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因素分析

第一篇：农村信用社因素分析

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人情圈、传统消费心理、家庭经济和家庭类型四类因素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相关因素分析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各因素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对于如何引导当前农村文明消费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村人情消费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牛娜,女,汉,1984年8月出生,河南省焦作市人

影响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行为的因素有很多,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经济层面和非经济层面的,本文将从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四个影响因素入手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试着阐明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 人情圈

农民的人情消费其实就是在一个网络中进行,我们把这个网络叫做人情圈或者人情交往圈。根据其血缘关系的远近,可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核心亲属、外围亲属、本不属于亲戚的其他人[1]。由于传统社会家族观念严重、家庭成员数量较大以及个体交往难度相对较高,所以农民家庭的社会资本的获得途径比较单一,这样传统农民的人情圈虽然规模也相当可观,但主要局限于核心亲属和外围亲属中[2]。

当前,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导致核心亲属和外围亲属的减少,一般意义的亲戚圈(核心和外围亲属统称)的规模也日益缩小。同时随着农村与城市隔离状态的逐渐打破,农民们的业缘、地缘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且人情往来网络的重心逐渐由同质性较强的血缘、亲缘圈向异质性较强的业缘、地缘圈转移,亲属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得松散,就基本上形成了人情圈中核心亲属、外围亲属、本不属于亲属的其他人“三分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也导致了农民人情观念的变化。经济利益的驱使,导致人情关系的异化。在人情消费选择中经济利益的权重日益增加,而以前的由至亲到外围亲属再到朋友、邻居等依次递衍的秩序受到冲击。在此过程中,外围亲属在人情圈的地位逐渐下降。人们希望在核心亲属和外围亲属以外建立人情关系,以寻求社会资本的支持。可以推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农民人情圈中,核心亲属的比重将有一定的下降,外围亲属的比重将继续大幅下降,而本不属于亲属的业缘关系群体将日益成为农民今后人情消费的重点。

二、 传统消费心理

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的结果,农村家庭人情消费受到传统消费心理及消费习惯的制约,具体表现在:

(1)攀比心理。不少农民把相互往来的频繁程度以及礼金赠送的多少作为衡量红白喜事隆重与否、人缘好坏、感情厚薄的标准,认为这是维系感情的纽带、关系亲疏远近的象征,不顾自己家庭经济实际,逢事必参与,参与必送礼;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之间,你投之以桃,我则报之以李,而且层层加码,你送我50元,我还你100元,你办10桌,我办20桌,你来我往,人情债的份额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即使经济拮据的农民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如此互相攀比、彼此摆阔,无疑在无形中助长了农村大操大办不良风气的滋生和蔓延。

(2)从众心理。据不少的农民反映,自己虽然对愈演愈烈的人情债很反感,但为了争“面子”,留“后路”,只有违心地随波逐流,“得过且过随大流,患得患失保平安”。人家都在“这样做”,而你却不“这样做”,就显示出你的不对和格格不入,就会遭到众人的非议,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所以只好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东借西凑办红白喜事,违心地大操大办。一些原本不收礼的甚至规劝过别人不要收礼的村民也不由自主地身陷其中,于是在长期的互动中,更多人的加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补偿心理。不少农民认为如果自己遇事不大摆酒席,就收不回以前的人情投资。在这种补偿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将操办婚丧喜事、生日满月作为大发横财的机遇,作为收回人情“投资”的好机会,从而获取“投资回报”,以求得经济上的收支平衡,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部分农民有意把小事当大事办、没事找事地巧立名目来收礼。因此,很多农民将人情消费支出称为“无息贷款”。

(4)虚荣心理。很多农民对人情消费虽有反感,但又碍于情面,不好意思不去;或者曾经受过邀请者的人情,不去心存负疚,有一种欠债感;即使没受邀请,看见别人去了,也跟着去,深怕得罪了人。总之,硬着头皮,强装欢颜甚至变卖生产资料、举债也要送人情,不能让人瞧“扁”,只有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被动消费”局面,由此可见,人情已经变成了由金钱编制的“债务链”。即使钱是自己的,但钱花的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5)敛财心理。这主要是一些村级党政干部变相敛财的一种手段,他们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和权力,如在计划生育、划分宅基地、邻里纠纷、孩子参军等方面。一些有求于他们的人无不趋之若骛。这是变相腐败的一种形式,在农民群众中产生很坏的影响。

(6)投机心理。现在农村送礼风甚浓,甚至到了无事不送礼的地步。送了礼就话好说,事好办,关系好处理,不送就是关系差、有意见,收送人情礼金成为一种社会“潜规则”。有些农民送礼只是为了留条“后路”,方便以后办事。常常“笑脸接请柬,背后吐怨言”,心中不悦,但为了不得罪人,今后好办事,只得硬着头皮、强装欢颜也要送人情。

可见,送礼者心态各异,真正表示贺意有之,但为数甚少,而大多数人碍于情面,或礼尚往来,至于送多送少,送礼者心中自有一把尺,有的是有求于人,有的是还人情债,有的是随波逐流,拿钱买人情,拿钱买面子,给农民家庭带来了数不尽的烦恼,特别是低收入家庭,遇上这些事,更是雪上加霜,给其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同时也助长了不正之风的泛滥。

三、 家庭经济

人情消费与家庭经济密切相关,人情消费作为支出的一种,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农民经济收入状况的制约,相反,人情消费中现金或实物的支出必然导致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中国百村调查表明,家庭纯收入与人情支出呈现正相关关系[3]。收入不同的家庭的人情消费规模是具有差异的。一般来说,家庭年收入越高,人情规模越大[4]。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情消费支出并不会随着家庭纯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因为它还受着道德约束、社会需要、传统心理制约等因素的影响,这有些像经济消费理论中的棘轮效应。棘轮效应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在他的相对收入假说中提出来的,又称制轮作用,是指长期平均消费倾向的稳定性对短期消费减少的抑制作用,通俗的说,就是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随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实际上棘轮效应也可以用宋代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的一句著名的话来概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农民平均收入的增加是近年来人情消费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说,农民的收入是在不断增长的,各种消费也随之增长。农村中较先富裕的“大户”,由于收入上升得快而且多,其赠送和收到的礼金都以较大速度增长,而示范效应逐渐推动其成为新的随礼习惯、这使得人情消费具有单向增长效应,即本身存在着只升不降的趋势,人情消费的水平不断上升。

