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工业碳排放强度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6-2013年的中国省际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工业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变化。与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的城市体系相比，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更有利于工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土地承载碳排放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土地承载碳排放论文 篇1：
农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与退耦效应研究
摘要 利用LMDI分解模型探讨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各种影响因素的贡献值，再逐年分析其碳排放增速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退耦效应。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在2010—2019年呈现出先缓慢增长后快速下降的趋势。农业经济发展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起极大的促进作用，而农业生产效率、劳动力规模和生产结构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有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2010—2019年退耦指数有增大的趋势，说明政府出台的节能减排政策正在被有效执行，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效果不断增强。
关键词 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退耦指数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24.027
Research on Driving Factors and Decoupling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an Example
ZHU Tong-y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Decomposi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Decoupling index
作者簡介 朱通雅（1995—），男，湖北当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
收稿日期 2021-07-05
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模式下，农业生产活动成为温室气体的第二大来源，原因是农业生产过程中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以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不合理安排导致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加剧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相冲突的矛盾。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的主要农作物产区，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研究长江经济带农业减排的成效如何，对加快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绿色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梳理文献来看，对农业碳排放的研究重心逐步从对量的计算转移到产生机制和减排机理上，从农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看，农业生产碳排放较工业来源更加复杂，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农作物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生的碳排放，如化肥和农膜等农资的投入以及能源的消耗等环节会产生温室气体[1];其二来自土壤自身贮存的碳素，农地利用变化是仅次于化石能源燃烧的碳源，受耕作方法、化肥施用的影响，土地会加速二氧化碳的排放[2]。目前，认可度较高的农业六大主要碳排放源有化肥的生产和施用、农药的生产和使用、农膜的生产和使用、农耕机械消耗化石能源、土地利用破坏了土壤碳库、农地灌溉中电能使用所间接消耗的化石能源[3]。除了农作物种植以外，牲畜肠道发酵和畜禽粪便管理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所以畜禽养殖也是一种碳源，并且有相对应的排放系数[4]。
学者们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多采用LMDI模型、STIRPAT模型等。如黎孔清等[5]利用STIRPAT模型对南京市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技术水平、富裕程度、农村人口、技术水平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正相关，而城镇化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林业面积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则存在负相关;赵先超等[6]利用LMDI模型对湖南省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农业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是推动农业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农业生产效率和劳动规模对农业碳排放量的增加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戴小文等[7]利用扩展的Kaya恒等式对我国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村生活用水、城镇化和人口变动因素与农业碳排放的变动存在正相关，而一般技术和农业低碳技术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
以上研究对于农业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和对应的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些理论支持，但是关于碳减排效果与经济的耦合发展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退耦效应模型是当前研究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较为流行且有效的方法，“退耦”是一个物理名词，指把各部分电路引起电源产生的电压波动去除，避免这些波动使各电路互相干扰，后来被引用到农业政策研究等领域[8]。退耦指数能够十分简洁地表明环境变量和动力因子（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目前来看，少有文献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退耦关系进行研究。笔者将利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相关数据，采用因素分解法和退耦分析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并且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碳减排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状态，弄清这个时期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减排的退耦效应的特征。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农业碳排放的计算方法
在总结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农业碳排放源分为化石燃料、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翻耕、灌溉和动物肠道发酵7个方面。该研究使用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0—2019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鑒》《中国农村统计资料》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库。分别用柴油使用量、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农药使用量、农膜使用量、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灌溉总面积、牲畜养殖数量来代表以上7个方面的碳排放来源。《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指出反刍动物瘤胃容积大，寄生的微生物种类多，能分解纤维素，单个动物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至于非反刍动物碳排放排放量较小，特别是鸡和鸭等常见家禽，体重小其肠道发酵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忽略不计。另外考虑到我国养猪数量较大，占世界存栏量的50%以上。所以该研究统计长江经济带11省（市）猪牛羊的养殖情况，并进行碳排放的估算。碳排放量测算方程式如下：
C=Ci=Ti×δi（1）
式（1）中，C为碳排放总量，Ci为第i种碳源一年内产生的碳排放量，Ti为第i种碳源的规模或者数量，δi为第i种碳源的碳排放系数。碳排放系数如表1所示。
