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以基于社会性别理论的小学生课外阅读状况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了阐述，并通过一份问卷调查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与分析，针对两性关系下小学生课外阅读状况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策略以供参考。【关键词】社会性别理论；小学教育；课外阅读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会性别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社会性别研究论文 篇1：

社会性别视角下苗族女性形象社会地位研究

摘　要：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视角，以黔东南苗族民间作品为切入点，多层面地剖析作品的女性形象，发现女性形象多为受人尊重和赞美的对象，拥有和男性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享有大致相等的权利。她们社会地位的拥有和权利的获得是民族文化认同与苗族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重要地位的决定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社会性别；苗族民间作品；女性形象；　社会地位

目前，学界关于苗族研究的文献很多，涉及苗族历史、苗族文化、苗族语言、苗族教育等多方面，成果丰硕。但是，对苗族民间作品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现有文献中，《苗族女性文化》（1995）对神话中的女性始祖、传说中的青年女性、爱情故事中的女性、古歌中的女英雄四类女性形象进行写实性描述；《苗族文学史》（1981）、《苗族民间诗歌》（2008）两部作品着重介绍《仰阿莎》、《娥娇与金丹》、《久宜和欧金》等8首影响较大的爱情叙事诗，并对《仰阿莎》诗中的女性形象仰阿莎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此外《苗族文学史》还介绍了部分嘎百福歌的女性形象；单篇文献研究方面，在知网上搜索到与苗族女性形象相关的文献仅见潘定智的《试论黔东南苗族爱情叙事长诗》、洪桦的《试论苗族爱情叙事诗歌的悲剧性》、龙初凡的《试论〈仰婀莎〉的艺术形象》、余勇的《最美丽的歌——解读苗族长篇叙事诗<仰阿莎>》等几篇。且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对单篇作品或某类体裁作品女性形象类型分析和作品艺术性的分析上，而从社会性别视角对作品女性形象的社会地位及其成因进行阐述的文献少见，这是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研究的一个不足。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国内最大的苗族聚居区，苗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居全国各苗族地区之首。且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印的27集苗族民间文学资料集中黔东南地区的就达18集，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基于以上原因，笔者以黔东南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切入点，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视角，将女性形象放置到社会文化背景下，系统深入地剖析女性形象的社会地位及其成因，使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研究进入到一个更深更新的层面，为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黔东南苗族民间作品的女性形象拥有和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

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学术和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在社会文化长期积淀中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1]。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在社会发展中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因此，在精神上女性应该独立自主，摆脱依赖男性的软弱心理；在处理与男性的关系上，应当与男性结成彼此尊重平等相处的伙伴关系；在对待国家和组织的态度上，应该主动争取自己的权益，不能成为一种工具[2]。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来考察分析黔东南苗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以下简称作品的女性），可以看到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作品的女性形象大都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具有独立地位、享有独立人格、独立意志和独立愿望。当爱情婚姻出现问题时不是哭泣或诅咒，而是奋起抗争以获取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她们相对平等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她们享有和男性大致相等的权利上。

（一）情歌中的自由恋爱权

情歌是苗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唱情歌是苗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主要形式，从陌生到认识、相知、相恋进而成婚的全过程都要吟唱情歌。据学者统计，苗族情歌中的女主人公占2/3左右，她们面对意中人表现更为主动率真，唱出的情歌大胆而热烈，毫无忸怩做作之态。如：“浅水深水一起过，千言万语一起说，离开别人没关系，离开阿哥呀！简直就像谁扯掉我的心！”① ①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民间文学资料第八集·黔东南、湘西苗族情歌[C].贵阳中中印刷厂，1959：42.女子以最质朴浅显的语言深深地打动心上人，让人为之感叹。从情歌可以窥见作品的女性和男性的地位平等，都享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唱情歌时，既可以男唱女答，亦可是女唱男和，无论哪种方式都没有性别歧视。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专有名词，是指女性从自我主体的角度出发自觉地把握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并在自己世界观的指导下选择人生方向、追寻生命意义和发出自己的声音[4]。情歌中的女性意识到了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当爱情降临时不是傻傻等待、被动接受，而是充分行使话语权尽情表达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

（二）婚姻理辞、离婚歌中的离婚自主权

理辞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有季节理词、民事纠纷理词、丧葬理词等。婚姻理辞是民事纠纷理辞中的一种，用于调解各种婚姻家庭纠纷。当出现难以解决的纠纷时，男女任何一方都可请理老来主持调解，理老则用理辞来劝导双方和好，对于执意要离婚的在演唱完“劈筒歌”后判决离婚。如，《离婚理辞·女方理老的说理辞》讲述妻子无法忍受夫家的无理行为，跑回娘家请理老来阐明离婚的缘由：“米不给我舂，水不让我挑；先前还整我，以后就怀恨；公公装耳厚，婆婆做脸黑……我才回到自己家，我才跑到自己屋；……我上山找大树，出门找理老。”　……“论情是你错，论理是你输……”[5]这位女性通过理老旗帜鲜明地反对夫家的无理以及解初痛苦婚姻的坚决态度，最后成功离婚。