四、 家庭类型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加之城乡隔离政策的松动,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镇转移,外出打工已经成为某些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气势浩大的民工潮冲击着农村传统的家庭模式,出现了许多留守家庭,即夫妻一方在外流动打工、一方留守的“半流动”家庭以及夫妻双方都在外流动打工的“双流动”家庭。其中,70?以上的民工选择了妻子留守的“半流动式”,在入城时把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留在农村。于是,在很多迁出地都普遍出现了家庭结构的“386199”现象,这组数字意指以男性为主的中青年劳动力的外出导致农村中留守的家庭成员主要由妇女、儿童和老人构成。其家庭结构多为由老人和孩子构成的隔代型家庭、由妇女和孩子构成的半边型家庭、成年子女全部外出由老人构成的空巢型家庭[5]。

不同类型家庭的人情消费的是不一样的。把不同的家庭类型作为一个研究视角,对其人情消费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实现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李祥忠[4]就曾将农村家庭分为流动家庭、半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三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农村家庭的人情消费进行了比较研究。比较表明,留守家庭、半流动家庭和流动家庭在人情消费动机和后果等方面是具有差异的,而在消费方式方面差异并不明显。具体结果如下表示:

五、 四因素间的相互联系

笔者通过以上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的考察分析,为了更进一步阐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建立了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相关因素分析模型,如图所示:

首先,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中,人情圈和传统消费心理归属于主观因素,家庭经济和家庭类型归属于客观因素。

其次,不同的家庭类型对人情圈和家庭经济都有直接影响,然后再通过人情圈和家庭经济间接的对家庭人情消费造成影响。

(1)不同类型家庭的人情圈的变化是有差异的。留守家庭的人情圈的变化相对较小,人情往来相对比较固定,每次送礼的标准相对也比较固定(更多的时候是遵循当地传统),一年送礼的次数是也比较有限的,结果导致留守家庭的人情消费规模相对比较固定,总额也较其他类型家庭小一些。半流动家庭的人情圈呈扩大趋势,他们一边要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同时要积极拓展新关系,这意味他们的人情开支肯定有所增加。流动家庭的人情圈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部分家庭希望能够搬迁到城镇或城市,原有的社会关系逐渐疏远,人情消费自然而然的有所减少。还有部分家庭希望继续留守在农村,但是他们平时在城镇或城市工作,人情圈扩大了,人情开支也自然而然的增加了。

(2)不同类型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众所周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可以显著地、大幅度地增加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6]。有学者研究证明,家庭非农劳动力的数量是影响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第二大因素,并且它对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作用位居农村劳动力素质之前。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显著增加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而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显著降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7]。更有学者明确指出,农村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很大,和无人外出相比,一人外出打工年收入可以增加827元,而两个人均出去打工则年收入能增加5077元[8]。由此不难理解,流动家庭、半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是有差异的。

再次,人情圈、家庭经济和传统消费心理与家庭人情消费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1)人情圈的大小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已有研究表明,从总体而言,人情圈的范围呈扩大的趋势。对于某一农村家庭来说,其人情圈越大,相应的其家庭的人情消费开支就越大;反之亦然。

另外,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规模的大小和水平的高低也影响着其人情圈的大小。例如若农民怀着留后路的心理(以后说不定就有请人家帮忙的地方)或本着拓展自身社会关系的意图而给本无需随礼的人家送人情,一旦开启了这种“欠情――还情”的人情消费链条,就意味着其人情圈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扩大了;同理,一旦农民因某些非正常原因如感情破裂、自身的利益关系受损或感觉人情往来已不堪负重时,就会有选择的终止人情往来,这样一来,其家庭的人情消费的规模就会减小、水平就会降低,而其人情圈也就相应地缩小了。

(2)中国百村调查表明,家庭纯收入与人情支出呈现正相关关系[3]。即家庭纯收入越高,家庭经济就越富裕,相应的人情支出就越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情消费支出并不会随着家庭纯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因为它还受着道德约束、社会需要、传统心理制约等因素的影响,这有些像经济消费理论中的棘轮效应。

但这并不是说人情消费对家庭经济就没有作用和影响了。现如今,从家庭负担的角度出发,绝大部分农民认为人情消费增加了其家庭负担,但从整体来看它对家庭经济的作用时,并不是全部的人都认为它有阻碍作用。这也说明人情消费毕竟有其积极的作用和功能。

(3)由前文分析可知,农民传统的消费心理是影响农民人情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定历史时期下,农民传统的消费心理和人情消费行为表现出了一些相应的特征:消费动机上倾向于从众性,攀比动机强烈和敛财动机明显等。同时,由于农村相关制度不完善、农民收入水平不高,文化交流、信息传播的限制,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多数农民还存在留后路的投机心理,致使人情消费在农村泛滥异化,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身心健康,形成了恶性循环。

最后,人情圈对传统消费心理具有反馈作用,而传统消费心理对家庭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家庭类型都有间接的影响作用。

(1)其实我们可以说人情圈是传统消费心理得以表现的载体。人情圈代表着农民个人或其家庭的社会交际网络,只有置身其中,他们才会去攀比、从众,才会产生诸如此类的消费心理。

(2)家庭经济很容易受到传统消费心理的影响,这一点不难理解。一方面,农民若基于攀比、虚荣或从众的心理动机进行人情消费,不免会给其家庭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农民若出于敛财、留后路的心理而进行人情消费,则很可能会取得短期内家庭收入的增加,即家庭经济的暂时性富裕,或在长期内收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3)不同的家庭类型对家庭经济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可细细想来,家庭类型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家庭经济的影响。假想一户农民家庭的经济足够富裕,那他(她)就不用背井离乡,忍受与家人分离之苦出去打工挣钱了,这样也就无所谓流动家庭、半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之说了。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人情圈、传统消费心理、家庭经济和家庭类型这四个主要影响因素的深入剖析,建立了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相关因素分析模型。从模型中不难看出,这四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之间形成了一组闭合的回路。它们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因此,在理清农村家庭人情消费各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同时,对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要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人文、社会环境等综合做出判断,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第二篇：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分析

1——基于广州市人和镇大巷村实证分析

罗湘龙周锐聪

摘要：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村医疗保障重要体系，本文通过实地访谈及相关资料分析路径对大巷村村民对农村合作医疗参保意愿不强的情况进行探讨。本文得出：村民参保意愿不强的原因是由于制度缺陷所致的，最后本文提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须符合村民利益才能够在根本上提高村民的参保意愿，并提出相应政策措施。

关键词：合作医疗参保意愿制度

目前，中国农村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以合作医疗为主要手段，而合作医疗是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措施，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现在很多地区在合作医疗参保率表明很高，但实际上普遍存在参保意愿低的情况。由于农民的参保意愿影响待合作医疗这个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和持续发展的本质，因此理清影响农民参保意愿因素也就是极为重要。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区分参保意愿和参保率概念的关系。参保意愿是指人们自觉自愿地加入其中，是一个由内至外的过程，而参保率指参加医保人数占全部人数的比例，是一个结果。衡量合作医疗制度是否成功应取决于参保主体农民的诉求是否得到满足，而不是重视一个结论性数字。因此，本文认为参保意愿相对更重要。

