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会安全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形成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视角，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安全阀理论，对这些问题做一些粗浅探讨。

第一篇：社会安全论文范文

国际社会与国家安全

摘要：英国学派因国际社会之核心概念与独特三重分析视角确立了自身的话语影响，该学派学者以分析视角及研究重心等差异可分为传统派与新生代。目前学术界对英国学派安全思想的关注不足，认为传统派对安全缺乏论述本文认为，从安全理论视角来看，传统派拥有丰富且连贯的安全思想。结合国际社会理论，安全的实质是一种秩序，以国家为中心，始终强调传统安全，逐渐兼顾非传统安全传统派安全思想理论通融的特点使其既保持与当时主要国际安全理论的同步发展又成就自身的和而不同，并对部分欧洲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了实际影响

关键词：英国学派 国际安全 国际社会 多元主义 国家安全

引 言

安全作为一种思想由来已久，它先于国际关系而存在，并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专属物。同时，在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安全观念与安全战略的变化中，安全文化源远流长。注重文化与价值分析的英国学派曾因突破国际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提出独树一帜的理性主义国际社会之核心概念，并兼收并蓄地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三重视角考察国际关系，而获得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英国学派话语权。

20纪90年代，英国学派在回应批判中重塑、新生，表现为：涌现并吸纳了一批新成员，思想理论化以及理论多元化。此间，新生代英国学派学者在建立新的身份认知的同时，将以往坚持理性主义国际社会观的学者称为经典或传统主义者。新生代区别于传统派的关键在于前者的思想中开始引入其他范式的方法论，并在社会连带主义国际社会观的基础上，以世界社会为重点，向革命主义靠近，承认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合法性，并以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间的论争为基线形成了三大阵营——以杰克逊为代表的坚持布尔多元主义派、以惠勒为代表的坚持社会连带主义派、以布赞为代表的中间调和派。从而逐渐在分析视角与研究重点上区别于传统派，形成了传统派单体封闭而新生代开放多元，传统派重国际秩序及其维持而新生代重国际正义并关注世界秩序等一系列特点差异。此外，重塑也带来了新生代对传统派核心成员认定的分歧，主要是蒂姆·邓恩(Tim Dunne)、菅波英美(Hidemi Suganami)、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等人对卡尔与曼宁是否为传统派核心成员的争议。鉴于卡尔与曼宁对国际社会理论的突出贡献，本文采用巴里·布赞(Barry Buzan)的界定，即传统派核心人物包括卡尔、曼宁、巴特菲尔德、怀特、沃森、布尔及文森特等七人。

在安全研究上，布赞被视为新生代的典型。但是，由于布赞的安全研究采用了将新现实主义等物质主义与英国学派等社会学方法结合的“多元主义”，并融人传统的历史主义和新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其安全研究与其世界历史视角及英国学派视角是并行不悖而非互相从属的关系。另一方面，传统派在安全研究方面几乎毫无话语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乃至理论给予了关注。纵观这些研究，他们均以整个英国学派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安全研究立足体系层次，安全思想存在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之分;同时，个别研究或揭示了英国学派理论框架之于国际安全研究的适用性，或分析了其安全思想在实践中的价值。但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缺陷：一是虽以整个英国学派为研究对象，但除我国学者的研究外普遍集中对新生代的论述，对传统派几乎只关注布尔一人，难以清晰展现传统派安全思想的全貌与流变;二是未能深度剖析安全理论与国际社会理论的关联;三是未能横纵结合地分析传统派安全思想与当时主要国际安全理论间的关系及其对后来安全理论的主要影响。

综上，传统派与新生代的理论差异以及学界对传统派安全思想的已有研究之不足促成了本文对传统派安全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决定话语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话语内容的质量。因而本文首先基于文本，梳理传统派的安全论述，确认相关论述是丰富且连贯的;进而将其安全思想与国际社会理论相结合，阐明两者间关系;然后再与同时代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安全理论进行横向比较，揭示传统派安全思想的特点;最后论述其主要影响。

一、传统英国学派安全论述概观

在安全研究方面，卡尔通过权力来分析国家安全，将安全视为权力的衍生物，指出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其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安全。国家对安全的需求与世界对和平的维护并非利益一致，相反是存在矛盾甚至冲突的。他还批判国联安全体制缺乏对权力的必要重视，主张建立英美苏为主导的集体安全体制以实现国际安全。曼宁认为，观念建构的国际社会由主权国家所构成，后者受国际法与国际道德约束，以相对有秩序的方式互动、共存。国际社会的安全有赖于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前者的首要目标是国家间和平共处，其约束力来源于各国道德判断与自愿遵守，国际秩序或者“全球社会秩序”因国际法而得以维持;后者以普遍裁军为基础，通过主权国家间的集体合作实现国家安全，进而实现“国联式”的国际社会作为解决安全困境的理想出路。

巴特菲尔德在吸收奥古斯丁人性观及霍布斯自然状态与权力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霍布斯式恐惧”的安全困境概念。具体而言，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与随之产生的焦虑促使人们追逐权力的扩张，人与人之间相互恐惧，白保成为首要目的，人对安全的需求永不满足。在国际社会中，对权力的追求与对安全的需求使国家间处于普遍的安全困境之中。一旦这种安全困境与国家领导人主观上的道德绝对主义相结合，国家间关系会进一步陷入安全困境恶化的循环中。如果再适逢外交困境，人类就迎来了最大的不幸——战争。他还指出，源自内心的恐惧与生俱来，权力与安全的羁绊密不可分，“霍布斯式恐惧”无法避免，仅能以秩序制约之;国际秩序并非天然馈赠之物，而是精妙思想、细心谋划与苦心设计的结果，构筑国际秩序的重任当仁不让地落在外交家与国务家身上;外交困境可以避免，最佳的应对便是均势，均势也是秩序的主要实现方式之一。因而对秩序与外交的经营可以克服战争的必然性，进而惠及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

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历经了从现实主义到理性主义的成熟，他对安全的丰富论述也契合了这种转变。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怀特认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生存，国家是安全的主体。在权力政治体系中，国家为本，安全是因，道德是果。换言之，确保安全是国家最基本的政治目标，它主要通过战争、均势等加以实现。其中，根源于无政府状态的战争是权力政治的固有因素，同时又具有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作用;均势既可以保障国家独立，也会诱发权力竞争进而引起战争。从根本上说，国际安全只有通过秩序加以实现。在向理性主义者的转型中，怀特的安全思想实现了理论背景的根本置换，由权力政治转变为国家体系。他认为，国家体系由规范与价值所决定，其存续的基础是共同文化与价值观，依靠大国、战争、均势、国际法和外交等国际机制来维持其运行与秩序。其中，基于“共同文化”的国际法与外交是实现秩序的更优手段。怀特还明确指出安全是一种秩序，是法律、正义与繁荣的基础。他对集体安全体系的历史分析揭示了国际安全伴随现代国际社会始终。在研究秩序的同时，怀特还关注了国际关系中的正义，认为个人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对维系国际社会的生存具有重要作用，这使得怀特的国际安全观体现出多元主义倾向。由于英年早逝，怀特的安全思想未能系统化，但其研究倾向被布尔所继承，并得到了系统论述。

