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课论文

2024-05-13

通识课论文(共6篇)

篇1:通识课论文

社会保障

美国: 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老年、遗属、伤残保险(0ASDI);(2)医疗保险;(3)失业保险;(4)补充收入保障计划。

美国社会保障计划的特点。

1.强制性的与就业相关的计划。一般而言,社会保障计划都是强制性的而且要求参加的人员必须是参加工作的人员。如果社会保障计划要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来满足某种社会需求,则必须使参加人数尽可能的多。

2.雇主全部或部分提供融资。尽管关于保障计划的融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大多数计划的成本都由雇主全部或部分提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社会保障计划是员工福利中的重要项目。

3.福利水平和享有资格由法律进行规定。尽管享受福利的数量和资格要求是由法律来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计划的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数量是相等的,资格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会由于诸如工资水平的不同,参加工作的时间长短或家庭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只能通过法律规定的计算公式来决定,享受福利的人员无法增加或减少应得的福利。

4.享受社会保障计划的福利是以其享有者对某种福利有需求为假设前提的。由此,使社会保障计划与社会救济进行了区分。在社会救济中,申请人为获得救济福利必须证明其收入水平或资产低于规定的水平。

5.强调社会公平性。社会保障计划是建立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而非个人公平。这是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的不同之处。在社会公平的原则下,福利计划是为所有的享有者,无论其经济状况如何,提供最低的收入保障。超过该水平的保障只能通过个人的储蓄或雇主或商业保险来满足。这种强调社会公平性将导致所缴费用与所享受的福利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在有些计划中,存在着由高收入者、单身或小型家庭以及年轻人对低收入人群、大家庭和退休人员进行补贴的情形。

美国的养老金

1993年规定:月工资在370美元以内部分列为低段,按90%计发;371-2230元部分为中段,按32%计发;22001美元以上部分列为高段按15%计发,然后把三段的数额相加,便是应得的退休金,按这样计算,尽管工资越高退休金仍会越高,但计算退休金的比例却是越低,最低者可低到工资的24%,相反工资越低,虽说退休金相应也低,但计发退休金的比例却越高,最高者为工资收人的57%。但是从整体水平看,美国法定退休金平均占劳工工资收人的41% 美国还规定退休者如有18岁以下子女和65岁以上配偶者,按其抚养人数的多少,还可以再领取本人退休金50%内数额的保险金。并自1972年起,实行退休金与物价挂钩制度,规定每半年调整一次,即物价指数增长3%,退休金调高1%,物价指数增长不到3%时不作调整。医疗补助

美国医疗补助制度主要是为65岁以上老年人和65岁以下残疾人及某些有永久性肾病的人支付部分医疗费用的制度。这一保险制度主要有住院补助和辅助医疗部分。住院补助是为病人提供60天的住院费用,60-90天之间病人每天需支付100美元的共同保险费,而且医生服务费通常不包括在住院补助之内。辅助医疗指在受益人每年支付75美元的医疗费用之后,可以为其支付80%的经过许可数目的内外科医生服务费。此外,还帮助门诊病人支付身体理疗,发音病理费用,并提供额外的家庭保健服务以及其他类型的医疗服务和医疗费用。参考文献:《美国社会保险考察》

日本

文献(日)坂脇昭吉《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

基本现状

同其它国家一样,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利用了保险原理,并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作为主体。

1、医疗保险制度

日本于1960年推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规定人人都必须投保,投保者患疾病时自付所需医疗费的20%至30%。个人缴纳的保险费与其收入成正比。对低收入者采取特殊措施予以减少,医疗保险分为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两类。健康保险是根据1922年的健康保险法建立的。其对象是各企事业单位的在职职工。投保人每月缴纳工资的4.2%,政府负担保险支出的16.4%,投保者享受补助金为最近3个月平均工资的60%,享受时间最多为18个月。国民健康保险的对象是从事农业和渔业的人员、个体经营者、无业人员。受保人每户年平均缴纳7.8万日元,政府负担医疗费用的45%。

2、社会保险制度

日本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由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其它年金组成。其它年金包括共济年金、福利年金、企业年金等。加入年金是由法律规定的。年金制度除了参加者缴纳保险外,还来自国库的负担。国民年金于1959年10月施行,对象是20岁至60岁的日本国民。厚生年金在日语中是提高生活水平,增进健康之意,该制度创设于1942年,对象是少数未满15岁的民间企业就业人员。福利年金则是针对70岁以上,由于特殊原因而无法享受上述年金或享受数额很少者。

3、失业保险制度

失业保险,日语中叫雇佣保险,始建于1947年。受保险对象为全部受雇于工业企业的雇员,保险金的资金来源为投保人缴纳收入的0.55%,雇主缴纳工薪总额的0.9%,政府负担救济费支出的25%和管理费。失业救济金的给付条件是被雇佣者在最近一年内缴纳了6个月以上的保险费,失业后又在“职业保障所”登记的人员,领取天数为90天至300天。

4、工伤事故保险制度

保险对象为全部受雇于工业企业之雇员,保险费由雇主缴纳工资总额的0.5%~12.9%。保险范围包括因公引起的疾病、受伤及工作能力的丧失、上下班交通以外引起的事故。工伤补助的标准依暂时性工伤和永久性工伤而有所不同。

(三)作用原因和特点

1、五大作用

事实证明,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起到了“稳定器”、“调节器”的作用。具体体现在:

(1)保障国民生活

战后,从总体上看,日本的社会环境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这从其政局比较稳定,失业率、犯罪率和离婚率一直比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均可得到充分证明。如在1970、1980、1990和1992四个年份,其刑事犯人数依次为51.9万、33.5万、18.2万、11.9万,总体上呈减少之势。而社会保障至少对保证国民生活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全民皆保险”体制的建立,使社会各阶层均获得基本生活和医疗保证;社会保险费运作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各阶层实际收入差距,从而缩小了社会不平等,避免或减轻了因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失业保险也使失业者不会因生活无着而铤而走险。

