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八年

2024-05-05

我这八年(精选3篇)

篇1:我这八年

风雨八年我与银监会共成长

题记:正如相携与共的朋友,在平凡的岗位上,我在金融危机的逆流里见证了历史赋予你的监管使命;你在激流勇进的风险中培养了我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一路上的风雨兼程,在时光的流逝中我们共同成长;一路上的披荆斩棘,在年轻的生命里镌刻出永不消逝的共同记忆。

2003年,承载着太多决策者的厚望和业界的深深期盼,在全国抗击“非典”的严峻形势下,银监会的横空出世使中国银行业监管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积极倡导,通过以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的利益;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增进市场信心;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的了解并努力减少金融犯罪。这在中国的金融界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众所周知,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因此,在道德不存在的地方,人类的理性与制定的法规便拥有绝对的制约权和监管权。金融危机以来,加强监管的呼声很高。虽然在科学家的眼中即兴反应恰恰属于人的行为偏差,从长远看是非理性的,但是,在现实舆论和社会政治气势下,理性往往是奢侈品。看到危机冲击,人类的自然反应就是呼吁强化监管。特别是在对监管权力缺乏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危机情绪更容易成为监管权力扩大的出口。

过去这些年,在强化监管舆论的支持下,监管机构尤其是银监会推出的各项举措使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较好应对了复杂严峻的各种挑战,特别是使我国银行业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保持健康稳健运营。

在资本监管上。针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信贷增长特点,以及国内经济逐步企稳回升的实际,银监会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积极引导信贷投放回归常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控制信贷总量,积极优化信贷结构,科学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并及时提出将不良贷款考核重点转向风险管理工作的扎实深入程度、科学精细化水平、风险暴露的充分性等,督促银行业准确进行贷款风险分类,抓住当前盈利较好的有利时机,“以丰补歉”,全力提足拨备;针对信贷增长过快引起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的情况,银监会实施动态资本监管,并积极推进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针对近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快速增长、融资平台不规范运作带来的巨大代偿性风险,参与制定并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精神,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现金流覆盖情况对平台贷款进行准确分类,明确偿债主体,落实风险缓释措施,足额提取拨备,通过真实核销,逐步化解风险;针对近年来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房地产贷款风险隐患增多的情况,按照《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2010〕4号)要求,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房贷政策,切实做到“面测、面试、居访”。强化开发商贷款、土地储备贷款、房地产信托业务监管。严厉查处零首付、假按揭等违规行为,配合打击房贷中介高“返点”行为。

在市场风险监管上。由于汇率和利率的调整变化,将会影响银行的资金价格,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加快,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衍生产品业务交易风险迅速增加,加强对市场风险的监管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银监会2004年底公布的具有较强专业性和前瞻性的《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金融创新和加强市场风险管理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机构客户交易衍生产品风险管理的通知》,从信息披露、销售行为管理、交易后续服务、内部制度建设等方面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进行规范,严禁杠杆率过高,产品过度复杂和低透明度的衍生产品交易。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信用风险监管上。自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以来,通过加大产权改革力度,实施分类差别监管,农村信用社风险逐步缓解,整体状况明显改善,多数农村信用社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村信用社仍然是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部分机构特别是监管评级为六级的农村信用社风险仍然很高,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整体健康度,抑制了支农水平的提高。这些机构依靠自身努力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也难以通过市场手段实施股份制改革,成为风险化解的重点和难点。近两年来,部分地区在消化历史包袱、化解经营风

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银监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本着少关闭、多兼并重组、减少市场振荡、防止出现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和弱化“三农”服务的原则,起草印发了《指导意见》,旨在指导各地在地方政府扶持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并购重组化解高风险农村信用社风险,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提升“三农”和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面对中小企业在商业银行日益高筑的贷款门禁,银监会发布《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提出十项措施推动商业银行支持和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其中包括放宽小企业不良贷款率容忍度、优先支持发行金融债、设立分支机构等具体优惠政策。久旱逢甘露。已渴得嗓子眼儿冒烟的小企业,终于迎来了一场及时雨。在当前银根紧缩,不少小企业资金链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银监会的举措有望让中小企业的融资“旱情”得到缓解。