1 广州市人和镇大巷村农村合作医疗现状

大巷村是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北郊的人和镇，村民大部分都是农民的，但自前几年因白云机场征地后，村里面的土地面积是急剧减少，目前全村仅剩下不到100亩(统计表格上的数字还是先前的505亩)。大巷村全村有2224人，平均耕地面积大约是0.045亩，非常少，村民的收入主要是通过打工、小生意和部分的分红所构成的。全村2008年的总收入水平是6799万元，基本上是有经联社、经济社和家庭经营三部分所组成，其中家庭经营是3593万元，剩下的是村组的企业收入来的。村民的2008年年均收入是8889元，在广州郊区中属于中等水平。全村参保人数达到2180人(这里的人数是剔除掉一些参加社保和有公费医疗的人数，大约有10人左右)，占98.02%，因此实际数字还可能是更高一些的。经过调查，村民参加合作医疗的费用2008年是每人30元，农民直接是不用交这个费用的，费用是有各社统一替村民交的。虽然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参加合作医疗了，但是问到很多人的时候，五成的村民参保意愿都不高，假如不是各社统一交这费用的话，相信参保的人数会很少的。另外，大巷村的合作医疗体制基本上是一种风险型的合作医疗，因为风险型的合作医疗的实施内容是大病住院合作医疗，朱信凯、彭廷军(2009)提到的风险型的合作医疗。实施的内容是“大病住院合作医疗”,即保大病不保小病。而大巷村的是只对住院费用才报销的，不同级别的医院报销的比重还是不同的。

2 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分析

2.1 文献综述

1.政府制度缺陷存在的问题。徐明增(2009)认为内在的制度性缺陷,从客观上诱发了农民选择与政策目标相偏离,造成政策效应不到位和支持农民就诊力度不足的问题。李育(2009)提出构建农民参与机制的基本框架由引导机制、决策咨询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监控机制构成。通过构建机制来扩大农民参与的渠道和机会,增强农民的参与意识,维护农民利益,促进这一制度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王艳(2005)提出农村合作医疗的给付结构是影响农民参与意愿的一个主要因素，具体可分为医疗费用的报销水平问题、补偿模式问题、疗1 本次调查是采用抽样访谈式的形式进行的，数据来源于大巷村村委会的统计报表。

服务的提供问题。

2.社会治理问题。张里程(2004)等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参与合作医疗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其研究表明提高居民信任度的话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合作医疗参保率。而提高农村信任度的话，可以组织由村民参加合作医疗委员会、账目公开、服务价格。也提到合作医疗的服务质量、可持续性、对于政府信任的问题。提高其参与意愿关键在于要增强农民的社会资本,提高他们对合作医疗的信任;顾昕、方黎明(2004)提到社会资本式有助于社区医疗筹资，增强凝聚力和吸引力，获得医疗保障，从而影响到参保意愿。

实际上，上述观点就是关于目前对我国合作医疗存在诸多问题概括。参保意愿本质上是一个激励的问题，参保意愿是否高低也就是如何实现激励措施的问题，即如何设置与本地区激励相容的机制是最重要的。现代激励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激励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朱信凯、彭廷军，2009)，而上面的论点都是基于农民与提供合作医疗双方是互相了解，对于所有信息都是对称的假设条件，因此其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张维迎(2003)谈到有四种重要的激励理论：一是逆向选择理论，其指交易行为发生之前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行为;二是道德风险理论，指交易行为发生之后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行为;三是效率工资理论，效率工资是相当于提高违约者的违约成本，从而达到遵循和约的行为;四是团队生产理论，在团队生产的情况下，如果每个团队成员的行为能够被没有成本地观察到，通过将个人的收益与所观察到的行为联系起来，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了。

2.2 影响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意愿因素理论分析

1.根据逆向选择理论，很多是具有风险的人才会参加合作医疗的，而风险较少的村民一般是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的。朱信凯、彭廷军(2009)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生式缺陷使其难以有效规避“逆向选择”悖论，简单地改自愿性原则为强制性原则，并不能实现人人参与的目标。王艳(2005)谈到，实践中只保住院、不保门诊的做法，使得这项制度受益率等于大病的发生率，受益面窄,由此突出了保险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即很多身强力壮、疾病风险小而支付能力强的年轻人不愿意参加,参与率得不高。韩留富(2005)提到医疗服务需求方的“逆选择”主要表现为高危人群愿意参加合作医疗, 健康人群却不愿意参加。但本文认为这只是解决了部分疾病风险较小人群参保意愿不高的问题。经实地核实，该类村民的人群是极少，即原因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大巷村民参保意愿低的情况。

2.根据道德风险理论，当加入合作医疗之后，农民会产生不很为重视自己健康。但是根据上述所描述的大巷村的医疗体制来看，只保大病不小病的合作医疗根本不能满足村民的全部医疗费用，因为人们经常所患都是小病，因此并道德风险并不明显。同时，根据调查了解到只有在镇级和区级的医院报销的比例大点，最高的是60%，市级更低，只用一成。事实上是，村民在患有重病后，很少去镇和区的医院就诊的，其原因主要是医疗条件不够好。这样的话，更有理由来证明是道德风险不是导致村民参保意愿不高主要因素。

3.根据工资效率来推理，假如村民所交费用越低的话，其参保意愿是越高才对的。但目前村民在不用交费的情况下，其参保意愿依然并不高。因此，有理由说明，合作医疗参保费用的高低并不是一个影响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

4.团队生产理论。社会资本能够加强村民凝聚力，对于某项有利于群体事项能够实施推动，顾昕、方黎明(2004)所提到社会资本所起到的作用。但本文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能够促进一步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但并不能够影响村民对合作医疗的参保意愿。

2.3 影响广州市人和镇大巷村村民参保因素分析

根据村民的反映，认为目前合作医疗体制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报销范围太小，只有住院费用，同时报销的额度不大，据统计两年多以来，截至2009年1月底，全村共有158人报销过，

总额是217609.5元，占村民花费总额的比例是不到三成的。由于大巷村的合作医疗只是报销住院费用和两个特种病，而且报销比例范围随医院级别不同是导致目前大巷村村民参保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