离婚歌是青年男女的一方或双方表示忠于愛情，决意解除封建包办婚姻，希望达到自由结合的歌。如，《离婚歌》：“山坳不踩就不矮，不如意的婚姻不离就不脱……假使离不脱，妹妹就请大家来讲理，妹妹要像打雷一样的讲理。只要妹妹下决心，踩到哪里哪里都会矮，说到哪里都会赢。……假如山谷有水，哥哥象妹妹一样的真心，我们就在游方场上定终身。”[6]歌中的女子向恋人表明自己坚决解除包办婚姻的态度以及对对方的忠贞爱情。

从以上婚姻理辞和离婚歌可以看见女性同样享有离婚自主权。“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如果感情确定已经消失或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会成为幸事”[7]。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离婚”行为既是苗族社会对女性婚姻自主权的维护，更是女性充分行使离婚自主权以获得重新追求幸福的体现。

（三）爱情叙事诗、逃婚歌中对婚姻自主权的争取

苗族妇女的婚姻自主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指苗族女性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丈夫结婚的权利；第二是婚姻破裂后的离婚自主权；第三是离婚或丈夫死后还有再婚的自主权。此处特指作品的女性形象采取各种办法与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进行抗争，甚至是牺牲生命也要争取自己选择丈夫的权利。

古代爱情叙事诗《久宜和阿金》[8]讲述久宜和阿金相爱却遭到氏族的反对，几经抗争后氏族才同意买牛祭祖分支开亲。可是在姑表婚习俗的重压下，阿金被迫嫁到舅家。面对才五六岁的丈夫，阿金要求退婚，却因久宜家无力支付舅家索要的巨额外甥钱“白银三百两，骡马三百匹，水牯三百头，鸭子三百对，花布三百块，差点不允许，多了也不要”，二人还是不能成亲。人们有感于舅权制对幸福婚姻的摧残，纷纷支持她们斗争迫使舅家降低礼金，使得两人最终成亲。

逃婚歌是反映青年男女在情投意合之后，婚姻方面受到家庭的阻拦，双方表示愿意逃走他乡成婚的歌。苗族逃婚，多数是女子主动，逃婚歌也多是女子所唱。如，《逃婚歌》[9]：“我俩逃走吧！逃不出去呀！　顺河逃走吧！顺河逃走好，河水淹脚印，……大概逃走了，逃婚有道理，有理就要逃！”逃婚歌唱出了女性对婚姻自主权的争取。从某种意义上讲，逃婚是苗族妇女争取婚姻自主、反对用婚姻损害自身利益的有力法宝，对争取妇女地位和自身的解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0]。

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作品的女性已经“意识到社会中应该有自己身为女人的一个合法、独立的生存空间”，部分女性甚至“已经意识到身为女性的我们应该也能够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生活的主人”[11]。当婚姻自主权要被剥夺时，她们并非俯首帖耳、沉默不语而是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从而争取到选择丈夫的权利。

二、黔东南女性形象具有相对平等地位的成因分析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考察女性问题，应该将其放在男女两性共同塑造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中，而不能将女性问题孤立地割裂开来[12]。曹端波认为“每一个文化因素最适用的功能是在它的文化系统之中，如果一个文化因素放到另一个文化系统中，它便可能失去其原有的意义与功能”[13]。故而，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将作品的女性形象放置到苗族社会文化背景下分析，发现女性形象相对平等地位及相应权利获得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母系社会的女性崇拜意识促进两性和谐相处理念的树立

在母系社会，由于女性承担的双重生产任务（物质生产和人类再生产）超越了男性的生产能力和认识能力，男性为女性的自然创造力和崇高的社会威望所慑服产生了对女性的崇拜心理。这种崇拜一方面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和说教功能，使得苗族人民的相互认同感增强产生凝聚力；另一方面让男女两性在共同信仰下和睦相处，建立一种和谐的性别理念。如，黔东苗族神话中的始祖女神“蝴蝶妈妈”以其很强的生殖繁衍能力成为始祖崇拜对象，并对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在大型椎牛祭祖活动仪式上，巫师往往要唱《妹榜妹留》（即《蝶母歌》），讲述“蝴蝶妈妈”的一生；苗族女性服饰中蝴蝶的纹样最为常见；此外，苗族古歌中女性的身影不但随处可见，而且往往被视为主导地位贯穿全诗。《运金运银》诗开篇直言：“运金做什么？运银做什么？运金给妈妈，运银给妈妈，妈妈得金银，装满柜和箱；妈妈造房屋，好比龙宫殿……”。从诗里行间不但可以看出苗族女性合法的文化地位和价值，还可看到尊重女性的观念存在苗族人民的集体无意识中，并对两性和谐相处理念的树立产生深远而又积极地影响。