(2)缩小贫富差距

在日本,既无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巨富,也少有美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社会保险惠及较多的,还是各类中低收入家庭,而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在日本收入最低的1/5家庭中仅占1.9%。这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对国民收入一定的分配与再分配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3)强化宏观调控

战后,日本之所以能获得比欧美发达国家更为优异的经济发展业绩,与其更为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有着重要因果关系。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规模以刺激或抑制社会有效需求,是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支出又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有很大比重,如在1985、1990和1995年3个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关系费在日本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20.7%、18.4%和21.9%[9]。因此,增加或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即成为国家强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手段之一。

(4)减缓周期波动

在社会保险费收入方面,当经济周期处于高涨阶段,社会保险机构及各级财政和企业取得的收入也相对较多,从而相应减少了政府和企业的实际支付压力,这无疑会对社会需求从而对经济高涨产生一定刺激作用,以致对经济复苏产生积极影响。而在社会保险支出方面,经济出现萧条或危机时,社会失业势必增加,社会保险机构必然要支付更多的失业保险金,失业者利用这部分资金购买必要生活用品,即形成对社会需求的有效扩大,而在经济高涨时期则相反。

(5)开发人力资源

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个人和家庭对劳动力培养和训练费用支出的不足,对培养和开发本国人力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

2、三大原因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发挥上述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具有以下优势:

(1)按照本国国情建立,社会保障具有日本特色

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尽管也借鉴了美欧经验,但主要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一是对社会保障涵义的界定起点高。如何确定社会保障的定义和范畴,是筹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从“劝告”中,我们可知日本在当初确定社会保障范围时,不仅包括所得保障,还包括社会福利和医疗等社会服务。事实证明,这一界定是符合战后社会保障的国际潮流的。二是保险费用负担全民化。日本基本上遵循被保险人、事业主和国家财政拨款“三者负担”的原则[10]。因为政府负担的费用,实际上是靠税收得来,所以,国民皆保险的实质是“全民共同保障全民”的生活。三是保险费的发放体现社会救助与个人能力培养相结合。

与西欧某些“高福利”国家相比,日本社会保障费的发放掌握尺度较严,这固然与控制财政支出和国民负担的考虑有关,同时也包含着倡导个人自立、自助精神和弘扬勤劳意识等意图。比如在失业保险方面,既组织失业救济,也为失业者创造再就业的能力和机会。

(2)抓住经济发展有利机遇,社会保障完善化、普及化

社会保障事业要得以长足发展,政府的积极扶植,尤其是国家财政的支撑,是首要前提。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总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战后,日本的社会保障大体经历了从战后开始至50年代中期经济恢复阶段的“形成期”;从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初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充实期”;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目前为止低速发展阶段的“转换期”[11]。

而1950至1973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经济面貌,而且也给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性机遇。以60年代为例,日本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0.9%,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以年均16.3%和15.2%的速度递增。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年均增幅达到16.3%[11]。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加速筹建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的步伐,到70年代初,这一浩大的“社会工程”已基本完成。

(3)以健全法制作为强化手段,使社会保障得以有效运营和管理

日本政府重视依法治理经济,一项经济制度的出台,均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可以说,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就是相关法规不断完备和充实的过程。

一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依法制定。社会保障的四个部门,均有与之相对应的法规和其他法律的有关条款,如社会保险,属于医疗领域的有《健康保险法》等,属于养老金领域的有《厚生养老金保险法》等,属于雇用领域的有《失业保险法》,属于保护领域的有《工伤事故补偿保险法》等,属于社会保险运营及管理领域的有《社会保险审议官和社会保险审查会法》等共28项[11]。又如国家扶助及社会福利,有《生活保护法》等共17项[11]。再如公共卫生及医疗有《医疗法》等共32项[11]。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管理有法可依,确保了其严肃性与稳定性。

二是实行分权式的管理体制。有五大机构:一为立法机构,为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二为行政管理机构,中央政府由劳动省与厚生省负责,只管监督,直接运营则由其下属的地方政府或共同法人组织承担。三为经办机构,中央办社会保障中心,地方为社会保障事务所。四为营运机构,为全国各地的保险公司。五为监督机构。

3、三大特点

首先,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广,普遍性强。从内容上讲,到目前为止,已形成包括社会保险、国家扶助、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医疗四大领域以及诸如健康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残疾人福利、老人福利、儿童抚养津贴、母子福利、传染病预防、精神卫生事业及老人保健等46项制度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保护系统[11]。就质量而言,例如实行70岁以上老人“医疗免费化”、儿童补贴“制度化”以及提高养老金发放标准和家属医疗保险支付比率等。从对象上讲,在1961年的良好基础上,更具全民化。

其次,社会保障目的由“扶贫”转向“防贫”。战后,日本的社会保障首先是围绕生活救济失业对策和传染病防治等领域展开的,具有很强的“扶贫”色彩。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贫困面日益缩小,于是从50年代后半期起,日本政府以保证全体国民生活稳定为宗旨,实施“防贫”对策,这意味着日本社会保障已完成了由政府救济向社会保险的过渡。

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范围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日本统称“公费负担”,其中属于中央政府部分称作“国库负担”,属于地方政府部分称作“地方负担”[10]。日本采取的是以“国库负担”为主,“地方负担”为辅。“国库负担”以社会保险为重点,“地方负担”分布较均衡,更直接地面向国民生活。

(四)面临的问题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经济社会环境均较有利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扩充和完善,呈现出诸多优势特点,并反过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但随着环境的变化,日本的社会保障又面临一些实际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失速

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扩充和不断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到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却呈现出明显的减速与停滞之势。即使在80年代下半期的景气时期,其增长速度也远未达到70年代中期以前的水平。而在步入90年代以后,长期萧条与回升乏力,更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就GNP的增长率来看:1996年~1973年高达9.4%,到1974年~1980年已经降低为4.1%,1981~1990年再降低至3.6%,1991~1995年则只有0.6%[12]。