导致大巷村村民参保意愿不高的根本性因素是在于目前合作制度不合理所致，即制度性缺陷。如“只保大病不报小病”的制度，刘军民(2006)也认为以大病的保障容易诱发逆向选择，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 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根据上述分析，提高大巷村民参保意愿着重在于制度上改进。黄云志(2009)认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离不开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其提出这需要健全管理，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陈秋霖(2003)认为政府促成的“自愿参加、个人支付为主”的合作医疗实质上是政府(确切地说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垄断医疗保险,这种方式由于不完全信息垄断医疗市场无法实现人人参与。政府需要认识到需求方人群的疾病风险、风险态度、医疗习惯、就医可能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混同均衡。所以合作医疗制度上必须体现这制度能够提高村民怎样利益，只有这样村民的参保意愿才会提高。

3 对策及建议

综合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处理：

1.在乡村集体经济雄厚、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农村地区则可实行“保大病”和“保小病”的医疗统筹制度。即将人们的需求都囊括进来;由于大巷村财政能力尚属良好，可每年定期划款设为国家合作医疗的补充，实施“大小病”一起报销措施。

2.提高参合预期回报。探索将小病医疗补偿纳入新农合制度，降低起付线，尤其是门诊起付线，对一年以上没有享受合作医疗补助政策的参合农民以户或人为单位，按累计积分的办法，在患病后住院报销时按累计积分提高一定的报销比例，进一步探索完善新农合制度的公平性。

凡是参合患者治病必须的常规药物、检查费用和其他收费都应列为医补范围，让农民充分享受医保的优越性。对必须使用暂时又不能列入医补范围的，要限用，并事先告知患者或取得患者同意。用量超标，将追究院方和医生责任。

3.纳入预防保健。目前，农村居民很少有机会接受身体检查，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只能凭感觉，而缺乏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在患者—医生委托代理关系中较易遭受道德风险的损失。因此，定点医疗机构应当为参合农民提供体检服务，可以收取一定费用。同将这项费用纳入新农合基金的补偿范围，不设起付线按一定比例对农民群众进行补偿。

4. 加强监管。政府管理部门应当有所作为，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让农民群众在新农合制度推行过程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坚持把医疗服务机构行为的公平性与规范管理摆在重要位置。一是要严格控制合作医疗用药目录以外的药品使用比例和药品价格监督，对使用保外药品较高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通报，并责令其对患者做出解释。二是建立、实施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制，患者住院时，就诊医院必须将住院病人每一日的用药清单送到床头，接受病人的质询和监督。三是加强实时监督，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应经常派人巡视定点医疗机构，查看医院的服务、手术、检验、药品、材料收费水平是否合理。四是开通社会监督参与渠道，利用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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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

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姓名：周文锋

学号：2011211098

摘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是衡量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以多元统计分析理论为基础，采取因子分析法，运用SAS软件，来研究2012年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状况，并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按照因子得分进行排序，发现南北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一定差距，由此作出综合评价，进而为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结构 因子分析 综合评价 南北差距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国家在完善城乡流通网络、增进农村消费便利方面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尤其是农村流通体系的建设，推动了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2014年公布的"一号文件"连续11年聚焦三农，而历届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多个关于三农问题的议案，可见国家一直特别关注农村问题。而消费结构的变动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富裕程度，尤其对农村更能说明其进步的情况。因此，本文以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为依据，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截面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进行综合探讨，这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我国的农村居民消费状况作了很多分析，总结来说，大致从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这两方面或文字性分析或统计方法研究或计量建模探讨，比如孙艳玲对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所做的因子和聚类分析，方国斌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因素所做的回归分析等等。本文先进行我国各地区2012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主因子提取及因子得分排序，以反映这31个地区农村消费质量的特征，将结果与实际结合，来综合评价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二、实证分析

(一)因子分析

考虑到各指标间并不是独立的，此外中国地域辽阔省份较多，因此统计数据繁多且关系复杂，要利用此数据对消费结构进行有效分析，基于消除相关性影响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是较为理想的方法。而因子分析是从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就可以试图用最少个数的不可测的所谓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分量。也就是从一些有错综复杂关系的经济现象中找出少数几个主要因子，每一个主要因子就代表反映经济变量间相互依赖的一种经济作用，抓住这些主要因子就可以对复杂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综上考虑，用因子分析来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比较合理，它可以有效地处理31个省市的大量数据，更加清晰深入的说明我国当今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状况。

由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得到关于我国31个地区2012年反映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

8个有较强代表性的指标数据。各支出方面分别如下：X1(食品)、X2(衣着)、X3(居住)、X4(家庭设备及用品)、X5(交通通讯)、X6(文教娱乐)、X7(医疗保健)、X8(其他)。

表一：我国31个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表(单位：元)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x1 x2

x3

x4

x5 1398.8 604.33 625.99 912.25 668.71 699.03 611.34

x6

x7 760.41 543.75 490.25 588.87 548.77 840.52 727.02

x8 228.4 156.77 149.75 157.42 176.23 204.15 167.67 232.74 251.11 144 193.13 105.59 120.21 146.21 169.68 136.56 232.66 108.84 155.2 85.98 101.9 84.3 66.22 90.52 136.37 100.42 121.62 172.21 110.21

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944.76 947.97 3019.86 780.72 1817 396.58 1859.98 501.77 2379.76 481.75 2299.99 517.86 2268.76 478.74 2164.94 544.64 4847.59 704.43 3049.11 610.7 3947.31 751.58 2180.8 331.94 3403.46 471.44 2232.83 264.96 2321.46 454.75 1701.75 424.12 2154.01 316.41 2574.81 317.99 3658.66 319.46 2085.63 156.47 2410.07 178.86 2216.15 380.18 2514.16 338.52 1740.58 226.81 2080.61 241.07 1592 1520.1 1648.6 372.62 332.72 303.14

2199.75 773.55 1263.51 451.3 1137.31 349.9 1142.14 298.29 1078.97 268.98 979.77 836.77 754.72

250.52 251.93 229.66

1152.67 1125.25 336.17 358.49 498.02 513.97 556.56 606.26 518.04

1066.27 766.08

1834.07 646.13 1493.21 532.95 1950.08 604.41 1139.78 346.9 1165.78 426.7 1030.18 278.31 1399.9 1060.7

405.75 361.63

1704.83 952.1 1499.95 902.23 516.6 794.98 494.46 937.55 525.11 496.1 481.58 760.07 453.01 435.58 489.31 463.94 371.35 470.19 363.95 503.34 436.03 683.73 620.79 646.42

385.92 565.83 342.7 500.98 343.83 394.63 400.22 466.63 270.24 253.97 394.23 329.29 226.44 289.22 40.86 445.47 327.3 283.28 373.36 261.74

1028.96 253.39 746.05 510.06 380.6 380.45 635.34 468.81 591.87 497.24 446.46 383.95 306.54 482.24 498.29 282.51 362.63 82.67 619.94 398.01 520.06 492.14 444.18