不得不承认,脱胎于央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分娩于我国金融变革的关键时刻,银监会作为银行业的监管者,短短这几年中,在不良贷款处置、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农村信用社改革、金融监管法律框架建立、对外开放监管合作等方面频频出击,以及对公司治理的监管,对操作风险监管、声誉风险监管以及内部控制监管等各项监管措施的出台,有效的规范了金融市场,从宏观上调控了中国的经济走向。这些措施的实施,也从根本上真正体现了银监会的工作标准,即以良好监管要促进金融稳定和金融创新共同发展;努力提升我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服务中的竞争力;对各类监管设限要科学、合理,有所为,有所

不为,减少一切不必要的限制。

与此同时,银监会一直以来致力于倡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承担社会责任,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切实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转变发展方式主线,服务经济、回报社会。2007年,出台了《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银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正是在这一倡导下,我们可喜地看到,更多的金融机构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都定期发布社会责任年度报告。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合理控制信贷投放节奏、持续优化贷款结构,大力支持“三农”、中小企业等薄弱环节,推动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不断推进节能减排授信工作,严控“两高一剩”行业授信,加大对环保产业的绿色信贷支持;在风险与收益相匹配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加大教育、文化、卫生、住房等民生领域的金融服务力度;积极投入抗灾救灾,为有效应对灾情和支援灾后重建提供有力金融保障;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倡导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和“公众教育服务日”活动,提高公众识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积极推进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些行动和措施都充分证明,我们的银行不仅是更具行业竞争力的银行,也是更具社会责任感的银行。

正如相携与共的朋友,在平凡的岗位上,我在金融危机的逆流里见证了历史赋予你的监管使命;你在激流勇进的风险中培养了我的崇高的社会责任。

篇2:奥巴马这八年

历史尚未走到为奥巴马盖棺定论的时刻。虽然他本人高调宣称:“地球上每个国家都认为,今天的美国比8年前更强大,更令人尊重”;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却评价说:“就外交政策而言,奥巴马是一位失败的总统。”盘点奥巴马这8年的执政得失,可以看出,无论其中的可圈可点还是饱受诟病之处,都能为外界洞察美国内政外交的深刻变迁、研判下一届美国政府战略调整的可能方向提供线索。

战略休整,“不做傻事”

奥巴马从小布什手里接棒时,美国正遭遇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软硬实力消耗,国际形象恶化,美国走到了战略“扩张”还是“收缩”的十字路口。基于对国家实力地位和国际安全环境的重新评估,奥巴马首先对外交理念进行拨乱反正,奉行战略休整,瓦解前任遗留的军事主义和单边主义偏好,以便把注意力转向自身修复,补充经济资源。

面对战与和的选择,奥巴马基本保持克制,于2011年底结束伊拉克战争,2014年底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任务,分批次将部署在这两地的美军从2009年的18万人减少至当前的不足1.5万人。2013年9月,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事件后,他颇失颜面地收回此前作出的“红线”警告,及时从战争边缘后撤,守住了慎战、不战的信条,进而形成一套关于军事行动务必“适当、有效、正义”的武力动用原则。

面对敌与友的站队,奥巴马主张接触与和解,从强推“政权变更”转向平等对话。2015年7月,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促成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性协议,为解决持续12年之久的伊朗核问题达成了政治共识。同期,美国改变对古巴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锁政策,推动美古复交,双边关系实现了自1960年以来的最大转折。