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增长的长期失速,至少从两方面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一是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与企业经营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保障费财源日显不足。1966~1975年,日本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中的社会保险费支出年平均增长达26.3%,而至1975年~1995年却降为6.6%,下降近20%个百分点[13]。二是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以致加重了社会保障在失业保险方面的负担。战后至1973年,日本的完全失业者极少超过100万人,而在1975年达到100万人,以后长期居高不下。尤其在90年代更是迅速增长,1995年平均为210万人,1996年则增至235万人[14]。

2、人口老龄化加快

联合国将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的现象称为人口老龄化。70年代以后,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等原因,日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现今已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

19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4.9%,1990年提高到12.1%。据推算,2010年将达29.1%,2020年则为25%[15]。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平均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达到65岁;在65岁的人口当中,平均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去世半年前需要看护和照顾,其中又有一半的人卧床三年以上[16]。这意味着日本已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这样,日本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将进一步膨胀。日本在2000年4月曾推出了养老护理保险制度,以解决老龄化问题[17]。通过社会保险来共同支持老年护理所需要的设施、服务等费用,国家、地区政府、企业、40岁以上的人都要负担保险费。但该制度尚存在许多问题,其落实普及还需一定时间。

3、雇佣制度与家庭结构的变化

伴随雇佣制度与家庭结构的急剧变化,企业和家庭在生活和健康等方面的保障功能日趋弱化,原来企业或家庭承担的许多保障事务越来越转向社会承担。

战后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雇佣原则是终身雇佣制,它曾大大减缓了失业压力,减轻了社会保障在失业保险方面的负担。另外,企业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术培训等多方面的企业内保障项目和设施,从而替代和减轻了社会保障的负担。步入70年代,由于经济形势的萧条,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导致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日本现今流行的临时雇佣方式必然加剧失业,大量的保障负担被推向社会。

战后以来,日本的家庭结构也处在迅速变化中,其主要趋向是核心家庭化(即至多有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两代构成的家庭),独身家庭化和家庭主妇就业化[7]。传统家庭的相互扶助和赡养能力有所下降,原来由家庭负担的一些保障功能也被推向社会,进一步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

4、政府的社会保障压力加大

由于政府办的社会保障面临越来越重的财政压力,民间办的社会保障得以迅速发展。但是,政府办的社会保障不仅具有稳定社会,提高国民经济水平的功能,还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社会保险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弱化了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但又不能代替前者,因此,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和不满有所增加。

俄罗斯

从俄罗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墓本原则和10年来的改革内容来看,社会保障体

制的雏形基本形成,社会保险各主要险种的原则性法律基础也基本建立,各种社会保险金的发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但是,目前的改革与政府希望实现的目标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就拿医疗保障改革来说,法律规定的强制医疗保险制度并没有完全实行,改革具有不完整性和局部性缺陷。尽管医疗保健拨款制度中的一些结构性改革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但医疗保健的许多重要原则并没有实现。如1.承保人(保险机构)之间缺乏竞争。许多地区没有建立医疗保险公司,而在建立了医疗保险公司的地区,其业务活动也仅局限于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2.医疗机构之间缺乏竞争;3.对患者来说,自由选择医生和医疗机构的权力仍只停留在“纸面上”,在实践中很难实现;4.无论承保人、医疗机构,还是医生暂时都没有更有效率地利用资金的动机。拨款机制仍旧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

(一)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医疗保健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

第一,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法规之间矛盾比较突出。可以说,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在一系列的法律框架下,按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和条例进行的。但是匆忙出台的法律制度本身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观偏好。根据这种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制定的政策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对于转轨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说,现有的法律法规除了具有质量上的缺陷之外,数量上也不能满足客观现实的需要。如有关大规模实行强制医疗保险的法律基础就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俄罗斯医疗保险法明确规定,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是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机关,负责保险基金的集中、分配和使用,监督和检查医疗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但法律同时又要求保留医疗保健管理机关。这样一来,在医疗保健体系的管理方面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然而,与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相比,医疗保健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既无权对基金会发号施令,又无权监督医疗保险基金的花费和支出。而且直接由医疗保健机关官员支配的资金额因基金会的出现而大大减少。这种现状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会加紧将地区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团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便尽快建立体系内的垂直组织管理结构,与医疗保健机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医疗保健管理机关的官员们,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使他们所蒙受的损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并设法延缓改革的进程。由此可见,在大规模实行强制医疗保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矛盾都是其法律制度不健全的产物。

法律制度不健全还表现在,法律制度多为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也就是说,没有与原则性规定相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如在强制医疗保险范围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地区间相互结算制度就没有及时制定出来。由此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公民在他生活的地区之外不能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在几个地区之间建立起来的、并发挥地区间治疗中心作用的专门医疗机构,不得不拒绝给其他地区的居民提供免费服务,因为它们的医疗费用仅仅来自其所处地区的预算拨款。

第二,社会保障多头管理,缺乏整体性和规范性,是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法规之间矛盾突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管理方面存在的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如在医疗保险基金会范围内,联邦基金会和地方基金会之间,基金会、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远没有理顺,各自为政、互相扯皮的现象屡见不鲜。

第三,保险基金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浪费严重。社会保险基金是用于社会保障的专用基金。但俄罗斯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存在较严重的缺陷,目前被挪作他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在1994年中期,积蓄在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的资金平均只有70%用于医疗保健拨款。而剩余的30%存入银行用作商业操作。到1994年年底,银行存款和闲置资金相当于全年进款总额的15%。存款收入使基金会的资金增加了4.4%。依照医疗保健管理部门官员的意见,强制医疗保险资金的这种使用方法是不合理的。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还把大量的资金用来配置电脑、购买小轿车和发放基金会人员的薪金。据统计,1994年用于发放基金会人员薪金的费用占基金会支出总额的3.2%。一般来说,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的劳动报酬状况和工作条件要好于医疗保健管理机关。这种为了满足私人和小集团利益而将保险基金挪作他用的现象,往往伴随着极为严重的资金浪费。

