与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相契合的精神表征，代表着个人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承诺。个体认同既是个人独立人格形成和维系的机制，也是个人与社会互构的中介与内在力量，关系到个人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个人融入社会生活、维护本体性安全、防止本体性焦虑以及建立生活和道德的方向感等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它是个人在现代社会幸福生活、实现自身价值不可缺少的条件。

二、个体认同中的工作、消费、社会交往和身体

个体化的社会环境下，个体认同的实质性过程发生在个人以个体为目标的自我创造中，真正实现于以个体身份展开、以身体为载体或目的的工作、消费和社会交往等生存活动中。

工作因其在个人生活中的强制性、中心地位和社会性而成为个体认同的最深刻基础和最重要形式。工作即个人为获得货币发挥劳动能力，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从事的相对稳定的、专门类别的、承载特定劳动角色的生产活动。依托结构化的社会生产分工体系确立的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以及通过市场实现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不仅形成了一个“物质需要体系”，而且把劳动力变成了商品，把通过市场获得物质生活条件变成了个体的生存方式。这使工作成为个体认同实现的决定性因素：首先，劳动力成为商品，社会对于个体的规定必然是使之依靠劳动力的商品化来支撑其生活，社会所确立的公平原则必然是个体以尽工作这种义务来获取各种社会权利。在这种社会价值体系中，普遍的商品交换把货币变成了通行的社会权力，个人受到货币这种抽象力量的统治，不工作就没有货币，没有货币经济便不能独立，从而无法展开社会生活，也无法进入到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中实现个体化；其次，在“物质需要体系”中，工作把个体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个体在工作中获得社会地位、权力、角色以及实现其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并且接受工作这一社会价值评价体系的评价，从中获得与劳动类别、社会价值次序以及业绩相对应的社会认同；最后，工作有着确定的对象、交往界限、行为方式、职业标准、角色期待和社会评价，是现代社会最有社会符号意义的个体活动，它赋予个体独特的社会存在感和丰富而深沉的生命内容以及现实形式，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生活基础和人生样式与体验。

消费是个体认同的基本形式。消费是人生产自身的对象性活动，既生产人的身体，也生产人的社会关系和精神品质，人在消费中直观生命，也在消费中获得社会标识，因此，消费从来都具有认同价值。消费的认同价值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一方面，消费成为一种比工作更能体现自主性的主体性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⑦；另一方面资本的逻辑和活力与市场的效率导致了消费的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使消费变成了意义更加丰富而广泛的社会意义系统。消费不仅关联着个体能否活着，而且关联着他怎样活着以及活得怎么样。在个人生活史中，消费先于生产，这不仅是说消费在人一出生就开始了，更是说，消费生产出的人的身体、社会性和精神品质日后成为生产的主体性要素。对个人而言，消费比生产具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自主性，更能体现个人的本质及力量、内在尺度以及生活的意义。一定质量、种类及数量的、与生命契合的、充满社会信任的消费活动能够使人安身立命、生活幸福和享有人之为人的尊严。这必然导致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表现为对消费的追求，对于自我的把握表现为对消费生活的定位，最终使消费活动成为人反思自我的最丰富的原材料。消费与自我以及自我实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合乎逻辑地使之成为个体认同的基本方式。