安全研究贯穿布尔学术生涯的始终，他的安全思想在传统派中是最丰富的，并造就了欧洲国际安全研究的“赫德利·布尔国际社会学方法论”。在早年研究巾，布尔从“谁的安全以及如何实现安全”人手，认为五种主要制度是维持秩序的手段或途径，构成秩序内容的是国家的基本目标，即确保安全、保证遵守契约以及稳定的所有权。其中，安全指的是应对暴力，国家是无政府状态下安全的主要承担者。国际安全即控制国家间暴力，这也是布尔所认为的世界政治最基本的问题。此时的布尔侧重从战争与均势角度阐述安全的维持。首先，国际体系并不必然导致战争，但国际社会中的战争与冲突是循环往复的。其次，均势有利于防止征服，保持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并因符合在安全机制中扮演重要作片j的大国的利益，可以最终惠及国际秩序的维持。但它很难作为共同安全政策得到所有国家认可，因而并非理想的安全机制，战争亦然。面对人道主义干涉这一折射秩序与正义紧张的典型，布尔明确反对将单边人道主义干涉合法化，他认为国家间正义在客观上是时有冲突的。换言之，国家安全优于个人安全。布尔认为对个人安全的追求仅在以下条件下优于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即在国际社会对个人安全所面对的威胁的实质以及对此威胁的最佳应对途经上达成共识时。然而当前的国际社会缺少这种共识，追求个人安全反而会破坏其赖以生存的国际秩序二“

随着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演变为全球性国际秩序，布尔安全思想中的秩序与正义紧张进一步增强，并倾向于社会连带主义。这时，布尔认为国际法与外交是比战争与均势更佳的秩序实现途径，它们更有利于限制单边武力的使用以及使集体安全合法化，最重要的是能体现国际社会的统一性与整体性。也就是说国际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再是均势，而是国家联合起来并代表整个国际社会行事而产生的权力优势，它将阻止挑战体系的行为，或者对付那些已经出现的挑战体系的行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布尔进一步关注个人正义与世界正义，认为人权是国际秩序的基本成分，世界共同福祉是正义概念的组成部分，他要求西方国家关注普遍人权与南北财富不均，在经济上援助第三世界。

沃森对安全研究给予的关注相比布尔要少得多，但却有关键突破。他明确关注国际社会中个人的生命安全与合法财产的安全，拓宽了安全的研究主体。沃森认为国家体系中必然存在着追求国际秩序与国家独立的紧张，虽然秩序会带来和平与繁荣的恩惠，但追求秩序是有代价的，所有的秩序会约束群体中行动的自由。现行的秩序是由真实的或者潜在的霸权力量所推动而建立的，追求国家独立同样是有代价的，这会造成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不安全。沃森所指出的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之间的紧张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文森特对人权及人道主义干涉进行了持续研究。他的早期研究以多元主义为指导，关注国家，强调秩序，主张不干涉;后期以自己独特的社会连带主义国际社会观为指导，引人世界社会概念，关注由个人、国际组织及跨国行为体等构成的世界共同体，研究国际社会中的正义，主张人道主义干预的例外性。这一重大转向包含了文森特对国际社会理论的诸多新理解，基点是“基本权利”概念。“基本权利”意指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所天然具有的权利，包括免于暴力的安全权以及最基本的生存权。国际社会中的正义包含对人权的考虑。人权是联接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桥梁，人道主义干预的例外——正义的干涉——对解决当今世界的人权与国际干涉问题意义重大。文森特的研究议题本身就是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他所引入并详细阐述的人道主义干预与世界社会概念弥补了此前多数传统派忽视世界社会的缺陷，对于转变对国际社会性质的认识意义重大，在国家安全与国家间安全之外引入了人的安全。但是文森特徘徊于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最终还是限于国家间窠臼，没有突破无政府的维稳逻辑，只能是国际社会的连带主义形态。

二、安全研究与国际社会

以上概况论述足以使我们确认传统派存在安全研究议程，且其安全研究体系轮廓初具。此外，理解传统派安全思想还须结合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这一主线。具体而言，卡尔认为存在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成员的松散的世界共同体，相比国内社会，国际社会的团结和紧密度较弱。因此，保障国际安全尤为迫切，其中国家安全是基础。曼宁视国际关系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形式上无政府，内部有秩序。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及核心概念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它有别于作为外在事实的国内社会，是一种观念的建构。主权国家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或社会安排，国际社会的安全因而被赋予了道德与价值意义。由于他们均认为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是主要甚至唯一行为体，曼宁基于裁军与国家间合作的“国联式”集体安全与卡尔基于权力的“大国主导制”集体安全因而并无二致，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国家安全。巴特菲尔德也继承了这种国家中心主体观，并在历史分析中确立了秩序与外交之于国际体系的价值。

布尔继承了怀特国际社会的伦理内涵，他对安全的界定呈现以下脉络：安全从作为秩序的内容之一，旨在管控不同主体间的暴力，到确立为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侧重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依靠国际制度维持的国际安全，再到兼顾个人安全与普遍人权，向社会连带主义靠近。这与布尔国际社会思想的演变如出一辙。沃森对秩序与正义的紧张、秩序的缺陷以及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紧张的分析也源于其国际社会思想的发展。在对独立国际体系、宗主国体系、自治领以及帝国体系四种国际体系的历史分析中，沃森对国际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即国际社会本质上是无政府状态的，但实际上所有已知的“国际”体系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霸权。他甚至抨击过无政府主义偏好，认为最近5000年的世界历史大部分时期并非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呈光谱式排列：无政府状态和帝国是光谱的两端，二者之问是霸权、宗主权和自治领，两端的不稳定将历史推向中间。因而，沃森看到了作为秩序的安全的弊端，尤其是国际安全的弊端，指出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问的紧张关系，其安全思想伴随其国际社会理论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社会连带主义色彩。但沃森未能就处理秩序与正义的紧张、不同安全之间的矛盾给出解决之道。文森特虽然创造性地提出“正义的干涉”理念，关注人的安全这一新领域，但仍逃不出国家中心与无政府维稳逻辑。