第四,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保障制度中实行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造成对某些劳动者(主要指贫穷的居民阶层)的歧视。各种社会保障量化指标没有同缴纳相应的基金数额挂钩,这主要是指暂时失去劳动能力、疗养服务等的补贴数额和失业救济金的发放。结果是缴纳同样的社会保险费,却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这种权利和义务相脱离的情况严重违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原则。这种既无效率又失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反而扩大了社会两极分化,使原本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据俄罗斯报刊透露,目前 6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不能领取儿童补贴,而这项补贴可能构成其家庭收入的20%—50%,而同时,所支付的60%的儿童补贴却发给了生活富有的家庭。这些补贴仅仅占其家庭收入的1%一3%。如果把不需要儿童补贴的家庭所获得的儿童补贴收回来,那么,所有需要补贴的家庭都能够按月足额地领取儿童补贴。其他的社会支付和补贴的发放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发放的失业救济金中,这项资金的40%以上发给了富有家庭,而社会上10%最贫困家庭的失业者所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却只占总额的1%。再如,临时丧失劳动能力的补贴也是如此。最富有的家庭约占补贴总额的75%,而最贫困的家庭所占的份额只有28%。

另外,转轨以来持续不断的经济衰退使企业拖欠社会保险基金和各种补贴缴费的现象十分普遍,再加上全社会(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还缺乏应有的认识,财政拨款不能及时到位,致使社会保障资金严重匮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支出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是制约社会保障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在进一步改革中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出现问题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改革中产生的上述问题似乎是转轨以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治经济危机只是影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在整体上实行大规模的“休克疗法”式激进转轨战略的条件下展开的。应该说,它是激进改革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案并不是改革家们深思熟虑的产物,它一诞生就深深地烙上了“休克疗法”的印痕。改革中出现的政策相互抵触,各改革主体行动不统一等问题,是这种改革方案的必然产物。我们认为,这就是影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层次原因。具体来说,是方案设计者对以下情况未能给予实质性的关注。

首先,忽略外部经济环境对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影响。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程中,企业支付能力、预算条件、居民收入等因素都会随着经济环境的波动而发生变化,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改革方案是在假定未来不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的前提条件下制定出来的。方案设计者们深信,摆脱中央控制其社会保障资金支出的地方权力机关和企业,一定会提供充足的资金来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他们认为,在经历改革之初短期的困难时期之后,经济会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而对有可能出现的长期经济衰退根本没有很好地予以研究。然而,事与愿违,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现状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其次,低估国家的调控作用。改革家们战略上低估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战术上必然忽视中央权力在保证法律实施方面的能力。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组织方面的改革不是只能部分地实现,就是被一再地拖延。而且由于行政管理能力、领导者的利益和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致使各地社会保障组织方面的改革五花八门,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俄罗斯国家作用的削弱、对医疗保健体制改革的性质和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各个地区的官僚们对改革持不同的态度,这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改革的效果。但是,无论是医疗保健部还是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都没有足够的权力监督联邦主体对医疗保健法的执行情况。而且在准备推行强制医疗保险的过程中,医疗保健部被改组为医疗保健和医疗工业部,该部的领导变成了以前在军队医院工作的人们。改革并不是他们呕心沥血之结晶,甚至于医疗保险的思想与他们在部队医院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经验和观点也格格不入。在成功地实行了强制医疗保险缴费之后,医疗保健和医疗工业部实际上便停止了规范强制医疗保险法律基础的工作,也没有继续对改革和医疗保险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保险各组成要素的推行就只能取决于地方权力机关的主观偏好了。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各地在改革的彻底性、速度和深度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强制医疗保险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律规定,彻底实现从一种医疗拨款制度(单一的预算拨款)向另一种拨款制度(医疗保险)的转变,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是各种制度成分的折中结合。据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的资料,1994年在俄联邦的23个联邦主体中履行承保人职能的只有保险公司,在14个联邦主体中履行这一职能的只有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在34个联邦主体中履行这一职能的既有保险公司,又有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

再次,未能重视政府官员的利益。在改革中失去部分权力,进而失去既得利益的政府官员是改革的主要阻力。然而,俄罗斯的改革者对此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或议员,也像社会上其他人一样合乎理性地存在着自身的利益,他们企图利用现存制度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的具体行为可能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至少不是单纯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包括:巩固自己的职位并力求获得晋升;更高的薪金;较小的工作负担;等等。而在一个等级制的政体中,上述这些目标的实现,一是通过扩大其下属的人数来间接地实现。对此“帕金森定律”认为,无论政府工作量是增加还是减少,或者已根本没有工作了,政府机构的人员数目总是按同一速度递增。二是官僚们直接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各种特权和更多的附加福利(如健康保险、养老金,以及奢侈的豪华办公设备、旅游式的出差,等等)。因此,不能假定一旦他们当选,且成为政府官员,就突然神奇地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仅仅谋求公共利益而不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总之,理论上可以推断的是,政府虽然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来试图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从而或多或少地体现公共利益,但政府官员却可能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自然也会体现在其决策行为中,从而体现在政府所制定的决策中。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一些权利的丧失是否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其他好处的补偿,如果得不到补偿,那么,官僚们能否执行侵害其利益的政策法规,就取决于一套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和对其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了。就拿俄罗斯医疗保健体制改革来说,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执行权力机关领导支持改革的地区,就出现了相当多数量的保险公司,作为非在职居民医疗保险费的预算资金也能上缴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而在官僚们不努力或者阻碍实行强制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任何法律都无济于事。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地方的实力对比,取决于官僚们对实现其利益的新的机会的认识程度。山就是说,它们的行政管理能力并不是用在有关法规的实施上,而是用在了从新情况中为自己挖掘更大的获利机会上。对部分官僚来说,实际上改革为他们提供了获取更多利益(高额保险年金)的可能性。