社会交往对个体认同具有决定性作用。个体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角色，因而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具有现实意义。社会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交流和交换关系。普遍的社会交往是个体存在的基本形式，深入到个体生活的全部内容中。“物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和“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⑧。随着普遍的物质交换关系的确立，个体与他者在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上发生主体间的关系，即个体在以自己为主体以他者为客体的同时，也把他者当作主体，形成全面的主体间的交往。现代社会依托高度分化、功能专一、地位不一、彼此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各种社会组织形成基本社会结构，个体既是公民，也是组织的成员。也就是说，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工作和消费，也在社会交往中满足诸多需要、创造社会本质和实现各种社会权利。因此，个体所从事的社会交往活动，既包含个体实现、确证自己身份的内容和意向，也体现他者对于这一内容和意向的回应。这就使得社会交往在个体认同实现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个体认同最终要指向身体这一形式。身体与意识本是个人生命体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但历史上常常割裂两者的关系，而且以神或理性的名义漠视或蔑视、否定身体，这实质上是社会对个人的独立地位与权利的否定。个人获得解放的历史是身体摆脱神学、理性压制的历史。当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赋予意识以人脑这种物质基础，提出满足吃穿住行等需要的活动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时候，“身体和历史第一次形成了政治经济关系”⑨。身体作为个人生命的实存形式、本质力量的源泉和基础以及感受器，既是个体满足需要的工具，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个体要以来自身体的情感、需求以及能力面对世界，要以身体接受社会的规训和各种作用力，个体的尺度中必然包含身体的尺度，如个体对其身体的所用权、使用权、支配权以及体现在身体上的丰衣足食、愉悦幸福、舒适自由、健康长寿、免于辛劳疾苦困顿等权利。因此，个体认同不能缺少身体的维度和意义，这不仅表现为以工作、消费和社会交往为形式的个体认同中身体的本体意义，而且表现在身体自身也足以成为个体认同的独立形式。

工作、消費、社会交往、身体是个体认同的独立形式，但是彼此相互作用，不仅相互促进、互相成全，而且也存在着对立与矛盾的趋向。它们之间这种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既可以促进、成就个体认同，也可以阻碍、解构个体认同。因此，它们能否协调一致地为个体认同服务，成为实现个体认同的关键所在。

三、个体认同与个体生活、自我认同的一致性

个体这一存在方式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社会个人生活价值体系的历史性变革。这一历史变革中包括个体生活的确立、自我认同新质的形成。个体与个体生活的互致、个体与自我认同的共通使个体认同与个体生活、自我认同保持了协调一致的关系。

个人成为个体是人类历史上个人存在方式的伟大变革，表现为个人首次以独立主体的身份生活。在个体产生之前，个人只是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要素、社会群体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的本位意义仅在于他对于社会的价值，个人生活以各种社会群体的结构规定性、需要、目的和目标为标准，不包含以自己为主体尺度的价值选择、生活意义和存在方式。个体形成之后，个人生活不再受其所在群体的主体性支配而由个体的主体性支配，社会成为个人存在的环境和背景，为个人生活提供资源和秩序，个人则有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规划、设计和能力与外界建立对象性关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的权利，并为此承担责任。尽管个人作为个体仍然依赖社会、具有社会的属性，但他绝不接受他人的强制和摆布，即使被奴役，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这种被赋予了主体性质的个人生活就是个体生活。

个体认同是个人满足社会个体化需要、对社会所尽的义务，那么，人们尽这个义务可以向社会提出什么要求呢？或者说社会应该为个体尽什么责任？当个体依赖现代性的四个核心要素去生活时，其实它们并不是那么可靠的，因为把握它们的力量并不在个体手上。因此，个体认同对现代性提出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如何保障现代性的四个核心要素成为个体认同最为信任的对象？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三个成果：其一，国家是个体认同实现的根本保障。“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23，“它具有特定形式的领土性和监控能力，并对暴力手段的有效控制实行垄断”24。国家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绝对地位以及对于所有主体的权威作用，使个体认同的实现只能依赖国家的基本制度对于个体的支撑。其二，公共道德是个体认同实现的社会基础。现代性是一种公共性，它把每个人变成个体，同时也向他们传递了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必须成为每个人社会生活的自觉行为规范即公共道德，才会形成每个人为自己负责也同时为他人负责的共赢关系，才会有个体认同的实现。其三，社会的总体品质是个体认同实现的根本保证。决定现代性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和公共道德状况的是社会的总体品质，即物质财富的丰盛、社会公平和民主法治的三位一体。离开社会总体品质的建设，劳动的异化、社会共识困境、货币拜物教将使个体认同陷入危机。

