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

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共6篇）

篇1：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

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武田谦信

中国文明早启，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更是巨大而深远。在亚洲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中国的邻邦中，日本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开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７５１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佚》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即从《万叶集》后期的７５９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９０５年的大约１５０年之间），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宽平皇朝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朝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

据考，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所记载，承和五年（８３８），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立即刮起了一阵“白氏旋风”，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当时白居易还在世，并在他的《白氏文集》自记中称：“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说明白居易在世时已经知道了其作品传入日本的事实。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７０卷），《白氏长庆集》（２９卷）。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汉诗１８１２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５０７首（其次为元稹，６５首）。该书在推广白诗方面影响深广，在稍后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５８９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１３７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就代表这个臣子很强。一次他在召臣下小野篁试其才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一文中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５００多首诗，８０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据记载，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诗集后，以“见右丞相献家集”为题，作诗大加赞赏，曰：“更有菅家胜白样”，并在诗后自注：“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白诗达９０余处。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

白居易活了７５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个时候日本的平安文坛写作主流便是要会写中国的文字跟诗文。朝廷重要的典章制度也是用中文来书写，正式的聚会，吟诗弄文都要使用中国的诗文才能表现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的人而言，这是有难度，所以必须要看中国人如何写春天、山河，这是一种临时的范例或辞典。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1812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多了就知道怎么写。下面引一例以观平安文士如何藉中国诗人的作品创作汉诗的情况：

〖停杯看柳色〗 巡留细叶（柳叶）含烟处，酌罢柔条（杨柳枝）遇雨时。蘸甲（碰到指甲，意指酒满）未倾莲子绿（绿指酒的颜色），染心（执着的心态）空系曲（酒母）尘丝。

〖白居易诗〗 停杯看柳色，各忆故园春。（风雨中寻李十一因题船上）

一行弱柳前年种，数尺柔条今日新。（喜小楼西新柳抽条）

莲子数杯尝冷酒，柘枝一曲试春衫。（三月三日）

峰攒石绿点，柳宛曲尘丝（带着黄绿色的酒）。（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以上这首平安文人的汉诗作品，严格说起来不是一首好诗。不过从题目到诗句，处处都可以看到其摹仿化用白居易诗句的痕迹。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

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蕙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在白居易在世时，其诗作已经深受各阶层人们的喜爱，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据白居易自己给元稹书信当中也说：“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曲高则和寡，李白的诗汪洋恣睢，天马行空，像意大利高音歌剧一样，难以摹仿；白居易的诗则类似流行金曲，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无论是写作还是欣赏，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和学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贵族文士们对汉诗如何热心，也不管他们如何热中于汉文化，要运用繁难的中国文字、生疏的中国语言来写出能够表达日本民族微妙表情的华丽典雅的诗文来，那谈何容易！李白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是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

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白居易其它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正因为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如《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新乐府》中《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元和六年（８１１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日。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内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为避祸远嫌，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闲适思想和人生无常的感慨，并转而求禅问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在生活上，白居易开始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犹甚，据宋人统计，白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

在白居易后期的作品中，以闲适、感伤诗为多，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间弥荡着浓浓的感伤情绪，寄托深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其中也不乏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对平安时代醉生梦死的贵族公卿们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因而对白居易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欣赏的是白居易的闲适、感伤和部分杂律类诗作。白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以及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另外，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便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接受“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也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独善之心”、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我们从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其中，受白居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源氏物语》。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于杨玉环的不幸命运、以及她与唐明皇的爱情悲剧的无穷感慨一样，紫式部以其才华横溢的著作《源氏物语》表达了作者那不能自已的深沉叹息──她惋惜着青春与爱情的转瞬即逝，在权势与富贵的毒害之下人的感情与心灵是如何被扭曲压抑，这些人生中的至美至珍竟然犹如梦幻般飘渺易逝，令人为之慨叹。紫式部在书中举用了许多《长恨歌》中的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直接引用，还有其它直接、间接、明喻、暗喻的例子，都是从“长恨歌”来的。【后记】

纵观日本文学史，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朝文学中，到处都有中国文学的影子。以致我们在读《源氏物语》时，几乎可以作为国人的作品一样欣赏。白居易只是众多对日本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伟大诗人之一，真正值得感慨的是唐代的诗人们为后世留下的那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超越了时代和国界，成为整个人类文学史上的伟大遗产„„

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

作者：下定雅弘

2、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1）关于长恨歌

《长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爱情的赞美。

战前，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弘文堂，27。东京弘文堂再版67）一书里说，“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

吉川幸次郎《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一，73）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地逝世的长恨。

此外，与主题的争论相关联，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也有争论。

吉川上述书把“此恨”解释为“两人的恋情”。

原田种成《长恨歌的结句》（汉文教室33，57.11）注目《左传》隐公三年条有死于非命的灵魂永远彷徨宇宙的观念，把“此恨”也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对原田之说，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汉文教室34，58.1）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如换言“恋情”意思还是差不多。

藤野岩友《长恨歌的终章和乐天的意图》（国学院大学汉文教室13，62.6）一文说，“恨”是玄宗对贵妃的不尽思念。

加纳喜光《关于连理比翼的主题》（汉文教室118，76）一文，举《长恨歌》结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边理”“比翼”，论述它都是男女在现实世界不能结合，死后在彼岸结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极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诗语的“怨”和“恨”——以闺怨诗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3，77.12）。研文出版《诗语的诸相——唐诗笔记》81.4）一文，深入探讨了“怨”与“恨”的意义差异。作者指出，主观上有可能解决困难却没能解决的情况产生“怨”的感情，悲叹不可能解决困难的情况产生“恨”的感情。关于《长恨歌》的“恨”，作者认为原田的看法过于穿凿，铃木的看法无视两语的意义和用法的差异，而论述贵妃永远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权力还是无可奈何，所以不应该是《长怨歌》而应该是《长恨歌》。

川合康三《论长恨歌》(《中国的人性探索》83.2）一文，就《长恨歌》的结构问题，指出前半和后半都有“搜求——获得——丧失”的情节，而且以这个情节为基础前半和后半有对应关系。作者说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后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贵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个蒙天子宠爱的女人，在后半却是积极倾诉自己的爱情的女人。这样，《长恨歌》表现出了男女相爱的世界。

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日中出版，83.11）中提供了《长恨歌》的详细的说明。作者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爱恋悲剧。白居易很勇敢地咏出新乐府批判当时的政治腐败，他这勇敢的精神把专制君主的情事入为人类普遍的爱恋故事了。

