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文化探讨论文

内容摘要：在广西忻城县城关镇，遗留着一群历史尘埃中的守卫—莫氏土司衙署，它是华夏境内唯一保存得最完整的土司建筑群，被美名曰“壮乡故宫”。从元朝末年到清朝32年前，莫氏土司世袭治理忻城470多年。在将近500年间，不论是编户上籍、征收服役，还是役田管理、教授官族，土司文化集纳百千制度之长，立体显现了土司文化的基本特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土司制度文化探讨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土司制度文化探讨论文 篇1：

一部专著与一个专门学科

首次接触中国“土司学”及其理论创建者成臻铭先生，是他在土司研究领域的论文。在研究中，我荣幸拜读成先生近作《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全书近七十万字，不仅体量庞大而且卷帙浩繁。这是成先生提出“土司学”概念及其理论建构以来，锁定历史时期西南边疆土司制度运行的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属于中国土司学界又一重大学术事件，堪称中国“土司学”殿堂里的扛鼎之作。

一、《研究》的体系

该书由导论、上编和下编三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作者以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制度治理西南边疆这一独特视角为切入点，回顾了一百余年间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的现状，介绍了本书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使读者对已有的和准备进行的研究一目了然，无疑是检索土司研究的工具书。上编分5章，侧重探讨土司制度推行前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作者借助先秦至两宋时期的文字史料，尽可能在“时间、空间、群体（人）、事件、制度、专门学”的解释架构下，解读这一时段中央政府对包括中南半岛在内的西南边疆的治理模式，旨在让读者把握土司制度推行前中央政府通过羁縻治策对西南边疆管理过程的同时，进而为下编解答中央政府最终选择土司制度治理西南边疆进行理论准备。下编分3章，重点讨论土司制度推行后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内容包括元朝借助两宋之交土官治理羁縻县及其以下的峒的舉措，在西南边疆建立的任命、世袭、升迁、惩处等一系列土司管理制度;明朝中央政府经历早期、中期的整合，在西南边疆地区网布的错综复杂的土职、土司政府、土司区、土司关系、土司制度系统，重点对西南边疆之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有效治理;清朝由于清前期皇帝心里的“西南阴影”作祟，进一步降低西南边疆土司的品秩，建立和完善降等分袭制度。

从结构体系上看，该书跨度两千多年，通过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清晰地呈现了先秦至清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南边疆的蓝图，从而让读者在宏大架构下的时空场域里以及无尽的文字想象中回到历史的现场，感受中央王朝治理西南各民族的宏伟画面。

二、《研究》的特色

《研究》让人感受至深的是该书的严谨与精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缜密的研究思路

无论是著作还是课题，好的思路不仅要清晰而且还要有准确的研究内容和目标。《研究》一书的思路就是如此：一是以中央王朝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进行治理为切入点，重点对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土司政治作出区域总体史考察;二是在西南疆域变迁的大背景下，分时段探讨边疆土司区的变动历程，以此深化对我国土司时期的国际关系、跨国民族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以及西南边疆政治风云变化对土司的国家认同影响的认识;三是注重土司时期西南边疆的地区与民族差异，揭示当地少数民族政治建设的地域特征，进而解决中央王朝所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否是坚持民族平等的制度、土司区是否能与民族区域自治划等号、土司抗倭或抗击外来入侵是否具有明显的“守土有余”特征、因地制宜的土司文化是否是一种可以弘扬的民族文化经典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四是把握“家族村社/土司”“土司/土司”和“土司/中央王朝”在蛮汉分治和土流并治的国家控制格局中的权力运行机制，土司及其地方行政系统组织的互动关系，总结西南边疆土司政治的运行规律，为边疆政治学和中国土司学提供史事依据和理论支撑;五是考察西南边疆的土司传统对政治制度文化和政治物态文化的影响，总结土司制度建设的得失，为当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提供历史资鉴。上述思路，在该著作的切入点、大背景和构成中国“土司学”的内容指涉、史学依据、理论支撑与历史资鉴以及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经世致用之“道”

《研究》以通透的学术路径和极大的学术热情，一一解决了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两宋时期借助土官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元明清时期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等诸多问题。由于作者在突破这些问题的时候完全遵循了前述五点研究思路，因而作品思路严谨，其结论既客观又自信。

