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领导艺术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编者按：本刊第八期“紫金讲坛”编发了刘峰教授主讲的《新领导力与领导艺术》上篇：《创新思维与决策力》，本期我们继续推出下篇：《三德修炼与领导艺术》。
第一篇：领导艺术论文范文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
摘要：1949年11月到1952年7月是邓小平主政西南的时期，在这两年零八个月里他开始了从治党、治军到治国理政的转变。在此期间，邓小平以其个性鲜明的方式贯彻执行党中央下达的任务、部署和决策，带领中共中央西南局恢复和发展了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其中许多思想方法与领导艺术同“七五整顿”后邓小平治国理政的领导方法和艺术一脉相承。通过剖析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事迹，挖掘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的领导艺术与才能，能够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研究添砖加瓦，同时对中共现今的执政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大西南;领导艺术;邓小平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极具前瞻性的预见了未来的形势变化，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负责解放中国最后一片土地、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因此，邓小平参加完开国大典就奔赴下一个任务地点——中国西南地区。在这里，邓小平运用他的学识、智慧与人格魅力，运用他出色的领导方法解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难题，在矛盾复杂、百废待兴的西南地区成功建立了新生人民政权。
一、军事后勤领导艺术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军人，打仗才是我的老本行。”[1]进军大西南的成功实践，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全体同志遵循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精心筹划和周密部署的成果;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军事上卓越的领导艺术。
(一)高瞻远瞩，虑事周全
进军大西南前要完成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指出首先须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工作，意识指导实践，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是前提。刚接到中央下达的任务时，刘邓所领导的二野部队，除陈庚带领的第四兵团正在参与第四野战军指挥的华南作战外，剩下的三、五兵团处于待命状态。接到进军西南任务的二野将士们大多是整装待发，为即将迎来的全国解放而雀跃，但不可忽视的是军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怠慢的声音：一部分干部居功自傲，认为二野此前吃的苦多、出的力多，要求给予更好的待遇，同时嫌西南地处偏僻，山高路远，地贫民穷，害怕回不了家等等。
邓小平了解到军中这些“错误”思想后，及时将思想动员与政治教育结合，要求各部队及各级党委与政治机关对将士进行充分的、不间断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及时关心战士的思想变化，耐心说服，指明进军西南的重大战略意义以及存在的困难、解决困难的办法。1949年7月，刘邓签发《进军大西南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克服怕苦怕累、骄傲懈怠的错误思想和不利倾向，坚定地完成毛主席交给二野的光荣任务。8月邓小平又亲自作《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报告，从“困难对比”、“西南的重要性”、“工作位置”三方面解释进军西南是必要的、光荣的，进一步提高了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为部队顺利解放和建设大西南奠定了思想基础。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2]二野全体将士不仅担负着解放大西南的任务，还要在消灭国民党势力的基础上重新经营建设大西南，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这就要求二野成为军事上是能够打败敌人的战斗队，工作上是能够经营西南的工作队。根据新解放区的工作经验，每解放一座县城最少需要75名干部负责地方工作，而要想经营建设广大西南地区至少需要五万多名干部参与工作。渡江战役前，邓小平就从老解放区抽调了一批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随军南下用以建设西南地区(实际用于华东新区)，后来陆续通过培训班、培训学校等形式，吸收大中城市的学生、失业工人、技术人员等参加，解决新区缺乏干部的燃眉之急。由于干部的紧缺是当时全国新老解放区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央在统筹抽调的同时要求二野和四野抽取自身能力强的干部担任地方工作，邓小平接到上级指示后，积极贯彻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号召民众自发组织起以学生干部为代表的西南服务团。为了让同志们将来更好的担负起建设西南的艰巨任务，邓小平提议给西南服务团先进行两三个月的集训，做好这次“小长征”的思想教育工作。邓小平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给全体学生干部做了《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教育学生干部将来要虚心向地方的老干部学习，取长补短，切勿“猪鼻子插葱装象”，用通俗易懂、充满趣味的语言给大家上了一堂有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中国诞生之初，交通运输条件差、经济市场混亂，而西南又地处偏僻、群山环绕，徒步远征西南无疑是一个艰辛而繁重的任务，其中尤为重要的便是后勤保障问题，主要包括粮食、鞋子、冬衣是否有保障。针对将士们普遍担心的三个问题，邓小平、刘伯承等人就此科学谋划，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经费问题上，由华东局筹发，备以现洋减少困难;鞋子数量上，每人4双胶鞋、3双草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编草鞋，多走大路，雨天少走或不走;冬装问题上，由汽车追送或后期追补;后勤保障上，健全后勤机构的同时组织先遣队保障粮食、住宿等事宜，号召各级干部亲自督促，加以重视。这样详细周到的安排部署解决了全体干部的后顾之忧，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和物资保障。
(二)军事结合政治，分化瓦解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这句俗语就形象的反映了我国西南地区矛盾的复杂性。由于西南常年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且他们各自拥有较多的枪支与一定的武装力量，因此解放西南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土匪、地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流氓是中共要面对的主要敌人，在这一敌人众多的严峻形势下，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懂得去分化敌人，不要孤立了自己才是对的，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不团结，通过军事上的灵活作战兼之以政治上的攻势，将其分化瓦解。