1.2 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模型
LMDI方法可进行多个因素的分解，具有全分解、无残差、易使用、易理解等优点，目前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该研究选用LMIDI中的加和分解，选取农业生产效率、生产结构、劳动力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4个影响因素，公式如下：
C=Ci=CG种植×G种植G×GP×P（2）
β1=CG种植（3）
β2=G种植G（4）
β3=GP（5）
C=β1×β2×β3×P（6）
式中，C为碳排放总量，Ci为第i种碳源一年内产生的碳排放，G为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G种植为种植业生产总值，P为农业劳动力人数。
β1为农业生产效率，β2为农业生产结构，β3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2）～（6）式，得到4个分解因素的贡献值公式：
Δβ1=Ct-C0lnCt-lnC0×（lnβ1，t-lnβ1，0）=
Ct-C0lnCtC0×lnβ1，tβ1，0
（7）
Δβ2=Ct-C0lnCtC0×lnβ2，tβ2，0
（8）
Δβ3=Ct-C0lnCtC0×lnβ3，tβ3，0
（9）
ΔP=Ct-C0lnCtC0×lnPtP0
（10）
ΔC=Δβ1+Δβ2+Δβ3+ΔP（11）
式中，Δβ1、Δβ2、Δβ3和ΔP分别表示4个分解因素随时间变化使农业碳排放量产生变化的值;ΔC是上述4个影响因素的加总。用t表示第t年，用0表示基年。
1.3 退耦指数的计算方法
通常来讲，发展低碳经济是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退耦的过程，目的是经济增长的速率大于碳排放强度的增长速率，退耦研究的测度用退耦指数表示，公式如下：
D=EF （12）
式中，D表示退耦指数，E表示环境指标（如碳排放强度），F表示动力因子（如经济增长速率）。退耦指数主要用于评价某个指标在不同地区或者时期的压力强度和趋势[10]。为了更加准确地评价减排有效程度，该研究参考李志学等[11]的退耦指数来评价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退耦效应，公式如下：
Dit=1-ΔCitΔYit=-ΔFitΔYit（13）
式中，Dit表示i省（市）第t年的退耦指数，ΔCit表示i省（市）第t年的排放效应，ΔYit表示i省（市）第t年的产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减排贡献绝对量可以定义为ΔFit=ΔCit-ΔYit。一般来说，Dit越小，碳排放压力就越大。Dit≤0时，表示没有退耦效应，碳排放增长速率大于经济增长速率，说明实际的减排政策十分缺乏有效性，没有达到减排的目的;0<Dit<1时，表示弱的退耦效应，表明政府已推行的碳减排政策使碳排放增长速率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是总的碳排放依然在增加，政策的有效性不能得到保证;Dit≥1时，表示强的退耦效应，这时的碳排放增长率是负值，指数越大表示减排效果越好，实际的减排政策是有效果且高效率的。
2 结果与分析
2.1 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2010年数据为基期，计算得出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LMDI分解结果如表2～3所示，正值表示对碳排放起促进作用，负值表示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总体上，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影响总效用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逐年增长，但是增长速度逐年降低;2016年农业碳排放有所下降，但还是有促进作用;2017—2019年农业碳排放开始加速下降。
2.1.1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由表2可知，2011—2019年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最有促进效果的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且每年都是正向效应，累计增加碳排放18 898.940万t;环比计算，2012年增幅最大，为60.8%;2017年促进效果略微减弱，2019年达到最大值3 394.091万t。由表3可知，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经济发展均对其农业碳排放起到促进作用，但各省（市）贡献度差别较大，其中湖北省2011—2019年经济发展水平对于长江经济带对应影响因素的贡献值最大，为526.819万t，其次是云南省，为455.917万t，上海市最低，为0.572万t。由此可见，经济规模总量的持续增长是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逐年扩张的最主要原因，经济增长会促进各类耗能型产品购买需求增加，进而引起碳排放的增加。
2.1.2 农业生产效率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由表2可知，农业生产效率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明显。2011—2019年农业生产效率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始终表现为抑制效应，累计减少碳排放15 032.277万t。对比上、中、下游的贡献值（表3），上游农业生产效率的抑制效果明显高于中游和下游。各省（市）农业生产效率均表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所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于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节能减排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1.3 劳动力规模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由表2可知，劳动力规模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仅次于农业生产效率。整体来看，2011—2019年累计减排3 208.381万t。除了贵州省，其余10省（市）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碳排放均是抑制作用，抑制效果较强的省份有湖北省、江苏省和浙江省（表3）。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国家提倡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力开始不断向二、三产业流动;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更多的农村人力资源流向城市，农业劳动力的减少有效降低了农业碳排放。
2.1.4 农业生产结构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由表2可知，农业生产结构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整体上呈现抑制作用;2011—2014、2016和2019年农业生产结构对长江经济带碳排放都表现为抑制作用，2015、2017和2018年表现为促进作用;2011—2019年累计减少碳排放226.338万t，2011年减排最多，为131.630万t。分省（市）来看（表3），除江西省、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以外，其余7省（市）农业生产结构均对其农业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可见，长江经济带内部各省（市）农业生产结构有差异，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优化的趋势。
2.2 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退耦分析
根据“1.3”退耦指数计算方法，得到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退耦指数，如图1可知，除2010年退耦指数为负值，其余年份皆为正值，其中最大值为2018年的2.37，最小值为2010年的-0.39。退耦指数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表明长江经济带各项减排政策执行效果逐年增强。
2010年退耦指数为-0.39，处于无退耦效应阶段;分析可得，经济发展的产出效应为12.8%，碳排放增长为17.9%，经济增长慢于碳排放增长速度，说明2010年长江經济带农业减排工作力度不足，二氧化碳排放没有得到较好的控制，减排压力很大。
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处于弱退耦效应阶段;从2011年开始，退耦指数变为正值，说明这5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总量控制有一定成效，减排政策对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起到积极作用，但不能完全抵消产出增长和能源需求增加带来的碳排放的增加，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同时，长江经济带的环境压力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农业排放依然在增加。
2016—2019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达到了强的退耦效应阶段，减排效果明显;究其原因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措施，对控制二氧化碳排放起到了积极影响;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近年来沿江各地践行新发
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所以高排放、高消耗的农业生产模式得到了明显改善。