六、当代中国需要个体认同的社会启蒙

社会形态的变迁总是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启蒙运动与之同行。“启蒙运动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5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这场启蒙运动创造了个体认同所需要的人权意识、独立自主精神、民主法治思想。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背景决定了个体认同的实现也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启蒙运动。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始源于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突出矛盾， 其发展理路是以国家力量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来实现社会的市场化建制，以此带动政治、文化体制的变革，构建现代社会制度。中国社会迄今为止的个体化，主要是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联动产物，而非现代化的顶层制度安排，也就是说，中国个体的崛起，主要是由国家推动的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引发的，而个体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获得，则主要依托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体化26。因此，中国社会的个体认同主要受两种理性的影响：

其一是实用理性的影响。中国社会长久历史形成的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做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27，仍然是影响当代个体认同的最重要精神因素。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经验合理性特质和“经世致用”的践行方式使很多中国人的个体认同充满矛盾：不仅很快接受了现代性在现实层面上最有益于个人利益的方面，而且也在关乎社会根本利益、个人的普遍性权力的制度建构方面缺少远见卓识；不仅固守着仍然对个人和集团利益具有效用的非现代性的东西，也在尽力改变着妨碍个人权利的传统。

其二是“新个人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拉开帷幕的，被动地成为了个体的个人，获得了“合法的”独立地位，成为自主权利的承载者。但是他们最先得到的是“自力更生”的全部责任，而与这种责任相对应的各种权利和基本保障制度却只能依靠一点一点地争取和建构。于是，个体要生存和发展更多是依靠自己，而社会为此提供的大多是市场化的场景和路径。“合法的”个人利益的公开表达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孕育了一种新的个人主义，这就是不再单纯地选择为集体目标而努力，而是选择为经济独立、尊严、幸福、生命价值的实现而奋斗，并为此把绝大多数人际关系变成了相互利用的模式。这种新的个人主义成为个体自我塑造的基本方式和精神力量。

实用理性和新的个人主义使个体认同面临两种张力：实用理性中“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新个人主义对于个人权益的追求是个体认同的动力，而实用理性中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成分以及新个人主义的“唯我”倾向是个体认同的主要妨碍。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认同的实现迫切需要两个方面的启蒙：

一是个体主体性的启蒙。不利于个体认同实现的实用理性表现为：对个体权益的诉求主要关切日常利益、工具理性、经济收入、技艺技能、物质财富等方面，而忽视对个体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社会政治伦理、体制或制度、价值理性、存在意义等；对于现实的反思仅仅停留在感性、情绪化的层次，缺少针对自我的主体性批判以及“釜底抽薪”的行动；现代制度在创造自我实现机制的同时也创造自我压迫，个体在“生存性焦虑”、“命运感愈益加重”的社会现实面前，缺乏主体姿态和责任意识，无力对抗各种异化力量。这些现象是个人主体意识缺位的典型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体主体性的发育不良。现实的问题在于，人们并没能普遍认识到这一点，从而找不到根本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和有效方法，以至于个体认同在现实中陷入困境。更為严重的是，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严重阻碍。为此，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以个体主体性为目标的社会启蒙。

二是公共理性的启蒙。与市场化紧密相关的新个人主义引起的最消极的社会后果是公共理性的困境。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28，它为社会共同体成员提供共享的“公共世界”和公平合作的基本制度框架，使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和共同性成为可能。公共理性的启蒙，就是要个人把自己作为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使理性的私人运用变为公共运用”29。个体的本质是个人在与他者互动关系中享有由国家保障、社会支持的个人自由，因此个体认同的实现需要支撑个人成为个体的公共理性，包括公共责任、公正信念、民主意识、法治信仰等。我国自社会转型以来，因保障个体权益的各种制度仍处于艰难的构建之中，公共理性一直处于困顿状态，而且两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因果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理性难以在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如果没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启蒙运动，就难以有公共理性的发育成熟，个体认同就难以实现。

对于个体认同，个体主体性的启蒙任务更为根本、最为重要。个体认同所需要的公共理性，本质上是个体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社会意识形式，如果没有专制力量的强迫，只能于社会互动中，在每个人根本利益一致以及对此自觉意识和选择的基础上形成，即只有依靠个体主体性才能确立起来。这种公共理性一旦形成，个体就会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核心价值，一方面推动保障个体权益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建构，另一方面具体化为社会规范，对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发挥评价作用，保障个体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个体认同最终在个体主体性和公共理性的良性互动中获得它顺利实现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和精神条件。