在二野等部强大的军事打击下，国民党残余势力节节败退，在打开四川大门之际，邓小平等领导人展开政治攻势，于1949年11月21日向西南地区国民党人员发出四项忠告：(1)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2)国民党政府机关各部门工作人员……听候接收，其属下中高各级职员……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3)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4)乡保人员应听从人民解放军的安排，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3]同时，要求各部队通过写信的方式，使敌人通晓《四项忠告》，借以动摇军心，从内部瓦解敌军。在邓小平、刘伯承等人的部署下，人民解放军排头部队利用喊话、分发传单等宣传方式，向国民党军提出忠告，劝其勿再执迷不悟，立即缴械投诚。在征粮剿匪战中，由于党政领导机构的不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只顾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能配合完成剿匪作战的任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邓小平借鉴抗日时期党政军民一致抗日和川东军区剿匪的成功经验，抓住长期受到压迫、剥削的西南人民同地主、土匪之间的这一矛盾，从军事、政治、群众三方面着手，建立起剿匪斗争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剿匪作战打到哪，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就做到哪。1950年5月7日，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干会上提出一个号召：“枪换肩，发动群众，剿匪自卫”[4]即号召将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枪换到我们可靠的贫下中农的肩上来，领导农民组织自卫队同土匪作斗争，并决定改变作战部署，以我军之集中对付敌之集中，以我军之分散对付敌之分散。至1949年12月27日，历时两个月的西南战争，共歼灭国民党势力90万左右，其中投降俘虏、起义人员共占百分之八十多。剿匪战争历时两年半，共歼灭土匪约一百一十万余人，十人以上股匪被全部消灭。
在我国历史上，西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独特，易守难攻，再加上民族与宗教因素的影响，仅仅依靠军事斗争是无法妥善解决西藏问题的，往往需要军事与政治并举，二者相比，政治更要重于军事。邓小平告诫进藏部队，西藏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主要是政策方面，要靠政策走路、吃饭，在《解放西藏政治动员令》中，西南局正式提出18军要学会利用政策拉拢，尽量避免军事冲突。1950年5月，在部署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的同时，西南局积极进行政治工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邓小平主持起草《十项基本原则》充分保障藏族人民应有的各项权益，针对少数民族问题专门成立研究室，还派出志清法师入藏劝和。尽管如此，西藏反动当局仍然拒绝和谈，中共被迫发起昌都战役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昌都战役的顺利加速了西藏当局势力的内部分化，1951年4月中央派出代表团同西藏当局进行谈判，5月23日，西藏最终和平解放。
(三)自力更生，积极应变
要想经营好大西南，一批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是必不可少的。渡江作战结束后，随着华东和华中各地中心城市的解放，负责领导华东地方工作的饶漱石向邓小平提出，将随二野南下原意用于西南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尽数调往福建。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大局出发，邓小平同意了，但二野手中也因此再无多余干部可前往经营西南，这成为进军西南准备工作中的一大难题。一方面老解放區已无大量多余干部可以抽调，另一方面从已接管地区来看，南下的一部分干部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并不能很好的满足地方的需要。面对如此窘境，邓小平结合中央指示提出，要解决当前西南干部缺乏问题必须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执行，南京、上海等率先解放地区，经济基础较好，文化水平较高，可以吸收这些地区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及技术人员，再加上较早解放地区的骨干和军队里有能力的干部，共同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直接隶属于二野政治部领导。邓小平号召城市青年学生、职工技术人员组成地方工作队伍的创举，不仅成功解决二野干部缺乏问题，为党中央排忧解难，还在帮助部分群众解决了就业困难和再就业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
1949年5月27日二野前委致电中央，提出进军西南物资、兵员不足问题，30日，中央军委复电“兵员、牲口不足之数，除华东局能解决者外，原则上不补，到四川以后自行解决。估计四川、黔没有严重的作战，减员不会很大，占领长江上游以后可以就地筹补，从长解决。”[5]考虑到当时国内各地的物资均紧缺，调度艰难，邓小平指示二野各部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自主筹备进军西南所需物资及后勤保障等工作，如派遣先遣队前往修复桥梁、安排住宿、筹措粮食、解决乘车等问题，健全后勤机构部署沿途物资供应、卫生防疫等问题，加上中央统筹协调与各地支持，仅仅几个月时间，60余万人的行军和作战物资就筹集完备。9月20日，为给西南服务团的学生干部做好思想准备工作，邓小平亲自召开动员大会，会上指出：二野及地方工作的同志，将要去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眼睛不要光看上级和银行，光靠发行钞票是不行的……有困难，就要正视，一定要认识，一定要克服。[6]那么如何靠自己解决困难呢?邓小平给了大家三个办法：首先要团结党内同志、其次密切联系西南人民、最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是解放军胜任西南地方工作，解决将来可能遇到、难以预料的问题的重要法宝，也是邓小平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重要工具。
1949年成都解放后，整个中国大陆就剩下西藏地区尚未解放。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宗教力量很强，同时地处高原，雪山遍布，对外交通几乎断绝。考虑到西藏地广人稀、物资不足，如果解放军大部队消费地方的物资，很有可能会引起当地物价飞涨，破坏市场秩序，也会引起群众对解放军的不满，因此毛泽东指示进藏部队要做到自力更生、“不吃地方”。1950年，二野排头兵历经千难万险抵达藏地甘孜，由于随身携带的食粮有限，他们随时面临着断粮的危险，一方面要遵从党中央的指示不购买当地粮食，另一方面又要依靠不多的粮食完成修建机场、接应后续部队的任务。如何解决这个看似两难的任务?先遣部队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每人每天的粮食从一斤逐渐减到四五两，同时积极开辟公路以便辎重团尽快运送粮食进藏。为了保障十八军在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原则下的后勤补给，西南局提出生产粮食与修建公路同样重要，指示进藏将士就地耕种生产，做到自给自足，将发展生产作为长期的中心任务，通过精打细算、在西藏拉萨的西郊地区进行生产开荒、打通西藏同内地和印度地区的贸易往来三项举措，部队的粮食供给难题得到了解决，其他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
二、政治领导艺术
经营大西南是解放大西南的必然结果，在情况特殊、矛盾复杂的广大西南地区如何推翻国民党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是邓小平等人将要面对的新难题。在总结接管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刘伯承等同志提出“同时接管城乡，将主要力量放在城市”的政治路线。然而政治路线的确定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处理众多不同类型的矛盾?如何解决政策同现实之间的冲突?如何保障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等?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才是经营、建设好大西南的前提，邓小平卓越的政治领导艺术既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也是从中诞生的重要理论成果。
(一)抓重点，统筹兼顾
建国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西南局在经营建设西南地区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
政治方面，这片地区曾是国民党势力在内陆的最后巢穴，蒋介石败逃台湾后，这一地区仍然潜藏着的大批反革命力量，他们同土匪、地主、恶霸狼狈为奸，引起暴动，扰乱社会秩序。因此中共不仅面临着众多敌人，同时还要理清盘根错节的矛盾和复杂的社会情况。
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接手的西南地区呈现出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骇人局面。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之下，西南五省经济市场混乱、投机倒把盛行、各地生产萎靡不振、百姓民不聊生。新建的人民政府能否稳定经济形势，恢复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从而在这里站稳脚跟，这对刚刚执掌城市政权的中共党人来说是更加严峻的新考验。