（二）传统习俗为男女平等奠定良好的现实基础

习俗是指人们在群体生活中逐渐形成并共同遵守的习惯和风俗，是人类生活中最早产生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习俗构成一个民族的民风中涉及社会上遵从或违禁的规范，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让人们遵照执行[14]。黔东南苗族聚居区很多传统习俗中蕴涵着对苗族女性的关怀和保护，为男女平等奠定良好的现实基础。

1.游方与依歌择偶婚恋习俗给予自由恋爱的权利

游方和依歌择偶习俗没有性别先后和优劣的设定，更没有性别贬损和排斥的尊卑主张，在游方活动构建起的自由交往空间里，既可以等待对方询问的歌声，有选择地回歌作答，也可以主动放歌联络心上人，约定交往直至婚配结合。

（1）游方活动构建自由平等的交往空间。游方是黔东南州苗族青年男女社交和娱乐的一种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以前，黔东南苗族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主要通过游方来实现，而游方活动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保护。游方的年龄通常不受限制，在十五六岁行完成人礼之后，就可以在游方场里通过游方活动来结交异性选择伴侣。有的地方即使是已出嫁的女性只要还没怀孕都可参加游方[15]。

（2）依歌择偶婚恋习俗赋予自主选择权。史载苗族的婚姻是“先唱歌而后聘娶”，也就是有“依歌择偶”的婚恋习俗。即男女青年以对歌的形式交往，　通过对歌来了解对方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决定是否继续交往乃至成婚[16]。民间有“姑娘能歌不愁嫁，男儿能歌不愁娶”之说，在对歌时问得巧妙或对答如流，则被视为英才可以收获爱情。反之，不但不受欢迎还很难找到对象。《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1997）中就有一段话佐证：“访谈人：以前的择偶标准是什么？被访谈人：那时都是农民，也看漂亮，漂亮的才喜欢，看谁嘴甜会唱歌。我那七十多岁的伯妈，就是伯伯唱歌唱不赢她才娶她。”　[17]　依歌擇偶习俗对女性最根本的支撑是赋予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对爱情自我做主的权利，故而情歌中女子的歌词显得率真、热烈。

2.习惯法赋予自由离婚的权利

苗族文化格外重视家庭的重要性，讲究夫妻和谐相处。一旦夫妻不睦，双方均可提出离婚。根据苗族习惯法，男方向女方提出的离婚条件是女方“脚不踩丈夫的席，头不进丈夫的被”，女方向男方提出离婚的条件是“米不给女舂，水不给女挑，公公‘打谷仓’，婆婆‘吹晒架’”。可以看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夫妻感情不和[18]。黔东南苗族地区男女都享有离婚自由的权利。女性在离婚、再嫁、续弦、入赘等问题上不受任何歧视和干预，如果女方提出离婚除赔偿男方的财礼钱及婚礼相关费用外没有其他纠葛。如果男方提出离婚则要补偿女方名誉上的损失，且不得索回定亲时的彩礼。苗族男女离婚自主权的拥有无疑体现了苗族人民对美满和谐家庭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3.逃婚习俗对女性逃婚行为的默认

苗族青年男女在游方中感情深厚互定终身，却遭到一方或双方家长的反对，于是两人约好逃婚。逃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1）如果是女方父母单方反对，那么两个恋人商量好之后，由男方以“抢婚”方式先把姑娘抢到家中，再请媒人到女方家报亲、说合之后议定聘金，举行婚礼。如女孩被父母察觉后软禁在家，则逃婚失败[19]；（2）双方父母都反对，两人一起逃到异乡组建自己的家庭。逃婚代表了苗族青年男女对爱情坚贞不渝的道德标准和共同愿望，姑娘的逃婚行为往往得到女伴们的祝福、支持并保密，而社会舆论对这种逃婚行为也并不给与谴责。

4.争取婚姻自主权的行为得到支持

黔东南苗族地区伦理习俗中“舅权为大”。马克思指出：“世系按女系计算，继承权按女系实行，由舅传甥，除去高级酋长外，一般说来，舅父在家族中享有最高的权利。”[20]姑舅表婚制指的是姑舅表兄妹之间有优先婚配的权利，有交互姑舅表婚、舅表婚和姑表婚三种基本形式。黔东南苗族地区盛行的婚姻形式是姑舅表单方优先婚，同时严禁姨表兄妹通婚。这种婚姻制度的最主要特点是它的强制性，　主要体现在择偶优先权上，　尤其是舅家的优先权[21]。舅舅有权优先娶姑妈家的女儿为媳妇，即便是舅家没有儿子或者是坚决不愿意娶时，也要在支付“舅爹钱”之后外甥女才能出嫁。由于姑舅表婚制是舅权制的一项主要内容，因此，　舅权制与姑舅表婚制持久存在并作为社会习惯法的监督而执行，一旦违法立即有相应的社会控制手段加以制裁，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青年男女的婚姻自主权，势必激起苗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激烈反抗，坚决支持那些敢于冲击不合理制度的人，并为她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5.“不落夫家”习俗给予苗族女性一定的关怀和爱护