西村富美子《长恨歌管见》（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12）提上几个看法：（1）《长恨歌》最大的特点在其幻想性；（2）白居易本身把《长恨歌》分入“感伤诗”类，这事证明他写作《长恨歌》的目的不在讽谕；（3）所以《长恨歌传》最后的记述“惩尤物”则是无理的假话；（4）结尾如此丰富美丽的幻想，这可能是住在仙游山的道士王质夫的影响。

（2）、长恨歌传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4，54.4）一文，对《长恨歌传》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说：（1）原来的《传》就是《太平广记》收载的简短的文章。陈鸿企图使自己的作品同《歌》一起流行，假作仙游寺会，把《传》改写了，这改写的《传》被载入《文苑英华》了；（2）“传”包括“注释”和“传奇”这两个意思，但是重点在后者。

对此，花房英树《书评·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中国文学报2，55.4）一文说，原来的《传》是《文苑英华》的文章，“传”的意思是“注释”。

对此，近藤在《关于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白乐天和唐代小说》(同9，58.12）两文，又重申自己的意见，这次作者不论《太平广记》与《文苑英华》的先后问题，坚持仙游寺会是假想的看法，关于“传”的意思则强调“传奇”的己见。他的《白乐天和唐代小说》（爱知县立女子大学纪要9，58.12。《唐代小说研究》78，12第一章第二节<唐代小说和白乐天>)一文论述说，《长恨歌》富有故事性，这是受当时流行俗讲的影响的结果。《长恨歌》的结构类似传奇，对写作《长恨歌传》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前野直彬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国文学解释和鉴赏>66.11）一文介绍了他们的争论，关于原文的问题赞成以《英华》为原来的花房说，关于“传”的意思赞成近藤的“传奇”说，然后以《歌》和《传》为线索揭示产了唐代传奇的概观。

柳濑喜代志《长恨歌传考证》（早稻田大学·学术研究24—国语国文学编一，75）一文指出，《传》有明确的意思叙述因君主迷恋女色引起政治混乱的经过来发扬王者之道德，从而得出结论说《传》有与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根本不同的创作目的。

（3）长恨歌序

《长恨歌序》是以“长恨者杨贵妃也”为开头，以“今世人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妇之至矣歌曰”为结尾全文二百七十字的《序》。其内容专门赞美两人的爱情。江户时代有很多刊本附载上序。当时人相信这是白乐天的自序。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的序》（爱知县立女子大学·说林4，59.6）、福田襄之介《围绕管家本长恨歌古写本的问题》（东京支那学报8，61.6）、太田次男《关于长恨歌序的出现》（东方学69，85.1），都是探讨日本留下来的《长恨歌序》的出现事情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镰仓时代中期博士家的人。

（4）琵琶行 因《琵琶行》没有《长恨歌》那样流行，所以关于《琵琶行》的研究比较少。在日本主要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近藤春雄。

近藤春雄《谈琵琶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7，56.12）一文说，《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遗弃的倡女的悲哀则是被贬谪的白居易的悲哀。《白乐天在我国——琵琶行的场合一》（说林12，64.2）说，因为《琵琶行》是吟咏零落的倡女来申诉自己不遇的诗歌，所以不能象《长恨歌》那样引起人民的同情。

近藤写的有关《琵琶行》的文章，此外还有《关于琵琶行——文字的异同一》（说林15，67.2）、《长恨歌·琵琶行和古文真宝》（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古文真宝前集》季报，67）等。

星川清隆《白乐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7，57.3）一文探讨了《琵琶行》的文学性特色而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说，（1）白诗对人生的咏叹和弹琵琶的艺术美浑然成为一体，此一点白诗胜于元诗；（2）两人诗歌都是继承古乐府传统而写作的，所以两篇有很相似的地方，不是陈寅恪说的那样白诗模仿元诗所以相似。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修订后编为《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明治书院，81.4）一书。

八谷仙介在上述书中也提供了《琵琶行》的说明，指出其深层主题是对帝都长安的无限哀思。

（5）其他

山内春夫《王昭君诗考——特别是白居易的诗一》（橘茂先生古稀记念论文集，80.11）一文，纵观了从王昭君本人的作品到明代咏王昭君的诗歌，论述说其主题大都是离乡、离宫的悲哀，但是白居易的乐府《王昭君》诗二首其一则吟咏对皇帝的思慕，而巧妙地把史书中的故事换骨夺胎表现女人的悲痛，虽然是小品但堪称杰作。

3、闲适诗，陶渊明的影响

［闲适诗］ 从古以来有很多人爱好白居易的闲适诗，但研究此类诗却是最近才开始的。以往的大多数学者，（1）把象闲适诗的诗歌也叫作闲适诗，认为闲适诗此词汇不具备占古体三分类之一的明确的作为分类语的地位；（2）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3）认为闲适精神与功名心毫无关联，往往强调其高洁。

最近出现了批评这些看法的文章。

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下邽退居时一》（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85）一文说，白居易提出闲适诗的分类而堂堂主张闲适诗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期的大事。并从退居下邽的诗作入手，开了系统探讨闲适诗的端绪，作者举“闲居”、“拙”、“懒”等语的用例和敬慕陶渊明的表现，论述了这时期的闲适诗表面上虽有闲适的情绪，但诗人心情实际并不闲适，与《与元九书》里说的闲适诗的概念相互矛盾。

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汉文教室152，85.9）一文认为，（1）闲适诗中频繁出现的“慵”字很值得注意，此“慵”不是单纯的不满和怠惰的表现，而是愿意不拘富贵荣达生活下去的表现；（2）写作讽谕诗以前他已有这种愿望，倾注全力于讽谕诗的创作时也写作好象与讽谕诗正相反的闲适诗；（3）据《与元九书》，兼济与独善是表里难分的一对概念，立足于其上的讽谕诗与闲适诗之间并无主从关系。

管野在同题论文下篇（同153，85.12）里指出，白居易用“慵”、“拙”这两个词，不但是受陶渊明的影响，而且是对嵇康的生活态度共鸣的结果。

笔者按，西村说“慵”不一定限于白居易的定义，管野说应该按照白居易本人的定义理解“慵”的意思。两人都依照白居易的定义探讨闲适诗。但是闲适诗是什么此问题，应该就闲适诗的实际加以探讨。

川合康三《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喧骚和闲适》（集刊东洋学54，85.11）一文，探讨白居易在长安的喧闹中如何克服了他的孤独感的问题，作者指出，（1）韩愈志于 “古”保证他的identity而恢复自信，白居易寻求闲适的快乐而克服孤独感；（2）白居易的闲适是在获得一定的“名利”后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白居易的闲适诗——其理论和变化》（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幻想人文学科论集25，87，3）一文通观闲适诗而探讨其本质和变化，并且论述了古体三分类的形 成与消失的原因。

