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农村经济论文

摘要：为分析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引领作用，讨论不同规模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影响的异质性，依托江苏省13个地级市、26个县、52个村的538个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半对数线性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对小农户水稻单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新型经营主体起到了引领小农户粮食增产的作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农村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农村经济论文 篇1：

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都明确提出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深入推进示范合作社建设，建立健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可见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笔者对焦作市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及成效

（一）农民合作社发展现状、成效

近年来，焦作市农民合作社发展迅猛。截至2018年，全市经工商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5589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20家、省级示范社29家、市级示范社176家;成员货币出资额26.8亿元，以货币出资成员46252户、土地经营权折价出资3737户、其他资本出资59户;入社成员12.43万户，普通农户7559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1850户、专业大户及家庭农场成员户4136个、企业及其他成员户1144户;5589个合作社中，种植业3129个、林业432个、畜牧业1282个、渔业37个、服务业570个、其他29个;土地股份合作社105个;辐射带动农户40.5万户;2018年，合作社统一组织销售农产品12.8亿元，统一购买投入品6.06亿元;拥有注册商标合作社300个、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71个、创办实体54个、开展电子商务18个、开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6个。焦作市农民合作社获河南省知名品牌5个，占全市农产品知名品牌的38.4%。

近年来，焦作市农民合作社为成员统一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价值累计达25亿元，为成员降低生产成本1.9亿元;统一销售各类农产品30亿元，为成员增加收入2.7亿元;成员户收入比非成员户收入高出22%以上。涌现出了以河南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孟州市黄河蔬菜专业合作社、示范区共利种植合作社、武陟县豫北黄河鹅业合作社等为代表的一批管理规范、产品质量优、带动农民增收显著、产业带贫明显、在全国全省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先进典型，发挥了合作社这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的重要作用，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统一农产品规格、提高农产品质量、开展农产品加工储藏、开拓农产品国内外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家庭农场发展现状、成效

截至2018年，焦作市经工商注册的家庭农场891家，焦作市农业农村局认定市级示范家庭农场52家，经推荐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认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13家。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20.49万亩，户均经营面积234亩，是一般农户经营规模的50多倍。家庭农场流转土地14.47万亩，占全市土地流转面积的11.6%。全市891个家庭农场中，种植业794个、畜牧业25个、种养结合11个、其他61个;家庭农场年销售农产品总值1.18亿元，其中销售100万元以上45个;拥有注册商标11个，获得农产品质量认证6个;家庭农场户均纯收入13.3万元。家庭农场经营逐步规范，经营效益逐步提升，涌现出修武县绿棵家庭农场、金丰家庭农场、博爱县瑞辉家庭农场、杨天琪家庭农场等一批先进典型。家庭农场作为新兴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升级版的家庭经营单位，正成为焦作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军。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经验启示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促进了焦作市农村繁荣发展，涌现出以河南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典型，以博爱县春冠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互联网+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典型，以博爱县富源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循环农业典型，以温县裕田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小麦种子繁育典型，以武陟县豫北黄河鹅业合作社为代表的规模养殖典型，以温县岳村乡红峰怀药合作社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业典型。家庭农场在实现规模化、专业化、集約化、商品化经营中，在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方面作用明显，涌现出以金丰家庭农场、瑞辉家庭农场为代表的粮食规模种植典型，以绿棵家庭农场、三源家庭农场为代表的特色种植典型，以依依家庭农场为代表的休闲观光农业典型。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经验对焦作市现代农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

通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经济活动，一是推动了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以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主体，将农户的承包田承租过来，集中转包给合作社成员，开展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效益。目前全市土地流转面积125万亩。其中，以合作社为载体推动土地流转20万余亩，占总流转面积的16%。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共流转土地34.47万亩，占全市土地流转面积的27.5%，是规模经营的主力军。在合作社的带动下，特色产业快速发展，以农民合作社牵头的“一村一品”专业村30个，发展形成了一批蔬菜、水果、食用菌、四大怀药、肉鸡、生猪、花卉苗木等产业集聚区和特色种养带。二是推动了农业品牌化发展。以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主体，在规模生产的基础上，创建农产品品牌，扩大了市场份额。三是推动了农业标准化发展。合作社将全体成员集中起来，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操作规程、统一产品质量标准、统一农资供应、统一商标注册，有效克服了农户分散经营无法对农产品生产环节进行全程监控的弊端，提高了农产品的标准化作业水平，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二）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