因而，对传统派而言，作为国际社会基本内容的安全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在国际社会中主要体现为一种秩序。安全研究的核心是对共同体核心价值的维护与秩序的实现，其中共同体既可以是国际体系也可以是国际社会或其它，核心价值则因共同体的不同而呈现出对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国际正义、个人正义、世界正义等的非排他侧重，实现途径是国际机制，并越来越偏好符合国际社会扩展并体现国际社会统一性的国际机制，如外交与改良后的国际法。与三重研究视角相适应，传统派安全研究也兼收并蓄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的价值，但重点还是在国际社会的安全上。传统派的安全研究中也存在着多元主义的国际安全观与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安全观之争，前者与多元主义国际社会观相一致，强调国际秩序对维持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与优先性，奉行排他的国家中心主义，主张国家安全优于个人安全、主权先于人权;后者则与社会连带主义国际社会观相适应，在不否认国际秩序重要性的同时强调对正义的关注，在肯定安全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坚持以国家为中心，倡导正义的干涉。简言之，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国际安全观之争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紧张。尽管传统派在安全观念上始终强调国际安全，但无论是多元主义还是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以及安全目的上都体现出明显的国家中心论，忽视了对由个人、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构成的世界社会的关注。虽然陈述了安全的共同价值，但在安全的合作价值上持保守态度。这种安全观本质上仍是国家安全观。

传统派安全研究内容丰富且初具轮廓，但论述模糊、缺陷明显也不可否认。其中最根本的缺陷是缺少明确的核心概念，又集中体现在对安全、和平与秩序三者关系的混乱表述上。一方面，传统派认为国际安全就是国际社会处于和平、有秩序的状态;另一方面，安全又不等同于和平，因为战争是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怀特认为和平与战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国际关系中至少还存在着革命时期及冷战等特殊状态，也就是说和平接近于秩序但不等同于安全;在安全与秩序关系上，怀特认为安全是道德秩序的最基本前提，安全的实质是一种秩序。布尔认为国家体系中战争总体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国家体系有助于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这就是最低限度的和平与安全。显然，布尔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和平就是确保安全，这是世界秩序的最基本层次要求。但是和平又不等于安全，国际社会的总体和平就是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战争又是必要的，只要战争一直存在就不能言安全。沃森则认为国家体系中秩序会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巨大恩惠，秩序有真实的与被迫的之分，而安全有生命的、财产的以及军事的之分，相比这两者和平是一种更高的追求，但三者的关系与区别仍不甚明晰。传统派对三者间关系阐述较为混乱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当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三者内涵与关系的认识普遍较模糊，即三者内涵相近，泛指国家间没有大规模暴力的稳定状态，时常混用。二是传统派视战争为维持国际社会的现实所必须，而战争三动机之一的思想信仰因素越来越重要，国际静态平衡下战争与和平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加之传统派对战争的认识又并不一致，因而缺少建立三者问连贯联系的明确中介。三是没有处理好秩序与正义间的关系，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传统派又轻视对方法论的研究，致使其在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之间摇摆，最终导致在三者关系的认识上呈现模糊状态。

三、与同时代安全理论的比较及对后时代安全理论的影响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研究最重要的三个分支，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曾或多或少被认为分别包含了或从属于这三大分支，且与前两者具有同时代性。

在理想主义集体安全理论与实践盛行的二十年危机时期，同时代曼宁的安全思想与其存在宽阔的交集：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保证了国际社会具有和谐的本质。主张通过国家间合作走集体安全的道路来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重视国际法与国际道德的作用。但也分歧明显：理想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可以通过集体安全实现国内社会那样的秩序，而曼宁则认为作为观念建构的国际社会永远不可能实现作为外在事实的国内社会那样的秩序。

此后的现实主义国家安全困境论与发展中的传统派安全思想也共享着部分基本内涵：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主要行为者;冲突是必然的、经常的;国家间处于安全困境状态;安全困境不能根除，只能加以改良，等等。同时也有本质差异：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霍布斯式的，唯有国家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重视对军力等物质因素的分析，拒绝承认国际关系中既有的社会因素，相反认为社会因素决定于并依附于物质因素;国家自助导致安全困境。传统派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洛克式有秩序的;并指出只注重权力研究是对国际关系的降格，主张在注重物质因素的同时加入了社会因素。安全的目的也主要是作为价值的秩序维护，而非现实主义的实力的增强，这也是与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因而与现实主义不同，传统英国学派对大国维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目的持怀疑态度。

自由主义安全制度论与布尔及其后的传统派在安全研究上有很大相似之处：承认国际社会的存在;将个人纳入国际关系行为体，并将国家视为最重要的集体行为体;兼顾国家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分析层次立足于国家、政府间组织与公民社会等;更加关注普遍持久的和平及其实现途径。但也存在以下差异：自由主义认为冲突和战争是可以消除或克制的，而传统派认为战争是必然且循环的。综上所述，如果说与国际社会思想相比较，一脉相承是对其安全思想最恰当的定位，那么与发展中的安全理论相比较，和而不同则是传统派安全思想最独到之处。

传统派安全研究中存在的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的内在紧张，以及学派对怀特三大思想传统的继承，决定了冷战后新生代英国学派安全研究转向国际安全的必然，也影响着后冷战时代的其他安全理论，尤其是欧洲非传统安全理论。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尤其是常规建构主义联系紧密。在安全研究上，笼统的批判安全研究包括了建构主义安全研究，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建构主义安全理论逐渐从批判理论中分离出来，并最终形成与新现实主义及新自由主义安全研究三足鼎立于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局面。建构主义安全研究按地域可大致区分为以卡赞斯坦为主的美国建构主义安全派和以布赞为代表的欧洲建构主义安全派。而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则与威尔士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安全研究一同构成了安全研究的“欧洲路径”。哥本哈根学派受传统派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以布赞和维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英国派”受怀特和沃森为代表的传统派历史观影响，挣脱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受三重视角的影响，从修正了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视角分析国际体系。受多元主义方法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和环境等不同角度全面分析了国际体系的发展和运行。受国际安全社会连带主义方法的影响，关注个人安全，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对批判安全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传统派的安全思想既借由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对批判安全产生了间接影响，也通过自身的安全思想与国际社会理论对批判安全产生了直接影响。虽然传统派在安全主体上仍然囿于国家中心主义，但是在向正义与社会连带主义转向的过程中，它对秩序与正义紧张关系的陈述与探讨，对分配正义、人权与第三世界发展的关注，为批判安全理论本体论上突破国家主义提供了理论与现实问题指引，尤其对批判安全在“拓宽安全”与“延伸安全”的突破产生了直接影响。布尔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内部的腐败和经营不善;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的管理不善，而在经济上援助第三世界是确保国际社会的整体性之必须。文森特则强调人权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主张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性，不仅拓宽了安全研究的主体，也含蓄地指向了国家作为安全的客体。正因如此，布尔与文森特也一度被认为是批判安全理论家。在认识论上，传统英国学派拒绝单纯的客观主义，强调国际社会的观念建构，强调国家实力中信仰等到的因素的作用。在方法论上，传统英国学派多元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包含一系列不同的领域，如历史、法律、经济和安全等，每个领域都需要有自己的方法论。这与批判安全理论所持的建立于社会学方法之上，产生于“全球道德哲学”，强调理论与历史/社会/政治语境紧密联系的批判安全方法论存在很大相似。此外，批判安全派声称存在一个以个人、集体、社群和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为标志的国际社会，也与英国学派的社会连带主义国际社会理念存在很大的理论一致性。