作者先摘出“帝都名利场”、“知足安分”等构成闲适诗的几个观念而探讨这些观念在各个时期如何结合、如何变化，然后指出下面几点：（1）在江州贬谪生活里他需要把回京复职的愿望和退隐的愿望都能肯定的理论，所以据孟子兼济、独善的理论而构思的讽谕和非讽谕诗的两类；（2）关于大和二年编辑《后集》五卷时放弃了三分类的问题，花房归

其因于古体的减少。但是做杭州刺史时写作的古体的倾向里已看得出三分类消失的预兆。在杭州时写的古体诗里根本没有讽谕诗，闲适诗却支配了古体的世界。这不但意味着讽谕诗这分类的意义没有了，而且意味着闲适诗的分类的意义也同时消失了，因为闲适诗支配古体世界的原因在于兼济之志的衰弱，而且讽谕诗、闲适诗这对概念本来是基于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不定的激烈的思想矛盾而形成概念。

高木重俊《白居易的闲适诗》（东书国语273，87.6）也不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说“讽谕诗表现士大夫的“公”的侧面，闲适诗表现士大夫的‘私’的一面。”他的《白居易（与元九书）——〔讽谕诗和闲适诗〉》（《中国的文学论》汲古书院87.9所收）一文，以《与元九书》为主要的资料略论了白居易的文学理论。

［陶渊明的影响］

探讨此问题的文章有下面几篇。

镰田正《白乐天和陶渊明》（汉文教室34，58.1）、堤留吉《白乐天研究》第11章（传统的继承和新境的开拓）（春秋社，69.12）两篇文章，举出不少白诗模仿陶诗的例子。

小森郁子《陶渊明和白乐天——关于他们的人性和文学性》（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45·哲学15，67.3）一文，指出白居易和陶渊明在为人及文学方面的不同之处，前者是常肯定自己的人，其诗中的景物是就外界的丰富色彩和变化叙写的，后者常抱深刻矛盾，其景物则是他心情的象征。白居易为人、文学与陶渊明如此根本不同，所以不论白诗诗句表面上与陶诗如何相似，他是不会受陶渊明的影响的。

前川幸雄《白乐天的陶渊明观》（福井高专研究纪要·人文社会科学3，70.3）一文，通过调查其有关陶渊明的诗的系年而指出青年、壮年、老年各个时期的特色。

他的《白氏文集中“吾庐”的含义——与陶靖节集的“庐”之比较（国学院杂志71—4，70.4）一文，指出陶渊明的“庐。”象征他往复于政界与田野之间而摇摆不定的精神，白居易的“庐”却象征以安居政界的稳定情绪为基础的独善主义。

上述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话诗——下邽退居时》、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同下（同153，85.12），都言及此问题。

松浦友久《陶渊明之于白居易（上）——以继承诗的说理性为中心》（中国诗文论丛5，86）、同下（同6，37）两篇文章，指出白诗(尤其是闲适诗)的“说理（说道理或者理念）性”这一基本特点，是继承陶渊明诗的。

四、唱和诗、词、联句及其他

［唱和诗］ 花房英树在《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第二章〔白居易文学集团〉中很详细地论述了唱和的兴隆和唱和集成书的过程。作者指出：（1）随着白居易减退对政事的关心，他与元稹、刘禹锡等用近体的诗歌唱酬逐渐地多起来，这样唱和集团很自然地形成了；（2）白居易和元稹为了完成“次韵”的形式做出了努力；（3）编辑《长庆集》时“和韵”已风靡一时了。

作者在第三节〔唱和集的成书〉中，采集各个别集中散在唱和诗而复原了《元白唱和集》和《刘白唱和集》。

前川幸雄《智力游戏文学——元白唱和诗面面观——》（笠间书院《中国文学的世界》五集，81）一文，举元白的唱和诗数首而指出其交往则是一种智力游戏。

柴格朗《刘白唱和考》（中国语文志·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中国语文研究会，61）一文，据花房的成果试图更精密地复原《刘白唱和集》，论述这种书是根据诗歌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个人乐趣作的想法作的。有此想法的不仅他们两人，从大和到开成时其它文人的所作的大多唱和诗中也可以看出，总而言之他们的唱和诗明显地表现出中唐诗人咏诗歌的意义与前一代的诗人大不相同了。

［词］ 中田勇次郎《白乐天的文殊赞》（东光8，49.3）一文，研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留传来的声明《文殊赞》而断定，此歌词调因为跟《敦煌抄本云谣集杂曲子》收载的《洞仙歌》差不多一样，所以准是一首词。作者又指出，因此篇是晚唐式的词，不可能是白居易的作品，但是无疑是民间词人的作品，而且是保存唐代人唱词方法的很贵重的例子。田森襄《诗人与词——白居易和陆游的场合——》（琦玉大学教养学部，1，66.3）一文认为，白居易作词的数量在中唐诗人里最多，但其词不过是受好音乐的诗人随便试作的，与陆游词作对他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不相同。

英房英树《白氏文集校订余录》（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立18，66.9）一文指出，一般认为竹枝》最先是刘禹锡在朗州作的(郭茂倩说)，但实际上元和十四年冬，白、元先作，然后刘禹锡作。

铃木修次《白居易·刘禹锡和新体诗》（汊文教室101，71。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73.4）一文认为，白刘晚年的交游以唱和诗和作词为中心而游戏性很强。这是相应于牛李党争越来越严重的现象的。两人晚年的这种交往成为晚唐颓废风潮的前驱。

［联句］ 埋田重夫《关于白乐天和韩愈的联句诗——兼论其在联句形成史上的地位——》（中国诗文论丛2，83）一文指出，从联句的历史来看，白居易一派作的联句，在形式、题材两方面，比韩愈一派作的联句更为正统。

［其他］ 都留春雄《谈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唐代咏物诗一瞥——》（滋贺大国文和20号纪念，82）一文论述，该诗是沿袭始于陈代的咏物送别诗的传统而作的。又指出其诗题不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

篇2：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

该文从汉诗、和歌、女性文学三个角度来分析白居易对平安文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白居易的作品被日本文人广泛接受的原因。

关键词:白居易;日本平安文学;白诗;白氏文集

唐朝时,日本向中国派遣遣唐使,积极摄取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唐朝的文学作品也随之传到日本。

日本人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对唐朝的文学作品积极模仿吸收,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平安文学受到了唐代文学的很大影响,其中,对平安文学影响最大的,就是白居易的作品。

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收诗文3800余篇。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

从内容上来看,前期以批判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讽喻诗为主;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诗渐多。