通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经济活动，一是降低了生产成本。合作社集合全体成员的生产需求，形成规模采购和批量供给，通过集中购买生产资料，节约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合作社成员的收入高出一般农户22%以上;家庭农场多数有自己的晾晒、贮藏、烘干设备，生产手段比一般农户先进，全市家庭农场户均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上。二是提高了销售价格。合作社集合全体成员的产品，形成批量供给，提高了市场谈判地位，有利于提高销售价格。同时，与批量需求方直接进行产品交易，减少了产销环节和中间商盘剥，削减了销地与产地的价格差距。三是拉长了产业链条。合作社集中成员资金，开展精深加工，既避免了产品集中上市价格低的问题，又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四是获得了二次返利。通过合作社的统一经营，年终依法进行股金分红，获得二次返利。

（三）促进了农民素质提高

一是提高了科技文化素质。合作社聘请专家，对成员就标准化种养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市场营销能力等方面开展集中培训和现场指导，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农民素质和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家庭农场主多数是各级农业部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对象，整体素质高于一般农户。二是提高了民主管理意识。合作社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组建，成员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对合作社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参与和集体决策，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成员专注于发展生产，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交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变农户个人闯市场为组织起来集体闯市场，逐步在广大农民中培养和强化了集体观念，提高了农民参与民主管理和进行互助合作的能力。三是强化了市场契约观念。农民合作社在团结带领农民闯市场的过程中，使农民的品牌观念、信用意识不断增强，更加注重按照契约和合同组织生产销售;农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后，通过章程和各种制度的约束以及接受培训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四是优化了乡风习俗。经过农民合作社的长期合作教育和有效管理，在广大农民当中，爱国爱社、敬老爱幼、科技致富、扶贫帮困已经蔚然成风，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转变乡风民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培养了互助合作精神，普及了现代管理制度

合作社是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社的管理层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组建，具体运作中成员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对合作社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参与和集体决策;成员专注于发展生产，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交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变农户个人闯市场为组织起来集体闯市场，逐步培养和强化了民主、互助合作的观念，体现了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为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闯出了新路。

家庭农场在农户家庭经营基础地位不改变的基础上实现了规模经营，解决了目前小农户粗放经营对土地资源浪费的弊端，实现了农民不出门依靠土地致富的效果，家庭农场主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代表。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桥梁和纽带，将成为焦作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军。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焦作市的农民合作社经历了14年发展，存在数量大、规模小、发展不平衡，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问题，大多数合作社没有开展业务，空壳社、僵尸社现象大量存在，在管理体系、指导体系、合作社内部运营等方面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合作社业务主管部门不明确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有关组织，依照本法规定，依据各自职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由于法律对合作社的业务主管部门没有完全明确，现实工作中出现多头管理、按行业各自管理现象。各行業除农业部门外多数部门缺乏合作社管理的知识和专门人才，对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不利。农业部门内由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具体负责，但目前农经管理部门特别是县乡农经机构不健全，承担的工作任务重、内容多，对农民合作社的管理不到位，规范化建设严重滞后，导致绝大多数农民合作社徒有虚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示范社的评定标准与现实脱节

一些现实中非常优秀的农民合作社，按照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的标准却无法达到。各级示范社的评定标准死板，与实际严重脱节。示范社优秀带头人短缺，多数合作社发展后劲不足，可持续发展困难。

（三）扶持政策不完善

按照合作社法的要求，国家有关部门要出台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具体政策，目前除国家税务部门出台有政策外，金融部门的具体支持政策还没有明确，致使合作社发展瓶颈的融资难问题一直没能很好解决。

（四）管理队伍与合作社发展要求不适应

目前全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员基本是由各级农经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承担，由于农经管理部门日常工作还要承担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繁重的任务，不能保证对农民合作社的及时管理。

（五）家庭农场示范体系不健全

目前，家庭农场的概念农业农村部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开展国家级示范家庭农场评选，家庭农场示范体系尚不健全。

四、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对策措施

（一）明确业务主管部门，建立健全辅导员队伍

学习借鉴北京市的做法，加强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在县级成立农民合作社的专门指导管理机构，加强农民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和规范化建设，避免多头管理、谁也管不好的现象。特别是要尽快完成机构改革，明确合作社的主管部门，市县两级建立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尽快完成对农民合作社的清理工作，纯洁农民合作社队伍。