结论

本文确认了传统派存有丰富且连贯的安全研究内容：以国际社会为背景，以实现国际社会内的安全为目标，重视秩序维护，强调国家中心。并将其与国际社会理论结合分析，认为国际社会是传统派语境中安全的背景和基柱，安全本质上是国际社会的一种秩序，其维系倚赖国际制度。伴随国际社会中正义价值的凸显，传统派安全思想中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间的张力加强，这种紧张延续到了新生代英国学派的安全研究中，实际促进了后者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国际社会的实质与传统派安全思想中主客体的特点说明这种安全思想实质上仍是一种国家安全思想，又因缺乏核心概念而无法上升为安全理论。但是，这种安全思想内嵌了传统派理论通融的品格，在与同时代主要安全理论的同步发展又成就了自身的和而不同。因而，传统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与理想主义的集体安全论、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困境论、自由主义的安全制度论一同构成了基于主权与不干涉原则的威斯特伐利亚安全体系理论，体现了国际安全研究由国家安全向国际安全发展的趋势，影响着后冷战时代的安全理论，尤其是欧洲非传统安全理论。

作者：郑先武 李峰

第二篇：论社会安全阀机制与风险社会治理

【摘 要】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形成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视角，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安全阀理论，对这些问题做一些粗浅探讨。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治理;社会安全阀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加速转型，社会运行总体平稳，但依然存在大量社会风险，消解社会风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无可回避的重要环节。那么，社会风险是如何形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状况如何?如何消解社会风险?

一、风险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一个概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乌尔里奇·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西方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比，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产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人类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进入一种崭新形式的风险社会。与财富的分配逻辑不同，风险是人们试图否定和规避的物品，但风险对身处其中的任何人而言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风险的威胁。

吉登斯则从“时—空延伸”的角度发展了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时—空结构”日益分离，现代化的扩散使得各种社会事件过程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体“同时同地”的范围。“不在场”的现代性时—空联系，使得社会活动更加依赖于人们在时—空“缺场”情况下的互动。而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高度伸延，又是通过符号和专家系统这两种“抽离化”机制来实现的。处于分离和“不在场”状态下的人们依靠符号和专家系统获取信息，达成行动共识，从而维持相互依赖。然而，一旦提供和解释信息的符号和专家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就会受到损害，从而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之中。因此，现代社会暗含着“时—空”断裂的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风险是伴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人为现象;风险具有高危险性;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风险分布具有全球性、非均衡性、非同步性，风险威胁所有人，但有程度大小、时间先后之分;不同风险之间相互关联;风险社会的严重后果和高度不确定性，加大了化解社会风险的难度。自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它就不断为各种灾难和危机所证实。近年来发生的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日本核泄漏、索马里海盗挟持人质等事件，更是为该理论提供了最新的注脚。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加速转型，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中国人均GDP正处于由1000至3000美元过渡的阶段，依据国际经验，这往往是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的时期，社会风险会急剧增加。现实正是如此：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群体性事件密集爆发、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等等，故此，该理论对分析危机日益增多的中国社会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社会安全阀：内涵、功能及其消解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如何让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创新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社会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安全阀原本是指锅炉中的一个零部件，它通过自动释放锅炉中的蒸汽压力而保证锅炉设备的安全。美国冲突论者刘易斯·科塞借用这一工业术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的概念：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

科塞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敌对情绪是冲突的主要表现。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有效处理敌对情绪，特别是当敌对情绪超过社会系统的耐压能力时，系统就可能解体。为了将具有破坏性的冲突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之内，也即防止敌对情绪大规模突然爆发，需要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是通过为社会成员累积的敌意和攻击性情绪寻找替代目标和替代手段而实现的(当然，这种替代也要由社会和个人付出某种代价)。社会安全阀机制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问题，但它可以有效缓和矛盾，降低冲突对社会的危害性。社会结构越僵化，安全阀就越重要，因为僵化的社会不允许有冲突，如果再阻碍敌对情绪的发泄，那么对社会结构的威胁就更大。需要注意的是，科塞始终强调，社会安全阀就是要将社会冲突引向替代目标，或提供替代冲突途径，而不是直接指向冲突的最核心;换言之，社会安全阀通过曲线路径来实现缓和冲突的目标。

上文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数量大、种类多。而这些风险之所以存在，又是与中国社会转型始终伴随着大量社会冲突分不开的，它包括经济利益、政治诉求、文化信仰、社会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冲突。按照贝克等人的观点，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结果，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现代化)与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社会转型、社会冲突与社会风险作用关系图

说明：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作用、反作用。

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我们可以在保证社会运行总体稳定、社会结构基本完整的前提下，寻找若干社会安全阀机制。换言之，虽然目前我们难以完全消除社会冲突，彻底化解社会风险，但我们有可能借助安全阀机制去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风险对社会运行的威胁和破坏程度降至最低限度。因此，借助社会安全阀机制来治理风险社会，虽然是一种曲线式的问题解决方式，但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三、消解风险：不同领域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为了缓和社会冲突，消解社会风险，保障社会安全、平稳、持续运行，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不同领域，形成和完善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