有关这些，在《研究》“序论”中亦有所体现。正如作者所说：

本书针对前人研究的不足，发扬“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从国家控制社会、我国西南边疆安全稳定以及“身/家/国/天下”“民族首领/职官/机构/行政区/管理制度”等粘连结构的角度，系统构建土司制度研究理论。主要以广西、云南、贵州土司为个案，科学验证鉴别土司的“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二十八字理论，进一步完善“抚慰型、政务型、羁縻卫所型、土弁型、土屯型”等土司类型理论，以及处理“王朝国家/土司社会”关系的“三个层面”理论和土司政治文化的“四个视角”理论，以具体的事例，系统阐明土司制度是一个中央管理土司、土司之间相互制约、土司管理家族村社的制度体系，为创建中国土司学贡献绵薄之力。本书正视中南半岛缅甸、南掌（老挝）、越南三国对我国西南边疆土司的中华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理论误区，从西南边疆危机事件、西南边疆土司区的变动、西南边疆土司的政治文化互动关系、西南边疆土司的社会阶层与等级、西南边疆土司家族政治文化、西南边疆土司政府的机构及其职能、西南边疆土司地方行政系统等领域，对因土司制度产生的西南边疆治理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总结我国西南边疆土司的跨国受封、跨国朝贡等家庭行为所留下的经验教训，进而将土司制度研究纵深推进到土司管理家族村社层次，横向拓展到土司之间的心态、行为和物态文化方面。[ 1 ]36

将《研究》与作者思路进行比对可以看出，作者致力于构建的中国“土司学”是什么样的学科，其学术目标是非常清晰的。他构建的中国“土司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目的，不仅具有系统的研究理论而且建立在具体的样本研究之上，既具有历史视野和国家视野，同时又超越历史的长期性人文视野和超越国家的区域性国际视野。这一目标的达成，使《研究》无愧于中国“土司学”的宏篇之作。

在“中国文化经典直解丛书”总序中，姜亮夫先生有这样一段话：“每一种学术，都有它自己不可磨灭的‘道’在。当然，这不可磨灭是一个时间概念，有一万年的不磨灭，有一千年的不磨灭，有些学术，可能几年后就要磨灭了。清末民初，有一位先生说，读书有君子之学，有小人之学，有妾妇之学。意思是说，有些学问惊天动地，是君子之学;有些学问听起来很好，实际无多大价值，是为小人之学;还有一些学问，只供妇人小孩娱乐之用，所以说是妾妇之学”[2 ]1。读毕《研究》，我理解和认识到，成先生所构建的中国“土司学”所追求的学术目标，与姜亮夫先生所倡导和期待的学术之“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构建起来的中国“土司学”，其中也有不可磨灭的“道”。我相信，这门学科在不久的将来，会是一门大学问。

（三）严谨的学术规范

马林诺夫斯基曾说过：“在历史学中，如果一个人对其资料的来源秘而不宣，在谈论过去的时候仿佛是通过占卜得知一切，他就不能指望被严肃地对待。”[3 ]14显然，《研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该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包括文献资料、国内外研究成果、相关论文、田野考察资料4个部分，达427种之多。其中，文献资料有257种，既有诸如《十三经注疏》《史记》之类的正史典制文献，又有《南诏野史》《丽江府志稿》这样的地方文献。尤其是地方文献，几乎囊括了广西、云南、贵州土司核心地区所有的方志。这些参考文献单收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文献的确定、梳理、甄别以及有理有据的推断、发现和结论，还有学术准备与学术规范，成先生及其团队所付出的辛劳和汗水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所凭借的智慧和创建更是让人推崇备至。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一定手段来实现社会内部的秩序，并且通过一定方式实现对外部社会各种关系的协调。具体到土司制度，它显然是一种政治组织和社会控制手段。在文化人类学看来，政治组织常被分为族群、部落、酋长领地和国家等四种类型，正因为此，土司制度往往被当成一种高级的酋长领地来研究，这就使其地位显得暧昧而尴尬。今读《研究》，不难分析出，土司制度就是一种介于酋长领地和国家之间的具东方特色的社会控制形式，尤其是在流官与土司并存的时代，土司一方面“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另一方面却又要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这种特殊的政治组织在没有考察过秦汉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西方学者那里，他们是很难想象出来的。土司制度不仅带来了国内的稳定与统一，还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国防线。成先生以中央王朝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进行治理为切入点，将制度治理一直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西南边疆，脉络十分清晰。

