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税收问题论文

2022-04-16

国内税收问题论文篇1：

尼克松“水门事件”调查揭秘

依据法院判决，美国尼克松总统图书与博物馆公开了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所作证词。证词显示，律师出生的尼克松面对检察官提问，言语不时粗鲁，频频回答“不记得”；还对白宫录音中18分30秒的遭删空缺，解释为意外了事。

“气炸了”

尼克松1969年至1974年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名辞职总统。

1972年，5名男子潜入华盛顿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文件。调查发现，5人为尼克松所属共和党“间谍”，尼克松政府事后试图遮掩。在众议院准备启动弹劾程序后，尼克松1974年8月宣布辞职，政府内不少高官受到起诉、审理、定罪，甚至服刑。

辞职10个月后，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自家附近接受“水门事件特别检察组”检察官质询，两名大陪审团成员在场。新公布的解密档案，即尼克松1975年6月23日至24日面对检察官所作陈述。

检察官问及一份白宫提交录音，其中长达18分30秒的谈话内容遭删除。检察官质疑，删除录音的是否为尼克松助手罗丝·玛丽·伍兹。

尼克松回答，这份录音起初并不在司法部门所要求提交的文件范围内。“罗丝以为空缺的只有4分钟……现在委员会查出来有18分30秒，我简直气炸了。”

尼克松形容，这是一起意外，但没有给出原因。他说，自己希望录音能得以修复，检察官理查德·戴维斯回答：“我们都这样希望。”

不过，近来一些修复尝试再度宣告失败。

“不记得”

尼克松下台后，时任副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接替总统职务，宣布动用总统特权，赦免尼克松先前涉及的所有罪行。

按《纽约时报》说法，他依旧可能因在两名大陪审团成员前证词不当受到伪证指控。不过，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两名大陪审团成员回到华盛顿后，其他成员阅读证词。10天后，大陪审团解散，没有提起诉讼。

这些证词显示，尼克松多次避免正面回应检察官提问，仅回答“不记得”。而事件发生不过两年左右。

“我从不记得什么退还个人所得税，”尼克松说，“从不记得见过这样的事发生。”

他多次强调，自身注意力为国家大事占据，比如越南战争。《纽约时报》说，尼克松似乎知道这样说令人起疑，他解释：“我希望大陪审团成员了解，当我说自己不记得某些事的时候，不是想要回避问题。”

不过，尼克松的记忆力也并不总那么差。他能记起，和一个朋友商讨解雇助手时，对方穿的是运动鞋。

爆粗口

尼克松回答检察官提问时，不时言语粗鲁。

提及18分30秒的录音空缺，他说：“让我们查清楚，这该死的事是怎么发生的。”他随后补充：“不好意思，我不该说这样冒犯的话，你们在录音带上已经听得够多了。”

检察官问他，是否向助手支付现金并向他的竞选资金捐款大户提供驻外国大使这类工作。尼克松回答：“珀尔·梅斯塔出任驻卢森堡大使，不是因为她胸大，而是作出不错贡献。我得说，她是很好的驻卢森堡大使。”

尼克松把自己形容为政治博弈受害者。他否认自己所领导政府做出出格举动，说他的前任约翰·肯尼迪政府曾指派国内税收署等联邦机构对他“下手”，在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一职时给他“抹黑”。

“他们很聪明，”尼克松说，“没有用一群闯入水门饭店的窃贼，（“水门事件”中的）那些人就是窃贼。他们用了联邦调查局和国内税收署，直接下令针对一个曾是副总统的人，阻挠他竞选州长。”尼克松曾搭档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副总统，但在1959年总统选举中以微弱票差败给民主党人肯尼迪。摘自《现代快报》