民族关系方面，西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最复杂的地区，如何实现西南地区的解放，而又不侵犯各个少数民族的权益，同时消灭大汉族主义，帮助发展地方经济，维护边疆稳定?这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更为严峻的是，在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滋生了居功自傲的情绪，不愿去贫困地区工作，看不起地方老干部，与当地地下党员相处不和谐，接管西南地区的干部数量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才能解决困境，顺利执掌城市政权?中共党人今后面对的挑战比此前的军事斗争要棘手得多。
在复杂事物自身包含的多种矛盾中，每一矛盾的重要性和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因而各类矛盾又可区别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同一矛盾的不同方面也不是完全对等，解决复杂矛盾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针对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邓小平敏锐的指出：在农村逐步深入反封建斗争，改造六十万国民党军队和二三十万旧人员，以及整理破碎的人民经济生活，这三件大事同时压在我们身上，要我们联系起来解决。[7]同时确立了“集中力量于中心城市的接管工作”和“先城市后农村、先接收后管理”的具体方针。城市的接管主要依靠随军长征而来的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加上发动当地群众，充分利用旧有人员，实行军管会和保甲制(1950年4月始陆续废除)，这样不仅能够解决西南局工作干部不足的问题，同时还能够充分发动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政治、经济上的平稳过渡。至1950年4月西南各地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大多先后顺利完成。农村的接管上确立剿匪征粮为巩固农村政权的第一步，1950年初，西南局召开会议告诫全体同志“剿匪已成为西南全区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8]很快党政军民的一元化剿匪斗爭展开，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在改变对敌战术，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剿匪斗争的基础上，剿匪斗争的局势逐步由初期的被动转变为主动，1951年末，随着各省市剿匪的胜利，西南地区的艰巨的征粮任务也得以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各省各级人民政府相继建立，基层政权不断完善，在邓小平等人的正确领导下，西南地区人民政权的建设开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展开。
(二)宽严并济，灵活处理
邓小平在干部的管理和使用上，既讲原则，严格要求，又讲灵活，酌情以适当照顾，面对部下对上级政策的不解，一方面严令按时完成任务，另一方面耐心做好解释说服工作。
1949年，邓小平与参加贵州接管、负责地方党政干部领导工作的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等人的谈话中，就第五兵团和拟将前往贵州工作的干部中出现“愿到四川，不愿到贵州”去的畏难情绪，严厉批评：“县级以下干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通是可以原谅的，县以上干部，不仅组织上要服从，思想上也得服从，不服从就得强制。原因很简单，你吃共产党的饭太多了”。“县以上干部思想上、组织上都得解决，不解决就强制，原因就是吃党的饭太多。至于区以下干部，就不必强制，照顾到他的自愿，照顾到老区的工作。有些身体弱的，思想上难于打通的，作用不大的，就主动的用组织的名义调回老区工作”。[9]见申云浦低头不语，邓小平缓和语气说明贵州其实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是一个值得开发，富有远景的好地方，至于野人莽兽等传言更是无稽之谈。邓小平最后还关切的问道是否还有什么困难，并爽快的一一应允多带一些“钢洋”、雨具、白面等要求。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坚决果断的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关键时期端正干部的错误思想，不乏威严与宽容，一语中的，一针见血的批评了错误思想的同时提出了相应解决办法。
在面向农村的征粮工作中，邓小平结合中央及西南地区开展工作的需要，制订了征收40亿斤公粮的任务，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目标。在西南地区的农村进行征粮，任务是相当重的，原因有三：一方面，前一年蒋介石在西南五省许多地区已经征收过粮食，频繁征粮必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另一方面，即使原本留有余粮的人家也大多卖给了商贩，现在庄稼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他们只能选择重新购买食粮上交，低价卖出高价买进，普通百姓难以负担这样的亏空。此外，当时的征粮遵循“地主交粮，佃农不交”的原则，虽照顾了贫雇农的生活，田主却承担了一半以上的重担，再加上群众“斗地主”的心理，给他们的正常生活造成困难。针对在川西等地征粮工作难以展开的局面，部分同志滋生畏难情绪，在一些干部中还流传“要讲政策就完不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讲政策”的错误言论。
为端正党内这些错误思想，顺利完成征粮任务，邓小平竭尽全力向大家做解释说服工作。1950年2月底，邓小平召开同党外民主人士的谈话会，对任务过重的事实不加掩饰，同时解释原因以求谅解，“西南有7000万人口，如果每张口一寸长，那么就有70万丈长的口要吃饭，如果这些口没有饭吃，那就会天下大乱。所以‘粮食就是政策’，没有粮食，我们就要被撵出西南去。”“只要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10]并且表示，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共产党向人民做好解释工作。在征粮剿匪动员大会上，邓小平严厉指责要求减轻负担的同志，并直接点名没有征上粮食的领导人：“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邓小平还态度坚决地说道：“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站不住脚跟，还有什么其他政策可讲!”[11]通过加强对具体方针政策的指导，对民主党派人士耐心说服、解释，对党内同志严厉督促，逐渐打开了顺利征粮的局面，为在西南地区建立崭新的政权打下基础。
(三)以人为本，团结群众
一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包括政策指导、运用恰当的方法两个方面，其中以人为本是历久弥新的重要途径，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群众路线不仅是邓小平教育和倡导各级干部经常要使用的工作方法，也是邓小平等中共党人一贯坚持的领导方法。
群众路线的内涵包括对人民的态度和领导人民的方法，如倾听民意、为人民服务等，这些主要体现在党内工作和中共自身的做法上。部队挥师西南前，邓小平就召开动员大会，给服务团的团员们做好思想工作，会上要求“到西南去的干部人人都要抱着为西南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不是去当统治者，不应以解放者自居。”[12]邓小平同时提出三个解决难题的办法：团结党内同志、密切联系西南百姓、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三点皆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以团结为纽带，以人民群众的力量为攻坚克难的保障。西南服务团，顾名思义，就是为广大西南人民服务的组织，他们之中有来自大江南北的学生、干部，为了全国的胜利解放，他们响应党的号召，背井离乡来到地处偏远的西南地区，为解放西南的广大劳苦群众，为经营建设好大西南贡献自己的力量。1949年11月1日，解放军出其不意地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术，声东击西巧胜蒋介石，历时50多天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广大川、渝、康地区后，西南局的主要任务也随之发生了转变，邓小平将其概括为：“依靠60万、改造90万、策动6000万”。依靠60万，指我党在西南的60万人民解放军;改造90万，指改造国民党残余的90万官兵，通过编入人民解放军或令其参加地方工作，将他们改造成为能工作、能生产、对新中国有建设的人;策动6000万，指西南7000万人口，其中有6000多万民众是共产党可以信任依靠的基础，我们要充分把这6000多万人民组织起来，实行土改、组织生产、恢复经济。