由于语言通俗易懂,不仅被旧来的士大夫阶层所喜爱,在下层人民中也广为传唱。

《白氏文集》对日本的平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白居易成为日本人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尤其是其闲适・感伤诗,在平安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颠峰人物。

一、白居易对平安文学的影响

974-1192年是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其文学的特征,可以简单总结为初期汉诗文的隆盛;中期和歌的复兴和女性文学的繁荣;末期贵族文学的变质。

本文由于篇幅限制,从汉诗、和歌、女性文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白居易对平安朝文学的影响。

1.汉诗

桓武天皇为了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学习唐朝的制度,唐风文化受到尊崇。

在嵯峨天皇时,汉诗文迎来了最盛期。

文人集会时,经常通过做汉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

而平安朝的汉诗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诗(以下简称“白诗”)。

首先,是模仿白诗的形式来创作汉诗。

在日本,最早模仿白诗排律的诗人是菅原道真。

下面这两首诗分别是白居易和菅原道真的作品。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马为中路鸟,妓作后庭花…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

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

――白居易《春深・二十首》

何人寒气早,寒早走还人。

案户无新口,寻名占旧身…

何人寒气早,寒早卖盐人。

煮海虽随手,冲烟不顾身…

――菅原道真《寒早・十首》

白诗20首,菅原诗10首,每一章首句,各自同义重复,二句首词承接前句尾词,每一章分别叙述一个内容,各章互相连缀,形成一个贯通的主题。

毫无疑问,菅诗模仿了白诗的形式,是白诗的“仿体诗”。

其次,把白诗的句子运用到日本汉诗中的作品也有很多。

下面分别是白居易和岛田中臣的诗:

危亭绝顶四无邻(A),见尽三千世界春(B)。

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宾客暂游无半日(C),王侯不到便终身(D)。

始知天造空闲境(D),不为忙人富贵人(C)。

――白居易《春日题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不是山家是释家,危望远眼光斜(A)。

今朝无限风轮动,吹绽三千世界花(B)。

――岛田中臣《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

胫耩手杖汉难收,得上台山最绝顶。

惆怅贵人无到日(C),只今犹合傲王侯(D)。

――岛田中臣《台山绝顶》

白诗和岛诗的A、B、C、D分别对应。

岛田把白诗中的若干“意象”进行分解,通过重新组合,溶入自己的诗中,构成新的“意象”。

这种新的“意象”与原诗的语句并不完全一致,在遣词韵律方面有所调整。

也就是岛田中臣虽然运用了白诗,却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通过对白诗重新分解组合来创作汉诗。

可见,白诗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对平安时代的汉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日本的汉诗人不仅直接模仿白诗的形式,还巧妙地运用白诗的内容进行构思,推动了汉诗创作的发展。

2.和歌

公元894年,日本政府停止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中断了和唐朝的文化交流。

同时,由于假名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唐风文化出现衰退,和歌取代汉诗文,成为文学的主流。

在日本歌坛上,出现了以“六歌仙”(僧正遍昭、在原业平、小野小町、文屋康秀、喜撰、大伴黑主)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歌人。

这一时期,以白诗为主体的中国唐诗的意境和美学意识,逐渐进入到和歌创作中。

“六歌仙”中几乎没人不受白居易的影响。

下面是“六歌仙”之首遍昭的和歌:

天つの通ひ路吹きとぢよをとめの姿しばしとどめむ

(天高云翻飞风吹不停息可怜少女影思欲常相见)

――僧正遍照《五节之时待见日姬》

在这首和歌中,歌人把太阳比作少女,表达了在节日之时思欲相见,却由于云遮日,欲见不能的心情。

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和自然气氛的烘托手法,很明显是受到白居易《柘枝妓》中的“看罢曲终留不住,云翻雨送向阳台”这一构思的影响。

同时,由于唐诗的大量引进,和歌与唐诗的碰撞已是无法避免。

在这种风气下,歌人们尝试着把唐诗的佳句引入和歌,于是就出现了“句题和歌”,就是以一句唐诗佳句为题,将该句的内容化为和歌。

最著名的是大江千里所作的《句题和歌》,在其125首句题和歌中,以白居易的诗句为题的有74首。

例如「こづたふにの糸の弱ければとむるよからぞになし(树梢添枝条 吐出新绿丝 莺飞来此歇 弱嫩不胜力)。

这首和歌,就是取自白居易《杨柳枝词》中的“绿绦条下不胜莺”一句。

在这里,和歌所表现的意境,就是白诗的一句,并没有添加新的内容。

但是,这毫无疑问是文学创作,因为它运用了日本独有的31音“音数律”来表达白诗的内容,赋予白诗一个日本化的外壳。

可以看出,平安时期,以白诗为代表的唐诗被吸收运用到和歌中,为和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和歌通过积极吸收中国文学的.影响,扩大视野,提高了艺术技巧。

3.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的繁荣是平安文学的一大特征,其中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语》,可以称得上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

本文试以《源氏物语》为例,来分析白居易对女性文学的影响。

众所周知,《源氏物语》不仅吸收了日本古典文学的精华,也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佛教思想等其他精髓。

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者指出:作为在底层影响《源氏物语》的因素,《白氏文集》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引用数字上来看,全篇共有154处引用白诗,对《白氏文集》的引用次数要占汉语典籍引用总数的59%。

《源氏物语》的第一卷《桐壶》中,多次引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以唐玄宗专宠杨贵妃的故事,直讽桐壶帝宠爱桐壶更衣。

例如下面这一段:

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册,觉得画中杨贵妃的容貌,虽然出于名画家之手,但笔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

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

以前晨夕相处,惯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句,共交盟誓,如今都变成了空花泡影。

天命如此,抱恨无穷!

