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关系困境及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

美国一直是俄罗斯外交中重要的方向之一, 是影响俄罗斯的安全环境、经济发展和全球地位的关键因素。在乌克兰危机之后, 普京将改善美俄关系的希望都压在白宫的新主人——特朗普身上。

一方面, 俄罗斯深陷美国选举政治泥潭, 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建制派与特朗普斗争的主要议题, “通俄门”“干扰大选”风波让特朗普政府在人事任命和安全政策十分被动, 中情局不断披露的信息和国会启动的调查程序让特朗普政府很难找到主动向莫斯科让步的理由。另一方面, 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的强硬政策和军事行动使得双方对话氛围日趋紧张。普京在叙利亚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 使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越来越被边缘化。

首先, 美俄关系搁浅中的“秩序之争”。在特朗普所经常提及的“美国第一”主义, 除了体现在贸易保护、反移民等政策以外, 美国第一主义也是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原则。特朗普1月20日发表的政策方针以“靠实力实现和平”为核心, 他还指出, “我们不会在海外主动树敌, 全球必须知道这一点”。在外交方面经常强调“成本与收益”, 让北约盟国承认更多的经费投入, 降低美国领导全球秩序中的投入。在特朗普“美国第一”的言论背景下, 一方面美国新政府积极扩充军备, 另一方面要求其在其他北约成员国和亚洲的盟国更多地承担美国在该地区驻军的费用。

俄罗斯在全球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诉求实际上调整了美国的领导地位和权威, 特别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让美国的欧盟伙伴开始质疑北约的作用。无论是当时的奥巴马政府, 还是如今的特朗普政府都不会接受北约安全体系的崩溃。尽管在选举中多次诟病北约组织过时了, 但是特朗普在入住白宫之后, 立场立即发生转变。特朗普的解释是, 自他上任以来, 北约已经变成一个能办事的联盟。

其次, 特朗普外交中的“商人逻辑”。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政治家——特朗普的外交作风是重实利轻意识形态。在特朗普眼里, 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不仅存在国内政治压力, 而且在经济上似乎也看不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美俄的贸易额即便在高峰时期仅有约400亿美元, 因此在经济领域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因此特朗普的对俄政策最初逻辑也许是在做“减法”, 剔除影响美俄关系意识形态矛盾, 在地缘政治热点上“休战”。

特朗普试图以承认阿萨德政权换取俄罗斯在中东反恐上的合作, 以取消经济制裁来换取普京在乌克兰的让步。目前看, 双方缓和关系步伐和预期存在一定的距离, 化学武器袭击事件打断了美俄在叙利亚问题对话进程, 来不及开启政治对话进程再次降温。

双方在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差距也不小, 俄罗斯不愿意放弃对乌克兰东部的影响, 将其视为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特朗普对俄外交的减法政策似乎在短期内难以见效。再次, 美俄关系或许成为普京执政的“助力器”。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 同时也会影响国内政治进程。持续紧张的外部安全环境成为凝聚俄罗斯社会的催化器, 在俄罗斯社会营造出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普京在2012年重新回到总统宝座之初, 他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

在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不仅是一场地缘政治危机, 也是对普京政治威望的一次“升华”。在乌克兰危机之后, 俄罗斯社会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迅速上升, 一方面成为团结精英阶层与大众的催化剂, 另一方面也使得亲西方的政治派别几乎失去了话语权和合法性。在民族利益和主权安全压力之下, 俄罗斯各阶层、各党派的立场趋向一致, 体现了在民族利益面前的统一性。

持续低迷的美俄关系也许不会再次刺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 也许会为普京解释经济衰退提供恰当的说辞。尽管克里米亚被并入了俄罗斯版图, 尽管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很大成功, 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曾将普京的政治民望迅速达到顶峰。但在乌克兰危机持续三年之后, 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回落, 经济议题和政治腐败问题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美俄关系在短期可能存在困难, 但是这种停滞仍然具有可控性, 双方仍然会在诸如反恐、防核扩散的全球性议题, 以及诸如朝鲜半岛和叙利亚危机等地区性议题上存在着合作的机会。但是, 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的分歧却是一种结构性矛盾, 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难以化解。持续的经济制裁和紧张的大国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巩固俄罗斯社会的凝聚力, 从这个角度看, 与西方的外交困局对于普京延续政治生命未必都是坏事, 甚至能够成为普京在2018年大选中胜选的“制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