1311.05 1184.18 724.23

1206.16 397.86 1088.23 373.5 1196.1 1200.8 828.62 557.02 787.41 758.37 804.39 251.62 682.3

378.53 274.63 207.47 413.54 333.2 211.36 247 173.31 250.43

1258.06 298.69 1209.74 257.4 1033.17 304.95 1298.54 219.11 1858.62 404.47 1891.37 463.35 1891.1 429.95

(数据来源：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分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

对上述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前两个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到87.13%，能够充分反应原变量信息，因此选取这两个公共因子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因子载

荷都在0.85以上，第二主因子载荷普遍偏小且有较多负值，这样对公共因子解释意义不明显，所以对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最大方差旋转，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图所示：

表二: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

指标 食物(x1) 衣着(x2) 居住(x3) 家庭设备(x4) 交通通讯(x5) 文教娱乐(x6) 医疗保健(x7) 其他商品及服务(x8)

第一主因子(Factor1)

0.31002 0.86817 0.51620 0.51853 0.64179 0.75125 0.85310 0.67733 第二主因子(Factor2)

0.90191 0.37088 0.71229 0.77636 0.70290 0.58723 0.38472 0.61184

从表二可以看出，factor1在衣着，医疗保健，文教娱乐上有大于0.7的正载荷，结合实际该因子可以解释为发展富裕因子;factor2在食物，家庭设备，居住和交通通讯上有大于0.7的正载荷，可以理解为生存基本因子。

2个主因子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从整体来看,发展富裕因子成为第一主因子，反映了农村居民的生活逐渐走向富裕的发展方向。由此看出,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提升，支出的比重正在向衣着、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方面倾斜，说明农民生活早已满足最基本的吃与住，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向着多元的消费文化迈进。

进一步，由分析得出的数据我们可以令公共因子f3.5480183factor13.4223480factor2

6.9703663然后我们计算各地区因子得分并对其排序，结果如下：

表三：因子得分及排序

Ob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group 北京 上海 浙江 江苏 天津 福建 广东 山东 吉林 内蒙古 辽宁 黑龙江 湖北 山西

n 1 9 11 10 2 13 19 15 7 5 6 8 17 4 Factor1 2.53276 0.75513 0.70289 1.22681 1.64547 -0.90643 -1.35324 0.16319 1.50205 0.47255 0.66407 1.35466 -0.24621 0.50691 Factor2 1.53741 2.60414 2.06215 0.86579 -0.0766 1.41688 1.80451 0.16193 -1.28681 -0.39177 -0.73043 -1.50894 0.05798 -0.75526 f

2.04406 1.66296 1.37027 1.04955 0.79996 0.23428 0.19717 0.16257 0.13276 0.04818 -0.02061 -0.05132 -0.09686 -0.1128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宁夏 河北 湖南 安徽 陕西 河南 青海 新疆 四川 重庆 江西 广西 海南 甘肃 云南 贵州 西藏 30 3 18 12 27 16 29 31 23 22 14 20 21 28 25 24 26 0.32133 0.14116 -0.78756 -0.41678 0.38776 0.06968 0.01797 -0.15271 -0.68941 -0.40314 -1.04057 -1.40832 -1.4559 -0.36473 -1.10994 -1.10807 -1.02139 -0.66918 -0.48389 0.41883 -0.00541 -0.88042 -0.59122 -0.58884 -0.53876 -0.05876 -0.37134 0.12549 0.35831 0.28714 -0.91951 -0.22387 -0.51887 -1.10067 -0.165 -0.16573 -0.19524 -0.2148 -0.2349 -0.25481 -0.27997 -0.34225 -0.37977 -0.38752 -0.46805 -0.54093 -0.6001 -0.63712 -0.67489 -0.81878 -1.06031

表三的排序方式是根据综合因子的得分情况来排序的(我们可以稍微改变一下程序语句，便可得出按照第一主因子和第二主因子的得分的排序情况)。下表是各因子排名的前几名省份。

表四：因子排名的前几名省份 第一主因子

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江苏、上海、浙江、辽宁、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山东、河北、河南、青海等

上海、浙江、广东、北京、福建、江苏、湖南、广西、海南、山东、江西、湖北、安徽、四川、天津、云南、重庆等

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福建、广东、山东、吉林、内蒙古、辽宁等 第二主因子

综合因子

下面是第一主因子和第二主因子的得分图：

三、综合评价及政策建议

表三因子得分结果和表五影响因素相关分析表明：

(1)从综合因子排名来看，前十与第一第二因子排名省份大部分相同，而这些省份多处于东部沿海地区，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是由东部较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所决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北京、上海、浙江、江苏，这些地区的农村居民在8个方面的消费普遍较高，其优良的地理优势和经济条件为农村居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但区别来看，第一主因子得分较高的大部分为北方省份，比如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青海以及东三省等地，说明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居民在衣着、医疗保险、文教娱乐等方面支出比重大一些，生活向着发展富裕方向迈进，消费结构向着多元化均衡发展。而第二主因子得分较高的大部分为南方省份，说明南方一些省份相比北方来说在基本的生存支出方面还有很大的比重，在衣着、文教娱乐、医疗保险等方面支出稍低，消费水平有待提高。

(2)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消费由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水平决定。国民收入增加时，短期内消费也增加。因此，就收入的角度分析，为提高南方省份的消费水平，政府可结合当地多山多水的自然因素，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果园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实现农民增收。同时可加大乡镇企业的投资与建设，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水平来增加农民收入。

(3)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它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呈负相关，且相关性显著。由于近几年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农民迁移城市的情况，乡村人口逐渐减少。但因为农村人口基数较大，所以仍对农村的消费存在制约作用。因此，在农村应当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农民少生优生，减轻农民的生活负担。

(4)除了上述可量化因素以外，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交通因素也影响着南北方农村消费水平，南方山区丘陵多，这成了制约南方农村经济的条件，因此各地政府应该加大农村基础交通设施的资金投入，加快道路建设，进而加快物品流通，刺激农村消费，促进农民消费

水平提高。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2】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孙艳玲.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2003(12):39-41. 【4】宁自军.因子分析在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分析中的应用[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11(23):11-14. 【5】吴栋,李乐夫,李阳子 近年居民消费结构统计分析的研究综述—关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应用[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9(26):776-781.