最后,未曾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非短期性。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才能实现。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来说,过渡时期的特征是:投资额下降,主要基金的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速度加快。也就是说,职工的劳动保护水平大大降低,生产环境状况严重恶化,劳动强度经常毫无控制地增加回。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性和生产性疾病的发病率、生产性事故就会急剧上升,工人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职业风险水平比较高的部门尤为如此。对许多企业来说,经济上的自主性往往伴随着财政上的不稳定性。这就决定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保障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必须加强社会保险在社会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想增加社会保险金、提高保险基金会的财政支付能力,就需要建立一系列财政“缓冲器”和财政平衡机制。如建立能在主要险种之间开展再保险业务的社会银行;建立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保险互助机制。这一点对职业风险比较高的部门(如煤炭工业)尤为重要,因为在新的条件下,这些高风险部门离不开其他部门的一致帮助。因此,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必须依法确定不同社会保险部门的保险费数额,定额确立社会保障所必须达到的最低水平,建立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保险互助机制。同时还需要建立各种能使保险费与部门赢利率、利润和税收提成相结合的机制。而所有这些社会保险制度都需要在国家的有效协调下渐进地形成。如医疗保健市场上真正竞争的出现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不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将会发生的是:当这种竞争还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的时候,那么,在过渡时期医疗保障筹资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医疗保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未来的改革应从本国国情出发,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社会经济实践中,西方各国根据本国实际逐渐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转轨国家吸收和借鉴这些内容,有助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少走弯路,缩短过渡期。我们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教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确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水平;以渐进方式使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全社会;依靠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征集社会保障基金。

篇2:通识课论文

——通识课学习报告

来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进行EMBA学习的两年中,最能感受北大人文精神的课就算数程郁缀老师的通识课为最了,程教授简直就是古诗词的活字典,诗词歌赋信口拈来,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并在音律中总能寻找到智慧的光芒,给人以启迪和深思。更有在当今提笔忘字的时代,程老师这手漂亮的板书也让我念念不忘,历历在目。程老师幽默、风趣的声音又再耳侧。更能通过程老师的言谈举止感受到千年文字给我们的共鸣和醍醐之响,现将学习程老师通识课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下:

一、程教授谦逊而低调,并以身作则,如开场语:如果有三句话对你有所启发,我想咱们今天晚上的三个小时,就没有浪费您生命的三个小时,我很自信至少有三句话可以使大家有所收获。我建议大家先把手机关掉,“浮生难得半日闲”,难得有空北大听课,这是北大的课堂,就按着北大的纪律来,我的手机也关了,如果有特殊情况,您可以发一个短信,不要影响别人,如果你出去接电话,就不要再回来。因为你来回影响别人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尤其是他的自我评价,说对程老师最好的感谢不是掌声,是把你的孩子培养送到北大来,如果有一年9月1日北大开学了,有一个孩子从新生队伍中走出来,说我爸爸让我找你来了。

如思朴素而又寓意深刻的话语,让我们每个学员深深被折服。

二、借詩言情,咏诗言志,诗赋管理理念

程老师在讲到杜甫诗时,通过杜甫的诗给我们传递了我们每一代人都应该弘扬这个遗产。杜甫有一首诗叫做“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实际上天下的月亮都是一样的明亮,但是在热爱自己家乡的人中,家乡的月亮是最明亮的,有最深厚的情感,曾经说过,“土是脚下热,月是故乡明,寥以千字文,表我赤诚心”,所以热爱家乡的情感是非常美好的情感。朋友们,这便是屈原留给我们炎黄子孙最伟大的精神遗产。

还有一个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离骚》中有一句名句。叫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还有一句,说“亦余心之所善兮”,我心中认为美好的东西、美好的理想,追求这个美好的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哪怕是九死也绝不后悔。这样一种为了伟大的理想而九死不后悔的精神,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我们一定要认准目标,弃而不舍、百折不挠、九死不悔,这样才能成就一个事业。

犹如王国维说,人要做大学问、做大事业,一定要经过三种境界。第一个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目标的选择,第二个是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是什么意思?是形体消瘦,为了一个目标形体憔悴也绝不后悔,这样我们才能完成一个事业。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培养他这样一种精神,认准一个美好的目标,要有弃而不舍,不屈不挠的精神。

老师讲到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滴水穿石。滴水之所以能够穿石,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持之以恒;你看我也持之以恒,我每天滴、每天滴、每天滴,能把石滴穿吗?不能滴穿。第二个,目标唯一;程老师认为,有此精神则能将万事可成。如果您的孩子做到了这八个字,持之以恒、目标唯一,没有成就不了的事情。有此精神则万事可成。所以朋友们,我们应该宏观这样的精神。老师叮嘱大家:你们都是事业上很成功的。你们都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要有弃而不舍的精神。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纯洁自己,自我修养,一尘不染。屈原在《离骚》中说,“民生各有所乐兮”。这里的民生不是指民生疾苦,民生就是人生。人生各有所乐。你喜欢看书、我喜欢开车、他喜欢打牌、他喜欢游泳,各有所乐。屈原说,“余独好修以为常”,我独独跟别人不一样,我喜好修养已为常行、已为常态。这种好修为常,程老师再配上四个字,怀瑾握瑜。好修为常。这八个字可以让人写一写,放在你们办公桌子后面,有利于你们的廉政建设、不贪污受贿。“好修为常,怀瑾握瑜,一尘不染”。

屈原这方面从年轻的时候就注意,年轻的时候他喜欢《橘颂》,歌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歌颂一种品德,独立不迁的品德。一个人不能随波逐流,能够有自己的主见,不能随波逐流,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同流合污。程老师讲了一个故事,预示任何事物没有觉得对好和绝对的坏,主要是看环境和场合,才是判断的标准。橘子这个植物的有一个特点,它长在淮南的时候,结出来的就是橘子。如果把这个树挪到淮北以后长出来就不是橘子了,是什么?是枳。

晏子使楚的故事。深刻也智慧!