（二）实时修改各级示范社标准

各级示范社的评定标准要与时俱进，可分配盈余按交易额比例分配的原则要灵活掌握。凡是通过统一投入品供应，减少成员生产环节成本;统一加工、包装销售成员的产品，增加成员产品销售收入;通过统一技术服务，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对高质量农产品消费的需要;实现民主管理，严格按照成员大会通过的章程管理的合作社都应该肯定，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就可命名为示范合作社。因此，各级示范社的标准及评定办法要与时俱进、适当修改，标准根据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确定。尤其国家级示范社的标准要综合考虑合作社类型的广泛性，尽量做到全覆盖，操作性要强。

（三）出台鼓励大学生到合作社就业政策

鉴于农民合作社管理人才缺乏的现状，建议出台鼓励大学生到农民合作社就业的具体办法，确保大学生在农民合作社安心工作，指导带动一批规范管理的合作社示范典型。

（四）完善家庭农场示范体系

建议国家层面评选国家级示范家庭农场，出台具体的扶持政策，鼓励家庭农场特别是从事粮食种植的示范家庭农场发展。

（五）启动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培育计划

政府应设立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专项资金，树立一批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先进典型，重点扶持其发展壮大，使其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六）加强农村经营管理队伍建设

建议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采取措施，建立健全焦作市县乡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充实县乡农村经营管理人员，确保经营管理工作事有人干、责有人负，确保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这两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快速发展，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率先实现焦作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走在全省第一方阵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系焦作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经师）

作者：田友

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农村经济论文 篇2：

新型经营主体引领小农户粮食增产了吗？

摘要：为分析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引领作用，讨论不同规模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影响的异质性，依托江苏省13个地级市、26个县、52个村的538个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半对数线性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对小农户水稻单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新型经营主体起到了引领小农户粮食增产的作用。从不同规模新型经营主体的对比来看，村庄耕地由[50，100）亩（1亩=666.7 m2，下同）、[100，500）亩新型经营主体所耕种的比例对小农户单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比例每增加1%，小农户单产将对应增加0.309 0%和 0.129 0%;而由500亩以上新型经营主体所耕种的比例对小农户单产的影响在统计上和经济意义上均不显著，表明随着规模扩大，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引领力度逐渐降低。因此，从带动周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重点鼓励和扶持500亩以下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和成长。

关键词：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粮食增产;外部性;技术推广;要素获取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直是政策关注的热点话题。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国家将研究建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评价指标体系，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2019年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中也强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同时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經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户的关系，需要发挥适度规模经营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关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评价，除了要考察发展规模经营本身的节本增效功能外，还要考察发展规模经营对于小农户这种经营方式的引领作用。从学术研究和政策干预视角来看，后者更值得关注;因为按照经济学逻辑，新型经营主体（或者称“规模经营主体”）会自动建立对其而言最有效率、最有利可图的规模类型，但不会考虑对周边小农户产生的影响;后者属于经济外部性，是需要进行政策干预的领域。鉴于粮食安全的特殊重要性，在耕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需要关注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以下简称“单产”）。本研究将以小农户水稻单产为考察对象，分析土地规模经营对它的影响。对应要回答的研究疑问是：规模经营的发展将如何影响仍以经营承包地为主的小农户的水稻单产？是否对小农户粮食增产起到了引领作用？不同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引领作用存在怎样的差别？从带动周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角度来看，政策更应该鼓励和扶持何种规模的规模经营？

1 研究现状

现有研究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评价还主要集中于分析规模经营对经营者自身的节本增效功能。学术界普遍认为，规模经营是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和重要路径;相关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农户层面还是地块层面，土地经营面积扩大均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品成本[1-3]。对于单产而言，相关结论并不统一。大量研究发现，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对其自身单产有显著的负效应[1，4-6]，其基本解释是经营规模扩大后，受制于家庭劳动瓶颈，可能出现粗放经营并导致土地生产率下降[7]，但也有众多研究在调查样本中发现了其他关系，包括正向关系[8]、非线性关系[9-10]、无关系[11]、不同地区不同作物关系各异[12]以及负向关系随时间推移在减弱[6]等结论。杨宗耀等学者使用固定粮农和地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后，其单产更低主要源于转入的土地质量较差，经营规模扩大本身并不影响原有地块的单产[13]。