第四篇：谈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与路径构建

[论文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效率 影响因素 路径构建

[论文摘要]在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等化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问题的本质是效率问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因素、管理因素和财政因素，因此，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系统路径是：制度效率改进是前提，管理效率提升是核心，财政效率提高是保障。

在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等化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学界和农民关注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绝对数量与质量得到较大提高。统计数据显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从1994年的532.98亿元提高到了2003年的1754.45亿元，1998年至2003年中央直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达9350多亿元，2004年、2005年、2006年，中央财政各项支农资金分别为2626亿元、2975亿元、3397亿元，增长速度迅速。但是，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却由1994年的9.20%下降到了2003年的7，12%(转引自陈祖海，汪陈友，2006)。总体而言，公共产品在供给方面存在低效率问题，有限的资源达不到合理配置，影响了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本课题组在对广东、江西、安徽三省部分农村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总量不足、供需结构不匹配等效率不高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但制约农村综合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直接减缓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我们认为，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的核心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因此，了解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路径，从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和谐社会背景下进一步有效扩大公共产品覆盖面，增进农民福利的核心途径之一，也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一种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农村公共产品产权界定不明晰，供给主体职责边界不清晰，供给或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组织存在X低效率，这种状况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 现实和研究表明，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较多且复杂，既有制度层面的因素，也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层面的因素，还有财政方面的因素。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本课题组的调查与访谈，我们认为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核心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2][3][4]下一页 首先。制度或产权安排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效率或产权效率的重要因素。从广义的制度角度而言，制度因素具体体现在：正式制度，如政策、体制安排、法规等;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资本、惯例、风俗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制度，而非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技术进步是制度作用的外化结果或表象，受制度制约和导向。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激励生产性努力、提供确定性预期和节约交易成本。但是，本课题组2008年在广东、江西等部分农村地区的调查和访谈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极大的制度缺失和制度约束“软化”问题，例如，江西QJ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如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垃圾处理等，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有相应的、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镇政府却以财政困难等各种原因不供给公共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村农民的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或“繁荣”，根本原因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缺失造成的。因为公共产品，如社会保障、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等缺失，导致农民倾向于自我储蓄和自我投资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 [!--empirenews.page--] 总的来看，由于制度缺陷引起的效率问题有：一是由产权制度不健全或严重缺失(如缺失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二是由政府产权与私人产权分工界定不明以及政府产权结构不合理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三是由私人产权界定不清且缺乏保障以及由此而来的收费制度失当引起的供给低效问题;四是政府的市场准入制度往往限制了愿意进入者的行为选择，提高了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供给效率;五是制度变迁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但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财政负担，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从而促进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提高，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原有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集体的供给主体地位沦为次要地位，甚至曾经一度出现“空项”，影响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六是农民的需求表达制度或机制缺失或不完善，需求偏好信息难以显示，这种信息不对称将导致政府供给出现偏差或“失灵”，从而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七是财政分权制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具有极大影响。张召娣和贺忠厚(2005)认为，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因而所提供公共产品的质和量更符合本地居民的需要，更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所以，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如果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压力、寻租、X低效率而供给不足或不供给公共产品，结果也是造成效率损失。

其次，管理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根据现代管理学理论，管理也是生产力。政府管理体制和具体管理机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尚未完成从管理控制型到管理服务型的职能转变。龙兴海(2007)认为，县乡两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依然是行政控制型的，而不是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提供各种有效服务的服务型政府，致使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大为减弱，从而影响服务供给效率。笔者在对江西部分农村进行调查时发现，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尤其是对环境治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治安、农业技术服务等，造成供给效率低下;二是缺乏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管理制度。现实表明，中国农村基层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其中特别是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这些公共资源的分配使用权往往掌握在少数政府官员手中，并往往由他们主观地决定这些有限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因此，公共资源的分配决策过程往往缺乏专家论证和公众意愿表达与监督。结果是，公共资源配置因科学管理制度的缺失而导致公共资源的滥用与浪费，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三是政府缺乏支持市场供给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激励支持制度与监督管理制度。本课题组成员的调查表明，广东的一些农村出现和存在社会组织参与供给公共服务的现象，打破了由政府和村集体垄断供给公共产品的单一状态。例如，在湛江市的上能村、河源市的欧村、云浮市的麦坑村等地，许多村庄都有很多人外出打工或经商，他们挣钱以后在老家修建了楼房，添置了家具和家电，但村里却是道路难行、水电不通、治安恶化。在政府和村集体无力解决的情况下，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服务，当地农民自愿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公益事业协会”的组织，它接受外出打工或经商乡亲的捐款，为村里提供公共服务，如架设路灯、为孤寡老人发放补助、资助村里的文娱活动、成立治安队等。但是，这个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产品总量与质量、日常管理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日益受到挑战。总的来说，政府在产权保护、资源配置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如何支持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以及如何规范市场收费和监督市场供给行为等，缺乏相应的激励支持制度与监督管理制度，导致政府供给、社会组织供给和市场供给间边界不清，职责不明，抬高了交易成本，造成社会组织和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出现效率偏差和扭曲;四是政府组织内部存在x低效率。由于缺乏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政府内部存在效率损失。特别是政府的垄断性使得政府内部缺乏提高供给效率的动力;五是农村公共服务管理主体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供给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和效率意识淡薄，也就是说，管理主体的人力资源存量不足。人力资源理论表明，人力资源存量是推动经济增长或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公共服务管理主体人力资源存量不足也会造成供给效率低下;六是“寻租”行为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 [!--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下一页 最后，财政制度安排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本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价值和力量已有共识，可以说，基层政府公共财政资金不足或匮乏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关键原因。在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文献中，许多学者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进行分析，比较倾向一致的看法是，投入不足、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据有关资料显示，地方政府承担着70%以上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其通过“地方税”为其支出融资的比重还不到20%。乡镇财政承担了一些在全社会范围内受益、本应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执行计划生育的经费等，但却未能相应得到合理的补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承担，9%左右由县级财政承担，省级财政承担11%，而中央财政只承担2%。对于财源稀缺的农村来说，承担近80%的义务教育投资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质量低下。

财政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呢?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供给总量不足，尤其是财政困难的基层政府;二是财政资金的分配往往由于少数人控制决策或博弈异化而不能按最有利于农民生存与发展或公共产品的需求度或稀缺度序列来分配，造成资金分配使用效率低;三是财政资金的监管缺失导致难于专款专用，往往是“哪儿急往哪儿用”，影响使用效率;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缺乏监督，结果也往往缺乏绩效评估，造成财政资金的预算软约束，导致预算前后资金使用变动率较高，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路径选择

许多学者对如何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马晓河(2004)认为，应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数量和比重;程又中(2005)主张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多元主体参与并共同生产和提供产品的农村公共服务组织体系等。在借鉴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制度路径、管理路径和财政路径的多元组合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高供给总量，促进供给结构均衡，增进农民福利。