三、对后学的启迪

成先生通过《研究》构建中国“土司学”，把云南土司作为三个区域的土司样本之一，极大限度还原了云南土司的制度、历史和人文。毫无疑问，云南土司是云南历史和人文的一部分，它在历史和人文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血肉式的而是骨架式的，一旦抽离，云南的历史和人文就不是饱满的而是残缺的，甚至可以说，离开了土司这个角度和视野就无法去认识云南的历史和人文。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如果不通过类似《研究》这样的专著，哪怕整天与土司的后人打交道，在土司曾经治下的土地上漫游，对土司也是一知半解的，這必然会导致对云南历史和人文的认识偏颇。从这一点来说，成先生所构建的中国“土司学”功莫大焉，其《研究》居功至伟。由于《研究》的聚焦是西南边疆，加之边疆本身就是国家语境，而国家又在国际语境之中，因而，其所成就的自然是一个专门学科与一门大学问。

因为我从未脱离过云南，每当我跟别人谈论起云南的土司制度和边疆治理时，言语中难免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或者说有“本位主义”的嫌疑。而《研究》坚守“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不偏不倚，价值中立，全面考察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并不专挑那些耸人听闻的奇特现象来进行研究，字里行间将稀松平常或单调的普通事物与让他觉得惊奇、古怪的事物同等对待。可以说，价值中立不仅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立场，更是一种高尚的学术品质。《研究》在占有427种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检查土司文化区域的所有方面，把文化现象的规则和规律从不相关的问题中梳理出来，清晰地勾勒出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实实在在构建了中国“土司学”大厦之殿堂。

当然也要看到，作为一部时间跨度纵达两千多年的巨著，《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其缺憾是400多种资料的运用中，偶尔有使用非权威版本的现象。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著作的整体水平。《研究》从整体水平来看，很难用某个单独的学科理论来对其进行阐释，它跟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有交集，内容庞大却又秩序井然，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总百家之所长而建立的独特的“土司学”谱系。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参考文献：

[1] 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 陈庆惠.老子庄子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3] [英]马林诺夫斯基.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美拉尼亚新几内亚群岛土著人之事业及冒险活动的报告[M].弓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李 妍﹞

作者：沈乾芳

土司制度文化探讨论文 篇2：

广西忻城县莫氏土司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内容摘要：在广西忻城县城关镇，遗留着一群历史尘埃中的守卫—莫氏土司衙署，它是华夏境内唯一保存得最完整的土司建筑群，被美名曰“壮乡故宫”。从元朝末年到清朝32年前，莫氏土司世袭治理忻城470多年。在将近500年间，不论是编户上籍、征收服役，还是役田管理、教授官族，土司文化集纳百千制度之长，立体显现了土司文化的基本特质。土司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在物欲洪流的浪涛中飘零浮沉。又因当地村民文物保护意识不高，文物保护宣传力度较低，政府对土司衙署建筑群保护进程较慢，土司文化的探讨与推进大幅受限。为此，全面传承莫氏土司文化，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十分迫切而必要。

关键词：土司文化 民俗文化 传承与保护

气魄非凡而风格高雅的衙署建筑皆为砖木结构，具备华夏古典宫庭建筑的特征。顾盼之余，忻城人民自古以来世代耕种役田，山区的封闭、商品流通的缺乏，直接或间接性的降低了忻城人民对物质的追求。从大局考虑，恒久偏低的物质需求重组了生产与生活风俗、游艺竞技风俗、礼仪制度等文化习俗，使得壮、瑶、苗、汉各族民俗文化寂静交融。多种民俗文化的结晶缓和了社会阶层间的大小矛盾，凸显了壮族多彩的生存状态。莫氏统治忻城500年间，等级烙印显著，做好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需要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辩证地看待土司文化的现实意义。

一.土司文化背景介绍及对当地的影响

元、明、清各朝廷为更好的统治少数民族制度，常将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任命为土司，此土司官职历代世袭。中华上下五千年，历代朝廷采取多种管理制度，要全面了解土司制度，绝不可管中窥豹。

北朝，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合称。从北魏统一北方开始到隋文帝创建隋朝为止，北朝与南方地域相继出现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对峙。北周大定元年仲春，周静帝禅让地位于隋文帝，隋文帝建立隋朝，北朝已矣。