“不落夫家”习俗又称为“不坐家”或“长住娘家”，指姑娘出嫁后要在娘家住几年时间。自由恋爱结婚的到夫家住一月半月之后就回娘家“坐家”；包办婚姻在结婚当天或次日即回娘家“坐家”。坐家期间，每逢过年过节或农忙时由男家去接来住一段时间，有小孩后就不“坐家”。“不落夫家”习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利于促进苗族女性的身心健康发展，构建和谐家庭，促进社会和谐。

（1）有助于从姑娘到媳妇角色的转换。为繁衍后代，苗族普遍存在早婚习俗。女性一般十五岁左右结婚，生理上仍处于身体成长时期，心理上还不能适应从姑娘到媳妇角色的转换，结婚后就“坐家”难以承担家庭主妇和社会角色。在“不落夫家”期间，她可以与昔日女伴密切来往交流初为人妇的感受，丰富作为妻子角色的持家经验，这就给了女性一个“缓冲”期，一个充分的生理、心理调适期去实现角色的转换，是对女性的很好保护。

（2）为强化女红技艺，提高地位奠定基础。在“不落夫家”期间，苗族女性除了向母亲学习操持家务外，更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提高女红技艺。她们利用这段时间备齐自己和丈夫家人的衣料，制衣、做鞋、做背孩子的背带等，准备得越丰富，手艺越精湛，就会得到夫家的尊重，家庭地位就会提高。

（3）提供深入了解男方的机会。苗族女性婚后虽不“坐家”，但在农忙季节会到夫家参加生产和家务劳动，男方也随时到女方家帮忙，对男方的了解不断加深。如果感觉无法相處的，可以提出离婚。经过“不落夫家”一段时间相处后的婚姻家庭往往更为稳定。

（4）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交自由。在“不落夫家”期间，女子在夫家的地位较高，来要请回要送。在台江县，每逢过年过节或农忙季节，都是夫家的母亲去接回来，如果没有母亲则由姐妹去接。同时，女子仍然拥有一定的社交自由，可以游方结交异性。

（三）生活中女性的重要地位决定两性地位的相对平等

妇女的地位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包括家庭、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习俗地位等。由于地缘环境及其相应生存方式的制约，使得农耕文明中比较稳固的依据性别分工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　的界限常常被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苗族女性在应对外部生活环境的挑战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也就决定了作品中女性形象相对平等地位与权力的获得。

1.　苗族女性在生产劳动中起重要作用。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受农耕文化相对固定性与封闭性特点的制约，使得苗族女性必须参到社会生产劳动中，与男性一起劳作以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这也就决定了女性在生产劳动中的重要地位[22]　。

2.苗族女性有较多的家庭自主权。苗族小家庭的自然分工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内。凡涉外的要务都由丈夫出面解决，而家中的一切事务，小至晒谷舂米、挑水做饭、纺纱织布、染布缝衣、喂养禽畜，大到儿女婚事都由妻子来料理，因而，苗族女性享有较多的家庭自主权，夫妻基本处于平等的地位[23]。

3.苗族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基本平等。苗族的婚姻崇尚自由，以自主婚为主。以恋爱求偶活动为基础而缔结的婚姻约占婚姻总数的80%。在恋爱过程中苗族女性往往占据主动地位，而结婚后夫妻齐心协力创造家庭财富，共同享用财富，夫妻之间的地位大体上是平等的　[24]。

4.共同承担对子女的家庭教育。苗族社会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夫妻共同承担对子女的家庭教育。父亲教儿子学习开荒种树、耕田犁地、吹笙击鼓，母亲教女儿学习耕耘收割、纺纱织布、刺绣蜡染、唱歌跳舞等，逐步掌握生存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明白做人的准则，学会与人交往[25]。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习得本民族的信仰、价值观、道德规范及种种谋生技能。

三、结语

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视角，以对黔东南苗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分析为切入点，对作品的女性形象进行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后发现，作品的女性形象拥有和男性形象相对平等的地位，享有大致相等的权力。她们社会地位的拥有和权利的获得是民族文化认同与苗族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重要地位的决定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文化是一套共享的理想、价值和行为准则。苗族传统文化注重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为贵”的思想渗透到苗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意识形态上建构起两性和谐相处的理念，使得苗族社会信仰、习俗中都蕴含有尊崇女性的态度和性别平等的“积极自尊”，为作品中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识起到导向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女性自主展现与自我选择的权力，为两性地位的平等搭建平台、奠定良好地基础。而现实生活中苗族女性在生产劳动、家庭管理、婚姻、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所起的重要地位，使得她们成为社会品质的最高典范，决定了她们在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中相对平等社会地位和各项权利的拥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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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祥慧]