1、制度或产权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前提：一是引人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市场化供给机制，建立多元化供给的产权制度体系，如，建立界定不同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范围与职责的制度安排，即确定哪些服务主要由政府供给，哪些服务主要由市场供给，哪些服务由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供给，哪些服务由政府、民间组织与市场合作供给;根据公共服务的性质和社会需要，建立政府支持社会组织供给和市场供给的制度安排，如确定支持范围、支持力度和支持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建立农村公共产品分级供给体制，确定哪些服务主要由中央政府供给，哪些服务主要由地方政府供给，体现财权和事权的一致性，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来源的充足。二是建立规范市场供给的制度体系，节约交易成本，如，市场准入制度、社会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制度、服务收费制度、服务方式制度以及市场竞争制度等。这套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必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增进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下一页

2、管理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核心：一是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激励，抑制机构膨胀，并消除寻租和腐败现象，提升服务水平;二是在政府机构中引进竞争机制，强化生产预算约束，对生产同一种公共产品的部门应打破绝对垄断，允许存在多个生产主体，引进公平竞争机制，提高生产效率;三是加大对公共服务或产品的公开招标，规范合同双方权利和义务，深化与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法，最小费用选择法等科学决策方式，完善财政资金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四是加强监督管理，尤其要强化人民群众的监督，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能。同时，加大惩治力度和违规成本，尽量减少资源浪费，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五是建立民主表达机制，充分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要充分发挥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由他们对社区公共资源的筹集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实行表决并对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实行监督;六是构建政府支持市场供给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完善管理制度。如，在产权保护、资源配置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如何支持市场主体，以及如何规范市场收费和市场供给行为等，建立起相应的科学管理制度。

3、财政效率改进是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保障：一是不断扩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从总量上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稀缺度、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度和满意度排序，优化用于农村公共产品预算资金的分配结构;三是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审计监督机制。如：推进经济责任审计，强化财政审计，实施农业工程投资审计等;四是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地区间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上的差异，从宏观层次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在我国取消农业税以后，许多县乡基层财政面临资金困境，有限的财政资金必须维持政府运转，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并呈现下降趋势。目前，国家转移支付一般以基数为分配基础，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加上透明度不高，操作的随意性，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不能有效确定转移支付数额，难以达到均等化城乡和区域公共服务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徐小青主编：《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2、刘文勇等：《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实证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3、[美]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程又中：《论国家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及其实现》，《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5、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7期。

6、林万龙：《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

第五篇：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因素分析及对策思考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的提升，必须以执行人员素质的提高为前提，执行新理念的强化为根本、执行渠道畅通为基础、执行机制健全为保障。

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因素分析为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精神，把中央的决定转化为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和谐的现实推动力，使能力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需要良好的执行力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肩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本组织的目标、要求等无条件、高效率地贯彻落实的重任。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部署贯彻、落实，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关系到党的执政思路和执政意图实现，关系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因此，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因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从总体上看，基层党组织已经充分认识到依法执政、创造性地执行的重要性，但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还存在一些与新形势不太适应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的进一步提高，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当前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的因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是执行主体影响执行力。当前许多工作之所以推进慢、落实难、关键在干部。思想的退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传播的现代化，一些负面影响也对农村党员和农村干部的思想带来了巨大冲击。其信念与信仰状况正处在一个活跃与混乱并存的时期，其中清醒者有之，但困惑者、动摇者、盲目者乃至堕落者也有之。有盲目信仰，也有金钱信仰，所谓“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就是这种信仰的表现。由于信仰出现迷茫，人员必然淡化对实现一流管理目标的追求，必然满足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工作要求，必然降低工作的标准，结果是荒于公务，职能亏欠，最终导致执行的低效。观念的淡化。为人民服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根本的行政理念。然而，为民观念在某些执行者的身上逐步淡化，为人民服务逐渐变为“为金钱服务”，官僚主义、拜金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严重地制约着基层党组织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增大了执行成本，降低了效率执行。

二是执行理念影响执行力。理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效率。执行理念的错位或步入误区，已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中的“瓶颈”。执行意识缺乏。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乏执政意识、执行意识，不能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认为执政能力建设主要是高层领导干部的事，与基层无关或关系不大，因而对上级布置的执行任务视而不见，见责任就推，见困难就绕，逃避责任，拒不执行上级政策，使得一些执行任务及社会问题久拖不决。这是影响执行力的最大元凶。创新意识不足。有些基层党组织把简单重复上级文件和讲话精神看作是贯彻执行，开了会、发了文，好像自己就是上级文件和讲话精神的忠实执行者。不能把上级精神与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是害怕困难，缺乏争创一流的执行信心和勇气，存在着对上级精神的消极敷衍情况。一些基层党组织在落实党的政策和党委决策时，不是生搬硬套，就是变通执行。有的基层党组织片面强调自身发展存在的劣势，满足于当前的工作现状。面对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仍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定势和工作方法，科学判断形势、进行正确决策的能力比较弱，甚至导致决策和执行的失误。

三是执行渠道影响执行力。执行渠道是否畅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执行力水平。顺畅的执行渠道，可以产生最小程度的执行磨擦和最大限度的综合执行力;而渠道不畅，会削弱组织执行力。当前执行渠道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执行中沟通不足。一方面传统和现代手段未有效结合，互联网等现代手段，电子政务、电脑办公等在农村基层党组织还没有广泛应用，影响了与上级党组织的沟通。另一方面，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须进一步加强，增加基层工作的透明度，做好与群众的沟通工作，增强群众对基层工作的信任和支持。执行组织结构矛盾协调不足。部分农村两委关系不协调，为谋求各自的利益而相互拆台、互设障碍，或者出现“无利的无人执行、有利的抢着执行”的情况，严重影响执行力。执行监督环节虚化，考核措施不力。由于缺少监督人和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好人主义盛行，监督薄弱，导致工作难落实，政策棚架，制度棚架，有安排无考核，或考核不具体、不到位、走形式、走过场，严重制约着执行效能的提高。

四是执行制度影响执行力。科学、完善的制度，具体、清晰、明确的责任，是提高执行力的两个必要条件。然而，在许多基层组织中，有些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相适应或相悖，仍是计划经济体制、机制的延续，导致制度不能执行;有些虽是现代制度，但制度不具体、不清晰，责任不明确，导致制度难以落实，执行困难。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路径选择

1、提高执行人员素质，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的前提。

执行人员是执行活动的重要要素和执行力量的重要，发挥着核心作用，因而，采取积极措施培育执行人员的素质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水平的前提。