注释：

①[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地结合起来》，[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二”，第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页。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作者自序”，第31页。

④⑤⑥111213 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00、102、122、122、12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⑨ 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编者前言第5页。

⑩ [美]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1417182324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7、1、20、16、17页。

1516 尹岩：《信任社会：个体认同的社会基础、机制及其启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3期。

1920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225页。

21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页。

22 李德顺：《新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25 [德]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页。

26 阎云翔的調查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参见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

2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28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29 姚大志：《什么是启蒙：过去和现在》，《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

作者简介：尹岩，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上海，200444。

（责任编辑 胡 静）

作者：尹岩

张力构架实现社会秩序整合论文 篇3：

代际价值观的断裂与传承

如今年轻的一代试图走出长辈的监控，走自己的路，而年长者虽然恨铁不成钢，但面对执拗的幼者有时候又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代际价值观的断裂与紧张正如影随形地缠绕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

今天我们的代际价值观问题的出现有这么几层背景：一是随着现代性的开启所带来的整个世界的祛魅化所导致的价值根基的消解与虚无感的伴随，这实际上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价值观问题的核心，这种虚无感直接成为当下年轻一代基本的价值征兆，信仰缺失，人生的主导价值难以真正建立起来；一是我们的社会由一个伦理化、政治化的社会快速进入一个经济至上的社会，对传统伦理的反叛、新的伦理价值体系又远未在个体人心中建构起来，对利益的追逐自然就成了普遍的价值形态，这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教育的冲击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价值取向自然地成为儿童世界的基本价值参照，使他们的人生过早地为物利性价值所浸染；一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由以长者文化为中心的前喻文化社会进入到青年文化迅速崛起的后喻文化社会，与此同时，我们又没有发育出健全的儿童文化理念，导致我们今天的儿童理念中，要么还停留在前现代时期，成为成人世界的附庸，要么走向儿童中心主义，忽视对长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价值理念的必要的尊重。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体系瓦解，西方文化以及港台流行文化大量深入，并迅速成为年轻一代生活空间的主导性文化，这进一步加剧了代际之间的价值断裂。正是基于以上背景，代际价值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

廖小平教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敏于价值观问题，2001年正式提出“代际价值观”这个核心概念，从此就将冷峻的目光锁定在此主题上。其博士论文《伦理的代际之维——代际伦理研究》自面世以来就广受学界好评。之后廖小平教授又在一般性地研究代际伦理的基础上着力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及其变迁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分化与整合——转型期价值观代际变迁研究》就是他此项研究的心血之作。

自从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社会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以后，随着政治、文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的逐步分化，价值观也发生着重大的变迁，书中也有这方面的概括，主要有四点：从一元价值观转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互动，从整体价值观转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从理想价值观转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并存，从精神价值观转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姑且不论这种概括是否恰当，这种价值观的变迁毫无疑问使错综复杂的价值现象的变化条分缕析、清晰可观。

代与代之间的冲突似乎是一个自然的文化现象，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之间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情感方式、话语方式皆有所不同，无论在哪个时代，这都是勿庸置疑的事实。然而，代与代之间的价值观念是否也存在同样程度的冲突呢？实际上，这种冲突却是一个现代现象。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老年人价值观代表了社会主流的、带有权威性质的价值观，“凝固、稳重、固体形态的，本身拥有不容易被穿透的稳定性”，在传统社会里中年人与青年人的价值观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与此相对，现代社会的本质特点却在于“它的流动的，轻灵，变化多端，它是液体形态的，具有极强的穿透力，适应力”，这恰恰体现在青年人的身上。