作者：苏晓红

社会性别研究论文 篇2：

基于社会性别理论的小学生课外阅读状况的性别分析与应对策略研究

【摘要】本文以基于社会性别理论的小学生课外阅读状况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对社会性别理论进行了阐述，并通过一份问卷调查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与分析，针对两性关系下小学生课外阅读状况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社会性别理论；小学教育；课外阅读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此阅读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为之一。小学正是培养学生们的课外阅读兴趣的重要阶段，是对学习知识的扩展与延伸，新课程的实施与推广也对小学生的课外阅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于阅读的影响在性别差异研究方面仍比较少见，而事实上，因为性别差异而导致男女在阅读方面不同能力差异现象正在发生，因此，为了满足新课程的阅读要求，有必要针对基于社会理论的小学生课外阅读状况进行进一步分析，从而提出相关策略，解决因性别差异带来的课外阅读方面的问题

一、社会性别理论概述

社会性别理论一般可分为人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人的生理性别是先天性的，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无法改变。而社会性别则是在人类先天性别的基础之上受特定的社会文化影响，慢慢被后天塑造出来的一种性别角色。在《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对社会性别是这样解释的：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形成下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并在其影响下形成属于男性或女性行为方式与特征。这里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与行为指的是社会文化会赋予先天性别的某些特定的规范与期许，从而相应地产生某种行为的倾向，这种倾向容易造成人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社会性别理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两性关系，基于对两性关系这一新视角分析性别刻板印象与小学生课外阅读活动的关系，对引导和帮助小学生确认属于自己的性别角色，建立起健全的性别意识和健康完善的人格精神，实现性别平等与广泛阅读的互相促进，有利于儿童的精神成长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小学生课外阅读状况的性别分析研究

文章采用观察法对小学生各个学段的课外阅读过程进行观察，采用访谈法，与学生进行交流，最后采用记录法对学段学生课外阅读状况进行记录，以便进行分析研究。该研究对某小学二至五年级150人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年级性别分布见表1。

随后便对以上表格里人数首先进行“阅读兴趣”进行调查分析，我们发现很大一部分孩子还是很喜欢阅读的，尤其是处于四、五年级阶段的孩子，但就阅读兴趣来讲，三年级的孩子阅读兴趣最为强烈，并且从整体情况我们发现小学生中女生比男生更喜欢阅读。

在针对小学生喜欢阅读的原因中，通过表2我们发现，各年级段的同学自己想看仍是主要原因，但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随着学段增加升学压力加大，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在下降。但我们发现其外部原因基本相同，在数值上没有多大变化，总的来说，由表3来看，自己想看仍是同学们的主要课外阅读动力。

在针对小学生阅读偏好问卷调查分析时，我们分了很多选项，这样会使结果更加准确清晰。其中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女生的阅读偏好按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儿童文学、百科全书、启蒙艺术、漫画卡通、励志成长、益智类图书；而男生的阅读偏好按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儿童文学、百科全书、漫画卡通、益智类图书、成长励志、启蒙艺术。随后我们根据人数、比例不同进行方差计算，我们可以得出女生更加喜欢艺术类图书，而男生更加喜欢益智类图书。对于其他数目则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阅读中遇到的困难”这一问卷调查时我们分别列出了以下原因：一是书的价格太贵了；二是没有良好的阅读氛围；三是学习压力大，没空阅读；四是课外读书有点吃力；五是不知该如何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我们通过这五项选址针对男、女学生们进行调查分析，并进行了相关计算发现，在阅读遇到的困难男女差异方面，只有“课外读书有点吃力”这一选项在男女差异中比较明显，即男生相较于女生来讲，明显感到阅读有点吃力。

三、小学生课外阅读应对策略

（一）重视小学生男女性别差异，丰富教育理论内涵

从当前的教育模式来看，在小学生教育方面一再强调要重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并提出了系列规律进行研究与探讨，但笔者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基于性别差异的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要深入了解处于小学阶段男女不同的身心健康发展规律，从而使得“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进一步丰富“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论的内涵。因此小学教师要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与教育观念，要重视小学生在性别上的差异，根据性别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丰富教育理论内涵、提升教育理论的实用性，为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二）开展阅读活动，提升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通过研究分析，虽然小学生课外阅读方面存在性别的差异，但关于阅读的兴趣与原因自己想读仍是主要阅读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小学生学段的提高，其阅读兴趣总体是呈现下滑的趋势，小学阶段是学生们心智发育的关键时期，此时小学生的学习动力来源仍比较倾向于“喜欢”“感兴趣”，因此兴趣对于小学生来说不仅是最好的老师，还是学习的动力，教师如何让学生继续保持高昂的阅读兴趣，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从学生兴趣出发，开展丰富的阅读活动。例如，教师可以创建一个“阅读角”，鼓励学生们把日常读过的好的课外书书名罗列出来，并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喜欢这本课外书，或者写一点读后感，然后交由老师贴到“阅读角”分享给大家，教师也可以参与进来，基于不同性别之下男女不同的阅读偏好，为学生们推荐相关图书，在此基础上，为了避免学生在阅读上养成“挑食”的毛病，教师可以每周举办一次“图书交流”活动，鼓励男女同学互换自己喜欢的课外书籍进行阅读，扩宽学生们的阅读视野与阅读面，从而让他们发现阅读更广更大的魅力。