国内税收问题论文篇2：

中美慈善税收立法比较研究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迅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慈善的呼声愈高，然而伴随着郭美美事件等的出现，慈善事业在蒸蒸日上的同时也显现出了许多问题。目前，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都已趋于完善，而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其慈善事业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老大，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美国现代慈善事业始于20世纪初。191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创立了“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奠定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近年来，美国的富豪们包括曾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以及“股神”沃伦·巴菲特都纷纷将个人财产捐给慈善事业或已作出承诺。然而，美国的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富人游戏，美国的穷人比富人更热衷于慈善事业。有统计分析显示，美国13岁以上人口中的50%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约1000多美元；美国约85%的慈善捐款来自普通民众；年收入在一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他们捐赠的是收入的5.2%，而年收入在十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他们捐赠的仅为收入的2.2%。从慈善的规模上看，美国无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慈善国度，而完善的制度构建功不可没。

但是，美国并没有一部独立的针对慈善的专门法律，关于慈善的规定分散于宪法、税法、公司法、雇佣法等联邦和州的法律法规中。其中，税法对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从税收立法的角度将中国和美国的法律规定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对我国慈善法律制度的创设有所启示。

美国税法关于慈善的规定

慈善组织的界定

慈善事业的组织基础和运行主体是各种慈善组织或机构。因而，对慈善组织进行界定是税法发挥效力的基础。一个慈善组织如果没有法定身份或身份不确定，就无法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并接受监督检查。

早期美国没有关于慈善的法律规定，解决争端主要依据英国留下来的慈善法。根据英国传统法对慈善组织的界定，慈善组织主要有四个目的：即济贫、发展教育、传播宗教和其他社会公益目的。然而在当今的美国社会，该传统定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税法上的定义所取代：即自身收入无需纳税、而且其捐助者因其捐助而享受税收减免的组织。在美国，慈善组织并非一成立就自动获得免税资格，需要提出申请，并通过认定后，才能取得。根据美国联邦税法的规定，满足《国内税收法典》的501（c）（3）条款的慈善机构可以免缴联邦和州所得税，但仍必须缴纳和慈善目的无关的贸易和商业收入所得税。因而，获得免税资格的慈善组织必须符合以下目的，包括：宗教、慈善、科学、公共安全测试、文学、教育目的、或为促进国家和国际间业余体育竞技比赛，以及为预防虐待儿童、动物。其净收益不是为了保证使私人股东或个人受益，其行为的实质目的不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或企图影响立法，不代表任何公职候选人（或反对者）参与或干涉任何政治竞选活动。

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

慈善组织被确认为拥有慈善地位后将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优待。慈善组织不仅可以依赖捐赠募集资金而进行运转，而且除了对私立基金会的净收益征收消费税和对无关宗旨的商业收入征税外，慈善组织的收入是免税的。此外，他们还能够享受州财产税、销售税和使用税减免，以及邮资优惠。二是“光环效应”，即社会信任为慈善组织带来的无限商机。

慈善组织的分类

美国在慈善税收法律制度中贯彻了“分类管理”的原则，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承担的法定义务和享有的法定权利不一样。美国联邦税法将慈善机构分为两类，即公共慈善机构和私立基金会。《国内税收法典》509（a）条款规定，“除非一个慈善组织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公共慈善机构，否则将被视为私立基金会。”根据税法规定，凡是符合《国内税收法典》规定的慈善机构都是公共慈善机构，包括学校、教会、医院以及依赖捐赠的机构。因而，不符合以上条件的机构为私立基金会，私立基金会一般由一个家庭、一家商业机构、一个由核心捐赠者组成的小团体或以捐赠基金收入资助的机构。相比公共慈善组织，私人基金会要受到更多的监督和制约，以约束私人力量对慈善组织的干预。

捐赠者的税收优惠

美国慈善法律制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税收法规大力鼓励个人和组织向慈善组织捐赠财物，捐赠者也将会从中得到巨大的税收收益，即税收减免。美国个人或者公司捐赠行善之举，绝非简单利他，实则利人利己。即通过捐款，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减免个人的所得税，并得到好名声。可以说，慈善税收减免的制度，是美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催化剂。