分省（市）分析其退耦指数，能更加科学地评价长江经济带农业减排政策实施的效果。选取2010、2013、2016和2019年的指数进行分析，从表4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的退耦指数大多为正值，处于弱退耦和强退耦阶段，整体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退耦指数在变大，说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对于二氧化碳的减排压力逐渐减弱，各省（市）实施的减排政策效果在逐渐变强，截至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减排成效。例如江苏、浙江、江西等省份，退耦指数逐年增加，由弱退耦阶段进入到强退耦阶段，之后指数继续增大，说明这些省份的农业碳排放增加速度在不断减小，而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在逐渐升高，其节能减排措施对减少二氧化碳等排放起很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指数波动较大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例如上海市，2013年指数达到最大，随后不断下降，2019年变为负值，从国家统计局查询的数据可说明一些原因，2013年上海市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为342.29亿元，之后逐年下降，2019年为279.82亿元，并且农业劳动力从2013年的43.43万人下降至2019年的32.20万人，相对应的农业碳排放从2013年的35.8万t下降至2019年的28.3万t，这些数据表明并不是上海市的节能减排政策实施不到位，反而减排效果较好，究其主因是上海市非农产业发达，整体经济水平领先全国其他城市，农业经济占比较低，经济建设重点放在其他产业，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机械生产代替人力作业，规模集中生产代替小农生产，农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流动，所以才会有碳排放和农业经济同时下降的现象。
3 结论与讨论
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16年开始下降，可见长江经济带推行减排政策初见效果。该研究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LMDI分解发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起促进作用最大的影响因素;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抑制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农业劳动力规模和农业生产结构也对农业碳排放起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于农业碳排放增速和农业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退耦效应，研究发现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呈现出退耦指数增大的趋势，说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农村节能减排政策正在被积极执行，对温室气体排放起到抑制作用，并且这个作用在不断增强。
结合研究结论可预期，在保证粮食安全和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未来将保持一定下降态势。据此提出相关建议：①重视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稳步提高。在农业生产中，高效高产的农业新技术将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技术支撑，是实现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之一，农业生产效率对于抑制农业碳排放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因此要优先将技术升级作为节能减排的手段。发挥农业科技创新主体优势，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合作，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资源投入力度，不断强化政府、高校和企业之间在低碳、绿色农业生产技术领域的合作交流。②对农药、
化肥等农资产品的使用进行有效控制，着重发展有机农业，改良土壤，提倡发展精准农业，减少投入物不必要的浪费和流失。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倡使用清洁能源。煤的含碳量最高，油次之，其他形式的能源例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等自然能源是无碳的，所以要积极推广先进环保的低排放的技术理念，减少化石燃料使用。④提高减排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效率是推进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加速退耦的关键。当前，长江经济带农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节能减排、发展绿色农业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所以要提高并保持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执法力度，保证政策的执行是有效和高效的。并且把减排因素纳入经济决策中去，充分考虑当地环境的承载能力，以此为条件进行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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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志学，孙敏.我国各省区碳退耦指数与减排潜力的测算[J].统计与决策，2017（14）：101-104.
作者：朱通雅
土地承载碳排放论文 篇2：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工业碳排放强度
摘 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工业碳排放强度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6-2013年的中国省际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工业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变化。与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的城市体系相比，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更有利于工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集中度对工业碳排放强度的“U型”影响将会进一步强化。这反映出城市体系结构失调对工业碳排放降低的制约作用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缓解，因而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城市体系结构优化来促进减排。
关键词：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经济发展；工业碳排放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4年的54.77%。与此同时，能源高消耗和碳排放的迅速增加也成为我国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根据世界能源所（WRI）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家（许士春，龙如银，2014）[1]，目前，我国每年碳排放超过 60亿吨。面对日益突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绿色发展成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为了进一步控制和减少碳排放，落实绿色发展目标，探讨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降低碳排放强度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城镇化过程不仅包括人口身份和就业的转换、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离不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调整。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是指一定地域内一系列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市在不同规模等级上的分布特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影响。因此，分析和检验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于制定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碳排放问题已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对于影响碳排放的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环境规制政策、人口规模、能源强度、能源结构、贸易开放等都有显著影响（国涓等，2011[2]；李锴，齐绍洲，2011[3]；何小钢，张耀辉，2012[4]；孙欣，张可蒙，2014[5]）。城市化对碳排放也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影响方向存在不同观点：林伯强和刘希颖（2010）通过中国1978—2008年的数据实证发现城市化水平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之间具有同向变化关系[6]；而赵红和陈雨蒙（2013）的研究则表明城市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存在负向影响[7]。许士春和龙如银（2014）的研究则发现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为线性递增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1]此外，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孙辉煌（2012）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也有明显差异[8]；王娟等（2013）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弱化城市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9]。