（三）根据性别不同，强化阅读指导

因材施教不仅仅是要根据一个人的天赋、资质、喜好而施以不同的教法，还要注意性别的不同，因性别差异带来的教育学习问题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课外阅读同学习一样，是学生们在基础知识学习的进一步延伸，因此正如教师要根据每个学生因个体差异而施以不同的教学方法一样，在课外阅读方面，也要根据性别不同施以不同的手段帮助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指导。上述研究表明，男生在课外阅读方面因阅读更加吃力的原因要比女生困难得多，因此，教师要根据不同性别的学生在阅读方面加以分析，阅读吃力不是一种错，是性别使然，因此教师要做好有针对性的指导，在阅读方面多给男同学一些指导，帮助他们克服这一阅读吃力的问题，建立起课外阅读的自信心。同样，对于女生，在阅读方面要善于挖掘其他的可能性，使女生的课外阅读能力均衡发展，充分发挥女生的阅读能力优势。此外，在具体指导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因材施教，还可以充分结合男女不同阅读优势，做到性别优势互补，增强男同学与女同学在课外阅读方面的交流，取长补短，采取更加灵活多变的方式强化对学生们的课外指导。

四、总结

综上所述，基于社会性别理論之下，男女有着先天的在性别上的差异，还有着在后天受到社会与文化双重因素影响之下的社会性别差异，针对各种差异的不同，为避免造成人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引导和帮助小学生确认属于自己的性别角色，建立起健全的性别意识和健康完善的人格精神，实现性别平等与广泛阅读的互相促进，使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全面分析基于两性关系下，小学生的课外阅读因性别问题带来的各方面的差异与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策略，期望会对小学生课外阅读更有效地开展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与建议。

参考文献

[1]费红辉.小学生课外阅读情况的性别差异研究[J].教育参考，2016（5）.

[2] 张冬梅. 培养小学生课外阅读兴趣的探索[J]. 基础教育研究，2015（10）..

（编辑：郭恒）

作者：桂青勇 梁少芳

社会性别研究论文 篇3：

如何从边缘到主流：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的困境

曹晋、吴娟(以下简称记者）： 王政教授，您是在什么动力之下选取社会性别为研究对象的？

王政教授（以下简称王教授）：１９８５年我去美国留学，才知道有一个有关社会性别的学术天地。其许多概念和分析方法使我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很被吸引。其从边缘出发对主流的挑战、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性倾向等各种等级制的批判分析、对平等公正的追求、对改造知识生产和介入社会变革的坚持，以及其鲜明的价值观、立场以及目标，与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吻合，并被深深吸引。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是女权主义学者在分析批判男女不平等的性别等级制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而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在国际社会传播开，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推动社会的平等公正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我认为社会性别不仅是一个分析范畴和一个学术领域，它所蕴含的挑战性批判性，可以给学者以及关注社会改革的人士以很多启迪。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运用女权主义学术所提供的有力的认识工具和分析框架，去考察各种社会现象，研究各种等级结构和权力关系，而不必局限于社会性别的权力关系。事实上，在今天的国际学术界，社会性别这个分析范畴很少是被单独使用的，大量的研究关注到社会性别、阶级、种族、族裔、性倾向等各种权力关系和等级制之间的交叉作用，关注到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与各种等级制之间的关系。

我对社会性别研究的动力当然也来自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经济改革引发了各种权力关系的变动，包括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动。在过去２０多年里，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社会中的男女对资源（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占有的差异在拉大而不是缩小；从社会文化现象来看，男强女弱、男优女劣这类巩固着男尊女卑等级结构的社会性别观念在市场经济中仍被较为广泛传播，被当作许多领域具体操作所基于的规则。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招工中的性别歧视。处在这样一种社会性别等级差异在拉大而不是缩小的社会背景中，我对社会性别的研究有一种紧迫感。

记者：中国问题研究，对中国学者而言，有一个走出去的问题，对西方学者而言，有一个走进去的问题。您受过东、西方双重知识传统的训练，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您感觉最令您困惑的是什么？

王教授：“走出去”不仅使我掌握了一套分析方法，也使我获得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角度。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讲的这个哲理。“走出去”使我有可能获得一个在山外看山、在社会潮流之外观察潮流的角度。当然我需要经常走回来，来感受身处潮流中的各种人的感受，来理解国内各类人的观察角度，以便了解形成了潮流的人们可能改变潮流的趋势。我也意识到，我们这种走来走去的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潮流的走向。