三、方寸文字,胸罗宇宙,感慨颇多

程老师讲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16个字,还是给我以震撼,老师说是叫做千古永恒名句。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处在大海之里,落在大海之里。灿烂的星星,汉怎么说不?汉是银河。灿烂的星星和银河,浮沉或倒映在大海之里。太阳是宇宙中最灿烂、辉煌、最伟大充实的形象。宇宙中没有比太阳最辉煌的东西了,没有比太阳在灿烂的东西了。但是就是这个最灿烂辉煌、最伟大充实的形象,它出出在大海之里,落入在大海之中,仿佛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大海的怀抱。所以这几个字写出大海那样一种抱拥宇宙,吞吐日月的壮阔的气势。人在大海面前,他的心胸会有一个开阔;他的灵魂会有一个净化;他的静载会为之提升;人生观会发生变化。宇是空间,四方上下为之宇,四方是东南西北上下,空间叫做宇。从大海面前一站,从宇、从空间说来,我们只感到天高地广、茫茫无际,我们每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

从大风纷兮才有宙。什么叫宙啊?宙是时间。往古来定为之宙。古往今来叫做宙。宇宙是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宇是一个宙的无边无际、无边无际,横的,无边无际的空间。宙,是时间,是中的,没头没尾。时间不知道何日而起,不知道何日结束。所以宇宙是空间和时间组成一个宇宙,离开某一个都不能是宇宙。

所以从宙的方面,往古来定为之宙。我们在大海面前一站,我们感到“岁月悠悠”,我们也不知道多少代、多少代过去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多么的短暂啊!所以大海面前一站,人的心胸会开阔。

第四、读好书、交好人,学好知识

程老师认为人生有四等人。最高尚的人是圣人。是像杜甫这样的人,是“宁苦身以累人”,愿意把大家作为朋友,咱们一起“虽不能知,然心向往之”。第二种人是“推身利以利人”,程老师自信能够做到。第三种人,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第四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所以我们应该向往第一种人,做到第二种人,警惕三四种人。

一个人如果能够为自己做事,做成事、做成好事、做成大好事,那是您的才、那是您的能,那是您的才能。如果为别人做事、做成事、做成好事、做成大事,那才是您的德、那才是您的行,那才是您的德行。

如,程老师在讲陶渊明29岁以前主要是读书,他自己说自己“好读书不求胜者”,不求胜者现在也不好了,孩子你怎么这么马马虎虎,不求胜者啊,不求胜者是贬义词了,但是以前没有贬义,这就是陶渊明那种读书方法。陶渊明读书方法,抓住文章的大意,不钻到字句的牛角尖里去。所以他没有会意,一旦领会到某一种意思,便兴难忘食,便高兴的忘记了吃饭。“好读书,不求胜者。没有会意,便兴难忘食”。是陶渊明的读书法,叫做不求胜者法。

如苏东坡的读书方法是“八面受敌法”。具体是,比如说读《红楼梦》,第一遍读,主要关心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读完了一遍以后,从头再来关心人物形象怎么样。第三遍,主要关心情节、结构怎么样;第四遍关心它的语言风格怎么样。每一遍关心某一个方面,这叫做“八面受敌法”。

第五、学会感恩,目标高远、净化情怀

程老师在讲李白是诗时,告诉大家听完他的课至少能背上一句李白的诗歌,那就是“一杯一杯复一杯”。下次你跟朋友喝酒,你说人家唐朝诗人李白说,一杯一杯复一杯,咱哥俩先得干三杯。这是何等风趣幽默!

“在人与人交往中,如果一个人真正做到忘我,那么他就永远不会被别人所忘记。”

“思念别人和被别人思念都是很幸福的。”最怕的就是他从来不思念别人,也没有一个人思念他,这种人生是最寂寞的人生。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丈夫贵兼济”男子汉大丈夫可贵之处在于兼济兼善。“岂独善一身”,哪儿能只管自己一个人好呢。

篇3:法律通识课教学方法改革刍议

作为高校开设的法律通识课而言, 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让当代大学生了解法律常识, 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基础性理论, 更为重要的在于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 养成依法行事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因此,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改革传统法律通识课的教学方式, 提高教学效果, 就成为摆在法律通识课教师面前的重要问题。

与其他类型的高校通识课类似, 目前许多高校法律通识课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学生学习的目标不够明确, 学习积极性有待调动

对于为何要学习法律通识课课程, 不少大学生不甚了了, 由此也决定了他们中一些人对于这门课程采取敷衍塞责的消极态度, 甚至不愿意认真听课, 去而不听;更有甚者, 以各种理由向教师请假, 不去上课。高校法律通识课课程安排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上课, 这本来应是一件好事, 但大家彼此缺乏有效的交流, 上课时听教师讲授, 下课后即各自散去。由于是大班授课, 老师难以切实掌控课堂的纪律, 也难以组织有效的课堂讨论。

二、教师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提升的空间

一般而言, 法律通识课教师教学方式以讲授法为主, 由于学生的人数多及专业情况复杂, 教师教学难以做到更有针对性的进行讲授。部分教师的多媒体制作不够生动、丰富, 有些教学所使用的案例与学生现实生活贴合的不够紧密, 难以真正说服学生。法律通识课上课的时间通常是在周末或者晚上授课, 每次上课的时间过久, 教师和学生都疲惫不堪。课程学时较短与丰富的教学内容之间存在很大矛盾, 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里, 教师难以将所有的知识点都讲解透彻。

三、大班授课, 教学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高校法律通识课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是以大班授课为主, 人数大概在100人上下。在通常情况下, 高校法律通识课的课堂教学是以教师在讲台上唱独角戏为主, 师生之间互动不强,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不够, 由此导致了高校法律通识课学生的听课效果往往大打折扣, 教学效果难言良好。高校法律通识课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是:坚持课程的时代性与先进性, 坚持强化教学过程的系统性与有效性。