对于我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研究，在城市地理学视角下，周一星、杨齐（1986）分析了到1980年代中期我国城镇等级体系的结构特征、演变过程以及省区地域类型。[10]顾朝林（1992）系统研究了中国城镇体系的起源、产生、发展以及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结构等特征，并就我国城镇体系发展条件、城镇化水平及城镇人口增长、国家地域开发等对城镇体系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讨论。[11]王放（2001）[12]、高鸿鹰和武康平（2007）[13]、程开明和庄燕杰（2013）[14]等也对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特征、区域差异及演变机制等进行了测算和分析。近年来，城市体系的结构特征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谢小平和王贤彬（2012）讨论了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更为“均匀”的城市规模分布有利于经济增长。[15]陆铭和冯皓（2014）采用级行政区内部地级市之间的人口规模差距来反映空间集聚水平，发现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度提高有利于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的污染物质的排放强度。[16]李顺毅（2015）认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会产生显著影响，城市体系协调发展，促进中、小城市充分发育，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7]
从现有文献看，尽管城市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作用还没有研究涉及。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碳排放也具有重要影响，王钦池（2015）利用1960—2009年16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发现，碳排放压力最小的是人口规模100—500万的城市，规模更小或更大的城市的碳排放压力都会增大[18]。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反映的是各级城市在规模上的分布特征，因此，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也会对区域内的碳排放产生影响。相关研究表明，碳排放主要来自工业、电力和热力生产、交通运输及居民生活等方面，其中工业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比较高，工业部门碳排量的减少已成为我国碳减排的关键（卓德保等，2015[19]），因此，本文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工业碳排放。
本文将运用2006—2013年的中国省际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工业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会对上述两个变量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了确定回归模型的设定形式，首先需要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
根据王钦池（2015）的实证研究，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碳排放压力最小的是100—500万人规模城市，其次是50—100万人规模城市，1000万以上人口规模城市的碳排放压力最大。[18]这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碳排放强度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型”变化。这是由于不同规模的城市具有不同程度的聚集效应和外部成本（王小鲁，夏小林，1999[20]；Henderson，2002[21]），随着城市规模扩大，集聚带来的正外部性会促使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城市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过度集聚会带来高昂的成本，出现规模收益递减和负外部性问题，由此降低能源利用效率，从而使碳排放强度上升。
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不同表现为各规模等级上的城市数量分布不同，在分散型结构中，大城市规模不足，中小城市数量较多；在协调型结构中，大、中、小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适当，形成较均匀的金字塔层级结构，大城市达到较大规模且不过大，人口向大、中城市的聚集程度高于分散型城市体系；在集中型结构中，处于城市体系顶端的大城市规模偏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普遍规模偏小，城市间规模差距较大。与协调型结构相比，分散型城市体系中，大城市规模不足，城市规模普遍偏小，能源利用的规模效益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导致工业碳排放强度较高。因此，分散型城市体系下工业碳排放强度比协调型城市体系更高。对于集中型城市体系来说，规模过大的顶层城市由于规模收益递减和负外部性会提高工业碳排放强度，同时，这种体系中城市规模差距较大，除过大的顶层城市外，其他城市规模则偏小，也导致其余城市的工业碳排放强度较高。因此，集中型城市体系下的工业碳排放强度与协调型城市体系相比也会更高。根据上述分析，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工业碳排放强度可能呈现“U型”变化。
为了检验上述分析，本文设定一个包含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指标一次项和二次项的回归模型。此外，当期碳排放强度可能还会受到过去状态的影响，因此，本文在解释变量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二）估计方法
在选择计量模型估计方法时，本文考虑到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是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由于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往往导致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与不可观测的截面异质性效应产生相关性，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二是工业碳排放强调可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由于控制变量有限，可能遗漏重要解释变量。如果采用普通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内生性问题将会导致估计结果是有偏且不一致的。因此，本文选择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尽量减小内生性问题产生的不利影响。系统GMM方法的特点是同时对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进行估计，并以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以水平方程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从而使估计量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提高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Blundell，Bond，1998[23]）。此外，系统GMM分为一步法和两步法两种估计方法，相比而言，两步法不易受到异方差的干扰，因此本文使用两步法进行估计。
三、变量与数据说明
对于工业碳排放强度（ce），本文采用单位工业增加值的工业碳排放量（吨/万元）来度量，由工业碳排放总量除以工业增加值来计算。其中工业碳排放总量的测算，本文采用卓德保等（2015）的方法[19]，从工业消耗燃料角度入手，使用《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中的“参考方法”，计算公式为：
四、估计结果分析
为检验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2报告了回归模型（1）的估计结果，Wald检验表明模型的设定整体上具有显著性；Sargan检验接受原假设，即工具变量为过度识别；AR（1）和AR（2）检验表明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因此，这里用两步法系统GMM估计动态面板模型是合理的。