至于我自己的研究，每个研究课题的设计都是去了解一些自己所不知的事情，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解决心中的疑问。我没有什么最困惑的一般性问题，不过，有许多因为研究没有完成而没有解决的具体疑问。换一句话说，就是在解决我的疑问过程中遭遇到了什么困难。我是一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学者，史料搜集和档案研究是我的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看不到我需要看的档案，是我（以及所有需要看档案的学者）的最大学术障碍。你想就某个问题作调查，你也知道哪方面哪个部门的档案材料可能会提供给你许多你想知道的史实，或提供你深入调查的线索，但是那些档案不公开，或不全部公开。于是你的研究就难以进行，你的疑问就难以解决。作为一个史学学者，你不能凭发挥想象力来写作，你的写作必须基于对史料的分析。得不到必须的史料，尽管你内心有很强的探索驱动力和创造欲望，你也只好在叹息中或是偃旗息鼓或是另起炉灶。另外，比较在美国研究美国史的学者的研究条件，国内的学术研究基础和条件就显得不足。

记者：您在《社会性别》第一辑中，发表了《妇女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一文，这对中国妇女学的成长也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您通过这么多年为国内学界传播该领域的信息与成果的实践体验，能否给我们说一说中国妇女学的薄弱环节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

王教授：妇女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中国尚处初创阶段，至今中国尚没有一所高校具有较完整的、持续的跨学科的妇女学课程设置，一些参与妇女学学科建设的高校，有了一至几门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妇女学课程，但这些课程往往处在教学内容的边缘，得不到校方在资金甚至课时方面的支持。不过这种初创阶段的艰难也并非中国特有，而是妇女学在全球各地发展的共同经历。在男性中心文化中，所有沾上“女”字的事都被认为价值较低，不受主流重视。如果不是这种跨文化普遍存在的现实，妇女学也没有必要存在，也不会在全球迅速发展。

妇女学在中国的发展，除了面对男性中心文化和社会体制这个普遍性障碍之外，还存在一些特有的问题。因为妇女学的建立不仅是开设课程，还必须有破旧立新的高质量的知识成果，所以我把智性劳动和学术研究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而在今日中国学界要产生大量有批判意识的，具有新的分析框架和多样方法的、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原则的学术成果，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学界应该逐步建立和完善学术成果诞生的激励机制。目前，学术界也有部分学者急功近利，缺乏调查研究和实证材料、东拼西凑、空发议论的所谓“学术文章”还是不少见；高校扩大招生给高校教师增加了教学工作量，学术研究受到一定的挤压。而面对种种压力和诱惑，究竟能有多少学者能够不顾个人的直接现实利益，而投身于尚处学界边缘的妇女学建设，我认为不太乐观。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要在中国建立起来，其先决条件是要有一大批优秀学者的投入和一大批高质量学术成果的诞生。正是因为看到我们学术力量的薄弱，这些年来我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和国内学者一起推动妇女学界学术能力的增长，包括办妇女学研究生班，办高校教师研讨班，办学术刊物，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国内妇女学学者创造出国进修的机会，等等。应该说，在过去１０年里，尽管主流学界对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很冷漠，妇女研究界还是出现了不少以社会性别为分析框架的很好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在今后继续发展的基础。在一些成熟的妇女学学者的指导下，相信不久会有更多的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加入这个领域的创建工作。

记者：“社会性别与中国的现代性”是您在复旦的一次主题演讲的标题（后刊发在《文汇报》），演讲反响甚好，请问您还在继续这一研究吗？可否谈谈您近期的研究内容？

王教授：我也很高兴这个话题能够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在国际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反思和研究，或对所谓中国现代性或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研究和分析，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中国近代以来，不同的人是怎样在营造和推进不同的“现代化”构想？不同的“现代化”构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效应？对不同的人群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发表于１９９９年的英文著作《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就是从社会性别角度来探讨这类问题。由于自２０世纪初至今，中国的主流文化是被“现代化”的各种构想所笼罩，我对中国２０世纪历史的研究自然就离不开这个主题。我这些年一直在做５０年代的研究，希望能写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改造的社会文化历史，探索具有社会性别、阶级、族裔、年龄、地域文化等等多样性的上海市民社会是如何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这个研究虽然难度较大，但我想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这个历史时期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今天和明天，所以不能放弃对这个历史阶段的探究。尤其是，我是从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研究的。我希望能通过访谈从这一时期过来的人们，来理解那代人的多种经历和主体身份的变化。妇女当然是我访谈的主要对象，因为大多数妇女缺少表达的机会，她们的经历难以被载入历史，尽管她们以各种身份和活动参与了那段历史。

记者：能否请您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最新研究方向。有人认为，女性主义的流派是建立在男权知识体系下的知识，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因而其学科根基是不扎实的，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王教授：在２１世纪的今天，经过了４次世界妇女大会，国际的、跨国的、地区性的各种女权主义组织借助英特网的便利在全球沟通交流和发展的时候，要界定“西方女性主义”我觉得很困难。我目前参与了一个跨国的、跨学科的“全球女权主义个案比较研究”课题，目前有中国、印度、波兰、美国四个国家的妇女学者参与这个项目，今后还要扩大范围。设立这个课题的目的是通过对各地女权主义者的访谈（每一地选择１０名女权主义者），调查女权主义运动在各国的具体历史和当前的发展以及在当地政治文化中的意义，了解各国女权主义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也关注各国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这项比较研究希望通过挖掘各地各类妇女的不同的经历来重构对全球女权主义的认识，最后的成果将以多媒体的形式进入妇女学课堂。参与这个课题两年多，我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认识从两个方面概括一下。