在城乡工作的接管上，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不仅确定了“先城市后乡村，先接收后管理”的方针，还强调接管工作只能走群众路线，发动人民群众、组织原职人员进行生产和管理活动，从而稳定社会生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的群众路线方针不仅仅指依靠党内人士和广大的底层群众，还要求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具体包括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以及投降起义的国民党人员。刚刚获得解放的西南地区，社会动荡，生产停滞，经济混乱，新生的人民政权根基还不稳固，此时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巩固政权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1950年4月11日，邓小平在报告西南工作情况中说：我们到西南后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13]各级各界代表会议成为联系群众最便利、最主要的方式。为贯彻落实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要求，既要与非党人士沟通交流党的政策观点，又要使他们有职有权，西南局接收、录用许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管理工作。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广纳社会贤才，不仅包括党内同志还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旧国民党人员。此外，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来自部队的将士、来自学校的学生干部等等，形成了以党中央的领导为核心的，由各界代表人士组成的，广泛代表最[14]广大人民声音的统一战线组织。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两年零八个月灵活运用群众路线这一领导方法，并将其贯穿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从解放大西南到经营、建设大西南;从征粮剿匪、“三反五反”运动到清匪反霸;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文化工作。
三、经济领导艺术
恢复经济，稳定秩序，整治市场金融，是中共中央西南局建立并巩固人民政权的基础。1950年1月4日，邓小平在重庆市召开的军管会上指出：“……想要巩固政权还需做多方面工作，如肃清特务、土匪及反革命分子等等。但任何政权巩固的基础都在于经济的稳定。”[15]
(一)抓要害，纲举目张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西南地区自古交通不便，严重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自晚清以来，四川人民呼吁当权者修筑成渝铁路的呼声从未停止过，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导火索爆发的辛亥革命成功后，西南地区虽然先后设立了“铁路筹备处、工程局”等机构，但铁路建设直至刘邓挥师西南时仍止步于工程图，尚未铺设一根一轨。
身为四川人的邓小平深知四川人民的铁路梦，他们希望以此改变长期以来交通落后的面貌，在接到解放和经营大西南的任务之初，邓小平便开始思索成渝铁路建设的动工。前往西南之前，他专门请陈修和一起入川并帮忙挑选有修建铁路技术的人才。在陳修和同志的帮助下，负责二野兵工技术的陈志坚同志不仅获得了一份二十多名卓有声誉的兵工技术人员名单，还详细了解每一位的性格、特长、家庭情况以及拜访他们的办法、所需安家费用数额，仅用了几天时间，陈志坚就确定了前往西南建设的人选。1950年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做出通过修建成渝铁路助力巴蜀经济恢复，并以此带动其他行业发展的重要决策。由于解放初期，各项工作尚未完全展开，铁路建设所需的人员、设备、材料等紧缺困难，邓小平作出从军队中调出部分士兵组成筑路队推动铁路工程的开展，而后再进行宣传征集工人、失业者的决策。这是邓小平等人在西南工作中的又一创举，既能够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又能替老百姓省下一笔钱，毛泽东同志也复电表示“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16]在抽调人民解放军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军区各5个军工筑路总队一共30174人后，部队于8月底前分赴铁路沿线开工，他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修路的同时也负责护路的工作，有力的保障了成渝铁路的顺利完工。西南五省陆续展开接管工作之后，为了解决城市大批工商业工人的失业问题，又吸收了大量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参与修路，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增强了人民对新政府的信赖。从1950年8月1日到1952年6月13日，经过两年多时间，在28646名军工，18981名失业工人和70177名民工的共同努力下，开国以来首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主建设，就地取材，总长505公里的铁路正式竣工。
在筹备川渝铁路修建的过程中，川藏公路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只有打通西藏地区对外联系的通道，才能真正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改变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加强藏族同胞对中共的信赖，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川藏公路原名康藏公路，全长2255公里，分为雅安—甘孜—拉萨两段路程建设。西藏素有“世界屋脊”之称，修建康藏公路不仅面临人员、物资供给等后勤保障的问题，还存在技术上的种种难关需要攻克，且路途危险，需要翻过十四座高山，跨越数条江河，在修筑过程中，3000多名战士、工人、干部献出了生命。1954年，11万名解放军战士、工人和技术人员耗费四年时间建成的川藏公路顺利通车。
成渝铁路及川藏公路的修建，为四川和西藏地区的经济建设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在领导修筑成渝铁路的过程中，邓小平也愈加深刻的认识到交通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其改革开放中经济思想的逐步成熟奠定基础。
(二)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解放之初，西南地区严峻的经济形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农村经济极其衰落;城市通货膨胀空前严重。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遵循“先城市后农村，以城市为中心”的策略方针，首先从打击投机倒把、平定市场物价着手。西南各地严格贯彻刘邓的指示，与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坚决打击市场上从事囤积居奇、暗箱操作等活动的不法商贩。在库存上，从南京、江苏、杭州等老解放区购回大量日用品，满足百姓基本生活需求，填充仓储，保障市场供应;在运输上，实行“武装保护，私商承运”的办法，既能保证货物安全又给予商贩一定利益;在供给上，西南局专门成立粮食调运指挥小组，专门去往各地调运粮食;在供销上，各地设立专门的粮食供销店，以此把控市场，对抗扰乱市场的投机倒把犯。譬如当时贵州地区极度缺少食盐，有没有食盐甚至成为中共能否立足的重要“政治商品”，投机商乘机囤积食盐，造成市面上盐价暴涨。为了平定盐价，地方政府积极采取组织食盐调运、建立食盐销售店、组织商人运盐下乡三项措施，有力的控制了食盐市场，打碎投机商贩哄抬物价、乘机牟利阴谋。
此外，邓小平指示各地政府不要轻视这个没有硝烟的商场战争，要组织起一定的武装力量逮捕、查处不法企业和商人，要下很大的决心稳定市场秩序，搞好西南的经济建设。
在同不法分子抢占市场的战役中，以邓小平为代表西南局不仅采用上述“经济围堵”、“军事威胁”的强硬方式打击投机商人，还兼之以“收编”的软手腕，在思想上引导、改造他们，为我所用，使其服从中共的领导下，在粮食供销和调运中的发挥积极作用，并逐渐成为中共“编织”的粮食经销网内的有益力量。在后期经济工作逐步展开，物价趋于平稳之后，各级政府依据“公私兼顾”的政策，积极帮助当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如银钱业、奢侈品业等转入别的行业，同时扶持五金业、粮食店、煤店等关乎百姓生活质量的企业发展，对私营企业还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指导部分企业改进技术、改变资金运转艰难的困境，并且在自愿、公平、共赢的基础上引导私营工商企业进行改革，实行公私合营、私私联营等形式的联合经营。