由于新型经营主体进行土地经营规模的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利润与纯收入，其本身并不追求最高的单产水平;因此，土地规模经营未必一定会提高单产。如果新型经营主体自身的单产水平并不比小农户高，似乎很难指望他们能够对小农户起到引领作用;但也不尽然，只要新型经营主体选用了单产潜力更高的新品种，尽管由于粗放经营等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单产优势，仍然有可能通过示范作用来推广更高单产潜力的新品种，并由此引领小农户增产。现有研究很少关注新型经营主体对周边小农户的外部性影响，徐晓鹏发现，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对小农户的改造，增强了小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并与其形成了有效的耦合[14]。尽管这一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法和观察法进行了有益讨论，但缺少关于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影响的直接实证检验;并且没有讨论何种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农业生产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

综上所述，小农户家庭经营依然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虽然非农就业和土地连片集中流转的发展正在不断提高规模经营的比重，但农村大量接近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群体仍会进行承包地经营，从而形成同一区域内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长久共存的局面。相关政策一直关注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理性的经营者会自动建立最有规模效率、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规模类型，但在决定采用何种规模时并不关心对周边小农户的引领作用;“发挥引领作用”应该成为政府干预土地流转市场的重要理由。已有研究针对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影响进行了部分讨论，但缺乏直接的实证检验，仍存在改进空间。基于此，本研究将全面分析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机制，并重点讨论不同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影响的异质性。在理论机制及影响异质性讨论的基础上，使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26个县、52个村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测度，最终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2.1 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机制分析

在可耕地面积固定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加或经营规模扩大意味着小农户数量的减少和经营土地面积的降低。规模经营的发展可能通过采用新品种等增产新技术的示范作用、传播性病虫害防治的外部性以及要素获取难易程度改变等途径影响仍进行承包地经营的小农户，具体影响机制分析如下：

2.1.1 增产新技术采用的示范作用 在小农经济中邻里间相互学习以及通过社会网络扩散是农业新技术和新知识推广的重要途径，农业经营者采用新技术对邻居、亲友等具有正的外部影响[15-17]。高昂的学习成本以及等待他人率先学习以便采用低成本模仿的策略使小农经济自发形成的新技术扩散过程过于漫长，因此，在小农经济国家，政府普遍提供公共推广服务来加快新技术扩散，我国农技推广的一个重要策略是选育科技示范户来引领带动周围农户广泛采用新技术。

尽管我国的农技培训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小农户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甚至需要提供误工补贴才能召集到农民，被召集来的农民其学习动力也不足。相比小农户，进行规模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能够将新技术用于大规模生产从而实现节本增效，因而，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高;除了参加公共农技培训积极性更高外，新型经营主体也更容易成为新品种和新肥料经销商的上门服务对象。总之，新技术学习和扩散中存在的规模经济使新型经营主体在采用新技术上更具有优势，因此，相比全是小农户，周边存在新型经营主体将会带动小农户更新技术。尽管新型经营主体更偏向于采用节约劳动的新技术，但也不会排斥劳动投入相当却可以提高单产的新技术，如新品种、新农药、新肥料或新的施肥方法等。因此，从新技术采用及其示范作用来看，规模经营具有增加小农户单产的作用，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可能起到引领作用。

2.1.2 传播性病虫害防治的外部性 传播性病虫害防治的延误和不作为对其他农户具有负的外部影响，表现为未施药的地块变成了传播性病虫害的庇護所，使施药地块在药效消失后继续面临病虫侵害。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小农户的兼业经营以及在外地居住形成的“不在地”经营是产生防治延误和不作为的重要原因[18-19]。相比小农户，新型经营主体更愿意时刻关注农技站的预警信息并进行实地勘察，以便更及时地启动防治工作;此外，采用手工工具喷洒农药所需用工量的下降、高效率植保机械的推广以及购买植保作业外包服务便利性的改善，也促进新型经营主体能及时完成传播性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因此，当新型经营主体替代兼业化经营或“不在地”经营的小农户时，可以提高区域内传播性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并提高单产，留存下来的小农户也会因此获益（2020年笔者对江苏省金湖县新华村小户展开了访谈，该村组织集体流转后仅有8户农民没有转出土地。访谈了6户发现，有1户非常笃定认为近年来水稻单产的提升主要源于规模经营的发展提升了病虫害防治效果）。因此，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可能通过提升区域内病虫害防治效果而起到正面的影响作用。