“太液芙蓉未央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诗句都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

桐壶帝和桐壶更衣这两个人物正是参照了唐明皇和杨贵妃,作者紫式部用迭影的方式对人物进行了日本式的重塑,达到了神似的地步。

在《须磨》卷中,有这样一个场面。

源氏公子被流放到须磨时的一个晚上,“此时一轮明月升上天空。

源氏公子想起今天是十五之夜,便有无穷往事涌上心头。

遥想清凉殿上,正在饮酒作乐,令人不胜艳羡,南宫北馆,定有无数愁人,对月长叹。

于是凝望月色,冥想京都种种情状。

继而朗吟“二千里外故人心”,闻者照例感动流泪。

”这句“二千里外古人心”出自白居易的《八月十五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是白居易和被贬的好友元祯的赠答诗。

正如白居易在八月十五的晚上思念好友元缜的心情一样,源氏想起了京城的女性们。

二、日本人广泛接受白居易的原因

第一,白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

而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到平安末期,武士的势力壮大,贵族社会逐渐失去活力。

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佛教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于是,白诗中体现出来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就引起了平安时代贵族们的深切共鸣。

第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模仿。

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

《冷斋夜话》中说白居易作诗后都要请老妪来听,并根据老妪的理解程度来修改,直到老妪能够理解为止。

这种说法虽不足为凭,但白诗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日本人来说,汉语毕竟是一种外语,在理解运用上有难度,于是,通俗易懂的白诗自然成了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

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的日本人相似,白诗的审美情趣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

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占很大比例,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

这与重视自然美,纤细地感知事物,追究“幽玄”的平安文人的性格相符,和“物哀”,“风雅”这些平安时代的审美情趣也十分契合,因此被平安时代的文人广泛接受。

第四,无论是质还是量,长达70余卷的《白氏文集》,对平安文人来说,是一部大型的文学事典兼辞典。

白居易一生写了3800余首诗,而且其作品的取材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唐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当时的日本文坛尊崇汉诗文,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参考资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到《白氏文集》,自然成了模仿的范本。

参考文献:

[1] 宋再新.千年唐诗缘―唐诗在日本[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2] 姚亚玲.白居易和日本平安朝文学[J].日语知识,2003,(1).

篇3：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古代诗歌的影响

白居易的《白氏文集》是在日本平安朝时期流行起来的, 受白诗的影响, 平安时期的诗风趋向平易、晓畅、易懂。尤其是菅原道真、纪长谷雄、三善清行等人的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等, 都从不同侧面大量吸收了白诗的营养, 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日本汉诗更显得具有中国风格。并且, 在当时, 不但出现了侍读《白氏文集》的专业户, 还有些日本人还有些日本人组织了诗会——“尚齿会”, 来专门学习白乐天人格风骨的。日本从平安朝起, 由于贵族文人在情感、艺术上都开始倾向于白居易, 因而开始自觉地模仿白居易的诗作, 并且也开始大量运用白居易诗中定型化的“意象”去做诗。这类诗可以统称为“白体诗”。它可分为以下三种形态:第一是模仿白居易诗歌形体的诗歌, 可称为仿体诗, 主要是对白居易诗歌外部艺术形式的模仿;第二是采集白居易的经典诗句, 可称为仿句诗, 我们前面说过的有些诗人直接从白诗中摘取诗句译成日文作为自己的诗名的, 就属于这种仿句诗;第三是融合白居易诗歌的主题或意境的诗歌, 可称为仿意诗, 这类诗作是“白体诗”趋向成熟的诗歌。

下面我们来分别探讨几位日本诗人和诗集受白诗的影响:

一、《本朝丽藻》等集子

《本朝丽藻》的编者为高阶积善, 他是唐诗尤其是白居易的热情追随者, 甚至把白居易奉若神明[1], 其生卒生不详, 主要活动在一条朝, 是一条天皇为首的宫廷汉诗沙龙的主要成员。《本朝丽藻》的作者喜好句题诗, 即以前人佳作中的隽语秀句为题。那么由于白居易诗歌在当时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凡是《本朝丽藻》中有出处可考的句题, 多数都摘自白居易的《白氏文集》:例如《春色无边畔》这一句题, 是取自《白氏文集》卷二十三所录《和<望晓>》一诗;《门闲无谒客》这一句题, 是取自《白氏文集》卷二十五所录《与僧智如夜话》一诗;《醒时心胜醉时心》这一句题, 是取自《白氏文集》卷十五所录《仇家酒》一诗。

而由藤原公任所撰之《和汉朗咏集》, 又称《和汉朗咏抄》、《和汉朗咏》、《倭汉朗咏集》等, 此集专萃适宜朗咏的汉诗、和歌佳句。在所收的587名汉诗佳期句中, 白居易的佳期句达成142条, 居全集之首。而被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的日本作品《源氏物语》也和白居易的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源氏物语》的作者是紫氏部, 原姓藤原, 名不详, 是平安时期著名的女作家, 其父亲也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中国文学学者。据资料统计《源氏物语》全书引用白居易诗句的达到了108处[2]。

二、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

菅原道真在日本被誉为文学之神, 他生于公元845年, 卒于903年, 活跃于贞观、延喜年间, 被认为是日本汉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3]。他的著作主要有诗文集《菅家后集》、《菅家文草》等。菅原道真自幼接受儒教伦理道德的教育, “治国平天下”是道真施展抱负、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高境界, 也是他作为一名儒士不容推辞的责任。道真的诗中洋溢出的抒情情调, 给予了日本后世文学以深刻影响。他在贬谪时期创作的讽谕诗, 以诗可叱贪官、憎暴敛, 一心为民请命, 使得其诗歌创作贴近劳苦大众的生活, 取得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菅原道真的诗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有多种原因, 这里不仅有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的观念意识, 还有白居易那种“文章合为时而著, 诗歌合为事而作”的文学观念。他的诗歌诗歌创作受白居易的影响很大, 且其成就最高的讽喻诗很大程度上是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学习, 而关于菅原道真的创作与白诗的关系, 早在日本元庆七年 (公元883) , 渤海大使裴颋出使日本时, 就曾指出:“道真文笔似白乐天也。”[4]而当代日本学者藤原克己则指出:“道真的诗, 不受白诗的影响或者与白诗没有亲缘关系的, 实在不多。”[5]

道真曾两次被贬谪, 也就是这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 其中《寒早十首》、《舟行五事》、《路遇白头翁》、《叙意一百韵》等最为著名。《寒早十首》创作于仁和二年 (886) , 是他谪居赞州第一年。其中三首是:

何人寒气早, 寒早夙孤人。父母空闻耳, 调庸未免身。葛衣冬服薄, 蔬食日资贫。每被风霜苦, 思亲夜梦频。

何人寒气早, 寒早药圃人。辨种君臣性, 充徭赋役身。虽知时至採, 不疗病来贫。一草分铢缺, 难胜箠决频。

何人寒气早, 寒早钓鱼人。陆地无生产, 孤舟独老身。袅丝常恐绝, 投饵不支贫。卖欲充租税, 风天用意频。[6]

从外在的创作形式上看, 道真《寒早十首》是模拟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的句式创作出来的。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中的第三首是这样写的:“何处春深好, 春深执政家。凤池添砚水, 鸡树落衣花。诏借当衢宅, 恩容上殿车。延英开对久, 门与日西斜。”