(一)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健全政治参与机制。政府要尊重人民群众在选举、听证等各个方面的合法权利;加强政务公开力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积极创造条件，扩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加强社会统计调查，收集社情民意，主动关注舆论;依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第二，完善信访调解制度。要创新工作理念，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视为信访和调解工作的核心原则，主动解决问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法自主权利;合理界定二者与公检法系统的关系，确认二者的法律效力，促成二者与法律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加强信访和调解的组织队伍建设，足额配备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提升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与素质;改进工作方法，提倡文明接访、公平调解，逐步引入调解听证制度，保证信访和调解过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二)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建立劳资协调机制。推动劳资纠纷解决的合法化，通过有效合同来明晰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劳资纠纷解决的制度化，逐步以集体协商等制度化的和平方式替代零碎化、破坏性的劳资冲突;增进劳资纠纷解决的透明化，在解决劳资纠纷的过程中要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第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健全税收法律制度，更加凸显税收的公平价值取向，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注重发挥税收作为二次收入分配手段的重要作用，利用税收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合理分配，平衡地区之间的财富分配;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国家、企业与个人按比例分摊的原则，试征社会保障税。第三，发展商业保险制度。政府要充分重视保险制度在转移社会风险方面的作用，加大对保险行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保险行业的引导和管理;保险公司应该抓住机遇，适时推出指向社会风险的新险种，大力开拓市场，同时加强行业自律;要增强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鼓励有条件的社会成员积极投保，政府和各类慈善组织要筹措专项资金，为弱势群体投保，持续延伸保险网络。

(三)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政府要合理界定社会组织的性质与功能，对其合法性地位予以确认;向社会组织赋权，通过授权、委托或其他方式向社会组织转移部分政府职能，必要时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向养老、医疗、环保等领域发展，弥补政府管理的漏洞。社会组织自身要准确定位，明确职责，突显特色;规范运行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承担社会责任，坚守非营利性的基本宗旨;不断提高对经济市场化、管理社会化的适应能力，既要争取政府支持，又不能丧失独立性。第二，激活社会流动机制。要努力打破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限制社会流动的一系列体制障碍，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缩小地区差距;形成竞争、公平、透明的职业市场，破除就业市场中的歧视性规则;发挥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完善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条件，降低高等教育收费，提高农村学生各阶段的入学率。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在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这一基本方针的同时，要突出保障重点，加强对底层群体、特困地区的社会救助;规范社保基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创新社保基金投资运作模式，实现保值增值;引入社会资本，推进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运作。

四、结语

社会安全阀机制是风险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如果能够构筑起健全、完善的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风险必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与消解，社会运行的安全系数将得到更多保障。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社会安全阀机制对于风险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功能，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以全面、彻底、直接化解社会冲突为目标指向的，它只能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冲突控制在社会结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社会安全阀机制对社会风险的消解作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我们不能对它抱有过高的期望。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功能是有限的，风险社会治理，还需要更多、更大的智慧。

参 考 文 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1)

[4]李忠等.转型期社会风险问题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9(1)

[5]周长城等.社会安全阀运行与和谐社会构[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1)

作者：张锋 宋瑭杰

第三篇：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研究

摘要：

丰富的社会资本是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而社会资本不足成为制约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形成的重要原因。食品安全治理领域存在着社会普遍信任匮乏、互惠规范不足、社会关系和参与网络不健全的现实困境。重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资本，培育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要素。重塑和提升社会信任，发展社会共治多元主体，促进互惠规范合作，健全共治参与平台网络，是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必然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社会资本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从地沟油到婴儿奶粉，从瘦肉精到毒生姜……问题食品不仅威胁着公民的健康，也对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构成了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将食品安全置于社会治理的重要位置。2015年5月，习近平强调：要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2015年10月，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其亮点是提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原则：“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2017年元旦，习近平就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我国13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

社会共治理念即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一种超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兴起并不断丰富发展，贯彻于当前发达国家公共事务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领域。治理指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以同意和自愿为主，权威来源除国家法律以外大量来自于社会各种契约，权力运行更多的是横向的，所涉及的范围以公共领域为边界[1](pp.5861，104)。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是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參与、互动协调的过程，是将治理主体、行为、责任、能力、制度规范等要素结合的过程。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是一项复杂、动态的系统工程。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看，社会资本不足成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制约因素。培育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要素，重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资本，是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公民等各方共治的重要基础和路径选择。

一、社会资本：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

(一)食品安全：走向社会共治的必然性

食品安全是涉及众多领域的公共问题。从社会转型和风险治理的角度看，由政府主导的“一元治理”模式转向“社会共治”模式具有必然性。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使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依托体制内资源进行公共事务领域风险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食品安全只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点。传统“一元治理”模式呈现出“内卷化”趋势，即食品管理领域政府内部的不断扩张和精细化并未带来治理绩效的明显改善[2](pp.227233)。“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时存在。

第一，行政监管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和监管对象的相对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一直较为突出。一方面，从职能权限看，地方政府监管权限的区域化和地方政府之间协作的相对低效性如何应对现代大生产背景下食品生产、流通的跨区域化、跨实体化(“线上+线下”)一直是难题。另一方面，政府食品监管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对食品业“数量多、规模小、分散化、发展迅速”的局面应对困难。据统计，全国共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44.8万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6万家;规模以下、10人以上企业6.9万家;10人以下小企业、小作坊35.3万家[3]。农业生产更为分散，种植养殖环节主要依靠两亿多农民散户生产。

第二，“市场失灵”未能得到根本纠正。传统的食品安全治理依赖的政策工具主要是行政监管和法律监督。这两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和完善，特别突出的是《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2004)、《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食品安全法》(2009)等多部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对食品安全职能的集中。但这些政策工具都遵循了反向制裁的思路，促成食品领域市场机制成熟的正向激励不够，市场机制作用有限

[4](pp.215221)。

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成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身的治理功能，通过社会本身的自组织来治理社会，进行“多中心治理”。因此，在食品安全领域如何重构安全治理体系，从单一的政府“一元治理”模式转向有效的社会共治，充分发挥国家、市场与社会三大行为主体各自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整合多种资源要素，通过多方互动协调的方式来消除食品安全风险成为必然之选。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食品安全治理被纳入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并成为这一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社会资本：社会共治的基础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最早由社区改革倡导者利达·汉尼范(Lyda J. Hanifan)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术年鉴》(1916年)上发表的《乡村学校社区中心》一文中提出。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的概念才真正丰富和拓展开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用以探索社会治理之道的颇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并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其中，涌现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 、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等代表性人物。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第一个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他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解释社会资本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5](p.248)“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 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这些资本也可以通过一整套的体制性行为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交换中也就或多或少真正地被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因而也就被维持和巩固下来了。”[6](p.202)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可交换性和可转让性。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是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从功能的角度界定社会资本，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将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从微观的个人层面推向宏观的社会层面。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社会资本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具有两个共同特征——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并为社会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主要的表現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组织、有意创建的组织。前四种形式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表现形式。

社会资本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并且大多数种类的社会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7](pp.354369)。