隋朝以前，多为世袭制，朝廷采取选拔官员的制度多为开科取士，并议定选派官员到各地任事。根据广西少数民族地域的实际情况，我国历史上就经历过郡县制、羁縻制和土司制。

隋唐两朝时期，开国天子的祖先都为北朝名贵，且军事、政治等领域制度多在沿袭北朝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多项举措并进，成功摧毁隋唐盛世和民族大融合发展道路上的多重屏障。

明代，是广西土司的极盛时期。据不完全估计，当时大小土管有300余人，直至清初，仍有128个大小土府、州、县。忻城的土地、经济、教学等制度发展，在莫氏土司的有序管理下，日渐脉络清晰。从大局上看，莫氏完全世袭了忻城土司制度，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世官其土，世有其民”，历代土司在保证立体呈现土司制度文化的同时，相继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譬如：土地管理上，莫氏土司将全县大部分土地据为已有；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军事上，养兵千人，镇压起义。莫氏土司管辖地方近五百年光阴，积极地发展壮锦生产；修缮山口、开掘乡道，勉励农民发展私有制经济；大兴教义，促进地方优秀文化的发展。

同时，在历代土司的统治期间，土司文化对当地产生了多重影响。

其一，顺应当地社会发展，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世袭土官在职时期时刻修正与朝廷的关系，拟定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再者，官族为强化区域局部文化教育，建立学馆，撰写诗文。土司进行的片面性文化建设、诗书礼乐的启蒙对安抚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二，滞后忻城教育进程，弱化当地社会生产力。一方面鼓励接纳各后辈入学，却限制较为富裕的平民百姓。在容许私垫读书的同时却禁止其参加科举。针对大多数土民，实施愚民政策，以此加强对他们的户籍掌管。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利用自家的武器进行军事镇压，以维护封建统治和地方官员利益为出发点，极大地激发社会矛盾。刻薄的等级的统治潜移默化的催生社会矛盾，最终引起土民暴动。

其三，延缓社会发展步伐。“入市不准撑雨伞，吃饭不能与土官、官族同席……路过村庄，村民须收藏所晒之衣物……所到村庄，村庄头人负责招待，按户派要食品，贡纳钱物，供土官及随员享用。”土民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要严格体现对地方官员的尊重，不得有丝毫越级行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土司制度正式源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十七任土司，莫绳武因“纵匪殃民”罪被撤职废除。莫氏土司能够长久地统治地方近500年光阴.虽说此制度最终被废除，但对后世的影响，不论是积极与否均值得后人思考。

二.土司文化传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一书中曾提到：“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这并非说那些第二性的现象都是直接从生产那个主干上枝生出来的，乃是说它们虽然各有獨立的根源，但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却受着最占优势的这个因子的巨大影响”。至始至终，文化传承绝非易事，更不是一件机械而繁琐的事情。土司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瑰宝之一，是一种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形态观念的集成合。言简意赅，土司文化传承所面临的问题如下：

第一，土司文化带有严重的等级烙印。忻城土司制度等级统治森严，封建地方制占较大比重。在尊卑分明的社会基础上，衍生了多种生活心态，复杂的生活心态交织缠绕，派生了微量“畸形”文化，异化了部分民俗文化。在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社会上，切身处地的理解吸收带有等级烙印的土司文化，并非易事。

第二，复兴土司文化需要自然山水的映衬。林语堂在《官家令》中道：“最优美的建筑是以融合而混入自然风景中，成为风景之一分子，亦即属于风景而不可分离。这个原则控制所有的中国建筑”。青山绿水浩然归，衙署建筑群色彩巧妙迎合当地翠绿山色，旷朗晴空。再者，土司建筑群迎合了南方人的群聚心理，在满足山、水、人、建筑群相协调的基础上，尊崇自然法则，遵从“尊祖重孝，共荣共患”的传统思想。

第三，忻城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影响了土司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忻城县属于经济发展较不发达地区，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内外大部分地区相比，经济滞后性严重，同时该地区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保护重视程度不高，当地文化传承工作部分脱节，地域文化缺失，壮族特色的文化色彩破损。

三.对土司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建议

“守护民族的根与魂，传承保护文化遗产”。对土司文化传承与衙署建筑群保护，应“多措并举抓保护，让文物活起来”。从当地民众开始，加强土司文化宣传力度。开拓、开发当地旅游项目，保证管理规范，确保修缮流程的正常推进。