“不做傻事”成为奥巴马处理外交事务的口头禅。他强调,美国要领导全球合作,但避免做世界警察;坦言任内不可能实现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好战分子的目标;警告西方国家派地面部队进入叙利亚推翻巴沙尔政权会是一个错误;并接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不可能在他离任前达成和平协议的现实。然而,保守派及共和党对奥巴马的上述言行强烈不满,指责他“软弱”天真”“绥靖”“削弱美国领导力”。可见,无论他怎样放低身段,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例外主义情结丝毫没有弱化,传统的干预主义冲动依然强烈,这成为美国外交中始终存在的危险因素。

其次是对全球战略重心的再平衡和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内政与外交的平衡上,奥巴马优先关注国内事务,上任后当务之急便是走出金融危机的漩涡。眼下,相比于8年前,美国经济已恢复良好运行。此外,“页岩油革命”的成功还推动美国能源自主取得重大进步,于2009年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2014年超过沙特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能源不再是让美国受制于人的“负债”,反而增加了美国在国际谈判中的筹码,提升了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作用。这促使奥巴马以极大的底气宣告:“我们能够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更加自由地书写未来。”

另一方面,就美国全球战略在地缘层面的平衡而言,奥巴马寻求降低在中东的战略成本,在亚太新辟战略阵地,在这两大地缘板块之间攻守易位,优化资源配置,将战略重心向东转移,以顺应全球财富和权势重心东移的趋势。在中东,受“阿拉伯之春”冲击,奥巴马对伊斯兰世界发起的“魅力攻势”悄然落幕,取而代之的是陷入“确保安全”还是“促进民主”的两难困境,以及与“伊斯兰国”等暴力极端组织的持久战。迄今,叙利亚内战绵延6年,已造成30多万人丧生,2016年9月10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刚刚生效一周便告失败,彰显出美国中东政策首鼠两端,正被迫“艰难地学习谦逊”。有美国媒体抱怨,前总统卡特弄丢了“伊朗”,而奥巴马弄丢的却是整个“中东”。

在亚太,这里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蕴含巨大的发展机遇,“与美国的未来休戚相关”。为锁定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升级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深化与越南、印度的防务合作,介入东海、南海领土主权争端,调整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增强亚太区域机制的权能,并积极构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旨在重掌亚太经济事务主导权的战略圈。在此过程中,奥巴马自诩为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访问亚洲时长(71天)超过在欧洲时长(61天)的总统,首个到访缅甸、老挝的总统,首次把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作为年度机制性活动确定下来。他任内4次访问韩国、2次访问印度、2次访问印尼的频率也都是创纪录的。然而要看到,亚太“再平衡”战略毕竟颠覆了美国外交传统上以欧洲、中东、东亚为支柱的优先次序,承载着较大的战略风险,引起欧洲和中东盟友的担忧,再加上战略执行过于粗放所引起的种种问题,日益遭到美国国内及亚太国家的质疑,“再平衡”战略面临进一步调整的压力。

再次,在策略运用上,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一是重视同盟体系,构筑伙伴关系网络,以此作为美国领导力的“力量倍增器”。二是维护对规则和制度的主导权,减少美国单边行动的需要,同时增加对其它国家约束力。例如,美国绕开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资本运作体系,旨在“书写并监督执行21世纪的行为规则,不让竞争对手钻空子”。三是将气候变化、核安全塑造成全球议题,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取得成果,形成核安全峰会机制,提升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四是组织多边合作,如将自身对利比亚战事的干预限定在“从幕后领导”,安于扮演辅助角色。组建“国际联盟”,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目标实施空袭。美俄关系从“重启”倒退到美欧联手对俄施以“制裁”,以保持足夠的战略威慑。五是自行开展对恐怖主义的斩首行动和无人机打击,标志性成果有击毙“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卡伊达”组织头目奥萨马,以及炸死阿富汗塔利班首领曼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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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巴马精心运筹,但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同盟体系的稳定性大不如前,一些国家领导人表现出强烈的反联盟情绪。国安局监听欧洲盟友的“棱镜门”事件、美德“双面间谍风波”等,暴露出美欧之间的信任危机。英、德、法、意等国申请成为中国所倡导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国,令美尴尬和不满。沙特加紧与美国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博弈,加上不满对伊朗核问题的处理,频频向美叫板。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会将美菲同盟引向何方,更令人关注。