哈佛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其研究使社会资本理论真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他提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信任、规范和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三个组成要素，其中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维持社会交往的基本情感之一。换言之，基于公民参与的普遍信任的网络型关系的结构对于互利行为和社会治理至关重要。社会资本能促进成员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减少群体内的机会主义[8](pp.3537)。

至今，在社会资本研究异常庞杂丰富的理论体系中，形成了以社会(集体)为中心和以个人为中心的两种研究取向，也可以划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分析层面。就社会资本的本质而言，形成了结构资源说、主体能力说、网络关系说、社会信任说、要素综合说与文化规范说等多种代表性观点，研究成果横跨多个社会科学领域[9](p.51)。尽管目前仍有不少争议和分歧，但对于社会资本的基本意义和指向达成了一致的共识。这些共识包括：“社会资本”是一种在社会结构中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同等重要的社会资源，其核心要素是信任、社会关系、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的维持和积累对于资源的获取、社会治理或经济的繁荣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逻辑关联：社会共治与社会资本

在食品安全的治理中，社会资本与实现社会共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强调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媒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基于利益协调和相互合作，在各项资源、要素整合的进程中，最大限度地保障食品安全。简言之，这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互信合作、公众意愿、参与网络、理性态度等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社会因素。具有良好和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才更能提升社会运转效率，提供食品安全共治需要的各项要素和资源，更有可能激发行动主体共同治理的要求，并易于形成协同一致的治理目标。

社会资本核心要素为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虽然社会资本的内涵异常丰富庞杂，但信任、规范和网络是学术界公认的三个核心关键词或者说是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社会资本以普遍信任为核心，以互惠规范为内容，以社会关系和网络为平台，三者之间具有累积和强化效应。

第一，普遍信任是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前提。根据帕特南的观点，社会资本的基本构成要素中，信任是社会资本最关键的因素，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信任是合作的前提，信任越是普遍，诚信度越高，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互信与合作越容易达成。在转型时期的当下，社会日益呈现出“碎片化” “原子化”的状态，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和动态化，政府部门、食品企业和行业、食品消费者、媒体、社会组织、食品领域的技术专家等，既可能是利益相关者也可能是利益争夺者。普遍信任归根到底提供的是一种良好一致的心理预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低交易成本的多方互动、合作才具有可能性。

第二，互惠规范为实现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提供保障。食品安全规范是在互动的过程形成的用以约束行为主体间互动交流的框架。规范既表现为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政策、法规)，也表现为非正式的约束或制度(如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互惠规范对于社会资本具有重要意义，著名学者格兰诺维(Granovetter)认为，关系性嵌入建立的基础是社会网络中双方对于互惠的期望，当双方能够嵌入成为网络的一部分时信任就会增加……从而增加更多的有利于双方发展的特征[10](pp.6267)。换言之，互惠规范具有约束和调节各方行为体行为、促进普遍信任和增进合作的功能。

第三，社会关系和参与网络为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平台。社会关系与网络是行为主体及其之间关系的集合，包括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规范信息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多功能组织、公民参与，以及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等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各种关系[11](p.21) 。社会关系与网络是一个进行互动的基本平台，这个平台连接作为“嵌入者”的各个行为主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的平等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同垂直的，有严格等级制的参与网络相比较，公民横向的参与网络在信息自由流动、规范实施的普遍性、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共同体的团结层面都更为有效”。在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中，社会关系参与网络的构建既保证了公民的多渠道参与，又有利于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提升治理效能[12](pp.195208)。

二、社会资本不足：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

(一)普遍信任的匮乏

社会资本中的普遍信任是任何行动个体之间的彼此信任，为行动者之间提供期待的行为预期，这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前提。承载了生命的食品本应当呈现的是食品生产者高度自律的信用体系及其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然而，屡禁不止的食品问题不断考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农民用农药种植的毒生姜自己不吃，只卖给城里人;将发霉的大米打蜡重新出售;用废弃的皮鞋制作果冻;炸食品的油一个月才换一次，甚至从不更换…… 食品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弊病丛生，几乎每次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都能“刷新”公众的想象力。“易粪相食”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反映的不仅是食品领域的问题，也是社会整体伦理道德的滑坡和普遍信任的缺失。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下半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调查者对陌生人信任度仅5.6%，与2013年数据相比还下降了近1个百分点，出现巨大的人际断裂;与2013年相比，商人获得的信任度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与其他从业人员相比受到的信任度是最低的[13]。

普遍信任匮乏的原因，从宏观的层面说，源于社会转型中因道德伦理的断层产生的信任危机。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也是“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熟人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血缘关系” “亲缘关系” “宗法制度”等人情法则，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是一种自然产物。陌生人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公平理性的契约法则。在食品安全领域，尽管有《食品安全法》、食品质量相应安全制度的出台和完善，但仅靠这些“硬性的反向制裁”制度的约束是不够的。食品安全问题恰恰表明，适应陌生人社会的现代社会伦理尚未建立。缺乏个人自律的结果，必然是食品行业的每个环节都可以成为变异的私利最大化的突破口，社会信任自然无从谈起[14](pp.144146，169)。

就具体层面而言，多方原因导致食品领域的普遍信任的缺失。首先，在食品安全治理的进程中，政府失灵引起公信力的下降。在食品治理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长期以来“九龙治水”与“多头混治”现象严重，分段监管格局造成部门合作协调困难。同时，职能定位的偏差也长期得不到纠正。在GDP 导向下，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袒护当地食品企业，在处理食品安全事件时，被动消极、无所作为，甚至与企业一起压制舆论、隐瞒实情。从食品行业的情况看，占据生产领域主体的经营分散的小规模生产者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外加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的成本提升以及道德自律的缺乏等多种因素造成食品产业链上的每个风险都向消费者转移，导致整个行业信誉堪忧。本应该发挥社会监督职能的社会组织不仅自主性不强，而且社会信任度和社会参与度普遍不高。对消费者而言，信息不对称、维权机制不畅加剧了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信任危机。

(二)互惠规范的不足

互惠规范能为实现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性和秩序性。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上，从《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2004)到《食品安全法》(2015)，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在监管机制上，2013年推行大部制改革，除农业外的食品安全职能全部集中至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食品安全监管再次回归为一部门管理体制。与分段监管体制相比，提升了部门综合协调职能，节约了管理成本。同时也要看到，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上正式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规仍然不够健全，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地位作用、权责范围、共治机制等都缺乏制度的约束，诸如社会监督、投诉举报、信息公开、公益诉讼等制定执行仍有较大的漏洞。这加剧了政府的“权力傲慢”、社会组织的“无所作为”、市场组织的“逐利无度”和公民个人的“消极淡漠”。