显然, 从句式上看, 菅原道真的“何人寒气早, 寒早……人”等句子套用白居易的。从内容上看, 道真笔下的孤儿、药圃人、钓鱼人等, 都是生活在最底层且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穷苦百姓, 而这些劳苦大众的人物形象, 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白居易的讽喻诗《卖炭翁》和《采地黄者》。“岁晏无口食, 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 持以易餱粮。凌晨荷锄去, 愿易马残粟, 救些苦饥肠” (《采地黄者》) 。从道真的这首诗不难看出, “充徭赋役身”、“不疗病来贫”的药圃人与“岁晏无口食, 田中采地黄”者的境遇是如此地相似。同样, “卖欲充租税, 风天用意频。”的“钓鱼人”与“心忧炭贱愿天寒”、“一车炭, 千余斤”、“半匹红绡一丈绫, 系向牛头充炭直”的“卖炭翁”的形象也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 菅原道真诗歌创作是在在实践着白居易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创作主张, 以达到“比兴美刺”创作效果[7]。

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一诗中, 凭借自己的想像, 描写了元稹的谪居生活:“官舍黄茅屋, 人家苦竹篱。白醪充夜酌, 红粟备晨炊。寡鹤摧风翮, 鳏鱼失水鳍。暗雏啼渴旦, 凉叶坠相思。”这里前四句, 与道真“叙意”诗中有关太宰府谪居环境的描写十分相似, “移徙空官舍, 修营朽松橼。荒凉多失道, 广袤少盈廛。井壅堆沙甃, 离疏割竹编。”白诗的后四句是写元稹的“鳏居之恩”, 这一点在道真的“叙意”诗中也有所体现, “瘦同失雌鹤, 饥类哧雏鸢”即是同一意境的再现。

再者, 道真所写的百韵长诗与白居易写的百韵诗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

生涯无定地, 命运在皇天。贬降轻自芥, 驱放急如弦。牛涔皆陷阱, 鸟路总鹰颤。宛然开小阁, 睹者满遐阡。与谁开口说, 唯独曲肱眠。

——道真《叙意一百韵》

穷通应已定, 圣哲不能逾。即日辞双阙, 明朝别九衢。大道全生棘, 中丁尽执殳。时遭人指点, 数被鬼揶揄, 万里抛朋侣, 三年隔友于。

——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

以上几处, 尽管有些词句略有差异, 但意境却是相同的。道真的, 《叙意一百韵》、《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的意境, 以之渲染了诗歌的悲剧气氛。

在日本的众多诗人中, 道真是学白居易诗风学得较好的诗人之一, 这也和他本身深厚功底分不开。其他诗人, 如岛田忠臣, 在同时代学白的诗人中, 虽谈不上大家, 但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其《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一诗云:“不是山家是释家, 危峰望远眼光斜。今朝无限风轮动, 吹绽三千世界花。”这俨然是白氏的口吻。

其他诗人中, 如《本朝王粹》卷一, 日本兼明亲王《忆龟山》词是模仿白居易《忆江南》而作的, 首末两句“忆龟山”和“能不忆龟山”就是仿照白居易的“忆江南”和“能不忆江南”而来。另有藤原忠通、嵯峨天皇、“六歌仙”、都良香等众多诗人的创作都深受白居易的影响。

三、白居易对日本诗歌创作影响大的原因

(一) 白诗产生的社会环境与当时的日本社会相似

从外部的社会生活条件看, 白居易所生活的中唐, 是整个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 虽然表面看来社会发展还是很繁华的, 但是藩镇割据的情况已经存在, 唐中央政府已无实权, 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 社会必然是朝着衰退的方向发展的。而当时正处于平安朝的日本呢, 天皇的权利逐渐被各大武家政权分解, 中央集权被严重的削弱, 这和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极为相似。天皇和身边的那些空有头衔的大臣们无力反抗权贵家庭, 只能是每天饮酒吟诗, 徒具风雅了。

(二) 白居易的生平和很多日本文人相似

白居易在当时的唐代也算得上是著名的诗人了, 而且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 最后虽然是被贬谪江州, 也还是个司马。这和菅原道真等日本文人的经历十分相似。而且, 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 已经到了“老妪能解”的程度, 这使得无论是喜欢他文采的文人志士, 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都能朗朗上口, 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层面。而当时的日本文人墨客们也并不全是风雅名士, 白居易的这种雅俗共赏也正是他们所喜欢的。

(三) 白居易的审美情趣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相似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之所以能对日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不单单是白氏诗歌本身的魅力, 还与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有关。日本人喜欢具有感伤、宁静的作家及其作品, 日本人具有所谓“幽玄”的审美境界。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闲适、讽谕、感伤、杂律。而日本人只喜欢前三类诗作。并且白居易在创作闲适、感伤类诗歌时, 常常用自然界中那些幽寂、宁静的景象去创造自己的意境, 比如《琵琶行》中的“月”、“水”等意象, 去间接表露对人生的苦闷与内心的伤感。日本古代文学中的“幽玄”是日本美学观里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意识, 以“物哀”、“闲寂”等为核心, 讲究“境生象外”, 意在言外, 追求一种神似的淡美。白居易感伤诗歌中表现的凄楚、忧伤等感情色彩, 虽然与日本古代文学中的“幽玄”不完全相同, 但却十分相近, 所以了很容易在古代日本文人们中间引起强烈的共鸣。正因为如此, 他的诗作比同时期其他中国诗人, 更能为日本人所接受, 对日本的诗歌创作和发展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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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M].东京:角川书店, 1984年, 第142页.

[5]日.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M].东京:角川书店, 1984年, 第142页.

[6]日本汉诗百首·早寒十首http://www.blogbus.com/westcre ek-logs/34945795.html.

篇4：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

关键词：现代设计；传统创新；继承发扬；日本文化1日本现代设计思潮的发展与特征

（1）日本现代设计思潮的发展。现代设计的思潮形成并发展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相比之下日本的现代设计思潮因为战争的影响而滞后于整个国际设计思潮的发展。日本的文化运动主要是在内部发展，明治维新之后才逐步向现代的设计理念发展，早起日本的设计思潮介于西方现代设计与日本传统工艺设计之间，虽然对现代设计的理念有所吸收，但是还没有完全融入整个文化理念中。战后日本的经济逐步发展随之带来的是多种文化思潮对日本设计理念的影响，东西方文化开始交融。20世纪中期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进入到经济强国的行列，其设计思潮也随之发生改变，自我意识逐步增强，一些设计者要从融合中独树一帜，从而发展具有自身特征的设计理念。这样的意识使得随后的日本设计思潮转变为大融合而相对独立的发展态势，即在借鉴西方设计理念的同时突出日本传统文化的特征，形成了多元化的设计风格。21世纪日本的设计思潮已经拥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的底蕴，并借助现代的设计手段与材料等，形成了独有的特征与风格，这样的思潮已经从包装设计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2）日本设计思潮的特征。日本民族的特征使之更愿意突出自身的文化内涵，所以，其设计思潮的发展中存在学习与创新，融合与摆脱的基本特质。因此，在当前的日本设计思潮中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独立是重要的特征。这样所体现的特质就是在学习中不断地去拓展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模仿中可以彰显其传统的文化特质。因此，在当代的日本设计思潮中，人们愿意接受外部设计文化的影响，但更愿意利用外部思潮来推动自身设计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2日本包装设计的现状