西南局通过严厉打击与积极引导并举，使各界人士和违法分子看到了中共治理好、建设好大西南的决心与诚意，他们逐渐改变敌视态度，加入到恢复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队列中。
四、文化领导艺术
在新区政治、经济各项事业逐步铺开之时，西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也被提上日程。改革不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旧思想和封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教事业，是在新形势下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新中国的重要任务，也是促进政治、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常握笔杆，提高素养
“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邓小平强调：“领导方法一般有开会、谈话两种，其中开会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毕竟只占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17]究其原因，不外乎为两种：一是用笔写出来，传播范围更广;二是在写的过程中，能够提炼我们的思想，锻炼提高我们的能力。
大西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指示，要同各地领导干部说明用“笔杆子”来做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18]在各级党委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视下，西南地区全新的报纸、新闻等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党贴近群众生活、倾听民意、同人民群众沟通的重要渠道。
除了严格要求部下要学会用笔杆子，鄧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则，常常写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从1949年新华报社创刊至1952年7月成渝铁路开始运营，邓小平在新华日报的初版要闻版和第五版专刊上共计发表80多篇新闻、报告、讲话、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此外，根据《邓小平年谱》中资料统计，邓小平经营建设西南的两年零八个月里，合计发送百余份电报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平均每个月至少发3份电报向党中央进行汇报和请示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自身也在工作和生活中贯彻运用“笔杆子”这一领导方法，甚至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下放到江西劳动期间，仍时时致信中央汇报思想、生活、工作情况，这也是助力邓小平成功复出，开始其执政生涯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党抓宣传，党管宣传
“笔杆子”要求会写，但并不是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宣传。党自成立之初就严抓组织宣传工作，在1921年首次经过会议讨论通过的决定中规定，所有期刊、报纸、手册等等都必须由中执委承办，由相关同志直接负责，最重要的是所有出版物均不能刊登任何与党中央的决定、计划和政策相背的文章。邓小平主政西南的过程中也始终坚持这一原则，由党员负责报纸的编纂与发行。在西南召开的新闻工作讨论会上，邓小平指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这三个条件离开了领导依旧不行，报纸如果失去领导，就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19]邓小平指示，希望报纸能运用评论、社论及报道，发挥“舆论先导”的作用，将党的政策、方针，将党的声音传播到各阶层的群众中去。
邓小平强调现在报纸的作用很大，很多干部看到报纸上宣传什么就会照模照样去做，批评了什么就在私底下偷偷地改，党外人士也通过报纸了解党的最新政策，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因此，西南全局要慎重，要注意舆论导向，在党抓宣传，党管宣传，引导社会舆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以此推动其他方面工作的开展。
文化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提高人们思想水平、丰富精神生活，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引擎。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在扶持政治、经济事业发展的同时，重视加强西南地区的文化建设，并逐步构建起一套完整系统、覆盖面广泛的舆论宣传网络，成为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沟通的重要桥梁。
五、结语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其智慧的体现，具有个性鲜明的特点，既讲规则性又讲变通性，既是科学的又是有人情味的，既有大格局又有小方法。实践证明，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行之有效的，是能够获得民心、驾驭大局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二年七月，邓小平与西南局带领二野全部及其他野战军的部分将士和工作干部，取得了解放中国最后五省——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的胜利，成功地在情况复杂、矛盾交织的西南建立并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
虽然邓小平主政西南时间不长，但这八个月时间所创造的成就却是其领导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毛泽东发现邓小平的政治能力，称赞其文武双全的重要原因。总结把握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的领导方法与艺术，有利于深入探讨邓小平治理整顿党和社会各方面的杰出能力。
此外，主政大西南是邓小平一生由治党、治军到治国理政的重要转折点。他将群众路线、宽严并济、自力更生、经济建设为中心等要求贯穿于执政的实践过程中，向西南人民展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领导风貌、执政风采。通过剖析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事迹，挖掘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领导艺术与才能，能够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和执政风格研究添砖加瓦，同时对新时代下加强党的执政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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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佳
第二篇：三德修养与领导艺术
编者按：本刊第八期“紫金讲坛”编发了刘峰教授主讲的《新领导力与领导艺术》上篇：《创新思维与决策力》，本期我们继续推出下篇：《三德修炼与领导艺术》。
刘峰教授是全国著名的行政领导学专家，国家行政学院领导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领导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 MPA、MBA和EMBA课程讲授人。
在《三德修炼与领导艺术》这一讲中，刘教授认为，对于领导干部来讲，学历没有能力重要，能力没有态度重要，智商没有情商重要，知识没有胆识重要，情商没有胆商重要。同时，又指出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进取意识、责任意识和机遇意识。此外，强调领导重在用人，并需来去自如、方圆兼顾和善于授权。
领导干部有五个重要
首先送大家五句话：一是学历没有能力重要，二是能力没有态度重要，三是智商没有情商重要，四是知识没有胆识重要，五是情商没有胆商重要。第一句，学历没有能力重要。如果两个都有，那是最好，我想大家都赞成，高学历跟高能力不是一回事儿，刘邦这些人学历不高，但是很能干。最好既有学历，又有能力。第二句，能力没有态度重要。你的下级很能干，但是对你不忠诚、不认同，从内心跟你没感情，那有什么用？态度既指信仰，也指品德，重在对你的认同。第三句，智商没有情商重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去天津视察，跟青年干部交流时问他们，智商重要还是情商重要啊？大学生村官抢着说，两个都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认认真真地、很亲切地告诉他们，做实际工作，当干部，智商没有情商重要。早在1996年11月，美国学者戈尔曼写了一本书，叫《情商》，书中提出了最有名的“二八定律”。说当领导，搞管理，20%靠智商，80%靠情商。我认为他虽然夸张了，却也抓住了重点。我们要带队伍，要激励、发动、影响下属和群众，要凝聚人力，所以情商太重要了；我们是做人的工作，所以情商太重要了。而搞研究、搞技术，则重在智商。第四句，知识没有胆识重要。胆识包含了知识，知识却不能包含胆识。身为正职，要决定、要拍板、要承担责任，要求很高。第五句话是，情商没有胆商重要。胆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就是胆识和魄力，就是意志力和决断力。