表2中第（1）列回归没有包含控制变量，空间基尼系数的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显著为正。在第（2）列中加入了各控制变量后，空间基尼系数的一次项仍为负、二次项仍为正，而且都在统计上显著。这反映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集中程度与工业碳排放强度之间具有“U型”关系，验证了前文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工业碳排放强度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根据表2中第（2）列的估计结果，当空间基尼系数为0.483时，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工业碳排放强度“U型”关系的拐点。该拐点处于空间基尼系数从0.1732—0.6245的样本值范围内。当空间基尼系数小于0.483时，随着城市规模分布从分散逐渐向适度集中转变，空间基尼系数提高，工业碳排放强度会降低；但当空间基尼系数超过0.483后，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进一步集中，则会使工业碳排放强度转而上升。由此说明，过度分散和过度集中的城市体系结构都不利于减少碳排放，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对于降低工业碳排放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对于各控制变量，从表2第（2）列的估计结果看，人均实际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其原因是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从而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在样本时期内并没有起到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韩坚和盛培宏（2014）[30]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其原因可能是样本时期内我国服务业的层次还较低，以低端产业为主的服务业发展产生了对高能耗工业品的大量需求，从而增加了工业碳排放强度；同时，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制约了其提升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生产性服务业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的积极效应。城市化率的系数为显著为正，与郭郡郡和刘成玉（2012）[31]的实证结果类似，其原因主要与以往城市化过程中的高投入、高能耗增长模式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外开放可以促进工业碳排放强度降低，这与毕克新和杨朝均（2012）[32]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反映出FDI的溢出效应对我国工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产生了积极影响。国有经济比重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正如张志辉（2015）研究发现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比重对能源效率具有不显著的负面影响[33]，使国有经济比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也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关系。财政出占GDP比重的系数为正，也不显著，反映出样本时期内政府在经济中的影响力并没有对工业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影响。这是由于政府行为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正、负双向作用：一方面，政府支出可以通过支持企业技术升级和节能改造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保护地方纳税大户等原因，政府也可能维持一部分技术含量低、能耗较高企业长期不被淘汰，从而增加碳排放强度。政府的这种双向作用可能导致其综合效应不显著。此外，工业碳排放强度的一阶滞后项显著为正，说明工业碳排放强度会受到以往的影响，这也表明采用动态模型进行估计是必要的。
为检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对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表3报告了采用交互项的回归模型（2）的估计结果，其中Wald检验、Sargan检验、AR（1）和AR（2）检验都表明使用系统GMM两步法估计的动态面板模型是合理的。
表3中，经济发展水平与空间基尼系数的交互项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第（1）列没有考虑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与空间基尼系数一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与空间基尼系数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而且都是显著的。第（2）列加入各控制变量后，经济发展水平与空间基尼系数一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负、与空间基尼系数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正。与回归方程（1）的估计结果相比，增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后，空间基尼系数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符号均没有改变，这反映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集中度对工业碳排放强度的“U型”影响将会进一步强化。由此说明，经济发展不会自动缓解城市体系结构失调对降低工业碳排放产生的制约作用。
从表3第（2）列的各控制变量来看，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回归模型（1）的估计结果基本是一致的。人均实际GDP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对外开放有利于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城市化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反映出样本时期内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和城市化与工业碳排放强度的上升正相关。国有经济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不利于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此外，工业碳排放强度的一阶滞后项显著为正，说明采用动态模型进行估计是必要的。
为进一步检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土地集约利用影响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两步法系统GMM估计方法，采用位序-规模模型的幂律指数ζ代替空间基尼系数作为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指标对回归模型（1）和回归模型（2）进行估计。如表2第（3）、（4）列所示，幂律指数ζ的一次项均显著为负、二次项均显著为正。而且，根据表2中第（4）列的估计结果，当幂律指数为1.013时，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工业碳排放强度“U型”关系出现拐点。该拐点也处于幂律指数从0.3921—1.1756的样本值范围内。说明替换了测度指标后，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集中度对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为“U型”关系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从表3的第（3）、（4）列估计结果也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水平与幂律指数ζ一次项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经济发展水平与幂律指数ζ二次项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这也表明替换了测度指标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将进一步强化城市体系集中度与工业碳排放强度的“U型”关系这一结果仍保持不变。此外，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与前面的估计结果基本也是一致的。这表明上述实证检验的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2006—2013年的中国省际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工业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变化。即随着城市规模分布从分散逐渐向适度集中转变，工业碳排放强度有所降低；但当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程度超越一定水平，在过度集中的城市体系结构下，工业碳排放强度将转而上升。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集中度对工业碳排放强度的“U型”影响将会进一步强化。这反映出经济发展不会自动缓解城市体系结构失调对工业碳排放降低产生的制约作用。与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的城市体系相比，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更有利于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