2.1.3 要素获取成本改变的影响 新型经营主体可能通过影响小农户生产要素的可获性和成本来影响其单产，如针对新型经营主体采用短信等方式提供病虫害统防统治信息时，可能就不再对剩下的经营份额很小的小农户进行广播通知或上门指导;又如新型经营主体可以向距离更远的生产者、批发商批量购买农资，甚至得到送货上门的服务，这可能会挤出下沉到小农户周边的村组农资零售店，使村内剩余小农户不得不转向更远的农资售卖点;再如新型经营主体更倾向于自购机械，这可能使农机服务提供者不再为地理位置分散于新型经营主体间的少量小农户提供服务，或者因为各地块相距较远而要求提高服务费。这种公共农技推广服务、化肥等农资购买渠道以及农机作业服务可获性的改变，将降低小农户获得生产要素的便利性或增加了成本，从而可能使小农户要素投入和产量水平下降，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将产生挤出作用。

综上所述，规模经营既具有提高小农户单产的作用，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具有引领作用的一面，但也有降低小农户单产的可能，呈现挤出作用的一面。规模经营对小农户单产总的作用方向并不确定，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是否具有引领作用需要进行实证测度。

2.2 不同规模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相比发展多个较小的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少数几个较大或超大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差异。

对增产新技术的示范作用而言，尽管规模越大的新型经营主体越可能更快地学习并更新生产技术，但相比多个较小的新型经营主体，少数几个较大或超大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能够帮助的亲友和邻居数量会减少、意愿会下降，这主要是转入周边大部分土地所形成的较大或超大新型经营主体离小农户的空间距离相对更远，其工作生活也更为忙碌，可能无暇同邻居、亲友分享习得的新技术。经营规模越大，新型经营主体越可能采用更复杂的、小农户难以模仿的知识密集型技术;新型经营主体获取农技知识、农资和机械作业服务的渠道也更可能与小农户截然不同，从而削弱了引领作用、强化了挤出作用。据此可推知，相比增加多个较小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增加几个较大或超大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引领作用更弱或者挤出作用更强。

3 实证模型与数据来源

3.1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基于上述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外部性的理论讨论，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半对数线性模型来测算其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被解释变量lnYi是小农户所经营最大地块的粮食单产对数值，本研究中的小农户是指以经营承包地为主的农户，他们不转入土地或转入地面积小于承包地。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KXi为新型经营主体耕种的土地面积占本村耕地面积的比例，以耕种土地面积50亩（1亩=666.7 m2，下同）以上作为新型经营主体的界定标准（50亩是两茬地区规模经营的官方界定标准。），其系数a代表规模经营程度的增加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程度，如果是正向显著影响，则意味着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具有引领作用;反之，负向显著影响就是挤出作用。为了区分不同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差异，本研究进一步将经营主体依据经营面积大小划分为“[50，100）亩”“[100，500）亩”以及“500亩以上”3类。

Xi是控制变量，包括地块特征、经营决策者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3个方面。具体而言，地块特征包括地块面积、离最近硬化水泥道路距离、土壤肥力、因气象灾害减产比例;决策者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水平、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培训、健康状况、是否从事非农就业;家庭特征包括土地经营总面积、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是否拥有拖拉机。相关变量及其设定具体见表1。

3.2 数据来源与描述分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20年南京农业大学组织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简称CLES），调查覆盖了江苏省全部13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抽取了2个县，每县抽取2个村，每村调查了50户左右的农村住户。该调查收集了农户2019年家庭人口情况、土地分配与流转状况、家庭经营情况、最大承包地块和转入地块的基本特征、秋收作物种植情况，如果秋收作物种植的是水稻和玉米，还具体询问了投入产出情况。共计获得了近2 600户农户样本，剔除已不再从事农业经营的、最大承包地块已经转出或不种植水稻的样本后，共获得有效样本538个。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村平均有29.01%的土地由新型经营主体耕种，其中最大比例达到84.27%。从不同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分布来看，样本村中耕种[50，100）亩、[100，500）亩以及500亩以上土地的经营主体面积占比均值分别是4.32%、13.74%和10.95%，最大值则分别为37.70%、58.40%和64.52%。从表1还可以看出，小农户经营最大地块的水稻最高单产为800 kg/亩、最低单产为150 kg/亩、平均单产为559.94 kg/亩。

从表2可以看出，当新型经营主体耕种面积占所在村土地面积的比例在10%以下时，小农户水稻单产平均为550.25 kg/亩;当上述比例介于[10%，30%）时，小农户单产平均为543.14 kg/亩;当上述比例介于[30%，50%）时，小农户单产平均为561.74 kg/亩;当上述比例在50%以上时，小农户单产平均为581.67 kg/亩。由此可知，随着村耕地面积中新型经营主体耕种比例不断上升，小农户的水稻单产先降后升，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4 估计结果与讨论