（一）加强土司文化传承力度，保持批判性的眼光

对弘扬土司文化、传承土司文化任务，应打“组合拳”。首先，利用报纸、电视、QQ、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体宣传土司文化、壮乡文化，深化当地教育事业，熏陶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知识，加强当地民众与外界的联络度。其次，以理性的眼光探讨思考土司文化，以批判性的眼光兼收并蓄。最后，多方面考证土司文化、壮乡文化的历史渊源，提出文化本身所依附的封建性糟粕，吸收进步性的结晶。

（二）利用现代化技术修缮和维护衙署建筑

在确保土司文化的弘扬工作落实到位的基础上，修缮衙署建筑。首先，利用现代科技，深入确切的认知衙署建筑，记录建筑的原型制、原材料，采用标本分析仪、X射线衍射仪、红外线光谱分析仪，拟定修缮配方，做到实时有效地保护建筑。其次，制定针对每一类构建的保护程序，运用BIM技术对每个衙署建筑建立模型，列出对象的门类，提出研究记录标准，预估文物所经历的各类病害并进行病害机理研究，小范围实验、验证实验结果，完成保护方案。

（三）加大资金链的投入，鼓励当地民众投身于古建筑的保护工作中

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是当地文化活着的灵魂。为此，政府应当加大资金链的投入，加强对衙署建筑群的保护力度。而当地民众应自觉提高对文物保护的意识，不破坏古建筑。对一些破坏建筑的恶劣行径应进行严格的监督，发现出现破损处应咨询相关专家，以确保衙署建筑的完整性，土司文化的持续性。

参考文献

[1]中文百科在线，忻城莫氏土司衙署[EB/OL].http：//www.zwbk.org/MyLemmaSho w.aspx？lid=218828u-JGczTkdCkRSI_5sXSL SuLanisLPs_0PlwCY6a

[2]“壯乡故宫”忻城莫氏土司衙署五十年兴衰[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8-12-11/010616822416.shtml

[3]苏克.忻城土司衙门的壮族特色[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 5d2e8da50100df5a.html

[4]浩学历史网[EB/OL].http：//www.hxlsw.com/history/

（作者单位：南宁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作者：黄羽薪

土司制度文化探讨论文 篇3：

中国梦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

摘 要：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而且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总体而言，还很落后。这就需要：加强治理，克服传统的治理习惯和治理思想，破除传统的土司制度观念;走现代治理之道，研究和把握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规律;走科学治理之道，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利益为本，走人本治理之道。

关键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国梦

中国梦是每一个人的梦，中国梦以国家、民族和人民为主体，以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中国梦不仅把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联系起来，而且把中国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联系起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状况不仅关系到西南边疆的稳定和繁荣，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本文拟探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现状、治理和中国梦三者内在的逻辑关系。

一、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

我们讲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是指的以云南、广西、西藏为主体的边疆民族地方。这些地方代表了中国边疆、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3，有民族县231个，占全国民族县的36.49%，有国家扶贫的重点县101个，占全国的17.06%，有边境县51个，占全国的39.53%。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更是有目共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从总体上讲还很落后。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合计从未超过全国的5%，1990年最高达到4.96%，最近10年最高才到达4.47%。其中广西和云南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比重分别维持在2%—3%之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基本维持在60%上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广西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和排位基本稳定，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和排位虽然有所上升，但依然处于最后五位（列27位）;云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均一路下降，由1990年的2.42%和74.45%分别下降到2011年的1.86%和54.03%，在全国的排位急剧下降到24位和30位;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990年的77.62%急剧下降到2011年的57.23%，排名28位。”[1]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非常微弱，还在急剧下降。也就是说，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总量就全国所占的比重来讲是微不足道的，随着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发展，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总量下降的趋势急剧加快。到2011年广西的生产总值达到上海的61.03%，云南到达上海的45.59%，而西藏为3.16%。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更是无法与上海相比。西南边疆民族地區不仅经济发展差距与我国发展地区越来越大，而且平困人口的面积分布广泛，发展水平低。

二、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传统治理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后与治理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治理观念落后，治理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地区有了历史性的转变，但是从根本上讲，传统的农牧业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结构并没有彻底动摇，自然经济和农耕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浓厚的宗法至上观念、重家族血缘的传统治理方式，使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人的素质、思想观念等方面与我国发达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