第一，女权主义在全球发展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并非一个单向的从西方往东方扩展的历史，而是各地妇女在自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多元的议题和多样的社会干预措施。任何一地的女权活动都不可能按照一个想象中的西方模式来进行，相反，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权运动都有自己的创造和特点，而且东西南北之间有许多交流和相互间的吸收。比如，印度女权运动在４０年代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得到蓬勃发展，在独立之后，一批女权主义者进入决策部门或各种有影响力的机构及组织。７０年代初当联合国要求各国递交关于妇女状况的报告时，这些妇女活动分子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印度妇女地位调查，深入各个阶层和族裔，对１万多名各界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进行访谈，发现了大量阻碍妇女发展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这些以女权主义学者为主的妇女活动分子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个《走向平等》的报告，递交给联合国。这是当时在国际上对妇女状况最深入全面的一份调查报告，经过联合国及各种国际妇女组织广为传播，对各国妇女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许多后来为大家熟悉的关于第三世界妇女发展的问题都是在那个报告中提出的。当时我们处在文革时期，完全不了解国际上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第三世界妇女的重要作用。

在我国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与前面三次世妇会有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没有出现东西方女权主义者之间的激烈冲突。主要原因是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对西方中心的女权主义批判产生了效果，在资源和话语权上占优势的西方白人女权主义者对自己在全球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开始反省，对殖民主义话语和权力关系对白人女权主义的影响进行反思；在意识的层面上努力打破西方中心的东方主义思维模式，不再居高临下地以中产白人女权主义关注的问题作为妇女运动的普遍性问题，而开始学习理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各类妇女的实际需求，尊重全球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多元性。

第二，美国可能算是“西方女权主义”的重镇，不过美国和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女权主义的历程也不尽相似。不管如何界定，我们以前对“西方女权主义”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对白人女权主义学者的著述。而目前我们的研究课题把在美国的访谈的对象主要定为非白人妇女活动分子。可以预料，新的访谈内容将重新界定美国女权主义。美国各种族的妇女早就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基层社会，积极开展组织行动，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推进社会公正和平等。她们所关注的问题往往同第三世界妇女的关注相似，而与美国中产白人女权主义者的关注点不完全一致。如果我们把美国少数种族妇女群体的活动纳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会看到这些群体把阶级和种族的权力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对底层妇女的剥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美国的少数种族妇女群体同亚非拉妇女群体有很多联系，有些组织就是跨国组织，目标是联合起来反对跨国资本对各国妇女的侵害、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

不仅在社会干预层面少数种族妇女参与面很广，在理论发展层面她们也有重大建树。如果说上个世纪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在美国有影响的著述主要是白人妇女学者的成果，那么在８０年代这种情况就改变了。非洲裔美国妇女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述，挑战当时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白人中心倾向，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强调社会性别等级制与阶级、种族等级制的交叉关系。已经有了中译本的《从边缘到中心》的作者贝尔·胡克斯就是其中一位影响很大的学者。除了美国本土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外，在美国还有不少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学者。她们在挑战西方中心论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来自印度的女权主义学者斯皮瓦克和莫翰蒂都是在西方很有影响的学者，她们用后殖民主义的分析框架来揭示和批评西方女权运动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在美国，这样的非西方学者为数不少，她们的理论批判与美国国内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学者对白人女权主义的批评形成了一股合力，有效地推动了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发展。可以这么说，今天的美国女权主义已经不那么“白”，也不那么中产了。

总的来说，各国各种族妇女都有非常丰富的女权运动实践，但是因为在资源和话语权上的不平等，以前西方白人女权主义的声音盖过了非白人妇女的声音。过去２０多年里第三世界妇女的声音上升，我们可以看到阶级、种族的议题越来越紧密地同社会性别议题联接在一起。而且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在全球传播，西方社会性别观和文化价值观对各文化和社区的影响以及人的主体身份的建构，成为当今全球各地女权主义的共同关注点。当然，与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各地各类的女权主义必然有基于自己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行动内容。

至于你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我认为任何知识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会对前人有个继承关系。女权主义在改造男权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机制的时候，从来没有声称要否定一切。相反一直很清晰地梳理自己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同前人包括男性学者创立的学说的关系，指出男性学者或学说的社会性别盲点或理论偏颇。这个继承和批判并行的做法也是西方学术界的惯例。你提到的那种说法还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基于男权知识体系的学科能够说是有扎实学科基础的知识吗？而指出和批判男权知识偏颇的学术反而会比充满男性偏见和歧视的知识更不扎实吗？应该说，女权主义的理论实践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以前奉为真理的理论放在社会性别的棱镜下审视，看它放在各类妇女的经历中还管不管用，看它是揭示了还是遮蔽了社会性别的权力关系。

作者：曹　晋　吴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