归根结底,美国对国际形势的因应过于被动,外交政策重姿态、轻实质,国家安全事务往往降格为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等部门间的“地皮之争”,外交精英则像是具体事务的顾问,以应付个体危机了事。这些都模糊了美国外交的连贯性及其战略内涵,这是政治机制的问题,也是美国面临的挑战。

祸起萧墙,抱憾而归

奥巴马竞选总统时曾引用林肯总统的名言——“家不和,则不立”,以表达自己弥合红州(较支持共和党)、蓝州(较支持民主党)鸿沟的决心,但就职后很快即陷入严重的国会僵局并延续至今,“国家政治分裂和党派纷争加剧”成为他执政生涯的憾事。事实上,2010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在众议院失势,奥巴马国内议程的推进便戛然而止。再到4年后的中选,共和党掌控国会两院,不少共和党人发誓以摧毁奥巴马的议程为己任,把政治极化转变为“否决政治”,以致两党在提高债务上限、减少财政赤字、平衡预算等问题上多次发生严重对立,扯皮不断,三度拉响债务违约警报,导致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关门16天,并搁置了各项惠民立法,奥巴马提前进入“跛脚”总统时期。

第一,政治极化挟持美国,民主体制弊端暴露。由于国会僵局导致寸步难行,奥巴马不得不将行政权运用到极致,堪称美国总统史上最多产的行政令颁布者之一。据统计,从上任到2015年底,他颁布的主要行政规定大约560项,比小布什任内同期多50%。然而,依托行政令不仅会招致“政府监管过度”的批评,还有可能冒“违宪”的风险,终非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其效果是有限的。至今,气候变化立法仍处于“休眠”状态,移民改革法案遥遥无期,控枪改革无药可解。更危险的是,由于奥巴马和国会未能拿出有效方案来控制国债规模的膨胀,预计2016年国债将超过20万亿,比2008年10.6万亿的水平高出一倍,国家财政状况仍可能动摇总体经济基础。

第二,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增加,扭曲了民主进程。虽然奥巴马声称憎恶“把政治转变为一场只有富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但他的竞选捐助和执政基础都离不开华尔街富翁。据统计,本届政府中有一百多位官员来自同行业的游说组织,且同样数量的政府人员离职后流向利益相关的游说组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1月、2014年4月作出的两个裁决,解除了特殊利益集团和个人对美国政治竞选捐款总额的上限,彻底打开了“金钱政治”的闸门。大企业和富人控制下的美国政府,通过游说组织、媒体、政治捐款等途径,构筑起“钱生权、权护钱、钱权勾结”的利益输送链条,使民主容易成为资本的奴仆,金钱成为政治的王牌,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

第三,经济虽复苏,心伤难治愈。金融危机以来,银行家们受益于救市政策,甫一复活便故态萌生,大笔分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部分民众的获得感不足。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减少,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减弱,越來越多人质疑经济增长的前景,担忧“未来一代的日子会更糟”。2011年9月,占领华尔街”运动甚嚣尘上,反映的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对生活未得到改善的极度不满。2016年7月以来,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也表明,一小撮利益集团掌握着公共政策话语权,主流政治体制对于穷人的诉求愈发冷漠。在这种背景下,边缘力量显得更有吸引力,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正是凭借策划“经济的沮丧”“建制的消亡”等话题,把劳工阶层蓝领阶级长久以来积累的怨愤推向高潮。无论他胜选与否,一个现实是,工人阶层面对难以跨越的贫富分化鸿沟和破灭的“美国梦”,对权势集团的敌意难消,今后将继续加速美国社会的离心离德。