农业规模经营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不同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水稻单产影响的模型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从表3的模型基准回归结果可知，农业规模经营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土地由新型经营主体耕种的比例每增加1%，将带动小农户水稻单产增加0.074 7%。从不同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水稻单产影响来看，[50，100）亩新型经营主体耕种比例的增加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土地由其耕种的比例每增加1%将带动小农户水稻单产增加0.309 0%;[100，500）畝新型经营主体耕种比例的增加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土地由其耕种的比例每增加1%将带动小农户水稻单产增加 0.129 0%;500亩以上新型经营主体耕种比例的增加对小农户水稻单产虽然具有正向影响，但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显著。此外，表3还展示了众多控制变量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各控制变量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不等、影响方向不同、影响程度不一、影响大小也有很大差异。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规模经营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增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规模经营的扩大将促进以经营承包地为主的小农户水稻单产增加，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起到了引领作用;从不同大小的新型经营主体来看，[50，100）亩、[100，500）亩以及500亩以上的新型经营主体耕种土地面积占所在村耕地比例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为：随着规模扩大，规模经营占比对小农户水稻单产影响的强度逐渐减弱、影响的显著性水平逐渐下降，这意味着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扩大，对小农户粮食增产依然具有引领作用，但引领力度逐渐降低、引领关系逐渐不显著。因此，从带动周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重点鼓励和扶持500亩以下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和成长。

本研究仅针对江苏省的水稻生产进行了实证分析，但相关结论可以推广到其他以平原为主的稻作区。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基础上扩大调查样本的区域范围以及产品范围，也可以通过调查多期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更有效地控制农户经营能力等难以量化的变量。

参考文献：

[1]许 庆，尹荣梁，章 辉. 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11，46（3）：59-71，94.

[2]顾天竹，纪月清，钟甫宁. 中国农业生产的地块规模经济及其来源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7（2）：30-43.

[3]陈云飞，冯中朝，杜为公.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影响中国油菜生产国际竞争力效应——基于湖北省360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9，24（12）：190-200.

[4]李谷成，冯中朝，范丽霞. 小农户真的更加具有效率吗？来自湖北省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2009，8（4）：95-124.

[5]倪国华，蔡 昉. 农户究竟需要多大的农地经营规模？——农地经营规模决策图谱研究[J]. 经济研究，2015，50（3）：159-171.

[6]唐 轲，王建英，陈志钢.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和生产成本的影响——基于跨时期和地区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7（5）：79-91.

[7]Benjamin D. Household composition，labor markets，and labor demand：testing for separation in 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s[J]. Econometrica，1992，60（2）：287.

[8]范红忠，周启良. 农户土地种植面积与土地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中西部七县（市）农户的调查数据[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12）：38-45.

[9]张忠根，史清华. 农地生产率变化及不同规模农户农地生产率比较研究——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农地经营状况分析[J]. 中国农村經济，2001（1）：67-73.

[10]仇焕广，刘 乐，李登旺，等. 经营规模、地权稳定性与土地生产率——基于全国4省地块层面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7（6）：30-43.

[11]王建英，陈志钢，黄祖辉，等. 转型时期土地生产率与农户经营规模关系再考察[J]. 管理世界，2015（9）：65-81.

[12]陈 杰，苏 群. 土地生产率视角下的中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基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6）：121-130，155.

[13]杨宗耀，仇焕广，纪月清. 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户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关系再审视——来自固定粮农和地块的证据[J]. 农业经济问题，2020，41（4）：37-48.

[14]徐晓鹏. 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耦合：基于中国六省六村的实证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1）：62-68.

[15]Foster A D，Rosenzweig M R.Learning by doing and learning from others：human capital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6）：1176-1209.

[16]Conley T G，Udry C R.Learning about a new technology：pineapple in Gha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1）：35-69.

[17]Aida T. Neighbourhood effects in pesticide use：evidence from the rural Philippine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8，69（1）：163-181.

[18]纪月清，刘亚洲，陈奕山. 统防统治：农民兼业与农药施用[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6）：61-67，138.

[19]陈 品，孙顶强，钟甫宁. 劳动力短缺背景下农时延误、产量损失与外包服务利用影响[J]. 现代经济探讨，2018（8）：112-118. 王竟俨，侯彦东. 我国区域农业发展不平衡性分析——基于第3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J]. 江苏农业科学，2021，49（16）：246-251.