如此，在社会转型的处境之下，代际价值观的分化与冲突似乎就成为必然的事实了，施特劳斯就把现代性的特点归结为“青年人与老年人的斗争”。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是建立在不同“代”的“自然”的差异之下的，重新把社会“进步”的基点放在人的自然性质之上，也就是置放于青年人的好奇、创造力、冲动、不安定的欲望的基础之上。青年人的价值观的反叛特性在追求主体性的现代社会里被充分地释放出来。然而，老年人与中年人作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主要担纲者，是智慧、文化传统的主要体现者与承继者。于是，在现代社会这两个方面就作为承继与反叛的现象在“代”与“代”之间的冲突与和解中展露出来了。

循着以上这条指出的路线，作者不仅论述了社会转型与代际价值观的变迁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具体、详实地论述了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代际价值观的嬗变轨迹，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这个基础之上分析了代际价值观分化的具体现状、原因，并指出价值观的代际整合对于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作者同时指出辩证地看到分化与整合之间的关系：“价值观的代际分化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使社会和价值观发生了异质性和多元性的变化……对这种变化不能仅仅从负面、消极的角度去看待，而应该看到它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以及它与社会进步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一个发展成熟、步入正轨的现代社会，其代际关系必然表现为青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对立与和谐的张力。不管是对价值观代际分化消极作用的消除，还是对其积极意义的揭示，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价值观的代际整合。”

十分难得的是，作者在本书中一种冷静的、学理的思考和朴实的话语，尽量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实实在在地分析事理，用事实和理论说话，同时又渗透着作者对于和谐的代际价值观以及以此为核心的和谐社会建构的微言大义。书中十分重视基础理论和概念方法的严谨，从价值、价值观和代际价值观的概念澄清与基本原理构架的梳理入手，再进入转型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析与提炼，紧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实际进程，抓住对发生其中的相关重要事件，一一作出自己扎实的分析判断，绝少套话、空话和大话，务实的态度跃然纸上。

尽管代际价值观是如此重要，作者并没有因此而把代际价值观问题无限抬高，而是落实到我们今天对代际价值观的自觉意识以及代际价值观之间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寻求，由此而提出代际价值观整合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建立在代际平等基础上的代际对话，代际间理解基础上的代际互信，以及建立在对代际差异的尊重基础上的代际宽容，而不是高谈阔论地建构一组共同遵循的代际价值观，然后以一种道德主义的姿态来灌输其所设计的价值观念。廖小平教授冷静地看到了代际价值观问题的复杂性，力求回到历史与现实的逻辑本身，去寻求合理代际价值观的建构，而不是简单扮演设计者的高人角色。

玛格丽特·米德曾意味深长地提出：“必须将未来培植于现实之中，培植于由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的社会之中，培植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中。”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都有赖于社会基本价值观在代际之间的薪火传递。每一代人不可能重新开始，人类、民族文化中所蕴涵的基本价值观，乃是呵护我们日常生命存在，同样是呵护我们民族、乃至人类健全发展的基本质素，是人类数千年来不断博弈、积累出来的基本经验。正因为如此，价值观在代际之间的传承与超越是十分必要的。年长一代忽视对年轻一代的基本价值引导，这是一种失责，失掉了对文化、对社会的基本责任。同样，年轻一代简单地拒绝基本的价值教化，也是一种失责，是失去对自己的责任，同样是失去了对文化、对社会的责任。当然，这种传承与超越正是基于年轻一代的生命境遇与生命认同，是基于他们生命成长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长者权威的实现。小平兄洋洋洒洒二十余万言，本身就足以显示出对和谐代际价值观的发展与绵延的拳拳关切。

不管怎样，我们正在逐步走向一个代沟的累积加快而且加深的时代，代际价值观的冲突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深刻的现实。代际价值观的和谐之路究竟在何方？“后喻文化的发展将依赖两代人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只有两代人之间重新建立起理解和信任，年轻人才会同意和长辈共同寻找答案”。尽管对话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甚至往往不能让我们尽如心意，但不管怎样，对话乃是我们今天值得信赖的真正的方向，这不仅是对年长者的期待，期待他们能多一些宽容，多一些耐心，因为毕竟他们已经不再年轻；同样是年轻人之所需，他们同样需要对生活、对世界、对呵护有加的长辈多一分耐心，多一点冷静，因为终究有一天，他们也要成为老人。

作者：刘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