日本的包装设计在受到外部现代思潮影响之下处在一个相对传统的模式中，因为日本也具有一定历史源流，日本包装设计中除了具备自身的民族气质外，也会突出文化内涵，日本包装设计在自身神道信仰以外还融入了佛教、基督教等文化的特质，这样的文化底蕴使得日本的包装设计相对传统，人们更加细化纸质和木质的包装，且包装设计上突出的是传统文化的纹饰以及文字等。所以，在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前日本的包装设计也就更加传统。同时，日本的辩证哲学思想也在战争和经济发展中促进了整个日本文化内涵的改变，决定其在设计中不会追求单一的元素，而是更加的具有宽容性和高度的弹性，从而使之在传统中往往具有突破传统的元素。

因为战争的影响，日本包装设计所经历的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模式，明治维新开始后，外部的先进技术和思潮已经开始进入日本，但是随着战争的爆发各种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学习与发展都已近停滞，所以导致其传统与先进设计理念相融合的机会与时间不长，更多的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被迫融入设计理念中的外部元素。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希望独立的文化思潮，也影响了包装设计的发展历程。至今，日本的包装设计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与现代向融合的设计模式，更多的设计者愿意借助现代的材料和理念等来发扬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充满了国际化和现代气息的设计作品，但是其中更多的本土文化的彰显。这就是在国际化大融合的今天，日本包装设计可以独树一帜的重要基础，他们所找到的是本民族的文化语境与国际设计思潮相融合的道路。因此，其在发展中所呈现的历程是变革融合与继承创新的模式。

3日本现代设计思潮对日本包装设计的影响

（1）传统与外来的集成。现代日本包装设计更加关注的是时代感，但是更加突出的是其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秉承西方的文化与现代设计思路，并可在设计中突出本土文化的精神是日本包装设计的重要特质。这样的设计结果主要就是受到日本当代设计思潮的影响，即学习与创新。这样的设计理念使得日本的包装设计在开放的包容后也在彰显自身的文化价值。现代的日本包装设计充斥的是设计者对意境的追求，包括静、虚、空、灵的追求，这样的设计理念已经突出了日本宗教对其文化的深刻影響。同时，设计作品还体现出传统的文化艺术气息，包括书法、绘画等都在包装设计的纹饰中得到充分的应用，并对其进行了改进与升华，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水平。在包装的形式上，更多传统的手工艺也被应用到包装设计中，简约、自然的包装形式也在设计中大量出现，从而让人们体会到无处不在的民族文化。

（2）功能上的人文精神。功能是包装设计所必须体现的重要应用性，但是现代设计的思潮中功能一般被弱化，其对包装设计强调的是美观与特色。所以，规范的包装模式已经成为设计的首选，对于商品的国际化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功能主义和实用化所带来的是个性对个性的抹杀，所以，这与当前的个性化设计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产生了矛盾。于是一些包装的功能性被逐渐的放弃。然而日本的包装设计在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反而因为其对人文的重视而成为其成功的必要条件。设计中人们会考虑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按照不同的年龄和文化、性别等进行针对性地开展包装设计，一方面他们借助西方的设计思路，将先进的材料和技术应用到包装中，一方面则凸显东方人的细腻与人文关怀，所以在包装中日本设计更加凸显的是人文精神，构建的是和谐的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统一。很多对细微的功能性的改进都在打造了其特有的包装文化。

（3）归真的自然风。日本所处的环境使之资源匮乏。因此，环保与对自然的尊重使之在设计思潮的发展中影响了其形成与发展，更多的自然元素被融入设计文化中，也在影响着日本的包装设计。简单朴素的自然法则已经深入到日本设计理念中，尤其是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催生了日本文化的自然与归真的审美追求。当然在包装设计中也不例外。现代的日本包装设计体现的是天然纯净、返璞归真。所以，在包装设计中多是对竹制品、草木材料等天然材料的应用，同时也包括对自然材料的提取，包括纸袋或者麻绳的应用等等就可见一斑。日本包装还在造型、图案和色彩的设计方面表达出天然朴素之美，包装盒造型和图案经常以自然的山川、日月、鸟兽、木石、花卉为表现主体，色彩多呈现出天然淡雅的光泽并时常留有大面积空白，表现出强烈的艺术张力和十足的自然魅力。

4结束语

纵观日本的现代设计思潮的发展与形成，其主要突出的就是融合与独立的发展历程，经过对外部的设计思潮的吸收与发展，当代的日本设计凸显的是传统文化内涵的表达。因此，其包装设计也是如此，受到这样的现代设计思潮的影响，日本包装设计也在不断地利用先进设计理念而为传统所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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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果，郭葳.日本简约设计色彩对现代包装设计的启示[J].神州，2012，2（24）：9899.

[3] 张志硕，田龙.浅谈日本现代包装设计[J].华章，2010，2（29）：4345.

篇5：白居易诗歌对后世影响

诗歌特点

李商隐的诗歌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来表现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爱情的执著，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此外李商隐将含蓄、朦胧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他是继杜甫之后，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诗，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意象极美。但他的诗中因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其次，李商隐将人生慨叹的抒写向更深细隐晦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工的艺术形式表达惆怅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作品深婉精丽、韵味深厚，“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种朦胧美。如《锦瑟》，关于其诗意，历来众说纷纭：有悼亡说、寄托说、恋情说、听瑟曲说、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说等多种解释，表达幽微深远，具有朦胧美。再次，他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李商隐的七绝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夕阳楼》等，较多抒写身世之感，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身世和时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艺术上更是细美忧约、沉博绝丽，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李商隐的诗歌有广泛的师承。他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诗歌意旨的遥深、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有相通之处。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齐梁诗歌的精工艳丽以及李贺诗歌的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李商隐的一些长篇古体，雄放奇崛又近于韩愈;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纯用白描，脱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隐善熔百家于一炉，故能自成一家。