作者：马若兮 杨宗耀 纪月清

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农村经济论文 篇3：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随后在2012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又提出“将加大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

【

【关键词】金融；农业；经营主体；问题；对策研究

【

1 引言

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逐渐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但是，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发展不健全、政府制度不完善、金融支持门槛较高等因素造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样化金融需求与可得金融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论文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并对如何破解以上问题，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2.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顾名思义是相对于旧的农业经营主体而言，旧的农业经营主体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分散的、低效的小农经营模式，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特征就是“四化”，即集约化、组织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所以新的农业经营主体一般经营规模较大、物质装备条件和经营管理能力都较强，劳动生产、土地产出和资源利用率也得以大幅提高。

2.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

当前，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已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代表。以东营市为例，截止2016年末，注册备案的家庭农场1039家，种植面积≥50亩的種植大户1471户，比2014年末基本翻了一番；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1811家，基本实现了涉农行政村全覆盖；农业龙头企业总数达到646家，较上年增加15家。主要围绕当地主导型产业或特色化产品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覆盖粮食种植、果蔬种植、畜牧养殖、水产养殖等多个行业；大型规模农业龙头企业共269家，其中省级及以上重点龙头企业38家、市级231家，辐射带动农户万余户。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之间互补融合，协作发展，又衍生出“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多种类型，符合当地实际需要和产业特色的混合性、多元化经营模式和经营组织形式，发展速度也是日新月异。

2.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现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随着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和不断成熟，与之相适应的各类市场服务也会应运而生，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据调查，当前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生产经营资金来源于自身，只有当自有资金不足时才通过银行贷款或民间借贷渠道获取。有数据统计，以自有资金作为第一融资渠道的超过80%，第二融资渠道选择银行贷款的超过60%；从融资需求用途上看，50%以上用于扩大生产规模，30%以上用于正常资金周转，20%用于基础设施改善；从融资期限来看，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其中对1-3年期限的贷款需求最为旺盛；从融资规模来看，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经营，其对50万元以上的贷款需求较大。同时，因自然灾害、重大突发疫情等风险对农业生产有重大影响，因此大部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表现出强烈的需求意愿。

3 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支持的瓶颈因素

3.1 自身发展不健全，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受多种因素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发展不甚完善。

一是经营运行不够规范，管理相对粗放。目前，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等主体大多是家庭式管理，内部机制不健全，缺少长远发展规划。

二是财务管理和市场运作不规范。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制度不健全，缺少正规的财务报表，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真实性较差，不利于外界尤其是金融机构掌握其真实的发展状况。

三是经营证照不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立门槛相对较低，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在工商行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但很大一部分只是办理了工商登记，没有办理法人登记、税务登记等，未申领贷款卡，缺乏完善的经营手续等情况大量存在。因为各种证照不全，后期通过银行等渠道融资时极易遇到阻碍[1]。

3.2 有效抵质押物缺乏，信贷支持受限

一是土地抵押难。当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包着大量的土地，并拥有地上附属物，但《物权法》和《担保法》都有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设定抵押。”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抵押或担保，但是目前而且各地产权交易体系不完善，尤其是农村缺乏专业土地评估机构、流转中介机构和抵押登记机构，造成土地经营权评估难、流转难、变现难，相应造成了融资过程中的抵押难。

二是可抵押物价值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般经营初期资金需求量较大，而且呈现投入集中，而产出周期长等特点。同时，农业产成品一般都是农产品、活体畜禽等，为未经销售难以变现，且相对价值较低，难以用于抵押。虽然农用机具、大棚等客观上存在价值，但几乎都没有经过权属界定，也因单位价值低或不易保管等因素，金融机构一般不作为有效抵质押物。

3.3 金融环境建设不完善，难以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需求

尽管当前涉农金融机构逐渐增多，服务体系、机制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仍明显落后于农村经济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步伐，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缺乏层次性，供需和结构矛盾突出。

一是金融机构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产品较少。传统农户贷款一般低于5万元，最多不超过30万元，期限一般为1年，但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形成规模，资金需求额度大、周期长，单独一年的生产利润率可能很低甚至为负，而3-5年将会逐渐均衡利润水平，若采用“短贷长用”，容易在某段资金周转不畅时出现拖欠问题，因此存在供需矛盾。