第四,国内失调问题突出,社会不平等加剧。一是社会暴力频发。2016年6月12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枪击案酿成49人死、53人伤的惨剧,成为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恐怖袭击,加重了美国民众对国家与个人安全的担忧,激化了白人群体对少数族裔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排外情绪,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二是种族歧视严重。2014年7月警察逮捕非洲裔小商人加纳造成“锁喉致死”案、8月警察枪杀非洲裔青年布朗的“弗格森”事件等,引起民众抗议不断升级,形成一股席卷美国和西方的政治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再次展现了美国种族之间的分裂、贫富之间的战争。紧张的种族关系还向选举歧视层面渗透。最高法院2013年6月通过一项裁决,推翻了1965年《选举权法》中关于有歧视历史的地区在修改选举法之前需要获得特殊批准的规定。此后,一些州出台了新的选举法,引发人权组织担忧,认为穷人和少数族裔选民将更难参与选举。迹象表明,奥巴马执政生涯遭受的敌意至少部分源于他的种族背景,他作为一位黑人总统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能力。

总的看,奥巴马卸任在即,而世界正处于一个转型和动荡时期,今天的美国既不是世界上最甜蜜的梦想,也不是最恐怖的噩梦。奥巴马的成绩与不悔、遗憾与不舍,均将成为下一任总统领航美国所需要参考的教科书。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篇3:郑军健 在东博会“核心”这八年

这里是整个中国-东盟博览会核心。

郑军健在这里工作将满8年,从事务局副局长、局长,到同时兼任事务局局长、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长,亲历中国-东盟博览会从无到有,也见证着广西在中国-东盟双边交流中作为桥头堡的快速发展,大步向前。

压力重重的筹备之旅

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倡议,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一倡议得到了各国领导人的普遍欢迎,并写入会后发表的主席声明中。

中国-东盟博览会自此落户南宁。在南宁,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2月,博览会秘书局组建,郑军健从南宁市副市长任上直接被调任至此,担任副局长。在郑军健的记忆里,最初他还不是调任,而是抽调。中文专业出身,当过大学中文系教师、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的郑军健,任南宁市副市长时也分管教科文卫。在他的履历中,从来没有哪段经历跟经贸、外交沾边。既是党员,就要服从。郑军健迅速到岗,一头扎进从未涉及过的工作中。

其实,不光是郑军健,秘书局成立之初,所有人都在共同进行着探索。这支队伍当时就十来个人,又确实非常年轻,大多是从政府、企事业单位临时抽调来的,还有社会招聘的本科、硕士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也缺少专业知识,“这个可以说是全自治区厅局级单位里最年轻的团队”。

彼时南宁又是一个经过专家论证不适合办大型展会的城市——产业基础不足、基础设施薄弱、人才匮乏,硬件、软件双重准备都不够充分。

对外,首府南宁吴圩机场甚至降落不了波音747机型,而且停机坪只能停三四架飞机。航线也是大问题,唯一一条国际航线到越南首都河内,经常处于停开状态。对内,专业人才队伍也很缺乏——物流人才、大型活动统筹人才,甚至翻译,都难以应对如此规模的国际盛会。

郑军健想要跟东盟国家沟通展会事宜,抓起电话却发现除了越南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联系,其他国家连联系方式都没有,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合作更不知从何说起。前方一片迷雾。

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是非常正常的。万难之中,只有一个目标始终不曾动摇——坚持一流标准,坚持与国际接轨,“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起点低,要求不能低,不要因为我们没有从事过的工作就降低要求。”

2006年,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和东盟十国元首齐聚南宁。接待已经得心应手。

至今,中國-东盟博览会成功举办七届,已经成为南宁、广西甚至中国与东盟各国每年一次、最值期待的双边政治、外交、经贸、人文盛会。

南宁与东盟的国际航线陆续开通。现在除了文莱,从南宁到东盟其他9个国家的航线都已开通。中国与东盟,正在逐步从双边走向一体,广西也越来越能够担起这样的责任,成熟稳健。