首先, 明确高校法律通识课的教学目标。高校法律通识课不同于法律专业教育课, 它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专业技能和专业学识, 而是要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法治的通识教育, 使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较短的学时里培养其具备一定的法治意识。这一教学目标不仅教师要明确, 大学生更要有深刻的认知。要让学习这门课的大学生懂得, 通过法律通识课的学习, 不是为了简单地提高政治素质, 更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法治意识。

其次,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创新教学手段。研制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课件, 努力促进课堂讲授与课件演示相结合, 课堂教学与教学网站相结合, 教师授课与学生讨论相结合, 语言文字与音像资料相结合, 课堂教授与模拟法庭相结合, 等等。通过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 把学生从传统教学的沉闷的课程教学中解放出来, 达到既形象逼真地传授科学知识, 又激发大学生学法律、爱法律的兴趣。

最后, 努力构建案例式、讨论式、对话式的教学方法。整合课堂教学内容, 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和学生的实际情况, 以学生所关注的问题为中心, 进行案例式教学。按照教学目的, 尽量选用最新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法律案例来进行教学, 课堂教学突出新颖性、时代感、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力图构建以培育大学生的法治意识为主线, 穿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文历史背景, 宣传积极的法治思想方法和观点, 剔除案例中的不利因素, 教学内容新颖、丰富, 着重于培养学生的法治思想和法治意识。在教学过程中, 要努力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总而言之, 新时期高校法律通识课教学要发挥科技前沿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训练的魅力, 结合不同高校学生的实际情况, 抓住青年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心理, 营造自主式、协作式的学习氛围, 努力实现师生对话、学生讨论、线上教学与线下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将相对枯燥的法律学识与学生所关心的问题紧密联系,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法律通识课教学效果, 最终达到提高大学生法治意识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庄伟民.高职院校法律通识课探讨[J].教育与职业, 2010 (35) .

[2]骆正言.法律通识课教学方法新探[J].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 (2) .

篇4:浅谈通识课教育质量评价现状

【摘要】 通识课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国际化取向,通识教育不仅可以教会学生广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独立完成科研课题的能力。但是对于通识教育质量评价却是关注甚少,本文从通识教育现状、教育质量评价现状、评价功能实现存在的制约因素三方进行阐述。

【关键词】通识课 质量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2

通识课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国际化取向,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作为国际化议题越来越受各高校的重视,原因是通识教育不仅可以教会学生广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独立完成科研课题的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识教育的教学质量关系到高等教育的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通识课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通识课教学监督评价。“对通识课来说,对其进行检视,评价是变革的前奏。”可见,通识教育的教学质量的评价是极其重要的。

一、通识教育现状

(一)通识课的开设准入机制不严,教学质量难以监控

通识课的管理一般是有教务处某个科室在负责。对开课的基本程序是由各院系自发申报,经过简单审核,由于课程量不足,一般申报的通识课程都能获批。同时,由于修读通识课的学生专业不同、知识结构不一,且满足不同专业学生修读一般开课时间都定于晚上,学生一天课的疲惫无法集中精神学习,有学生甚至把上通识课当做休息。(二)通识课开课量不足,类别比例失调

相对国内知名大学,一些本科地方院校,大部分存在开课量不足,学生选课紧张,在采用优先制选课的规则下,部分课程可能在短短一两小时内就被“抢光”了,学生为了满足毕业学分,只能退而求其次的选课。更有甚者,因为课程资源不足而直接指定统一开设课程。

(三)学生对通识课的认识存在误区,选课存在娱乐性和盲目性

当前高校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相对于专业课必修课、公共基础课等主科“一类课程”,通识课被划分为“辅修”二类课程,修读这类课程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按培养计划修够一定学分方可毕业。是否可以真正学到东西并不重要,混学分现象严重,完全违背了通识课设立的初衷,根本无法实现文理沟通,融合学科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效果。

二、通識课教育质量评价现状

(一)没有科学的通识课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通识课的开设管理部门没有认真的审核,为了凑课程门数教师申报一般都可以开设。在质量监控方面也很欠缺,大多数是沿用专业课程评价的标准,指标杂论无序甚至没有通识课质量评价标准。该门课程是否有必要开设,该什么时候开设等问题都没有进行论证。没有有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二)评价目标不够明确,评价内容不够全面

课程的开设具有随意性,评价目标和内容显然也具有一定得随意性。通识课程的开设是为了培养通才的培养体系中的一个手段,而课程的开设也应该考虑到“通识”这个含义,充分发挥“通识”的作用,评价应该根据这一特点设置评价目标和评价内容。

(三)评价的标准不能突出通识课教育的特色

通识教育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见识、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在这种培养模式下,学生需要综合、全面的了解人类知识的总体状况,所以笔者认为对于通识课的评价不能仅仅根据框框架架的指标来衡量课程。通识课重在全才的培养,不是单纯知识或者技能的获得,在对通识课教育质量评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角度多维度的评价。

(四)师生没有积极投入到教育评价中

现在的通识课考核一般就是考查,所谓的考查就是学生上完一学期的课,老师要求交份报告或者小论文。通常情况下学生将教师给的题目放入百度窗口,作业就出来了,而教师对学生交来的作业不报太大希望,随意置之,根据平时出勤、课堂表现情况给出本门通识课程的评价分数,也不报太大希望,随意置之,根据平时的出勤情况、课堂表现情况等基本无关课程评价的指标给出本门通识课程的评价分数。

(五)管理部门对通识课教育评价不重视

管理部门对于通识课教育评价基本也只是通过学生网络评价来对教师上课排名,这个评价具有一定得片面性。有部分学生会有不负责的态度对教师进行评价,没有客观公正的进行评价,不能准确的反应通识课程的教育质量。