绿色发展不仅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发展理念，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本目标之一。本文发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工业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优化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避免城市体系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对于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具有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特大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魏后凯，2014）[34]，失衡的城市体系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工业碳排放的减少。在现实中，一个区域的城市体系必然是一个规模从大到小的层级结构，因此，城镇化战略的着眼点不仅需要关注单个城市，同时也需要关注区域城市体系的结构优化，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等级有序、分工合理、协调发展中形成的综合优势。本文的实证分析还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市体系结构失衡制约工业碳排放降低的作用不会自动得到缓解。因此，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政策引导来优化城市体系的结构。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协调程度，避免城市规模分布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合理疏解已经进入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的巨型城市；积极促进一批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向大中城市发展；对于不具备规模大幅度增加条件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着力提升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和综合承载能力，进一步完善公共设施、增强产业支撑和人口吸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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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顺毅
土地承载碳排放论文 篇3：
碳排放强度视野下的中国经济“低碳化”
推动我国经济低碳化既是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又是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的战略性选择。实现中国经济的低碳化，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加快碳排放强度下降进程，第二步实现碳排放总量下降。目前，制约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因素涉及到产业、外贸、城镇化、消费、体制等多个方面，因此实现经济低碳化是系统性工程，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领域，应将推动经济低碳化与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结合起来。
一、中国经济低碳化的内涵与意义
（一） 两种类型的低碳化
国际经验和我国发展经验都表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有其内在规律的一方面，即如果不考虑能耗结构的影响，随着单位GDP能耗水平的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水平自然也会降低，这是一种类型的低碳化。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低碳化，是在经济自发低碳化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减碳”措施，使得碳排放强度进一步降低，并使其低于自发低碳化情境下排放强度，这是一种“外生型”低碳化。中国经济低碳化，就是要实现“外生型”低碳化。
（二）中国经济低碳化的标准
要判定低碳化是“内生型”还是“外生型”，必须首先确定碳排放基准线。利用Eviews软件提供的ARMA模型，根据1990-2008年的数据进行推测，得出我国碳排放的基准数据。其中回归又分为两种情况：（1）“十一五”以来，我国加大了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可能会对碳排放数据造成扰动，因此剔除2006-2008年数据，根据1990-200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13.17%；（2）将2006-2008年的数据也计入，按1990-2008年数据进行回归，即如果保持目前的工作措施，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28.41%。
综合来看，规范意义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低碳化标准是，到2020年可比价的单位GDP（净）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幅度高于13%，或者更进一步，到2020年，可比价的单位GDP（净）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幅度高于28%，可定义为“二八基准线”，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超过该基准线，则认为是经济在逐步“低碳化”。
（三）中国经济低碳化的意义
促进经济低碳化、建设低碳经济是各国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承担国际责任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低碳经济也成为发达国家维持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战略性工具，发达国家拥有低碳领域内的技术制高点，而且，一些高耗能产业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目前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世界经济领域内的发言权，通过征收碳关税、发展CDM机制等推行“碳规则”全球化，进一步维持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未来，国际间竞争已不仅仅是传统的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竞争，而且包含了碳生产率的竞争。
对中国而言，推动经济低碳化既是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又是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的战略性选择。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低碳化的第一步，实质上是加速提高碳生产率的过程，是技术水平加速提高的必然结果，因此，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这意义上来看，经济低碳化是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性目标，是生产方式的高技术化、消费结构的现代化、能源结构的最优化、体制机制的完善化等过程的集成效果。
二、影响中国碳排放强度降低的因素解析
（一）不够科学的城镇化模式和资源过度消费的城市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得到迅猛推进，但城镇化模式却不科学，即过分关注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忽视城镇化之本是“人口城镇化”，导致目前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2000年以来，我国城区面积增加61.7%，人口仅增加32.1%，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几乎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两倍。
土地利用方式向建成区的转变，意味着碳排放源增加，尤其是我国大多数城市是以“摊大饼”的方式向外蔓延，大部分建设用地是由城郊农田转变而来。根据国土资源部对我国不同类型用地方式的碳排放监测数据显示，建设用地的单位碳排放水平是耕地排放水平的100多倍。从我国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来看，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12个百分点和消费增长1.4个百分点，由此拉动经济增长6个百分点左右。
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下，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6个百分点，同时拉动建设用地增长2个百分点，由于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和投资、消费增长引起碳排放增长8-10百分点左右，综合来看，碳排放弹性系数大于1，目前的城镇化模式是不利于“低碳化”的模式。城镇化引起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增长的关系见图3。
国内许多城市的发展中都采取了低密度蔓延的模式，类似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我国城市人均用地面积已由2000年的105.5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的133平方米，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3平方米的水平。我国许多城市过早推动了郊区化，世界城镇化的一般经验表明，郊区化等是在城镇化率较高时期出现的，但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采取了这种模式。郊区化的直接后果是削弱了市政设施的规模效应，引起家庭轿车的大规模增长，并且加速拉动城市空间的拓展，导致能源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增加碳排放量。