有的人确实就适合当副职，忍辱负重，像周恩来总理。遵义会议上，大家都知道，格局是周主毛辅，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协助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指挥者。遵义会议定的并不是毛主席负责军事，而是周恩来。而往后几个月不到，就变成毛主周辅。所以我们一定要想一想正职领导的特点。
什么是领导力之“导”啊？领导之导=引导+辅导+督导+教导。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引导，二是辅导，三是督导，四是教导。导，首先是向前引导，向远方引导，是导方向，是导思想，给群众指明一个前进的方向，中国梦在前方，中国道路在前方。引导是前导，是往前方正确的方向引导。辅导是第二导，是“近导”，离你的处长、离你的骨干越近越好。近导是业务的辅导。思想不能辅导，辅导的都是业务，跟你主管的业务有关。正职也都是从副职上来的，是从中层上来的，你在业务上肯定能辅导他。第三导是督导，是“后导”。督导关注的是绩效，没有督导，下级就没有责任感，就没有绩效可言。共产党在延安开始成熟，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讲到，正确的领导，第一是正确决策，通过调查研究，科学决策，做出决定；第二是发动群众执行；第三是对执行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近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督导抓得特别紧。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共产党几十年来都特别关注督导，凡属重大的工作，都有督导组。一把手忙不过来，可以指定办公室，指定哪个处室的人，帮助督导，没有督导就没有绩效。知道了引导是前导，督导是后导，辅导是中间导，别忘了还有一个全程对下级的培养、教导，这叫作全导。
那什么叫领呢？第一，领就是领方向。方向在前，领目标。第二，领就是带领、率领，领队伍。队伍在你后头，没有追随者、没有队伍，就没有领导，就是光杆司令。第三，领要刚。刚就是权威，正职一把手的权威，你领，下属要跟上，要跟进。导是柔的，而领要刚。第四，领还有一个内在要求，就是要明，明白你的目的、目标、愿景、方向、任务和决策。
领导干部需三种意识
接下来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领导意识的相关论述。领导干部要有三种意识。
第一个意识就是进取意识，领导者一定要有心理的优势。担任正职，就要比副职更有担当。天生我材必有用，你不自信，谁人信你呀？所以要牢牢记住积极进取。毛泽东说过：“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有自信才有他信公信，这是领导者的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把积极进取作为领导干部的意识和特质。干部比普通群众特别在哪里呢？就是更积极、更进取。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较高的标准。取乎其上，仅得其中，标准决定质量。孔子说的“仁者不忧”，也是这个意思。领导干部的情商，就是今天说的作风建设，它包含着自我激励。不用扬鞭自奋蹄，领导干部不仅要自我激励，还得激励下级。先激励后凝聚，形成合力。
激在前，要事前点燃激情，加油充电。激在事前，励在事后。励是一种反馈，越及时越好，信号越明确越好。励是一种行为的强化。激跟励不能混为一谈，先激后励，再激再励。要给他鲜花给他梦。他是你的下属，给他鲜花，就是给他荣誉和精神上的励，而不是激。梦才是激，梦在前。激励的重点是励，要以励促激。励是对昨天、过去行为的励，对明天就是激。励能包含激，以励促激，再激再励，激励是个过程。激励越及时，效果就越好。情商越高，越会自我激励、激励他人。先激励自己，后激励部下。激励自己是前提，是手段。激励群众、激励团队才是目的，才是重点。领导的本质不是自己干，而是让你的下级去干。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进取意识，重在激励，自我激励，相互激励，鼓舞士气，传递正能量。
第二个意识是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就是孔夫子说的“勇者不惧”。孟子曾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让你受磨难，每磨难一次，就是一次锻炼，好事多磨，多磨才能成就好事，你的素质才能越来越强。每一位领导者的领导力的提升，都是要经过艰苦的磨难和锻炼，才会获得的，只有这样才会提升你的魄力、意志和勇气。
领导干部的第三个意识是机遇意识。要创新竞争，需要能力建设，需要抓住机遇。对中国来说目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接近。关于此次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古人的话说，“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可不失者，机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比时更短暂、更具体、更实在。时与机合起来叫时机。机是机会、机遇，已经被你遇到了，迎面而来。时是一个趋势，还在你身边，你要发现，要有预见。这个机会来了就要毫不犹豫地抓住，要变成你的决策、你的行动。实际上抓机遇就是高智商的体现，是能力建设。只有胜任，才有信任。能力建设是我们的基础，有了能力建设，进一步再讲作风建设，群众就对我们更信任。
综上可见：第一，进取意识，是积极向上，是感染力、感召力，是情商，是你的魅力、亲和力。第二，责任和担当，是魄力，当断则断的胆识，是勇，是胆商。第三，机遇意识，这是创新能力和改革意识，机会来了要抓住，风险也会跟着来，要懂得回避，这是智商。这三点叫作三商。三商是国外的概念，我们古代有三德。智德就是智商，这个德是广义的能力素质，不是仁义道德的德。仁德就是情商，就是作风。勇德就是胆略、意志、担当。只有智德的人，是知识分子；只有仁德的人，是劳模；而只有勇德的人，是李逵、张飞。这三者都具备的，才是称职的优秀的领导干部。
领导重在用人
用人重在用团队，作为正职一把手，手下有八种人，分别为：实干家、推动者、外交家、凝聚者、监督者、协调者、完美主义者、智多星。哪三种人少了好呢？第一个是完美主义者应该少，因为处处完美不可能，可能错过最佳时机，不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机遇意识，错失机遇，耽误事儿。当然，完美主义者也要有，这种适合搞设计呀、质检啊，他有他的好处，但不能太多。第二个是凝聚者应该更少。凝聚者多了，这个领导班子就不是战斗的堡垒，而是堡垒里的战斗，激烈的战斗，他想取而代之。所以凝聚者也要少，这样有利于班子的团结。第三个应该少的是监督者。监督者多了，没法儿探索，没法儿创新，没法儿开展工作，没法儿积极进取。
那么哪三种人多了好呢？第一是实干家，就是老黄牛、小黄牛要多。空谈误园，实干兴邦，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需要更多的实干家。第二是推动者，他们就是千里马，能够打开局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第三是协调者多些好。此外，事业单位和研究部门，智多星多些好；而对于销售部门，就要外交家多些好了。
毛主席在抗大第三期有一篇精彩讲话。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唐僧当领导，他的领导力体现在哪些方面？抗大有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谁最团结人呢？是唐僧，他组建团队，同沙和尚、猪八戒、孙悟空共同发展。谁最紧张呢？是孙悟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谁最严肃？不用说就是沙和尚。谁最活泼呢？就是猪八戒。猪八戒心理素质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乐观、开朗、活泼。唐僧一心一意，坚定不移，方向明确，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呀。只有一心一意、坚定不移的人才能当领导。
从这里我们能够感悟什么是领导力，什么是领导角色。唐僧的领导力体现在哪些方面？他有哪些优势和特点？第一条就是目标坚定，尤其是方向坚定，还有意志的坚定。这一点特别值得肯定。所以毛泽东举唐僧这个例子，就把领导力解释得特别到位。第二就是团队用人，凝聚力强啊。第三就是包容，容忍差异，寻求最大公约数。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唐僧还有什么优点呢？唐僧赢得了上级对他的认同、保护和坚定的支持。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赋予他一定的权力。再一个，就是他的智力和知识，他对佛教佛经的研究很深刻，这方面的优势是有目共睹的。