不断创新的发展历程

北部湾位于南海西北部,是一道向西凸出的半封闭海湾。那一湾沉静而优美的港湾,把中国和东盟十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唯一内陆国老挝,也位于东方多瑙河——湄公河流域,而湄公河上游就是我国澜沧江。

经贸往来、民间交往、文化交流……宽宽窄窄、疏密相宜的交织水系,将中国和东盟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东盟博览会,也将水的缘分作为打开彼此心扉的最好途径。首届中国-东盟开幕式上,来自11个国家母亲河的水,在万众瞩目下徐徐汇集在一起。全场沸腾。

在郑军健的记忆中,那是一次万分辛苦的旅程,负责取水的的是一位女同志,用了13天跑完了11个国家,取回各自母亲河的水,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地分别取到黄河、长江和广西的母亲河邕江之水。“2000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就在广西。而今,我们用开幕式把两千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历史展示了出来,而中国-东盟博览会则是我们重新搭建的一个平台,因此这里不仅仅只是举办一个博览会,而是要建立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虽然道不尽辛苦,但郑军健认为一切都是值得。因为开幕式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实际上是把博览会的主题、博览会的意义、博览会的内容,以及中国跟东盟合作的背景、历史以及前景,通过开幕式来展示。几年来,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开幕式永远令人期待,每每使人耳目一新。

永远被效仿,从未被超越。提起这些,郑军健笑声朗朗,浅豆绿色的半休闲T恤、灰色西裤,使得他整个人看上去都那么充满生机和活力。他时常说,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确实要以年轻人的心、年轻人的闯劲和魄力才能干好。而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在这样力量的推动下,以年轻的势头向上生长。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成立。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局又面临新形势,如何更好地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成为新课题。

“自贸区不是一成不变的。”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开始最早推动力在于双边商品的降税。郑军健就带领博览会可能更多用降税的特殊优惠方式来吸引东盟各国和国内省区市前来参加。自贸区建成之后,降税推动力就会慢慢减弱,郑军健他们的目光要继续投向远方,向着自贸区建设的深远方向延伸。

“比如现在我们以货物贸易为主,那么中国-东盟领域今后的合作,还有什么领域需要去深化?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在做好货物贸易方面,要做投资促进的工作,尤其是把中国的企业,推动到东盟国家投资,叫走出去。即改变中国过去过多依赖出口商品的模式,也是东盟国家希望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增长点和双边诉求。这些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催促着中国-东盟博览会不断调整办会重点,也使得桥头堡广西的发展快马加鞭。

客观情况给中国-东盟博览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自贸区建设,前提也是要让东盟各国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在考虑专业化的同时,中国-东盟博览会也在持续推动东盟国家产品档次不断提升。现在在广西,边贸已经逐渐成为当地的支柱经济。在边境凭祥、东兴,界碑庄严树立,中国海关严肃而亲切地迎来送往。两国人们川流不息,互市共赢,好像是一家人。不远处就是边贸商品,它们来自越南、缅甸、泰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有食品、生活用品,也有红木家具等大宗商品。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所取得的发展,在边贸小镇、在边境市场,甚至在两国百姓的脸上,都写得清楚。

在距离友谊关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一座紧凑但看上去极现代化的办公楼静静矗立,这就是凭祥保税区。这个保税区已获批复,连牌子都已经挂上,只待开门办公营业,为友谊关与埔寨边贸市场之间再添一个边贸的平台。而这样的边贸市场,在广西,已经越来越多。

郑军健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8年的光阴,伴随着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而显得沉甸甸,饱满而充实。然而他依旧喜欢用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激励自己,为自己和同事们的拼搏做一个注解。“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是郑军健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过程中绝对不能出现的状况。在郑军健的脑海中,有一个词就是“拼命”,而这种拼命,是要用一种战略性的眼光、战略的思维来全盘考虑这项工作,为自身拥有国际化大都市的胸怀和气度而努力,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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