（二）产业技术水平总体较低
与世界总体结构以及发达国家排放结构有很大不同，我国碳排放来源主要是产业排放，终端能源消费中运输所占比例比世界平均水平约低16.6个百分点，民用、商业、农业所占比例比世界平均水平约低7.6个百分点。从各类产业的碳排放强度来看，工业排放强度最大，其次是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目前，我国产业发展耗能最多，产业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71%；产业排放又主要集中在六大高耗能工业部门，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六大产业耗能就占我国全部能耗的51%，而且这些产业也是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使用最为集中的产业，六大产业占我国煤炭消费总量的82%,综合起来看，六行业碳排放量占排放总量的比重超过50%。
一些研究因此认为，要实现经济低碳化，必须降低高耗能行业的比重。但从碳排放强度的角度来看，尽管我国一些高耗能行业的用能效率不高，但除了个别行业差距仍大外，其他行业差距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缩小，2003年大部分高耗能行业的能耗水平与最先进水平差距已经在1.2-1.4倍左右。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加快，上一轮经济周期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建设的钢铁、化工、电力等企业，大多数是规模庞大、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我国高耗能工业的能耗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缩小。
主要因为，高耗能工业的产品多是中间产品，是其他产业的主要原料，换句话说，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了这些产品增长。高耗能工业产品投入的行业多是我国目前支柱产业和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可以推断认为，这些高耗能产业的载能量随着中间投入品已经分散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因此，碳排放水平较高是由于产业总体技术水平不高引起的。
正是由于产业总体技术水平不高，才导致我国经济对高耗能产品的需求量大，2009年我国以不足世界10%的GDP消耗了占世界40%的钢材、45%左右的水泥。由于我国经济对高耗能产业的过量消耗，才是拉动高耗能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从经济低碳化角度来看，是由于我国产业总体水平不高，对高耗能产品的利用效率不高，由此引起了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未来，要实现经济低碳化，不能仅从供给上即碳排放量大的产业进行控制，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提升我国产业总体技术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三）高碳排放强度产品净出口量过大
目前，中国出口产品层次多，种类丰富，除了以机械电子和纺织产品为主，高耗能产品占有比重较大，2008年，中国钢材净出口达4380万吨，其他还包括焦炭、水泥等。
从经济低碳化角度，需要进一步测算我国出口商品的碳排放强度，即出口商品的单位增加值排放的温室气体状况。利用如下公式，测算主要出口商品的碳排放强度（CIex）。
CIex= Cex/ Pex
Cex为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Pex为单位出口产品的增加值。据测算，2007年我国出口制造业商品的贸易附加值率总体为38.47%，炼焦、煤气和石油加工业的附加值率为42.3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为32.75%，纺织服装类为34.29%,化学工业为31.45%；其中加工贸易附加值率仅为20%左右。
对比我国万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焦炭、钢材、水泥、生铁、塑料制品都是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除了熟知的高耗能产品，塑料制品等也远超过了平均水平，高耗能产品和塑料制品等的出口不利于我国低碳化进程。
（四）消费结构升级引起的碳排放叠加效应
消费拉动碳排放大幅增长是各国普遍规律，发达国家的碳排放结构中生产、生活、交通各占1/3，这也是发达国家众多耗能产业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碳排放总量仍然居高不下的原因。我国正面临着以“住行”升级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碳排放结构也将向发达国家的“靠拢”，即交通和生活（主要是住房）的碳排放总量将有大幅上升。
“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可能突破50%，实现历史性跨越，进入城市社会，全社会消费特征更多体现出城市消费特征；目前全国城镇居民消费特征与中等偏上户的特征基本一致，未来，城镇居民消费特征将向目前的高收入户特征转变，最主要的升级表现是住房和交通通信等比重提高，住房和交通通信分别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上升1.92、4.72个百分点。
交通消费升级拉动碳排放强度上升。交通消费升级的典型特征是私家车的普及，在我国还表现在航空出行的比重大幅度提高。私家车的排放量以十几倍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石家庄市做的实地调研报告显示，交通出行的GHG（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高收入组家庭是低收入组家庭的18.7倍；因此，到2015年我国交通排放的总量将增长几十倍。即使考虑到汽车产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交通升级引起的碳排放强度也将处于上行区间。
居住结构升级进一步扩大碳排放量。我国人均住宅面积处于迅速增长中，房地产建筑过程和使用过程是一个高碳排放的过程，房地产的生产和建筑施工过程的能耗和排碳量也很可观，其中的碳排放情况通过建筑业排放表现出来，住宅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是持续的。建筑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属于生活排放部分，目前我国的建筑多是耗能量较高的建筑，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商业建筑能耗是住宅的10-15倍。因此，以每年新建成房屋量为10亿平方米, 每平方米碳排放量0.8-1吨计,则每年建筑新增碳排放8-10亿吨。
（五）体制机制中的缺陷
由于我国能源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能源资源价格水平偏低，煤炭等能源价格大多只反映了资源开发、运输成本，而不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损失的外部成本，导致我国碳生产率的下降幅度不够大，导致了扭曲和不合理的投资行为以及矿产、水、环境等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始终锁定以“高排放、高消耗、高污染”阶段。另一方面，由于能源价格相对较低，高耗能产业大规模扩张，国内无法消化产能时，只能依靠大规模出口高耗能产品，这也是造成我国高耗能产品大量出口的原因。
由于“碳”领域内的市场机制不完整，碳排放效率无法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不能为经济低碳化提供持久的动力；要提高碳生产率，使得“碳”能够成为调控资源流动的重要工具，从根本上来说还需要建立碳产权制度，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科学合理的碳产权制度。
三、各种制约因素再解析
从我国经济低碳化的难点来看，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因素有“正”有“负”，即有的因素是现代化进程中自然会出现，包括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等，限制低碳化的主要是这些进程中的不合理环节和成分，对其调控方向应是减少其中不合理的环节，但另有一些影响碳排放强度提高的因素则是负向，如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较低等，以及单纯追求增长的外贸结构、不完善的市场体制、未建立的碳交易体制等，这些因素是负向的，是需要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调整和修改的。
四、加快中国经济低碳化进程的主要措施
（一）走“人本化、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建设低碳城市
突出强调“人口城镇化”在城乡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地位，推动“以物为本”的城镇化模式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模式转变，走“人本化、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加快农民工的“本地化”，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使城镇化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同步推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要增强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和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让农民能够享受城镇化成果。要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维护群众利益。对在城市已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进城务工人员，要创造条件使之逐步转为城市居民，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