二是金融供体较少。在农村，农村信用社的认可度相对较高，而农行、邮蓄及其他村镇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等受网点数量、经营规模等限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支持相对薄弱。

三是金融主体创新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日渐多元化，特色化金融需求增多，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在准入门槛、产品设计、信贷政策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特色化创新，但是大部分涉农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识不深，研究不足，同时由于金融监管政策与经营主体需求之间存在不协调性，造成金融机构对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动力不强。

3.4农业保险覆盖率低，影响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

农业是弱势产业，易受自然灾害、价格波动的影响，存在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尤其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周期长，投资规模大，遭遇风险的概率更高。但是现行的农业保险品种少，覆盖率较低。

首先，针对农业的商业性保险品种较少，相对农业生产的规模，保障力度明显不足；

其次，政策性保险覆盖面太低，根本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多样性需求。而且现行政策性保险的保险额度普遍偏低，难以覆盖农业生产的投资成本，更无法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风险的防御需求。无保险支持的情况下，一旦遭遇重大疫情或自然灾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无力独自承担损失。如果存在借贷关系，风险最终会轉向信贷供体，所以在保险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支持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4 助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建议及措施

4.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部自强，提高综合水平

打铁还需自身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想获得金融供体的大力支持，必须要强健自身水平。

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管理和营运能力，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和财务制度，向正规法人企业的经营模式靠拢，以获得金融供体的认可。

其次，要从降低风险方面下功夫，通过引进先进人才，配备先进设备等方面，提高管理的有效性，提升风险的防控能力，增强自身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第三，树立品牌化经营理念，在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的基础上，逐渐做出特色，树立口碑，形成品牌，通过有效的市场宣传，突出品牌化带动效应，逐渐做大做强，实现自身良好的发展状态，给予金融机构更多的投资信心。

4.2 提高政府引导作用，打造适宜发展的外部环境

农业生产关乎国家安全，政府部门要积极作为，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大力引导和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一是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事项，尽快解决农村土地经营权及房屋等财产权属的确权、登记、办证问题，积极建立土地及其他财产权流转抵押平台，逐步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押难的问题。

二是充分发挥财政引导作用，建立多方资本参与的担保公司或组织，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信用互助或成立协会式担保团体等互助性担保组织，深度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担保难的问题。

三是从政府层面，增设多样性专项扶持资金，以贴息、补助、奖励等多种形式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和鼓励。落实农业用地政策，合理安排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扩建、新建项目用地，优化执行各项费用；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为新型农业主体在办理证照、纳税申报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并加大指导力度。

4.3 提升金融机构服务能力，适应新型农业主体发展需求

一是不断丰富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机构要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节奏，主动改进传统信贷思维模式，尽快探索开辟土地经营权、农村财产权等不动产权及农机设备、活体畜禽等动产的抵押新模式。根据各地区，农业产业化特点，创新区域式贷款品种，改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押担保难的局面。

二是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周期，适当改进贷款期限、提高贷款额度。在审贷过程中，要尽量简化贷款手续，提高审批效率，或设置专门服务的绿色通道，逐渐突破现行农贷不能满足新型农业主体发展的资金瓶颈。

三是大力发展抱团式金融服务。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单体，向为上下游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转变，通过提供链式服务，降低供应链上某一环节的风险，同时提高农业金融服务的集约化水平。

4.4 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加快建立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大力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建设工作，在此基础上，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建立农户或农业企业信息数据库，逐步探索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据纳入数据库规范管理。

二是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平台。参照现行企业信用登记模式，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步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逐步建立健全规范化的信用评级技术和流程，实现各经营主体信用评估全覆盖。

三是加大信用的正向激励和逆向惩戒机制力度。综合运用法律法规和舆论监督等手段，加大对逃废金融债务的监管处罚力度，对“守信典范”与“失信典型”延长公示期，提高信用违约成本，营造重信用、讲诚信的社会风气，促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良好发展。

5 结语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方向，但是要想形成良性发展环境，金融支持的作用不言而喻。同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三农”经济发展的新生事物，前景无可限量，是各家金融机构竞相争夺的蓝海资源。因此，要实现金融机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不仅要求金融机构政策支持、大力创新满足多样化的融资需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加强自身管理、提高运行质量，还需要财政、税务、保险、金融监管等各部门相互协调、合力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提高风险保障力度，不断优化农村金融环境，为金融支农搭建平台，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稳健快速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李咏斌.金融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与三农发展[J].现代经济信息，2015（17）：21-22.

作者：牛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