建立以竞争上岗，提高素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干部新的选用机制。在基层干部的选拔渠道上，可“派、调、引、选、增”五管齐下，多层面、多渠道地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把更多的基层党员培养成农村致富的带头人，把更多的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基层党员，把优秀基层党员培养成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推行“三推两考”，注重改善乡村两级班子的整体结构;从应届大中专毕业生、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中发现、选派优秀人才到基层施展才华;通过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和主动联系外出务工青年的办法，鼓励优秀大中专毕业生到村里工作，有目的地引导回乡知识青年、退伍军人和长期在外务工回乡的人创办、领办经济实体，为村级干部储备人才，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

建立以针对性、实用性、开放式为重点的教育培训机制。为解决好农村基层干部“难当”的问题，面对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大典型的培植力度，选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的村级干部典型，用身边典型现身说法，发挥示范、辐射、教育、带动作用，要充分运用先进性教育活动建立起经常性的教育机制，把“让干部受教育、农民得实惠”的好做法、好经验，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加以推广，使党员学习教育活动向经常化、制度化转变。根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坚持对基层干部和党员实行分类培训，提高培训效果。 建立以保护和调动乡村干部积极性为核心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是政治待遇要提高。要紧密结合乡镇机构改革，真正建立起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对有突出贡献的乡镇干部要大胆提拔使用。要把担任过村干部作为培养乡镇干部的一条有效途径，鼓励乡镇干部到村级组织任职，出台从优秀村干部中选拔乡镇干部的政策，以激励村干部奋发上进。二是经济待遇要加强。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不断改善农村基层干部的经济待遇。有条件的地方对村干部可以实行工资由财政发放的办法，即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工资可以由县财政统一发放。同时，建立健全在职村干部工资补贴最低基数保障制度、退职村干部养老金保障制度。三是工作环境要改善。上级党委要科学制订乡镇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和改进乡镇干部的考核和评价制度，强化乡镇抓经济发展促农民增收的责任。

强化执行新理念，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的根本。

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和灵魂，只有思想到位，才能有到位的行动。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推进能力建设这项战略性任务的深入开展，必须强化执行新理念。一是确立执行力就是生产力的观念。在工作中，虽有好的政策、决策、制度，但如果不实施、不执行，就不可能出效益。所以说，执行力也是生产力。各级组织只有快速地把党的方针政策执行下去，才能出效益。二是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执行的观念。以人为本，就是时刻做到以尊重人为出发点，全面了解人、关心人、提高人、规范人、激励人、依靠人，从而达到凝聚人;依法执行，就是增强法制观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3、畅通执行渠道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的基础。

要保证政策执行指向正确的路径，保证执行的顺畅，从我国目前的实际出发，就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

打造多元的执行沟通平台。要通过报刊网络、创办、热线电话等形式，广泛吸纳各方面的真知良言，扩大决策的群众参与面，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保证执行的成效。

畅通执行过程的沟通渠道。积极充分的沟通是有效执行的基础。确保组织内有效的沟通，下层才能直接体会到上层的决策思想和智慧光辉，上层也才能亲自了解到下层的执行动态，掌握工作第一线的情况，从而提高执行效率和执行力度。一要努力形成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工作机制。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进一步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重视维护基层党员的参与权、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二要大力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基层自治。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保证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事务，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都应当通过一定的形式予以公开，保证群众的知情权，接受群众的监督。三要逐步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基层党组织内部采取党务公开、民主评议党员、干部任期责任制等方式，强化党内监督民主化制度;狠抓“民主议事、民主理财、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级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在实行“一事一议”中做到“大家事、大家提、大家定、大家管”，不断提高村民的民主政治意识。

疏通执行过程的梗阻。一是妥善处理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虽然性质不同，但根本目标一致，都是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领广大农民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其中应当明确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村党支部作为我们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法法律的贯彻执行者，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如果改变了村党支部的地位作用，必然削弱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村民委员会要接受党支部的工作指导与监督。同时，村党支部尤其是书记要支持村民委员会和村主任的工作，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在重大问题上，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应互相沟通，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部分农村实现了村“两委”交叉任职，大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这样有利于精简干部职数，减轻农民负担，减少村“两委”内耗，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加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执行作风建设。切实改进存在着的软的问题，就是工作中不敢碰硬，不敢坚持原则的问题;空的问题，就是不抓实际工作，不注重实际内容和效果，工作中讲大话、讲空话、言之无物、不着实际的问题;拖的问题，就是拖拉问题;浮的问题，就是工作飘浮，不踏实，甚至弄虚作假问题;懒的问题，就是工作中不学习、不动脑筋、无所用心、满足现状问题。以实际行动提高政府决策的权威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4、健全执行机制是提高基层党组织执行力的重要保障。

提高执行力，既要靠人格的力量，更要靠制度的约束。可以说，健全完善一套长效机制是提高执行力的重要保障。

完善执行制度。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要在健全上下功夫。健全制度，首先要清理制度。对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制度，模棱两可、只定性不定量的制度，束缚人们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制度，以及导致职能越位、错位的制度等，要彻底清理。同时，还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制度。要用市场经济的理念指导制度的制定，不强调制度的多少，关键是做到明确、具体，使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制度中知道该为的和不该为的、如何为和为的程度等。二要在规范化、科学化上下功夫。制度不在于多，而在于是否合理、具体，是否规范、科学。因此，加强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是各级党的基层组织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要健全责任机制，提高执行水平。首先要细化从严治吏的责任，解决责任缺位的问题，应注重解决这几个问题:一是加强建立责任体系。要把责任体系覆盖到执行中的每一个环节。二是做到责任清晰。在划分责任、岗位时，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的理念，能量化的量化，不能量化的细化，不能细化的流程化，并实行人性化管理，使每一个人都能寻找到自己愿意干、愿意负责的岗位和工作，实现人岗相宜，以更有利于责任的落实。其次，加强对责任执行情况的督促和检查，解决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通过建立责任执行的考核制度，建立责任落实情况反馈制度，进而督促责任主体抓好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再次，要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解决追究对象空位问题。实行责任追究制度是整个责任机制的中心环节，责任追究不到位，其结果必然是责任的缺位和责任落实的不到位。

要健全监督机制，严肃执行纪律。坚决克服监督软弱无力的问题，努力形成有效的执行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首先，健全监督网络。一是抓住内部监督这个关键，切实加强党内监督。二是要大力发扬民主，切实搞好群众监督。要通过财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形式，拓宽人民群众实施监督的渠道，提高农村基层工作的透明度，赢得群众的信任。三是立足法制建设，切实抓好法律监督。四是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其次，突出监督的重点。监督的重点要放在对其权力行使实施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权钱交易上，尤其是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大额资金使用的监督。参考文献:翟红军:《切实提高干部构建和谐社会的执行力》，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增刊。张伟荣:《论提高执行力的保障条件》，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新时代》200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