所得税

自1913年美国政府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仅4年后，就增加规定捐款或实物捐赠可用来抵税，可抵税部分最高达15%，以鼓励民众捐款行善。1935年美国政府允许公司用捐款抵税。如今，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可抵税比例维持在50%，企业则为10%。

遗产税

刺激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富人慈善捐款的还有美国的遗产税。为发展美国海军筹集资金，1797年美国遗产税首次开征，并于1916年成为固定税。美国的遗产受益人想要继承遗产就必须先缴纳遗产税，而遗产税、赠与税又以高额累进制著称，当遗产超过300万美元时，税率则高达55%，因此富豪的后代要继承遗产会遇到重重阻碍。高额的遗产税迫使许多美国富翁只能另寻他法，将遗产捐给慈善组织，以逃避纳税，尽量保障其子女后代的利益。

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越来越多美国人在纳税和慈善之间选择了后者。美国慈善法将这种慈善事业的税收减免看成是“政府与捐赠者为公益进行的合作投资”，如前所述，只有捐赠给有资质的慈善组织的捐赠者才可享受慈善捐赠免税的待遇，政府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发挥着筛选的功能，指导慈善捐赠给那些有资质的慈善组织。

对慈善组织的监管

美国税法对慈善组织的监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税法机制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国内税收法典》501（c）（3）项特别要求“私人股东或个人均不能从慈善组织的任何净收益中获益”，对于慈善组织的分配利益行为，将取消该组织的慈善资格。根据4958条的规定，公共慈善机构向任何属于利益冲突人范畴的個人或组织提供了超额利益，都将受到惩罚税处罚。而对于私立基金会，美国税法则规定了自我交易、法定支出、超额持股、高风险投资等原则。二是严格区分和限制慈善组织与商业、政治活动的界限。《国内税收法典》501（c）（3）项规定慈善组织不得参与任何政治竞选活动，不得将其主要精力倾注在影响立法的活动上，也就是不得参与实质性游说活动。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511-514条款的规定，从事与非营利组织宗旨无关的活动而取得的收入，必须依法纳税，除非法律另有明确规定，这就是所谓的无关宗旨商业所得税。三是通过问责制和信息披露制度构建慈善机构的公信力。构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关键在于在制度上设置科学合理的规定，监督并帮助慈善组织建立公信力，用制度规范行为，其中包括慈善组织组建时递交的免税申请，每年定期向税务部门提交的报告，慈善机构停止运作直至解体后财产的处理，以及对违规慈善机构的处罚。同时，慈善组织应定期向社会公开和披露相关资料和信息，任何人都有权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和监督慈善组织的运营情况、内部结构及财务状况等，以保护公民的慈善热情，保障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美国税法的立法原则和作用机制概括为三点：一是支持作用，即通过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激励慈善的发展；二是公平作用，即通过设立各种免税标准以实现资源和机会的平等或再分配；三是监管作用，即通过税收机制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以及其与商业或政府机构的边界。

我国的慈善税收立法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概况

我国慈善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近年来，由于政府的介入，以及各类慈善组织的崛起，慈善事业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此同时，有关慈善事业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建设也逐步展开，如1988年公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1998年公布的有关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两个条例、1999年公布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2001年的基金会登记管理办法等。2003年3月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了对慈善捐赠给予税收减免。可以看出，我国的慈善事业正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但总体上，相对于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集中体现在：慈善事业发展所必需的法律制度、社会支持、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等相对来说还不够健全；慈善组织和机构的规模、活动能力等存在着先天不足；慈善事业在获取资源、扶贫济困、人道关怀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我国税法关于慈善的规定

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6条第2款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捐赠的部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税法第六条第二款所说的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捐赠，是指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百分之三十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年度利润总额，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年度会计利润。”同时，《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4条还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做出了规定。

美国经验对中国慈善税收立法的启示

与美国发达的慈善事业相比，新中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纵观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对比美国发展慈善事业的经验，税收支持政策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我国目前的税收支持政策还不完善，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日益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而法制建设的薄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抓住机遇，积极发展慈善事业，刻不容缓。