土司制度是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制度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今天，加速开发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转变治理观念的历史转折时期，不可忽视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土司：从字面上讲，土即土人，也就是当地人;司是管理的意思，即任命当地头人管理当地的行政、赋税、招兵、官司等事务。土司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社会治理的意思。土司分为广义的土司和狭义的土司，在广义上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封建国家法律许可下建构土衙门署，统治本地区，在狭义上是指土官，土官的特权是：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治其所、世袭其职、世受其封、世入其流。土司制度实质上是封建王朝同边疆民族地区的首脑人物相互达成的妥协协议，双方用协议的形式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也可以说，土司制度是专门在边疆民族地区适用的封建政治制度，它以国家的形式确认了封建的中央集权政府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关系。肯定了边疆民族地区的首领在服从中央的大前提下有自主地处理本民族地方事务的权利。

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治理方式，是极端落后的，其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是深刻的。土司渊源于汉代，元朝开始设置，明朝增加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职务，土司对封建王朝承担赋税，对族内人民实行种种盘剥，在清朝的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流指任职不断流动，人员更新），发动了对少数民族的战争，但是土司制度到清王朝灭亡也没有彻底消失，“中华民国”时期的地方土司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任命，对其统治的地区自治，这与土司制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剿匪、土改、民族区域自治，土司制度才彻底消灭。在今天，虽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不存在了，但是，作为一种封建文化、传统习俗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土司制度对治理的消极影响具体体现在：容易导致治理选才范围狭窄，任人唯亲。土司治理的主体是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族民，这就导致了在治理时依靠的对象是同族、同宗，所选治理人才的范围必然限制了治理的文明程度。任人唯亲的结果是族内的利益能得到较好保护，族外的利益就谈不上保护了，这就造成血亲担罪盛行，例如，“傣族规定，家族内有人偷牛犯罪，因行为人是家族内的一块血肉，就须由全家族共同凑钱交土司将行为人赎出。而后再犯法到三次，则全族公共商议将该行为人从家族开出，再犯新罪，任杀任罚，家族不再管。”[2]

传统的土司文化积淀，使现今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具有封闭性，不善于学习东部发达地区先进的治理经验;土司制度的等级特权思想影响严重;国家法的实施困难;人文关怀不足。总之，传统的治理方式严重地影响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质和量，使其发展与我国中部和东部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差距，探索治理的现代化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现代化与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梦，也不单单是某一个局部地区的梦。中国梦的实现有赖于整个中国的发展，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力推进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国梦。

破除传统的土司制度观念，走现代治理之道。治理的词源表示主导、驾驭某事物，起初是选择航向，后来演变为根据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不断调整。在治理理念确立时，只代表一种含义，即权力的等级化和统治的思想、垂直和自上而下的指挥关系，以及用整齐划一的方式推行意志，这可以说是传统的治理思想，而“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从一个权力等级和主权观念转变为一个更加注重调节的观念，新治理观的形象更加强调明示谈判、组织学习和开放公众讨论。”[3]这可以说是对现代治理之道的一个诠释。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出传统的治理误区，破除人们头脑中残存的土司观念，在社会治理中克服特权思想，尤其是要克服那种只讲服从上级的唯意志论，要走群众路线，要密切联系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努力、齐心协力实现中国梦。

研究和把握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规律，走科学治理之道。“治理是一种偏重于技术的政治行为，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4]治理是有规律可循的，要研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特定性，并把这种特定性与我国其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相比较，从中找出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提高我國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效益。在把握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规律时要注意对人的治理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盲目地无意识地起作用，而人的治理规律是通过有一定意图的、有目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起作用，在治理中不仅客观制约着主观，而且主观也制约着客观，自然规规律在具备同样的客观物质条件就可以反复出现，而治理规律是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表现形式不同，同时，对治理规律的认识还受到认识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的限制。可见，对边疆民族地区科学治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不断深化、实践的过程。

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利益为本，走人本治理之道。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地处边陲，民族矛盾突出，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时刻都不能掉以轻心，这就容易导致只重视任务、制度、物本，而忽视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人本。一些部门和人在决策中忽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一些重大决策和重点工程脱离实际和人民的需要，劳民伤财;有的表面上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实际上对人民群众的生产问题和生活问题置若罔闻;有的表面上对群众问寒问暖，而生产安全、食品安全事故不断，这都迫切要求在西南边疆民族的治理中，走人本治理之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主要的、突出的、根本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赵曦，刘天平.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路研究[J].西南金融，2012（8）.

[2]刘艺兵.论云南土司制度与古代地方法制[J].思想战线，1994（6）.

[3][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M].钟震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0.

[4]张小劲，于晓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7.

作者：蒲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