对后世的影响

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维入选29首、李白入选27首。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篇6：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摘要：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的位臵：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治维新直至近现代,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并且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构成的主体,事实上对韩日本民族社会发展、思想道德教育等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观的积淀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

引言：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原始日本人在岛国特殊地理环境下，吸收儒、佛、道思想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其中儒学与神道相融合,形成为日本的“儒教”,对日本人民的道德观、教育观产生很大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有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的东方文化，它影响着中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但是目前研究儒学对韩影响的较多，而在对日影响方面却相对较少。这对意欲了解甚至学习日本文化发展的学生多有不便，而关于儒学对日的影响文献资料、古迹介绍等还是大量存在的。本论文通过儒学思想进行解读,浅析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从中也可看出日本文化中注重实务,重视思想的合理性并与实践相结合,善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等实用主义的性格。此研究将会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文化的发展史、文化的创新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对中日学者也是极为有利的。

正文：

儒家哲学

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

儒家传统指得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儒学一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儒家思想不仅完全笼照中国文明，更且对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发散出它的影响力，使得各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学发展至当代。

儒学传日的影响

儒家思想也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时代中,一直作为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并左右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到了日本,日本古代的文明更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代日本社会的人文理念中,更是渗透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规范着日本人的思维和行动。儒学传入日本之后,由于中日两国文化发展的不同步和语言文字的差异,并没有被重视,只是在一些上层阶级,皇宫贵族之间传播。直到圣德太子时期,儒学才被通过律法等手段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而此后出现‚五山僧侣‛等一批儒学者,更是加速了儒学的发展。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一些儒学大师的出现,更加表明了当时日本社会儒学的兴盛。日本儒学至此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日本儒学,将儒学与日本固有的大和文化和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呈现出独有的特点:第一,日本儒学的世界观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加缺乏抽象性,罕有纯理性思辨;第二,日本儒学的认识论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为重视感觉经验。

儒学最初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臵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实，在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

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而日本人从中国唐朝时起，大量向中国派送谴唐使，将大量的中华地区的制度典籍，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想等人类文明的璀璨的花朵带回到日本，甚至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机构的设臵，服装服饰、日常起居、民俗节日都以中国唐朝为参照，甚至是全盘照搬，时至今日，日本传统文化仍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活化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在汲取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结合本民族的优点，将发源于东方的儒家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并烙上了日本民族的独特的烙印，由此可见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大和文化的影响。儒教等经典著作对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校均教授四书五经，日本知识界更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儒教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被日本社会吸收。即便是现在，日本社会也依然维持着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系统的儒学、朱子学并发展儒学使之成为了日本的‚国学‛，全国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孔子成为了受全国人民尊重的‚先师‛‚圣人‛，儒家文化迅速蔓延在日本各个层面的精神领域，不但影响了日本文化，也影响了日本社会的面貌和方向，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精辟的说：‚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包括精神方面的强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发达，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

然而并不是儒学所有的优势思想都被日本所学习，日本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儒学。日本人的思维特点是重感性、重经验，而不擅长抽像思维。因此在吸收儒学思想时，往往不能接触到儒学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说，在中国儒学中，「仁」被视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对主君的「忠」则是对天皇无条件的遵从。

中国儒学讲究「内圣外王」，认为「仁」是「礼」的内在基础，而日本在接受中国儒学的时候，割裂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在许多问题上，日本人停留于「礼」的表面。而这则在日本的现实社会中体现的很明显：日本国内极少有器官捐献，器官移植几乎只在亲属间进行。日本学者佐藤直树在其著作中曾提到，一家日本化工厂爆炸后，在救援队到来之前，亲属及时赶到的人都能得到及时救助，而亲属未能赶到的伤者则被扔在一旁。而外国人却很难理解，在日本，人际关系怎会如此冷漠。

其实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也会一目了然。今天，在每家稍有规模的日本书店里随意浏览，总能找到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书籍。一些比较难理解的中国古籍，还会专门配有读音和注释，以便普通日本读者阅读。日本学者也很以他们在儒学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学家甚至很不谦虚地表示：儒教发源在中国，而研究则要看日本。

儒家文化也帮助日本经济发展。釜山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著名的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中说：‚儒学是日本、韩国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发展。儒家文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学伦理具有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而且他认为日本、韩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性的儒家文化使当今的日本和韩国保持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与秩序。

其实早在唐朝时，儒学文化就开始被日本重用在社会发展上。日本著名学者江上波夫在著作《八世纪的欧亚大陆》中写道：‚当时形成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包括日本、新罗（今朝鲜）、安南（今越南）等在内的东亚各国为发展本国，都努力学习唐朝的法律、艺术、学问、制度、思想、文学、技术、文字等，呈现了以唐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这一文化圈成立后就长期决定了东亚民族文化的状况，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地中海一带罗马文化圈的成立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完全要相提并论的‛。他还认为：‚当时有希腊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叙利亚文化等，但带有国际性且影响极大极广的文化就是以唐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和地中海一带的‘罗马文化圈’…虽然唐文化从表面看是在带着胡风胡俗的北朝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只要略一探究，就不难看到它深层精神面的儒家文化以及佛道文化。可见儒学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很多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但在这里，我主要想从文化方面来解释。

日本能够获得如此快的发展，多半是靠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三大民族心理。

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这与他们骨子里的耻感文化有关，即依附于群体的特性。

2、务实心理。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幻梦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

3、‚忠‛的心理。‚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节俭观念、重智意识、实用思想等也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外来的儒家文化则恰好基本适应了这些思想，于是为日本人所接受并奉为真理。

归结起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支撑日本现代化的儒教文化,有以下几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 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2.儒教的节欲思想,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日本国家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4.儒教讲究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5.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等等。

在当代，日本的儒学也早已为

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方式、情感方式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态可以用‚日用而不知‛来概括。它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起

到重要作用。

在当代，日本儒学已是具有日本特色的产物.近代,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全面接受,日本的儒教研究逐渐走向衰弱,但儒家的思想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日本知识分子阶层中,形成了儒学和洋学,已及儒学和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相结合的新局面——日本的儒学已经完全独创一家。结论：

中国的儒家文化，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都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儒学思想影响反映在日本最初的历史文献之中，成为日本制定各种法律和法令的思想依据。甚至对日本社会经济及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进而影响到日本人的正常生活。

在学习儒学文化及其它文化之时，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积淀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以创新求发展、进步。

日本民族向来被认为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善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从本文亦可以学习到儒家文化的博大影响，但更多的是我们国家大发展亦需要此种批判学习与创新精神。合理处理好传统文化，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此，我非常感谢我的日语老师，她们将我引入日本的文化殿堂，让我感受甚至想要深入的了解日本这个与中国联系密切的国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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