领导要来去自如
身为领导，必须讲究领导艺术。首先要做到“来去自如”。领导力是F，哪里来的呢？这跟你的能力距离S1是成正比例的。你的能力是八楼、九楼、十楼，下级的能力是一楼、二楼，最多三楼。下级懂的你全懂，你懂的他不懂，你看见的他不知道。他就对你敬，敬佩，就对你服，服从，听你的话。这样领导力就会油然而生。你的胆略、意志、能力、追求、境界，得超过他，S1与领导力成正比。S2是心理距离、感情距离，是和领导力成反比的。你善于沟通，会做群众工作，能放下架子，你离群众越近，群众就越愿意、容易、乐意接受你，你的领导力就会放大。S1大了好，但不是越大越好。你的能力在18楼、19楼、20楼，而下级的能力在负1层、负2层、车库，那就太低了。能力距离小了，下级不买账，不认你；能力距离太大，他跟不上。距离太大怎么办？你自己不能降低，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升下级的能力和素质。我们真正要给大家提醒的恰恰在这个地方。你比普通群众优秀、卓越、出众，你才能带领群众。所以从群众中出来就是党员，从党员中出来就是干部。你从一般干部中出来是处长，从副职中出来就是正职。
S2是指回去，回到基层，回到实际，回到群众中去。出来回去，有些知识分子就是出来以后回不去，所以就不能当领导。有的人出来以后回去，回去以后又出来了，经过多次的来去才成为领导干部的。有的人出来了，哪儿高上哪儿去，出来了就回不去了，那叫仙，不接地气，也没人气。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当领导呢？而有的人回去了，回去后哪儿低上哪儿去，哪儿脏到哪儿去，哪儿落后到哪儿去，那叫“硬”，作风过硬，才能当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的表述，我想引用一下，三句话。首先是“平常时候看得出来”。你不同于一般党员，也不同于普通的处长、副职。平时要看得出来你的水平、你的形象、你的魅力，你水平高，要看得出来。二是“关键时刻站得出来”。三是“危急关头豁得出来”。你看这个语言就值得我们学习，平常叫时候，关键叫时刻，危急叫关头。要豁得出来，这就需要你的胆识了，需要你的勇。
所以说提升领导力，一定要先出来，不同于一般干部群众。那怎么出来呢？还是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做出样子”，做出榜样，超过群众，带领群众。“放下架子”，就叫“去”。总书记说，“干在实处”就是去，到实践中去。“走在前列”就是“来”，来来去去，来去自如，就是最实在的最管用的领导艺术。我们说的沟通认同，就是去。主要领导干部一方面要缩小跟下级的感情距离，又要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样你才有威严，才有领导力，否则那就是书生气。领导绝不能等同于普通老百姓，也不能等同于副职，正职副职就是不一样。进一步而言，领导的“领”主要是“来”，带领、率领。领是领先，创先争优，这叫来。领导的“导”主要是“去”，去引导，去辅导，这时离群众近了好。
领导要方圆兼顾
身为领导，讲究领导艺术，还需要“方圆兼顾”。方就是坚定性、党性、原则性，而圆就是灵活性、妥协、适应和变通。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不能用原则性限制束缚灵活性，反过来，更不能用灵活性破坏原则性。这二者要一致。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一国”就是方，不管是香港、澳门，还是台湾，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点不含糊、不让步、不动摇。撒切尔夫人来跟邓小平谈判，提出用主权换治权。主权治权能分开吗？邓小平充满智慧，主权治权全是我们的，我们还要派军队进驻中国香港。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但“两制”就是圆，就是灵活、妥协、变通，就是创造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就是圆，社会主义就是方。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思方行圆，思想信仰上坚信马列，早在中央苏区就是所谓毛派头子。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思想是方的，行动是圆的，适应社会，适应变通，方圆兼顾。毛泽东说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刚就是方，柔就是圆，绵就是圆，藏的那个针就是坚定的党性，堂堂正正，信仰坚定！
坚持“方”就是“来”，一般的人，尤其有的人，为什么不能当正职呢？因为他们在重大问题上不像好多称职的主要负责同志那样有担当，不能坚持正确的主张，因为坚持“方”会有压力，有风险。“圆”就是“去”，去实践，去适应，去变通。具体送大家四句话：大方小圆，内方外圆，先方后圆，己方他圆。大的方面，思想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体的业务事务上，适度地灵活变通。没有妥协，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内方就是做人要方，讲党性、讲人格，堂堂正正。做事要圆，圆是变通，是适应。先讲原则性，再讲灵活性。一把手要用高标准严要求，要严以律己。总书记说过，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然后对下级、对他人要宽一点，宽厚、宽松、宽容。
领导要善于授权
最后讲讲领导授权的艺术，它特别适合各级正职干部。领导与管理要互补。管理，先理后管，理跟管不同。你跟下级讲理，他听得进去，就少管、不管；而下级不讲理，就必管、严管。先理后管，多理少管。历史上汉唐时期都是少管，刘邦开国约法三章，文景之治时不仅税收少，管得也少。政府管得少，成本就低，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一代伟人邓小平，约法四章，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你不能反中国共产党，不能反社会主义。四条都做到了，就可以试、可以闯。谁听懂了，谁就发展了。谁没听懂，谁发展就慢了。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简政放权，搞权力清单制度，就是多理少管，让社会、企业、基层更有活力。
善于授权授的是事权，绝不是职权，职权是法定的，不能随便授权。正职一定不能授职权，而要授事权，一事一授权，因事而授权，因为你的事情忙、事情多、事情难，可因事而授权。如果把权力授给做事的十个候选人，这十个人怎么选呢？其中有五个人有能力，能力强，当然选他们，这叫视能而授权，能力差的不授权。这五个人都有能力，但是只有三个人有责任感、有担当，能力强的人当中选责任必强的人。这把前边讲的都用上了。而三个人都有责任意识，最后选谁呢？就选有道德的人，选你信任的人，毫不犹豫，选认同你的人，这时就剩一个了。我们这里讲因事授权，越授权你就越有权，授权使你分身有术，使你再不那么忙。你可以腾出精力，去谋划更重大的事情。授权可以激励下属、锻炼下属、培养下属，从而提高领导效能。□
（根据主讲嘉宾在国家行政学院授课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汤建奎
第三篇：提升领导艺术之途径选择
【摘要】领导艺术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它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的。领导者应善于利用领导规律和领导方法，善于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局势，果断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并拥有吸引人才归附的人格魅力，从而形成独特的领导艺术。
【关键词】领导艺术 决策能力 激励手段
领导艺术及其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所谓领导艺术，就是领导者在其知识、经验、才能和气质等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巧妙地运用各种领导条件、领导原则和领导方法的基本技能，主要包括：决策的艺术、创新的艺术、应变的艺术、指挥的艺术，抓总的艺术、统筹的艺术、协调的艺术、授权的艺术、用人的艺术、激励的艺术，现代组织中领导者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角色：外交家，平衡外界环境，协调与其它组织的关系，争取获得最佳支持和最大资源;传教士，宣传组织文化、理念和目标，解释组织的目的，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调解者，统一不同意见，化解组织冲突;观察家，了解环境变化和趋势，洞察组织文化、结构、运作、成员的细微变化，形成理念，加以引导;教师，训练群体成员遵照组织目标、规则，并不断提高群体成员能力、素质，以适应组织发展需求，等等。这些角色无不需要领导者与其它群体成员产生互动，而互动的结果并非取决于职权等级关系，领导者的艺术才是其中的关键。