三、通识教育评价功存在的制约因素

(一)理念制约因素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实用主义观念。反观我国大学教育传统,实用主义严重侵蚀着我国的大学精神,高等教育过分强调社会功能,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工具。对通识教育理论内涵缺乏深入的认知,认为通识教育教育就是多增加一些选修课,基于这种误解,通识教育目标的设定与通识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

(二)制度制约因素

任何理念都需要相关制度的支持和配合,否则就没有成长的根基,难以扎根发芽。实施通识教育评价也一样,通识教育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上。从实践中看很多大学通识教育评价难以实施开展,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制度化保障。

(三)资源制约因素

通识教育评价改革需要特定的师资力量物质基础的支持,倘若不具备这样的资源,实施就会受到阻碍。教育经费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备资源,教育经费不足是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学校注重效益提高,专业品牌效应,经费分配往往偏向科研、巩固优势学科、开发项目、实验室等方面,对于不能直接效益的通识教育则没有专项经费。通识教育评价实施建议使用网络、实验室等设备,通过社会实践、校园活动、教学表现等多种途径、多维度考查实施情况,对于条件不具备的学校,是实践者进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四)师资制约因素

我国当前教师规模,以及教师教育科研能力也是制约通识教育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必须调控师生比,积极培养高校通识教育师资。

(五)行为制约因素

我国目前通识教育评价主要集中在课程教学评价,受传统教学评价影响,众多教育工作者重视学生学业的评价,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衡量通识教育效果的主要依据,突出评价在认知方面的能力,而缺少对通识教育整体价值的关注。考试成绩能体现的最多是教学目标的功能,而通识教育涉及教育环境、教育水平、学生发展、课程设置、经费保障、制度建立好和运行等多方面,虽然学生发展最受关注,但是学生的发展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得,还要考察学生的需要、思想道德素质、能力、个性、情感素质的培养。

大学通识教育在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识教育评价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大学通识教育实施效果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大学通识教育发展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黄坤锦.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美国心灵的攀登[M].台北:师大书苑,1995:332.

[2]邓现梦.高校公共选修课教学管理中在在的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9(1):158- 159.

[3] 魏百军.新建本科院校转型期发展策略研究[J].高教探索,2007(4):56- 58.

[4]王刚.通识课学习系统的教学效果研究[N].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

篇5:通识课心得

怀着对大学生活的憧憬来到了移通,接受了移通学院特有的通识教育,特别是通过上胡玥老师这节课真是让我感触挺深的。还不完全清楚专业课和通识课有什么区别的我们在她将专业课比作智商和学识,把通识课比作情商和见识后,反正我是彻底的领悟了。总算明白以前有的人为什么那么牛,一开口就能跟别人聊得来,而且聊的话题还是千变万化的,就是因为他们有了许多的知识贮备,有的人每天都在学习进步,活到老学到老,还涉及学习不同领域知识,这大概就是受了通识教育的影响。

我作为一个90后,从20世纪跨到了21世纪,处在我们这个年纪也是烦恼,因为在世纪过渡时期或者是每进入新的一个世纪,不管是教育、社会、个人都是会改变的。作为过渡世纪的年轻人,不能像上一代人那样只拥有专业技能就能发财致富,而且是真的不需要太多、太广的知识,只需要在哪一方面精通就行了。而我们这一代从小也就被那样为了一个专业技能人才而被培养长大,从小就失去了多方面学习的机会,从小也是为了应付考一个好的初中、高中、大学而放弃自己独特个性的养成,说实话,那种人才早有一天会被机器所取代的,处在过渡世纪的我们,不能像上一批人那样只精通技术就够了,要想全面发展,可是又不能和人家21世纪的从小各方面培养的全面型人才相抗衡。所以大学面对社会就业压力,我们要相信我们是通识教育下的全面型人才,虽然不能和21世纪从小培养的全面型人才相比较。但是我们一定要自信,相信通识教育在大学带给我们的改变,会让我们自己得到提升,眼界得到开拓,我们决不能成为专业技术型人才,否则在未来某一天会发现自己被这个世界遗弃,我们要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努力学习通识教育,不断让自己成为一个思维创新的全能型人才。这样才能让通识教育的目的达到。

在我的价值观里,认为通识课对于个人、社会、国家都有一定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让我们纵观全世界,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嘛,什么奇异的、好玩的东西都可以了解到,自然而然,了解的东西多了,也不至于像有的知识浅薄单调的人和一个学识见识都广博的人谈话却不知从何谈起,它亦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形成自己独立的思维和独特的个性,确立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其次,对于社会而言想要社会进步,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必须通过通识教育来提升自己,从容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还有互联网思维、大数据库等当前热点,相信这些随着社会发展也会持续发展壮大的,在通识教育下的人才也会壮大自己,让社会持续发展。最后,对于国家而言,以前总听说,国富则国强,还有历史学过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铭记于心的真理。所谓国富,就是内外兼强,在国内,培养通识性的全能人才,在面对国外的外交时,要摆出自己立场,要站得住脚跟,要形成能够有发言权的国家,想要实现,就是需要我们国家多培养创新型的全能人才。自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我们国家也算实在蒸蒸日上,尽管历经大国霸权实力的挤压,不过在近几年不管是什么一带一路、亚投行、互联网+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作用的,大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这就是重视通识人才培养的结果,还有去年我们举行的那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让各国看到了中国的成长,但其实我认为有许多国家还是对中国不满意的,但我觉得没什么,就像人生一样,人生路漫漫,即使你变得再完美,也会有人不喜欢你,喜欢在背后捅你一刀,国家亦是如此,一个国家再怎么强大,外交再怎么有实力,不可能让每个国家都看好你,这不就成了霸权主义了嘛。总之,通识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也是功不可没的。让它伴我们的大学生活翱翔吧。

工管4班

篇6:通识课photosho大作业

找一风景图片和头发细节清晰的图片,根据通道原理将头发抠出,合成图片,将文件存储为学号-姓名-通道抠图.jpg。

3. 大作业(不少于8个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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