建立完善慈善相关立法

《美国慈善法指南》的作者阿德勒女士曾说过，“美国慈善部门以其活力、多样性、经济实力和成长速度而格外引人注目。一个影响慈善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美国有一个对慈善部门发展有利的法律环境。”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完善科学的法律法规体系必不可少。

现阶段，从我国已经涉及到的慈善和慈善事业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来看，主要包括的有全国人大已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这四个法律文献，也还包括了国务院已经颁布实施出来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这三个行政法规，这些规定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法律法规的位阶较低，内容不完备，彼此缺乏协调，不能承担促进慈善事业长足发展的重任。正如在首届国际慈善法律国际研讨会上，郑功成指出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根本原因不在经济发展落后和慈善资金不足，而在于法制欠完备。”我国还没有制定颁布专门鼓励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的综合性、系统性法律法规，也没有具有针对性、特定性的专门规范慈善组织的法律法规。具有针对性的法律规章一方面是对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种保护，更加是慈善事业发展运作过程中的一种科学约束，所以必不可少。

提高慈善立法的可操作性

慈善是一项道德工程，是一种自愿捐赠，若法律条文起不到实质性作用，无法对慈善的运作进行规范，公众将对慈善失去信心，慈善失去公众基础，必然得不到发展。提高慈善立法的可操作性，特别是税法的可操作性，对激励民众的慈善热情，促进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我国目前的慈善立法不仅内容单薄，而且大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实施起来非常困难。相较于美国的税法制度，我国的免税程序烦琐、效率低，公众将为之付出更多的时间。民政部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曾以个人名义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并申请捐款的税收抵扣，500元捐款应该抵扣的50元税金，在经历了10道程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后，才打回到他的账户上。显然，公民是不愿意为不计回报的善举付出太高时间成本的，增强慈善立法的可操作性，税收减免程序的科学、简单化是必然的。

优化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

美国是较早给慈善以税收优惠的国家，其税收政策直接推动了民众捐款的热情和捐款数量的增加，而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的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对比美国，我国税法对慈善事业的鼓励不够。一方面，依据我国税法，企业和个人向慈善组织的捐款额如果占应纳税所得额的比例分别在12%和30%以内，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然而所捐赠超出比例的部分依然需要缴税，而且捐赠越多，纳税越多。超出限额的部分，由于需要缴税，挫败了捐赠者的积极性。在我国慈善事业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慈善捐赠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看，可以说这样的免税比例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我国民众免税意识薄弱。有记者曾就“为海啸灾区所捐善款是否免税”的问题采访民众，有80%以上的人捐了钱，95%的人没有免税，而90%以上的人不知道捐赠免税的事实。中国的税收制度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并不是主体税种，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税收制度对公众慈善捐赠的影响较小。此外，中国至今没有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特殊税种，这也许正是中国富豪大多不助慈善的根源所在，他们更愿意积累财富留给子孙后代。因而，在税收优惠上，有必要对慈善事业倾斜，进一步提高免税率，优化税种，扩大税收减免法规的宣传，加强对慈善行为的激励机制，促进慈善事业的积极发展。

通过立法加强慈善的监督机制

慈善虽然是一种自主的道德行为，但其并不排除政府干预。为保证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保障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政府依法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管十分必要。而慈善立法就是政府与慈善的边界，实现了政府与慈善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在美国，慈善组织的成立、免税、审查监督都有一套完整的法律规定，政府通过法律和税收的手段加强对慈善事业的管理。

与美国的慈善监管制度相比，我国在这方面存在许多不足，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体系不完善，政府与慈善的界限不明确，严重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慈善界曝光的各种丑闻，更是挫伤了民众的慈善热情。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应通过立法，尽快建立慈善组织资质评估和免税资格认证制度，加大社会监管力度，实现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制度，同时对违规行为设置相应的惩罚性措施，进一步规范慈善行为，维护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摘自《现代商贸工业》2012年第18期）

作者：尤靖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