这些艺术概括起来其实就是领导者在领导方式方法上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有效性。一般来讲，企业领导者的思想往往就是企业的发展方向，在一个强调以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中，领导者的思想观念往往就是一个企业的文化。可以说，企业领导者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起到诸多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升领导艺术是企业实现跨跃式发展的根本保证。实践证明，没有领导艺术的领导就没有领导力，而没有领导力就没有执行力;没有领导力企业就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由领导艺术的提升而凝聚成的领导力也是影响力,只有影响了他人的行为，才能提高执行力。这种力量源于个人专业才能或个人魅力，绝非单纯依靠职位头衔而产生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所有领导者都将面临提升领导艺术的挑战，原有的传统领导模式都将面临重大变革，领导者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才能体现自已的意图，从而激励员工朝一个目标努力，让员工释放全部能量，实现自已的价值和企业的目标。二是领导力是竞争优势的来源，是多种能力的集合体。企业的持续发展，除了迅速提升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力外，还要在企业内部构建良好的机制，营造一种“领导力文化”，使企业的每个人都能发挥其应有的“领导能力”、“领导才能”，使企业的价值取向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同频共振。
目前我国企业领导艺术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企业的领导艺术亟待提高，需要在发展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和改进。在我国一些企业领导的心目中，自己是管理者和统治者，公司的员工是被管理、被统治者，两者根本不能混在一起。他们崇尚无威不治，故意疏远下属，认为做领导就要有做领导的样子，只有高高在上，让下属敬畏，下属才会努力干活，不捣乱生事。下属必须任由自己驱使，每个人都得对自己卑躬屈膝，迎和自己的情绪和癖好。“他们喜欢看到下属对自己卑躬屈膝的样子，他们与下属之间永远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这样的领导只有当下属对他畏之如虎，不敢有半点不恭敬时，才会感到他想要的独裁与乐趣。尽管绝大部分的企业都认识到领导艺术的重要意义，但目前的发展方式仅限于实施个别项目，并没有将领导艺术提升到与业务战略紧密关联的层面，同时并没有清晰设定能力标准、营造领导文化氛围和整合人才管理系统等;提升领导艺术上投入的资源分配有待优化。大部分企业每年都有相应的资金投入和固定的人员配置。然而企业对于这些资源的投入有待评估，并且需要根据评估结果以及业务的发展要求灵活配置相关人力资源和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和领导艺术提升体系缺乏整合和系统性。企业过于依赖单一的发展方式，缺乏针对不同层级、不同发展需要的有效方法的组合，不同人才管理模块没有形成一致的体系。
提升领导艺术之途径选择
学习和实践是提高领导艺术、领导水平的根本途径。对领导者个人来说，领导艺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他的前途明暗。而领导的艺术是因人而异的，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同样也没有完全相同的领导者和领导方式。但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一定善于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局势，果断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任用精明能干的部下，并拥有吸引人才归附的人格魅力，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必然的。笔者认为提升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作出努力。
提高学习力是提升领导艺术的基础。领导能力首先是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它是作为一个人的最核心的东西。优秀的领导就是能不断成长、发展和学习的人。他们愿意付出当领导的代价。为了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拓宽自己的视野，增加自己的技巧，发挥自己的潜能，领导者会做出 种种必要的牺牲。通过自己的学习变成受别人敬仰的人。
提高决策能力是提升领导艺术的核心。决策是领导过程的核心。决策艺术是领导艺术的重中之重。领导者深刻把握决策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切实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对于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善用人才是提升领导艺术的关键。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领导干部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就是发现和识别人才，当好伯乐，培养和造就优秀的人才队伍。识别人才眼睛要向内看，千里马往往就在身边。要善于在群众中发现人才、选拔人才;要善于在大是大非面前选才，多方造才。识人要全，知人要细，既要识长也要识短，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识人要由表及里，不以表取人。要通过交谈、观察、调查、考评、激将和试探等各种方法，全方位了解一个人。如在运用考评法时，要看他有否信心和雄心壮志，他的影响力、上进心、责任心、事业心、同情心怎样。在运用试探法时，要“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急与之期而观其信”。科学使用人才是为了促进事业的发展。领导者的用人艺术需坚持公道、信任、激励、沟通、压力、层次领导、鼓励竞争和考评等项原则。在任用人才的实践中，要因人而异，量才适用，用人之长，人尽其才;要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既要提拔年轻干部，也要珍惜阅历丰富的中年干部的使用;要积极创造人才发展的空间、平台和舞台。科学用人既重用“人才”，也善用“平才”。相对于“人才”而言，大多数干部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才”。如何正确对待和合理使用大部分干部，绝不亚于使用“人才”的分量。何况在特定的环境下，因个人主观努力的差异，“人才”和“平才”也能够互相转换。科学使用人才要坚持用人不疑，以使下属感到领导者对自己的信任，从而激发其工作热情和创造力。
提高协调能力以改善领导效果。领导者的协调艺术涉及部门协调、利益协调、工作协调、环境协调和人际关系协调等项内容。其中协调人际关系的艺术是重点，包括处理好与上级、与下级及与同事的关系。对上级要尊重，要服从，要配合，出力而不越位。对下级要多服务，多支持、多关心、多沟通，宽严有度。对同事要多通气，多协作，相互配合，互相促进。要积极协调与上级的关系。要有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观念;积极维护上级的威信，全力支持和配合上级工作，体谅上级难处;正确理解上级意图，尊重上级人格，适应上级工作习惯，展其长避其短;及时汇报，反复疏通，但不要事事依赖上级，把责任推给上级。真诚对待自己的下属，特别要做好与副手关系的协调。要积极协调与同级的关系。做到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相互协作;要有系统的观念、共赢的观念;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掌握激励手段以提高凝聚力。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就是激励。领导者要先自我激励，后激励他人。只有首先把自己发动、激励起来，才可能把下属也发动、激励起来。要先“激”，后“励”。“激”是指激发积极的动机，“励”是指一种反馈，待下属工作一段时间后，若行为符合领导者的意图和决策目标，方对其行为进行鼓励、奖励。激励一是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对下属进行心理上、感情上、精神上的激励;二是激发下属的创造性。要先对下属进行个体激励，然后再进行集体激励;先进行物质或精神的激励，然后再进行物质加精神的综合激励。在具体运用激励艺术时，要把个体激励与综合激励结合起来，要在激励的基础上进行凝聚，把激励和凝聚结合起来。
修炼个人品质以增强人格魅力。人格,是人的性格、气质和能力等特征以及人的思想、道德、情感、学识、素质的内在结构与行为表现的有机融合;魅力则是指能吸引人、影响人的力量。领导者高尚的品格是其领导魅力的重要源泉。那些具有高尚品格的人会放射出磁石般的力量。良好的人格魅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持之以恒地学习修养的积淀，是经过长期实践磨炼出来的。在新形势下，领导者增强人格魅力，必须端正态度，强化学习，与时俱进，逐步培养。概括地说，就是要多学习以养才气，讲政治以养大气，淡名利以养正气，敢负责以养浩气，不媚俗以养骨气，以包容团结团队，以亲和赢得信赖。
(作者为中共锦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作者：张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