尽管理性的契约精神是维护“现代社会”或“陌生人社会”秩序的基石，但道德伦理、公共精神等非正式規范依然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力量，法律法规说到底也只是最后的一道保障线。频发的食品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社会失范”在食品领域的集中体现——当传统的道德信念体系趋于崩溃，新的社会伦理体系尚未建立时，异化的金钱追求便能在食品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上超越对健康甚至生命的责任心。以社会公德为内容的公共精神的缺失，使外在的正式“规范”难以内化，进而反过来加剧了正式制度的运行困难。染色馒头、墨汁粉条、孔雀绿鱼虾、甲醛奶糖……几乎每件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呈现的都是知法犯法、有法不依、法治不彰的境况。

(三)参与网络不健全

健全完善的围绕“食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和参与网络是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平台和载体。纳入这一社会网络平台内的共治主体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三方，社会力量主要包括消费者、媒体、行业协会、第三方认证和检测机构、专家、公民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对话、利益协调、合作等多种形式的互动借助社会网络的平台完成。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和参与网络主要围绕血缘、地缘建立起来，借助宗族家庭伦理规范进行自我约束，具有同质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在食品领域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食品本身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早已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然而，在缺乏社会普遍信任的同时，围绕食品安全共治的社会关系和参与网络并不健全。食品问题的层出不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基于“食缘”关系的具有核心和整体意义的“食品安全共同体”的情感认同缺失。食品安全供给者责任意识缺失，治理参与者需求表达渠道不畅，治理行动协作困难等，都成了这种认同缺失的衍生物[15](pp.3437)。

以“食缘”关系为基础的食品安全共治主体的发展也不均衡。社会共治内在的必然要求是相关主体在利益协调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共赢。在解决食品问题的实践中，政府理应承担的监管主体地位长期自困于政府本位思维模式，行政垄断突出，源于市场和社会的监督力量在强大而又时常“越位”的政府部门监管权力面前发育不足。共治意识缺乏、参与动力不足和力量薄弱已经明显成为制约政府以外的治理主体参与共治网络的障碍，由此也加剧了社会资本力量对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更为有效的横向关系网络的构建难度。在现有的食品安全的关系网络中，特别突出的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尤其是政府对企业的单向监管关系，政府与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主体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身就尚未有效建立。即使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企业对政府的反向反馈机制也远未发挥应有的效用。不对称的垂直关系特征在现有的食品安全关系网络中表现明显。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促成政府以外共治主体的发育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行为主体具有对称地位的横向关系网络。

信息的不对称或流动不畅是现有食品安全治理关系网络中的另一突出问题。食品安全领域由市场-社会(消费者)-政府形成的关系网中，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正成为日益显著的特征。在市场—社会(消费者)的关系中，掌握现代加工技术的食品生产者相对普通民众拥有天然的专业知识优势。《全国食品安全大调查》(2016)显示，相当多的消费者对营养标签理解困难，周口城市消费者的理解率仅为4.3%①。在市场-政府关系中，海量的监管对象、庞大的专业信息处理量与有限的公共监管资源形成鲜明的对比，严重制约着监管的绩效。在政府-社会(消费者)关系中，政府监管部门在信息监测、信息传播、信息反馈环节中的及时性、充分性和响应性都长期广受诟病。食品信息越趋向于专业化，社会(消费者)对于政府的信息共享越依赖，前者对后者的信息反馈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当下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建畅通的信息交流机制。

三、社会资本重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路径选择

(一)提升社会普遍信任

詹姆斯·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可以实现，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就不会实现。例如，一个团体，如果其他成员是可以信赖的，并且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信，那么它就能比缺乏这些资本的相应团体取得更大成就[12](p.196)。优质的社会资本是实现社会共治的基础与纽带，而重塑信任是构建优质资本的首要内容。在市场-社会(消费者)-政府的关系网中，食品安全说到底并不仅仅是外源性的危机，更多的是一场内源性的信任危机，尤其是社会(消费者)对于市场(食品生产者)和政府的不信任。因此必须从道德伦理层面为公共精神和社会共识的形成提供动力机制，重塑食品供应方、政府、消费者、社会组织等食品安全相关各方之间的信任关系。

政府需引导食品安全信任的重塑。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者，一是要确保过硬的监管能力以约束食品生产、流通、销售的行为，从硬性的规范上减少食品安全的风险，这是提升公众信任的“硬条件”。二是要不断完善和落实信息公开制度，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移动平台和传统媒体的力量，坚持食品安全监测、传播、反馈等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可得性。三是要特别关注专业性信息的社会宣传，切实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强化食品安全方面的问责制，“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督促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员履行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尽可能消除“无所作为”、越位、错位等错误的政府行为，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四是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方式方法推进公民教育，强化社会公德培育和公共精神建设，培育社会公共契约精神，促进社会外在的硬性规范向个体美德的内化。

食品生产者要以责任意识重获社会信任。食品归根到底是由食品生产者生产的，大部分的食品问题都源于生产者自律的缺乏。要公众恢复对食品生产者的信任，从最基本的底线和消极方面看，需要通过不断严化法律的惩罚方式强化食品生产者的责任意识，使其承担违法生产行为的后果，督促其落实生产者的主体责任。从积极方面看，生产者的市场信誉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因此生产者也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赢回社会信任的动力。要落实生产过程中的食品生产规范，遵守国家卫生标准和质量标准，推进和完善食品生产的可追溯体系、灾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 HACCP)认证，以规范化的制度保障食品生产的安全。同时，应尽量减少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动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充分运用现代化媒体，向消费者提供企业生产信息，及时处理消费者的信息反馈，加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互动。

(二)发展社会共治多元主体

目前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主体发展很不均衡，尤其是来自社会共治主体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这已经成为制约共治形成的一项重要因素。其中，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也是多元利益表达和沟通交流的平台。目前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的治理中已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在独立性、参与性、公共治理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社会认可度等方面还远未达到社会共治的需要，在现阶段需要政府的培育和扶持。

第一，提升社会组织的生存和运转能力，这是提升社会组织公共治理能力的前提。这就需要放宽准入门槛，改进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建立协调配合机制，为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同时针对资金短缺、人才缺乏、自我管理和运转能力不足等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在现阶段依然需要政府坚持责任转移与资源转移相对等的原则，通过多种方式重点提升社会组织的筹资能力，同时在人才培养和自我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其打破因内部问题引起的对外部事务参与不足、公共治理能力难以提升的困境。