大力推动低碳城市建设。注重对现有城镇空间的高效利用，建设紧凑型城市。盘活城市存量土地，适当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对城市土地进行再开发，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走城市用地内涵式挖潜的发展道路。推进土地市场化进程，优化配置土地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老城区焕发新的活力。完善现行城镇用地制度，严格推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制度，形成由市场决定土地价格的机制，让价格真正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和成本。通过零碳和低碳技术研发及其在城市发展中的推广应用，节约和集约利用能源，有效减少碳排放，倡导低碳化道路，改善城市形态，控制城市无序蔓延，建设紧凑型城镇，通过“空间低碳化、产业低碳化、出行低碳化、住宅低碳化、动力低碳化、生活低碳化”五个领域，全面建设低碳城市。
（二）加快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调整产业结构
以功能性产业政策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我国以前多使用倾斜性和鼓励性产业政策，偏爱某些产业类型，这容易造成有产业发展之名、却无技术升级之实。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转向功能性政策，即以提高技术水平为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考虑到经济低碳化的要求，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还应重视碳生产率提高这一目标，从本质上来说，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尤其是，支持和鼓励传统产业的核心环节进行技术升级，支持和鼓励纺织、服装、陶瓷、建材等我国传统优势产业通过技术升级等手段提升国际竞争力。重点在产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研发上加大支持力度，重点营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逐步下移政策重心，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贴近企业的优势，更好适应企业面向市场竞争中的多样化需求。
打造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通过做小分子即降低碳排放和做大分母即提高增加值的方式推动经济低碳化。加大力度限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降低碳排放总量。推动生产方式的创新，以循环经济、资源节约型经济改造产业，摊薄单位产值的碳排放成本，实现可持续的工业化。培育新兴产业、高新技术，提升产业链技术水平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附加值，做大分母。
（三）减少高碳排放产品出口，优化外贸结构
限制高碳排放产品出口，支持重要原材料进口。坚决禁止和限制高碳排放的产品出口，包括钢铁、水泥、焦炭及其他资源类产品等，运用调整出口退税、加征出口关税、削减出口配额、将部分产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等措施，对该类产品的出口课以重税。支持进口重要的原材料，或在国外建设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和初级产品稳定供应基地，包括油气、矿产、木材和纸浆生产基地，减少国内相应的产量，减缓碳排放总量上升步伐。
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向“微笑曲线”的上游拓展。进一步完善出口政策，细化、深化出口产品鼓励政策，细化产品代码，鼓励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出口，重点推动自主品牌产品和大型机械、成套设备出口，鼓励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类出口企业加大技术投入，形成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出口商品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完善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支持软件、文化和中医药等重点领域服务出口。
着力减少顺差，实施“走出去”战略。从经济低碳化的最高目标来看，必须逐步降低贸易顺差，逐步实现进出口平衡，避免以国内碳排放支持世界消费。逐渐降低加工贸易的比例，优化加工贸易结构，引导企业向一般贸易转型，促进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鼓励更多采用国产料件。完善加工贸易企业分类标准，提高企业准入门槛，限制加工技术水平低、工艺落后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加大力度，扶持企业“走出去”。鼓励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走出去”，如家电、纺织品服装、轻工等，通过境外投资设立企业和机构，把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原材料及零部件出口到国外市场、把一部分加工环节转移到境外，改变原产地标签对我出口贸易扩大的制约。
（四）引导消费结构理性升级，形成可持续消费模式
以住、行为重点，引导消费低碳化。发展低碳交通，建设低碳交通体系。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要在全社会形成出行依赖小汽车的习惯之前，大力提倡和发展符合低碳原则的公共交通体系。鼓励大城市重点培育中高级汽车市场，还原汽车使用的本来面目，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以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解决城市交通，促使汽车由工作代步工具向家庭休闲旅游工具转变。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加快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速度，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倡导开展汽车以旧换新，节约能耗。推广和建设低碳建筑。加快推广建筑节能技术，制定建筑节能标准，发展城市低碳建筑，在建筑材料与设备制造、施工建造和建筑物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步推动对城市老旧建筑的节能改造，扩大低碳建筑的比重。
推动形成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以适度的消费规模、适当的消费结构、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为重点，引导形成节约型、生态化、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尤其是引导消费结构理性升级。摒弃以高消费为生活追求的消费模式,防止对自然资源的污染和破坏。开发可持续产品，引导可持续消费模式的建立，倡导资源节约利用的社会消费氛围。
（五）鼓励低碳能源，优化能源结构
调整能源供应结构，就是要增加低碳或无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逐步降低煤炭等高碳能源的比重，进一步清洁高效利用煤炭、石油等能源，改变我国能源供应结构与世界结构倒挂的现状，实行能源多样化、清洁化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核电，加快关键技术的突破，降低太阳能、风电、生物质能的产业化成本，多种措施综合配套，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依托能源重点工程建设，突破深海油气资源开发，先进核电站节能环保等关键技术,积极跟踪和参与氢能及燃料电池、天然气、水合物、碳捕获与储存、核聚变、海洋能利用等前沿技术开发基础研究和科研攻关，争取尽早取得实质性突破，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有效替代。
优化能源结构还包括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广应用先进清洁发展技术，优化发展煤化工等深加工企业，促进煤炭清洁生产和清洁循环利用，提高煤炭产业附加值和使用效率。
（六）推动资源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对低碳发展的内在调节机制
探索建立碳产权制度、发展碳排放交易、征收碳税，通过在企业生产成本中增加“碳”这个可调控要素，使资源配置中体现出“碳”要素的价值，促使资源由碳排放效率较低的企业向碳排放效率较高企业流动。
瞄准经济低碳化要求，重点推动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确保资源价格能够反映推动形成把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转嫁给社会的生态成本内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从而保护和鼓励绿色生产和消费。要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核心是使之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在具有竞争潜质的资源市场领域，应引入竞争机制，让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不适于或者不具备条件引入竞争机制的领域，必须加强和改进政府价格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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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雪峰）
作者：相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