第二，在与食品安全治理相关的组织中有选择性地重点培育部分社会组织。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社会组织数量相对较多，类型众多，情况复杂，在培育资源投入和分配的过程中需要进行甄别和选择。基于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出现在生产环节，可以重点培育相关的社会组织，如生产者组织、行业協会、生产者-消费者联合组织。培育生产者组织的目的是帮助目前在食品生产中占主体的小规模生产者通过集体合作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降低其滥用非食用物质的动力。对于目前处于政府部门从属地位的食品行业协会来说，则要充分发挥其对食品安全生产行业的规范约束能力从而提升行业自律，提高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支持能力。生产者-消费者联合组织主要是在两者之间建立信息传递、互助合作的桥梁，如国内不少省市正在兴起的社区种植或定向销售食品的半公益性质的活动，实现了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风险共担和利益分享。

(三)促进互惠规范合作

互惠规范的社会资本建设是实现社会共治的重要保障。政府、生产者、消费者、社会组织等食品安全多元共治主体之间形成平等、互惠、规范的合作对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形成和维系至关重要。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必然应在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中起到主导作用。食品安全的公共性决定了必须改变以往治理中“政府独大”的局面，强化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只有在主体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共治才能真正提高共治效应。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的建立是形成互惠合作的前提。必须通过多元化的合作渠道、方式和方法在治理主体间强化“利益相关者”“利益共同体”意识，不断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切实改变各主体在目前的食品安全治理中“各自为政”甚至猜疑对立的关系。在共同的意识和合理的利益关系基础上，各治理主体才能真正发挥相应的积极作用，产生合力，形成互惠多赢的局面，为进一步的治理合作奠定坚实的利益基础。

构建多样性的规范制度安排在共治中必不可少。通过构建动态、多向的机制大力推进和落实食品安全的供给可追溯制度尤其重要，可以实现从生产的原材料到餐桌的全流程动态观察。围绕其可建立相应的促成多方共同参与的动力机制、权责明确的责任机制、打破规范的惩罚机制。政府需要提供政策支持，食品生产者生产产品，消费者给出反馈信息，媒体和社会组织提供信息资源，实现无缝隙的多方协同合作。从原材料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追溯的责任者，做到权责落实，出现问题后能确保追溯便利、责任可查;确保严格规范的惩罚机制，供应链中的违规者必须付出相应的违规代价。从反向的角度看，不仅要建立主要监督食品供给者的可追溯机制，也要建立对食品供给者的激励机制。消费者圈中主动地相互推荐，媒体和社会组织积极地披露信息，政府物质性的奖励政策都可以为生产者提供信誉维护的动力，为激励的自我内化奠定基础。

(四)健全参与网络和平台

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离不开坚实的社会信任的心理基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制度规范，同时还离不开高度融合的参与平台网络的搭建。

第一，多层次共治平台网络的构建为参与行动提供了条件。积极搭建政府牵头的政府和生产者、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共治平台，形成政府为主导的、其他多元共治者为另外一头的共治平台网络。从监督被监督的角度看，食品生产者作为最主要的被监督对象，可以与监督者之间建立多样化的沟通交流平台。同时，针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现实困难和分散的消费者集体行动的困境，可以考虑依托较为便利的现有基层组织参与治理。例如，依托社区、村委会、街道居委会等生活中更易于接触到的组织建立互助性质的食品安全共治参与平台。

第二，正视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维持参与动力。共治平台应该具有参与动力维持的功能，能充分调动如分散的个体、食品生产者和社会组织等目前活跃度低的共治主体的积极性。对消费者而言，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最大利益诉求是获得安全健康，共治平台必须能提供切实满足其利益诉求的相对高效便利的各种渠道，例如，生产-运输-销售的各环节的规范约束渠道，管理监督渠道、科学的食品安全知识获取渠道、权益维护渠道等。对食品生产者而言，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主要动力是改善食品监督和被监督关系中相对被动的局面，维护商业利益。共治平台必须能为被监督者的食品生产者和各方监督者之间提供双向的责任和利益分配的渠道，改变食品生产者只承担食品安全问题的责任，而无法享受食品安全改进或成功的治理带来的利益[16](pp.4148)。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共治的平台必须能提供显示其社会价值的渠道或条件才能维持其对食品安全共治的参与动力。

结语

在社会公共领域的治理理念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社会共治已经日渐成为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原则。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是一项复杂、动态的系统工程，是“多主体”“多要素”“多机制”共同参与、多方投入、有机结合、互动协调的过程，也是从体系构建转化为制度实践的过程。社会资本是一种在社会结构中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同等重要的社会资源，其核心要素是信任、社会关系、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社会资本的维持和积累对于资源的获取和整合、社会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需要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媒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基于利益协调和相互合作，在各项资源、要素整合的进程中，最大限度地保障食品安全，而这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具有良好和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才更能提升社会运转效率，提供食品安全共治需要的各项要素和资源，更有可能激发行动主体共同治理的需求和共同目标的形成，促成制度构建和实践转化。

解决社会资本的不足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一个关键问题。社会普遍信任的匮乏、互惠规范的不足和社会关系与参与网络不健全是目前面临的突出困境。这需要培育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要素，重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资本。在现阶段政府必须要引导食品安全信任的重塑，食品生产者要以责任意识重获社会信任，在道德伦理层面为公共精神和社会共识的形成提供动力机制，坚实社会信任的心理基础。目前仍需要通过政府培育和扶持的方式促成共治主体的多元化，特别应当选择性地重点培育与食品安全生产相关的社会组织，提升这些组织的生存和运转能力，使得它们逐步具备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能力。食品安全的公共性也决定了必须改变以往治理中“政府独大”的局面，强化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以互惠规范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构建多样性的规范制度安排，促成治理主体间“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同时，应积极搭建多层次的共治平台和参与网络，正视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维持参与动力，为参与行动提供便利条件。

注释：

①北京等40省市消协(消委会、消保委)与中国消费者报、中国消费网等共计42家消费维权单位，在2015年底开展的一项调查活动。2016年3月公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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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当前中国社会信任度调查[DB/OL].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606/13/c_129055296.htm，201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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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易开刚，范琳琳.食品安全治理的理念变革与机制创新[J].学术月刊，2014，(12).

[责任编辑：刘琼莲]

Rich social capital is the basis of achieving social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while insufficient social capital becomes the important factor constraining formation of social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I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field， there are practical dilemmas of lacking social common trust， reciprocal norms， social relations and network participation.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ultivating social elements in the sense of modern society is an inevitable path selection to realize the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which are restoring and enhancing social trust， developing plural subjects of cogovernance， promoting cooperation with mutually beneficial norms and improving the network and platform for cogovernance and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Food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 Social Capital

作者：沈秋欢　申俊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